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发挥新兴媒体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新媒体改变了社会传播关系，对传统思想宣传工作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新媒体环境下，加强思想宣传工作是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党执政基础的迫切需要，而“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基本途径。
新媒体对思想宣传工作提出的挑战
新媒体增加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建的难度。一方面新媒体使人们的思想交流呈现全球化、网络化、社会化趋势，这极大拓展了意识形态影响的空间，多元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挤占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信息发布、传播能力大大提升，各种思想和观点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呈现多样性、分散性特征，选择性的增加给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建带来困难。
新媒体弱化了传统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新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单向、点对面的传播方式，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弥漫状、以互动为重要特征的传播方式。这种改变使传统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受到极大影响：一方面，传统自上而下单向传播方式构成的官方舆论场与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重叠度降低，使得传统宣传思想工作对民众影响的覆盖范围缩小，思想宣传工作以往的主导地位被削弱，另一方面，“互动”是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特征，人们更愿意接受“互动”参与式的思想交流，而单向灌输方式的传统思想宣传工作方式越来越难以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
思想宣传工作面临的环境特点
新媒体的便捷性、易获性和黏合性优势，使思想宣传工作的环境发生了重要改变，这种改变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新媒体方便和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渠道：一方面智能手机的发展和“微信息”的流行，使人们能够在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缝隙中利用零散时间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习惯于利用等车、乘车、用餐、甚至步行等时间进行“快餐式”阅读（或观看）；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易获性和强有力的搜索功能及链接功能，使人们越来越趋向于通过新媒体方式获得和获取信息，这使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在民间（尤其年轻人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而新媒体信息传播特有的“推送”方式，更加剧了传统媒体被边缘化的程度，因为“推送”是传播者主动将新闻、信息等推送到受众手机或电脑上，而不需要受众自己动手去查找，但传统媒体（例如纸质报纸、电视新闻等）没有这种主动“推送”的功能。
新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媒体在一点扩散之后，会迅速转变为多点扩散的方式，而传统媒体则是以一点为中心传播扩散。由于新媒体能够满足人们固有的表达参与欲望，同时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转播功能，这使得人们在接受到信息后，会迅速成为积极的信息转播者，通过微信群、微博群、QQ群、博客等多种渠道对信息进行二次或者多次的转播，而收到这些二次转播信息的受众又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转播，如此往复。新媒体的这种传播特点，相当于动员起了所有受众的力量共同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使信息传播呈现核裂变扩散趋势。而传统媒体一次传播后，受众难以进行二次转播（如：民众很难对报纸、广播、电视等进行二次传播），所以其传播力度和广泛性远远低于新媒体。
