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议题设置功能是强化了还是变弱了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适用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否依然适用于互联网媒体？很多研究者认为，在网络传播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将会发生变化。在新媒体时代，受众拥有了自主选择新闻来源的权利。新媒体环境中，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泛化，使得传统媒体设置“议事日程”的基础被打破，网络环境下，新的信息传播模式中议程设置理论在保有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又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网络媒体具有即时、广泛、互动的特点，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了改变，通过网络获知信息，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4.5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所以网络议程设置功能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2、新媒体时代，新增长模式对个人财富有什么影响？
没啥影响，因为这一年都没有赚到钱
3、新媒体时代需要怎样的企业自媒体
传统媒体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越来越显得张皇失措。从2014年开始，用“雪崩”或“衰退”来形容传统媒体都是可以的，到了2015年，这种趋势更加严重，甚至带有一定恐慌的因素。我们看到大量传统媒体人出走，一些传统媒体关停，这是我们在谈“媒体行业变化趋势”中不可避免要提及的。我就是从传统媒体走出来的，现在回头去看很多朋友、前同事，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逃离，加速地逃离传统媒体。当然我一直相信传统媒体人有他的价值，我还有很多很优秀的同事也在坚守，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但是你会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形态的变更、代季的替换。这是我对2015年整个媒体行业印象最深的事。
任何一场重大变化发生时，总有一些混乱，这是很正常的。1997年我大学毕业时，刚好赶上媒体技术变革—从铅字印刷到激光排版；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们又经历了门户网站的崛起；而过去的2014、2015年移动互联网又更加迅速地取代了PC互联网。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经历了这三场革命，纸媒最黄金的年代、移动互联网崛起的时代都感受过。
内容创业大潮来袭，带来哪些变化？
徐达内说自己更喜欢用内容创业者来形容如今的媒体人。事实上，今天很多的微信公号已经机构化了，不再是一个人的“自”媒体。而内容创业也不仅仅局限在自媒体的概念里了。
1、成本结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UGC带来什么变化？最重要的是改变成本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我理解的“内容创业”跟“新媒体”还是有所差别。说到新媒体，你有可能会说是介质的变化：过去是一张纸，五年前是电脑屏幕，今天是一个手机。但我更愿意把新媒体理解为生产方式的变化：过去垄断在少数人手里（当然这个垄断不一定是贬义词），今天权利下放，更多人拥有内容生产能力。过去谈生产内容，我们可能要花重金聘请好的记者编辑。今天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内容生产也会极大地依托于UGC，草根内容生产者。我们今天谈移动互联网、谈新媒体，最核心问题就在于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
2、盈利模式发生变化
广告是所有媒体这么多年来最经典的盈利模式，甚至某种程度上就是唯一的模式。但今天为什么要用“内容创业”这个词？因为内容创业生产出来的有可能不是广告模式。
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告诉投资人我今天生产的产品是广告模式， 投资人立马会估算出这个产品的市场价值。但如果你以内容为切入点，从衣食住行推荐，到生老病死安排，从星象运势解读，到内幕独家披露，就会有多种盈利模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微信已经做了一个好榜样，文章写得好是可以赞赏的，一篇文章几万赞赏也是可能的。当然，内容本身不一定是刚性需求，虽然滴滴打车可能是一个出行的刚性需求，饿了么也是一个解决吃饭问题的刚性需求。
内容其实是一个高频消费，我们经常去消费内容，内容带来的精神愉悦以及自我认知，让用户和内容创业者彼此之间摩擦出了更细腻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带来的用户粘性让人们更愿意买单。比如说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一群内容创业者，他真的不一定是在做媒体，更不要说是做广告，但以内容为主的自媒体有不少估值过千万、过亿，例如罗辑思维估值13.2亿、12缸汽车1.5亿、一条视频1.5亿美金等……这个数字正呈直线上升趋势，内容创业的版图正一块块扩张。
4、新媒体时代，还要不要区分“的，地，得”用法
定义
对于新媒体时代的界定，学者们可谓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一些传播学期刊上设有“新媒体”专栏，但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有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等，还有一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新媒体专栏。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新媒体时代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严格来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媒体。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
5、新媒体时代的哪些特点对执政构成重要挑战
对于新媒体时代的界定，学者们可谓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一些传播学期刊上设有“新媒体”专栏，但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有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等，还有一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新媒体专栏。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新媒体时代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严格来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媒体。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
6、新媒体时代的具体定义，简短的
新媒体，应该是指Internet和手机普及后，尤其是近两年来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后的时代。博客、微博、即时通讯、交友网站等信息交互手段，使信息发布与交互变得异常简单，每个人都是信息时代的主人，都有发言权和评判权，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媒体的焦点。而不像以前那样，普通个体只能作为被动的受众。
7、新媒体时代对不同年龄阶段人群有何影响
在信息传播中，媒体环境发生改变，相对应地在媒体环境中彼此有联系的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海量的用户使信息的制作、传播、接受变得异常简单。笔者非常赞同美国《Online》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由单纯的“接受者”转变成“传播者接受者”的双重身份，身份发生论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理论探讨巨大改变。
“受”众不“受”。在新媒体环境下，这种传播模式被改变。早期在网络出现之前以广播、电视、报纸这类大众传播媒介为主的传播方式，这种模式下“传播者”是整个传播链的第一环，处于第一中心位置，他决定着传播活动后属四大环节，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处于被动的位置。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早期的信息传播模式被完全打破。“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被模糊，媒介中心丧失。“去中心化”成为现今信息传播的一大特点，所有人都可以进行传播，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并发挥自己的能量。
这个时代不再会依靠某一个类媒介的强势覆盖而“号令天下”、“唯我独尊”。新兴媒体的勃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和个性的表达，每个人都掌握着话语权。新媒体环境中，“受众”已经不是被动的、单纯的“受”众，笔者倾向于将“受众”更名为“用户”。
