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媒体对中国新冠肺炎的报道

1、俄罗斯方面称将建多个方舱医院，其国内当前的新冠防疫形势到底有多严峻？

新冠肺炎目前在欧美国家的影响比较大，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因为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即使是有些国家的疫情较为严重，但是如今新冠肺炎的增长速度基本上已经达到峰值了。但是作为欧洲国家的俄罗斯可以说，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确诊数量最少，并且疫情最轻的国家，俄罗斯虽然宣布建立多个方舱医院，但是其国内的新冠肺炎的形式在俄罗斯的境内并不算严峻，只不过是俄罗斯的提前行动能力比较的强。

在我们被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暴增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吸引的时候，俄罗斯的疫情在整个三月的增速一直都较为缓和，并且疫情的严峻性是要远远小于欧洲等国家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依旧没有放松自己的防疫措施，在中国共享自己的新冠疫情的经验的时候，表示新冠肺炎严峻性的时候，俄罗斯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很多疫情严峻的欧洲国家，在疫情已经控制不住的时候，才开始实行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开始实行居家隔离，开始让大中小学停课，开始筹措医疗物资。但是俄罗斯的一系列防疫政策却比他们实行的早的多，俄罗斯的媒体一直都在报道新冠肺炎的严重性，呼吁民众自己尽量的少出门、少聚集，为了防控疫情普京提前的还做好了民众的失业保障，早早地筹集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提前开始建立方舱医院。

所以，在我们开来俄罗斯的防疫气氛十分的紧张，但其实这些防疫措施只不过是为了在疫情蔓延的前期遏制住疫情的发展，方舱医院也是为了一旦确诊人数暴涨而做出的准备，俄罗斯目前的防疫形式并不算严峻，反而是有条不紊。

2、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218万了，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能控制疫情？

虽然美国医疗技术发达，但这几百万的确诊人数对于美国来说，短期高强度的医疗需求是个极大的考验，并且美国很多医生都在私立医院，美国很难要求私企做到为人民服务，并且他们也没有职责和义务。

在媒体报道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到，疫情爆发之后美国下达居家令，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暴乱”，无知的人还在上街游行，高举自由的牌子。“政府”管不了，人民意识差，这是主要原因。

较之于中国，美国的态度更是令人无法言语，两国人民的态度也是天差地别。我国全国人民宅家过年，而美国从最初的疫情动乱上升到“种族歧视”，场面一度无法控制，而美国还在一度甩锅，美国根本就不把疫情当回事，这就是久久不能控制的原因。

(2)英国媒体对中国新冠肺炎的报道扩展资料：

美国确诊人数超218万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6月19日6时30分左右，美国累计确诊2182285例，累计死亡118296例。与前一日6时30分数据相比，美国新增确诊病例22839例，新增死亡病例633例。

当前，美国多个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继续攀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21个州在过去数周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确诊案例增加，8个州保持稳定。目前美国各地均开始了不同程度重启，专家预计新冠病毒感染第二次高峰正在到来。

3、纽约“零号病人”首次发声，“零号病人”是什么意思？

“零号病人”的意思是第一个得传染病，并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在流行病调查中，也可叫“初始病例”或“标识病例”，正是“零号病人”造成了大规模的传染病暴发。

美国律师劳伦斯·加布兹（50岁）2月份生病时，以为自己只是咳嗽。然而实际上，劳伦斯那时已经染上了新冠病毒。因此，他被称为纽约地区的“零号病人”。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月11日报道称，在当地时间5月10日的一篇独家专访中，劳伦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起初这个差点杀死他的病毒“根本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他也没将注意力放在媒体对新冠肺炎的相关报道上。

劳伦斯生病时，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太重视。几周后，纽约才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疫情蔓延。

劳伦斯的病例成为纽约地区最早的病例之一，并引发社区骚乱。这起病例迫使纽约州州长早于其他地区执行隔离措施之前就在纽约地区设立了“隔离区”。

(3)英国媒体对中国新冠肺炎的报道扩展资料

纽约疫情现状：

纽约市是美国疫情暴发中心。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该市在3月1日报告第一例病例以来，已累计确诊超过18.4万例，近2万人死亡。

据日本朝日电视台网站12日报道，最近，美国纽约州已经开始着手恢复正常经济活动。作为一名奋斗在当地新冠肺炎治疗一线的日本医生，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副教授野本功一近日接受日媒专访，披露了这里真实的疫情现状。

据野本功一透露，纽约如今的单日死亡人数已经降至高峰时期的两成。但实际上，当地医疗机构曾经出现过由于治疗负担过重，而进行选择性治疗甚至放弃治疗的现象，如果经过几天治疗都没有发现病情改善征兆的话，在和病人家属商量后，选择‘安乐死’的情况也不少。