新媒体重构了人际交流关系。新媒体具有显著的用户吸引力和黏合性优势，能够将人们聚集黏合在一个个小众人际交流圈中，而这些小众人际交流圈是相互交叠、相互影响的，可以瞬间对某一问题构成大众的讨论。圈子在交流中会不断扩展（也会缩减），并繁衍或者分裂出新的人际交流圈。新媒体的这种吸引力和黏合性优势，来自于新媒体用户之间的“互动”。人们之所以忠诚地留在一个人际交流圈中或者加入一个新的人交流际圈，重要原因之一是可以满足其表达被关注的需求。例如：人们愿意聚集在论坛、微博群、微信群、QQ群中，除了可以发表个人观点和分享他人观点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言论或观点能够获得他人的评论或转播（“互动”）。由此可见“互动”构成了新媒体传播功能外的另一个功能，即：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新媒体的这种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重构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流关系，传统以“单位”和“家庭”为基础的人际交流关系正在被新媒体重构的人际交流关系弱化。
“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基本途径
针对思想宣传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和新环境，传统思想宣传工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方式。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以“互动”为途径。
“互动”是提高思想宣传工作有效性的基本途径。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人们的聚集和交流，都是以参与“互动”为基础的。因此要提高新媒体环境下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必须转变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方式，而以广泛深入到社会人际交流圈中与民众开展“互动”为途径。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仅仅依靠宣传部门和传统媒体是不够的。一方面，宣传部门人员有限，无法全面覆盖和渗透到弥漫状分布的社会人际交流圈中与民众互动；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即便是采用了新媒体传播的方式和手段，但如不能广泛深入地与社会人际交流圈中的民众形成“互动”，也难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动员基层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积极参与到思想宣传工作中来，成为社会人际交流圈中的一员，这样才能实现与民众的广泛“互动”，才能有效地宣传民众、动员民众。
“互动”才能增加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重叠度。新媒体环境下影响思想宣传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与传统媒体构成的官方“舆论场”重叠度低。而官方和民间“舆论场”重叠度低的重要原因，一是民众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二是官方和民间参与对方“舆论场”的讨论存在制约和障碍。通过新媒体（如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构建“互动”平台可融合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场”，以此提高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重叠度，从而增强思想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和有效性。一方面“互动”平台可为民众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提供渠道，吸收民间意见和建议，泄放民间舆论强度，同时为民众提供参与官方“舆论场”讨论的条件和途径；另一方面官方和民间的“互动”平台，可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党政机构和党员干部更加密切联系群众，通过与民众交流对话，深入到民间“舆论场”的讨论中，从而引导舆论，并将思想宣传工作融汇于回应和服务于民众诉求之中。尽管目前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发展迅速，但其中很多与民众的“互动”非常不够，这一点可从政务微信、微博转播和评论的数量得到证明。
“互动”的根本性在于了解民众诉求与满足民众诉求之间的“互动”。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把服务民众同教育引导民众结合起来。因此，“互动”并不意味着仅仅通过新媒体手段与民众进行“互动”，也不意味着仅仅与民众进行信息互动，而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互动”。“互动”的根本性在于了解民众诉求与满足民众诉求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是民众参与决策调整之间的“互动”；是宣传与服务之间的“互动”。
