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应用大众传播理论去解释新媒体环境下的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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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
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
“新媒体”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流动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每当一个新的传播技术诞生，“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定义就会迎来一次更新，这一定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得以稳固，直到下一次的传播技术更新。
当前，我们所谈论的“新媒体时代”是指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诞生以来的这一历史时期。
新媒体时代以数字传播、网络传播和全球传播为主要特征。在此，新媒体并不单纯指向传播技术和媒介形式本身，而是同时指向“用来交流或传达信息的制品或设备;传播或分享信息的活动和实践;围绕上述设备和实践形成的社会安排或组织形式”。换言之，即区别于大众媒体时代的新传播媒介及其相关的传播实践和社会情境。
新媒体研究所要考察的，不再仅仅是以往占据传播研究核心的生产、文本和受众等问题，而是在媒介、实践和社会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下，新媒体能够产生哪些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独特影响，尤其是在媒介融合和媒介化社会的大背景下，新媒体何以成为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
2、如何实现新媒体语境下的意见竞合和话语权再分配
在传统媒体语境下，广大媒体受众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动的接受对象，普通受众在传统媒体社会中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比如报纸、广播和电影等一些传统媒，它们所提供给大众话语发布的平台是相对有限的。而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受众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网络博客、手机上网、以及各种数字用品都是功能变得更强大、使用方式更便捷，大众的声音通过网络平台（例如短信群发、个人博客和网络论坛等）可以随时发送，由音频和视频承载的信息交流变得十分的便利，个体主体地位在新媒体语境下得到了显着提升，广大受众获得了在传统媒体时代下从没有过的自由、自主权力。另外，广大受众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件中表达思想和发表意见，大众声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及时、丰富、全面和生动。借助新媒体提供的自由平台，越来越多的个体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评价者、管理者和把关者。
3、如何评价新媒体环境下的参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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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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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4、在今天的新媒体语境下,为什么类似古人的那种送别场景几乎消失不见了？
古时由于通信交通不发达相见时非常难得一见，故送别时依依不舍，难舍难分的场景时时出现。现在通信交通发达了，人们很快就能相聚，送别也就不是古时那么长长锦锦，难舍难分了。
5、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艺术创作
1 新媒体艺术的产生及定义 新媒体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新媒体包含的内容很多，可以从媒体统治的时代来划分什么是新媒体什么是传统媒体，也可以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上来区分，因为新媒体的出现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无论如何都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新媒体是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式媒体形态。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媒体也随之产生不断变化，并且在人类社会里产生广泛及深刻的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也随着改变，一部分艺术家也越来越多地依靠新媒体对自己的艺术进行阐述和表达。这种新媒体艺术借助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试图从传统媒体中脱离出来，寻求一种全新的表述方式，从简单的叙事变为叙情，从单一的感官感受变成综合性的体验，无论是新媒体还是新媒体艺术，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2 新媒体技术对艺术的影响 20世纪末以来新媒体技术逐渐发展，而新媒体艺术则是利用新技术赋予艺术家新的手段，艺术形式不再是单纯的平面画面或者是立体作品，而是各式各样新式的表现形式，并且大多具有交互体验。