4、英国确诊四例新冠肺炎患者，该病毒是否对所有人种都具有传染性？

全世界目前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的疾病灾害，那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现在英国也确诊了四例新冠肺炎患者，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次的病毒究竟有多厉害，该病毒是否对所有人种都具有传染性。

一、所有人种普遍易感

众所周知，现在多个国家已经出现了新冠肺炎患者。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型冠状病毒的成因。众所周知，病毒的首位携带者来自武汉的一个华南海鲜市场。这个市场名为“海鲜市场”却在公开贩卖野生动物，于是携带病毒的动物在这个小小的市场把病毒传给了宰杀它和食用它的人，并随后很快的发生了交叉感染。从2019年12月31日确诊到现在，才短短的一个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已经遍布了中国各地，甚至外国也检查出了感染者。由此可见，病毒的传播速度之快。目前以知的病毒传播途径比较常见的是唾液传播和接触传播。所以人群密集处就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高危场所，比如饭店、车站、KTV等娱乐休闲场所。只要人们在密集处出现，其中有新冠肺炎携带者，不做任何措施的情况下都具有被感染的可能性，是不区别人种的。

二、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专家开出的药房是“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出门了一定要戴好口罩”。上文已说了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唾液传播和接触传播。唾液传播这一途径，大家只要通过佩戴口罩，远离人群，不去聚集性场所，不和其他人的飞唾触碰就可以。至于接触传播是指健康的人接触到感染者在诸如手机屏幕、公交车把手等物体上留下的口鼻分泌物则有大概率会被感染。所以大家只要勤洗手，不要用手去摸眼睛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的避免感染。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在全世界范围都出现了，世界人民也应该行动起来，病毒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全体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听从国家的指挥就一定可以攻克这个难关。

5、英国乐队召开演唱会致数千人聚集，这是否会造成新冠肺炎的大规模爆发？

现在每一个国家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威胁，并且都采取了自己的手段去进行抵抗，在这种人人都很害怕的情况下，英国乐队不仅不避开特殊时段，还召开了演唱会使数千人聚集在一起，我认为这种行为会导致新冠肺炎的爆发，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新冠肺炎传染率过高。

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兴的疾病，它的传染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难以想象它会通过一些我们自己都无法察觉的方式进行传播，不知不觉就会感染上，而且它的潜伏期极长，会在我们没有发觉自己已经得了的时候也会传染给他人，因此非常非常危险，有时候哪怕一点很少的接触也会导致传染，而英国演唱会有数千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非常大，即便戴了口罩也会不避免的有一些接触，新冠肺炎会通过唾液之类的方式进行传播，所以数千人聚集在一起的传播概率无疑是非常大的，因此我认为很有可能会有一次大规模的传染，导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感染，所以新冠肺炎的爆发是有可能的。

二、英国防护措施不是很完善。

现在新冠肺炎波及范围很大，传染率也那么高，但是英国的防护措施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口罩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佩戴，所以更会有很大的几率去传播肺炎，另外如果英国人很大规模的感染了肺炎，那么输出国外会导致外国已经稳定好的疫情再次混乱，因此会有大规模的危险，所以我认为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行为，现在国家之间的流动很大，患者也可能会掺杂其中。

在这个严峻的形势下，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觉去对抗肺炎，这样全人类才可以渡过难关，英国举行演唱会是不对的，这样做很大几率会导致新冠肺炎的爆发，因此是十分不提倡的。

6、新冠肺炎是如何波及全球的？

新完肺炎波及全球的路径目前只能设想，它的传染线路具体分四条线，具体以下细说：

一、中国线：未知感染源-武汉-全国。

中国的这条线路，是感染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虽然在当时确诊超非典之后，觉得增长速度较为恐怖，但是新冠在全世界感染的第一个10万用了67天的时间，中国占了8万多，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病毒，我国为世界各国争取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并且在这期间我们交通管控，自我隔离，把病人全部集中，尽可能的做到了系统化。

可以说我国遇上了超纲的试题，但仍然以全国之力交了一份不少于90分的答卷。这次疫情的节点恰逢我国春节，如果是别的时间点，我们的感染人数应该会更低。

二、亚洲线：未知感染源（疑似美国）-日韩民众。

日本和韩国的新冠疫情，是我国封城20天之后开始爆发的，在他们所查到的接触感染源上面，头一批的新冠患者跟武汉没有关系，并且也没有我国的接触史；但是日本在查源的时候，查到过美国接触史，怀疑美国为感染源；之后随着韩国市民的外出，其它国家却没有我们那么严防，迅速扩散全亚洲。而朝鲜一直为锁国状态，一直未受波及。

三、美洲线：美国流感转化-美国全境-美洲。

美洲的新冠疫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跟美国的流感搞混了，同样的症状完全没有做核酸检测，甚至有部分人病亡之后都没能得到确诊。美国一开始对新冠都没有重视，未出现过隔离、管控的情况，大部分企业都在上班，各种娱乐中心都在营业，以致于疫情爆发后，上万的增长。

