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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贵妃是什么人

中国历史，就从文献最少的夏代起计，每一个朝代，大抵都有些特出的女人。“特出”，
指其本身的姿色美丽以及和政治的关连；任何一个朝代的美丽女人，倘若没有强烈的政治陪
衬，便不会享大名，流传后世。
举例来说，最古老的夏代，末代帝王桀的妻子妹喜；其次，商殷的纣王妻子妲己；周的
幽王之妻褒姒。被列为亡国的美女，是祸水！虽然褒姒并未使周亡，但丈夫被杀，王都东迁，
人们也就含糊地将之列入亡国祸水类中。
这是中国史上可考的最早的三个朝代，便已如此了。往后去，文明进化，政治权力兴替
间，总会有一些美丽的女人出现，组织和构成所谓的“历史悲剧”，于是乎，有所谓“女
祸”，有所谓“红颜薄命”等等说法。
那些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大致是少有“福寿全归”的。长春不老的夏姬下落不明；西施
是否被淹死不知道，后人珍惜一名美人，把她送给范蠡作结，聊以自慰而已；其余如楚霸王
的虞美人，汉高祖的戚夫人，死得都很惨。王昭君虽然嫁得很好，丈夫死了，丈夫的儿子再
娶她（不是她的儿子），一样有崇高的地位，但在汉民族的心理上，这样的远托异国，又总
是可悲的。再往下数，历代美女，几乎脱不了悲终。而从青春华茂到悲辛收场，有史以来，
集其大成而又奇诡多变，故事流传最广最久的，要算唐朝玄宗皇帝的贵妃杨玉环。
我处理中国历史，以夏禹为有史之起点，以前自然有，但只是一些传说，完全不能称为
史，此后，我的大划分代为：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南北朝的大混乱；唐玄宗天宝之乱；蒙古
人统治中国；孙文创中华民国。
这个大划分，以唐玄宗天宝之乱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天宝之乱以后，中国就长期向
衰了，这是从文治教化整体的辉煌而言，一时的武功或疆土扩大，是不足道的。
天宝之乱，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自应是当时的皇帝李隆基，但史家和文学家们，把天
宝之乱的重点落在马嵬坡事件上，于是，杨贵妃便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代表人物。
这其实是很荒唐的，但把一个并非政治性的女人来承担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包袱，又是
中国趣味——中国哲学的奥妙所在。
把这个大包袱让杨贵妃背上，在当时就已如此了，在此，可以引二十八字为证；唐僖宗
朝宰相郑畋有诗如下：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
人。
这一首诗后面十四字去掉也不妨，前面十四个字，写尽了大唐皇朝由危亡到复兴的关键
所在：“杨妃死”，危亡的厄运解除，“肃宗回马”，即太子李亨离开父皇而领一军奔灵武
自立为帝，展开反攻，收复失土，中兴唐皇朝。亦即“云雨虽亡日月新”七个字所表现的，
“云雨虽亡”是杨贵妃的，“日月新”则是唐肃宗的，那意思是：杨贵妃虽然遭难但唐皇朝
终于复兴。
这一首诗包含的意义很广，对杨贵妃之遭难，寄予同情——一死而中兴国家，死亦得所。
——中国的旧诗，作得好的，常能用极少的字包括叙事和评论在内；但毛病在于这需要
熟知史实的人才能了解，即以上举郑畋这首诗，后来被人改（或抄误）成“玄宗回马杨妃
死，云雨难忘日月新”，本意全失，且成俗唱了。
我引此，用以证唐朝人把本朝的兴亡之际的大包袱推到杨贵妃身上。而这一段历史，又
是中国史的转型期，是以越到后来，杨贵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大了！从夏禹开始到现在，四千
零数十年间，没有一个女人身负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的！
平时，我们泛泛而道杨贵妃，一个美人，自霓裳羽衣舞至宛转蛾眉马前死，繁茂悲辛的
故事，乃至情天长恨，属于儿女情的，但是，扩大了来看这一个故事，所包含的实在很多。
以上是杨贵妃故事政治、历史的方面。
而在文学上，杨贵妃其人更张广大，自公元七五六年杨贵妃死（官定的死期）到如今，
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了中国文学创作最大最广的共题。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
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
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在杨贵妃生前，文
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
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
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
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于自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借此来练习和表达自
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对咏杨贵妃故事是极为热衷者之一，李商隐所作不及《长恨
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评断，而且多局限于儿女情，不过，从李商隐的作品中，却让我们
得知了：唐人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惊的宽容程度，举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
这首诗是讽刺的，但力求在“考试”中作惊人语，结果却不伦不类了，褒姒“使”她的
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这成了什么话？但由此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另
外，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
虽没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
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同诗最后两句：“如何
四纪为天子，不及芦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王辇何由过马嵬”，那是直接批
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
山有感”咏杨妃云：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这首诗一些也不见好，但却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
以后处境的尴尬。诗虽然不见佳，但总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乱地取了一些诗句，为了引发杨贵妃故事的若干特出点。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的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取
儿媳为妻。
这是杨贵妃故事的第一阶段，当中国的社会道德律更变之后，有许多“卫道”之士，拼
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
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
啊！到了清朝，中国自南宋以来积累起来的社会道德律，几乎比泰山高，比长城固，如朱彝
尊其人，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寿王妃，但却
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唐朝人自己不以为是违反道德律的；官
文书记载，至今仍存，后人为了后起的对妇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从而也可见中国
的文化的向衰。为此，在讲故事之前，特别将它提出来。
关于杨贵妃的婚姻，现存“唐大诏令集”（按即皇帝命令，俗称为圣旨的东西）卷四
十，“诸王册妃”类，及“王妃人道”类，有两封诏令，直接提到，一封诏令，间接相关，
摘要如下：册寿王杨妃：“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
帝诏曰（中略）……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公辅之门，清白流庆……今遣使户部尚
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尔为寿王妃……”
“同中书门下”，即是宰相。册杨玉环为寿王妃，有年月日可查考。册妃，等于现在的
订婚。“册”后，尚有不少繁文褥节（见开元礼），大约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结婚。估计：
杨玉环嫁到寿王李瑁那儿，应在开元二十四年夏秋，再推迟些，或开元二十五年初春，要再
迟，便少有可能了。（按：旧、新两唐书的杨贵妃传，对杨玉环出身，似有故意的错乱或隐
蔽，旧唐书连杨贵妃的父名都弄错，且完全不提先嫁寿王事，新唐书主修者不敢太抹煞事
实，加入先为寿王妃语，但对杨玉环的父叔，却蒙混过去，因为新唐书取旧书资料，二传皆
乱采传说，荒唐不经，不必深信。）
寿王的亲母武惠妃，为皇帝所极宠，她的女儿咸宜公主嫁杨洄，据史书载：杨洄与岳母
武惠妃同谋，陷害三位皇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五年四
月，将这三个儿子废为庶人，随后又赐死于城东驿。武惠妃这样做，据说是为她亲生的儿子
李瑁夺取太子地位，这是可信的。然而，武惠妃本人，却在同年十二月死了，死时才四十
岁。史书说，武惠妃是被三位皇子的鬼祟而死的。
至于杨玉环入宫，中间有一个转折，并不是名义上直接由寿王妃变成贵妃的，“唐太诏
令集”卷四十有“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中曰：“……寿王瑁妃杨氏，……属太后忌
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宜度为女道士。”
此敕文不曾留下年月，但仍可以考据的：第一、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必然是皇帝先和她
奸好之后的事，据《新唐书》本纪第五玄宗纪，开元二十八年条下云：“十月甲子幸温泉
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虽缺了年月，但参照本纪，我们可以定出：皇帝和儿媳杨氏奸
好，当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或稍早，但以十月赴温泉宫时带到骊山以供淫乐的可能最
大）。如此，则度为女道士的正确时间就容易考出了，李隆基的亲母窦氏（太后）死忌在正
月初二。敕文中“属太后忌辰”，当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公元七四一）
杨玉环做寿王的妻子，应当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结婚至四年，岂有再是处女之可能？何
况，唐朝人又并不重视处女膜的。
杨玉环入宫为女道士（在内宫的太真观，不是长安市的太真观），过了四年多，才被册
立为贵妃。
父、子之间共妻夺妻，以“女道士”作为过渡，说起来，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亲娶的
是女道士，并非儿媳。儿子则在这四五年间没有正式妻子了。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七月
二十六日壬辰，皇帝再为儿子寿王册韦氏为妃，册韦氏为寿王妃诏，亦存，同见“唐大诏令
集”卷四十，皇帝为儿子再册妃后，八月六日壬寅，即册杨太真为贵妃。两册时间头尾在内
共十一日。双重喜事来得也真快。
杨贵妃入宫问题，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国历史、文学、乃至社会上的大问题，卫道
之士，竭尽心智要缝补一个古人的处女膜。以现代观念看，这是很无聊之事，但在过去六百
年间，此事关系社会风教，大得很。
南宋以后，中国女人裹小脚，等于半废了二分之一的人口，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
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脚，使中国长期不能进步，这是因，而此因又可以说出在杨贵妃的
身上。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杨贵妃又背上了一个社会道德的包袱。
在此，先交代了属于正派的有关杨贵妃的大事，这属于严肃和沉重的一面。下面，我再
作一篇引言，讲讲马嵬坡事件的来龙去脉。读者们将来看故事，可以有一个概念，同时，也
轻松一些，把杨贵妃可能没有死而逃到海外说一说，考一考，事属渺茫无稽，但很有趣，至
少比使杨贵妃背着上面所说的包袱为幽雅和风趣一些。

