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新媒体基因

1、传统媒体有哪些"优质基因"可遗传

说说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①新媒体（网络媒体）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网民到2010年,预计绝对数字将达到全球第一（当然相对数字还是小）.②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存在的关系.近年来,受网络冲击最大的是电视.当然,电视的娱乐功能,服务功能不全受网络影响.我这儿有5月10日美国一家公司的调查：2000人中,23%的人少看电视了,20%少看杂志了,9%少听广播了,11%少看报纸了.电视观众的减少量最多.但是,我认为任何媒体是相互不可替代的,“网络媒体会替代传统媒体”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报纸、广播、电视,三者能和平共处,现在也会是这样.以前电视刚出现后,有人预言它会替代广播,事实是和平共处.各种媒体有它的优势,有它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报纸不要任何电子设备就能阅读；广播,可以边干其他事边接收.受众在选择媒体上不存在排他性、应有多种选择.以后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新媒体还可以刺激传统媒体的发展,相互融合,出现网络广播、网上视频等.一个新媒体要超越一个传统媒体,成为一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至少要经过一代人.2250万,这是中国的网民数.这样一个相对比例很小的数字,完全能说明：今天在中国,互联网对传统媒体远不足以构成冲击.说说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差异：①市场的差异.传统媒体目前是国家垄断性的,要有“准运证”.垄断带有保护性,能赚钱,能带来高利润.而互联网却是没有垄断保护的,互联网一产生,它就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②受众的区别.传统媒体是“主导受众型”,而网络媒体是“受众主导型”的.在网络媒体那里,受众有更大的选择权.③管理的不同.传统媒体发展至今已经有非常清晰的管理机制和结构.编辑至上,轻视市场.而网络媒体的管理机制相对模糊.网站的老大是总经理而不是总编.对技术的重视也有区别.在网站决策层中技术人员的份量重,而传统媒体则不然.④内容的不同.传统媒体分级管理,网络媒体的编辑职权相对大于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编辑—总编辑,这样一种“三审制”,没法在网站上实行.总编把关的模式很难在网站实现,一天滚动发2000条新闻,你总编辑一个人哪里看得过来.所以网站编辑的职权大,也要求他有更强的把关意识.⑤时效的不同.传统媒体有明确的发布时效、时段.定时定量.这种传播时效,决定了受众的关注也有了时段性：每天有一次性的关注.而网络媒体24小时在滚动,每天必须N次关注,才不会漏掉重要新闻.滚动新闻这种形式,对于习惯了每天一次性关注的受众来说,很可能会漏掉重要新闻.⑥版面不同.报纸有版面的规律,报纸版面的轻重、主次,标题的处理、版面区域的安排,在网站上不存在.网络媒体是以时间流分配信息的.没有平面布局的概念.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像报纸一样成熟的版面语言.⑦写作的不同.网络新闻文稿关注的是速度快,文章要短.一弄就几千字的新闻稿,在网上是行不通的.网络标题的制作是大白话,直接了当,突出重点.什么标题的对仗、平仄、工整、文乎,做得再好也没人看的.⑧采访.网络媒体基本是编辑为主,少量的采访新闻,少量的原创.而传统媒体是以自采为主.一个特派记者,花多少多少费用写回来的稿子,如果到网上一发,全给人抄走了

