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的语言使用

1、新媒体运营的环境

移动互联网改变了我们信息获取的方式。移动社交成为主流趋势，移动属性的媒体更受社交用户青睐。目前绝大多数信息都通过新媒体微信、微博等平台进行传播，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一些信息是通过草根自媒体的传播才到大众的视线，之后主流媒体才开始关注报道。信息的传播和获取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变为粉丝用户的传播——到自媒体的——到主流信息媒体的关注，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从底层开始，从而带动上层主流平台的关注和传播。这更是未来信息传播的一种巨大趋势。

传统的中心化流量商业模式必将被去中心化的留量的模式所取代，企业高度依赖PC搜索引擎找客户的模式已经是非常传统的模式，而且成本会居高不下。当前的移动端依赖微信、微博的推广，才会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与企业产品和服务相关的非常垂直细分的用户及粉丝群体，这样的推广和营销，才会更有效、更精确，同时成本会更低。未来是分散的信息流来源，更多的移动社交平台会为用户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检索，也会从跟本上洗牌企业的推广和营销方式，这也要求企业逐渐摆脱传统推广渠道的依赖，逐渐到移动端。

我们看到基于现在的自媒体的一些品牌，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微信公众平台可能现在每个企业都在运营的。还有现在比较火的一个新媒体的今日头条，还有腾讯四月份出了一个企鹅媒体平台，以及百度推出的百家号。我们知道微信公众平台，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你的用户或者说企业必须有粉丝的时候才会获得线上比较巨大的传播。而百家号等平台，它是一个中心化平台，如果你优质内容全面分发的话可以实现快速的，非常大的阅读，这是它们二者的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我们深知，微信公众号对一些草根的小众，目前再进入运营，难度十分大，而且效果不是太理想，因为微信端每天产生的内容已经太多了，没有出众的优质内容，很难被朋友圈认可，单纯依赖内容发展粉丝，已经是一条不归路了，并且路上充满荆棘。微信的去中心化平台，带来很多好处，但也日益弊端凸显，对于刚运营平台的内容输出者来说，不是最佳的选择。

微信公众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内容依赖粉丝及粉丝的朋友圈的传播。但对于刚开始运营微信公众号的作者来说，本身缺乏推广、营销的经验，短期内实现粉丝的快速增长及阅读10万+，是有些困难的。小众的内容输出者，面临这样的困境。其实拥有基础粉丝的中等粉丝体量的微信公众号，同样面临阅读数量的、互动数量的降低，打开率的下降，这是目前很多公众号面临的问题。

基于以上问题，运营者需要更大的精力，绞尽脑汁写适宜线上裂变传播的文章，但同时也不断陷入运营的困境，就是没有那么多爆性的文章产生，粉丝对公众号的文章也视觉疲劳感。这些方方面面，都让运营者不堪其累。

对于草根内容输出者，可能大家无外乎两个目的：一是让自己的文章得到更多的曝光和阅读；二是有阅读的同时，自己收益也日渐丰盈。基于以上两点，可能也是微信公众号自身存在的致命的弱点，使一些内容分发平台应运而生，如：百家号、企鹅媒体平台、头条号等等，这些平台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都有自己中心化的分发平台，并且这些平台的APP都有巨大的装机体量。百家号会把优质内容推送到手机百度上，优质内容的分发获得了巨大的曝光和阅读。

这些平台都有巨大的流量来源，因为用户比较多，在这些平台上即使没有一个粉丝，优质的文章也会实现阅读10万+。同时这些平台依赖内容的分发，企业广告主，内容输出者文章下带流量主，阅读越高，文章的收益越大。一个百家号的作者，晒自己的收入，一天700元左右，这些的收入可以足够养活一个草根内容输出者。这些中心化平台也需求优质的内容，需要更多的内容分发给其平台的使用者，所以这些平台拥有巨大的内容红利期。草根的内容输出者可以进驻这些平台。

2、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加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

新媒体和主流媒体是有很大区别，新媒体是指近年来在互联网平台下的新兴自媒体人和企业下运作而提供内容的写作者，主流媒体包括官媒在内。
主流媒体具有权威性和受众度广泛，而新媒体的受众度偏为自己的粉丝类型传播而获取更多价值的曝光和舆论引导。
只有主流媒体 主动融入到 新媒体平台，在与自媒体人或者企业运作的的写作者进行博弈下，还是很有优势的。

