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我们离真相

1、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阅读魏玛时代？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20世纪德国作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和电影理论家，他早年在《法兰克福报》任记者、评论员，与阿多诺、本雅明、布洛赫等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3年纳粹上台后，作为犹太人的克拉考尔被迫流亡巴黎，后于1941年辗转到达纽约。移居美国后，他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主要从事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研究。

克拉考尔是最早一批被介绍进中国的电影理论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人和电影学者所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在电影和人们的日常经验重新建立关联，克拉考尔的左翼立场和现实关怀，使他成为了最符合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西方电影理论家。他的两本电影研究著作，《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和《电影的本性》都是移居美国之后用英文写作的，前者从魏玛时期的德国电影中追溯纳粹的萌芽，后者则将电影这一艺术形式视作对被工具理性奴役的西方世界的精神救赎。两本书都在美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也让人们对他二战前的作品发生了兴趣，于是在1963年，他出版了一本自选文集，《大众装饰》，其中选取了十几篇他在魏玛时期（也就是他在《法兰克福报》任职期间）的作品，这本书在他去世后成为了建筑、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文献，而它的名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继续去挖掘和重新发现克拉考尔的其他早期作品。

日前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和《侦探小说：哲学论文》两本书，都是克拉考尔在上世纪20年代完成的作品。《雇员们》写就于1929年，那时克拉考尔就职于《法兰克福报》柏林站，他用了十周的时间，对柏林大小企业雇员们的生存空间、工作环境、习性癖好、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进行了调查，他与雇员、工会代表和企业主交谈，走进办公室、职业介绍所和电影院观察，甚至研究厂报、广告和私人通信，他的方法非常类似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或社会学的“参与式观察”，但他本人拒斥任何学派或机构的局外人立场，也让他与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了距离。

他将这次在家门口完成的调查称作一次“远征”，因为在他看来，这一系列在《法兰克福报》上连载的文章涉足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其惊险程度不亚于一场银幕上的非洲之旅。因为“在寻访雇员的同时，它驶入了现代大都市的内部”，比起电影里令人啧啧称其的原始部落，这里的生活在众目睽睽下展开，却并不为人所知，正如爱伦?坡小说里写到的“女王陛下的信”，没有人留意它，正因为它就在台面上。

早在19世纪末，“新兴中产阶级“的概念就已经在德国形成，它将雇员们视为国家和社会的中流砥柱，扮演着抵御动荡的缓冲器角色。1911年颁布的《雇员保障法》明确了雇员的待遇及其优于工人阶级的地位，然而好景不长，被战争和通货膨胀洗劫了财产的中间市民阶层很快又陷入了经济合理化改革的漩涡，在这场改革中，他们大规模地丧失了区别于工人阶级的几乎所有优势：相对的独立性、升迁机会和职位保障，在物质条件上，他们也逐渐与工人趋同了。

于是，我们在克拉考尔的调查中看到，中产阶级想要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上与工人阶级划清界限的努力越发顽固而绝望――克拉考尔展现了这个“中产阶级概念和感受之家”的外观是如何依靠“教育”、“文化”、“职业”等话语得以维系，但与此同时，家园早已坍塌。在他看来，这些雇员们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只能暂时躲入文化工业为他们提供的避难所。1929年的克拉考尔还无从得知，这些中产阶级会成为纳粹党和希特勒的支持者，然而他在他们头上看到的“恐怖的光晕”，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预见到某种政治灾难即将降临。也正因为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暗示，这是一份“来自最新德国”的报道，它见证了魏玛共和国的末路，和一个“新的德国”的危险萌芽（1933年希特勒上台，仅维持了短短14年的魏玛共和国正式宣告破产）。

而《侦探小说》的写作比《雇员们》更早，它于1922年至1925年间完成，但却在克拉考尔去世之后五年才在他的遗物中被发现。在这本书中，他让一种“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看来只是无关文学的粗制滥造”的文学类型――侦探小说获得了一番形而上学的阐释，同时，他也在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学现象上试验了各种形而上学的范畴。这种借由一类文艺作品展开形而上学或历史哲学探讨的方法，来自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克拉考尔曾评价它为同时代最重要的哲学成果之一，同时，《侦探小说》与本雅明1928年的论文《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不同的是，克拉考尔选择了更加通俗，甚至是不入流的文学类型，在他看来，这些充满了奇技淫巧的追凶故事就像是一幅变形画，映射出了人们精神世界中某种不可回避的景观。

