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府怎样通过新媒体建立政府形象
注意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大众传媒系统是社会生活中信息沟通的主要渠道，对开展政府公共关系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机构要实施政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法令、计划、方案等，需要借助大众传媒这一重要渠道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服和教育，并将民众的反应、意见、和建议及时地反馈回来；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促进政府机构工作效率的提高和办事程序的透明化。所以，政府机构应注意改善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充分发挥传媒的沟通桥梁作用。
2、如何运用新媒体进行反腐倡廉建设
一、网络新媒体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独特作用
1．有效扩大了反腐倡廉工作的监督渠道。网络等新媒体的特质使得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这种彰显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群众参与广泛。网络新媒体极强的开放性，突破了制度门槛和社会阶级地位的局限，为广大普通民众监督政府开辟了一条可行的通道，使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参与到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之中来，同时其较强的隐蔽性，客观上也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形成全民参与的强大的监督网络。二是信息反馈迅捷。网络新媒体快捷的信息流通方式使舆论监督更加方便、快捷，一方面它能将未经人为筛选、加工的原始舆情信息和草根群众的真实意愿和看法呈现于政府面前，实现民意直达，另一方面它又能在短时间内使某一事件获得极高的关注度，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督促有关部门尽快核查腐败线索。三是信息高度透明。在以往的舆情信息处理过程中，由于信息流转的相对封闭、信息的不对称和不透明，群众的监督无法持续深入和全程参与，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可能，而网络新媒体信息的互动共享和高度透明的特质，使群众与政府的信息流转实现实时双向沟通，最大限度地确保了舆情处理的透明度。
2．有效拓展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宣教平台。一方面网络新媒体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更为丰富的宣教手段和资源。网络新媒体集文字、声音和图像于一体的信息表现形式和丰富的共享资源，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宣传手段和廉政教育资源，使我们反腐倡廉的宣传功能更加的多样化，进一步增强了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辐射力、吸引力、感染力，极大地拓展了反腐倡廉舆论引导工作的空间，扩大了舆论宣传的覆盖面。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为政府把握反腐倡廉舆论引导的主导权提供了便利条件。网络新媒体使反腐倡廉从党政内部走向群众深处，使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受众人数从有限走向无限。这对于党委政府把握新时期舆论导向，掌握反腐倡廉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各级政府只要深度把握住网络新媒体的特性，充分发挥好网络舆论的积极社会效应，就能始终掌握网络反腐舆论引导的主导权，把反腐倡廉工作引向深入发展。
二、当前基层部门新媒体利用的现状与问题
1．缺乏新媒体利用的主动性。当前基层部门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利用新媒体仍停留在被动阶段，缺乏利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新媒体利用形式来看，落后于新媒体形式发展的步伐。当前基层部门在新媒体的利用上，仍主要以依附于当地政府公共网站的部门网站为主。前几年开始流行的微博也成为部分基层政府部门采用的主要形式。QQ等即时通讯工具也是部分部门采用的主要形式，但大多是内部交流使用，对外公开的很少。而像微信这类发展迅猛的、国内屈指可数的互联网服务交流平台则利用的相当少。以南通市通州区为例， 笔者通过微信添加朋友功能搜索到的南通市通州区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号仅有南通交巡警、通州区妇联、通州法苑、通州团区委、通州微督察（公安）等极少的部门。从新媒体信息传达内容来看，部门网站、微博等载体大多以单向性信息为目前的主要发布内容，都是一些日常的工作新闻信息，新媒体成为基层部门日常工作汇报的大杂烩，而与网民缺乏互动性，对网民留言、评论或者问题反映等反应迟钝、跟进缓慢或是不予表态，丧失了舆情处置先机。
2．缺乏舆情信息研判的敏锐性。当前基层部门对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严重不足，从而影响了对舆情的处置。一方面，在维稳的大环境下，对网络舆情信息往往采取防、堵的手段，以地毯式、关键词搜索的方式，每日在各大主要论坛搜索有关本部门的信息，对于网络上发布的不利于本部门的举报等信息，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采取防、堵的公关手段，使相关帖子沉帖或者直接删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舆情传播范围。另一方面，网络舆情真假难辨，不乏一些谣言和不满情绪的宣泄，混淆视听。而基层部门在舆情信息真伪的甄别方面明显能力不足，在辨别信息方面往往花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却不能及时对信息及其事态的发展做出判断，从而延误了对不实信息的视听纠正和正面引导。
3．缺乏政府统一的网络监督公共平台。当前基层政府网络监督公共平台的建设依然滞后，除了隐藏在基层政府网站中的市长信箱、在线咨询等监督频道外，大多基层政府还尚未建设网络监督公共平台。大多数本地有影响的民间论坛充当了临时政府网络监督公共平台的角色，例如南通本地的网络论坛濠滨论坛，其子版块“关注南通”上每天都充斥着繁多的各种舆情，其中不乏对政府部门或党员干部不良行为的举报和申投诉。
三、对策与建议