这种体验给受众一种全新的感受，不再是单方面的接受艺术家传达的信息，而是可以参与到其中，能够更深刻的体验，这种追求即时效果和互动感受也是新媒体环境下艺术的新的表现特点，作为一种结合了多种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给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带来了更多的灵感和更广阔的视角。作为不停探索人类新想法、不停突破现有界限、走在大众思维前端的艺术家，将电脑科技等新媒体技术与现有表现手段结合在一起，实现艺术形式的不断创新。 谈到新媒体技术对艺术的影响就需要先了解新媒体所具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是成本低，制作流程比较简单。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制作相比传统媒体更加低成本高效率。传统媒体的信息制作环节十分复杂，先由记者进行前期采集编辑，然后由媒体公司进行后台完善总结，再通过各种渠道发送出去。新媒体却节省了其中很多环节，信息大多借助网络传播，在传播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成本，不像传统媒体需要依靠纸质的大量印刷或电视广告的大量播放才能达到宣传的目的，对于一般受众来说，接收信息的成本也大大降低，相比传统媒体人们更倾向于免费的新渠道。 二是传播范围广、速度快、信息传达比传统媒体顺畅。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的传播可以依靠自由发达的网络和受众随身携带的客户端来实现，相比依赖纸张的平面媒体、依赖电视的电视媒体、依赖收音机的广播媒体，新媒体可以将各种媒体的优势集为一身，打破媒体自身的界限，将各种技术手段联系在一起，使信息传播的双方都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交流。随着互联网及云时代的到来，产生了信息爆炸的现象，人们接收信息的途径也不同于以往，更加简洁明快迅速的接收方式更合乎当下快速的生活节奏。 三是受众体验更良好，相比传统媒体具有交流互动的优势。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扮演输出的角色，具有交流的局限性，无法很好地和受众交流互动，即使有也不能实时互动，不具有时效性，而新媒体技术不只是单方面的输出，还有双方互相交流的互动，具有良好的时效性、活跃度、新鲜感。 结合新媒体信息传播的特点，艺术家在利用新媒体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也可以尝试相比以往艺术行为的更多的新形式。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自身人性的探索也越来越多，从大工业社会量产的精神需求逐渐转变为强调个体突出个性的精神需求，在这一前提下，能够进行交互的艺术应运而生。人类不再是生硬地单方面接收，而是富有个人情感的交流互动，每个受众个体的不同都会对信息传达的这个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造成不同的后果。相比过去，人们更......<a class="a" href="/question/176736805956225484?cm=0&;lm=1&;answerType=0&;rn=1&;aid=1928108435&;ppn=0&;prn=5&;plm=null&;from=&;ssid=&;uid=&;pu=&;step=1">余下全文>></a>
6、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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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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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
7、如何在新媒体语境下提高领导形象
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微信、微博等依托智能手机平台，正在塑造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并且在热点新闻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的传播中越发占据主导地位。在新媒体环境下，微博正在成为党和政府把握舆论导向、引导网络舆情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工具，微博问政成为党政干部的必修课。因此，提高“微素养”和“微能力”也成为党政干部培养媒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微博知识、微博意识、微博能力和微博管理等方面。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领导干部熟练掌握现代传媒手段，大幅度提升自身的能力与素养，是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大命题。”微博如果使用不当，会直接影响党政干部的个人形象和公信力，甚至还可能引发群体极化现象。因此，党政干部要紧跟时代发展，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自身的“微能力”和“微素养”，提升服务群众的水平和自身的执政能力。
培养微博角色意识，提升“微素养”
新媒体环境下，微博逐渐成为主要的舆论阵地，许多政府机关和党政干部为适应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开始运用微博问政、处理政务、了解民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党政干部需要对自己的微博进行正确的身份定位。党政干部的微博因为身份的特殊性更容易受到网友的关注，网友希望通过党政干部的微博了解官方的动态信息，尤其是政府对社会热点或公共突发事件的处理态度和结果。如果党政干部的新媒体使用能力不足，就容易导致问题的恶化，甚至与网民出现对立，造成极为不好的负面影响。