二、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

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传播最广和久远不衰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作者白居易以杨
贵妃的故事串连成此巨制，他写杨贵妃在马嵬坡事变时：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这是文学作品上记杨贵妃的死，是记实。只小有考证上的错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时间
为：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六月丁酉（十五日），其时，天子只四军，据
旧唐书玄宗皇帝纪：“六月壬寅（二十日）次散关，分部下为六军。”
“六军”是在杨贵妃死后五日才建制的。马嵬坡事变，只可称“四军不发”。不过，文
学作品上这样的小误，实无损记实，因为有不少专家编著的史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等，也一样系错了时间，甚至，连旧唐书本身，也前后错记，六军建制，玄宗纪系时和肃宗
纪系时亦各记一日。
我先引白居易的《长恨歌》，那是为了简单明白，只用十四个字注出了杨贵妃之死。
旧唐书本纪第九，记马嵬兵变：“……丙辰（按：辰应为申字之误）次马嵬驿。诸卫顿
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
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番使二十一
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曰：‘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乃诛杨国忠，众方
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
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新唐书本纪第五，记马嵬兵变云：“……丙申，行在望
贤宫，丁酉次马嵬；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及御史大夫魏方进，太常卿杨暄；赐贵妃
杨氏死……”
（按：杨暄为杨国忠之子；二书所记载，以新唐书确。）
又：旧唐书五十一，列传卷第一；后妃上：“玄宗杨贵妃”云：“……从幸至马嵬，禁
军大将军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
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得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
道侧……”
新唐书杨贵妃传所载略同，文字稍有出入，有如下数语：“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
去，缢路祠下。”
司马光资治通鉴引实录记马嵬事变较祥，录如下：“……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
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此时名李静忠）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令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
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
内，（搏按：马嵬驿之西门。）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外门。并杀其子户
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
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
不宜供奉，愿陛下割爱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
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
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
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陛下则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
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人入视之。玄礼等乃免胄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搏按：
秦国夫人已早死，资治通鉴误。）
根据以上的记载，杨贵妃缢杀于马嵬坡的佛堂（依唐实录），应该无疑的了。杨贵妃死
于马嵬，葬于马嵬，在官文书中，应已确定无疑。同时，我们只从上举简单的官式纪录，即
可明白：马嵬兵变，实在是李亨（唐肃宗）所发动的。唐代皇位继承权，自来就不稳定，李
亨虽为太子，但能继承与否，不到最后，实无由知。因此，李亨集团乘乱发动兵变，其真正
目的，并不是杀杨贵妃，乃在于杨国忠，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有权力的宰相，如果不能去国
忠，即无法弑帝或迫帝李隆基（唐玄宗）逊位。是以马嵬兵变发生，杨氏兄妹俱死，李亨在
后队得讯，即不再随驾赴蜀，而自帅所部趋渭滨，走奉天而赴朔方，至平凉，再转灵武，便
自为皇帝。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据唐实录述马嵬事件发生之后，李隆基等待太子不
来，有如下一段记载：“……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
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佐
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
又使送东宫内人予太子。”
这是经过修饰了的篡位之情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李隆基无可奈何的心
情。
由于目的只在除去杨国忠，国忠死后，新的事太多，迫杨贵妃死，旨在损李隆基的尊
严。因此，验尸云云，陈玄礼决不会认真。再者，陈玄礼为了将来自存，以一个军人，叛迫
皇帝之后，如再认真验看贵妃遗体，亵渎之罪大矣。这方面，史书所载，亦已很明白；四军
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胄而拜，那是说明了他们并未去验看杨贵妃的遗
体。于是乎，杨贵妃生死之谜，就由此而起——其后，又有一连串故事发生。
李隆基自蜀中返长安，为太上皇，权力已失，他欲改葬杨贵妃而不能公开进行，乃使内
侍秘密进行，旧唐书杨贵妃传云：“……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
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命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新唐书杨贵妃传略同，但无“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之句，只言：“启瘗，故香囊犹
在。”
以上两种唐书，皆根据唐实录，文字太简略了，且不提改葬事，但强调香囊仍在，这记
载便引人玄想，其一：由文句引致之错觉，只剩香囊；其二：李隆基返长安之后，本身处境
极劣，改葬杨贵妃为秘密进行，不见尸体，自将引出大事来，甚至会影响到李隆基的生命，
于是乃为之讳。至“尸体已坏”说，乃是饰词吧？
因为，杨贵妃不曾死的传说，在当时即已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当
是据传说而将杨贵妃故事神化，不会是完全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响，李夫人故事被白居
易作《长恨歌》时引用衍化，自有其可能，但必然先有传说而才会联想及之。再者，《长恨
