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外国媒体

1、新冠疫情期间，国家的哪些措施为人称赞？

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运用宏观调控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推动和规范市场秩序。

为了预防和控制新的冠状肺炎疫情，一些国家或地区相继采取了移民控制措施。国家移民局将对其进行整理和提供，并将继续及时更新(按字母顺序)，以供计划出国的中国公民参考。在疫情防控期间，国家移民局建议中国公民尽可能推迟出国计划。如确需出国，请详细了解目的国或地区对人员出入境的具体规定，并合理安排行程。

采取最严格的措施防止内部扩散和外部出口。努力确保100%的确诊患者入院，100%的疑似患者接受核酸检测，100%的发热患者接受检测，100%的密切接触者被隔离，100%的居民区(村)接受24小时封闭式管理。对不服从疫情控制的，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做好在华外国人在重点疫区的防疫准备工作，包括应急预案、检测流程、信息处理、现场和物资准备、应急预案等。

加强国际疫情信息交流和研究合作，共同抗击疫情。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乐观，货币政策保持稳定适度宽松，监管政策持续灵活，体制机制改革长期持续深化。确保对国际产业链有重大影响的行业恢复工作和生产，降低中国对国际产业链的影响，增强上下游行业的信任和可靠性。向国际社会承诺确保与全球安全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供应链稳定，并为防疫材料的生产提供额外支持。积极支持日本和韩国的防疫工作，减少疫情对中国产业链上下游的影响。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运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2、新冠疫情下美国是否会利用SWIFT制裁中国？

这是不可能的事件，SWIFT是一非官方的银行金融通讯系统，它的总部也不在美国，所以某些媒体的报道说美国可以将XXX银行（或国家或地区）移出SWIFT系统是不负责任的，国内很多学者与专家对SWIFT也不了解也在胡扯，尤其是一些大学教材与学者论文，简直就是在误人子弟，你们老题也来蹭这个热度，真是不应该。最近《对外经贸实务》杂志有一篇叫《也谈对SWIFT信用证的阅读与理解——兼与相关作者商榷》的文章，纠正了一些学者专家对SWIFT信用证的一些错误理解，你可以找来看看，可能对你的这个1000字会有帮助。

3、特朗普称新冠疫情被媒体夸大，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特朗普并不重视这次的新冠疫情，而且也没有了解到新冠疫情的严重性。他这样说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民众不要太紧张，而且，在他的心中觉得这次的新冠疫情并不严重，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特朗普称新冠疫情是被媒体夸大的。

但是新冠疫情发源地是在中国作为我们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到底有多高，传染率到底有多高，可以说现在的不重视是非常无知的表现。所以说特朗普说是媒体把新冠疫情夸大的，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不引起民众的恐慌，让民众觉得这次疫情并没有那么重要，觉得这次疫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可以度过的。

但是特朗普自身却对这次的新冠疫情并没有很了解，他也不知道这次的新冠疫情传染率是非常快的，而且是新型的病毒，可以说是非常难以控制的。所以说如今的特朗普公开说媒体夸大新冠疫情，这也是他不重视这次新冠疫情的表现，而他不重视这次的新冠疫情，并且公开场合说这次疫情不严重，这也是给民众做了一次误导。让很多的民众都觉得这次疫情并不严重，人们也就没有重视这次的疫情，防护措施也做得不到位。

而且美国也根本没有去确诊新冠疫情，可以说这是非常无知的表现。但是特朗普却要把这种无知表现为自信，他根本就不知道新冠意情的传播率有多快，传染性有多高，所以，首先特朗普要自己重视起来，新冠疫情，然后让民众都重视起来，不然如果到时候新冠一行真的传播开来的话，是很难控制住的。而特朗普说新冠疫情严重是夸大的表现，也是想表明美国是大国，根本不怕这种疫情的表现。

