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去新媒体还是旧媒体，不是真问题
一、传统媒体急需的三种人才
最近一些年发生在新闻界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传统媒体的人才在向新媒体流动，要知道传统媒体的很多人至今为止仍然是看不起新媒体的，因为看上去新媒体和旧媒体比较，它依然不像是媒体，或者说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但是，问题也许正在于此，新媒体为什么非要像媒体？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新媒介，媒介和媒体的概念似乎正在被打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媒体的许多人一直秉持着一种媒体思维，以媒体自居，以做媒体人为骄傲，在他们眼里，新媒体终归不是媒体，不是正规军，是散兵游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来看看传统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换句话说，它们今天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一)优秀的内容提供者
人类的信息传播基本上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事实层，也可以说是告知层，简单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第二层是解释层，涉及有真相的事实，需要有专门人才来解释，并且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对真相感兴趣。第三层是观点层，可谓意义层，以评论为主，这个层次的受众就更少了。这三个层次也对应着新闻报道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信息阶段、故事阶段和评论阶段。
不客气地说，新媒体好像已经把传统媒体逼到了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新媒体的速度在信息传播的第一层次上占了优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好内容的东西大部分来自传统媒体。好的内容还是要靠传统媒体？虽然新媒体给我们生产了很多好的形式，但是大部分好的内容似乎还是来自于旧媒体。所以，内容为王好像是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才有意义。反过来说，传统的渠道为王的概念如今仿佛归属了新媒体。比如说，腾讯靠什么赢了对手？现在看，它是靠产品击败了门户网站的劲敌。换句话说，做产品的打败了做媒体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可能来到了产品媒介时代，媒介更像产品，而非媒体。这也许是很多人不想看到的，内容好像被形式控制了。更奇怪的是，这个结果并非都是政治使然。看上去是媒介自己改变了。
今天我们不缺少渠道，我们缺少的是内容，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渠道过剩的时代，在现实中，我们到处堵车，而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我们畅通无阻，麻烦的是我们缺少有份量的内容。如果我们的内容仅仅停留在信息的层面，甚至于滑落到数据消费的地步，那么，我们只会变成故事消费者。当多渠道遇到了少内容，渠道的丰富多彩有可能衬托出了内容的捉襟见肘。单纯的管道加粗和管道数量的增加都会扩大内容的流量。也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内容为王才逐渐让位于渠道为王。看上去渠道畅通无阻，好的内容变成了稀缺品。从渠道稀缺到内容稀缺，渠道解放让路于内容解放。
也许我们还可以按照传播来把内容划分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事实传播，或者更专业的叫事件传播，只传播事实，不带观点，强调客观；第二种是观点传播，往往是采访有观点的人；第三种是话题传播，通常是针对人们议论纷纷的事情而进行的一种背景式传播，经常有粉丝基础。
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媒体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许多好记者和好文章都出自媒体的经济部，经济部成了人才济济的地方，这源于中国的重心是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经济部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人民日报，也显示在央视。历史的看，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日报最火的是国际部，最佳人才仿佛都在国际部，我们不妨称之为国际部现象。按照这种历史规律，下一个部门现象又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或者传统媒体已经变成了单兵作战的场所？
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种情景，就是当看《新闻联播》的人遇到了读《环球时报》的人，这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因为这两个媒体似乎都已经被纳入可以影响世界观的范畴，只不过前者的观众稍微老一点，信息感更强，更多国内存在感。后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一些，观点性更突出，国际存在感更强。对于只关注一个信息渠道的受众来说，他们往往更容易相信这个渠道的信息，排斥其它渠道。这两个媒介可以说代表了如今中国传统媒体的某些存在状态。
