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下拟态环境

1、拟态的拟态环境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问题。并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词。拟态环境有如下特点：一方面，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2、新媒体环境下，纪录片的创作哪些方面发生了改变

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对推动人类传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挑战。网络媒体的普及使传播环境发生了裂变，一些适用于传统媒体的理论在网络时代依然适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本文探讨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拟态环境”是指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关于世界的看法，与现实相比，这种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①这种“拟态环境”是由媒体设置而形成的。他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对这个“拟态环境”的反应，而并非对真实环境的反应，我们只能看见媒体所反映的现实，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发端。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说，他们的研究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为传播效果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随后，有众多传播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郭庆光在其《传播学教程》中对议程设置理论这样表述：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②如今，在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网络中多元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权的泛化，使受众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使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被打破，新的传播模式中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改变。

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随着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展开，“议程设置功能”的有关概念也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议程设置理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变化或得到了修正。

受众的地位改变，议题设置主体发生变化

传统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总是被动地接收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无法同媒体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他们只能在媒体为之设置的议题中挑选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释放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主动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挑选新闻信息，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互联网因其网络分布式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的控制权，能实现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双向交流，公众和媒体成为议程设置的共同主体。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体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次，议程设置主体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议程设置主体间呈现互动交叉性。③这就是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二重议程设置”现象，即在传统的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之外又出现了 “网民议程设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数”不仅不再沉默，而且积极参与到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来。

2.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出现，个人议题更易转化为公共议题

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议题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设置形成的。公众议题形成的过程或方式也变得很简单，那就是“互动”，公众在互动中选择哪些事情或议题是重要的。网络时代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是对“议程设置”理论内涵的补充和延伸。如果公众自我设置议程引发社会普遍关注，那么这一议程就会进入传统媒体的议程范围，在网络传播中，某一网民自我设置议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网民关注，也就会很快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④传统媒体关注后又会很快转化为公共议题。总之，个人议题更加容易转化为公共议题，网民成为许多议题的第一设置者，经过网民的激烈讨论互动以及各大媒体的转载和重新设计，最后上升为人人皆知的热门议题。

3.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弱化，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

网络媒体改变了网民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实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不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闻的影响力，也会弱化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些议题可能是传统媒体比较关注的问题，但如果网络媒体不予重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就会弱化。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根据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时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听到的情况。网络媒体的快捷性等优势，使它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随时随地发布消息。比如，在温州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发生后，等自媒体就同步直播事件的进展，在第一时间为公众设置议题。因此，新闻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能力。

4.媒体间的议程设置进一步发展

议程设置不仅存在于媒体与公众、媒体与之间，同时，不同的媒体之间也存在着议程设置。在网络媒体出现以前，传统媒体一直是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并且引导着公共舆论。然而，由于互联网的低门槛、信息发布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强等特点，每一位网民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者。一旦网民设置的议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该议题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就会大大提升，很快传统媒体就会将这一网络议题引用过来，进行深入讨论。凡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都存在着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积极互动的现象。比如在2012年的宁波PX事件中，由于网民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以及意见领袖在上的助力，使该议题在网络上被迅速扩散和传播，随后传统媒体相继跟进报道，最终促成了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媒体的报道也会对一些小媒体的报道产生影响，比如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侧重于报道哪些方面的新闻，各省、市媒体就会以此为导向来组织相关新闻报道。

结 语

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也因此为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媒体的出现也促使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变化。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没有终结，但的确在弱化，而社会生活并未因此就失去了议程的设置，各种议题仍然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播着。正如麦库姆斯所言：“不可否认，因特网的确会带来新闻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上的一些变化，但在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细节上的变化，而不是议程设置本质上的变化。”⑤

注释：

①【美】麦库姆斯著，郭镇之 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2008年9月版，第24页

②刘德杰：《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探析》，《新闻窗》，2009年第4期，第88页

③徐春霞：《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主体”分析》，《新闻窗》，2009年第6期，第77页

④谷频：《网络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军事记者》，2004年第11期，第48页

⑤董文娜：《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变化》，《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下，第37页