因此，突发事件发生后，党政干部要有全局意识，进行正确的微博角色定位。首先，微博交流讲求平等与尊重。“敬人者，人恒敬之”，党政干部的微博要想赢得公众更多的关注，就必须放下官腔，把尊重放在第一位，与网友展开平等亲切的沟通和交流，做到换位思考，站在敬重舆情、敬重事实、敬重他人的立场上，引导融洽和谐的交流与互动氛围；其次，要利用微博传播速度快的优势，第一时间向民众发布准确信息。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新媒体时代，官方必须第一时间发声，否则谣言就会迅速占据舆论空间，造成政府被动的局面；再次，不要轻易关闭微博的评论功能，对微博中出现的过激评论，要冷静对待、理性思考，坦诚接受网民的不同声音；最后，发布微博前要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问题，对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予以客观真实的合理解释，要平衡好自己的微博身份和现实工作身份的关系，尤其在舆论引导方面，应通过主流媒体正确引导舆论。避免群体极化现象对政府形象、个人形象和社会舆论会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熟练驾驭网络运用平台，提高“微能力”
互联网对公共事务和政策的影响日益深入，但是一些基层党政干部对电脑和网络还比较陌生，操作和控制微博的能力不足，部分基层党政干部甚至对互联网有恐惧和麻木的心理。基层党政干部对微博的运用大都是知之不多或一知半解，重庆市2010年的调查显示，党政干部上网的人数达到90％以上，但80％以上的人员只是上网看新闻、玩游戏，对社交网站和微博根本不了解。2012年，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在干部选拔考试中，首次把微博写作列入考题，这也是国内首次将微博写作纳入选拔干部的考题。
党政干部要正确掌握微博使用技巧并能运用微博与网民交流。尽管党政干部的微博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官方色彩，但通过微博与网民交流时，不要从官方视角发微博，因为打官腔只会让网民反感，这样的微博交流只能起副作用。从实际发布情况来看，很多使用网友的语气及语言与网友交流的党政干部的微博，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因此我们要把握好相关尺度，用理智驾驭微博，对不良情绪进行耐心引导，做到不乱说，说清楚知道的，不说不清楚或不知道的，驾驭好网络传播的新平台。
善用微博语言，适应“微环境”
微博的草根性决定了其语言的平民化和生活化，党政干部发微博时要改变官场上的话语作风，使用平民化的话语跟网友交流，用正确的价值判断和理论依据说服网民，言语间要体现人文关怀，拉近与网民的距离，从而了解民情、民意。有专家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中国网民对官员微博的期待确实比国外更高一些。像微博这样沟通便捷、快速的网络平台，确实一下子拉近了百姓与官员的距离，加上一部分民众的‘青天情结’，很容易让人对官员微博产生更高的期望。”①因此，微博语言的灵活运用是党政干部提高微博素养的重要方面。
首先，微博用语要贴近群众，要学会运用朴实无华的群众语言。多学习网络上幽默、俏皮的语言，有助于打破与网友沟通的语言屏障；其次，微博语言无论采用何种风格，都要说实话，讲道理，不要说虚话、假话，因为一旦网民认为发布的信息不公正或不可信，微博的发布者恐怕立刻就会被推到舆论的风头浪尖，成为众矢之的，背负巨大的舆论压力；最后，党政干部在微博上要包容大度。由于网友素质良莠不齐，对负面新闻的评论可能会出现过激言论，领导干部稍有不慎很容易陷入舆论漩涡，这就需要党政干部理性、宽容地对待网友的议论，不要以势压人、以权制人，甚至在微博上与网友展开情绪化的攻击与谩骂，使情况变得更糟糕。要善于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广泛收集民意、了解民情，无论网友的观点理性还是非理性，都要用包容的心态与他们进行沟通，树立党政干部良好的亲民形象。
规范微博日常管理，使微博发布常态化
有效提升党政干部的“微能力”，必须规范微博的常规化管理。首先，党政干部要经常更新微博内容，不能在微博开通后听之任之，对网友留言一看了之，使微博名存实亡，微博的开设也流于形式。长此以往，会流失网友的关注和信任；其次，党政干部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在使用微博的过程中要谨而慎之。由于微博使用的透明化和传播的极速化特征，微博的关注和访问都会留下痕迹，因此，党政干部的微博在加粉丝和转发微博时就要注重公共形象，对于明显带有色情、暴力、商业广告等方面的内容或人物不能添加，更不能随意转发，避免造成不良影响。如果出现商业广告或是有色情暴力的跟帖，必须及时删除，因为这种必要的维护工作，体现的是党政干部对言论空间的重视；最后，建议党政干部应该开设实名微博。因为公众看党政干部的微博，是想通过微博看到党政干部负责任的一面，通过微博了解相关政策和政府机关对社会热点的态度和立场。例如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网易微博实名注册后，粉丝已经发展到58万余名。从粉丝的留言来看，大多网民并不希望通过微博解决问题，而是想了解官员的性格和个人看法，以端正对党政干部的印象。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张春贤在深夜与微博网友展开点对点交流，令众多网友颇感惊喜，一天内粉丝突破1.2万，评论2000多条，最高时粉丝接近33 万。同时，我们必须对使用微博发表观点可能带来的风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政策解释和分析具体问题应依照党和国家的政策进行表达，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在做好准备工作后，再以谨慎的态度开设、经营实名微博。