在新媒体的倒逼下，传统媒体恐怕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和评论应该分开吗？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说，观点和事实应该分开，如同编辑和经营应该分开。但是，无论是在新闻教学上，还是在新闻一线的报道中，我们都不难看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就是新闻评论越来越多的成为了新闻写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如同是对新闻客观性的挑战，但是，如果是从内容产业的角度看，又不难理解，因为新闻毕竟不是由机器人来写作的。为什么机器不能完全代替人来写新闻？除了就业的考虑，这更像是一个未来学的问题，谷歌开始使用搜索引擎来抓新闻时，看上去取代的是编辑的工作。机器似乎是能替代差的新闻写作，而不能替换好的。机器可以比人更冷血。但是，人可以做到主动的客观，机器顶多做到被动的客观。况且新闻也需要情感写作。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看纪录片的情况，纪录片为什么更容易被西方社会所接受？从形态上说，纪录片是西方产物，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形式认同恐怕是纪录片容易被西方主流社会接受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纪录片和新闻谁离历史更近？通常，我们说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但是，倘若完全用新闻来构成历史，我们可能会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英雄创造历史；二是新闻属于明日黄花，速朽，似乎不足以承担历史。纪录片的资料性好像更符合历史要求。不过，纪录片往往不会满足于记录历史，它还要影响当代社会。因此，我们会常常感觉纪录片比新闻还要真实。
新闻和纪录片有哪些区别？前者快，后者慢；前者偏客观，后者偏主观；前者短，后者长；前者是开放的片断，后者是封闭的完整；前者似产品，后者像作品；前者雅俗共赏，后者阳春白雪；前者转瞬即逝，后者真实再现；前者排斥艺术，后者容易被当成艺术；前者是明日黄花，后者持久。
从传统媒体的角度看，我们的新闻采访水平下降了吗？至少从电视新闻采访上看是如此，如今很少能够看到一个精彩的新闻采访节目，央视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节目似乎都已经边缘化了，新闻采访有主持人化的趋势，主持人越来越会说话，已经不是记者采访了。过去说主持人不会采访，现在是说新闻成为常态。剩下的采访亮点好像就是街采了。
(二)懂新媒体的人
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与新媒体的融合，但是，今天的一个普遍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旧媒体的人往往搞不好新媒体。为什么？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传统媒体的人缺乏互联网思维，先不说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是否准确，单说这样一种现象就已经十分惊人了。从20世纪末网络媒体成气候之后，全国的传统媒体几乎都开办了自己的网站。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报纸办网十年不成。究其原因，除了政策和体制等因素外，传统媒体惨遭滑铁卢的最大问题似乎是缺乏互联网基因。
为什么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很难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很多旧媒体并不想变成新媒体，或者说它们也不大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了新媒体。新旧媒体看上去是各自干着不同的事情，新媒体也不会变成传统媒体。现在的情况是，旧媒体喜欢拉着新媒体的大旗，继续做着传统媒体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容易忽视一个问题，即传者是如何向受者转变的？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受众怎样变成了传者，也就是所谓的自媒体。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传者也会向受者转变。在微博和微信上，这一点似乎很明显，记者来这里不仅仅为发新闻，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进入受众的管道，不是体验生活。
好多人为什么喜欢看电视台的跳水节目？不仅仅因为中国有些世界冠军，也不只是由于几个冠军嫁入豪门，更重要的恐怕是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大可能去高台跳水，所以，现在有人替他们体验了，并且还是她们喜欢的明星，何乐而不为！如今文化的体验成份越来越大，开关似乎是触觉。过去我们有体验式采访，今天我们有体验式媒介。手机媒体在这方面表现的格外明显，媒介似乎激发了我们的触觉。从听觉到视觉再到触觉，媒介的体验感好像在逐步增强。从别人替我们体验，到自我体验，触觉媒介显得很关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纸和网络的对抗，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怀疑报纸会消亡，不过，看上去报纸在消亡之前依然很顽强，特征是它用自己最优秀的深度能力来最后搏击网络的挑战。但是，问题似乎也出在这里，报纸退守堡垒的做法可能恰恰让它失去了一次拥抱新媒体的机会，它赖以生存的深度调查和评论都难以融入网络。
(三)熟悉大数据和统计的人
在大数据时代，对数字的敏锐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精确新闻主义的复兴，但是，它的确反映了数据新闻的重要性。即便我们对大数据的概念有所怀疑，不过，我们的新闻报道确实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数字和统计表，我们显然不能只是满足于把这些枯燥的数字翻译为有趣的事实，也就是数字科普。今天的数字媒体和数字记者明显也比过去站得更高一些。
让我们看看大数据和统计局的区别，看上去前者比后者更靠谱一点，因为大数据好像说了更多的真话，同时它也有更少的水分。但是，它目前似乎和统计局一样难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或者说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
大数据一个很直观的表象就在于它可以把用户分成很多群体，力争做到精准服务。细分受众，是大数据时代媒体变革的一个方向。只有迎合细分市场，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才能获得人们的青睐。越专注，说明你越专业，人们才会信任你。从理论上说，这并不是新媒体的专利，因为传统媒体取胜的一个关键就是专业化，或者说是职业化，都突出的是专业精神和专业主义。由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数据化挖掘的个性化信息推荐引擎——今日头条，自2012年8月份上线以来，已经累计用户9000万以上，成为增长最快的资讯类客户端。虽然它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它也带给传统媒体一些有益的思考。头版头条本来是报纸的概念，现在已经广泛使用于新媒体。类似的例子还有新闻观点化和观点新闻化的现象，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情况似乎是更容易发生的。让我们多少有一点看不懂的是，新媒体好像比旧媒体更能促进观点的进步，并且它仿佛是把观点变成了新闻，又反过来把新闻变成了观点。新闻跟帖是一个例子。我们过去经常说现在是观点新闻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的真正到来还是因为新媒体。
