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治国理政思想短视频

1、”房谋杜断”指的是什么？结合唐太宗的用人政策谈一谈为什么在其统治期间会出现”贞观之治”的历史局面？

房谋杜断

【出处】典出（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六十六•列传第十六•房玄龄等传》）：“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玄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
【用例】（刘凤舞《民国春秋•第十八章•天府英魂》）：“二人互相标榜为[u]房谋杜断[/u]，辅车相依。
【解说】唐太宗李世民时，宰相房玄龄与杜如晦共掌朝政，唐朝之规章法典皆多为其所制。房氏多谋略，杜氏善决断，是以人称之为“[u]房谋杜断[/u]”。唐太宗时与之商谈国事时，房氏常出谋划策，但优柔寡断。而杜氏果断立决，取拾得当。二人齐心协力，搭配得宜，佐唐太宗治天下。
【房谋杜断】原指房玄龄出谋与杜如晦善断。后喻两人合作无间，配合得当，常用此语。

李世民特别重视人才，以致他帐下人才济济，像秦琼、程知节、尉迟敬德等将领都是从敌阵中跑来投奔他的。这从李世民和尉迟敬德的交往可以看出来。

尉迟敬德是宋金刚（隋末农民领袖）手下将领，后归李世民。李世民继续让尉迟敬德统领原属宋军的8000人马。大将屈突通认为这样做不妥，提议将宋军8000降兵散编入唐军。李世民说：“对于一个人，不仅要闻其言，观其行，也要察其心，我认为尉迟敬德不是出尔反尔的人，公请放心。”

刘武周、宋金刚被打败之后，占据洛阳的王世充就是最主要的敌人，李渊命李世民率军攻打洛阳。王世充为人狡诈，他部下许多大将都离他而去，投奔李世民，如秦琼、程咬金等。凡是到唐军李世民处的人，都得到优厚待遇。多数州县的官吏也纷纷投降唐朝。李世民让这些将官担任原职，只是换上了唐朝的大旗而已。这种做法，吸引了更多的人投降。

此时的洛阳城，基本上是一座孤城。王世充眼见自己的地盘越来越小，决定秘密收买唐军中以前的将领。但响应的不多，只有原刘武周部将寻相等几个人，叛离唐军返回洛阳。

寻相与尉迟敬德是好朋友，他叛逃以后，李世民手下将尉迟敬德抓了起来，然后告诉李世民，主张杀掉尉迟敬德。李世民坚决不同意，并亲自向尉迟敬德赔礼道歉，使他感激不尽。

几天之后，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带领500名骑兵到洛阳城北侦察敌情，被王世充的一万士兵包围。瓦岗军有名的飞将单雄信这时已投降王世充，一马当先，直取李世民，被尉迟敬德死命挡住，并保护李世民率500骑兵冲出重围。

李世民虽然年轻，却沉稳老练，几次力排众议，保全了尉迟敬德的性命，关键时刻，尉迟敬德立下了大功，保卫了大唐江山，这正是李世民的远见卓识。

生乙：魏征其貌不扬，身材不高，但胆量过人，一身正气。原在李建成部下任职，官位不高。李建成、李元吉作乱被杀，他不但没有受到株连，反而被新继位的皇帝李世民晋升为谏议大夫。

魏征在位期间，不断进谏。有一天，太宗李世民又与魏征争论起来，争论到最后，太宗承认自己错了。魏征说：“臣很荣幸能事奉陛下，但我希望做一个良臣而不是忠臣。”太宗问：“有什么区别吗？”魏征道：“像古代的稷、契等辅助君主使国运长久者，为良臣；如关龙逢、比干等虽忠心不贰，但本身蒙难，使社稷不保，这些人为忠臣。”

魏征敢于直谏，使李世民获益匪浅，太宗不由得敬畏魏征几分。有一次，他要出去到南山游玩，车都备好了，发现魏征进宫，怕他不同意，没等魏征说话，就主动改变了出游的打算。有一次，太宗正在玩鹞鹰，魏征来找皇帝有事，李世民怕他批评自己玩鸟，急忙将鹞鹰藏在怀中。等魏征禀报完事情走了，太宗拿出鹞鹰一瞧，已经憋死了！