3、什么是“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问题。并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词。拟态环境有如下特点：一方面，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4、传播学概论中，拟态环境的含义以及其重要性？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

拟态环境
李普曼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与效果俄一个重要概念， 拟态环境，即由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
李普曼认为，人必须根据对环境的认识和判断来调节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在传统社会里，由于环境比较狭小，人们与周围事物保持着的经验性接触，所以这种认识和判 断大多是根据第一手材料作出的．但在现代，由于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现代人 困于活动范围， 精力和注意力的有限性， 不可能对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都 保持经验性接触． 对超出自己的物理视界以外的事物， 人们只能通过大众媒介去了解． 因此， 人的认识和判断（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象）已不再是对客观环境的反映，而成了对传媒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映． ”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 加工和报道活动来形成的， 而传播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倾向性， 因而”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 的再现， 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环境”． ”拟态环境”概念不仅指出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社会影响，而且揭示了现代环境的双重性．

5、如何理解拟态环境、刻板印象、娱乐至死、麻醉精神

1. 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或称“似而非环境”，是指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此观点最早由美国政论家李普曼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

2.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或物体形成的一种概括固定的看法，并把这种观看法推而广之，认为这个事物或者整体都具有该特征，而忽视个体差异。也就是说，刻板印象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对我们进行的社会信息加工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3. 娱乐至死
这个词其实出自一本书名。《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是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的关于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过程的著作；同时也是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
《娱乐至死》一书解析了美国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得出了由此导致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以此来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在该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令人深省，并认识到媒介危机。

4. 麻醉精神
麻醉精神则是指大大小小的传媒给人们带来的讯息，其数量之多已达到令人难以招架的地步，人们自以为已经充分了解周围的社会，从而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活动产生虚幻的满足。

6、网络时代的拟态环境与大众媒介时代的拟态环境相比，有何特点

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对推动人类传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挑战。网络媒体的普及使传播环境发生了裂变，一些适用于传统媒体的理论在网络时代依然适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本文探讨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逗拟态环境地的活动。逗拟态环境地是指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关于世界的看法，与现实相比，这种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①这种逗拟态环境地是由媒体设置而形成的。他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对这个逗拟态环境地的反应，而并非对真实环境的反应，我们只能看见媒体所反映的现实，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发端。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说，他们的研究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为传播效果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随后，有众多传播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郭庆光在其《传播学教程》中对议程设置理论这样表述：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逗议事日程地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逗议题地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②如今，在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麦克卢汉所预言的逗地球村地时代已经到来。网络中多元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权的泛化，使受众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使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被打破，新的传播模式中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改变。 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随着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展开，逗议程设置功能地的有关概念也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议程设置理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变化或得到了修正。 1.受众的地位改变，议题设置主体发生变化 传统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总是被动地接收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无法同媒体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他们只能在媒体为之设置的议题中挑选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释放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主动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挑选新闻信息，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互联网因其网络分布式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的控制权，能实现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双向交流，公众和媒体成为议程设置的共同主体。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体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次，议程设置主体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议程设置主体间呈现互动交叉性。③这就是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逗二重议程设置地现象，即在传统的主流媒体的逗议程设置地之外又出现了 逗网民议程设置地，使原先逗沉默的大多数地不仅不再沉默，而且积极参与到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来。 2.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出现，个人议题更易转化为公共议题 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议题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设置形成的。公众议题形成的过程或方式也变得很简单，那就是逗互动地，公众在互动中选择哪些事情或议题是重要的。网络时代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是对逗议程设置地理论内涵的补充和延伸。如果公众自我设置议程引发社会普遍关注，那么这一议程就会进入传统媒体的议程范围，在网络传播中，某一网民自我设置议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网民关注，也就会很快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④传统媒体关注后又会很快转化为公共议题。总之，个人议题更加容易转化为公共议题，网民成为许多议题的第一设置者，经过网民的激烈讨论互动以及各大媒体的转载和重新设计，最后上升为人人皆知的热门议题。 3.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弱化，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 网络媒体改变了网民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实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不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闻的影响力，也会弱化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些议题可能是传统媒体比较关注的问题，但如果网络媒体不予重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就会弱化。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根据心理学中的逗首因效应地，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时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听到的情况。网络媒体的快捷性等优势，使它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随时随地发布消息。比如，在温州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微博等自媒体就同步直播事件的进展，在第一时间为公众设置议题。因此，新闻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能力。 4.媒体间的议程设置进一步发展 议程设置不仅存在于媒体与公众、媒体与政府之间，同时，不同的媒体之间也存在着议程设置。在网络媒体出现以前，传统媒体一直是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并且引导着公共舆论。然而，由于互联网的低门槛、信息发布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强等特点，每一位网民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者。一旦网民设置的议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该议题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就会大大提升，很快传统媒体就会将这一网络议题引用过来，进行深入讨论。凡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都存在着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积极互动的现象。比如在2012年的宁波PX事件中，由于网民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以及意见领袖在微博上的助力，使该议题在网络上被迅速扩散和传播，随后传统媒体相继跟进报道，最终促成了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媒体的报道也会对一些小媒体的报道产生影响，比如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侧重于报道哪些方面的新闻，各省、市媒体就会以此为导向来组织相关新闻报道。 结 语 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也因此为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媒体的出现也促使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变化。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没有终结，但的确在弱化，而社会生活并未因此就失去了议程的设置，各种议题仍然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播着。正如麦库姆斯所言：逗不可否认，因特网的确会带来新闻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上的一些变化，但在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细节上的变化，而不是议程设置本质上的变化。地⑤ 注释： ①【美】麦库姆斯著，郭镇之 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4页 ②刘德杰：《网络传播中的逗议程设置地探析》，《新闻窗》，2009年第4期，第88页 ③徐春霞：《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逗主体地分析》，《新闻窗》，2009年第6期，第77页 ④谷频：《网络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军事记者》，2004年第11期，第48页 ⑤董文娜：《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变化》，《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下，第37页

