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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怎样在中国传播的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是由来华传教士首先选择翻译内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再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将其表达出来。

1899年4月，西方基督教会在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

该文系英国哲学家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所著的《社会进化》(Social Revolution)一书的前四章，文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流亡日本，作为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到马克思著作。

1902年10月他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了马克思。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其中以1904年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开始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成为中国最早专门介绍社会主义的文字，梁启超也因此成为在其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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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两个组成部分，即为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

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它主要是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创立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是什么？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什么重大影响

（1）特点：先进知识分子起了核心领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宣传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版主义是在与各权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中发展传播。
（2）影响：
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相互促进，大大启发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和爱国运动的开展。
②马克思主义传播，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促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和方向。
③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民主革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缔造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
⑤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3、马克思主义最早是在何时,何地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逐步传播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20世纪初期得到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民族经济有了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孕育着新的革命，为先进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歌颂俄国十月革命。

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自己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20年3月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上海率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上海、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使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开始有组织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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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一统天下的沉闷气息，让思想冲破牢笼，民族精神获得极大振奋。李大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写的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遗文都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就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者。

4、教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是怎样传播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与思想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郑重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拉开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序幕。认真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新华社）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从百年来的历史与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旗帜，引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鉴往知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理解为什么新时代要用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全国人民头脑，以及深入掌握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方法路径，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百年历史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是近代中国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伟大的胜利，对五四运动起了推动的作用。图中左为当时报上刊载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右为李大钊同志在1918年10月和1919年5月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新华社）

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相对零散、片面、不成体系，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思潮来介绍，并非信仰的传播，所以传播效果有限。十月革命之后，在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知识分子，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扎根。《新青年》《晨报》《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等大众媒体一马当先，成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办刊物、写著述、办夜校、开讲座、作演讲等多种途径和方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作为“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的杰出代表，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其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在西柏坡曾深情回忆李大钊，说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坚强的组织基础。就传播的不同阶段而言，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

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运用《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来解释中国革命的问题。在延安时期，为解决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认真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并将其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撰写《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著作，阐明党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思想路线。

1941年至1945年的党内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全党共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在全党范围内先后4次提倡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全党范围内也掀起学习经典著作的热潮。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和有力推动下，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也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广泛群众性的学习热潮，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面临着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并根据新阶段中国发展的新情况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并且用很多事例来说明其必要性。

20世纪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凭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精准理解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向全党全国人民振聋发聩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也进入了新时代。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在实践中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血液，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接力棒，回应实践呼唤与人民期盼，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我们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习近平总书记用百姓喜爱、通俗易懂的表达，精练地将其概括为“中国梦”，并形象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宣传等思想理论工作平台的作用，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这一重要论述，为推进思想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在新形势下，“四大平台”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抓手。在中央关于推进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的部署下，各地各相关部门不断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切实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功经验

坚持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突出特征就是经历由西方文化到东方文化的转场过程，这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时代课题息息相关。从早期传播来看，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学理或西方思潮引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只是以写文章的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且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的社会现状，还没有开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随着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中国爆发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而开始面向工农群众。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一方面是中国的社会条件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时代在进步，实践在推进，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时代之需，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不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什么是科学发展，怎样实现科学发展”“坚持和发展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时代课题，紧扣时代脉搏，推动科学的理论不断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深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

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来看，他们不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而且还拥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品质。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才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从其传播的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主要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是思想的播种者，主要表现为早期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通过创办报纸传播马克思主义，吸引大批青年开始加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另一种是思想的践行者，他们在信仰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发展与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终极真理也不能包治百病，其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体系。只有坚持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特点、时代特色，使之更易被群众所接受，更易被广泛传播。

坚持发挥人民主体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终注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毛泽东十分经典的论断。在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看到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发挥人民的力量。邓小平把造福人民群众作为改革的最高要求和目标, 始终将人民利益作为衡量改革政绩的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便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动体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都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导向。在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有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人民，坚持以发现和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为落脚点，才能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坚持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或载体，且每个时代都有富于时代特色的传播方式。从传播手段来看，在早期传播期间，传播途径主要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撰写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为了争取广大农村群众，便根据农村革命根