自埃德加?爱伦?坡1841年的短篇小说《毛格街血案》（The Murder in the Rue Morgue，也译作“摩格街谋杀案”）以来，欧洲陆续出现了一批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福尔摩斯系列）、埃米尔?加伯黎奥（《红色命案》）、加斯顿?勒鲁（《歌剧院魅影》）等都在其列。在克拉考尔看来，这些作家的作品向“全盘理性化的文明社会”“执起一面变形镜”，社会可以在其中辨认出自己的“胡作非为”，而解谜的过程则构成了“对以理性、自治为基础的哲学体系的审美譬喻”：案件的侦破总是始于单薄的证据和破碎的事实，这些事实被除去了语境，剥夺了原初的关联，成为了孤立的客观材料，而侦探要做的，就是在这些偶然事件之间用理性重构关联。因此，侦探小说的张力也许并非源于事件本身的力量和面对罪恶时的战栗，而是真相可能始终未被识破。

推理究竟是还原了真相，还是彻底虚构了真相？这是侦探小说的张力，对应到现实，一战后的欧洲知识分子们也面临着类似的惶恐：理性从神坛上跌落，人们究竟该如何重新搭建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雇员们》和《侦探小说》的译者黎静将克拉考尔形容为“魏玛时期的接收器”，魏玛时期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催生了德国第一个民主政权――魏玛共和国。在1919年一战结束到1933年纳粹上台之间短短的十四年间，魏玛共和国经历了通货膨胀、政教冲突、种族歧视、性别与代际矛盾、暴力与恐怖主义等重重危机，同时也孕育了一个艺术、文化和思想的高峰，它既是通向纳粹和大屠杀的毁灭之路，也是无数像克拉考尔这样的人为了一个更人道、更民主、更有创造力的社会而奋斗的历程。魏玛共和国所面对的许多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依然存在，而魏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对今天的世界依然有效，这是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阅读克拉考尔的原因。

在《雇员们》和《侦探小说》两本书出版之际，北大出版社联合北大博雅讲坛举办了“思想的跨界者――克拉考尔”研讨会，在会上，北大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胡蔚谈到了克拉考尔以及那一代一战后的德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救赎焦虑”以及他们为突破这种焦虑所做的尝试。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刊出胡蔚的发言节选，以飨读者。

胡蔚：如何在废墟上重建生命的意义是克拉考尔这代德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题

克拉考尔生于1889年，本雅明生于1893年，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而比他们稍微年长一点的托马斯?曼和里尔克是1875年出生，茨威格是1881年出生，他们这一代19世纪的80后、90后是有一些共性的。他们都在相当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一战，这使得他们身上普遍存在一种救赎的焦虑，他们各种各样行为的动机，似乎都是源于这种救赎的焦虑。

史学界有一个观点，认为一战爆发得十分偶然，战争双方的理由都很牵强，或者说是为了打仗而打仗。1914年的德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非常想要向世界展示它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各种战争宣传画色彩艳丽，征兵广告充满鼓动性，整个市民社会都好像看到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却又无限向往的新世界的曙光，家家户户把年轻的男孩送去当兵，这些男孩戴着个软布帽子就上战场了，根本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等到他们经历了血腥、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他们想象的、被称为“绞肉机”的战争，回归到战后的日常生活，你会发现，这一代人都被打垮了，从身体到精神都彻底崩溃，他们憧憬的新世界突然变成人间地狱。当时柏林的街头，随处可见断臂或是瞎眼的士兵，这种心理的反差、幻灭的情绪，对应到形而上学的讨论就是，当所有意义都失去，当所有关联都是去，怎样去重新救赎，怎样在废墟上重新建构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这就变成了这一代80后、90后共同的话题，这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哲学话题。

一战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终结，艾伯特等一批民主党人于1919年在一个叫做魏玛的德国东部小城召开了国民议会，制定了一部共和制宪法，这就是德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因此1919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前的这段时期，被称为魏玛共和国时期。为什么要去魏玛召开议会？因为魏玛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高地，是人道主义的象征――魏玛是歌德和席勒之城。十八世纪下半叶，当时魏玛公国开明的公侯重视文化艺术的发展，将歌德、席勒、维兰德、赫尔德等知识分子邀请到魏玛公国担任公职，因此在1800年前后，形成了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魏玛古典文学，这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高峰，魏玛小城也因为这段历史而成为了德国文化的象征。