7、拟态环境 社会意义

拟态环境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问题。并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词。拟态环境有如下特点：一方面，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拟态环境和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1、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也即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1]。

“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2]，“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 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做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 [3]”。

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是有区别的，但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而把拟态环境当客观环境来对待。所以人们通过认识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来对现实的社会环境做出调整，其所采取的行动最终是作用于现实环境的。对此，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制作了一个“大众传播时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图式[4]，很好地表达了李普曼的认识。

2、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信息环境的环境化”概念的是日本的传播学者藤竹晓1968年在李普曼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5]。他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最初并不见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中的流行现象。这就是他所说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二、信息时代，媒体在建构拟态环境中的作用

在今天资讯空前发达的信息时代，大众传媒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信息环境对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实环境逐渐有了信息环境化的趋势。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现实。

1、媒介技术让世界成为“地球村”

遥感技术、卫星通信等技术的发展，使广播、电视、印刷媒体、电脑网络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越来越明显，信息的穿透力也越来越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界限逐渐被消除。“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信息“地球村”的说法不再是幻想。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各种媒体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和频繁。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通的生活工具。美国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报，大约每天花费30分钟的时间；美国99%的家庭和90%的汽车上有收音机，每天用于收听广播的时间约有1.5亿小时。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媒介的拥有数量也已基本普及并呈明显的增长势头，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触时间为4.4小时，中国人为3.7小时[6]。人们用大量的时间来接触媒体获得信息，获得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和看法。

2、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信息技术和媒体的发达，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和生存空间，让人们可以生存于大大超出自身可感知环境之外的其他环境之中。对于超出自身感知之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大众传媒来了解，这也让人们更加依赖大众传媒提供的各种信息。作为拟态环境信息把关人的现代传媒，其影响力与辐射面不断扩展。虽然大众传媒只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但传播者在对信息进行选择时，要受到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它传送的内容不仅仅是告知性的信息，还包含着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会影响受众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影响受众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

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更广、更快的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及其对现实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差别。使得“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三、媒体拟态环境建构中的问题