4、新冠疫情持续不断，这是否会使美国“软实力”进一步削弱？

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叫做软实力。其实软实力有很多种，比如文化影响力等等。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次的疫情必然会导致美国软实力的消弱。原因很简单，首先软实力是以硬实力为根本的，没有足够的硬实力肯定没有足够的软实力。其次就是美国如今国内非常混乱，造成美国的形象在世界上受损。最后就是美国国内的各种问题其实不少，只不过随着太平盛世的结束而爆发了出来。

首先软实力是以硬实力为根本的，没有足够的硬实力肯定没有足够的软实力。那么什么是硬实力呢？从根本来讲就是经济实力，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后主抓经济，但是由于疫情原因，所有的努力都迅速崩塌，而且由于各种退群，美国的国际形象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至于军事力量，虽然没有看到明显的衰弱，但是这也只是一时的。因为经济决定政治和军事。

其次就是美国如今国内非常混乱，造成美国的形象在世界上受损。这次美国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属于美国的混乱和无序，先是州长和总统吵起来，然后又是州长拒绝执行总统的命令。然后接着就是因为弗洛伊德之死引起的抗议游行示威。而且游行示威正在逐渐开始向暴力示威方面发展。再加上美国300多万的感染人数，瞬间让所有的国家都在看美国的笑话。

最后就是美国国内的各种问题其实不少，只不过随着太平盛世的结束而爆发了出来。比如黑人问题，美国的歧视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和平时期大家都过得下去，没有激化出这些问题。而现在和平盛世结束了，海水退潮了，礁石自然就露出来了。

5、境外的新冠疫情，为什么那么受大众关注？

因为国外疫情大爆发，比中国严重，并且，国外人不在重视这个疫情。不戴口罩，也随意出门。

在我国的上半部和国外的下半部，欧洲成为预防和控制新发肺炎疫情的主战场。国外新的冠状肺炎疫情并不像往常那样严重。这真令人担忧！就新确诊病例而言，意大利和伊朗都有1，000多例，意大利有1，748例，伊朗紧随其后，有1，338例。

从确诊病例总数来看，有许多国家确诊病例超过1000例：意大利遥遥领先，有9172例，接近10000例；尽管韩国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形势不容乐观，该国以7478例病例位居第二。伊朗有7161例病例，排名第三，但在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中有许多高级官员，包括伊朗女副总统。还有法国、西班牙、德国等。确诊病例超过1000例。日本有514例确诊病例，在“DIA”号游轮上有696例，也超过了1000例。

就死亡人数而言，意大利有463人死亡，463人死亡。237人在伊朗死亡，包括许多高级官员。韩国53人死亡，法国和西班牙30人死亡；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特朗普总统和伯恩斯副总统也声称在安全的美国有22人死亡。然而，与美国2900万人感染严重流感和16000人死亡相比，这实在微不足道。美国政府可以完全忽视它，但对22个美国家庭来说，这就像是天塌下来了！

病毒的传播不分国界、种族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发展水平。防疫和控制的重点不仅是防止病例进入，更重要的是，当病人出现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每个国家都应该在发现病例时尽快隔离患者，跟踪接触群体，提供高质量的临床护理，并防止疫情在医院和社区传播。

事实上，中国在预防和控制疫情方面的紧张局势是不能放松的。昨日，北京10例新冠状病毒突发确诊病例是从其他省份输入的。目前，疫情已造成100多人密切接触。为此，北京市新皇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市第五次联合防控协调机制会议上要求严格管理，吸取事件教训，对薄弱环节进行全面排查，切实消除隐患，不留死角、不留盲点，严格监控和管理单位人员健康，建立疾病缺勤报告制度。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新发的肺炎疫情还没有达到能真正让人松一口气的地步。

6、汤姆汉克斯夫妇确诊新冠，新冠疫情对国内外电影产业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早在去年，就要有业界人士称影视行业正处于“寒冬期”，这次疫情更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比如春节档的电影集体撤档，而再次上映遥遥无期。疫情导致的电影院歇业，影响了票房的预估收入。全民在家为短视频提供了很大流量，间接地冲击了影视行业的流量收入。