一战结束后的前五年，魏玛共和国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通货膨胀、饿殍遍野。伯格曼的电影中有一个很经典的镜头，记录了一匹还拉着车的马饿毙在慕尼黑街头，一位妇人当场就把这个马开肠破肚，将马肉卖给路边的行人。从1925年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魏玛共和国有一个五年左右的稳定期，这就是现在文化史上通常所说的1920年代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魏玛的文学艺术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首先，从艺术风格上看，出现了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新客观主义是对战前注重情绪表达的表现主义的一个反动，它解剖、展示现实世界，不再美化，不再情绪渲染，而是把破败丑恶、冰冷、道德败坏的城市生活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很典型的文学例子是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描述了一个刑满释放的小人物在柏林都市里的经历，从一个边缘人的视角对光怪陆离的柏林都市进行了记录。

其次，当时的新媒体――电影的表达方式也影响了传统的小说、戏剧体裁，比如《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使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一些新闻报道、天气预报、电影广告杂糅拼贴在一起，情节松散、意识流；布莱希特描写伦敦黑社会的《三毛钱歌剧》也是一个经典的魏玛时代戏剧作品。

再次，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进入了文学创作中，对文学创作方式产生了十分重大、深远影响。总之，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一个文化艺术生活非常多元、活跃的时期，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政治立场的人物都很活跃，既有先锋派的作家，也有传统的作家，既有左翼作家，也有保守主义的作家，大家都有一席之地。随着报业的发展，评论家在魏玛共和国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也变得举足轻重，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里就曾经提到文艺副刊的评论家对于维也纳文化生活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回到克拉考尔，他的身份很难归类，也拒绝被归类，用德国人的话说，他坐在了“所有的椅子中间”。这也决定了他的一生始终处于局外人、边缘人的位置，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游离于各个派别之外，无论是与“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他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从潜意识心理分析的角度，这也可能与他犹太小市民阶级的家庭出身有关。同时，他也热衷于研究边缘人群、灰色地带，比如“雇员阶层”，再比如作为消遣文学、不登传统经典文学大雅之堂的“侦探小说”。

我觉得在克拉考尔多重身份中，最合适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批评家（Kritiker），这里的批评家是广义的批评家，不是某个领域的评论家。德国文学中的这个传统是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莱辛开始的，莱辛涉及的领域有戏剧评论、文学评论、政治学、教育学和神学等等；在浪漫主义时期，这一传统又由弗?施莱格尔等人发扬光大。早期浪漫主义提出，文学是“渐进的总汇诗”，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包容万象的，永远在形成的过程中，是断片，只有用浪漫反讽来消解有限与无限的分裂。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继承了德国的批评传统，他们并不是要评论某个作家，或者要推出一个作品，他们在各种领域里发表看法，但是背后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更为深层的形而上的思考。

克拉考尔一生开拓了很多“未知领域”，这些领域相互之间似乎没有关联，比如他一会儿关注“侦探小说”，一会儿又去做城市雇员的一个人类学田野报告，过几年又开始研究电影。他很多的创新、开拓，其实都来源于他的焦虑，或者说这是一代人的焦虑。卢卡奇的《小说理论》（1920）曾经影响过克拉考尔，在这本书中，他将他们所处的新时代诊断为“被神所弃的世界”，新时代的人是“先验的无家可归者”。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本雅明，和左翼阵营的卢卡奇、布莱希特，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病里面的人，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废墟时代，寻找救赎的可能。克拉考尔找到的可能是，如“拾荒者”般捕捉庞大理论体系缝隙中微光照见的浮尘，那些无法用概念归纳的、不易察觉的、转瞬即逝、碎片式的日常经验。这也是受到了胡塞尔和齐美尔的影响，“从一个最小的偏门里也可以登堂入室，直接抵达人类本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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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媒体 时代 是过剩 还是刚刚开始