3、什么是新媒体环境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

新媒体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3)新媒体环境下的语言使用扩展资料：

新媒体环境的特性：

1、迎合人们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由于工作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休闲时间呈现出碎片化倾向，新媒体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而生的。

2、满足随时随地地互动性表达、娱乐与信息需要。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代媒体在传播的诉求方面走向个性表达与交流阶段。对于网络电视和手机电视而言，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

3、人们使用新媒体的目的性与选择的主动性更强。

4、媒体使用与内容选择更具个性化，导致市场细分更加充分。

4、新媒体时代,我们都在用哪些方式进行语言传递？

B

5、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功能的变化

看看这个论文对你是否有帮助，谢谢！

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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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

6、以90后如何对待新媒体为题，写发言稿200字以内

一、新媒体带来的变化
（一）改变了传统师生信息交流模式
新媒体传播方式灵活多样，传播的信息量也非常惊人，已经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师生信息交流模式。在传统师生交互模式中，往往以单向交流为主，教师方占据主动地位，存在信息传播不平衡的现象。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获取变得相对简单，学生群体可以利用电脑、手机、数码相机等设备便捷的完成信息的采集和制作，而且网络的普及和使用成本的降低又为他们提供了廉价的传播渠道，这就使任何拥有联网信息终端的个人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发送者，真正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新媒体环境下对于学生工作的思考】
（二）消解了传统时空观
【新媒体环境下对于学生工作的思考】
除了对传统师生信息交流模式的改变，以数字技术为主的新媒体也彻底消解了传统时空观。可以说，新媒体技术创造了一个超越性别、年龄、区域的巨大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信息交互可以穿越时间、空间和区域，交往双方可以任意选择自己中意的身份，就像有人说的：“你永远都不知道和你聊天的是不是一条狗”。时空的穿越、身份的虚拟，都极大地改变着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消解了现实社会中许多难以逾越的界限。
（三）增加了信息管理困难
新媒体的便捷和使用成本的低廉，使得每个人都能共享信息盛宴，参与信息发布与传播。年轻学生捕捉时尚潮流最为敏锐，热衷于利用媒介来对外展示自我、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一方面而言，这对于提升他们的自主性和开拓其视野是有利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大大增加了信息管理的困难。特别是在以年轻大学生为主的高校，新媒体时代对学生管理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媒体环境下对于学生工作的思考(二)
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研究
龙源期刊网 .cn
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研究
作者：张婧
【新媒体环境下对于学生工作的思考】
来源：《学园》2013年第28期
【摘 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推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被广泛应用势在必行，这是教育紧跟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基于新媒体的功能性，它的应用将给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崭新的面貌，本文重点针对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 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8-0034-01【新媒体环境下对于学生工作的思考】
事物发展的同时总是伴随着挑战，新媒体在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也不例外。在新媒体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存在一定的弊端，教师应充分引导学生的思想及行为，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及影响。
一 新媒体在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中的作用
新媒体在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思想教育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一定的战略性意义。首先，新媒体的应用，能拓宽该工作的覆盖面，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全面贯彻落实到学生中，从而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对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促进作用，也合理地弥补了传统思想教育工作的不足。其次，应用新媒体完善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诸多高职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中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分别是引导式与灌输式，着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却忽略了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新媒体的应用却打破了这一局限，充分展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具有平等性、交互性及开放性等特点，让学生之间共同交流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以这样的方式开展工作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再次，利用新媒体能快速及时地传播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所要传达的思想理念及相关事实，保持学生学习与社会生活的紧密相连，有利于将来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二 新媒体在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应用现状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中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90后”，“90后”的主要特征就是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判断能力、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喜欢尝试与探索等，“90后”的个性特点较为鲜明。在新媒体环境的影响下，诸多大学生开始尝试各种新媒体技术及信息资源。据调查了解所知，学生通过网络主要是进行网购、阅读新闻、微博、交友聊天及搜索资料等相关操作，这些操作
新媒体环境下对于学生工作的思考(三)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学生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新媒体环境下对于学生工作的思考】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学生工作的实践与探索【新媒体环境下对于学生工作的思考】
摘要：本文从新媒体的概念及特征入手，深入研究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学生工作的变化，结合从事多年学生工作的经验，分析当前学生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就此探索高校学生工作的实践。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学生工作；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6-0038-02
2012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占39.9%。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超过台式电脑网民数3.8亿。大专及其以上学历人群中网民占21.6%。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手机飞信、博客、微博、qq等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它们正在逐步改变着当代大学生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思维模式，影响着他们的政治思想、道德风貌和价值取向。在新媒体环境下，对学校如何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有效开展学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根据自己多年从事高校学生工作的体会，结合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积极探索高校学生工作的实践，为新型的工作模式提出建设性思路。
一、新媒体的概念及特征
1.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报刊、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互联网络、桌面视窗、数字媒体
新媒体环境下对于学生工作的思考(四)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学生党员教育工作
摘 要 新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之后，基于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介，它包括互联网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它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是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对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不可低估，在此背景下，如何运用好新媒体，对提升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实效性至关重要。

