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对新冠病毒疫情

1、欧美人对新冠疫情怎么看，与国人差别很大吗？

对新冠疫情都是一个看法，但是对国家体制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看法有一些差别。

首先，为什么外国人对新冠疫情不感到紧张，而国人对这件事却十分上头，这背后是两个国家文化体制的差异体现。

欧美国家一直强调人权，充分的保障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和人权上的自由，但是他们国家的民众却过分的强调自己的人权，不考虑整个国家运行体制的变化，和其他人的权益就形成了一种较为自私自利的观念和看法，每一个人都知道疾病的恐怖性，但是这事儿没到自己头上，他永远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我们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所熟知我们的环境和国家体制，我们一直遵循着集中大家的力量共度难关，先是国家利益为大后是个人利益，而在欧美国家是个人利益优先，然后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在这件事上直接导致了欧美人对新冠疫情不紧张，他们认为就算是一个疾病，那也应该是政府所做的事，政府不能强行干预他们的人权自由，但是到最后却发现自己的人权自由得到了保障，那么又有谁能够为自己的人权自由买单呢？最后也只能自己买单。

另外，国家政治体制的代表不同，直接导致了对新冠疫情的不充分了解和片面认识。

但并未停止的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依赖大资本主义来维持国家经济和金融运行，一旦像中国那样对整个地区实行干预，美国金融地位和经济贸易就会停滞不前，这样对美国极为不利，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没有了财政收入，那么自己的权利也会受到影响，美国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执政期间，在经过充分评估风险后，他们选择冒险对民众隐瞒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而在中国，我们得到的消息更加公开透明，让民众直接了解事件的严重程度，国人更加团结，我们害怕的不是经济衰退而是每个人的生命是否会受到伤害，这是两国经济发展理念不同的体现。

2、美国民众宣称新冠病毒是比尔盖茨研制，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年度全球最伟大的25名抗疫领袖，向抗击疫情的世界英雄致敬。马云位列第3，比尔·盖茨位列第10。

4月16日，盖茨基金会宣布再次追加捐赠金额达1.5亿美元，并承诺将动用基金会“战略投资基金”的资源，用于加快关键医疗物资的采购。此前，盖茨更是投资数十亿美元，用于研发生产七种有前景的冠状病毒疫苗，以便在确定其对新冠病毒有效后，能快速投入批量生产。

盖茨在采访中表示:“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其他选择，在将来并未被选上的疫苗工厂之上，我们将浪费数十亿美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处的局面是（如果控制不了疫情）要面对数万亿美元的损失，与此对比，这些损失是值得的。”

早在2017年的时候，盖茨就创立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旨在通过加速疫苗研发防控流行病的新联盟。

在这次的美国疫情问题上，比尔盖茨显得尤为理智，他一直在呼吁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的举措，即大规模“封城”。表示美国政府机构需要加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筛查力度，应该提供更多的测试。我们还应该汇总结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确定临床试验的潜在志愿者，并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

然而，目前，比尔盖茨却遭到了死亡威胁，美国有部分民众认为，这场疫情本身就是比尔盖茨基金会等人“制作”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用疫苗当幌子进行人体实验，最终完成他的“人类清除计划”……

爆料者信誓旦旦宣称，比尔盖茨已经启动了一项秘密工程，将通过新冠疫苗来实现控制全人类的目的。具体方法是在疫苗中放入微型芯片。

传出这话的是美国一对双胞胎黑人女网红“Diamond and Silk”，二人声称：“只要接种了新冠疫苗，比尔盖茨就能追踪到你。我们不愿做他的试验品！”

这些人还表示，早在1997年，比尔盖茨就设想利用一种肺部病毒，达到控制世界人口数量的目的。多年以来，比尔盖茨大量资助疫苗研究，并且在非洲黑人身上做试验。2020年正是他实现“理想”的机会：用病毒害死一大群人，剩下的人通过疫苗植入芯片，最终控制全人类。

这些人将比尔盖茨以前的采访言论进行摘取曲解，成为指控比尔盖茨是研制新冠病毒凶手的证据。

在请愿网站change.org上，有超过15万人要求比尔盖茨停止代号为”ID2020“的数字身份认证项目，该项目被认为就是通过疫苗，往人体里注入芯片。

目前，有数十万美国民众认为福奇和比尔盖茨是新冠病毒的主要推手，有美国钟南山之称的福奇，随着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联邦政府不得不加强对他的安保，由6名以上的HHS监察长办公室特别探员为福奇提供保护服务。