“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工作的基本途径。只有深入到每个社会交流关系圈中与民众构成普遍的“互动”，思想宣传工作才能取得成效。这就需要动员全体党员干部都积极地参与到与民众的“互动”中来，同时建立制度予以支撑和保障。
2、新媒体文化环境下容易出现哪些意识形态
博弈圣经著作人给意识形态的定义；意识形态就是流动的画面。摘自《科学家濒临死亡前的四个反应》一文
《博弈圣经》文化的定义；“我们把脱离大脑的感觉、思维、意识、观念，向主观、理性、真理、一级一级的私湍增量，称为文化。”
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这是文化进程。
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证据，这是文明进程。
感觉、思维、意识、观念、主观、理性、真理、证据、科学，这是科学进程。
《博弈圣经》以人为本作为文化的开端，按照文化的次序和文化的进程来理解文化，视其为一个开放、动态的进程,正如《博弈圣经》中所说：“其实人类的文化进程无穷无尽，无终无果。”（以上内容摘自博弈圣经著作人为中国最高检察院正义网撰稿的社论.评论）
博弈圣经著作人给文化的定义；“我们把脱离大脑的感觉、思维、意识、观念，向主观、理性、真理、一级一级的私湍增量，称为文化。
文化在实践的过程中，只有一次次达成，文化没有成功，只有前行。
文化诞生于谎言,文化又是虚无主义,只有文化才有万能的理性产生当代文明。
中国的神传文化“禅”是第三空间里飘荡的一个“神化迈迈”。迈迈一词是由英国道金斯发明的，博弈圣经著作人把它引入了博弈实体经济学，并用它解释中国的神传文化。
坐禅就是“静思”，人的文化表现就是先用静思创建第三空间，受孕文化开端、再到文化一级一级的私湍增量的进程；
感觉等待一个“点”或者是等待一段蠕动的炫（感觉类似于一段很细的橡皮筋）。
思维的两个或三个炫为“迈迈”（思维的炫犹如在虚幻的梦境中游动、变换、飘荡）。
意识在当下与其互动、又像是与生命精神动态的三维互动，它就是“神化迈迈”，它创造了意识，创造了天文数量级的动态意识，（意识形态就是流动的画面）。
观念渐渐进入文化的中心固定下来，（观念就像是一张相片）。
博弈圣经著作人在《国正论》一文中写道；禅是第三空间里飘荡的一个“神化迈迈”。一个人给别人一个会心的微笑、传递一个友好幽默的表情、就是传递一个“神化迈迈”的文化信息，也是传递一个“文化私湍”，当两个人见面点头微笑时，禅的“神化迈迈”便在两个心灵之间传递。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文段；
“在文化进程中，一个文化信息就是一个文化‘私湍’。私湍是一个文化基因，是瘾魂驱动的欲望，形成的一个文化单位。私湍可以小到一个欲望，一个信息，也可以大到一个学派，一种哲学，一个宗教，一个国家的概念，或一个治国的纲领。私湍是构成生物进化中大小不等的文化基因。在一个非物质私湍基因结构里，有四个特征：左为文化，右为文明，在它们中间再分为上下，上为战略，下为战术。我们就是在这左右上下中间游动。任何个人又是一个私湍，在文化进程中得到大私湍上下和左右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像是生活在私湍文化观念的中心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现在”的观念，随时都处于被监视之中。我们可以想象，私湍像一个神经元的影像，每一个人的文化私湍又被包含在大的私湍里，随时都有触及边界的可能，从而犯下罪过。人生的行为运动就是不断地碰壁，我们用哲学的辩证观点看待它，这都是一次创新，一次进步。私湍任何时候的游动，就像是道金斯描述的文化“迈迈”，即在文化池塘中游泳。当人感觉到一个信息时，文化私湍就已经构成。”
博弈圣经著作人认为；中国新领导人的未来、将面临最大的理论困难、是继承历代遗留下的、所谓政治指导思想，点名报到的名单越来越长；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学语文老师看到中共党媒的这个语句结构、脸皮薄了就会脸红，听者无奈，无所是从。
新领导人的理论语言、已经向国家实体、民簇社会、个人梦想，悄悄地转向。
理论的意义在于创造意识形态，提取积极的思想因素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博弈圣经著作人说；意识形态就是流动的画面。
你们读一篇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文章，《科学发展观在博弈世界中运动》一文，搜索就有，一篇文章的含金量，超过中共党理论专家的100本书。
向你们介绍一篇由博弈圣经著作人撰稿的经典美文《科学发展观来自真理的方向》一文，他为中共中央理论网，为党理论的语言创新、语言转向，提供的范本。其内容摘要作为《科学发展观知识手册》一书介绍。
来源:美国资讯网 博弈圣经；经济学世界十部经典著作