2、传统媒体缺少哪些新媒体基因

一、从产品、产业角度看新媒体基因
尽管今天的传统媒体都在声称要将内容产品化，但是，产品化并非将一个传统的媒体业务形态贴上“产品”这样一个标签、把受众改口为“用户”那么简单。
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科特勒关于产品的5个层次的划分，被人们广为接受。这5个层次包括：核心利益层次(产品能够提供给消费者的基本效用或功能)、有形产品层次(产品在市场上出现时的具体形态)、期望产品层次(用户在购买产品时对产品的特点、质量、使用便利程度等方面的期望)、附加产品层次(使产品与其竞争对手相区别的附加服务和利益)、潜在产品层次(产品可能产生的延伸或演变)。
过去媒体的内容生产，主要是将注意力放在产品的核心利益层面上，而对于其他4个层面的关注是有所欠缺的，甚至对有些层次是完全没有顾及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同样的内容，在商业网站的平台上，却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商业网站注意到了内容产品的其他4个层次，并且在挖掘这4个层次的潜力方面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1.从有形产品层次来看，通过标题的“再包装”，增强内容的吸引力，这无疑是商业网站的一大法宝。虽然这一做法往往矫枉过正，甚至走向歧途，但是，至少商业网站在琢磨用户心理，力求通过形式上的包装使内容对用户产生更好的接近性方面，是比一些传统媒体下了更多功夫的。
2.从期望产品层次看，商业网站更早地注意到了“用户体验”。这种用户体验不仅仅是视觉运动与鼠标运动的便捷与舒适度，更是一种与用户心理共鸣的程度。同样的若干条新闻，在不同网站经过不同编排组合，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版面效果。这同样会影响用户对内容的关注程度。
当然，到后期的竞争中，用户体验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舒适便利和共鸣程度的体现，它更是在惯性推动下的一种行为定势。当内容同质化越来越严重时，人们更会倾向于通过自己的行为惯性去降低获得信息的成本——一个陌生的页面消耗的用户时间与精力显然是要更大的。在早期的用户体验竞争中不能抢得先机，就容易在后期变得被动无力。
3.从附加产品层次看，新媒体上的内容传播，是一种基于社交的内容传播。新媒体的传播活动如果不能与社交产品或活动产生深层关联，其传播效果也就会受到抑制。
从早期新浪从“谈资”角度去判断新闻价值，到之后网易的“无跟帖、不新闻”，到今天网站的“无分享、不新闻”的共识，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一贯的思维，那就是新媒体对于内容产品的“社交润滑剂”这一附加属性的认识，以及将这一附加属性不断放大的努力。尽管这种思维并非是传统媒体所没有的，但是，也许传统媒体在推动“社交润滑剂”属性的放大方面，还并不那么积极。
而与此相关的关系产品的开发、社区的营造，也是内容产品生命力的一个来源，商业网站在不断推动内容产品的发展的同时，在更大程度上推动着关系产品的开发与营造，从邮箱、论坛、即时通信工具、博客到微博、微信。像腾讯这样的新媒体公司甚至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先做关系产品，再在此基础上推出门户和内容产品。事实证明，关系产品以及基于关系产品的社区，是新媒体更基础的土壤，内容产品只是这个土壤上的大树。
尽管很多传统媒体的网站都有自己的社区，但是，从定位与人气来看，都难与商业网站相抗衡，而传统媒体也几乎没有能力开发出能影响几亿网民的关系产品。
4.从潜在产品层次看，新媒体能满足人们的，不仅仅是内容需求与社交需求，内容与服务的关联，也是新媒体给人们带来的新满足。今天这种服务并不只是指围绕内容产品的服务，而是正扩展到与人们生活、工作相关的其他服务。例如，当人们读到一本好书的推荐文章时，希望马上可以购买到这本书，内容网络与服务网络的连接，将是未来新媒体发展的重要动向。
个性化的内容服务，也将是人们对于内容产品提出的更高要求。而这种个性化服务，对于技术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传统媒体在这个方面也显现出自己的劣势。
今天的新媒体平台的主要争夺，首先是“入口”的争夺。这个入口显然不仅是由内容的核心利益的水准决定的，而是由内容产品的所有层面的综合价值所决定的，从竞争的角度看，“关系”、“服务”这样的附加、延伸产品的价值，甚至比核心价值更为重要。
5.从产品生产的角度看，内容生产主体发生的深刻变化，也是新媒体的一个重要基因。过去的媒体是把受众当“教育”对象或者服务对象，而今天的新媒体是要把用户当基石，当靠山。成功的新媒体都是实践“群众路线”的真正典范。
2005年成立的赫芬顿邮报这样一家美国网站，在2011年，其流量便超过了纽约时报网站的流量，被称为“美国互联网第一大报纸”。本质上它是一家博客网站，尽管只有150名左右的带薪工作人员，但依靠超过3000名的核心博客作者、12000多名“公民记者”以及所有读者，开创了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共享事业”。它的成功也许代表了未来的某种方向。
对于今天的用户来说，信息消费过程也是信息生产过程，信息生产也是一种信息消费方式。促进用户的信息消费行动向信息生产活动延伸，或者促进其信息生产成果为更多用户共享，是新媒体信息生产的重要特点之一。
今天媒体都在谈媒介融合，但往往只是把媒介融合当作媒体的“独角戏”。事实上，最终如果不能体现为“传播者”与“受众”的融合的“媒介融合”，也许多是徒有其表。
6.新媒体的更重要基因，在于它是全新的产业链条。过去传统媒体独霸产业链所有环节的情形不复存在。以为靠内容生产这一个环节的优势就能控制整个产业格局的思维，在今天也受到沉重的打击。如果传统媒体的转型，只在内容这一个环节上下功夫，恐怕也是事倍功半。
今天的新媒体的核心要素是：终端、内容、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连接)与服务(包括电子商务、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金融等服务)。而在这其中，内容尤其是新闻内容也许是同质性最高、不可替代性最弱的一个要素，如果内容不能与其他要素打通、融合，而只是作为一个孤岛存在，那么它的影响力的释放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换言之，新媒体是终端网络、内容网络、关系网络与服务网络四者的交织，传统媒体要在未来赢得自己的位置，需要在这四种网络的未来格局中去进行战略思考与布局。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自身要勉为其难地去做所有产业链条上的事，合作，也许是更现实的选择。
二、从文化角度看新媒体基因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基因差异，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性的差异。从文化上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基因，一个是“庙堂式”的，一个是“江湖式”的。
传统媒体时代，专业媒体作为唯一的专业化大众传播主体，仿佛置身于庄严的“庙堂”之上，受到众人瞩目与膜拜。传统媒体也由于这种“庙堂”地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质。这主要表现为：
“庙堂”的中心性：作为传播的中心，传统媒体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受众进行着“灌输”，同时接受着公众的仰望。“庙堂”的传播模式是点对面的“高音喇叭”式传播，“庙堂”的传播效果形成，更多的靠提高自己的“地势”与“音量”。
“庙堂”的封闭性：进入专业媒体行业，有很高的门槛。这样一种高门槛，造成了行业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既有利于保证这个行业的水准，维持其“庙堂”地位，但也可能使得它的周围没有太多的参照物，使得专业媒体对自己的检验坐标单一，容易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而这也会成为媒体变革的阻碍。
“庙堂”的“不容错”：在传统媒体时代，专业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无可替代。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专业媒体会尽量保证对质量的控制与监督。专业媒体原则上是不容错的。尽管事实上它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庙堂”的统合性：作为“庙堂”的传统媒体，其作用之一，是用相对统一的价值体系来整合社会的各个阶层。作为“庙堂”的大众媒体更注重的不是个体的差异，而是社会的共性目标。
而新媒体不再是神圣的、受人顶礼膜拜的“庙堂”，而是一个能容纳各色人等的“江湖”。“江湖”的属性，造就了新媒体的文化特质：
“江湖”的开放性：理论上来说，新媒体平台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新媒体的开放性，也带来了它的多元性。任何人都可以投身其中，参与“厮杀”，如果悟到了某个秘籍，还有可能自成一派，笑傲江湖。
“江湖”的分权性：互联网结构设计的导向是去中心化。过去集中在传统媒体手中的权力开始向其他主体分散。当然，在一段时期后，“江湖”上仍然会出现若干“中心”，但这是基于点对点的、“交头接耳”式的传播模式的新博弈。
“江湖”的共享性：新媒体所创造出来的内容，不是要被供起来的，而是要用于分享，分享是新媒体的本质之一，在分享行为的背后，是人的社会关系需要。
“江湖”的容错性：参与主体的多元必然会带来信息传播质量的参差不齐，而没有神圣感的新媒体本身也是一个容错的“江湖”。但是，“容错”不等于没有纠错机制。新媒体上的“群氓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这个平台的自我纠错。越是容错的机制，越有可能通过不断试错，来发现与纠正错误。正如凯文·凯利所说：“网络孕育着小的故障，以此来避免大故障的频繁发生”。
“江湖”的戏谐性：新媒体江湖没有“庙堂”的约束，没有天然的架子可端，它更多地是用戏谐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即使是面对那些宏大的主题。某些时候，这些戏谐性外壳下也有着凝重的内核。
尽管传统媒体的“庙堂”早已被市场化的洪水淹了大半，而新媒体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庙堂”的飘摇，但由于惯性，或多或少，多数传统媒体人始终内心有着一种文化上的先天“自负”。对于那些与他们的自负产生冲撞的新文化特质，不少人很难真正敞开怀抱，不是简单排斥，就是采取鸵鸟政策，哪怕口口声声地说要向新媒体学习。
因此，传统媒体要进行转型，首先是要在文化上改造自己，这个层面的“洗脑”，甚至比产品层面的“洗脑”，更为重要。