1．强化宣传教育，引导新媒体反腐倡廉工作规范化发展。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对网络新媒体反腐倡廉工作的广泛宣传，引起广大群众对网络反腐倡廉更多更高的关注度，增进群众对网络反腐倡廉的认识，呼吁更多的群众加入到网络监督的大军，充分调动他们参与网络反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壮大网络监督力量；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对网民的教育，加大党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广大网民的思想素质和网络道德意识，规范网民或网络媒体的网络言行，从而尽可能地减少网络不实信息的传播，减轻网络新媒体的“副作用”。
2．加快平台建设，引导新媒体反腐倡廉渠道多样化发展。采取多种途径加快新媒体反腐倡廉工作平台建设，丰富新媒体监督手段，拓展新媒体监督渠道。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强与本地知名论坛的沟通交流，借助网站论坛管理团队的专业技术力量，在信息监控、收集、研判、反馈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确保舆情信息能得到及时地发现、处置和反馈；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与时俱进，加快对网络交流新形式的学习、吸收、利用，积极把QQ、微博、微信等流行度高、使用面广的社交软件纳入到反腐倡廉工作方式体系中，借助微信等新媒体形式的流行度，拓展网络反腐倡廉监督渠道和监督覆盖面。同时，基层政府要盘活现有资源，充分利用好 “市长信箱”、“在线咨询”等既有的政府网站监督频道，使这些监督频道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有条件的基层政府也可以尝试网络反腐倡廉公共平台的建设，例如建立专门的反腐倡廉网站等，形成以政府专业网站和栏目频道为主、以各大主流论坛、微信等网络社交群为辅的新媒体反腐倡廉工作平台体系。
3．完善机制建设，引导新媒体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化发展。要认真分析研究目前制约网络反腐倡廉工作的因素，完善网络监督举报法规制度建设，加快研究制定网络监督举报受理机制、线索运用和综合反馈机制、实名举报保密保护机制，使网络反腐倡廉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通过制度的完善，真正畅通网络监督渠道，提高舆情处置的效率，减少舆情堵塞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同时，通过完善制度，为汹涌的民间网络反腐浪潮提供一个制度化出口，对民间网络舆情进行有效的疏导，防止其走向盲目。
4．改进内容建设，引导新媒体反腐倡廉工作亲民化发展。一是政府部门面对群众的网络信息发布，要改变以往格式化的写作方式、官方化的叙述语言和去民化的内容选择，采用活泼多变的宣传手法，运用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亲和语言，选择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信息，彻底摒弃官媒过重的教化色彩，注重内容的实用性，以吸引广大群众的关注，例如多发布当前群众关心的注册登记制度改革信息、消费维权案例等。二是要重视与群众的互动，积极回应网民诉求，对于网民提出的问题或者质疑，要及时予以澄清、查证并反馈，防止因处置滞后而导致的网民负面情绪的堆积，导致不和谐的事件的发生。要随时关注群众关注的话题，积极参与群众的话题讨论，树立亲民的网络政府形象。
5．注重队伍建设，引导新媒体反腐倡廉工作专业化发展。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要配备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作风扎实的网络反腐倡廉管理队伍，专业负责网络反腐倡廉新媒体技术的研发与维护，负责信息的发布与更新、负责舆情的反馈与总结、负责重要情况的报告。要定期对管理队伍进行有关法律法规、信息发布、舆情处理等方面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管理队伍舆情搜集和处置的能力。
3、在政府,企业,媒体,自媒体中,新媒体产业谁做得最好？
自媒体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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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提高政府公务员新媒体时代网上舆论引导与处置能力
目前的形势：
一是在当前媒介高度发达的社会下，群众与媒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群众在遇到难事、急事时从以前的自行解决变得善于借助媒体的手段解决。主动的找媒体进行爆料、追踪、报道。
二是媒体在接受到有价值的新闻后，也非常乐于对事件进行报道，连续、追踪，善于在文章的标题上，新闻的内容上做文章，吸引阅读者的眼球。
三是媒体很善于转述当事人的观点，对于所见到的、所听到的、所感受到的，包括被采访者的态度和语气，表情全写进报道中。
在处置策略上的方法：
一是危机事件发生后，躲、堵、避、藏都不是解决危机事件的办法，需要当事人迅速、主动的接待媒体、应对媒体，在报道中当事人的躲成为了媒体更加乐于报道新闻的价值。
二是危机事件发生时，尽管当事人已被事件影响的焦头烂额，心里憋满怨气，但面对记者时更应该沉着冷静，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正如被称为国家黄埔一期的新闻发言人，现任教育部教育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曾说过“对待媒体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的一样。要防范媒体将自己的话报道出去成为炒作舆论的焦点。
三是舆论已形成焦点时，不做无谓的质问，解释工作。先道歉，表错误，愿接受监督，用积极诚恳的态度盼求矛盾的化解。
解决问题上的策略：
一是媒体是把双刃剑，特别是备受群众喜爱的大众网络、媒体，在群众心目中的影响力极大，权威、权利不可忽视，它有着设置议程、引导舆论走向的功能、条件，在舆论未形成前每个人只有主动配合采访，说清事实，才能化解矛盾。
二是媒体为群众诉求进行采访，为的是向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任何表现的不友善都可能被记者报道。
三是遇到记者采访切忌欲盖弥彰，转移话题.最好的方式与媒体合作，就事论事，解决问题。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5、问下政府教育部门怎么做微信新媒体建设？
您好，可以找政能量cms，政能量是斯安科技针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等政务单位提供的新媒体解决方案，是政府移动信息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求采纳
6、新媒体中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什么意思