为什么比尔盖茨会被美国民众造谣为新冠病毒的制造者，这和美国的反疫苗组织有关。

1998年，一名叫安德鲁·维克菲尔德的英国医生在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把疫苗接种与儿童自闭症直接联系起来。

随后进行的大量流行病学调查也发现韦克菲尔德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完全无法证明麻疹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甚至连证明麻疹疫苗与肠道炎症之间的关系都不行。这篇论文最后被证明是作者收受贿赂后的造假之作

但这篇学术谣言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动摇了大众对疫苗、公关卫生系统乃至政府的信任，催生了一场公共健康安全大恐慌。

这导致欧美发达国家近年以来，一直对接种疫苗持抵抗情绪。民众多次进行游行示威，反对疫苗接种，许多政府在民众的施压下不得不屈服。意大利政府就推翻《疫苗法》，不再强制儿童接种10种疫苗。

除此之外，美国人民信奉宗教，78.4% 的信奉基督教，这里面的极端信仰者认为上帝会驱走病毒，依靠药物和治疗是无效而且愚昧的。

哪怕认为疫苗有用的人群，也在高呼：“我们需要疫苗接种的自由，强制接种是有违人权的”。

反疫苗组织背后的金主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投放广告，比如“14周大的健康婴儿打了8支疫苗后就会在24小时内死去。”从而让这股风潮在欧美愈演愈烈。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现在疫苗接种每年可让全球230万人免于感染致命传染病，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拒绝接种。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反疫苗运动”或成为全球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

根据统计，2003-2004年，以英国为例，原本92%的疫苗接种率骤降至80%，在部分区域甚至跌破了60%！！！数百名儿童罹患麻疹。

2017年意大利麻疹病例超过5000起，排名全欧第二，仅次于罗马尼亚。而英国的麻疹疫苗覆盖率甚至和非洲国家差不多。“已经被消灭”的麻疹也在西雅图、波特兰、堪萨斯城等美国大城市“死灰复燃”，并造成儿童死亡。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比尔盖茨成为了新冠病毒背后的幕后黑手，福奇曾说过：公众需要的是可靠、易懂的医疗信息，尤其是在危机期间。

然而随着比尔盖茨、福奇等勇于站出者都遭遇了人身威胁，众多吹哨人都遭到打压，疫情究竟会发展到什么，这是个迷？

3、美国年初就有严重的病毒，为何有些人非要将新冠病毒和中国联系？

美国年初就有严重的病毒，为何有些人非要将新冠病毒和中国联系？其实新冠状病毒疫情话题和中国联系，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下面给大家具体的解释一下，朋友们就能够明白：

一、美国政客对于中国一直十分敌视，他们想要甩锅给中国：

美国去年七、八月开始，就流行一种可怕的流感，导致几千万人感染，甚至有两万多人死亡。这件事情很多人怀疑是美国产生的新冠状病毒疫情，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美国的政客一直非常敌视中国，他们当然希望将国内的危机转嫁给中国，这样他们就能够卸掉身上的责任，不用被国内外的舆论所针对，同时还能够达到报复中国的险恶用心。中国在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这对于美国来说更是非常大的压力，美国的政客为了不让人们看到他们的无能和低效，所以尽量甩锅给中国，这样他们就能够推卸责任，可是全世界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阴谋，根本没有办法得逞，但是美国政客一直在努力尝试。

二、新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出现，因此美国向丑化中国：

新冠状病毒疫情在年初的时候，出现在我国境内，此时美国政客开始利用一切方法丑化中国，他们希望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只有将新冠状病毒疫情和中国联系起来，他们才能够继续打压中国，继续给中国造成舆论压力，只有丑化中国，他们才能够获得主动权，可惜他们的想法，已经基本上破产了。

三、美国希望通过新冠状病毒疫情污蔑中国，获得更多利益：

新冠状病毒疫情和中国联系起来，能够让美国政客在国内获得更多的支持度，彰显他们的英明果断，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不过，现在来看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如何理解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疫情对中国发动的舆论战？