3、没有什么新媒体，传统媒体：只有媒体思维和非媒体思维

传统媒体转型：用产品思维替代媒体思维

3G门户的母公司数码终于登陆纳市。有意思的是，数码上市最主要的筹码并不是其最知名的3G门户。

即便你不去问今天身边还有谁在用3G门户，随便打开一个安卓应用市场，在阅读与新闻分类的热门应用中均很难找到3G门户的APP。在安卓应用下载流量最大的360手机助手中，3G门户的下载量仅有18万次，和第一梯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这一在WAP时代曾声名鹊起要攻下三大门户的手机网站，到了APP时代完全可以用“衰退”二字来形容。

早在2年前我去做客，那里的弟兄已经把自己的PC门户称为传统媒体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WAP网站定义为“传统媒体”。由这一“传统媒体”演变过来的3G门户的新闻APP显然就目前的成绩来说是“转型失败”。

一个互联网基因起身的公司在新闻APP的改造过程中转型失败，但久数码作为一个公司则转型成功，完全抛开媒体形态的全新产品GO桌面在海外四处开花，异军突起。这不由得让我再次思考一个老问题：传统媒体现在的新媒体转型尝试能成功吗？究竟路在何方。

都知道大势不可逆。

互联网让内容与新闻已经不属于传统媒体的垄断资源，广告主永远在寻找最精准的抵达目标人群的传播方式。放眼国外，传统媒体的衰落趋势甚至都不需要举数字了。大报大刊被迫关门转手愈演愈烈。而在国内，报纸的广告收入急剧下降，街头报刊亭纷纷关门也是众所周知。这两年和我们合作的杂志中宣布停刊的已经蔓延到时尚、财讯这样的大集团。我自从买了智能电视后，再也没有打开遥控器选择电视台的习惯，从来都是直接进APP看节目。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传统媒体的领导都意识到了危机，言必谈新媒体，且“传统媒体衰亡论”喊得比任何人都响，也确实加强越来越多的尝试和革新。但残酷的是，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优柔改良无法治本，必须创新革命才可能拯救未来的自己。所以，传统媒体必衰！

首先，中国传统媒体的文化依然是精英统治领导为王资源经营品牌效益，而新媒体则讲究开放平等服务创新。两者直接冲突。传统媒体是做一篇稿件让读者看传达我的价值观，而新媒体则是为用户的需求创造内容甚至大量使用用户内容，两者直接冲突。在广告投放上，传统媒体的发行作假、收视率作假和新媒体动辄需要第三方验证数据也是直接冲突。当前者依然能谋取大量利益时，有多少人能有勇气全面转型做一个后者的公司？被既得利益诱惑而不进入创新领域，偏偏是互联网时代的大忌。看看现在新媒体部门在传统媒体内的弱势和不被理解就能知道其复杂度了。所以，未来衰退是必然的。