魏征经常在大臣面前与皇帝争论，几乎每次争论都能占上风，使皇上下不来台。有一次，太宗实在觉得丢了面子，散朝回宫后，说非杀了魏征不可，竟然当着众臣的面羞辱我。长孙皇后听罢，立即回内室换了朝服出来。太宗感到奇怪，问道：“你穿朝服干什么？”长孙皇后回答：“魏征不顾个人安危，敢于直言犯上，臣妾自愧弗如。臣妾向陛下进言，尚须察言观色，而魏征与陛下乃臣君关系，却刚正不阿，无所畏惧，正是‘主明臣直’，魏征敢直谏，是因陛下开明之故。因此，臣妾特表祝贺。”太宗听罢，转怒为喜。

长孙皇后的话是有道理的，魏征敢于直言，同时说明李世民是开明大度的皇帝，否则，有着生杀大权的皇帝，是难以让魏征这样的大臣活长久的。

李世民的结发之妻长孙皇后，也功不可没，她的贤德在当时无人不晓。倘若在李世民发狠要杀魏征时，长孙皇后不全力保护，后果不堪设想。

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病故。太宗十分悲痛，亲自写了碑文让石匠刻了，立在魏征墓前。并且说了留传千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魏征走了，朕失去一面镜子。”

于“贞观之治”一目，包括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唐太宗开明的治国思想。即课本上提到的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亡教训，明白统治者不能过分压榨农民；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皇帝要勤于政事，善听正确意见；大臣要廉洁奉公，统治才能巩固等内容。

2、唐太宗李世民简介简短

唐太宗李世民（626年—649年在位），生于武功之别馆（今陕西武功），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年号贞观，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

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去雁门关营救隋炀帝。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后晋封为秦王，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

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他门客的建议下，先发制人，于长安城宫城北门玄武门发动政变，兄弟喋血，一举消灭了建成、元吉的势力，成为王朝的唯一继承人。

是年八月初九，他强迫他父亲李渊让位，自己即位为帝，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年号为“贞观”。自此开始了他二十三年的统治。

李世民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在国内厉行节约，并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外开疆拓土，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中国史上著名的明君。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649年7月10日），李世民患得了痢疾，医治无效，于次年五月病死于终南山别墅“含风殿”。他死后被葬在今天陕西礼泉县东北50多里的山峰上，是为“昭陵”。他的谥号为“文皇帝”。

(2)魏征治国理政思想短视频扩展资料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唐太宗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

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唐太宗李世民

3、唐太宗与魏征治国理政的理念相同吗？

不相同。作为帝王，需要光明正大的行政，也需要险恶阴暗的权谋。既需要维护自己垂拱天下的伟岸形象，还得有权色在握，翻云覆雨的自我享受。所以，他的治国理念里面，理性时为天下呕心沥血，感性时为自己却也是肆意放纵。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作为一代明君，李世民都可以让理智占上风。魏征则不同。作为臣子，他的治国理念就是让君王摆脱个人私欲，完全为天下人着想。所以李世民被逼急了，才会在后宫说早晚要杀了这个老村夫！

4、在对待四夷的问题上,上书者与魏征的主张分别是什么

上书者：激进派"耀兵振武，慑服四夷"；魏征：怀柔派“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

（一）德被四夷：淡化矛盾的新思路

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以一定的军事力量做支撑。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繁荣、兴盛一切都只能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看起来五光十色，煞是诱人，但转瞬之间就会自动破裂，消失于无形。但武力不是万能的，仅靠武力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保持一定军事威慑力的同时，一个成熟、进取的帝国总不忘在治国大计中奉行怀柔远人的政策。这也使帝国刚毅的背影里带有了几许温柔的韵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看来，缺了那一方面都不足以支撑帝国的良性运转。

唐太宗的治国之术，强调恩威并施，但重点放在所谓怀恩与施惠方面，所以在他统治时期，压迫形式较为缓和。他不仅对中原汉民族如此，对待边疆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目睹四夷君长争相入朝的盛况，高兴地对大臣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三十多年，使得中原疲弊，但收获却甚微；岂能与今日以德服远、使北方不毛之地都成为大唐编户之民相比呢！”汉唐向来以盛世并称，汉武帝与唐太宗都是创建统一大业的一代英主，但两人对四夷的统御之术却不尽相同。汉武帝力主用兵，偏重威服，而少怀德化，结果是费力多而收效小。唐太宗鉴于汉武帝的治术之失，转而侧重德化政策，深得四夷人心，结果是费力少收效大。

