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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非遗纪录片传播

发布时间:2020-09-10 11:28:02

1、在湖北“非遗”中传统媒体是如何与新媒体融合传播?

在传播渠道方面,本次活动也是亮点多多。既有电视台、报纸、杂志等传统大众媒体,也有网络媒体PC端以及微博、微信、小视频、网络直播、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渠道,形成全媒体矩阵。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活动中,北京时间、湖北云、斗鱼直播等三家媒体将进行网络直播,边走访,边向网民介绍非遗的“文化密码”。活动第一天,北京时间记者王兴悦就中南民族大学漆器班、汉阳江欣苑汉绣及高龙等进行了三场直播,网友纷纷进行留言互动,有网友跟评道:“美哉我大中华,为我中华非遗疯狂打call!”

2、如何传播非遗文化内涵?

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珍贵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年,我国不遗余力地加大着对它们的保护力度:在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实施了平安故宫等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在加强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用五年时间,累计完成可移动文物修复和博物馆藏品预防性保护项目1000余项,修复文物4万余件;在提升考古发掘保护能力方面,2013年以来共实施考古发掘保护项目3000余个,取得重大发现。

博物馆等在这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全国博物馆每年举办展览多达3万余个,开展约11万次专题教育活动。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站)等策划推出了一批精品展览展示活动,开发了一批优秀文化创意产品,许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已成为地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品牌和依托。

“博物馆是收藏、保护、研究文物的宝库,又是展示、宣传的一个殿堂,博物馆如何做好这份工作?”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认为,首先要加强对馆藏文物内涵的挖掘和阐释,找到更多的文物自身价值,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在展示方式上也需要改进,与现代科技结合,传播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加大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力度,把文物元素融合到产品当中,让观众通过产品消费认识我们传统文化的内涵。” 来源:央广

3、论述传统媒体环境下和新媒体环境下的品牌传播有何不同?

传媒媒体环境下,话语体系相对主流而且易捕捉,品牌传播的触点是相对统一的;新媒体环境下,话语体系被完全打乱,品牌的理解和传播触点纷繁复杂,同时也让接触人群有了区分。此外,新媒体可以说是对传统媒体在传播市场上的瓜分,那品牌传播如果要做到全覆盖,当然也被瓜分了更多的板块。不过,对品牌传播而言,首先还是应该找到品牌目标群体更为信任哪个媒体的话语体系,从而在此媒体上做好传播推广,而且传播要符合此媒体的话语体系规则。

4、新媒体环境下,纪录片的创作哪些方面发生了改变

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对推动人类传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挑战。网络媒体的普及使传播环境发生了裂变,一些适用于传统媒体的理论在网络时代依然适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本文探讨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拟态环境”是指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关于世界的看法,与现实相比,这种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①这种“拟态环境”是由媒体设置而形成的。他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对这个“拟态环境”的反应,而并非对真实环境的反应,我们只能看见媒体所反映的现实,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发端。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说,他们的研究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为传播效果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随后,有众多传播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郭庆光在其《传播学教程》中对议程设置理论这样表述: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②如今,在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网络中多元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权的泛化,使受众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使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被打破,新的传播模式中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改变。

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随着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展开,“议程设置功能”的有关概念也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议程设置理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变化或得到了修正。

受众的地位改变,议题设置主体发生变化

传统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总是被动地接收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无法同媒体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他们只能在媒体为之设置的议题中挑选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释放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主动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挑选新闻信息,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互联网因其网络分布式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的控制权,能实现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双向交流,公众和媒体成为议程设置的共同主体。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体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次,议程设置主体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议程设置主体间呈现互动交叉性。③这就是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二重议程设置”现象,即在传统的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之外又出现了 “网民议程设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数”不仅不再沉默,而且积极参与到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来。

2.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出现,个人议题更易转化为公共议题

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议题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设置形成的。公众议题形成的过程或方式也变得很简单,那就是“互动”,公众在互动中选择哪些事情或议题是重要的。网络时代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是对“议程设置”理论内涵的补充和延伸。如果公众自我设置议程引发社会普遍关注,那么这一议程就会进入传统媒体的议程范围,在网络传播中,某一网民自我设置议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网民关注,也就会很快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④传统媒体关注后又会很快转化为公共议题。总之,个人议题更加容易转化为公共议题,网民成为许多议题的第一设置者,经过网民的激烈讨论互动以及各大媒体的转载和重新设计,最后上升为人人皆知的热门议题。