歌》中记临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访杨贵妃，是基于：一、“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
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这里应已点出了杨贵妃葬处无尸体在；倘若未有
民间传说，白氏应不会如此写；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碧落是天堂，
黄泉即地府，人死，不入天堂，即归地府，临邛道士既能通鬼神，则“两处茫茫皆不见”，
又进一步说出了杨贵妃的未死；三、“忽闻海上有仙山”以下云云，在白居易时代，中、日
交往已久，且极为频繁，“海上仙山”，无疑是指日本，实是人境，并非仙山；白居易这样
的写法，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在文学作品上，倘若指明人境，那就索然无味了。然而，白
氏《长恨歌》用“海上仙山”，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当能明其所指。再者，陈鸿所作《长
恨歌传》，对于《长恨歌》中的传说“仙话”，作了很有力的结语：“世所不闻者，余非开
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在此，陈鸿把历史及民间传闻分割了开来。可是，民间传说，有时却比较历史更吸引人
和令人愿意相信。
于是，杨贵妃不死于马嵬之说，便流传开来。不但在中国如此，在日本国，杨贵妃逃出
中国，卒于日本之说亦甚。而且，在近年间，杨贵妃故事又泛起来。
先说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现于电视，自称是中国杨贵妃的后裔，
而且还展视古代文件作佐证。
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轰动，竹内好主编的日文杂志《中国》，并详记其事。我在那时
也曾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关杨贵妃死于日本的材料，的确有一些，伪真自然无法鉴定（说老实话，伪
的多）。但存在久远则是事实。
其所谓遗迹而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杨贵妃在日本有两个坟墓，一在荻町的长寿寺，又一
在久津。两墓皆为石塔，但形状不同，我没有亲至墓地察看，所见到的只是杨贵妃二墓的照
片。
此外，又有杨贵妃的像（不知是玉是铜），亦传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长寿寺，据说是
杨贵妃死后，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为唐使送往，而两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几处，俱未
曾见到“真迹”，人们指一尊佛像谓为即杨贵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间附近，我不能相信它
是真的，或为导游者任意指点而敷衍。
虽然如此，杨贵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记载。我看到好几种有关杨贵妃的文字记
载，是古之好事者虚构，或是传奇小说类，亦无由辨别，也不欲认真去辨别。各种文件记载
不同，一说杨贵妃东渡，侍女从口，大多死去，杨本人抵日后不久亦死；另一说，杨贵妃受
到日本礼遇，还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亦有说杨贵妃到了日本之后，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带
入中原与李隆基……
凡此，如认真去作史料看，那应是无稽的，但是，作为传奇故事看，却有其意趣。
再者，由于上述种种，我们应该从“故事”的角度去推测：杨贵妃是否不死于马嵬坡？
是否能东渡日本？
从史书的缝隙中找线索，这两者都有可能——故事性的可能，不是历史的考据。
首先，杨贵妃不死于马嵬的可能性很大。
综合旧、新两唐书及实录与通鉴等记载，马嵬之变的经过如下：第一阶段：唐天宝十五
载六月辛卯（初九），安禄山部众攻陷潼关。
——按：唐天宝十五载七月，李亨夺权，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因此，天宝十五载又
称至德元载。
潼关失守，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城防御使、兵吏皆逃散，是夜，长安城即因“平
安火”不至而知事态严重——“平安火”是唐代一种通讯方法，每三十里设戍所，每日暮，
放烟一炸，报告平安，下戍所见前戍所举烟，便随之而举，如此，在很短促的时间内，讯息
即可传数十里。
六月初十日，皇帝知大事不妙，上朝之前，密召宰相杨国忠议事，决定出奔。继而上
朝，百官惶惶，对时事皆无所指陈，在紧张中的朝会，毫无结果而散。
此日，宫中已秘密从事出奔的准备。
六月十一日，宫中在准备出奔中观望，而朝中则已大乱，杨贵妃的姊妹韩国夫人、虢国
夫人入宫，与皇帝相见，商量出奔巴蜀之事。由于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因而杨国忠力主
赴蜀。是日下午，市中已乱，有人逃难。
次日（六月十二），不敢在朝中宣布出奔之事，反而扬言御亲征，自然，官员对此是不
会相信的，因为哥舒翰在潼关的大军二十万人已崩溃，长安及近郊已无可战之兵，皇帝不可
能亲征也。
其次，皇帝发表了人事命令，以京兆尹（以现在官名，即长安市长）魏方进为御史大夫
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升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宫闱管钥，并命剑南节
度大使颖王李璬赴镇，令本道预备接待皇帝西奔。
——在此，尚有一项不同的记载，旧、新唐书及实录等皆言奔蜀出于杨国忠之谋。但
《幸蜀记》文则称：杨国忠力主坚守都城勿逃，宰臣韦见素主逃亡，与之力争。并且争执甚
烈，韦见素还说出杨国忠通敌，所以不愿皇帝走云云。最后，皇帝接纳韦见素的意见逃蜀。
（杨国忠通敌之说，绝对无稽，因安禄山起兵，以诛杨国忠为号召，杨国忠绝无通敌可能。
《幸蜀记》此说，应不可靠。）
十二日傍晚前，皇帝自南内（兴庆宫）移居北内——唐皇宫以太极宫（最旧），称西
内，大明宫称东内（为主要宫城；大典、大朝皆在大明宫宫城），北内，在地方上应是玄武
门西内苑禁区；不过，唐玄宗在位的中后一段时期，以兴庆宫为起居，大明宫在兴庆宫之
北，因此，移居北内，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宫，因为兴庆宫独立孤处在市区中间，安全防卫不
及其它宫城，所以移居，是为了安全。
移居后，皇帝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调双禁军，厚赐钱帛，并选了九百匹马。
——这些事，都是在宫城内秘密进行的。
六月十三日（乙未）黎明前，大唐天子与东宫城之内的皇子皇孙、部分嫔妃以及杨贵妃
与其姊妹、亲近宦臣、宫人，以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悄悄出延秋门而逃。
——按：长安城九门，东三门曰：通化、春明、延兴；南三门曰：启夏、明德、安化；
西三门曰：开远、金光、延平。
其北为皇城，越皇城而北向为宫城。皇城东南西共七门，北面通宫城三门，宫城北通西
苑、禁苑，为定武门、重玄门，定武门即前时之玄武门。延秋门之名不见于吕大防长安城
图，永乐大典及程大昌宫城图亦阙其名，仅李好文《唐三苑图》志之，延秋门实在是唐宫城
之外，并在西内苑之外，为西北宫外禁区的外苑城门，其地为汉时古宫城所在，亦即汉未央
宫之西城，此西边墙城，自北而南，有三门，曰：雍门、直城门、延秋门。
皇帝一行人黎明时从延秋门禁区逃出，则前夕之移居北内，当是住玄武门禁军中，非如
前人所谓住大明宫也。
我特别指明逃走的地方，是为着这次逃亡是极秘密的，也不道德的。皇帝逃跑，连住在
宫城以外的皇族诸王及皇族百官，皆不通知。
皇帝在黎明时逃走了，皇城中人当时亦未知，是日，官员们依然入朝，等到宫城开启，
内宫宫人逃奔而出，始知皇帝已弃城而逃，于是，城中大乱，诸皇族中人及百官士民四出逃
窜；流氓宵小，出动偷窃抢劫。长安城于一日之间，陷于空前大乱中。而此时，安禄山部，
尚在潼关，距长安有数百里之遥也。
至于逃亡的皇帝一群，派内侍监宦官王洛卿先行至咸阳望贤宫准备午饭。结果，王洛卿
与咸阳县令都私自逃走了，皇帝出奔，走了四十里至咸阳望贤宫，已日中，大家都没有饭
吃。杨国忠去买了一些胡麻制的蒸饼供皇帝充饥，未曾逃走的民众，以粗饭、麦豆献给这一
行逃难者。皇子皇孙皆以手掬之而吃——逃亡才走了四十里，狼狈相立刻显露了，此去多
艰，可以由此而想见。——这顿午饭，先是狼狈，后来，还是由随行的御膳

