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社交媒体

1、此次新冠肺炎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会持续多久？

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确诊病例呈指数型增长。全球大流行会持续多久？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切。

大流行或持续一年以上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每增长10万例的时间正迅速缩短，从最初的67天缩短至1天。“全球大流行正在进行，若以2019年12月底作为疫情初发，至今疫情已持续了4个月。多项医学模型都把疫苗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视作防控关键点，预估时间普遍超过今年9月。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最少持续1年才能整体稳定。”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专家、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助理教授林冠华告诉记者。

7月31日，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评估，并更新疫情应对建议。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致辞中说，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机，人们在接下来数十年的时间内都将感受到疫情的影响。

世卫组织表示，对于新冠肺炎，科学家已经回答了很多疑问，但是仍然有很多未解难题。当前的研究一致显示，世界绝大多数人仍然易感，即便曾经遭受疫情严重打击的地区也不例外。世卫组织强调，虽然新冠疫苗研发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进行，但是仍然要学会与病毒共存，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工具抗击疫情。

今年1月底，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在5月1日的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上维持这一判断。国际媒体普遍认为，考虑到当前疫情仍在蔓延，世卫组织将维持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判断，并就下一步的抗疫行动提出建议。

2、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向国际社会贡献了怎样？

写作思路：立意要正确正确是文章立意的第一要义，所谓正确就是要保证文章的感情和思想观点正确，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符合我国基本政治原则，符合人的基本道德要求，能给人以积极的启发。

正文：

有人说，中国人民在面对灾难的时候，总是会变得异常团结与不可匹敌。是的，中国人民在面对危机时，是真的会因为难以置信的凝聚与团结而获得巨大的力量，从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我们的中国，我们的中华民族，真正做到了，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2020庚子年，很遗憾你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但，我相信，你不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因为，所有的医护人员团结一心，各级政府积极作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百姓听从指挥。整个中国，已经是众志成城，团结一心。

团结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我们，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取得胜利 。再到春暖花开时，相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我希望着这一天 快点到来。

2020，一听就是浪漫的一年，是小时候作文中写到的未来，小时候我们写人类的残暴与马不停蹄的科学创造会毁了这个年头。果不其然，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在神州大地。勤勤恳恳的中国人，怎么都不会想到因为有寥寥几人贪吃野味将十四亿中华儿女陷入险境。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敬畏自然，健康就餐。“并不是病毒让环境变得满目疮痍，乌烟瘴气，只有贪婪和愚昧才是人类的葬礼”。

可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肆虐的病毒可以夺走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命，但这并不代表他可以夺取中国人民的斗志。

疫情的爆发起初几乎无人在意，直到有一天武汉的疫情大肆传播成为这场战役的焦点。不断增加的感染人数让人全无理智，听到封城的消息时我甚至想象不到他们当时的绝望。但是希望就在眼前了，医护人员马不停蹄的救治，医院的建造也如火如荼的进行。

祖国从未放弃，我们不必心灰意冷。武汉是河流的分支，但绝不会被河流抛弃!可爱的武汉市民们，在封城的九十六小时合唱着国歌，这视频让我泪目，是啊，我们万众一心，不论山道再险，我们也一定可以克服难关。我们相信，阳光与樱花一定会照到武汉。冰封的河面有一天会春光乍现。

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在大是大非之前，总有人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报酬，无论生死”这是我今年听到过最激励人心的话语。

这些一线的医护人员，运输人员还有数以万计的为城市正常运转而奔赴在岗位上的人们都在为病毒中无能为力的我们搭建坚实的城墙!正值春节，家人团聚的时候，他们主动请缨，奔赴在一线。

因为防护服脱下便不能再穿，所以即使医护人员们知道喉咙湿润可以更好地抵御病毒却也不肯多喝一口水。因为医院疫情严重，他们只能认认真真穿好防护服，即使口罩在脸上印下一个又一个的印记。

可防护服也并不能完全阻挡病毒的入侵，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也仍在与死神争夺。他无力地吼着“我不想回家过年吗，可这些病人怎么办”，他们嚎叫着这场战役的可怕，可在病人面前又坚强得像个勇士。这些并不是医护人员的本分，这只是他们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你看，这世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但也绝对没有那么糟，依旧有人在坚守心底的善良。

03年非典，我出生了。20年新型冠状病毒，我十七了。00后的我们对于这病毒或许做不了什么，但我们能做到的是，相信中国的医学，好让那些挽救生命的人更有力量。我们不用谣言去稀释真相，不用恶意去揣测善良，用坚定杀死恐慌，用温柔客服灾难。

不管这个冬季还有多漫长，不管这个病毒是怎样的难关，我们相信春天总会到来，我们就在此等待，静候花开。相信武汉，相信中国。

3、5.请你联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态势,论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及意义？

解除新冠肺炎疫情威胁，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打赢这场战争，世人还要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今日之全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威胁，印证了这一理念的历史洞察力与政治想象力。

全球抗疫，命运与共召唤责任与共。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体制、国情和社会文化，应对疫情的方式举措有所不同，而护佑人民康宁、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相同的。为了这一共同目标，共同承担起全球抗疫责任，是人类战胜疫情的力量之所系，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之所在。

(3)新冠肺炎疫情社交媒体扩展资料：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当今世界多元文明共鉴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观及“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思想精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因；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宝贵经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基础；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

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带来了什么？

2020年的新冠一群给我们带来的主要的警示就是任何疾病情况下都要保护好自己，健康是最主要的。

5、疫情中外国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人应该怎么做结合跨文化沟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

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

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与认同

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

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

2.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

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

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

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

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

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

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3.种族主义与污名化

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

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

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

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