其次，传统媒体人多数还是文人情节大于商人思维。这也就是为什么，众多开明传统媒体人谈新媒体变革比新媒体人更深入更彻底，但在治理自身媒体时依然难越传统惯性，革新很难彻底推动或中途作罢。这里有体制的原因，但也有自身的原因。提意见提模式容易，否定一个长期被别人当牛人的自己谈何容易。既有人才难以短期转型，外部人才又缺乏机制引入，衰退自然也不可避免。拥有VGE等顶级杂志的康集团2013年敢于派一个长期从事数字业务的人来做中国区总裁，是很让我佩服的。在中国我认为绝无可能。

第三，很多人有新媒体误区。在我看来，新媒体从来就不是传统媒体的救命稻草。而是两个基因完全不同的物种。传统媒体的出路一定是一个更广泛的商业模式重构。比如，《创》的牛，和《华报》的很早就提出“服务”的概念来经营自己的媒体公司。在我眼中，他们更多的已经像公司CEO而不是一个主编出版人，所以转型得非常不错。成都有一本刊叫《女》，南京有一本刊叫《潮》，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一个电子商务公司。可更多的传统媒体依然在建网站、建APP，建微博微信，管第三方新媒体公司收点版权费找政府做点更多保护上做挣扎努力。在本质上，对新旧媒体的竞合没有清晰认识，能不败给新媒体么？

我们正经历一个否定自己重塑自己的阶段，充满痛苦。但我深信，用产品思维替代媒体思维，用商业模式思维替代单纯收入思维，才能创造不断突破的良机。就这个产业而言，“传统”必衰，只有“创新”才能前行。


作者：王洁明

4、新媒体主要是指什么？？

新媒体主要包括基于技术进步引起的媒体形态的变革，尤其是基于无线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电视、IPTV、手机终端等；二是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被应用于信息传播的载体，例如楼宇电视、车载电视等。具体有：

1、手机媒体

借助手机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手机媒体真正跨越了地域和电脑终端的限制，拥有声音和振动的提示，能够做到与新闻同步；接受方式由静态向动态演变，受众的自主地位得到提高，可以自主选择和发布信息，信息的及时互动或暂时延宕得以自主实现，使得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完满结合。

2、数字电视

数字电视就是从演播室到发射、传输、接收的所有环节都是使用数字电视信号或对该系统所有的信号传播都是通过由0和1数字串所构成的数字流来传播的电视类型。数字信号的传播速率是每秒19.39兆字节，如此大的数据流的传递保证了数字电视的高清晰度，克服了模拟电视的先天不足。

3、互联网新媒体

互联网新媒体包括网络电视、博客、播客、视频、电子杂志等。网络电视以宽带网络为载体，通过电视服务器将传统卫星电视节目经重新编码成流媒体，经网络传输给用户收看的视讯服务；电子杂志是用Flash的方式将音频、视频、图片、文字及动画等集成展示的一种新媒体。

4、户外新媒体

户外新媒体有别于传统的户外媒体形式（广告牌、灯箱、车体等）的新型户外媒体。户外新媒体以液晶电视为载体，如楼宇电视、公交电视、地铁电视、列车电视、航空电视、大型LED屏等，主要是新材料、新技术、新媒体、新设备的应用，或与传统的户外媒体形式的相结合。

(4)再论新媒体基因扩展资料：

新媒体根据使用主体及受众群体的变化，可划分为精英媒体阶段、大众媒体阶段以及个人媒体阶段。

1、精英媒体阶段

在新媒体诞生之初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仅有为数不多的群体有机会接触新媒体，并使用新媒体传播信息，这部分人多数是媒介领域的专业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及社会阶层身份，因此这一时期是精英媒体阶段。

2、大众媒体阶段

当新媒体大规模发展并得到普及时，其发展历程就进入到了大众媒体阶段。由精英媒体向大众媒体发展，离不开媒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传播成本的下降，新媒体以更低廉的传播成本、更便捷的传播方式以及更丰富的信息传播内容成为一种大众媒体。

3、个人媒体阶段

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及普及，以往没有占据媒体资源和平台，且具备媒介特长的个体，开始逐渐通过网络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观点，通过平台展示给受众，这是个人媒体阶段到来的一个标志。

5、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让新媒体成传统文化教育新阵地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春风正在吹起。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已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现在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与当前的网络文化、快餐文化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二者都在抢夺青少年。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左东岭教授在接受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融媒体报道时提出，网络、快餐文化不应该是阻碍，新媒体会成为推广传统文化教育的有力手段和工具。

近日，不少中小学生抱怨传统国学晦涩难懂，不愿学习，也有很多老师表示，学生在背诵传统经典时，可倒背如流，却不知其意。左东岭教授指出,把传统文化通过有效的、适合青少年胃口的方式传递出来，让大家乐于接受，才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化常利用网络、快餐文化、新媒体手段进行传播，比如过年时每家每户贴的春联、门神，戏台上唱的戏，流行的通俗小说，《三字经》、《百家姓》等儿童读物都是当时社会传播最快的一种流行文化。今天在推广国学、传统文化时也在利用新媒介。传统文化教育必须适合孩子，才能“嵌在学生脑子里”。