2、大学作业:中国古代文学:论述题：2、白居易诗歌的内容和艺术。

白居易(772--846)，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著名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迁居河南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降生了。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号称“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死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因而人称诗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 《问刘十九》《买花》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
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
[编辑本段]白居易生平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问刘十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据说：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此处故事纯属虚传，作为词条，不应该出现此中未加考证之事。）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犯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编辑本段]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编辑本段]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形象鲜明，情节连贯，语言优美，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篇章。《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编辑本段]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三千八百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三千六百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编辑本段]白居易故居
白居易故居纪念馆位于洛阳市郊区安乐乡狮子桥村东，占地80亩，整个布局按唐代东都的“田”字形里坊街道兴建，馆内有白居易故居、白居易纪念馆、乐天园、白居易学术中心、唐文化游乐园、仿唐商业街等建筑。白居易故居北半部为住宅区，南半部主要为园林和湖泊，整个布局力求再现原貌。白居易纪念馆是一座仿唐式建筑，馆内有诗人的塑像，并陈列他的生平事迹、文献资料及有关字画、壁画等，是凭吊诗人的主要场所。乐天园是根据白居易的名作如《琵琶行》等的诗意而建造的园林。白居易学术中心则是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和活动的场所。唐文化游乐园按照唐代的风俗设立了马球场、乘骑场等娱乐设施。仿唐商业街则为游人提供了购物方面的各种服务。