3.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弱化,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

网络媒体改变了网民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实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不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闻的影响力,也会弱化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些议题可能是传统媒体比较关注的问题,但如果网络媒体不予重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就会弱化。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根据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时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听到的情况。网络媒体的快捷性等优势,使它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随时随地发布消息。比如,在温州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发生后,等自媒体就同步直播事件的进展,在第一时间为公众设置议题。因此,新闻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能力。

4.媒体间的议程设置进一步发展

议程设置不仅存在于媒体与公众、媒体与之间,同时,不同的媒体之间也存在着议程设置。在网络媒体出现以前,传统媒体一直是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并且引导着公共舆论。然而,由于互联网的低门槛、信息发布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强等特点,每一位网民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者。一旦网民设置的议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该议题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就会大大提升,很快传统媒体就会将这一网络议题引用过来,进行深入讨论。凡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都存在着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积极互动的现象。比如在2012年的宁波PX事件中,由于网民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以及意见领袖在上的助力,使该议题在网络上被迅速扩散和传播,随后传统媒体相继跟进报道,最终促成了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媒体的报道也会对一些小媒体的报道产生影响,比如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侧重于报道哪些方面的新闻,各省、市媒体就会以此为导向来组织相关新闻报道。

结 语

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也因此为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媒体的出现也促使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变化。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没有终结,但的确在弱化,而社会生活并未因此就失去了议程的设置,各种议题仍然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播着。正如麦库姆斯所言:“不可否认,因特网的确会带来新闻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上的一些变化,但在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细节上的变化,而不是议程设置本质上的变化。”⑤

注释:

①【美】麦库姆斯著,郭镇之 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2008年9月版,第24页

②刘德杰:《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探析》,《新闻窗》,2009年第4期,第88页

③徐春霞:《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主体”分析》,《新闻窗》,2009年第6期,第77页

④谷频:《网络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军事记者》,2004年第11期,第48页

⑤董文娜:《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变化》,《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下,第37页

5、电视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发展?

更加激烈的竞争吧
我觉得和新媒体的融合也很有前景

6、如何利用新媒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

将新媒体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

1、加大资金投入,组织人力物力,研究和开发包括视频收集处理、文档加工、数字化图书馆等技术手段,根据不同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开展科学详细地的数字化整理和归档工作。这里的整理不只是简单的信息复制,还包括信息的再加工和再创造,并尽最大限度地保持信息的原始性和准确性。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平台的建设,让遗产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构建由多种形式和载体组成的“活的记忆”。

2、数字化平台除了具备基本的信息查阅功能和图像视频展示功能外,还要具有和公众之间良好的互动功能。非遗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数字化保护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平台的多媒体功能,让非遗资源得到更好地传播和传承。因此数字平台的建设要兼顾普通公众的接受程度,做到专业化和大众化兼顾。平台不仅可以免费查阅、下载非遗资源,还鼓励公众提供上传散落在民间没有得到统一保护的非遗资源,由政府机构进行适当的奖励。

3、利用各种新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让非遗资源第一时间近距离地走进公众。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微信公众号、微博、博客以及QQ空间等媒介开展一些视频展演、有奖竞猜、“我与非遗的故事”为主题的征文等线上活动,激发公众参与活动的热情。在发布信息或者开展线上活动的时候,要图文并茂地设计好相关模块,只有文字或者单纯的图片堆积,不会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4、以传统手工技艺为切入点,通过文化艺术地包装,将其衍生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集中展示出非遗文化元素,与旅游文化相结合投入市场。同时,在非遗创意产品投放市场前要树立品牌保护意识,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产品成形后,就要有针对性地开拓非遗创意产品的市场销售渠道。重点培育一批市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并争取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5、此外,非遗创意体验是非常有效地开发市场的途径,通过各种新媒介的宣传推广,开发“非遗旅游专线”,让游客体验传统影子戏、剪纸、雕刻等非遗项目,亲身体会非遗资源的魅力所在。充分地结合新媒体开展以上工作,可以使非遗资源的保护形成一个生态的循环系统工程。不仅为非遗资源的保护开辟了新的路径,还为旅游市场的开发进一步提升了空间。

7、什么纪录片和非遗传承有关?