新媒体与传统文化的融合逐渐为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开拓新阵地。从《花木兰》的创新动画，到《百家讲坛》的娓娓道来;从《花样年华》带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风靡，到大观园旅游文化推动《红楼梦》的传承与衍生;从移动端《中国茶文化》手机APP上线，到《每日故宫》让众多故宫珍藏文物变得触手可及，尽在掌握。新媒体把晦涩难懂的传统经典变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让传统经典“嵌在脑子里”，成为文化基因。

在一些学校，老师为学生们播放《缇萦救父》、《孔融让梨》、《悬梁刺股》等根据传统文化故事创作而成的动画片;运用开放的、共享的网络，请名师、大家对《三字经》《弟子规》等经典国学著作进行深入准确的解读，引导青少年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为提升孩子学习戏曲的兴趣，湖南省探索将传统戏曲与现代动漫相结合，创造性地利用数字化平台和新媒体等现代科学技术为桥梁，研创出一种深受孩子喜爱的独特艺术形式——戏曲动画。

6、学生会宣传部 怎样做好新媒体 传统媒体

从全球角度看，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都不是很顺利，在中国，这一点表现的尤其明显，因为中国新媒体的发展特别迅速，这直接或者间接地颠覆了旧媒体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是否还能够坚持原有的人才标准和用人机制？是否要接受互联网思维和用户思维？如何把社会责任和市场导向结合起来？这些都是传统媒体在人才战略中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新媒体视为媒体的话，我们会发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拥有的人才非常的不同，新媒体人好像自然而然的就服从市场的规律，而传统媒体的人才似乎天然的就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
一、传统媒体急需的三种人才
最近一些年发生在新闻界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传统媒体的人才在向新媒体流动，要知道传统媒体的很多人至今为止仍然是看不起新媒体的，因为看上去新媒体和旧媒体比较，它依然不像是媒体，或者说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但是，问题也许正在于此，新媒体为什么非要像媒体？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新媒介，媒介和媒体的概念似乎正在被打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媒体的许多人一直秉持着一种媒体思维，以媒体自居，以做媒体人为骄傲，在他们眼里，新媒体终归不是媒体，不是正规军，是散兵游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来看看传统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换句话说，它们今天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一)优秀的内容提供者
人类的信息传播基本上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事实层，也可以说是告知层，简单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第二层是解释层，涉及有真相的事实，需要有专门人才来解释，并且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对真相感兴趣。第三层是观点层，可谓意义层，以评论为主，这个层次的受众就更少了。这三个层次也对应着新闻报道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信息阶段、故事阶段和评论阶段。
不客气地说，新媒体好像已经把传统媒体逼到了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新媒体的速度在信息传播的第一层次上占了优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好内容的东西大部分来自传统媒体。好的内容还是要靠传统媒体？虽然新媒体给我们生产了很多好的形式，但是大部分好的内容似乎还是来自于旧媒体。所以，内容为王好像是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才有意义。反过来说，传统的渠道为王的概念如今仿佛归属了新媒体。比如说，腾讯靠什么赢了对手？现在看，它是靠产品击败了门户网站的劲敌。换句话说，做产品的打败了做媒体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可能来到了产品媒介时代，媒介更像产品，而非媒体。这也许是很多人不想看到的，内容好像被形式控制了。更奇怪的是，这个结果并非都是政治使然。看上去是媒介自己改变了。
今天我们不缺少渠道，我们缺少的是内容，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渠道过剩的时代，在现实中，我们到处堵车，而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我们畅通无阻，麻烦的是我们缺少有份量的内容。如果我们的内容仅仅停留在信息的层面，甚至于滑落到数据消费的地步，那么，我们只会变成故事消费者。当多渠道遇到了少内容，渠道的丰富多彩有可能衬托出了内容的捉襟见肘。单纯的管道加粗和管道数量的增加都会扩大内容的流量。也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内容为王才逐渐让位于渠道为王。看上去渠道畅通无阻，好的内容变成了稀缺品。从渠道稀缺到内容稀缺，渠道解放让路于内容解放。
也许我们还可以按照传播来把内容划分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事实传播，或者更专业的叫事件传播，只传播事实，不带观点，强调客观；第二种是观点传播，往往是采访有观点的人；第三种是话题传播，通常是针对人们议论纷纷的事情而进行的一种背景式传播，经常有粉丝基础。
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媒体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许多好记者和好文章都出自媒体的经济部，经济部成了人才济济的地方，这源于中国的重心是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经济部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人民日报，也显示在央视。历史的看，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日报最火的是国际部，最佳人才仿佛都在国际部，我们不妨称之为国际部现象。按照这种历史规律，下一个部门现象又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或者传统媒体已经变成了单兵作战的场所？