3、中国文学作品中有哪些爱情悲剧，列举至少五个

《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白蛇传》《梁祝》《牛郎织女》

4、哪位知道杨贵妃花的相关内容？

一、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

中国历史，就从文献最少的夏代起计，每一个朝代，大抵都有些特出的女人。“特出”，指其本身的姿色美丽以及和政治的关连；任何一个朝代的美丽女人，倘若没有强烈的政治陪衬，便不会享大名，流传后世。
举例来说，最古老的夏代，末代帝王桀的妻子妹喜；其次，商殷的纣王妻子妲己；周的幽王之妻褒姒。被列为亡国的美女，是祸水！虽然褒姒并未使周亡，但丈夫被杀，王都东迁，人们也就含糊地将之列入亡国祸水类中。
这是中国史上可考的最早的三个朝代，便已如此了。往后去，文明进化，政治权力兴替间，总会有一些美丽的女人出现，组织和构成所谓的“历史悲剧”，于是乎，有所谓“女祸”，有所谓“红颜薄命”等等说法。
那些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大致是少有“福寿全归”的。长春不老的夏姬下落不明；西施是否被淹死不知道，后人珍惜一名美人，把她送给范蠡作结，聊以自慰而已；其余如楚霸王的虞美人，汉高祖的戚夫人，死得都很惨。王昭君虽然嫁得很好，丈夫死了，丈夫的儿子再娶她（不是她的儿子），一样有崇高的地位，但在汉民族的心理上，这样的远托异国，又总是可悲的。再往下数，历代美女，几乎脱不了悲终。而从青春华茂到悲辛收场，有史以来，集其大成而又奇诡多变，故事流传最广最久的，要算唐朝玄宗皇帝的贵妃杨玉环。
我处理中国历史，以夏禹为有史之起点，以前自然有，但只是一些传说，完全不能称为史，此后，我的大划分代为：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南北朝的大混乱；唐玄宗天宝之乱；蒙古人统治中国；孙文创中华民国。
这个大划分，以唐玄宗天宝之乱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天宝之乱以后，中国就长期向衰了，这是从文治教化整体的辉煌而言，一时的武功或疆土扩大，是不足道的。
天宝之乱，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自应是当时的皇帝李隆基，但史家和文学家们，把天宝之乱的重点落在马嵬坡事件上，于是，杨贵妃便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代表人物。
这其实是很荒唐的，但把一个并非政治性的女人来承担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包袱，又是中国趣味——中国哲学的奥妙所在。
把这个大包袱让杨贵妃背上，在当时就已如此了，在此，可以引二十八字为证；唐僖宗朝宰相郑畋有诗如下：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这一首诗后面十四字去掉也不妨，前面十四个字，写尽了大唐皇朝由危亡到复兴的关键所在：“杨妃死”，危亡的厄运解除，“肃宗回马”，即太子李亨离开父皇而领一军奔灵武自立为帝，展开反攻，收复失土，中兴唐皇朝。亦即“云雨虽亡日月新”七个字所表现的，“云雨虽亡”是杨贵妃的，“日月新”则是唐肃宗的，那意思是：杨贵妃虽然遭难但唐皇朝终于复兴。
这一首诗包含的意义很广，对杨贵妃之遭难，寄予同情——一死而中兴国家，死亦得所。
——中国的旧诗，作得好的，常能用极少的字包括叙事和评论在内；但毛病在于这需要熟知史实的人才能了解，即以上举郑畋这首诗，后来被人改（或抄误）成“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本意全失，且成俗唱了。
我引此，用以证唐朝人把本朝的兴亡之际的大包袱推到杨贵妃身上。而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史的转型期，是以越到后来，杨贵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大了！从夏禹开始到现在，四千零数十年间，没有一个女人身负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的！
平时，我们泛泛而道杨贵妃，一个美人，自霓裳羽衣舞至宛转蛾眉马前死，繁茂悲辛的故事，乃至情天长恨，属于儿女情的，但是，扩大了来看这一个故事，所包含的实在很多。
以上是杨贵妃故事政治、历史的方面。
而在文学上，杨贵妃其人更张广大，自公元七五六年杨贵妃死（官定的死期）到如今，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了中国文学创作最大最广的共题。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于自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借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对咏杨贵妃故事是极为热衷者之一，李商隐所作不及《长恨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评断，而且多局限于儿女情，不过，从李商隐的作品中，却让我们得知了：唐人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惊的宽容程度，举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
这首诗是讽刺的，但力求在“考试”中作惊人语，结果却不伦不类了，褒姒“使”她的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这成了什么话？但由此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另外，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虽没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同诗最后两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芦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王辇何由过马嵬”，那是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山有感”咏杨妃云：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这首诗一些也不见好，但却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诗虽然不见佳，但总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乱地取了一些诗句，为了引发杨贵妃故事的若干特出点。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的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取儿媳为妻。
这是杨贵妃故事的第一阶段，当中国的社会道德律更变之后，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到了清朝，中国自南宋以来积累起来的社会道德律，几乎比泰山高，比长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唐朝人自己不以为是违反道德律的；官文书记载，至今仍存，后人为了后起的对妇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从而也可见中国的文化的向衰。为此，在讲故事之前，特别将它提出来。
关于杨贵妃的婚姻，现存“唐大诏令集”（按即皇帝命令，俗称为圣旨的东西）卷四十，“诸王册妃”类，及“王妃人道”类，有两封诏令，直接提到，一封诏令，间接相关，摘要如下：册寿王杨妃：“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诏曰（中略）……尔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公辅之门，清白流庆……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尔为寿王妃……”
“同中书门下”，即是宰相。册杨玉环为寿王妃，有年月日可查考。册妃，等于现在的订婚。“册”后，尚有不少繁文褥节（见开元礼），大约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结婚。估计：杨玉环嫁到寿王李瑁那儿，应在开元二十四年夏秋，再推迟些，或开元二十五年初春，要再迟，便少有可能了。（按：旧、新两唐书的杨贵妃传，对杨玉环出身，似有故意的错乱或隐蔽，旧唐书连杨贵妃的父名都弄错，且完全不提先嫁寿王事，新唐书主修者不敢太抹煞事实，加入先为寿王妃语，但对杨玉环的父叔，却蒙混过去，因为新唐书取旧书资料，二传皆乱采传说，荒唐不经，不必深信。）
寿王的亲母武惠妃，为皇帝所极宠，她的女儿咸宜公主嫁杨洄，据史书载：杨洄与岳母武惠妃同谋，陷害三位皇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李隆基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将这三个儿子废为庶人，随后又赐死于城东驿。武惠妃这样做，据说是为她亲生的儿子李瑁夺取太子地位，这是可信的。然而，武惠妃本人，却在同年十二月死了，死时才四十岁。史书说，武惠妃是被三位皇子的鬼祟而死的。
至于杨玉环入宫，中间有一个转折，并不是名义上直接由寿王妃变成贵妃的，“唐太诏令集”卷四十有“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中曰：“……寿王瑁妃杨氏，……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宜度为女道士。”
此敕文不曾留下年月，但仍可以考据的：第一、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必然是皇帝先和她奸好之后的事，据《新唐书》本纪第五玄宗纪，开元二十八年条下云：“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虽缺了年月，但参照本纪，我们可以定出：皇帝和儿媳杨氏奸好，当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或稍早，但以十月赴温泉宫时带到骊山以供淫乐的可能最大）。如此，则度为女道士的正确时间就容易考出了，李隆基的亲母窦氏（太后）死忌在正月初二。敕文中“属太后忌辰”，当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公元七四一）
杨玉环做寿王的妻子，应当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结婚至四年，岂有再是处女之可能？何况，唐朝人又并不重视处女膜的。
杨玉环入宫为女道士（在内宫的太真观，不是长安市的太真观），过了四年多，才被册立为贵妃。
父、子之间共妻夺妻，以“女道士”作为过渡，说起来，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亲娶的是女道士，并非儿媳。儿子则在这四五年间没有正式妻子了。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七月二十六日壬辰，皇帝再为儿子寿王册韦氏为妃，册韦氏为寿王妃诏，亦存，同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皇帝为儿子再册妃后，八月六日壬寅，即册杨太真为贵妃。两册时间头尾在内共十一日。双重喜事来得也真快。
杨贵妃入宫问题，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国历史、文学、乃至社会上的大问题，卫道之士，竭尽心智要缝补一个古人的处女膜。以现代观念看，这是很无聊之事，但在过去六百年间，此事关系社会风教，大得很。
南宋以后，中国女人裹小脚，等于半废了二分之一的人口，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脚，使中国长期不能进步，这是因，而此因又可以说出在杨贵妃的身上。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杨贵妃又背上了一个社会道德的包袱。
在此，先交代了属于正派的有关杨贵妃的大事，这属于严肃和沉重的一面。下面，我再作一篇引言，讲讲马嵬坡事件的来龙去脉。读者们将来看故事，可以有一个概念，同时，也轻松一些，把杨贵妃可能没有死而逃到海外说一说，考一考，事属渺茫无稽，但很有趣，至少比使杨贵妃背着上面所说的包袱为幽雅和风趣一些。