3、如何做才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创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目标，不能仅满足于实现大学排行榜上的“硬指标”，更要着重“软实力”——对推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负有更高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同时，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精神和文化理念的打造，也是文化育人的过程，青年学生会在这个过程中追逐梦想、散发活力。因此，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大学精神文化建设，是青年人德行培养和综合素质提升的最佳介质，要注重创造性和针对性，使大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中感受到健康思想和优秀文化的正能量，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创新实践育人工作机制。
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社交媒体时代的“潮文化”更注重交互性，更加符合青少年的心理需要，也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潮”。要学会利用新媒体育人实践平台构建起“教师引导、朋辈引领、知行合一”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机制。如今的大学生是更积极展现自我的一代，同时也是可以让整个社会的风气和素质发生积极改变的有效媒介。因此，一定要充分发掘大学生自我教育主体作用，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搭建更多师生互动的育人平台，组织更多接地气的实践活动，形成大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认识、砥砺品格、朋辈相携的新型育人机制。
4、哪些因素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
首先，新媒体技术缩短了受众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在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技术特征的传播形式遵循着由下而上的传播形式，显示出由点到点、由点到圆（意见领袖），多点多圆的碎片化、去中心化的传播状态。近些年，中国网民借助新媒体参与政事的现象日益增多，并对公共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公众在网络空间以虚拟身份就宁波PX事件发表观点、进行平等交谈，针对PX事件发出了理性而不可忽略的声音，并最终影响了公共决策
。适时地了解和分析公众的合理诉求，是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新媒体传播机制有助于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社会舆论。新媒体增强了意识形态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这不仅包括网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还包括网络共同体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间的互动。此外，新媒体提升了公众素养，拓展了公众的社会知识领域，不仅如此，在话语表达方面为普通的公众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为有效的公众参与提供了多样化途径。借助现代的通讯工具与网络媒体，社会动员效率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跃升，主客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公众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共识，使主流意识形态逐步引导社会舆论向更正面、更理性和更客观的方向发展
。
再次，新媒体平台有利于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传播。在新媒体所营造的全球化传播平台上，信息传播具有更强的广泛性与跨空间性，有利于跨国界地宣传我国的文化、治国理念和价值观念，优化国家形象的塑造。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盛，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国的国家形象已经不仅仅以中国经济水平为代表，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文化和思想特征更受到世界范围的重视。如何借助新媒体平台有效地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全球传播，进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值得我国政府重点关注的课题。
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在新媒体传播下面临的挑战