自媒体，对于真相，其实是双刃剑。
一、自媒体优势：接近真相：
自媒体打破了地域限制、专业限制，将话语权交付到更广大的群众手中，其优势有利于我们接近真相。
(一)更多信息更多关注；
长时间里，官方媒体掌握着话语权，许多事情被忽视，而自媒体能够承载更多信息，人们能接触到的事件越来越多，想要隐藏某些事实在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
(二)多元互动观点丰富；
越来越多人参与互动，增加了观点，受众的思维不会被一个声音领导，而是从各种观点中进行选择，有利于人们从多方面思考问题，接近真相。
(三)参与广泛完善监督；
网民的数目不断上升，网络舆论的力量越来越大，来自各地区、各行业的自媒体使用者可以通过一个平台进行交流，会让“忽悠”者越来越少。
二、自媒体缺陷：远离真相：
在自媒体带来的无法计数的信息中，谣言占据了一席之地，如何辟谣也成了自媒体一大难题，谣言容易导致人们远离真相，而自媒体确实提供了谣言生存的空间。
(一)匿名性导致不负责；
绝大部分自媒体并不需要用户实名，这就代表着，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随意发言，因而出现了言论不负责的现象。
(二)转发随意，以讹传讹；
在自媒体简单快捷的传播中，人们想要传递一个信息非常轻松，因而往往缺少思考。人们只是因为新闻的趣味性就选择转发，无心对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思考，因而一个虚假新闻只要够有爆点，往往就能被迅速传播。

3、当前信息主要以新媒体传播吗？

1、交互性较强：在新媒体时代中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受众可以自主的参与到传播系统中，交互性较强。

2、海量化信息承载功能以及信息碎片化：新媒体凭借强大的技术手段使得海量化的信息以简短精炼的形式得以存贮于平台上，信息传播较为碎片化。

3、资源的可共享性：在互联网上，例如百度文库、优酷视频是一种不限地域、行业、年龄等的资源共享平台，用户可以上传和下载互联网资源。

4、超文本、超链接的应用并提供多媒体支持：新媒体支持很多文件格式而超文本与超链接则使得网民方便快捷的使用网络资源。

5、个性化与主动性较强：网民可以主动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内容，基本上不受时空限制，个性化极强。

6、虚拟社群化：网络社交是继网络兴起后发展起来的，是在网络上建立一个虚拟化信息的传播环境，使用的用户构成了虚拟的社群。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

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

(3)新媒体时代我们离真相扩展资料：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

媒体是具备价值的信息载体。载体具备一定的受众，具备信息传递的时间，具备传递条件，以及具备传递受众的心理反应的空间条件。这些综合形成媒体的基本价值。这个载体本身具备其价值，加之所传递信息本身的价值，共同完成媒体存在的价值。

这个也就是媒体存在价值。即便理念上新形式上新科技进步也具备一定受众，但是媒体成本远高于受众所带来的商业效益，亦不能形成媒体的有效价值。

效应是在一定环境下，因素和结果而形成的一种因果现象。新媒体必须具备形成特定效应的特性。或者说新媒体必须具备形成一种更新的效应的特性。新媒体必须具备影响特定时间内特定区内的人的视觉或听觉反映的因素，从而导致产生相应的结果

4、是不是我们的媒体常常缺位，专业能力不够，不能够拿出翔实的证据来反驳？

并非专业能力不够，而是“缺位”，不是能不能做的事，而是想不想做的事。

5、如何提升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

个人认为除了一些常用的舆论引导方法如：灵活运用各类传统媒体资源，建立立体化的宣传网络，做好负面舆情的引导、成立相关的舆情管理组织、明确内部组织机构的专业分工、重视和培养第三方力量争取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等等外，其实关键还在于创新舆情管理工作方式，借助专业的新媒体舆情监控平台，建立舆情预警、监控工作机制，早发现舆情，对舆情动态进行全面监控。
一些主要的新媒体舆情监控平台专为企业新媒体舆情监测舆论引导而准备，通过对互联网信息的话题聚合，帮助企业快速了解网络上谈论企业的各种声音，以准确、全面、实时自动三大核心优势为企业新媒体舆情监测和舆论引导工作服务，来自识微科技商情知识栏目。