二、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

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传播最广和久远不衰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作者白居易以杨贵妃的故事串连成此巨制，他写杨贵妃在马嵬坡事变时：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这是文学作品上记杨贵妃的死，是记实。只小有考证上的错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时间为：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六月丁酉（十五日），其时，天子只四军，据旧唐书玄宗皇帝纪：“六月壬寅（二十日）次散关，分部下为六军。”
“六军”是在杨贵妃死后五日才建制的。马嵬坡事变，只可称“四军不发”。不过，文学作品上这样的小误，实无损记实，因为有不少专家编著的史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也一样系错了时间，甚至，连旧唐书本身，也前后错记，六军建制，玄宗纪系时和肃宗纪系时亦各记一日。
我先引白居易的《长恨歌》，那是为了简单明白，只用十四个字注出了杨贵妃之死。
旧唐书本纪第九，记马嵬兵变：“……丙辰（按：辰应为申字之误）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番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曰：‘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乃诛杨国忠，众方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新唐书本纪第五，记马嵬兵变云：“……丙申，行在望贤宫，丁酉次马嵬；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及御史大夫魏方进，太常卿杨暄；赐贵妃杨氏死……”
（按：杨暄为杨国忠之子；二书所记载，以新唐书确。）
又：旧唐书五十一，列传卷第一；后妃上：“玄宗杨贵妃”云：“……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军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得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
新唐书杨贵妃传所载略同，文字稍有出入，有如下数语：“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
司马光资治通鉴引实录记马嵬事变较祥，录如下：“……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此时名李静忠）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令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搏按：马嵬驿之西门。）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外门。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爱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陛下则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人入视之。玄礼等乃免胄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搏按：秦国夫人已早死，资治通鉴误。）
根据以上的记载，杨贵妃缢杀于马嵬坡的佛堂（依唐实录），应该无疑的了。杨贵妃死于马嵬，葬于马嵬，在官文书中，应已确定无疑。同时，我们只从上举简单的官式纪录，即可明白：马嵬兵变，实在是李亨（唐肃宗）所发动的。唐代皇位继承权，自来就不稳定，李亨虽为太子，但能继承与否，不到最后，实无由知。因此，李亨集团乘乱发动兵变，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杀杨贵妃，乃在于杨国忠，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有权力的宰相，如果不能去国忠，即无法弑帝或迫帝李隆基（唐玄宗）逊位。是以马嵬兵变发生，杨氏兄妹俱死，李亨在后队得讯，即不再随驾赴蜀，而自帅所部趋渭滨，走奉天而赴朔方，至平凉，再转灵武，便自为皇帝。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据唐实录述马嵬事件发生之后，李隆基等待太子不来，有如下一段记载：“……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又使送东宫内人予太子。”
这是经过修饰了的篡位之情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李隆基无可奈何的心情。
由于目的只在除去杨国忠，国忠死后，新的事太多，迫杨贵妃死，旨在损李隆基的尊严。因此，验尸云云，陈玄礼决不会认真。再者，陈玄礼为了将来自存，以一个军人，叛迫皇帝之后，如再认真验看贵妃遗体，亵渎之罪大矣。这方面，史书所载，亦已很明白；四军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胄而拜，那是说明了他们并未去验看杨贵妃的遗体。于是乎，杨贵妃生死之谜，就由此而起——其后，又有一连串故事发生。
李隆基自蜀中返长安，为太上皇，权力已失，他欲改葬杨贵妃而不能公开进行，乃使内侍秘密进行，旧唐书杨贵妃传云：“……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命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新唐书杨贵妃传略同，但无“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之句，只言：“启瘗，故香囊犹在。”
以上两种唐书，皆根据唐实录，文字太简略了，且不提改葬事，但强调香囊仍在，这记载便引人玄想，其一：由文句引致之错觉，只剩香囊；其二：李隆基返长安之后，本身处境极劣，改葬杨贵妃为秘密进行，不见尸体，自将引出大事来，甚至会影响到李隆基的生命，于是乃为之讳。至“尸体已坏”说，乃是饰词吧？
因为，杨贵妃不曾死的传说，在当时即已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当是据传说而将杨贵妃故事神化，不会是完全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响，李夫人故事被白居易作《长恨歌》时引用衍化，自有其可能，但必然先有传说而才会联想及之。再者，《长恨歌》中记临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访杨贵妃，是基于：一、“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这里应已点出了杨贵妃葬处无尸体在；倘若未有民间传说，白氏应不会如此写；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碧落是天堂，黄泉即地府，人死，不入天堂，即归地府，临邛道士既能通鬼神，则“两处茫茫皆不见”，又进一步说出了杨贵妃的未死；三、“忽闻海上有仙山”以下云云，在白居易时代，中、日交往已久，且极为频繁，“海上仙山”，无疑是指日本，实是人境，并非仙山；白居易这样的写法，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在文学作品上，倘若指明人境，那就索然无味了。然而，白氏《长恨歌》用“海上仙山”，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当能明其所指。再者，陈鸿所作《长恨歌传》，对于《长恨歌》中的传说“仙话”，作了很有力的结语：“世所不闻者，余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在此，陈鸿把历史及民间传闻分割了开来。可是，民间传说，有时却比较历史更吸引人和令人愿意相信。