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种情景，就是当看《新闻联播》的人遇到了读《环球时报》的人，这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因为这两个媒体似乎都已经被纳入可以影响世界观的范畴，只不过前者的观众稍微老一点，信息感更强，更多国内存在感。后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一些，观点性更突出，国际存在感更强。对于只关注一个信息渠道的受众来说，他们往往更容易相信这个渠道的信息，排斥其它渠道。这两个媒介可以说代表了如今中国传统媒体的某些存在状态。
在新媒体的倒逼下，传统媒体恐怕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和评论应该分开吗？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说，观点和事实应该分开，如同编辑和经营应该分开。但是，无论是在新闻教学上，还是在新闻一线的报道中，我们都不难看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就是新闻评论越来越多的成为了新闻写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如同是对新闻客观性的挑战，但是，如果是从内容产业的角度看，又不难理解，因为新闻毕竟不是由机器人来写作的。为什么机器不能完全代替人来写新闻？除了就业的考虑，这更像是一个未来学的问题，谷歌开始使用搜索引擎来抓新闻时，看上去取代的是编辑的工作。机器似乎是能替代差的新闻写作，而不能替换好的。机器可以比人更冷血。但是，人可以做到主动的客观，机器顶多做到被动的客观。况且新闻也需要情感写作。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看纪录片的情况，纪录片为什么更容易被西方社会所接受？从形态上说，纪录片是西方产物，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形式认同恐怕是纪录片容易被西方主流社会接受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纪录片和新闻谁离历史更近？通常，我们说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但是，倘若完全用新闻来构成历史，我们可能会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英雄创造历史；二是新闻属于明日黄花，速朽，似乎不足以承担历史。纪录片的资料性好像更符合历史要求。不过，纪录片往往不会满足于记录历史，它还要影响当代社会。因此，我们会常常感觉纪录片比新闻还要真实。
新闻和纪录片有哪些区别？前者快，后者慢；前者偏客观，后者偏主观；前者短，后者长；前者是开放的片断，后者是封闭的完整；前者似产品，后者像作品；前者雅俗共赏，后者阳春白雪；前者转瞬即逝，后者真实再现；前者排斥艺术，后者容易被当成艺术；前者是明日黄花，后者持久。
从传统媒体的角度看，我们的新闻采访水平下降了吗？至少从电视新闻采访上看是如此，如今很少能够看到一个精彩的新闻采访节目，央视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节目似乎都已经边缘化了，新闻采访有主持人化的趋势，主持人越来越会说话，已经不是记者采访了。过去说主持人不会采访，现在是说新闻成为常态。剩下的采访亮点好像就是街采了。
(二)懂新媒体的人
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与新媒体的融合，但是，今天的一个普遍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旧媒体的人往往搞不好新媒体。为什么？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传统媒体的人缺乏互联网思维，先不说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是否准确，单说这样一种现象就已经十分惊人了。从20世纪末网络媒体成气候之后，全国的传统媒体几乎都开办了自己的网站。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报纸办网十年不成。究其原因，除了政策和体制等因素外，传统媒体惨遭滑铁卢的最大问题似乎是缺乏互联网基因。
为什么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很难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很多旧媒体并不想变成新媒体，或者说它们也不大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了新媒体。新旧媒体看上去是各自干着不同的事情，新媒体也不会变成传统媒体。现在的情况是，旧媒体喜欢拉着新媒体的大旗，继续做着传统媒体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容易忽视一个问题，即传者是如何向受者转变的？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受众怎样变成了传者，也就是所谓的自媒体。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传者也会向受者转变。在微博和微信上，这一点似乎很明显，记者来这里不仅仅为发新闻，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进入受众的管道，不是体验生活。
好多人为什么喜欢看电视台的跳水节目？不仅仅因为中国有些世界冠军，也不只是由于几个冠军嫁入豪门，更重要的恐怕是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大可能去高台跳水，所以，现在有人替他们体验了，并且还是她们喜欢的明星，何乐而不为！如今文化的体验成份越来越大，开关似乎是触觉。过去我们有体验式采访，今天我们有体验式媒介。手机媒体在这方面表现的格外明显，媒介似乎激发了我们的触觉。从听觉到视觉再到触觉，媒介的体验感好像在逐步增强。从别人替我们体验，到自我体验，触觉媒介显得很关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纸和网络的对抗，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怀疑报纸会消亡，不过，看上去报纸在消亡之前依然很顽强，特征是它用自己最优秀的深度能力来最后搏击网络的挑战。但是，问题似乎也出在这里，报纸退守堡垒的做法可能恰恰让它失去了一次拥抱新媒体的机会，它赖以生存的深度调查和评论都难以融入网络。
(三)熟悉大数据和统计的人
在大数据时代，对数字的敏锐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精确新闻主义的复兴，但是，它的确反映了数据新闻的重要性。即便我们对大数据的概念有所怀疑，不过，我们的新闻报道确实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数字和统计表，我们显然不能只是满足于把这些枯燥的数字翻译为有趣的事实，也就是数字科普。今天的数字媒体和数字记者明显也比过去站得更高一些。