不仅对美国自身的防疫工作没有丝毫帮助，对促进国际社会的抗疫合作也丝毫没有帮助。

中方自1月3日起就开始向世卫组织和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定期通报信息。1月23日，中方宣布关闭离开武汉的通道，美国政府在2月2日宣布全面禁止过去14天到访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那时候美国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只有10余例。50天过去了，美国的确诊病例已经由10余例激增到3万余例。

耿爽表示，事到如今，美方反而企图诋毁他人，转嫁责任，寻找替罪羊，这种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负责，不仅对美国自身的防疫工作没有丝毫帮助，对促进国际社会的抗疫合作也丝毫没有帮助。这里我要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疫情政治化，停止对中国污名化，停止诋毁他国，还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为世界各国携手抗击疫情、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4)西方媒体对新冠病毒疫情扩展资料：

美国舆论战的相关内容：

1、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蔓延，美方一些人却依然铆足劲头干着霸蛮无度、荒唐至极的勾当。为了达到把责任推卸给中方的目的，刻意散布“政治病毒”，充满种族歧视色彩。

2、污称中方分享疫情信息不够公开、透明，恶意编造中国当为美国疫情蔓延负责的谣言，令人不齿；更有甚者，无理要求中方赔偿损失，简直就是放辟邪侈、诬赖成性。

5、错过防疫最佳时间，到底是什么“误导”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新冠疫情的判断？

不只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错过了最佳防疫时间，世界上所有疫情爆发的国家都错过了最佳的防疫时间，浪费了我们国家争取的时间。

1、西方国家自以为是的思想。西方国家总以为疫情不会到自己国家，所以在我们国家疫情爆发的时候，他们就什么都不管，不给我们任何形势的援助，我们国家自己在哪儿研究病毒，隔离疫情，西方国家比如意大利，当时还是在照常举行各种集会，而且在有了第一例确诊病例以后，意大利政府还是毫不在意。

2、西方和美国很多国家政府不重视、人民不重视。西方国家很多政府都对这次疫情不够重视，不只是政府不重视，人民也不重视，在西方国家，你现在去逛一圈，还能发现很多西方人出门时不戴口罩的，如果是口罩短缺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你看美国，前段事件刚抢走了我们卖给法国的几千万只口罩，结果呢？很多人民出门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戴口罩，而且还扎堆去商场购物，现在美国已经24万确诊病例了，我觉得如果美国政府和人民还是这样下去的话，突破百万只是时间问题。

3、西方国家以为病毒是从我们国家爆发的，但是其实不是。很多西方国家以为病毒只在我们国家有，这一点就导致他们判断错误了，因为从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病毒起源地很有可能是从美国开始的，他们以为封锁我们国家的人入境就没事儿了，殊不知美国人才是最大的病原体。　

综上，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都错过了最佳的防疫时间主要就是因为政府想当然的以封锁我们国家就没事儿了 ，但是没想到，美国人才是最终的boss，结果到了现在，西方国家和美国的疫情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他们为自己的行为终究是付出了代价。　

6、新冠病毒疫情被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有哪些影响？

突发的卫生事件会让我们的经济有些影响。

自新的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以对人类健康高度负责的方式采取最全面，最严格的预防和控制措施。许多措施远远超出了《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我们完全有信心并有能力战胜这一流行病。同时，中方以透明负责的方式及时将疫情通报了有关方面，并共享了病毒基因序列。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国家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良好的合作。世卫组织专家前往武汉进行了实地访问。总干事谭德赛几天前访华，就预防和控制这一流行病与中国充分交换了意见。防治工作得到了充分肯定，并高度赞赏中国在世界抗击艾滋病方面的巨大贡献。中国愿意继续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区域公共卫生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暴发，这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举行新闻发布会，指出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坦德西强调，世卫组织不支持甚至反对对中国实行旅行或贸易禁令。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当传染病的流行情况满足相应条件时，总干事有权确定该流行病构成紧急情况。自《国际卫生条例》于2007年生效以来，世卫组织已多次发布相关暴发作为紧急情况。暴发被确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的是调动更多的国际资源应对暴发。

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主席亲自指导和部署了防疫工作。中国始终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及时发布信息，快速识别病毒并共享基因序列，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控制流行病的传播，不仅体现了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高度责任。同时也大力支持全球疾病预防和控制。他认为中国将有效控制并最终克服这一流行病。中国在抗击这一流行病方面的努力值得尊重和赞赏，值得学习和赞扬。实际上，中国采取的许多预防和控制措施远远超出了应对紧急情况的要求，为各国制定了新的防疫基准。