我国的大众传媒在为人们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和服务的同时，其构建的拟态环境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现阶段我国媒体拟态环境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话语权集中，信息量失衡

大众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应该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缩影，应当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典型画面，保证各类信息量的平衡，社会中的各群体都能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当前我国的媒体信息环境却是失衡的。各大媒体无不把目标锁定在社会的主流群体上，有关社会中的官员、明星、大款、学者、名流等强势群体的内容占据了媒体的主要位置，他们的言行频繁地被关注并加以持续不断地报道。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广大农民、城市失业人员、老弱病残等却没有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被动地接受大众媒介的信息，无法看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容，即使自己形象被扭曲、利益被侵害时也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关注。

据有关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上千家电视台中，只有不到1%的节目涉及到农村、农民和农民工；1984年6月“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成立，至今为止也仅有五十多家会员，主要是各省级党报办的农民报，有的甚至只是某个报纸的一个版面而已，并且大部分经营状况不看理想[7]。与之呈明显对比的是都市报、晚报、商报的白热化竞争；各类财经、娱乐、房产、饮食、旅游等信息的爆炸式增长。而与弱势群体有关的就业难、收入低等问题媒体却报道不多。这种失衡，势必引起弱势群体的不满和失望，加剧贫富对立，既使大众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极大地偏离了现实生活，也背离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2、为利益降低责任，虚假信息广泛流传

当今媒介的“企业化”生存使其在制作内容时不得不考虑广告商的需要和对“四有”（有点权、有点钱、有点品味、有点闲）人群的吸引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媒介的内容就会向有购买能力的人群靠拢，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过分“亲近”市场利益而受到消弱。有时候，媒体从业人员为了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利益，无视客观事实，以“某种需要”为借口，报道虚假新闻，刊登不实广告，编造所“需要”的信息，欺骗受众，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有偿新闻”、不实广告、虚假新闻等在媒体上的广泛流传，会使拟态环境和真实世界产生偏离，导致受众错误的认知和判断或对传媒内容的真实性会产生怀疑。这对受众、对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3、追求注意力，内容趋于娱乐化、低俗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吸引受众和广告商，媒体的娱乐类、综艺类、游戏类等轻松、搞笑、休闲的内容增多，网络媒体及一些传统媒体，甚至不惜以色情、暴力内容为招牌来吸引注意力。据英国《每日电讯》1995年9月13日报道，英国Middlesex大学的哈罗德—蒂姆莱贝教授发现，互联网上的非学术信息中有47%与色情有关[8]，如今的情况更甚。

低俗化、娱乐化内容的泛滥，会使广大受众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过多的色情、暴力信息会扭曲、动摇受众的道德观念，增加其对现实社会的不信任感。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只是媒介营造出的拟态环境，但却会影响受众对现实的认识，甚至会影响他们在现实中的行为。这种负面效果在“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的过程中会形成恶性循环，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4、媒体角色混乱造成受众对其“变形”期待

现代社会里，传媒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社会各方对媒介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媒介获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权力”。媒体在运行过程中，往往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职责和功能认识不够准确，出现“越权”行为。按照媒介权力的最初规定性，其权力应该集中在“检测环境”，促进公共信息的顺畅流动，社会意义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没有“裁判是非”“公论对错”甚至“现身执法” 的权力。如果媒体意识不到而做出越权行为，对媒介自身、其他社会组织、甚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因素。

“越权行为”还会造成人们对于媒介角色的“变形”期待，在遇到麻烦、不公正待遇、甚至失业、遭抢劫等的情况时都会想到寻求媒体的帮助，把媒体当成了“青天”、救助机构，有位报社编辑说自己曾接到过家里失火请求救援的电话。受众把拟态环境的构建者当成了现实环境的改变者。公众对媒体的超出其功能的非正常期待不仅影响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还会造成媒介自身角色混乱，社会含义模糊。因此媒体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是其在构建拟态环境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8、名词解释 拟态环境

