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合实例谈谈如何利用新媒体时代,做好公共关系的工作？
利用新媒体时代，可以通过新媒体与大众进行交流沟通，及时做好公共关系工作
2、如何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的警察公共关系
由于公安机关工作的特殊性，社会公众对公安工作大多都只关心结果，而很少关注过程。如对一些有影响的大要案侦破，会发生群众投诉和信访的现象，从中就能反映这一问题，群众所关心的往往都是关系其自身利益的结果，而非公安机关在解决问题中所付出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安机关如何把自身的辛苦劳动展现给社会公众，用认真负责的态度、热情严谨的服务，为自己树立良好的信誉，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理解和认可呢？很值班大家去思考。
1、要健全公安机关内部的组织体系，包括先进的指挥体系，完备的保障措施，增设专职公共关系的组织机构，加强对从事公共关系方面人才的培养，理顺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之间的交流和协作。这样，我们在处理各种事务中，才能够做到及时、有效地控制，从容不迫地应对。
2、要坚持以民警为本，充分提高民警个体的工作效率。目前，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严重不足现状，是很难在短时间得到解决的，要利用现有的警力资源有效保障社会稳定，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就需要我们以民警为主体，在现有的公安管理机制中建立健全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惩戒机制，充分挖掘公安现有人力资源，加强对公安民警的教育训练，培养民警个体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3、要利用行政资源，协调好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本身就处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之中，其他政府部门对公安机关的协作和对公安机关的理解与支持，是搞好公安工作不可或缺的因素。例如，民警在日常接处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超越公安管辖范围的非警务处警，而这些处警，往往都涉及到其他政府部门，这些部门如果都能做好自己的工作，那将是对搞好公安工作的有力支持，不仅可以大大减轻公安机关的工作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缓解公安机关与社会公众直接面对矛盾冲突的几率。
4、要坚持以行政为本，在优化执法环境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社会公关活动，努力实现公安机关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安机关，首先必须要牢固树立严格执法、依法行事的理念，坚决消除长期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对“情与法”、“钱与权”、“名与利”的糊糊认识，做到执法执纪公平公正、为人处事不卑不亢。其次要善于公关、经常开展社会公关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展的“爱民月”、“警察开放日”、“万民访平安”、“警民相约警务室”、“警民恳谈会”等形式，以此推动警民互动与交流，争取社会各界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力戒图形式，走过场，确保各级、各部门、各基层单位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步进行，实行月月爱民、天天开放，时时相约、处处恳谈。在活动中，要突出以宣传法律、咨询疑惑、展示公安工作成果为内容，让社会公众时时都能感受到公安工作的存在。再次是要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开展宣传，包括政府、媒体、网络等，主动出击，跳出当前仅从法律法规和个别大要案的侦破等方面入手宣传的简单模式，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各个方面尽可能地向公众展示，刺激公众心理，引导公众对公安工作的关注，提高他们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
3、新媒体时代企业的公共关系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公共关系是一门边缘学科，它涉及
人际关系
、公共传播、传播管理、组织行为、市场营销等诸多领域，并拥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因此，公关顾问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理论原理，又包括RACE工作法、项目管理、流程管理、MI评估方法等技术方法，还包括媒介关系、公关调查等专业技能。一个成功的公关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耐性和警觉，表述能力要强并善于书写。特别是现在，公关工作的渗透范围增加，公关人员更应该是多面手———这个月可能还在为公司争取某个项目进行政府公关活动，下个月可能就要操作洗衣粉产品的推广活动。
公共关系业的迅速发展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企业对社会公众影响力的实现和提高，需要依靠媒体宣传和公众活动策划。企业通过媒介的介绍、传播，和观众的交流、沟通和互动，在公众面前树立并强化公司的品牌形象，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而在这一系列活动安排中，专业公关公司是企业的好帮手。专业公关服务在我国已有20多年的历史，中国公共关系市场发展已初具规模，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秘书长陈向阳介绍说，目前公关专业服务市场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每年有数百家公关公司成立，各类企业和组织纷纷开始设立公共关系部门或职能，越来越多的广告公司、文化传播公司开始开展公关业务，提供专业策划、媒体传播、公关活动、活动管理等专业技术服务。
2005年保持35％的增长率
《中国公关业2004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4年度，公共关系服务市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增长速度明显提高，公共关系服务呈现全面发展的势头，公共关系服务年营业额超过45亿元人民币，比2003年度的33亿元人民币增加12亿元人民币，年增长率超过36％；公共关系公司数量超过2000家，专业公司从业人数超过2万人。
排名前十的跨国公关公司平均年营业额3700万元人民币，比2003年度的3000万元人民币，增长了23％；平均年营业收入3000万元人民币，比2003年度的2023万元人民币增长了48％。排名前十的本土公关公司平均年营业额5300万元人民币，比上年度的4074人民币万元增长了30%；平均年营业收入3200万元人民币，比上年度的2017万元人民币增长了58.7%。
该报告撰稿人、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秘书长陈向阳分析说，2004年度公共关系市场发展迅速，排名前十的公司能较好地把握市场机遇，经营水平有明显提高。报告认为，2005年公共关系市场仍将持续快速增长，年营业额将继续保持35％以上的增长率，在国内客户、文化体育、金融保险、政府、非赢利机构等服务领域会有新的突破，无论是市场发展、经营状况还是客户服务仍将会有良好的表现。
尽管国内公关业近些年发展势头不错，但距离国际同行的先进水平还有一段距离。《报告》显示，排名前十的跨国公关公司和本土公关公司的平均员工年龄分别为29.5岁和27岁。在国外，公关人员应该是越老越值钱，而国内的公关从业人员大多十分年轻，而入行经历在两年以上的，就几乎可以称为“老资格”了。有资深人士分析，国内公关人员面临着一些专业认识上的瓶颈，不是单纯的公关技巧，还包括对企业、行业，以及对国内快速变化环境的认识和整体把握。
国际化的喜与痛
三年一届的国际公关大会将在2008年于北京召开，这是这一世界顶级公关盛事第一次来到中国。2004年底的申办成功对于飞速进步的中国经济和快速发展的公共关系市场而言，无疑是一件大事。有人甚至断言：它标志着中国公关业进入国际化、成熟化时期。
公关公司的国际化一方面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公关行业的繁荣景象，一方面还有深深的隐忧。
2004年9月，欧洲易美济（EMG）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成立；今年5月，美国最大的私营公关公司之一、微软和迪斯尼的“御用公关公司”———Waggener Edstrom（WE）在北京宣布收购香港公关传播公司术卓通讯(Shout ，流露出布局亚太区、进军中国公关传播市场的野心。截至目前，全球排名前20位的国际公关公司已有三分之二进入中国，且保持着15%以上的平均年增长率。
与此同时，2004年，公关公司的数量从1500家上升至超过2000家，而入围公关行业前十名的国际和本土公关公司和上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这说明新增的公司大部分都是规模较小的公司。陈向阳介绍，排名前十位的国际公关公司和本土公关公司的营业额达到9亿，占总额的五分之一，而剩下的1980多家公司分享五分之四的市场，在企业实力上远远落后。
一般来说，跨国公关公司是综合性服务机构，其服务手段表现为媒介关系、企业传播和战略咨询，而本土公关公司服务手段主要表现为媒介关系、事件管理和营销传播。在国际领域，公关人员扮演着传播管理者和传播技术者两种角色，但本土大多公关公司的业务限于传播技术的运作，发发稿、做做会，就像打杂的，与跨国公司根本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PFT传播集团是中国本土公关公司国际化的佼佼者，它服务的客户80%以上是国际客户，公司内部对英文的苛刻要求，已经让很多人误认为PFT是一家国际公司。即便如此，国际化问题仍是PFT心中之痛。PFT传播集团总裁张秀兵认为本土公司不仅要能帮助国际客户在中国做公关，而且还要能够帮助中国品牌在国外做公关，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中国本土公关公司需要同中国本土品牌一起走出去。