让我们看看大数据和统计局的区别，看上去前者比后者更靠谱一点，因为大数据好像说了更多的真话，同时它也有更少的水分。但是，它目前似乎和统计局一样难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或者说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
大数据一个很直观的表象就在于它可以把用户分成很多群体，力争做到精准服务。细分受众，是大数据时代媒体变革的一个方向。只有迎合细分市场，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才能获得人们的青睐。越专注，说明你越专业，人们才会信任你。从理论上说，这并不是新媒体的专利，因为传统媒体取胜的一个关键就是专业化，或者说是职业化，都突出的是专业精神和专业主义。由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数据化挖掘的个性化信息推荐引擎——今日头条，自2012年8月份上线以来，已经累计用户9000万以上，成为增长最快的资讯类客户端。虽然它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它也带给传统媒体一些有益的思考。头版头条本来是报纸的概念，现在已经广泛使用于新媒体。类似的例子还有新闻观点化和观点新闻化的现象，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情况似乎是更容易发生的。让我们多少有一点看不懂的是，新媒体好像比旧媒体更能促进观点的进步，并且它仿佛是把观点变成了新闻，又反过来把新闻变成了观点。新闻跟帖是一个例子。我们过去经常说现在是观点新闻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的真正到来还是因为新媒体。
二、传统媒体的人才战略
媒体毕竟用人机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用人问题，媒体不是桃花源，它不能脱离社会的人才生长环境。
具体说到媒体的特殊情况，如果一个单位里的人素质都很高，那么，很有可能一个人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但是，这更多是指过程，而非结果，因为能人之间的内耗也是很大的。另外，把能人吸引到一起的往往会是忽略效率的单位。因而，能人多的单位通常人才外流比较厉害。大到国家，小到省市，都会有这种现象。
再来看看人才招聘的辩证法，在人才招聘的问题上好像有一个规律，就是通常如果招聘单位特别牛的时候，它就会降低门槛，因为它自信可以识别优秀人才。反过来说，如果说你的招聘条件定的太高，可能往往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你不够自信，没有自己的人才评价体系。招聘也是人才评价过程。
传统媒体现在需要做的是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机制和用人机制。
(一)能够满足新闻人的新闻理想
什么是新闻理想？就是希望从事新闻工作，想到一线，渴望作为新闻的见证人，惩恶扬善，揭露黑暗。这种理想不仅仅年轻人会有，也不只是学新闻的学生会有。不是所有的职业都会有这样的职业理想，也不是所有的新闻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拥有新闻理想。坦率地说，这种理想是每个社会都应该鼓励的。
在媒体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几种人，第一种是看明白的人，媒体很容易生产这样的人，因为见多识广，并且离政治近，熟练，平静，吃透国情。第二种人还有新闻理想和激情，他们是媒体存在的重要理由，愤世嫉俗，如同愤青。第三种是把媒体当成营生的人，如鱼得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人的形成也和个人性格有关。
现在选择进入传统媒体，无非因为两个原因，精神与物质。以报社为例，选择去报社的多是想做新闻并且追求新闻理想的人。但是现在一些媒体，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一些都市报，让记者去拉广告，这会让本来有新闻理想的记者产生反感情绪，精神上满足不了，加上工资也不是很高，因而容易造成人才流失。与新闻理想有矛盾的就是官本位，尽管很多人都知道媒体界并不是挣大钱的地方，但是，这并不妨碍官本位意识对新闻业的侵袭。这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一个主要区别，传统媒体是有行政级别的。在中国，一般的看法是谁的行政级别高，谁就更懂政治，因为级别越高，掌握的政治信息越多。
在媒体的行政级别的改革方面恐怕也不适合一刀切，比如说有的单位就适合大行政级别概念，级别之间跨度很大，方便上下级沟通，这种级别方式有利于亲和力。还有的行业可能就适合小行政级别，级别之间差距细腻，这种级别机制容易建立权威性，弱点是会被很多人视为增加官僚数量。想要一下子完全取消传统媒体的行政级别恐怕是不现实的。
这其中可能还涉及到大单位和小单位的区别，小单位领导多是从大单位调来的。单位越大，行政级别就越高。更有趣的是，好像越是大的单位，它的干部越有可能调出，升职到别的单位。按照这个逻辑，小单位的政治空间是比较窄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小单位的政治层级反而更细化。
一般来说，外来的领导干部有时候会影响本单位人员对仕途的热情，级别比较低的单位有更多的机会在单位内部选拔干部。
比较而言，级别比较高的单位会有更多的机会搞干部交流，不只有外面调入的领导人，还会有从单位调出的干部。专业化程度高的单位容易倾向内部选拔，专业化程度低的单位容易从外部调入。
(二)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用人机制
在探讨用人机制的时候，传统媒体常常是比较排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说，在很多有关媒体机制改革的研究中，非常容易发现一些超出媒体可控范围的研究，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把许多不属于媒体行为的因素安在了媒体的头上，结果就显得不伦不类。不仅仅媒体背后的政治影响是如此，经济影响也会如此。比如说媒体作为法庭的研究，还有政治传播的改变。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的往往是让媒体成为媒体，让他们做他们能够做的事情。
东方卫视自2014年3月起撤销了公司原有管理架构和职能，保留公司法人主体，新组建东方卫视中心，由原东方卫视中心、艺术人文中心、大型活动中心、新娱乐公司、星尚传媒公司相关业务与资产，成立以娱乐节目研发、生产和播出运营为主的东方卫视中心，直属台、集团管理。
这就使冗杂繁复的机构变得更为精简明确，便于整合全台综艺娱乐制作力量，做强东方卫视。独立制片人制度能够促进电视生产的专业化，探索出能适应当代观众收视的电视新模式。
现在，很多单位都引进了人力资源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人事处的概念。过去一些媒体沿用的给记者打主观分数的做法也显得陈旧了。