5、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他们给它加上“过激主义”等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并查封不少进步报刊，但这并未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之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够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问题。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社会阶级斗争才有这种学说的产生。他后来自己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它在其他一些团体内也进行过，在不少出版物上也有反映。许多进步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但赞同胡适或者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张、梁两人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他们抱着恐惧的心情，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错误的。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在中国，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的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他们还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以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名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既无法说明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如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又无法抹煞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事实。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只能败下阵去。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论争中也有弱点，如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他们不懂得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时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为反驳这种观点，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弊病，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国情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主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不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得到了解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还批驳了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具有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愿望。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适合他们的口味。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方面，在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们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论证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对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由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指出这种糊涂观点只能使他们在革命中走入歧途。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并着重驳斥他们的“绝对自由”的主张。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规模较大，除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进行外，还在一些社团和进步青年中展开。许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是有强烈的革命愿望的。他们的错误是在探索过程中的认识上的错误。经过这场论争，除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这场交锋，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

6、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在什么时候

1945 年4 月21 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3 年(鸦片战争后3 年), 但由1843 年到1917 年, 74 年之久, 影响主要限于欧洲, 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 开始在欧洲走路, 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 一般人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 ......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 什么马克思主义。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 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在我们国家, 从一般人“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 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形成传播高潮, 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 这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 但更为重要的则在于深藏于中国当时的社会和历史之中的各种客观因素。

首先, 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从根本上说, 是适应了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众所周知, 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一度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 直到义和团运动, 可以说是前仆后继的, 但都未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悲惨境地。1911 年,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 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建立了中华民国, 但却又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也没有受到削弱; 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连孙中山也曾沉痛地说:“ 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 人民困苦日甚一日。”从这个意义上说, 辛亥革命又是失败了。

辛亥革命失败后, 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灵丹妙药。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民国初年都尝试过, 结果却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 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旧的路走不通了, 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出路; 旧的思想武器不行了, 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

这种情形,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 即从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 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 共计70 多年中,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 抵不住, 宣告破产了。不得已, 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 组织过政党, 举行过革命, 以为可以外御列强, 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 软弱得很, 又是抵不住, 败下阵来, 宣告破产了”。当种种思想、学说、主义都显得无能为力之时, 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 研究它、宣传它, 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符合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迅速广泛传播的一个根本条件。

第二,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觉醒。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仍然是封建经济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那时, 民族资本主义虽有一定发展, 但还非常微弱, 与此相应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很微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内,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忙于战争, 无暇东顾, 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 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 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成长壮大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中国民族工业(包括官办) 计有工厂698 家, 产业工人只有60 余万人。到1919 年, 工厂增至1759 家, 产业工人增至200 余万人。此外, 当时还有1000 余万城市手工业雇佣劳动者和店员。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 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工人已经从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罢工这个武器, 并在斗争中开始意识到“ 共同反抗”的意义。在从1895 年至1913 年的18 年间, 中国工人进行的罢工斗争有70 余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据不完全统计, 1916 年罢工17 次, 1917 年21 次, 1918 年30 次, 即3 年间就有68 次。罢工斗争次数的增多, 说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如1916 年, 天津工人反对法帝国主义势力侵吞连接法租界的老西开地区的罢工斗争, 不但英勇顽强, 而且组织得好, 坚持了五六个月, 迫使法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完全侵占老西开的计划。尽管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从总体上看, 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这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 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

五四运动以后, 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 六· 三”以后, 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当时, 工人罢工虽然是自发的, 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以它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 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迫切需要寻找科学的精神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也就是说,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深厚的阶级土壤, 接受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内在的政治要求。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才能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 进而担负起革命领导阶级的时代使命。正是在这种势态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真正广泛的传播, 并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 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辛亥革命前,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 都曾努力宣传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 但是都没有对封建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彻底的批判。辛亥革命后, 军阀势力为维护自己的统治, 继续利用封建传统思想, 竭力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袁世凯颁布《祭孔告令》, 声称“ 孔孟之道, 亘古常新, 与天无极”, 是立国的根本, 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1915 年9 月,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创刊第1 卷名为《青年》杂志)。以此为标志, 逐渐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 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初期思想家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 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缺乏一次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提出了“ 破除迷信”的口号, 号召人们“ 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 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用“ 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的思想来取代陈腐朽败的思想, 以求得“ 思想的解放”。这时思想家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 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 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 往圣前贤”, 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虽然他们自身也有弱点和不足, 包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 但是他们的斗争毕竟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 从而为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并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有力地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 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学说竞起争鸣的形势下逐渐以它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爆发后, 随着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愈来愈大, 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事实上,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新文化运动便逐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正是在这一思想运动中,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逐步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四, 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辛亥革命失败后, 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重新探索中国出路的时候, 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1917 年11 月7 日(俄历10 月25 日),俄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 继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之后, 又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给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正如毛泽东所说:“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俄国十月革命前, 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 中国思想界中已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介绍到中国来。但那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 也没有为人民所重视。十月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俄国地大人多, 经济文化落后, 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 国情与中国有许多近似之处, 又是中国的近邻。因此, 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就不能不在中国产生强烈的反响, 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 推动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说:“1917 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 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年半, 中国即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后, 中国人民一方面看到的是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 包括1919 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损害; 另一方面看到的则是1919 年7 月和1920 年9 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两次发表宣言, 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放弃在华特权。这一鲜明的对比, 无疑更会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 接受马克思主义, 从而也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7、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的原因：