其实，留给贞观君臣的历史教训并不仅只有汉武帝，数年前隋炀帝大攘四夷、经营八纮，以武力号令天下，致使周边民族怨声载道，反抗的怒火不时喷发出来灼烧风雨飘摇之中的大隋帝国。活生生的例子不能不给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贞观君臣敲响警钟，重“德化”而轻“力服”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贞观时期主要的对外策略了。

贞观时期得以推行“怀柔”策略，与魏征的积极推动关系密切。晚年唐太宗面对万邦来朝的盛世勋业，深情地回忆刚刚即位时，有人劝他“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联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贞观政要》卷五《诚信》）。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亦可以误国，诚非虚言。

不过，“布德施惠”、怀柔远人一旦作为一个原则和指导被贯彻在对外活动中，总会需要多样措施保障这一政策的贯彻和执行。那么，唐太宗又采用了那些措施在政治实践中贯彻这一原则呢？优待，破格地优待，这无疑是首要而必须的。唐太宗也确是如此力行的，他努力把唐帝国博大的胸怀和淳厚的德行做成精美而又硕大的“蛋糕”投向异域民众。自然，最先且最大的受惠者是各民族的君长。对归附后入朝的可汗或国王，唐朝大都授予显贵的武职或封爵，死后致祭，且令子弟袭职，有的还赐姓李，作为宗室看待。唐太宗对战败投降或被俘的可汗们也同样予以优待。初唐大敌颉利可汗被俘后，唐太宗虽恨他反复无常，但仍旧归还他的家属，并授予右卫大将军之职，赐田宅，死后，仍赠为归义王，其子袭爵。尽管高昌王鞠智盛直到兵临城下才投降，仍被授左武卫将军，封金城县公。

优待的受众和范围必须扩大，只有如此，才能让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方面体会到大唐天子的恩惠，让更多的人心归大唐总比只收拢几个上层人士效用更强，作用更大，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唐王朝对归附或征服的少数民族民众，在一定的限期内都不征收赋税徭役。“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免除赋税徭役)十年。”（《新唐书•食货志》）减免赋役，无疑从根本上解除了归附少数民族最关心的当务之急和后顾之忧。

除了减免赋役，唐政府还在生活上救济少数民族的困难，改善他们的生活。唐初就规定：如果未归附的民族原聚居地区荒远或受到侵掠，则将为他们所设的羁縻州侨治于接近边塞的州县。为突厥所设的顺州初置于幽、灵二州之内，贞观六年（632）乃侨治于营州南部的五柳城。新的侨居地都是自然条件较好、适合生产、生活的地方。有些民族的人民被其他民族所俘掠，唐朝也尽可能地把他们赎买出来并送还本籍。贞观二十—年（647），唐朝出钱赎回被掠到大漠南北去的汉人时，也通令“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掳者，亦令赎还”（《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武力征伐劳民伤财，不到万不得已，唐太宗从不轻易对外用兵。不逞强黩武，不好大喜功，这对于一位马上得天下的帝王来说，实属难得。贞观四年（630），有大臣上言，说林邑国(今越南境内)所上表疏大失君臣之礼，请发兵征讨。太宗回应说：“兵器是凶险之具，不得已才使用。所以汉光武帝说：‘每次发兵，不知不觉地头发胡子都白了。’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灭亡的。苻坚自恃兵强，想吞并东晋，兴兵百万，一战灭亡。隋炀帝也曾想吞并高丽，兵役连年，人民都怨苦不堪，结果炀帝死于匹夫之手。再如突厥颉利可汗，往年频繁地侵扰我们国家，部落疲于征兵打仗，最终导致灭亡。现在我了解到这些教训，哪里能轻易用兵呢？只要出兵，就要经历高山险阻，路过那瘴病丛生之地。如果我的兵士们身患疾疫，即便消灭了南方蛮寇，于事何补？只是言辞不周之事，何至于兵戎相见呢？”最后，还是拒绝发兵。 唐太宗精心选择治理民族事务的官员，任命“达蕃情识利害”者担任边州长官。贞观元年（627），他任命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李大亮对散处伊吾的突厥余部和其他部族“以绥集之，多所降附”（《旧唐书•李大亮传》）。贞观四年（630），朔州刺史张俭招集思结族饥民，来则妥善安排，不来者听其自便，并且不禁止分处两地的亲属私下交往，对待境内的夷族厚道宽仁。贞观十六年（642），任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府都护，他对杂居高昌的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推诚抚御，咸得其欢心”（《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唐太宗对边吏的任职期限也有相应的措施。大体说来，称职者，任期长；不称职者，任期短。李勣于并州大都督任内，“令行禁止，号为称职”（《旧唐书•李勣传》），“民夷怀服”（《资治通鉴》卷一九六）。为此，让他任这一职务长达十六年之久。文州地处边陲，华夷错居，吏治不善必损及怀柔政策的贯彻，唐太宗坚决撤换犯贪污罪的遂安公寿的交州都督之职。