关键词 新媒体 学生党员 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1 新媒体对学生党员教育工作的有利驱动
1.1 实现了教育主客体间的良性互动
由于新媒体具有互动传播的特性，能够实现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而在过去，更多是以教师向学生党员单向传播的教育方式，使得党课培训方式单一乏味，影响了学生对学习党课知识理论的兴趣和理解，党课质量也难以保证。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沟通和资源交流，不仅为大学生党员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便利，也增强了受教育者的自主性，使得党员教育过程更自由、更主动，将传统相对单向的受教育者僵化被动接收党员教育的过程转变为主动的思索，积极参与的自我教育的过程，不断提升和强化大学生党员教育的传播效果。①在学生党员教育过程中，充分融入新媒体教育的理念和手法，能够使得党员党性教育相关活动的开展更加贴近学生、贴近生活，给学生党员更宽广的思考空间和更宽松的语言氛围，让教育活动的渗透性得以提升。
1.2 丰富了教育载体
融合数字技术、移动通讯技术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于一体，新媒体造就了高效便捷的信息交互平台，信息能得到即时有效的发布传播、突破了信息传递在时间、空间、地点上的各种桎梏，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工具的先进性，实现了信息交互的革命性跨越。党务工作者通过各种新媒体终端设备，可搜集、整理、总结、发布各种教育资源信息，传播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而学生党员则可通过新媒体的各种终端去获取相关信息资源，并能通过QQ、飞信、微信、BBS、微博等互联网信息产品向身边的朋友、同学实现二次传播和发布，由点及面的传播方式扩大了信息资源的散布范围和受众群体的覆盖面，能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借助新媒体技术，能丰富完善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方式和手段，为学生党员教育提供全新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平台。
1.3 提升了教育效果
3G时代各种信息技术的优势，承载大容量的内容，集文字、图片、音乐、多媒体、视频、通话、远程学习、交流、分享心得于一体，极大地提高了学习兴趣，激发了学习热情。学习模式从传统的二元感官组合转变为“视、听、言、触、感”等多元感官组合，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②由于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通过新媒体的各种终端，使用者可随时随地获取所需的信息和资源，随时查阅、及时更新，一方面，让教育内容的发布传播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另一方面，也克服了在传统教育手段下，教育内容的单一繁冗和更新的滞后，有利于学生党员培养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2 新媒体对学生党员教育工作带来的挑战
2.1 分化了传统教育方式的集中性功能
传统教育的方式包括课堂教育、会议、主题报告、谈话等。传统教育的优势在于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和强化性。通过时间空间上的集中，传统教育以明晰化的教育主题培养浓厚的学习氛围，并以此激发学生党员之间以及学生党员和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容易收到比较明显的教育效果。而新媒体不具有传统教育载体的集中性功能，它不再受到时间、空间和地点的限制，具有极高的自由度和分散性，若传统的教育方被新媒体手段完全取代，学生党员过度依赖新媒体的新颖性、便捷性和自由性，则会极大地限制传统教育手段对大学生党员教育效果的发挥，逐渐形成学生党员对课堂教育、会议、谈话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漠视，甚至产生排斥和厌恶感，削弱了党员教育工作的实际效果。
2.2 影响了学生党员价值观的形成与巩固
纷繁复杂的新媒体环境对学生党员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巩固造成了极大冲击。一方面，新媒体的信息传播量大、传播速度迅捷，然而这些信息真假难辨，一些消极的、负面的信息容易影响大学生党员的独立选择和判断，使一些大学生党员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和世俗化。另一方面，新媒体具有虚拟性的特点，容易使大学生党员脱离监督，产生自我放纵的倾向，忘却社会责任和先锋模范意识，内心的道德约束感和角色意识被弱化。③
2.3 加大了舆论监管和引导的难度
实际生活中，有些人会利用新媒体具有开放性、隐匿性和虚拟性的特点，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或侵犯他人名誉权，对他人进行侮辱和骚扰等，造成媒介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失范；一些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差，过多使用和依赖新媒介，往往会偏离学习目标、降低学习效率，甚而影响到周围的同学。④以互联网为例，通过BBS，微博等可以自由分享发布一些信息，特别是在匿名制下，这些信息的发布更具随意性，充斥着暴力、淫秽、乃至颠覆国家和政权等不良信息，这对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带来极大的破坏，也对广大学生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稳定形成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新媒体的开放性、自主性、自由性加大了舆论监管和引导的难度。
3 新媒体背景下学生党员党性教育工作的完善
3.1 积极搭建新媒体党建工作平台