于是，杨贵妃不死于马嵬之说，便流传开来。不但在中国如此，在日本国，杨贵妃逃出中国，卒于日本之说亦甚。而且，在近年间，杨贵妃故事又泛起来。
先说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现于电视，自称是中国杨贵妃的后裔，而且还展视古代文件作佐证。
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轰动，竹内好主编的日文杂志《中国》，并详记其事。我在那时也曾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关杨贵妃死于日本的材料，的确有一些，伪真自然无法鉴定（说老实话，伪的多）。但存在久远则是事实。
其所谓遗迹而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杨贵妃在日本有两个坟墓，一在荻町的长寿寺，又一在久津。两墓皆为石塔，但形状不同，我没有亲至墓地察看，所见到的只是杨贵妃二墓的照片。
此外，又有杨贵妃的像（不知是玉是铜），亦传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长寿寺，据说是杨贵妃死后，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为唐使送往，而两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几处，俱未曾见到“真迹”，人们指一尊佛像谓为即杨贵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间附近，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或为导游者任意指点而敷衍。
虽然如此，杨贵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记载。我看到好几种有关杨贵妃的文字记载，是古之好事者虚构，或是传奇小说类，亦无由辨别，也不欲认真去辨别。各种文件记载不同，一说杨贵妃东渡，侍女从口，大多死去，杨本人抵日后不久亦死；另一说，杨贵妃受到日本礼遇，还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亦有说杨贵妃到了日本之后，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带入中原与李隆基……
凡此，如认真去作史料看，那应是无稽的，但是，作为传奇故事看，却有其意趣。
再者，由于上述种种，我们应该从“故事”的角度去推测：杨贵妃是否不死于马嵬坡？是否能东渡日本？
从史书的缝隙中找线索，这两者都有可能——故事性的可能，不是历史的考据。
首先，杨贵妃不死于马嵬的可能性很大。
综合旧、新两唐书及实录与通鉴等记载，马嵬之变的经过如下：第一阶段：唐天宝十五载六月辛卯（初九），安禄山部众攻陷潼关。
——按：唐天宝十五载七月，李亨夺权，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因此，天宝十五载又称至德元载。
潼关失守，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城防御使、兵吏皆逃散，是夜，长安城即因“平安火”不至而知事态严重——“平安火”是唐代一种通讯方法，每三十里设戍所，每日暮，放烟一炸，报告平安，下戍所见前戍所举烟，便随之而举，如此，在很短促的时间内，讯息即可传数十里。
六月初十日，皇帝知大事不妙，上朝之前，密召宰相杨国忠议事，决定出奔。继而上朝，百官惶惶，对时事皆无所指陈，在紧张中的朝会，毫无结果而散。
此日，宫中已秘密从事出奔的准备。
六月十一日，宫中在准备出奔中观望，而朝中则已大乱，杨贵妃的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入宫，与皇帝相见，商量出奔巴蜀之事。由于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因而杨国忠力主赴蜀。是日下午，市中已乱，有人逃难。
次日（六月十二），不敢在朝中宣布出奔之事，反而扬言御亲征，自然，官员对此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哥舒翰在潼关的大军二十万人已崩溃，长安及近郊已无可战之兵，皇帝不可能亲征也。
其次，皇帝发表了人事命令，以京兆尹（以现在官名，即长安市长）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升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宫闱管钥，并命剑南节度大使颖王李璬赴镇，令本道预备接待皇帝西奔。
——在此，尚有一项不同的记载，旧、新唐书及实录等皆言奔蜀出于杨国忠之谋。但《幸蜀记》文则称：杨国忠力主坚守都城勿逃，宰臣韦见素主逃亡，与之力争。并且争执甚烈，韦见素还说出杨国忠通敌，所以不愿皇帝走云云。最后，皇帝接纳韦见素的意见逃蜀。（杨国忠通敌之说，绝对无稽，因安禄山起兵，以诛杨国忠为号召，杨国忠绝无通敌可能。《幸蜀记》此说，应不可靠。）
十二日傍晚前，皇帝自南内（兴庆宫）移居北内——唐皇宫以太极宫（最旧），称西内，大明宫称东内（为主要宫城；大典、大朝皆在大明宫宫城），北内，在地方上应是玄武门西内苑禁区；不过，唐玄宗在位的中后一段时期，以兴庆宫为起居，大明宫在兴庆宫之北，因此，移居北内，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宫，因为兴庆宫独立孤处在市区中间，安全防卫不及其它宫城，所以移居，是为了安全。
移居后，皇帝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调双禁军，厚赐钱帛，并选了九百匹马。
——这些事，都是在宫城内秘密进行的。
六月十三日（乙未）黎明前，大唐天子与东宫城之内的皇子皇孙、部分嫔妃以及杨贵妃与其姊妹、亲近宦臣、宫人，以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悄悄出延秋门而逃。
——按：长安城九门，东三门曰：通化、春明、延兴；南三门曰：启夏、明德、安化；西三门曰：开远、金光、延平。
其北为皇城，越皇城而北向为宫城。皇城东南西共七门，北面通宫城三门，宫城北通西苑、禁苑，为定武门、重玄门，定武门即前时之玄武门。延秋门之名不见于吕大防长安城图，永乐大典及程大昌宫城图亦阙其名，仅李好文《唐三苑图》志之，延秋门实在是唐宫城之外，并在西内苑之外，为西北宫外禁区的外苑城门，其地为汉时古宫城所在，亦即汉未央宫之西城，此西边墙城，自北而南，有三门，曰：雍门、直城门、延秋门。
皇帝一行人黎明时从延秋门禁区逃出，则前夕之移居北内，当是住玄武门禁军中，非如前人所谓住大明宫也。
我特别指明逃走的地方，是为着这次逃亡是极秘密的，也不道德的。皇帝逃跑，连住在宫城以外的皇族诸王及皇族百官，皆不通知。
皇帝在黎明时逃走了，皇城中人当时亦未知，是日，官员们依然入朝，等到宫城开启，内宫宫人逃奔而出，始知皇帝已弃城而逃，于是，城中大乱，诸皇族中人及百官士民四出逃窜；流氓宵小，出动偷窃抢劫。长安城于一日之间，陷于空前大乱中。而此时，安禄山部，尚在潼关，距长安有数百里之遥也。
至于逃亡的皇帝一群，派内侍监宦官王洛卿先行至咸阳望贤宫准备午饭。结果，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私自逃走了，皇帝出奔，走了四十里至咸阳望贤宫，已日中，大家都没有饭吃。杨国忠去买了一些胡麻制的蒸饼供皇帝充饥，未曾逃走的民众，以粗饭、麦豆献给这一行逃难者。皇子皇孙皆以手掬之而吃——逃亡才走了四十里，狼狈相立刻显露了，此去多艰，可以由此而想见。——这顿午饭，先是狼狈，后来，还是由随行的御膳造了饭菜，供应逃亡者群。
下午，未时集中，再出发西奔，夜将半，一行人才到金城。（按：金城距长安八十五里，属京兆府，本名始平县，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因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唐皇室人员送行至此而别，唐帝乃易始平为金城县。）
金城县令已经逃走，县中百姓已大多亡匿，兵士们就破空了的民居住食，皇家诸人，胡乱宿于驿中，内侍监袁思艺看情形不妙，带了几名亲信先逃了。
这情形，比在咸阳时更加狼狈。
当夜（或次日清晨）监军潼关的王思礼，自间道逃抵金城，报告守潼关大将哥舒翰被俘事。
六月十四日（丙申）大唐皇帝的逃亡者群抵达兴平县境