春节档对于院线电影来说十分重要，每年电影总票房持续增长的很大原因是春节档电影的贡献。春节档电影集体撤档，如观众期待的《唐人街探案3》，宣传力度很大的《囧妈》《姜子牙》等。电影院也相继关闭，在结合实际研究后出台了退票细则，使电影票房损失惨重，前期的预售票房只得清零，这对于电影公司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即使电影在之后再次上映，也很难取得春节档的票房成绩。

疫情期间取消集聚性活动，也就意味着正在拍摄的电影也举要暂时停工。电影拍摄的前期预算和投入等需要进行重新计算，而那些无法弥补的如租赁费、器材消耗费，使得电影剧组额外支出了大量的金钱。横店影视城、无锡影视城等拍摄地也暂停对外开放，电影剧组的拍摄任务无法进行，复工时间遥遥无期，偌大的影视城空无一人。

疫情期间由于人们多数宅在家中，所以造成了段视频行业的红利。轻松娱乐的氛围造就了全民在家拍段视频的场景。人们在更喜爱这种快餐类的娱乐方式，这样造成了电影产业流量的损失。总之，疫情给电影产业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电影从业者们需要调整心态，迎困难而上。相信只要勇于面对挑战，用匠心制作出更好的作品，失去的总会弥补回来。

7、疫情中外国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人应该怎么做结合跨文化沟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

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

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与认同

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

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

2.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

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

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

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

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

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

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3.种族主义与污名化

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

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

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

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

8、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美国社会是否会不堪重负？

随着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席卷美国，令美国一些州和城市不堪重负，有些州长甚至表示，再这样下去，将会不堪设想，难道会出现破产的景象？

就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对一些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尤其是那些贷款买房的人，本来出来工作就可以将房贷还上，但是，现在不得不在家里办公，工资就会减少，房贷压力剧增。

还有对美国百姓生活的影响，有些州开始进行居家隔离，对于那些待在家里的美国公民而言，生活上的不便凸显出来，尤其是他们没有长期囤积物品的经验，所以生活充满了很多的苦恼和困惑。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疫情的打击是很严重的， 导致一些地方的经济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让地方政府面临着民意的指责，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采取了发行地方债的形式，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

还有就是对美国经济的压力，美国总统现在开始转变话风，一切为了经济发展。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很多人吐槽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前后矛盾的人，他也不为所动。

美国经济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已经下滑了32.9%，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情况，但是，美国没有出现大规模骚乱，也没有出现一些极端行为，只是有民众抗议，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力表达批评之意。

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要是美国经济下滑了，那么，世界经济也会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也是每个地球人说不希望看到的，当然，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厉害了，世界也看到我们对疫情控制力度，经济恢复速度，也希望能跟我们一样可以迅速走出来，希望如他们所愿吧！

9、欧美人对新冠疫情怎么看，与国人差别很大吗？

对新冠疫情都是一个看法，但是对国家体制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看法有一些差别。

首先，为什么外国人对新冠疫情不感到紧张，而国人对这件事却十分上头，这背后是两个国家文化体制的差异体现。

欧美国家一直强调人权，充分的保障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和人权上的自由，但是他们国家的民众却过分的强调自己的人权，不考虑整个国家运行体制的变化，和其他人的权益就形成了一种较为自私自利的观念和看法，每一个人都知道疾病的恐怖性，但是这事儿没到自己头上，他永远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我们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所熟知我们的环境和国家体制，我们一直遵循着集中大家的力量共度难关，先是国家利益为大后是个人利益，而在欧美国家是个人利益优先，然后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在这件事上直接导致了欧美人对新冠疫情不紧张，他们认为就算是一个疾病，那也应该是政府所做的事，政府不能强行干预他们的人权自由，但是到最后却发现自己的人权自由得到了保障，那么又有谁能够为自己的人权自由买单呢？最后也只能自己买单。