4、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学、新媒体学、广告学、企业公关传媒学哪个专业比较能学到具体实践东西，好就业？？？
1、企业公关传媒学
2、新闻学
3、广告学
4、新媒体学
5、新媒体时代企业的公共关系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引入我国以来，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舆论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从2003年的“网络舆论年”、2006年的“网络暴力”到2008年的“网络监督”，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舆论超强磁场。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关注的议题正在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新媒体舆论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钟瑛、余秀才对1998—2009年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48%的网络舆论事件由传统媒体率先报道，33%源于网络媒体，4%源自手机，15%各类媒体同时报道 ；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发生的频率呈波浪式不断上扬的态势（个别年份除外）；涉及的阶层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首当其冲，约占整体的30% ；涉及的事件类型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约占整个案例的39% ；从各类媒体对事件发展的影响看，网络媒体主导事件发展的案例有80起，占50%，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14起，占9%，多种媒体共同起作用的66起，占41%。 ［2］这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表明：新媒体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负面舆论的主要载体，新媒体舆论指涉的重点是政府机关及其行政行为，新媒体成为推动事件解决的主要舆论力量。
新媒体舆论的空前活跃，不仅影响着虚拟社会，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搭建了便捷通畅的平台和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利于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权力运行置于“无处不在的眼睛”的监督之下，“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有利于群众畅所欲言，渲泄情绪，抒解怨气，及时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社会压力，发挥“排气阀”和“预警器”作用，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有利于政府吸纳自下而上的推力，弥补现行公共管理体制的不足，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形成推动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利于政府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宣传大政方针，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体引发的舆论的空前活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非理性和情绪性舆论的弥漫，各种虚假信息、网络暴力、攻击漫骂、谣言充塞网络，政府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挑战。
挑战之一 ：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放言 ：“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了。”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2009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广东韶关发生的“6•26”社会治安事件，借助网络和手机进行炒作，制造了乌鲁木齐“7•5”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又竭力污蔑我打击暴力犯罪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煽动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仇视，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为他们的分裂活动大造舆论。近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侵犯言论自由为名攻击我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正常管理，却无视自身对网络不断强化的管理和控制。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挑战之二 ：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社新媒体时代政府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会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据统计，网上有关监督类舆论85%是针对政府、公务员的略带“攻击性”的负面舆论。一旦政府及官员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一些网络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微博开房案”等原本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但经过“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径事件被夸大和泛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挑战之三 ：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互联网的发展已步入Web2.0时代。相对传统媒体将信息以垂直方式传输给予目标受众，Web2.0应用程序则旨在“水平”地传输信息，即从原来的“点对面”变为“多点对多点”。Web2.0 时代是“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网络社区等平台发布信息，为舆论设置议题。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3］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挑战之四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在这些网络事件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批“网络水军”，他们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经常别出心裁地策划、“制造”轰动话题，或者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挖掘”、“推波助澜”，推动事件不断发酵、放大，直到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其危害性尤为严重。
挑战之五 ：干部素质同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网络恐惧”心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许多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同程度的存在“网络恐惧”心理。人民论坛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官员缺乏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一些干部的不当处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体、特别是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体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
6、举例说明，当下如何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关系？
现在运用比较多的是微博、人人等社交网络，微博公关一度十分火热，比如杜蕾斯就十分善于利用微博进行公关。还有对于危机公关的处理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前一段时间的星巴克暴利门事件，就及时利用微博、人人等作出了很好的应对，成功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