在突发事件中用好微博，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网络流行语“不懂微博的领导你伤不起”，描述的正是党政干部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失语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党政干部要想利用微博的力量来缓解事件的压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就必须善于利用微博辟谣以及利用微博发布权威信息。同时，涉及突发事件的微博必须严格遵守“第一时间”原则。2011年8月17日，济南市发生一起女狱警打人事件，引发群众围观，济南市公安干警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利用微博积极应对，发布事件的调查进展，积极跟进网民的提问，避免了谣言的传播，平息了网民的愤怒情绪，从而避免了群体极化现象。此外党政干部的微博应该与政策导向保持一致，要在保证信息准确性的基础上迅速发布信息，要确保信息来源和事实本身准确无误，要统一信息发布者的立场，这样才能发挥党政干部微博的优势，遏制谣言的滋生。
实践证明，在新媒体环境下，党政干部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微能力”和“微素养”。因为正确掌握和使用微博，不仅是党政干部处理政务的一项基本功，也是与时俱进的标志之一。积极开通微博、正确运用微博、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利用微博与民众互动交流，深入民情进行民意调查、即时发布正确信息、即时解决网上出现的社会矛盾，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8、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青少年该怎么做
当前，新媒体在满足用户基本信息获取需求的同时，已日渐成长为一个集信息、观点、民意为一身的舆论平台，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社会舆论的生成、存在与传播方式，不断对传统媒体话语模式提出新的挑战，信息的碎片化也开始成为当前舆论的新业态。当新媒体成为舆论的发酵场，新媒体开始与舆论形成天然的水乳交融状，在这种状况下，长篇文章尤其是理论性文章，如何去适应新媒体的业态发展，如何去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已经成为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问题。
舆论引导文章的特点是块头大,一般文章少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甚至十几万字,要求观点正确、思维缜密，逻辑严密、用词准确，有根有据，而且在 写作指导思想上以灌输为主。相比来讲，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则表现为传播上的简捷精要、服务上的分众化、个性化，注重互动性以及呈现风格的多媒体化。因此，思 想理论文章在同互联网的行文风格融合时，就会出现种种的不适应。同样，从读者的层面考虑，在信息碎片化的认同感下，耐心读并接受长篇的理论文章，则显得较为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一篇引导舆论发展方向的文章在保持自己传统特色前提下，不能排斥新媒体新技术,与世隔绝,自说自话，要积极使用新媒体新技术，把思想理论文章进行多层次、分层次、深层次开发。
一是在“微”上下功夫。把大块思想理论文章的灵魂和精华，包括有价值的观点、看法等提炼出来。碎片化，即在“微”字上做文章，分别生产 出精准短小、鲜活锐利、吸引力强的信息。同时，入网随网，主动策划，针对不同载体和不同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叙事方法、语言风格。要善于用讲道理、 谈历史、举常识的方式，用群众的语言、网络的语言解疑释惑，在拆分理论文章时，做到有理有据、有情有义。同时，利用多媒体技术在传播上抢得先机，用好微 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传播平台，以即时观点抢占思想理论宣传的制高点。
二是在“题”上找思想。要根据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分议题用互联网语言表达出来。针对领导干部、普通党员、知识精英、青年学生、社会青 年等不同人群，设置不同的议题，采用不同的话语体系，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把理论文章的各个亮点、精华分别在互联网上展示出来，同时加大互动力度，在指导思 想上改单向灌输为双向互动，有来有往、一来二往,在互动中有观点，在观点中有思想，牢牢把握互动的主动权，润物细无声，把深奥的理论问题用互联网语言表达 出来，用互联网手段展示出来。
三是在“形”上求突破。创新表达方式，在展示上实现多媒体化。新闻宣传已经采用了多媒体的展示方式，以多样化的展示、多介质的推送，使 新闻报道动起来了、活起来了。思想理论文章能不能在展示上实现多媒体化呢？回答是肯定的。电视政论片的成功就是很好的说明。要积极探索把思想理论文章的精 华部分综合运用图文、图表、动漫、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实现内容产品从可读到可听、可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维到多维的升级融合，在“形式”上不断取得新突 破，满足终端传播和用户多种体验的需求。
总之，在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上，如果说理论文章是艘航母的话，那么，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应主动用互联思维，使用互联网技术把其精华简洁 快捷传播出去，也就是说给这艘大航母配上冲锋舟、战斗机、机关枪、冲锋枪等轻重武器，使之更具杀伤力、战斗力。这或许是理论文章走出困境、再现青春的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