5、近几年在韩国出名的中国文学著作，有哪些？

根据一些报道记载，在这些年来，中国的一些作品在韩国越来越受欢迎。过去的韩国人更多喜欢的是中国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尤其是偏爱于我国的武侠传奇文化或者是历史演义。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和韩国的密切交往，更多的中国作品能够被韩国的读者读到。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学也是越来越渴望。尤其是余华等作家的反映中国时代变迁和反映中国现实的作品更是成为了韩国出版社的重点。最近几年比较出名的作品有苏童的《碧奴》和王安忆的《长恨歌》。

《碧奴》是我国作家苏童所写的一本小说，里面是根据我国的比较出名的一个传说“孟姜女哭倒长城”而改编成的一本小说。在小说里面，以孟姜女作为原型的碧奴为了给自己的丈夫送去衣服驱寒，一路上经历了各种磨难，最后却发现自己的丈夫去世从而哭倒了长城。这本书给我们重新回顾了孟姜女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当时孟姜女的情感，体会到她那时候对于自己丈夫的爱，让人为之动容。

《长恨歌》是王安忆在1996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位上海的弄堂女被选为了“上海小姐”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恩怨情仇，展现出了这个女人不平凡的一生。这本小说是作者根据看到的新闻，新闻中一位男青年因为想要追求女郎而将其杀害。作者根据这一则新闻进行改编，从而描述了当年的上海的名妓文化，让人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这两本小说几年来被翻译成韩文传播到了韩国，从而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被翻译，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中国文学著作在韩国出名。

6、中国文学赏析 参考文献

[1] 姜息元. 对《长恨歌》的修改意见——给白居易的退稿信[J]. 阅读与写作 , 1996,(09)
[2] 韩刚. 在美与刺的和谐统一中劝君——《长恨歌》主题试探[J]. 唐都学刊 , 1990, (02)
[3] 陈小玲. 哀艳之中,具有讽刺[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1, (01)
[4] 张福清. 白居易《长恨歌》“殷勤”一词解释之我见[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S2)
[5] 周啸天. 一篇长恨有风情——谈《长恨歌》[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1, (01)
[6] 饶龙隼, 钱苇. 一部值得推重的专题学术研究著作——读《白居易〈长恨歌〉研究》[J].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 2006,(05)
[7] 黄德仁. 《长恨歌》主题之我见[J]. 兰州学刊 , 1989, (01)
[8] 周煦良. 《长恨歌》的恨在哪里?[J]. 晋阳学刊 , 1981, (06)
[9] 华世欣. 一篇长恨有风情——读《长恨歌》管见[J]. 固原师专学报 , 1981, (01)
[10] 熊笃. 辨析毫芒 探骊得珠——评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6,(01)

7、杨贵妃在进宫之前是不是很可怜？

进宫前嫁给了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后来被唐玄宗躲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