1、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运动需要科学理论。

2、新文化运动造设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3、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失败。

4、爱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积极努力。

5、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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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1、毛泽东思想及其精髓与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2、邓小平理论及其主题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本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 

4、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8、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哪些新变化，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很多的新变化。

9、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第一，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十月革命后最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是《新青年》，仅在1921年之前就发表了一百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研究”“劳动节纪念”“俄罗斯研究”等专号，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在北京，李大钊1918年就在北大组织过一个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

第三，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杨匏安1919年底发表的《马克斯主义》一文，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问世，这是华南地区最早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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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论争过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主义，诸如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即使同样都标榜“社会主义”，其中也存在着差异。

1919年到1923年，马克思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三次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人们的认识。

这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推求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10、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的传播对新青年和共产党的成立有什么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观点的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极其完整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总结，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的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当时的革命实践，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兼容并包，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就其内容，包含了三个组成部分，具体是：辩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大量的事实材料和严密的逻辑论证，阐明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的朕兆。相应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同时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组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进而又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剥削阶级，而且要竭尽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1847年，马克思参加“共产主义同盟”，并领导该同盟，受该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同恩格斯一起起草了同盟的纲领，这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宣言》总结了以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重要的思想，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述了他们的伟大学说，成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
马克思的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过渡到20世纪初。在它传入适值中国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在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益加剧，封建专制统治日趋腐败，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重，有理想抱负爱国的知识分子矻矻孜孜无不向西方寻求强国经验，努力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为中国解除封建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同时也接触到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潮，对资本主义采取某些批判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激荡，马克思主义很快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开来，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直到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斗争指导思想，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否定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接触或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事实，但也不能对此作充分的估计或过高的评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曾经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了一些政治营养，但由于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更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中国，并没有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的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7）历史事实证明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他充分认识到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对世界无产阶级事业满怀信心。他们开始抛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方案，热烈地向往社会主义的俄国，并迫切地期望以俄国为榜样来改造中国。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当然还有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把古老的中国推向现代的重要人物之一。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启蒙运动的领袖。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陈独秀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一个小户人家”，幼承庭训学习举业，18岁中秀才，第二年乡试落第，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立宪改良派，后因反清活动，被通缉东渡日本，在东京参加留日学生组织“励志会”，由“改良”转向“革命”，1902年回国在安庆组织爱国会，公开反对满清政府。1905年以后，转向拥护孙中山，服膺“三民主义”，并与安徽革命党人柏文蔚等秘密组织“岳王会”，进一步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安徽光复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6月到上海，9月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陈独秀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从此他由封建改良派，转为民主革命派。他是五四运动的挂帆人，经过运动波涛的激荡，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欲救中国必学苏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与李大钊携手“南陈北李”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是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称，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五四运动后到党的成立时，他基本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发起者，他是中共创始人，是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上，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到对中共、对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陈独秀有着别人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当时在全国人民和广大青年中，陈独秀是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陈独秀在当时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1936年6月他和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多次谈到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例如：《在长沙的日子》一节中谈到：新民学会“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们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8）在《革命的前奏》一节中指出：“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候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长沙着手组织联盟。”（9）在《国民革命时期》一节中还提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们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0）