新媒体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学生党员教育的过程中积极搭建新媒体工作平台是顺应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和巩固传统教育方式手段在学生党员教育活动开展中的应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审视新媒体作为传播工具的优劣势，并充分考虑大学生在信息媒介空前发达环境下的心理思想特点，积极探索利用新媒体工具做好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培养的新构思、新方法。在网站建设方面，加强党章党史、党员风采、支部活动、党建实务、时事热点等板块内容的建设，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红色网站。推进电子党报的建设，利用新媒体平台，将教育信息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多形态呈现，提供丰富生动的学习资源，通过手机、电脑、移动电视等信息终端将资源信息充分集成整合，把党员教育内容的政治属性隐藏在新媒体发布的信息中，实现学生党员教育潜移默化的最优效果。尝试“红色资源”搜索引擎的建设，方便广大学生党员通过输入关键词即可找到相应的学习课件、视频、电子文档等。 3.2 提升新媒体背景下的教育主体的沟通素养
新媒体党建工作平台要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党建工作队伍。在社会思潮空前活跃以及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今天，必然会对高校学生的思想产生各种冲击，这就要求党建工作者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的政治方向和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及强烈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在学生党员中开展强有力的思想、组织和教育引导工作，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在学校得到贯彻落实。与此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党建工作者要使掌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学习新媒体的使用技巧以及培养利用新媒体的开展工作的职业素养，学会使用得体合理的网络语言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及时掌握新媒体舆情动态和组织议题，在深刻把握新媒体沟通特征和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新媒体舆论的话语权提升舆情敏锐性和鉴别力，专业化地组织和引导新媒体舆论，让宣传教育工作占领制高点。
3.3 注重利用新媒体打造党建活动的文化品牌
高校学生党员教育工作的开展要不断提高党建活动的文化品牌。优秀的党建文化品牌是一种潜在的隐性教育力量，对学生党员具有强大的渗透力、感染力和凝聚力。提升党建活动的文化品牌，要充分把握党建活动的文化内涵，发挥新媒体各种传播介质作为文化载体的积极作用，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培养学生党员对党建活动文化品牌的信赖，有目的地将党员教育工作的内容贯穿在党建文化品牌建设中，让学生党员在良好的文化品牌氛围中受到教育、感染和熏陶。
3.4 优化新媒体的信息传播环境
新媒体手段作为传统教育方式的拓展和延伸，有利于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学生党员教育体系，然而新媒体在言论开放性、自由性方面的弊端，我们不能忽视。新媒体凭借发达的信息技术，让信息传播的门槛与成本不断降低，从而导致话语权向大众草根阶层分散和下移，公众在言论散布方面的失实、失范、失德乃至违法现象层出不穷。为此，舆情监管部门要加强公权力在大众传播领域的监管督导职能，完善相关立法，约束不合理的网络言论规则。作为学生党员个人，要坚决抵制和反对网络上各种影响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危害言论和错误信息，要旗帜鲜明地秉承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净化网络环境，确保网络安全，积极营造文明、健康、绿色的信息传播环境，真正适应和融入新媒体时代，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拓宽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优化了信息的传播和流通，由此也让虚拟社会的管理变得错综复杂，因此必须在新媒体的运营建设和舆情监管和引导上下足功夫，才能保证学生党员教育工作取得最终成效。

7、如何评价新媒体环境下的参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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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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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8、如何用新媒体来进行语言教学

正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工具,幼儿期是语言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期,错过了这个关键期,将对幼儿终身的语言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开展丰富多彩又行之有效的语言教学活动,是充分挖掘幼儿的潜能,扩展知识,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最佳期,发展幼儿口头语言是培养他们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