伴随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开放的话语权、自由的言语表达方式、海量的信息在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的同时，也给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第一，功利性的碎片化信息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传播的平等性在网络传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在缺乏主流意见引导的网络碎片化时代，公众的实用性与功利化思想取向更为明显。这些负面现象的出现和凸显，给社会稳定及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成为新媒体时代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主要因素。
第二，非理性的网络言论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在开启全民参与方式的同时，也必然会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与非理性言论。非理性的网络言论在快速散播的同时，也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
第三，部分消极的舆论领袖干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向传播。由于“舆论领袖”在舆论传播中所处的核心地位以及个人强大的号召力，他们在社会化网络空间中所制造的消极的意识流，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可能远远大于其它普通成员
。尤其是在危机情境下，“舆论领袖”的存在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化解危机，但如果没有加以适当引导，则也可能使消极言论四处扩散，危机进一步升级，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发生偏离的现象。
5、广告学论文
这是我网上找的一篇广告专业的毕业论文，你可以自己改改题目或者把内容微改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呵呵
论品牌的传播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成熟起来的消费者开始进行认牌消费，于是“品牌”越来越多地被经营者和研究者所重视。“品牌战略”、“品牌策划”、“品牌经营”、“品牌管理”等概念也就随之而生，并频频出现在论著之中。无疑，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凝聚知识的“品牌”空前重视的可喜现象。然而，由于这些概念内涵极为丰富，相应地其外延也相当宽泛，对其进行研究固然有多学科整合的效能，但也难免产生泛化与浅层化的倾向。为追求品牌研究的深入与致效，我们选取品牌建设的关键——“传播”来进行专门化的研究，于是便提出“品牌传播”的新概念，并在本文对它的内涵、提出背景、特点进行论述。
一、“品牌传播”的内涵
对于“品牌传播”的内涵，先认识下品牌的起源，英国英特品牌公司董事保罗•斯图伯特曾经写道：品牌被用来区分不同生产者的产品已由来已久。实际上，英语‘品牌’(brand)一意思是‘打上烙盈。确实，在诸多著述中，均记述了古代人们在牛及其牲畜身上打上烙印以表明主人，在未干的陶器底部按上指印以表明制陶者，在斧头、镰刀、木桶等工具上烙上印记以表明生产者；这些其实都是品牌的雏形。当社会生产的规模渐次扩大，品牌印记的使用迅速普及并带来无形的价值，寻求品牌保护的“商标”(trademark)及商标法便随之诞生。而第一个商标法案诞生于1803年的法国，而英、德、美诸国，也均在19世纪70年代制定了商标法。值得思考的是，品牌催生了商标，而商标又反过来促进了品牌的发展。但是，对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最早的品牌而言，品牌开发过程所衍生出的目的和重要意义超出了法律保护的单一职能。品牌向它的购买者隐含着产品质量和同一性的保证，购买者除此之外，对该产品的生产商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品牌可以准确无误地把一个生产商的产品同另一生产商的产品区分开来
“品牌”的感受与评价者既然在于消费者，而品牌的拥有者与经营者又是生产企业；如此，将二者建立有机联系的“传播”自然成为品牌经营或晶牌战略中的关键因素。“品牌传播”(Brand Communication)概念也就随之进入我们的视野。
我们提出“品牌传播”，是基于品牌研究之现状的。纵览目前品牌研究，可以发现其内容主要有两大块：一是品牌的静态构成，包括品牌名称、品牌设计、品牌的产品指代、品牌的科技含量、品牌的文化内涵、品牌的价值等；二是品牌的动态经营，包括品牌定位、品牌战略决策、品牌管理、品牌产品营销，品牌的延伸、品牌保护等。虽然也涉及到品牌的推广，但尚未提高到传播的高度来认识与研究。对品牌研究现状进行审视与反思，我们遗憾地发现，目前的品牌研究其实只是从设计学、管理学、营销学、产品研发、法学多角度切入品牌、认识品牌、逐一扫描品牌的结果。多学科学的视角，固然使我们对品牌的认识得到一种崭新的整合，但也无可避免地引起了研究内容的泛化，无法进行学科定位，以致于不被主流学科所重视。
而关于“品牌传播”的内涵，应该首先是一种操作性的实务，即通过广告、公共关系、新闻报道、人际交往、产品或服务销售等传播手段，以最优化地提高品牌在目标受众心目中的认知度、美誉度、和谐度；而对品牌传播的基础规律、方式方法的探讨总结，则构成品牌传播“学”的内容。