《新青年》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艺作品、时事新闻四合一的综合性刊物。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份重要的刊物。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陈独秀是它的创办人和早期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下，这个刊物一开始就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主义和提倡科学的口号，旨在唤起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创刊一开始就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点燃了启蒙的火炬。从1915年创刊，几经变动，1926年最终停刊，存在十年以上，跨越了旧民主主义结尾直到新民主主义开端几个时期，充分反映了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对知识青年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新青年》开始。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一开始就提出和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主张中国需要“改弦更张”。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1）这里说的人权，就是民主。他反对封建等级制，认为人是应该平等的，“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12）他指出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落后于欧洲和近千年，已经一文不值，非常激愤地说：“吾宁忍过去国粹的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功于消灭也。”（13）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他与民主同样重要，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于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图作之风息焉。”（14）他呼唤“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于哉！”（15）翻开第一卷，几乎每一号的打头文章都是陈独秀的力作：《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1号）、《今日之教育方针》（2号）、《抵抗力》（3号）、《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4号）、《一九一六年》（5号）、《吾人最后之觉醒》（6号）。无不体现出主编陈独秀火热激情的激进思想风格和“改弦更张”思想倾向。从《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及以后几期的文章里，明显地表现了陈独秀当时的政治思想心态，他对法兰西文明为代表的近世文明潮流与方向的心仪与倾倒。至于代表这个所谓的“近世文明”的“特点”的只是三种学说，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这三种学说的创始者便都是法兰西人，“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陈独秀已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原理。他的理解和叙述从空想的到科学的发展，从法兰西革命时巴布夫（Babeuf）至圣西门（Saint-Simon）及博立叶（Fonrier）一直到德意志的拉萨尔（Iassalle）及马克思（Karl-Marx）大都切合其要义。他热情歌颂了“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的法兰西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把“自由、平等、博爱”看成是“近世界文明”的精华。他希求中国应仿效法、英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民主共和，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唯民主义的新国家。”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四卷1号起，改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胡适、沈尹默等轮流主编，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1918年7月1日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接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5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分析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的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并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他说：“由今以后，到所见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6）接着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又发表《新纪元》一文，他看到了当时弥漫欧洲的革命潮流，“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国式革命，二十世纪式革命”这个革命“是只能迎，不能拒的。”（17）同时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的随感录，他也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这些文章，开始把探索中国的出路同俄国式革命联系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标志着他们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带动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兴起，一时风起云涌，惊醒了正在寻求国家出路头脑清醒的中国先进分子们，使他们看到了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和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以及谋求国家繁荣昌盛的新出路。在十月革命战争影响下，马克思主义首先为少数先驱者们所接受，紧接五四运动的兴起，又大大地鼓舞和教育升温了革命群众的火热激情，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致当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造成声势，激发了学习和宣传的热潮。1919年5月，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同时又以《新青年》为载体，把他负责的《新青年》六卷5号（1919年5月）上，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载了顾兆熊（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凌霜（黄文山）的《马克思学说批评》；起明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上、下，下篇载于后期6号上）；克水的《巴枯宁传》。其中李大钊发表的长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完整、最系统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并指出：“他这三部分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8）由于《新青年》本是一个自由论坛，因此专号的文章并未一面倒地宣传和颂扬马克思，顾兆熊的文章便对唯物史观提出很有见地的批判。而且在专号的重要文章中还有《马克思学说批评》、《巴枯宁传》、《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等几篇文章里鼓吹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的。这些都反映了李大钊当时在思想理念上还不够成熟，这正如他自己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极其贫弱”、“知能浅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19）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宜苛求。并且他和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混淆误解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那时没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李大钊能揭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进行宣传，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十月革命影响，扩大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接触了更多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并积极参加五四群众运动和实际斗争，对布尔什维克在态度上表示深刻同情与虔诚服膺，对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残暴非常愤恨，这个时候陈独秀也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12月他在《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中写道：“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布尔什维克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去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边观的，恐怕正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先生们来扰乱世界。”（20）在他起草的《新青年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全力主义（这里显然是指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主张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21）“我承认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22）他还认为：资产阶级“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就多数人的幸福，简直是妄想，”“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同当年共和政治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的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23）这就是说他已经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必须发动广大群众，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武器，着手改造中国社会，象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废除资产阶级剥削，实行社会主义生产。他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学说，并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这时陈独秀的主导思想是虔诚心切信仰和宣传社会主义，已经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蜕变发展成社会主义广泛的传播者，已经从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观察中国社会问题到运用它开展工人运动着手改造中国社会。他还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指出要造成无产阶级“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24）已经从思想上考虑到为建立共产党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

五四运动兴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传播，并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也随着向前发展了，这个时候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认识与觉悟虽然比李大钊晚了一些，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涵实质的了解不单纯在学理上，而着重在于“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针对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在他一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认识与哲学立场立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在一个短的时间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经济史学的基本观点都通读理解了一遍，并且提纲挈领地理出头绪，很快就能运用它来解读中国的社会形势、经济生态与革命实际，并且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深处有其独到的感悟，理解相当透彻，掌握得心应手。此时他把革命眼光更多地转移到中国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上，开始注意“中国的劳动问题”、“中国产业世界的纯粹资本作用”和“各都会各商埠的财产工商阶级”的发达程度等等的问题。这时他把“五四”以来的“德先生”的政治内涵提升到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上，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明白地说：“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而且正大光明告“自命为智识阶级士大夫”：“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无产劳动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低下不当做人看待。”（25）陈独秀这种对“新兴无产劳动阶级”的关心与支持，《新青年》第七卷第6号推出“五一劳动节纪念号”，篇幅较平时增加一倍多，其中主要文章有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机房工界联合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这一期以大量篇幅刊载了全国各地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了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的初步成果。同时上海的《星期评论》、北京的《晨报》等名牌报刊也都积极配合，推出“五一专号”，一时劳工运动的声势轰轰烈烈。事实表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心态实际，已真正地与劳工相结合了。“纪念号”还全文刊登了苏俄政府的第一次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引得中国社会各界15个团体8家报刊的一片喝彩与赞赏。