6、如何正确应对舆论媒体，媒体如何引导舆论，新媒体时代

时下,在新媒体时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媒体正日益影响着检察院的形象、声誉和社会公众对检察院的信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想不想、会不会利用媒体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已经成为新形势下衡量检察官执法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只有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新媒体的挑战,切实加强对新媒体传播规律的把握,深入研究舆论引导规律,善待媒体,善用媒体,不断提升新媒体时代网络沟通和舆论引导能力,才能为检察工作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一、提升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善待媒体,强化媒体意识。
在今天的开放环境与信息全球流动的条件下,要想有效应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多元化带来的挑战,要想努力保持并增强检察工作的舆论引导权,就必须充分认识新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全面、客观地认识新媒体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不断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一是要更新观念,善待媒体。要走出过去媒体宣传容易泄露案情、对媒体敬而远之的误区,主动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和联系,善于研究媒体、合作媒体、关注媒体、借助媒体,把编辑记者当朋友,做到感情上尊重、工作上支持,形成与媒体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协调高效、优势互补的工作体系,做到检媒联动,实现互助双赢,增强宣传工作效果。二是了解媒体,提高运用新媒体的能力。要通过有针对性地举办情景模拟训练、网络培训班、舆情报告会、网络论坛等活动,让领导干部学会运用在线访谈、网络评论、即时通讯等方式,主动加强对新媒体运用知识的学习,熟练掌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做新媒体时代的弄潮儿,不要做落伍者,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特别是检察宣传人员运用新媒体的能力和素质。同时,还要把新媒体的建设和管理纳入党组的议事日程,健全组织机构,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新媒体的管理和运行,为做好新媒体的应用应对工作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要正确看待媒体,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要充分意识到,面对媒体,积极的公开、主动的沟通,更能消除误解,赢得民心,越着捂着、盖着,越容易被动,滋生谣言。要不断深化媒体意识就是监督意识的观念,以更加坦诚的姿态面对公众与媒体,进一步强化接受舆论监督意识,时刻做好接受监督准备,把接受监督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时刻想到每一次执法办案都在媒体监督之下,时刻注意维护好检察院检察官形象。
二、提升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善用媒体,打造网络宣传新格局。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博客、微博、微信等新传播途径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要增强检察宣传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特别是提升新媒体应用应对能力,就要全力打造检察门户网站、检察博客、检察微博、检察微信“四位一体”的宣传格局。
一是加强检察门户网站建设,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要高度重视网络宣传和检务公开工作,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检察门户网站,把门户网站打造成弘扬法治精神、宣传检察工作、普及法律知识、丰富检务公开的有效载体。要针对队伍建设、业务工作、检务公开、检察动态等板块,专门设立与公众互动空间,让网民发表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让检察人员为网民解疑释惑,做好正面引导工作。二是开通检察博客,传播检察好声音。要依托重要网站开设检察院官方博客,及时向群众宣传检察机关的重大活动、检察队伍和业务工作的重要成果,加强正面舆论的引导,传递检察工作正能量,提升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三是开通检察微博,加强与网民的互动交流。针对微博特有的简短、阅读方便的特点,根据受众的需求和群众的诉求,开展好发布检察动态、解疑释惑、接受法律咨询和控告举报工作。要用鲜活生动,群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减少书面化、模式化的言论,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实现面对面的交流,键对键的沟通,使微博真正成为检察机关与网民的交流平台。四是开通检察微信,密切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要通过微信平台,在“朋友圈”群发文字、图片和视频,展示检察动态,接受法律咨询,强化微信与微友的互动;建立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信息交流平台,定期通报检察工作情况,以便更有效地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
三、提升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强化引导,及时掌控网络舆论发展方向。
提升检察机关舆论引导能力,要完善好涉检舆情巡查、舆情报告、舆情研判、舆情引导四项机制,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引导、早控制,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一是建立监控巡查机制,第一时间发现舆情。在技术科、政治处应明确网络“巡视员”和“评论员”,在工作日的8点至10点、下午2点至5点、晚上8点至10点以及法定休假日,对各大网站、论坛进行“关键词搜索”,全方位查找涉及本院的新闻报道,确保监测不留死角,适时进行实时监控。
二是可以借助类似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舆情系统建立舆情即时汇报反馈机制,第一时间向党组汇报。网络“巡视员”一旦发现网络舆情,要详细、准确记录舆情上网时间、主要内容、浏览和跟帖人数、群众反应、点击率等各项内容,在30分钟内向党组汇报。
三是建立分类研判机制,准确鉴定舆情性质。根据舆情反映问题的性质、内容以及影响力等,对舆情进行深入分析,做到把握关键,准确定位。对涉及本院的重大舆情,要迅速查找源头媒体,在分析研判舆论热点和舆情发展走向后,迅速向网络舆情处置领导小组报告情况并提出初步处置意见;要分析涉检舆情的成因,与控申部门及舆情涉及的相关部门一道查明真实情况,并及时联系有关人员,争取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反应,避免陷入被动。
四是建立及时应对机制,积极消除负面影响。要坚持积极回应,及时消除负面影响,防止事态扩大。及时与涉检涉法网络舆情发生的源头媒体进行沟通,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力争在源头上控制舆情进一步扩散。最大程度争取传统媒体的支持,利用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发布最及时权威的信息,影响网络舆情的走向。必要时,协调宣传主管部门,积极寻求互联网管理部门、新闻单位、网络媒体的支持,采取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公布事实真相,使不明真相的公众了解事实,引导视听,把握舆论导向主动权,共同化解涉检网络舆情的不利影响。网络评论员要以普通网民身份按照统一口径和指令,参与涉检网络舆情讨论,消除网民误解,引领网上舆论导向。