在如上关于品牌传播内涵的表述中，我们并没有将品牌传播的对象限于单纯的消费者之上，而是指明为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目标受众”；其考虑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社会的诸多内容、现象均符号化，亦即品牌化；“品牌”的指代已不单单限于商业品牌，还包括城市品牌、区域品牌、院校品牌、团体品牌、个人品牌等社会品牌。如果说商业品牌可称为狭义品牌的话，那么种种社会品牌，则可统称为广义品牌。狭义品牌与广义品牌的并存，是一种客观存在。由于任何研究对象均存在特例，而对象的广义化，则使特例成几何倍数增加，这就制约了追求自给性的学科探讨与成果的积淀。因此，我们对“品牌传播”的理论探讨，重在狭义品牌传播之上。
二、“品牌传播”提出的背景
传播学是20世纪出现的新兴的社会科学，但20世纪的传播学主要是与新闻学进行了密切的联姻；于是新闻化的传播学便较多地为社会政治服务。而进入21世纪，人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均强调和平与发展、强调经济建设，因此传播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就成为必然，这种必然性便催生了“品牌传播”。其具体背景可以从这么两个方面来认识：
1．世界市场制胜的关键是品牌传播
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这是一个人人均能分明感受到的趋势。但这对所有市场竞争者来说未必都是福音，因为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强者博弈、名牌对决之上，即跨国公司及其所拥有的品牌之间的竞争。而跨国公司本身不仅就是品牌，如可口可乐、通用汽车、IBM、宝洁、迪斯尼、索尼，而且它们还分别拥有一个品牌群，且不说宝洁公司所拥有的100多个品牌，就是通用汽车也具有“雪佛来”、“卡迪拉克”、“别克”、“欧宝”等多种品牌；可口可乐公司也不仅仅拥有“可口可乐”，却还有“雪碧”、“芬达”等品牌。纵观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其实主要就是跨国公司之间演出的品牌竞争风云，如“柯达”与“富士”、“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通用”与“福特”等品牌之间的战火，几乎燃遍了世界市场的每个角落。
在中国，据盖洛普调查公司首次所做的中国消费者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趋势调查显示，就品牌知名度(认知率)而言，排在前20位的商品品牌，国外品牌16个，国内品牌只有4个。认知率最高的可口可乐达85％。认知率超过20％的58个品牌中，国产品牌10个，占17．24％。这表明了国外品牌进人中国市场，其实就是以品牌传播作为战略先导的。
相形之下，我国绝大多数的品牌尚处于本土市场中的成长阶段，在国际市场上除了“海尔”、“格力”、“双星”、“同仁堂”等品牌尚有一定的影响，能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品牌几乎没有。相应地，特辟“品牌传播”为对象进行研究，就显得极为必要。
2．媒介的市场生存需服务于品牌传播
20世纪总体上是大众媒介与广告传播共兴共荣的时期。在整个20世纪，虽然绝大多数时期世界的格局处于战争与冷战状态，媒介传播的内容也以政治及意识形态为重，但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尤其是最后十年，伴随着大规模战争与冷战的结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进入经济发展期，媒介的生存也为之一变，即：媒介因广告的巨资注入而风光无限，广告也因大众媒介的巨大传播力而效用颇丰。当我国媒介业频频成立集团，甚至进行现代企业化改造进入股市，我们就不得不得出媒介的市场生存已成为媒介主体意识的主旋律之结论。媒介的市场生存，迫使其必须在“传播内容”、“市场受众”、“广告客户”三者之间进行统筹运作；而在三者环行互动中，“传播内容”与“市场受众”，一定意义上成为争劝广告客户”、服务“广告客户”的手段。因为，服务“广告客户”成为媒介市场生存的生命线。如果说，服务“广告客户”一定程度上就是服务于“品牌传播”，这对于媒介经营来说，其实乃是一种经营指导思想的突破。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品牌”其实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象征，而围绕品牌传播所进行的经济建设，也已成了21世纪最大的政治；因此突破争取广告客户的具象、突破广告收入简单的数据统计，配合广告刊播所系统进行的品牌传播，其实不仅不是新闻报道的雷区，而且是媒介所需进行科学研究的课题。但是，其前提是需要明确的，即媒介的市场生存需要服务于“品牌传播” 。
三、“品牌传播”的特点
明确了“品牌传播”的内涵以及提出的社会背景，一定意义上即确立了“品牌传播”概念的存在。但是，将该概念发散为系统的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规律与方法，还将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去做。这里，我们则先对“品牌传播”的特点进行探讨与归纳：