在新媒体发展下，受众成为用户，每个普通人都可以随意地发布信息，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支“麦克风”，传播和接受的地位平等。互动性加强。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特征明显，即时性、互动性、开发性、个性化、精准性、信息的海量、低成本的无界限传播、搜索便捷等。而其中信息处理技术的数字化、传播方式的互动性是它最本质的特征。
丹吉尔默提出了“新闻媒体3.0”的概念，而受众与媒介的关系也从0经历到3.0形态。0时代的交互性弱基本没有，传播形式单一，媒介是中心，它决定受众选择的信息。2.0时代媒介中心的理念开始淡化，受众与媒介之间开始了互动，受众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而媒体也开始重视这样的声音，并根据受众意见随时调整信息的传送。如今的3.0时代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模糊，媒介不过是聚合受众注意力和需求的。信息的发布不再局限在原来的少数特权阶层，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参与任何一个新闻事件，影响事件的进程。受众的主动性及互动性是新媒体环境下的鲜明特征。
（参考资料：财识网）
8、新媒体时代企业的公共关系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引入我国以来，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舆论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从2003年的“网络舆论年”、2006年的“网络暴力”到2008年的“网络监督”，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舆论超强磁场。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关注的议题正在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新媒体舆论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钟瑛、余秀才对1998—2009年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48%的网络舆论事件由传统媒体率先报道，33%源于网络媒体，4%源自手机，15%各类媒体同时报道 ；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发生的频率呈波浪式不断上扬的态势（个别年份除外）；涉及的阶层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首当其冲，约占整体的30% ；涉及的事件类型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约占整个案例的39% ；从各类媒体对事件发展的影响看，网络媒体主导事件发展的案例有80起，占50%，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14起，占9%，多种媒体共同起作用的66起，占41%。 ［2］这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表明：新媒体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负面舆论的主要载体，新媒体舆论指涉的重点是政府机关及其行政行为，新媒体成为推动事件解决的主要舆论力量。
新媒体舆论的空前活跃，不仅影响着虚拟社会，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搭建了便捷通畅的平台和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利于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权力运行置于“无处不在的眼睛”的监督之下，“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有利于群众畅所欲言，渲泄情绪，抒解怨气，及时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社会压力，发挥“排气阀”和“预警器”作用，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有利于政府吸纳自下而上的推力，弥补现行公共管理体制的不足，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形成推动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利于政府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宣传大政方针，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体引发的舆论的空前活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非理性和情绪性舆论的弥漫，各种虚假信息、网络暴力、攻击漫骂、谣言充塞网络，政府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挑战。
挑战之一 ：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放言 ：“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了。”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2009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广东韶关发生的“6•26”社会治安事件，借助网络和手机进行炒作，制造了乌鲁木齐“7•5”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又竭力污蔑我打击暴力犯罪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煽动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仇视，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为他们的分裂活动大造舆论。近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侵犯言论自由为名攻击我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正常管理，却无视自身对网络不断强化的管理和控制。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挑战之二 ：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社新媒体时代政府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会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据统计，网上有关监督类舆论85%是针对政府、公务员的略带“攻击性”的负面舆论。一旦政府及官员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一些网络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微博开房案”等原本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但经过“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径事件被夸大和泛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挑战之三 ：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互联网的发展已步入Web2.0时代。相对传统媒体将信息以垂直方式传输给予目标受众，Web2.0应用程序则旨在“水平”地传输信息，即从原来的“点对面”变为“多点对多点”。Web2.0 时代是“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网络社区等平台发布信息，为舆论设置议题。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3］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挑战之四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在这些网络事件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批“网络水军”，他们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经常别出心裁地策划、“制造”轰动话题，或者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挖掘”、“推波助澜”，推动事件不断发酵、放大，直到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其危害性尤为严重。
挑战之五 ：干部素质同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网络恐惧”心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许多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同程度的存在“网络恐惧”心理。人民论坛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官员缺乏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一些干部的不当处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体、特别是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体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