必须指出，强调德化四夷并非主张放弃使用武力。德化政策是以威服为后盾的，也就是李世民所强调的“理人必以文德，防边必以武威”（《全唐文》卷一○《金镜》）。

唐太宗德被四夷的政策，使各民族心悦诚服，唐太宗生前，他们无不忠心耿耿，全力事唐。太宗死后，个个如丧考妣，以致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景象：“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所谓剪发、剺面、割耳都是少数民族对其酋长死亡时的哀悼丧俗，他们各以本族的丧俗表达对太宗的哀思，这正是他们把唐太宗这个“天可汗”当作统一多民族国家最高君主看待的有力证据。

唐太宗推行“绥之以德”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华、夷之间的差异，使隋末以来日趋紧张的民族矛盾得到缓和，民族关系得到改善。

“德化”有时会产生比“刀剑”更大的能量，不是吗？

5、以人为镜子才能真正看清自是哪个名人说的

唐朝著名的谏臣魏征
魏征简介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妥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关于魏徵的几个小故事
魏徵，字玄成。唐初政治家。巨鹿（今河北巨鹿）人。少孤贫，曾出家为道人。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败，降唐。归唐后跟随李建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后，任谏议大夫。后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封郑国公。魏徵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徵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徵“犯上”，所言多被采纳。因此，他们被称作理想的君臣。
(一)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二）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三）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赏玩得高兴时，魏征进来了。太宗怕魏征提意见，回避不及，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这一切早被魏征看到，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不敢拿出鹞子，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怀里。
（四）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堪称对魏征人生价值的最佳注释。

6、唐太宗李世民是怎样治国理政的？对你有什么启发？

1、政治上

（1）唐太宗能够汲取隋亡教训，居安思危，知人善任。唐太宗任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并且虚心纳谏，接收魏征等人的批评；

（2）实行以德治国，宽缓刑罚的政策，缓解社会矛盾。

（3）精简机构，勤政节俭。裁撤冗官，澄清吏治；

（4）完善科举制度，扩大国学规模，选拔人才；

（5）完善“三省六部制”，国家运转井井有条。

2、经济上

唐太宗实行以民为本，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实行重视农业生产，使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

3、民族政策上

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坚决打击突厥的进犯，但是宽厚对待突厥首领和人民，边疆各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另一方面，加强汉藏关系，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和亲，密切了唐蕃关系。

4、对外交往上

派玄奘西游天竺，加强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交流。

(6)魏征治国理政思想短视频扩展资料：

李世民在位期间，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各民族融洽相处，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

李世民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唐太宗不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妥当，政策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7、孟子和魏征的治国观有何相同之处