7、新媒体短视频的创作要素是什么？

创作要素有技能分享、幽默搞怪、时尚潮流、社会热点、街头采访、公益教育、广告创意、商业定制。

特点：

不同于微电影和直播，短视频制作并没有像微电影一样具有特定的表达形式和团队配置要求，具有生产流程简单、制作门槛低、参与性强等特点，又比直播更具有传播价值。

超短的制作周期和趣味化的内容对短视频制作团队的文案以及策划功底有着一定的挑战，优秀的短视频制作团队通常依托于成熟运营的自媒体或IP，除了高频稳定的内容输出外，也有强大的粉丝渠道；短视频的出现丰富了新媒体原生广告的形式。

(7)再论新媒体基因扩展资料：

类型：

1、短纪录片

一条、二更是国内较为早出现的短视频制作团队，其内容形式多数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内容制作精良，其成功的渠道运营优先开启了短视频变现的商业模式，被各大资本争相追逐。

2、网红IP型

papi酱、回忆专用小马甲、艾克里里、等网红形象在互联网上具有较高的认知度，其内容制作贴近生活。庞大的粉丝基数和用户粘性背后潜在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3、草根恶搞型

以快手为代表，大量草根借助短视频风口在新媒体上输出搞笑内容，这类短视频虽然存在一定争议性，但是在碎片化传播的今天也为网民提供了不少娱乐谈资。

4、情景短剧

套路砖家、陈翔六点半、报告老板、万万没想到等团队制作内容大多偏向此类表现形式，该类视频短剧多以搞笑创意为主，在互联网上有非常广泛的传播。

5、技能分享

随着短视频热度不断提高，技能分享类短视频也在在网络上有非常广泛的传播。

6、街头采访型

街头采访也是目前短视频的热门表现形式之一，其制作流程简单，话题性强，深受都市年轻群体的喜爱。

7、创意剪辑

利用剪辑技巧和创意，或制作精美震撼，或搞笑鬼畜，有的加入解说、评论等元素。也是不少广告主利用新媒体短视频热潮植入新媒体原生广告的一种方式选择。

8、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功能的变化

看看这个论文对你是否有帮助，谢谢！

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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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

9、什么叫“新媒体”？一直不明白这个概念。

呵呵，没有那么复杂。虽然我不愿评价楼上朋友说得正确与否，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说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是非常片面的，不太正确。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不在于出现时间的先后，而在于传播方式和内容形态的不同。
曾几何时，互联网络的盛行，曾经使业内人士无不感叹，网络媒介已经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媒体之后的第四大传播媒介。在一段时期内，网络媒介成了新媒体的代名词，似乎一提起新媒体，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就是网络媒介。在本人就读于大学的时候，专业课老师也是这样对我们讲的，互联网就是新媒体。但是，说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正确吗？答案是不正确。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变迁，具有越来越多传播方式和内容形态的媒体形式不断涌现，如数字电视、车载电视、楼宇电梯广告、手机短信、手机电视等等。
最后，可以明确地说，所谓新媒体，是指一切区别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具有多种传播形式与内容形态的不断更新、不断涌现的新型媒体。

新媒体传播有四个特点：

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大众传播

从岩画和巫会的模拟传播，到诗歌和戏剧的口语传播，到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的文字传播，到无线电发明之后的电子传播，回顾人类的大众传播史我们可以发现，传播的媒介形态日趋丰富，而传播行为日趋自由。
印刷品传播和电子传播的形态、通道是固定的，其传播的专业要求和边际成本都很高，传播者具有较强的垄断性和控制权，而数字化必然带来的网络化，以及网络化必然导致的交互性，使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身份转换极其容易。如今，一个人通过发送手机短信、撰写博客日志、发起网络群聊，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进行大众传播，突破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壁垒。

“信息”与“意义”无关

尼格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说：“比特就是比特”。在数字语言里，所有的文本、声音和影像都只是0和1的组合。传播的信息从传播的意义中抽象出来，使“把关人”的能力大大削弱。
因为意义是完整、单一而不能分割成片段来进行传播的，易于甄别，而信息是可以编码、分段、压缩，进行传播，再组合、复原、解码，进行读取的，很难在传播过程中判别每一片断的信息意味着什么。上海目前发展很快的楼宇视频和地铁视频系统是电视还是计算机？曾经发生一场定性之争，就是这种突破的生动案例。

受众的主动性大大增强

在传统传媒一统天下的鼎盛时期，传播的效果似乎是无坚不摧的，大众媒体对于公众有着“魔弹”般的效力。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信息和“噪音”越来越多，以一个人的接受能力，根本不可能全部进行接收和处理，同时，在技术上对信息进行筛选、复制和传递已经非常容易，因此，信息接收者按照什么样的标准，通过什么途径，如何选择和过滤信息，又如何屏蔽噪音，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传送者的传播意图能否实现。这意味着受众在接收信息时的主动性和消费偏好变得日益重要。

大众传播的“小众化”

传播学研究中曾经有一个“沉默的螺旋”的发现，表明人们为了避免成为异类，陷入孤独，往往在大众媒体或舆论活跃分子发表了意见之后，不再表达自己与之不同的观点。而在数字加网络的新媒体时代，任何一个人通过互联网、手机等，就可以随时进行信息沟通，甚至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信息来源，人际传播的性质得到凸显和强化，传统的，倾向于无差异的普遍的广大受众，开始分割为气味相投的或者利害相关的“小众”，如各种各样的网络游戏团体、户外旅游论坛、短信交友俱乐部等。在小众中，人们也许更容易找到声气相投的伙伴，以对抗大众传播所造成的“社会孤立

供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