1．信息的聚合性
作为动态的品牌传播，其信息的聚合性，是由静态品牌的信息聚合性所决定的。品牌表层因素如名称、图案、色彩、包装等，其信息含量尚是有限的，但“产品的特点”、“利益与服务的允诺”、“品牌认知”、“品牌联想”等品牌深层次的因素，却无疑聚合了丰富的信息。而它们构成了品牌传播的信息源，也就决定了品牌传播本身信息的聚合性。因此，当世界上著名的跨国公司在经营决策、组织调整、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广告发布、公关活动等方面有所动作，包含消费者在内的受众，其接受心理结构便自然地进行信息聚合，聚合于相应的品牌传播之上。这就启发品牌传播者，在具体操作品牌传播实务时，需辨证地进行信息取舍，做到所传播的品牌信息“合”则有基础，“聚”则能传神。
2．受众的目标性
品牌的传播者最关注的是目标受众，因为“品牌”打动“受众”、“受众”则会产生有益于品牌的行为——不仅仅是直接带动销售而且还引发各种各样的间接行为，如意见领袖会对品牌进行二次传播、潜在消费者将转化为知晓消费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费者”与“受众”是一致的，不同的表述与强调，却体现了不同的指导观念：将品牌传播的对象表述为“消费者”，强调的是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体现的是在营销上获利的功利观念；而将品牌传播的对象表述为“受众”，强调的是受众对品牌的认可与接受，体现的是传播上的信息分享与平等沟通观念。因此，与“品牌传播”合理对应便只能是“受众”。如果将信息传播也视作一种营销行为，那么与所有在市场中求取生存的企业一样，传播者也需细分市场，寻找到自己的目标消费者即目标受众。事实上，早已在市场中生存的媒介均有自己的目标定位、自己的受众群。但对于“品牌传播”者来说，他所寻找的目标受众，既是目标消费者，又是品牌的关注者，还应是通过特定媒介积极主动的“觅信者”。如此，只有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受众，传播中的受众本位意识才能得到体现，受众的接受需求才能得到满足，相应的品牌传播才是卓有成效的。
3．媒介的多元性
媒介技术往往决定着所传播的讯息本身。如电视媒介传播了超出报刊、广播多得多的“讯息”；而网络媒介又传播了兼容所有媒介讯息的“讯息”。而在传播技术正得到革命性变更的今天，新媒介的诞生与传统媒介的新生，则共同打造出一个传播媒介多元化的新格局。这为“品牌传播”提供了机遇，也对媒介运用的多元化整合提出了新挑战。
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路牌、海报、车体、灯箱等，在现代社会的受众来说，依然魅力犹存；对它们的选择组合本身就具有多元性。而新媒体的诞生，则使品牌传播的媒介多元性更加突出。如企业自办的网站、刊播的网络广告，不仅在起着广告的功能，更在进行着内涵丰富的品牌传播。而由互联网所带来的新媒体的丰富性，至今人们尚未完全认识。如此，品牌传播在新旧媒介的选择中，就有了多元性的前提。
4．操作的系统性
在传播实务研究者的眼光中，“一个系统是一套相互作用的单元，它在一个现存的边界范围内通过对于来自环境的变革压力作出反应和调整而长时间发挥作用，从而获得和维持目标状态。在品牌传播中，其系统的构成主要为品牌的拥有者与品牌的受众，二者由特定的信息、特定的媒介、特定的传播方式、相应的传播效果(如受众对品牌产品的消费、对品牌的评价)、相应的传播反馈等信息互动之环节，而彼此成构。由于品牌传播追求的不仅是近期传播效果的最佳化，而且追求长远的品牌效应，因此品牌传播总是在品牌拥有者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中，遵循系统性原则进行操作。其基本程序为：审视品牌传播主体——了解并研究目标受众——进行品牌市场定位——确立品牌表征——附加品牌文化——确定品牌传播信息——选择并组合传播媒介——实施一体化传播——品牌传播效果测定与价值评估——品牌传播的控制与调整……。该程序构成了一个品牌传播的系统工程，并周而往复，使品牌不断增加活力，在系统性的传播与更新中走向强悍与长寿。品牌单个的广告、促销活动，如果没有一根统一的主线串起来，即使做得最好也只是一颗珍珠。只有将所有的传播行为都串起来，才能组成一条闪闪发亮的项链。这就是“项链定律”。我们为企业作诊断时，有时会发现一个企业，它的广告、促销、公关等行为没有一个统一的章法，好像不是一个企业做的，这样每一次宣传都变成了一种独立的行为，没有连续性，不能产生互动，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播的浪费。
有人说，品牌或者是“卖”出来的，或者是“炒”出来的，而事实上，无论品牌是以哪种形式产生的，都离不开传播沟通。品牌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品牌在消费者中的传播过程，也是消费者对某个品牌逐渐认知的过程，所谓品牌传播，就是指品牌制造者找到自己满足消费者的优势价值，用恰当的方式持续地与消费者交流，促进消费者的理解、认可、信任和体验，产生再次购买的愿望，不断维护对该品牌的好感的过程。可以说，无论是新品牌的诞生，还是老品牌的维护，都有赖于良好的传播沟通，没有传播沟通，就没有品牌。
6、新媒体如何更好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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