《中国手作木作》和非遗传承有关。

8、如何利用新媒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价值追求,体现着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整个民族的智慧结晶和共同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巩固民族情感、加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
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众多机遇和挑战。无论是非遗的鉴定还是保护,新媒体起到了积极的宣传推动作用。将新媒体传播时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充分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新媒体环境下非遗资源保护的新途径
新媒体时代,信息的储存和传播具有数字化、及时化、互动化的特征,快速有效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样,将新媒体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
(一)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声、像和手工技艺为主要表现手段,是活态流变的文化,这就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储存和保护要更多地依靠图片、音频和视频等手段。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组织人力物力,研究和开发包括视频收集处理、文档加工、数字化图书馆等技术手段,根据不同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开展科学详细地的数字化整理和归档工作。这里的整理不只是简单的信息复制,还包括信息的再加工和再创造,并尽最大限度地保持信息的原始性和准确性。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平台的建设,让遗产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构建由多种形式和载体组成的“活的记忆”。
数字化平台除了具备基本的信息查阅功能和图像视频展示功能外,还要具有和公众之间良好的互动功能。非遗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数字化保护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平台的多媒体功能,让非遗资源得到更好地传播和传承。因此数字平台的建设不仅要考虑到相关学者、专家和非遗保护工作人员的研究需要,还要兼顾普通公众的接受程度,做到专业化和大众化兼顾。平台不仅可以免费查阅、下载非遗资源,还鼓励公众提供上传散落在民间没有得到统一保护的非遗资源,由政府机构进行适当的奖励。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数据详实、互动方便的数字化平台,实现了非遗资源和公众、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为非遗资源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利用多种媒介,开展非遗资源保护的宣传和推广活动
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在非遗传承地建立展览馆、展示基地以及非遗资源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扩大非遗资源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尤其是抓住节假日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展示活动。
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新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让非遗资源第一时间近距离地走进公众。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微信公众号、微博、博客以及QQ空间等媒介开展一些视频展演、有奖竞猜、“我与非遗的故事”为主题的征文等线上活动,激发公众参与活动的热情。如果只是单方面由政府机构发布关于非遗的相关信息,公众只是被动地接受者,仅仅是知道了一条新闻而已,公众如果通过以上提到的各种新媒介与政府机构互动,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还能提供新发现的“非遗”资源。这种互动既让政府机构及时掌握遗漏的非遗资源,也能让公众第一时间了解非遗保护的最新动态,做到了资源的优势互补。需要注意的是,在发布信息或者开展线上活动的时候,要图文并茂地设计好相关模块,只有文字或者单纯的图片堆积,不会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三)利用非遗资源,开发非遗文化旅游产品
加大投资力度,鼓励非遗创意衍生产品的策划和开发,进一步激发非遗资源的生命力。内在的文化价值和外在的形象品质是非遗创意产品的两个核心要素。以传统手工技艺为切入点,通过文化艺术地包装,将其衍生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集中展示出非遗文化元素,与旅游文化相结合投入市场。同时,在非遗创意产品投放市场前要树立品牌保护意识,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产品成形后,就要有针对性地开拓非遗创意产品的市场销售渠道。重点培育一批市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并争取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此外,非遗创意体验是非常有效地开发市场的途径,通过各种新媒介的宣传推广,开发“非遗旅游专线”,让游客体验传统影子戏、剪纸、雕刻等非遗项目,亲身体会非遗资源的魅力所在。
充分地结合新媒体开展以上工作,可以使非遗资源的保护形成一个生态的循环系统工程。不仅为非遗资源的保护开辟了新的路径,还为旅游市场的开发进一步提升了空间。
三、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具有远大的前景,政府机构大有可为。作为非遗保护工作者,应更好地提升自身的新媒体技能,使更多公众走近、了解并自发地加入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中来,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记忆继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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