魏征是学习历史的人最为熟悉的一个人物。唐代前期在正史和野史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大都与魏征有关。魏征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有点类似演义中的诸葛亮。不过两人的性格不同。诸葛亮是以谨慎著称的，而魏征是以犯颜直谏闻名的。毛泽东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魏征的名言。魏征和唐太宗的关系．被史学界认为是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好的君臣关系之一。魏征死的时候唐太宗大哭，认为失了一面镜子。那个著名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典故就来源于此。有人讲，没有魏征就没有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这种说法颇具道理。历史上的魏征确是唐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是佐成贞观之治的大唐名相。今天我们讲他的治道政术很多都在《贞观政要》有记载。所谓政要，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五个要点”。
一个核心就是怎样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魏征治道政术的中心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治国理政的核心目标。唐太宗是通过战争和政变取得天下的，对如何治理好天下，确实缺乏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所以对怎样治理好国家．保证政权不得而复失，不重蹈隋朝灭亡的历史覆辙，一直是唐太宗的头等大事。他经常与群臣探讨如何治理国家，其核心就是如何守业问题。所以在创业与守业的关系上，强调要害是守业，用唐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这其中最主要的谋臣就是魏征。有人说，魏征是唐太宗治道政术中的核心人物是不过分的。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呢，魏征的主要思想有五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总方略。用什么方略治国，这是治国理政的首要问题．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必须回答和解决的头等大事。从当时的情况看，唐太宗夺取政权后，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治理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派是以封德彝为代表．认为天下这么乱，必须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否则是不能安定天下的。结果是越镇压越混乱，唐太宗在镇压窦建德起义军余部刘黑闼的过程还险遭覆灭。魏征主张用教化、行德治，认为“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建议太宗实行教化。他讲“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你去教育他要这样要那样，他不一定听你的；如果他在很危困的时候，你告诉他如何做，他是很容易听的。结果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定了实行教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以德治国方针，并努力实行，被称为“力行不倦”(也就是说就这样干了，不争论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迎来了海内康平的大好局面。唐太宗感慨地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行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以德治国的方针在唐初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魏征对于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政治态势准确判断，采取了顺应民心民意的政策。“以教化为主”造就了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
第二，总结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决策原则。这一点太重要了，甚为毛泽东所称道。如果说魏征有多少民主思想，那不符合事实。但是魏征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能够悟出多听一个人的意见，就减少一分片面性，这是了不起的。唐太宗问他，怎样才算是明主呢，也就是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决策，减少失误呢?魏征确定地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贞观政要》卷中这样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问魏征日：“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然后他列举历史上由于偏听偏信而导致家破国亡的三个典型事例，得出结论：“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领导有很现实的意义。
第三，强调守天下比打天下难的政治规律。典型事例是唐太宗与众大臣讨论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魏征认为守成难。这其中有很强的辩证思想，与时俱进抓住了重点。这件事发生在贞观十年，据《贞观政要》，唐太宗问大臣们，帝王的功业，草创和守成，哪个更难?房玄龄说，创业难，魏征说守成难。唐太宗说，创业也难，守成也难。玄龄昔从我安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而且魏征认为打天下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要求，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松，这才是最难的，很深刻啊。
第四，提出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的重要思想。贞观十一年魏征写下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指出唐太宗“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的思想苗头。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政权稳固，社会经济发展以后，唐太宗的封建帝王的固有毛病逐渐表露出来。贞观十三年．魏征上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渐不克终疏》，指出唐太宗在私德方面有可能导致不能善终的十个变化。在贞观十五年，魏征在与唐太宗再次讨论守天下难易时。对“善始慎终”的思想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岂不为难?”这些都为贞观之治局面能够持续较长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把君主的个人修养提升到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贞观政要》的第一篇就是“为君之道”。魏征告诉唐太宗，“未闻身治而国乱者”。可见领导者的个人修养从来就不是小事。魏征对君主既敢于规劝又善于规劝，这一点应该是创造了历史之最。有时候皇帝刚要放纵一下，还得问魏征来没来，如果来了赶紧停止。别人提意见一条两条就够大胆的了。而他一提就是十来条，没有点胆量能行吗?为什么魏征能够这么大胆呢？除了一种责任和对封建统治者的忠诚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魏征这个人确实很有智慧，他劝谏的角度都是从维护君主的统治出发，把君主的个人修养提升到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所以他的劝谏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正直而与皇帝对着干。
魏征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为忠臣。”太宗说：“忠良有异乎?”征说：“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也就是双赢)，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也就是两输)，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太宗说：“君但莫讳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这里边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我提意见完全是为了国家社稷，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甚至于也不是为了落个好名声；二是这样做有两种结果，要么君臣都好，要么君臣都坏，一个是“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也就是说好坏昭然若揭，你看着办吧；三是这样不同的结果出现，主要原因在君主。如果为臣的不说不提，那么主要责任在臣下，是“有所欺”；如果臣下提出了，主上不采纳，那主要原因则在主上，现在我魏征是把该说的都说了，就看你皇帝怎么办了。把球踢给了皇帝；四是又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要求皇帝一定要让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为忠臣”。讲得多好啊。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一种大智慧。

8、《新唐书》魏征传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这是《新唐书》魏征传的译文
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9、《贞观政要》反映了怎样的治国安邦之术？

你好，反映了治国安邦就需要善用人才这个道理。

10、有关贤臣良将辅佐君臣的故事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

魏征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

唐初，先任太子李建成洗马。唐太宗即位后，爱惜征才，拜为谏议大夫，贞观三年（629年）任秘书监，参予朝政，校定秘府图籍。后一度拜相任待中，封郑国公。魏征不仅有卓越的文治武功，而且有一套系统的政治思想，总结了历代治国安邦之道，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卒时，太宗悲恸之极，谓侍臣：“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着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借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着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