1920年月，《新青年》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的机关刊物。八卷1号，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的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从这一号起《新青年》又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有关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材料，并发表了列宁某些著作和译文、列宁传略和列宁主要著作目录，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1921年7月，《新青年》在出完九卷之后，曾经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为季刊，并成为党的理论刊物。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人力不足，季刊不能按期出版仅出四期。1925年4月2日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五期。《新青年》季刊一直由瞿秋白主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陈独秀在十卷9期季刊上，先后发表具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理念的文章计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译）》、《科学与人观序》、《答张君励及梁任公》、《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放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等，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前后历经十年，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善始全终，光辉业绩，可谓伟矣！

《新青年》除通过期刊传播反帝反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息外，还于1920年以新青年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始介绍了马克思。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断。此后《共产党宣言》曾一次次被节译，刊载于中国报刊。这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实践性，其“根本解决”、彻底革命的主张为迷茫中的人们提供了一把解放被压迫阶级钥匙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如要了解共产主义，怎么能不读《共产党宣言》？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当时他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他读过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份量。曾想译此书，感到难度相当大，因为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国文学修养。邵力子得知此事后，便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1920年春，陈望道因“浙江一师风潮”被迫离开杭州来到上海，适《新青年》杂志回迁上海，作为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出版发行，应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担任了《新青年》编辑，他注重刊载介绍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的文章。由于邵力子的推荐，又着手翻译《共产党宣方》，根据《星期评论》提供的日文本和陈独秀取自北大图书馆的英文本，相互对照，开始了翻译工作，1920年8月译成出版在沪问世，在翻译过程中，亦经陈独秀、李汉俊审阅校订，这本震撼世界马恩著作经典引进中国，对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堤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是他青年时受影响最大的三本书之一，“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26）同时，陈望道还翻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劳动运动通论》、《劳工问题的由来》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启蒙的火炬——《新青年》照亮了中国大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广大先进分子和进步青年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昂扬勇进的气势，他们精神焕发，思想解放，以火热的激情，积极勇敢的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热烈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索，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歌颂劳工神圣，贴近生活与劳工为伍。并把这种学习同实际斗争联系起来，同反帝反封、改造社会的讨论相结合，探讨中国的出路，从中涌现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其中表现有作为的自当首推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诸多共和国的谛造者和革命征途中壮烈牺牲的诸英烈。由于心仪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影响，景仰马克思主义，接受传播洗礼的谔谔之士的光明磊落言行和对国家命动前途兴革气势，适足使后人传承而光大民族复兴之大业。
周恩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声浪中，也积极乘热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天津，在母校南开学校主持《学联报》，旗帜鲜明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号召青年和各界人民再接再厉地向旧势力作无畏的斗争。9月他又同邓颖超、郭隆真等20个青年组织成立觉悟社，出版《觉悟》不定期刊，由周恩来主编，领导爱国反帝的群众斗争。当时天津《益世报》赞扬“男女学生组织学生会，是天津男女解放的起点。”北京《晨报》也曾报导，觉悟社是由“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是“天津的小明星。”1921年1月，他因进行爱国运动被捕，在狱中还向难友讲述马克思学说，包括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总论同阶级斗争史，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及马克思传等。1922年他曾发表论文研究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认为“共产主义与世界上已成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在中国也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出路。他毅然宣布：“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决心为在中国“共产花开”，“赤色的旗儿飞扬”而“耕耘”、“播种”，奋斗终生。

欣喜这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充分认识到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满怀信心，他们开始抛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热烈地向往社会主义的俄国，并迫切地期望以俄国人为榜样，来改造中国。曾经多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老同盟会员朱德、林柏渠、董必武、吴玉章等在旧民主义革命失败之后，经过苦闷、徘徊和探索，努力寻找新的救国出路。受俄国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通过不同的途径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开始新的革命斗争，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学的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正是这一代青年，在1919年与他们的导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起，团结了其他广大青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又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近代化，开始向现代化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