因工作需要，从社会选聘了有网站工作经历的人员，开展网站开发和广电微博微信应用工作。为了新媒体业务工作的正常推进和有序衔接，对现聘的5名新媒体网站人员，拟通过考核直接纳入新媒体中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人员纳入人事编制管理。由人才人事公共服务机构与被派遣的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合同期限根据岗位任务确定为1—3年。在合同期内，人才人事公共服务机构要按照国家规定，为被派遣的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人员办理社会保险，办理工资发放、工龄计算、调整档案工资、参加社会化职称评审、资格考试等手续。
7、领导干部如何进行新媒体沟通
领导干部如何进行新媒体沟通：
一、媒体是政府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桥梁。政府的态度和行为都必须通过媒体才能让观众知晓，而公众在危机面前也往往更容易信任和依赖媒体。只有保障政府领导部门的知情权，才能保障危机事件得到及时有力的掌控；只有保障群众的知情权才能避免谣言的产生和恐慌的扩散，帮助民众积极配合政府采取措施，更快更好地减小危机带来的损害。因此，媒体在危机处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要进行有效沟通，政府掌握应对媒体的策略尤为重要。
首先，要善待媒体。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起码的媒体意识，在危机公关的过程中，充分肯定媒体的作用和功能，坚持媒体无大小的原则。开展新闻活动时，原则上应对有意报道的所有媒体开放，不能因为媒体的影响力大小或规模大小而区别对待，要遵循媒体无小事的理念，
不要因为是小媒体、小记者或小问题而放松警惕，而要客观地从新闻价值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及时采取措施。同时，在与媒体打交道时，也要摈弃行政逻辑，对各种媒体都不轻视、
不小视，真诚面对各类媒体，切实尊重媒体的监督权和话语权。其次，要善用媒体。各级领导干部都应遵从和把握新闻传播规律，充分利用媒体为我所用。政府部门在进行危机公关时，要努力做到牵着媒体走。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必须学会运用各种媒体，及时发布信息，发布有利信息，占领传播高地。让广大公众能在第一时间内了解事件发展的最新动态，从而获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学会妥善应对媒体失实新闻。当出现媒体负面报道后，政府危机公关人员应立即采取行动，向发表文章的记者说明真实的情况，指出哪些报道与事实不符，向他们提出哪些需要更正。要与媒介进行深入的沟通，通过对问题的深入分析，
提出解决的办法，让新闻媒介对错误的报道予以澄清，将正确的消息报道给公众，把事实真相解释清楚。最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网络的兴起和盛行，政府还应积极推广电子政务，完善网络公关。如今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电子政务的建设和发展，纷纷设立自己的门户网站来发布政务信息以及接受民众的反馈。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可以根据网络媒介的特性，充分利用电子政府这一平台，开展网络公关，进行危机管理。
二、激发并尊重公众的主体意识
在危机时刻，人人都是主人翁。更何况，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公众要求参与的呼声也日渐强烈。在危机时刻，作为利益受损的直接相关者，公众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无疑有着强烈的知情欲望和参与热情，因此，政府部门一方面除了要主动与公众进行沟通之外，另一方面还要努力激发并尊重公众的主体意识，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借助公众的支持和力量共渡难关。这就要求政府应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并宣传危机和公关意识，使人人都能正确地面对危机并掌握一定的应对技巧，这才是危机公关的最高境界。
总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不断深入，危机事件肯定会越来越多，而且会越来越复杂。如何应对危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必将成为政府部门未来管理的难题。因此，
政府应积极开展有效的危机公关，确保危机时期政府、公众与媒体之间沟通的无障碍，从而促进危机事件的顺利解决，实现社会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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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媒体时代企业的公共关系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引入我国以来，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舆论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从2003年的“网络舆论年”、2006年的“网络暴力”到2008年的“网络监督”，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舆论超强磁场。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关注的议题正在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新媒体舆论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钟瑛、余秀才对1998—2009年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48%的网络舆论事件由传统媒体率先报道，33%源于网络媒体，4%源自手机，15%各类媒体同时报道 ；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发生的频率呈波浪式不断上扬的态势（个别年份除外）；涉及的阶层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首当其冲，约占整体的30% ；涉及的事件类型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约占整个案例的39% ；从各类媒体对事件发展的影响看，网络媒体主导事件发展的案例有80起，占50%，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14起，占9%，多种媒体共同起作用的66起，占41%。 ［2］这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表明：新媒体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负面舆论的主要载体，新媒体舆论指涉的重点是政府机关及其行政行为，新媒体成为推动事件解决的主要舆论力量。