美国在整个美洲各方面是最发达的，在美洲的各个国家在防疫轨迹上以美国为首，在美国未声明进入防疫状态前，其他国家也未见有动作；直至美国宣布进入疫情防控之后，巴西、加拿大、墨西哥等国才开始防范，只是以新冠的传播能力，说不定已经传出去了，具体后续得看后面的报道。

四、欧洲线：未知感染源-伊朗-意大利-全欧洲。

在意大利的调查报告当中，他们的疫情是从伊朗传入，因为对新冠病毒掉以轻心，意大利成为了国外最严重的国家，有些人甚至未得到确诊就已经死亡；因为意大利的不严控，欧洲国家之间的联系密集，疫情就开始迅速的传播到了整个欧洲，并且因为医疗设备及物资跟不上，在欧洲各国之间，已经有抢物资的行动；另外，英国与瑞典放任病毒传播，这一点在新冠的防治上是有很大的阻碍的。

新冠在2020年，是世界范围的疫情，它的真正源头至今还未找到，但是就数据来看，肯定不是我国的锅！

7、很多英国的留学生与华侨，遇到新冠肺炎蔓延，为什么不选择回国呢？

他们不选择回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怕在回国的途中受到感染或者是因为回国的机票太贵。现在已经是全球疫情的发展了，在英国的留学生与华侨他们有时候想回来却也回不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在国外保护好自己。

在我国刚遇上新冠肺炎的时候全国都很慌张，但是慢慢的疫情得到了控制我们也慢慢变得安全了。在我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很多医疗物资都不够用，而在国外的留学生与华侨他们纷纷收集物资给我们邮了过来与我们共同抵抗此次疫情。而现在我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好转并且已经有所控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外的疫情开始加重了，可是国外没有好的政府领导因此没有及时的把疫情扼杀在摇篮里，这使得许多人感染上了肺炎并且民众们也不够重视使得疫情更是严重。我认为现在国外的疫情情况远比我们国家当时要严重得多，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保证充足的医疗物资供应以及好的社会福利待遇，这样就会使很多民众得不到救治。

我国现在对境外人员回国感管控非常严格，因为郑州郭某鹏的境外输入案例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所以说境外人员回国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回国之后必须要登记上报备案还要服从安排隔离14天才可以回家，可能这一点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比较难做到吧。除此之外他们在回国的途中也不能保证自己是否接触了感染人员而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他们不如好好在英国呆着。最后一点可能就是因为回国的机票太贵了并且一票难求，花费太大路上又有很多未知的风险，总体来说是不划算的。

 以上就是很多的英国留学生与华侨在遇到新冠肺炎蔓延的时候不选择回国的原因。而这些人他们在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帮我们到处收集物资，而在世界疫情严重的时候又居家隔离，可以说他们参与到了整个疫情当中。而我们对待他们也应该是宽容的，如果回来我们就大方欢迎，如果不回来我们就替他们祈祷，而中国永远是我们最大的后盾。

8、新冠肺炎大规模蔓延已成定局，全球车市迎来寒冬？

9、英国首相称减肥能预防新冠，堂堂首相为何胡言乱语？

（一）英国首相肺炎痊愈，提倡减肥来预防

英国首相称减肥能够预防新冠其实并不全是这样，英国媒体报道天空新闻报道称。英国首相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称自己在重症监护室，之前的体重严重超标已经达到了肥胖的程度，但是自从他新冠疫情，这可能也让他认为新冠疫情是由于自己之前肥胖才得的。但这也并不是信口胡说，因为据官方数据显示，新冠肺炎重症监护室人群中有8%的人属于肥胖人群，而只有2。9%的健康人士。

（二）英国肥胖现象严重，已成国民性问题

英国首相称自己在新冠肺炎痊愈之后，每天都有坚持晨跑，并且积极的向民众展示健身app，健康app的使用流程同时也推荐了YouTube上的相关的减肥的健康的视频呃也推荐广大民众积极的去锻炼身体，提高自己抵抗相关的疾病的能力。这也能够看出，英国人群众大多数都是肥胖人士。肥胖也给英国的人民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英国首相也是积极的想要在这方面，引起号召。

（三）各项禁止，期望减肥来增加抵抗力

同时英国官方也做出了相关的规定，禁止超市在出口处放高热量巧克力之类的食品，同时坚持在晚上9:00之后播放高热量的甜品的视频，积极倡导民众健身，积极推动晨跑。鼓励民众下载相关的健身。也禁止超市对不健康的高热量的食品，出售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通过这一举动也可以看出英国官方也是积极的。对英国的肥胖情况加以控制。英国首相也是希望民众能够积极健身，提高自己抵抗各项疾病的能力，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方面缓解新冠疫情的影响。

10、疫情中外国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人应该怎么做结合跨文化沟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

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

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与认同

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

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

2.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

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

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

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

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

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

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3.种族主义与污名化

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

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

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

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