另外，国家政治体制的代表不同，直接导致了对新冠疫情的不充分了解和片面认识。

但并未停止的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依赖大资本主义来维持国家经济和金融运行，一旦像中国那样对整个地区实行干预，美国金融地位和经济贸易就会停滞不前，这样对美国极为不利，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没有了财政收入，那么自己的权利也会受到影响，美国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执政期间，在经过充分评估风险后，他们选择冒险对民众隐瞒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而在中国，我们得到的消息更加公开透明，让民众直接了解事件的严重程度，国人更加团结，我们害怕的不是经济衰退而是每个人的生命是否会受到伤害，这是两国经济发展理念不同的体现。

10、海外新冠疫情持续发展 全球大部分车企宣布停工停产

目前新冠肺炎在国内基本已经受到了控制，但截至今日上午10点，国外地区现确诊380968人，累积死亡人数达17543人，按照这个趋势，一次加强版本1918年大流感不可避免。而中国这边在打赢了艰苦的本土抗疫战争后，正在面临病例输入的严峻考验。

五天之前，特斯拉官方宣布“从3月24日起，美国加州弗里蒙特工厂将有序地进行短暂停产。此外，除了必需零部件和供应品之外，纽约工厂也将短暂停产。”曾经一直喊着要“在有限的产能下运营”、“在生产、交付、和服务条线上的员工继续到岗照常工作”的特斯拉，也终于开始服从起了组织的安排。

除此之外，欧洲多个重灾区国家及北美地区的主要汽车及产业链基地都大面积宣布停工停产、工厂关闭等对策。其中欧洲地区受疫情影响，意大利、西班牙均已成为重灾区，意大利汽车品牌菲亚特克莱斯勒（FCA）、法拉利、兰博基尼已于日前相继宣布暂停部分生产线。

3月11日，菲亚特克莱斯勒（FCA）发言人公开表示，由于意大利疫情爆发，将暂停当地的Pomigliano、Melfi、Atessa和Cassino等工厂的运营，暂停时间为2-3天。

3月17日，菲亚特克莱斯勒（FCA）与通用以及福特，在拒绝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提出的停产2周的要求后，与UAW达成协议，将通过减产和限制在岗工人数量的方式，防止疫情传播。

而菲亚特克莱斯勒（FCA）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工厂无法正常运作，公司位于欧洲的大部分工厂将停产至3月27日。此外，其旗下豪华品牌玛莎拉蒂工厂也将同步停产两周。

法拉利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下游工厂产能受到影响，其目前面临严重的供应链问题，无法继续生产。考虑到员工的安全与权益，从3月16日起位于马拉内洛和摩德纳的工厂将暂时关闭、停产，直至3月27日。

除了意大利之外，欧美其他地区的车企及工厂也纷纷开始停产。3月16日，标致雪铁龙集团（PSA）宣布关闭在欧洲的所有工厂，关闭时间将持续到3月27日，涉及15家工厂。

作为全球最大的车企，大众汽车在全球范围内有124家工厂，其中72家位于欧洲。3月17日，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迪斯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影响，大众汽车集团将从下周一（3月23日）有序关停欧洲部分工厂，停产时间2~3周。

另外，沃尔沃也表示，自3月26日起，将其瑞典的托斯兰达、舍夫德、乌洛夫斯特伦工厂，以及位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工厂停产，停产时间为20天，停产至4月14日。3月17日，沃尔沃已经关闭了其位于比利时根特的工厂，暂定4月5日恢复生产。

另据外媒报道，从3月23日期起，劳斯莱斯也将临时停产两周。此前，劳斯莱斯响应英国政府的号召，已经开始生产呼吸机。

随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全球越来越多汽车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倘若按照欧盟对疫情的预估，欧洲汽车市场或要等到6月之后，才有可能重回正轨，那么全球汽车产业的复苏或许还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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