新媒体舆论的空前活跃，不仅影响着虚拟社会，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搭建了便捷通畅的平台和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利于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权力运行置于“无处不在的眼睛”的监督之下，“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有利于群众畅所欲言，渲泄情绪，抒解怨气，及时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社会压力，发挥“排气阀”和“预警器”作用，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有利于政府吸纳自下而上的推力，弥补现行公共管理体制的不足，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形成推动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利于政府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宣传大政方针，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体引发的舆论的空前活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非理性和情绪性舆论的弥漫，各种虚假信息、网络暴力、攻击漫骂、谣言充塞网络，政府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挑战。
挑战之一 ：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放言 ：“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了。”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2009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广东韶关发生的“6•26”社会治安事件，借助网络和手机进行炒作，制造了乌鲁木齐“7•5”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又竭力污蔑我打击暴力犯罪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煽动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仇视，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为他们的分裂活动大造舆论。近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侵犯言论自由为名攻击我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正常管理，却无视自身对网络不断强化的管理和控制。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挑战之二 ：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社新媒体时代政府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会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据统计，网上有关监督类舆论85%是针对政府、公务员的略带“攻击性”的负面舆论。一旦政府及官员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一些网络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微博开房案”等原本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但经过“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径事件被夸大和泛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挑战之三 ：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互联网的发展已步入Web2.0时代。相对传统媒体将信息以垂直方式传输给予目标受众，Web2.0应用程序则旨在“水平”地传输信息，即从原来的“点对面”变为“多点对多点”。Web2.0 时代是“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网络社区等平台发布信息，为舆论设置议题。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3］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挑战之四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在这些网络事件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批“网络水军”，他们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经常别出心裁地策划、“制造”轰动话题，或者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挖掘”、“推波助澜”，推动事件不断发酵、放大，直到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其危害性尤为严重。
挑战之五 ：干部素质同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网络恐惧”心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许多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同程度的存在“网络恐惧”心理。人民论坛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官员缺乏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一些干部的不当处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体、特别是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体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