7、新冠疫情肆虐伊朗，卫队总司令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

伊朗的新冠疫情形势十分紧急，连政府中枢的第一副总统都没有幸免，成为病毒的宿主。而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更是对媒体表态：“肆虐的新冠肺炎或许是美国发动的生物攻击。”结合之前美伊不断紧张的局势，以及因为疫情逐渐陷入困境的伊朗政府，很容易就能理解他这番言论的背后因由——将国内矛盾转嫁到国际上来 ，以此稳定国内的局势。

01.新冠肺炎不是美国所为

虽然有各种消息称新冠肺炎是美国的阴谋，但是根据已有的科学报告，即使新冠肺炎发源地始终没有确定，但可以确定它不是人类制造出来的，而是食用野生动物的恶果。所以，新冠或许有发源于美国的可能性，但是上升不到美国的阴谋，更别说是美国制造出来的“生物武器”。总司令侯赛因的这个指责和特朗普的“新冠是民主党的阴谋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发言。

02.伊朗新冠疫情严峻

伊朗的新冠疫情接连响起警报，截止到11日，伊朗国内感染人数已经突破9000，仅次于我国与意大利，这还要考虑到伊朗卫生体制落后，很多感染者或许没有被发现。并且伊朗是高官被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从一开始的卫生部副部长，到第一副总统，甚至连总统本人安危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03.这是矛盾的转嫁，也是仇恨的转移

伊朗政府对疫情的遏制比较有限，伴随着疫情扩散的，还有伊朗国民的恐慌，而恐慌会使人们失去理智，轻则哄抢商品，重则破坏社会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总之，伊朗国内矛盾日益增长，日渐尖锐。失去理智的国民冲击到了伊朗政府的统治，而伊朗由于之前欧美的制裁，加上本身底子差，无法完全处理好国内的各种问题，无法妥善处理好国内矛盾。于是，伊朗政府尝试将矛盾转移到美伊冲突上，试图激起或者深化国民对美国的仇恨，以此减轻他们对政府防治不力的怨言。

伊朗政府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瞎话，但是万一成功了呢？毕竟美国刚和伊朗结下梁子，两国的民族矛盾在疫情前就十分尖锐，说不定侯赛因的这个说法真的会被伊朗国民所认可，真的能稳固伊朗政府的统治。

8、布隆伯格抨击特朗普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迟缓，都说了什么？

布隆伯格抨击特朗普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迟缓，都说了什么？布隆伯格攻击特朗普主要从几个方面展开，来给大家具体的说明一下，朋友们可以参考下面的内容：

一、布隆伯格攻击特朗普没有及时的控制新冠病毒疫情：

布隆伯格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他一直对于特朗普的政策十分不满，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于特朗普的政策提出批评。近期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十分厉害，特朗普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措施，这件事情成为民主党攻击特朗普的一个主要方式，布隆伯格表示，特朗普在新冠病毒疫情开始之后，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姿态，进行全面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反而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在新冠病毒疫情快速发展到日本、韩国的时候，本来美国有机会可以挡住新冠病毒疫情，但是特朗普告诉大家，美国是十分安全的地方，让美国人处于防范的漏洞。直到欧洲各个国家开始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以后，特朗普才开始重视起来，这对于美国的防控疫情，没有任何的帮助。

二、新冠病毒疫情开始之后，特朗普没有科学的认识新冠病毒疫情：

新冠病毒疫情在科学家看来，明显有很强的传染性，可是特朗普竟然用流感来对比，这就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对比。布隆伯格对此做出抨击，他认为特朗普在新冠病毒疫情的科学认知方面，明显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正因为特朗普的一无所知，让美国人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他认为这也是特朗普的失误。

三、新冠病毒疫情目前情况严重，特朗普没有果断措施：

同时布隆伯格指出，特朗普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一直没有果断的举措，造成美国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困难。这些就是布隆伯格对于特朗普的抨击内容。

9、疫情中外国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人应该怎么做结合跨文化沟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

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

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与认同

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

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

2.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

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

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

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

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

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

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3.种族主义与污名化

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

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

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

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