2、新媒体的出现是否证明旧媒体的消失辨析
在当今社会，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个人终端代表的新媒体正在迅猛发展，相反，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旧媒体呈现的是颓败之势。但是，不能以此就说新媒体就会代替旧媒体。新媒体适合现在追求快、新、奇的年轻受众，新媒体上信息的不断翻新使人对新媒体的深度、准确性、权威性、含金量不断产生质疑。而旧媒体则会在未来的时间里不在提供实时信息，转为深度报道，引导受众的心理，深度剖析事实的真相，最后要做的就是把当今社会已经倒塌的价值观重新树立起来！这些事，新媒体是不会做起来的！所以说未来是一个新媒体和改革后的旧媒体并行的时代！
3、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怎么样
不错的，对于文化的思考还是很深入的，包括文化、经济、政治、地缘都介绍的不错，
亨利·詹金斯所著的这本《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是集中围绕大众媒体的一系列案例分析组织起来的。而每个案例都蕴意深远，每个案例都揭示出现代传播实践方面的某种变迁，这些变迁共同改变了我们文化的运行方式。希望读者把这些章节当作引人入胜的故事来欣赏，去了解普通民众如何把媒体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他们在响应大众媒体生产营销的内容产品过程中变得更加积极、更加引人注目。在另一个层面上，作者希望读者把本书当作是关于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文化的一系列快照来阅读。
4、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如何做出新媒体的“新”？
互联网公司讲究基因论，要做新媒体就得有互联网基因，但这一点往往是传统媒体最缺乏的。所以从术的方面来说，新媒体要做好，关键是和传统媒体分开建设团队，包括编辑、运营、策划等等，尤其团队负责人最好是互联网出身，有互联网基因，身份至少要和纸媒的主编相当。
5、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会对旧媒介带来什么影响 旧媒介是如何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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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政府干预网络经济&政府监管网络
网络本身成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网络本身的改革并不是网络自己的事情，而是社会舆论环境的整体变革。
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
三鹿奶粉事件出现后，有一个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政府的监管，实际上，不仅仅是奶粉事件，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会让我们联想到这个问题。政府究竟应该怎样监管？这种问题都需要站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思考。
以网络为例，政府对它的监管和对传统媒体的监管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理论上说，新媒体和旧媒体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需要区别对待。虽然新媒体并不是纯粹的虚拟世界，它毕竟是由人来办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我们退一步认为新旧媒体是一拨人马两块牌子，这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使用新的方法。
在网络出现的初期，我们可以感觉到许多人对它的误解，不仅仅旧媒体的人们会把新媒体视为洪水猛兽，就连社会的看法也是比较负面的。实际上，至今为止，网络仍然被许多人视为假新闻的温床。
对于网络上的扫黄，全世界的看法恐怕都是一致的，就是坚决打击。但是，对于网络上的“人肉搜索”和“网络暴民”问题怎么看，就有分歧了。一方面，“人肉搜索”在中国的发展有文化上的原因，比如，中国人的隐私权观念还非常淡薄，所以“人肉搜索”似乎是在用牺牲私权的方式建立公权；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网络监管的难度，最近，有的地方出台的有关“人肉搜索”的法规就引发了热烈的争论。
至于“网络暴民”问题，也给政府的网络监管提出了挑战，应该怎么界定“网络暴民”？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吸纳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知情权和表达权
事实上，最近几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政府高层对网络的看法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网络不再只是被视为在不远的未来有可能成为主流媒体，更加重要的是，网络的意见平台作用已经逐步得到承认，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意见反映模式和信息反映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反的，前者是自上而下，后者是自下而上。当我们说征求意见的时候，往往是把这种意见当成是信息，也就是所谓的了解民情。但是，信息的透明度更多是和老百姓的知情权有关，而意见的多元化则更多地与公众的表达权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把知情权视为表达权的基础，没有知情权就谈不上表达权的实现，反过来说，没有表达权的话，知情权的实现就缺少了意义和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网络视为实现公民表达权的一个有效方式，这有可能成为一种中国意见模式，因为在目前，中国的传统媒体能够提供的表达空间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而网络恰恰在这一点上是一种填充。