一种生物模拟另一种生物或模拟环境中的其它物体从而获得好处的现象叫拟态或称生物学拟态。

9、新媒体环境下的情感研究算是研究方向吗

更加激烈的竞争吧我觉得和新媒体的融合也很有前景

10、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核实践发生了哪些变化

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对推动人类传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挑战。网络媒体的普及使传播环境发生了裂变，一些适用于传统媒体的理论在网络时代依然适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本文探讨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拟态环境”是指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关于世界的看法，与现实相比，这种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①这种“拟态环境”是由媒体设置而形成的。他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对这个“拟态环境”的反应，而并非对真实环境的反应，我们只能看见媒体所反映的现实，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发端。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说，他们的研究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为传播效果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随后，有众多传播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郭庆光在其《传播学教程》中对议程设置理论这样表述：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②如今，在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网络中多元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权的泛化，使受众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使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被打破，新的传播模式中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改变。

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随着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展开，“议程设置功能”的有关概念也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议程设置理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变化或得到了修正。
1.受众的地位改变，议题设置主体发生变化
传统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总是被动地接收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无法同媒体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他们只能在媒体为之设置的议题中挑选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释放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主动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挑选新闻信息，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互联网因其网络分布式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的控制权，能实现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双向交流，公众和媒体成为议程设置的共同主体。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体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次，议程设置主体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议程设置主体间呈现互动交叉性。③这就是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二重议程设置”现象，即在传统的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之外又出现了 “网民议程设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数”不仅不再沉默，而且积极参与到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来。
2.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出现，个人议题更易转化为公共议题
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议题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设置形成的。公众议题形成的过程或方式也变得很简单，那就是“互动”，公众在互动中选择哪些事情或议题是重要的。网络时代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是对“议程设置”理论内涵的补充和延伸。如果公众自我设置议程引发社会普遍关注，那么这一议程就会进入传统媒体的议程范围，在网络传播中，某一网民自我设置议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网民关注，也就会很快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④传统媒体关注后又会很快转化为公共议题。总之，个人议题更加容易转化为公共议题，网民成为许多议题的第一设置者，经过网民的激烈讨论互动以及各大媒体的转载和重新设计，最后上升为人人皆知的热门议题。
3.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弱化，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
网络媒体改变了网民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实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不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闻的影响力，也会弱化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些议题可能是传统媒体比较关注的问题，但如果网络媒体不予重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就会弱化。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根据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时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听到的情况。网络媒体的快捷性等优势，使它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随时随地发布消息。比如，在温州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微博等自媒体就同步直播事件的进展，在第一时间为公众设置议题。因此，新闻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能力。
4.媒体间的议程设置进一步发展
议程设置不仅存在于媒体与公众、媒体与政府之间，同时，不同的媒体之间也存在着议程设置。在网络媒体出现以前，传统媒体一直是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并且引导着公共舆论。然而，由于互联网的低门槛、信息发布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强等特点，每一位网民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者。一旦网民设置的议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该议题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就会大大提升，很快传统媒体就会将这一网络议题引用过来，进行深入讨论。凡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都存在着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积极互动的现象。比如在2012年的宁波PX事件中，由于网民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以及意见领袖在微博上的助力，使该议题在网络上被迅速扩散和传播，随后传统媒体相继跟进报道，最终促成了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媒体的报道也会对一些小媒体的报道产生影响，比如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侧重于报道哪些方面的新闻，各省、市媒体就会以此为导向来组织相关新闻报道。

结 语
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也因此为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媒体的出现也促使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变化。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没有终结，但的确在弱化，而社会生活并未因此就失去了议程的设置，各种议题仍然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播着。正如麦库姆斯所言：“不可否认，因特网的确会带来新闻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上的一些变化，但在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细节上的变化，而不是议程设置本质上的变化。”⑤
注释：
①【美】麦库姆斯著，郭镇之 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4页
②刘德杰：《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探析》，《新闻窗》，2009年第4期，第88页
③徐春霞：《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主体”分析》，《新闻窗》，2009年第6期，第77页
④谷频：《网络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军事记者》，2004年第11期，第48页
⑤董文娜：《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变化》，《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下，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