7、怎样应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应对处置

1.做好舆情监测，建立完善的应急制度

受互联网特性的影响，企业舆情危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为避免危机爆发时企业处于被动地位，所以舆情管控工作的第一要务是做好舆情监测，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制度。通过借助一些第三方舆情监测软件，可为企业舆情提供全天候不间断的全网监测服务，及时发现负面苗头及时通知相关人员处置，有效避免危机来临时的自乱阵脚，错失危机处置良机。

2.利用新媒体，发挥媒介宣传作用

面对舆情危机，一些企业仍不能主动、及时、权威地发布新闻，引导媒体传播有利于企业的信息，而是用对付传统媒体的方式来进行新媒体时代的舆情事件处理其实并不能够发挥企业媒体资源的作用。在这里建议企业方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发挥其强大的舆论宣传力，及时发布真实权威信息，引导舆论的正确走向。

3.建立快速反应的舆情应对机制

企业在舆情危机发生后，如果过了黄金24小时后才回复，时效性太差，这个时效在舆情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负面舆情产生，就很容易扩散到全网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因此，建议企业可以利用专业的舆情监测软件，通过设置一些与行业、领域、产品、领导人等标签相关的关键词，进行实时全网监测，但凡出现了一丝丝的危机苗头快速发布处理进展，及时回复大众的问题，做好问题的解释工作。

4.加强自身管理和监督，完善善后工作

很多企业错误地认为舆情事件结束后，舆情应对工作就完成了，其实不然。例如，此前发生的顺丰快递员私拆包裹事件，顺丰虽在前期的应对处理中通过“绝不姑息、纵容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和企业行为准则的不当行为”的表态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舆论危机，但是事后仅对快递员作出调离岗位处理，不符合部分网友的预想，使得回落的舆情再次升温，掀起新一轮舆论风向。

因此，企业一定要多在自身管理和监督，以及事后形象恢复上多花时间，完善善后工作。比如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举措是否有严格执行、有没有对相关部门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健全相关机制建设、是否有参与一些社会公益或者赞助活动恢复企业形象等等，来自识微科技商情知识栏目。

8、劝离垃圾的人远点的话语

1，人生苦短，远离垃圾人，没必要拿着要锻炼自己毅力的屁话为难自己。

2，新的一年，要干干净净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开开心心生活，远离负能量、远离垃圾人、生活的单纯快乐！

3，对于恶人小人，你只需远离，千万别太高估自已，别太自以为，别太膨胀。

4，自我放纵是在惩罚自己，不是别人。正确的方式是让自己越来越有实力，远离垃圾人。。

5，做人要做好人再做事，做人做事都做好了，心里坦荡荡，一片阳光沙滩。这时，如果遇到小人来袭也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反而让你开怀一笑而过，因为Ta跟自己的人品天差地别，不要浪费时间跟小人垃圾人斗，远离一切影响自己心情的人和事，人生100年，活的要开心精彩。

6，人生本就不易，请小人让道，是非远离，今生只愿为爱，相聚，请各自珍惜。

7，渣男永远渣得理直气壮，全世界欠他。无论自己多么可笑，多么道貌岸然并且虚伪。这话我也想说，远离垃圾人带来的负面情绪，过去已经过去。

8，生活中避免不了遇到垃圾人，远离垃圾人，还生活一片净土。

9，要健康要健康！远离垃圾人垃圾事！尽力做好眼前事，努力努力其他的交给命运吧。

10，独善其身，唯有远离垃圾人，远离垃圾圈。

11，“及时止损”可能不会轻易做到，但不时拿这个标准衡量一下就算进步。远离垃圾人，善待朋友，做好自己的事。。

12，绝对不让“垃圾人”接管自己生活当中的任何一天！人生短暂，绝对不要浪费心思和精力在这些事上！最好境界，谁会和垃圾一般见识！珍爱生命，远离垃圾人～。

13，当你还不够强的时候，记得远离小人，他们可以榨取你爱的能力，吸干一个人鲜活的灵魂，变得麻木不仁。

9、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网络时代之前别说真相，很多事件和信息你根本没有途径知道。网络时代难的是对信息的筛选和利用，有价值的信息仍然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某些领域的红线更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