对政府媒体监管的最大考验恐怕是来自网络。因为网络是随时随地的，无处不在的，它不仅仅有海量的信息，并且有大量的链接。更不用说网络上大量的意见论坛，它既是观点集散地，同时也是信息的变相发布点。
传统媒体的发展通常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内部，虽然世界上有许多跨国集团，但是他们也是成天为跨国传播而苦恼，因为进入一个国家就需要本土化的措施。但是网络不同，网络天生就是一个跨国媒体，确切地说，它是全球化媒介。
那么，从旧媒体到了新媒体，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媒体的组织化程度在下降，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过去的媒体史基本上就是从个人向组织的过渡，媒体组织越来越强大，传播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结果是被传播者的抵抗力越来越低，受众的地位越来越低，受众越来越容易被渗透和穿透。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政府对新媒体的监管就显得非常必要。因为我们有可能又回到了个人媒体时代，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自媒体时代，我们在新媒体上看到了更多的网络暴力和“人肉搜索”，还有谩骂的情绪，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得出一种结论，就是对网络的监管并不是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更多的动机可能来自于国家安全和市场因素，当然还有技术和道德层面。
在网络时代，编辑部意识在弱化，个媒体的概念在上升。所以，网络出现以后，政府和媒体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果还是使用过去那些监管传统媒体的方法有些就不太适用了。
信监会的设想
网络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就是重新看待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尤其是新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新媒体出现以后，网络本身就成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网络本身的改革并不是网络自己的事情，而是社会舆论环境的整体变革。以中国的例子来说，当我们强调建设和谐社会时，媒体的作用就显得越来越大，我们不能仅仅把媒体的作用视为社会技术治理手段，而应当扩大媒介的公共性，最大范围构建全社会的舆论沟通平台。
笔者认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监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可能就是成立信监会，就是信息业监管委员会。目前，中国有银监会和证监会，还有电监会，但是在信息行业没有这样的委员会。
中国需要建立信息业监管委员会的理由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
第一个理由是，目前参与信息行业监管的部门太多，政出多门，需要整合。
比如，在监管网络的时候，至少涉及十个部门之多，有信息产业部，公安部，文化部，等等。这还不包括一些隐形的部门。管理的部门越多，往往就会使监管变得复杂化。每个部门都有管的地方，又都有不管的地方。管理重叠会造成管理成本的加大。管理的部门越多，越可能造成三不管的中间地带。尤其是像新媒体这样的新生事物，它在许多法律问题上都是空白，更需要统一管理。
第二个理由，我们过去的政府监管侧重于新闻管理，而在信息监管方面存在许多空白。
新闻毕竟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但它毕竟只是庞大的信息群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不转变观念，仍然希望仅仅使用管理新闻的方式来管理信息，结果很有可能是事倍功半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的信息状态变得越来越具有娱乐性，部分原因是人们在大量地消费信息，这显然和人类的生活目的有关，人们需要把信息的接受过程变成一个愉快的状态。这里的信息是大信息概念，不是我们通常说的IT行业。
第三个理由，信监会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政策。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在信息领域出台的政策往往呈现为零敲碎打，短期效应明显，长期效应不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信息监管机构。
信息被视为我们时代的软力量，而要加强一个国家的软力量，提升国家的信息力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要做到这一点，建立国家的信监会应该是有效的方式之一，因为这样可以从国家的高度来调整全国的信息政策。有了信监会以后，就能够使目前一些隐性的信息监管变成显性的公开监管，如同经济上说的，把暗补变成了明补，把工作做在亮处。
7、新媒体是否能取代旧媒体
在当今社会，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个人终端代表的新媒体正在迅猛发展，相反，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旧媒体呈现的是颓败之势。但是，不能以此就说新媒体就会代替旧媒体。新媒体适合现在追求快、新、奇的年轻受众，新媒体上信息的不断翻新使人对新媒体的深度、准确性、权威性、含金量不断产生质疑。而旧媒体则会在未来的时间里不在提供实时信息，转为深度报道，引导受众的心理，深度剖析事实的真相，最后要做的就是把当今社会已经倒塌的价值观重新树立起来！这些事，新媒体是不会做起来的！所以说未来是一个新媒体和改革后的旧媒体并行的时代！
8、新媒体会代替旧媒体吗
在当今社会，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个人终端代表的新媒体正在迅猛发展，相反，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旧媒体呈现的是颓败之势。但是，不能以此就说新媒体就会代替旧媒体。新媒体适合现在追求快、新、奇的年轻受众，新媒体上信息的不断翻新使人对新媒体的深度、准确性、权威性、含金量不断产生质疑。而旧媒体则会在未来的时间里不在提供实时信息，转为深度报道，引导受众的心理，深度剖析事实的真相，最后要做的就是把当今社会已经倒塌的价值观重新树立起来！这些事，新媒体是不会做起来的！所以说未来是一个新媒体和改革后的旧媒体并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