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媒体环境对于华为企业cis的影响
CIS简称CI，全称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译称企业识别系统，意译为“企业形象统一战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国IBM公司首开先河，采用这一差异化战略取胜市场开始，半个世纪以来CIS风靡世界，被欧美、日韩等国际企业所普遍采用，成为创立国际名牌的现代经营策略，国际行家们称为“赢的策略”，“长期开拓市场的利器”。
CIS八十年代传入我国，由广东太阳神集团有限公司率先导入CIS为起点，十几年来，已在国内为广大企业所接受并成为发展潮流，涌现出海尔、长虹、康佳、格力、科龙、健力宝等众多国内著名品牌，成为振兴民族经济的杰出代表。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竞争国际化趋势呈现，我国加入WTO之后，企业品牌意识高涨，纷纷借助CIS这一战略武器规划企业发展，强化品牌战略，提高市场竞争力。
CIS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成为企业创立品牌，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按照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CIS的理解不同与结构差异，有“欧美型CI”、“日本型CI”之分。“中国型CI”则正在探索与形成之中。中国的企业家们在探索有自身特色的“中国CIS之路”中，亦将为“中国型CI”的形成与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新媒体环境下，都要不断的创新，做自媒体，自己制造新闻，做用户需要的内容，被用户说接受，让用户来买单
2、怎样应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应对处置
1.做好舆情监测，建立完善的应急制度
受互联网特性的影响，企业舆情危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为避免危机爆发时企业处于被动地位，所以舆情管控工作的第一要务是做好舆情监测，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制度。通过借助一些第三方舆情监测软件，可为企业舆情提供全天候不间断的全网监测服务，及时发现负面苗头及时通知相关人员处置，有效避免危机来临时的自乱阵脚，错失危机处置良机。
2.利用新媒体，发挥媒介宣传作用
面对舆情危机，一些企业仍不能主动、及时、权威地发布新闻，引导媒体传播有利于企业的信息，而是用对付传统媒体的方式来进行新媒体时代的舆情事件处理其实并不能够发挥企业媒体资源的作用。在这里建议企业方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发挥其强大的舆论宣传力，及时发布真实权威信息，引导舆论的正确走向。
3.建立快速反应的舆情应对机制
企业在舆情危机发生后，如果过了黄金24小时后才回复，时效性太差，这个时效在舆情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负面舆情产生，就很容易扩散到全网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因此，建议企业可以利用专业的舆情监测软件，通过设置一些与行业、领域、产品、领导人等标签相关的关键词，进行实时全网监测，但凡出现了一丝丝的危机苗头快速发布处理进展，及时回复大众的问题，做好问题的解释工作。
4.加强自身管理和监督，完善善后工作
很多企业错误地认为舆情事件结束后，舆情应对工作就完成了，其实不然。例如，此前发生的顺丰快递员私拆包裹事件，顺丰虽在前期的应对处理中通过“绝不姑息、纵容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和企业行为准则的不当行为”的表态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舆论危机，但是事后仅对快递员作出调离岗位处理，不符合部分网友的预想，使得回落的舆情再次升温，掀起新一轮舆论风向。
因此，企业一定要多在自身管理和监督，以及事后形象恢复上多花时间，完善善后工作。比如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举措是否有严格执行、有没有对相关部门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健全相关机制建设、是否有参与一些社会公益或者赞助活动恢复企业形象等等，来自识微科技商情知识栏目。
3、新媒体环境下舆论有哪些新特点 该怎么解决
在网络舆论发展的初期，互联网上的各种言论载体主要的运行模式是引用、转载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报道，并对其进行补充式的传播和讨论。但是，随着近年来网络言论载体和网民数量的增多，这种格局早已有所改变，网络舆论已经通过与传统媒体的深入互动，越来越明显地推动事件的发展。而在多数热点事件的发展演变中，互联网舆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网络舆论“倒灌”传统媒体的现象也逐渐增多。网络舆论中的“爆料”往往能引发传统媒体的积极呼应，引发大范围舆论议论，如果不能Shi.yong小蚂蚁编辑器高效的去编辑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会发展成失控的局面
4、怎么理解新媒体的出现形成了新的交流环境？
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包括交流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5、新媒体对以下哪些方面会造成负面影响?( ) A.语言环境B.人际交往C.阅读习惯D.
论新媒体在哪些方面会造成负面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大小来分的话，前4个影响方面是语言环境、人际交往、阅读习惯、工作习惯，这四个方面影响较大，这些影响其实都是具有“双面性”，既是利也是弊。
首先在语言环境方面，人在新媒体的影响下，表达表述更加轻松不受约束，自主性更强，同时这也是弊端，由此产生了许多无知无畏的键盘侠。再者是人际交往层面，人与人的交往从线下到了线上，从现实到了虚拟，新媒体的迅速传播，是人与人的认识速度更快了，也因此产生了众多网红，一些负面人物的影响也扩大化。
阅读习惯方面，则是我们能够通过多个渠道去获取我们想要的有效的信息，信息的传递速度快，但是这也会带来一定性的懒惰，很轻松地就能获取，无需通过思考和学习。同时，现在人们在新媒体上每天快速浏览一条又一条信息，已经完成丢失了以前心静平和的阅读习惯，造成现在的人们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工作习惯方面，便是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模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工作质量和规律。
6、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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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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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
7、如何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把握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建设
当今时代，网络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媒体相比较，网络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和社会心理。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开放性强、交互性好、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等一系列优势，其舆论形成具有自发性、快捷性、多元性、长留性等特征。也因为网络的开放性、网民身份的隐匿性以及受部分网民社会经验、自身素养等因素的影响，网络舆论往往又呈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甚至会以偏激和非理性的谩骂与攻击来表达观点。因此，正确分析和引导网上舆论，显得十分重要。
网上舆论引导重要而紧迫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是准确汇集民情民意的需要。准确汇集和分析民情民意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民意反映的集约性、普遍性、可视性在网络舆论得到最为显明的反应。与传统媒体舆论相比，网络舆论在真实、直接、及时反映民意方面更具有代表性。各大网站的留言板、BBS论坛，成为表达民意、体现观点、形成网络舆论的重要场所。网民的留言被放大成一种观点后，经过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交互影响，就会形成舆论。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网民素质参差不齐，难免会出现起哄、攻击等宣泄型、情绪型舆论。如果不能对这些偏激的舆论加以正确引导，势必造成“网民的声音一大片，群众的声音听不见”的混乱嘈杂局面，严重扰乱党和政府掌握民情、了解民意的视线。因此，要使互联网真正成为引导和洞察社会舆论的重要窗口，就必须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是人民行使监督权力的需要。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网络舆论这样明显。网络舆论在形成以后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力施加于决策者。特别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与民休戚相关的决策上，网民关注的越多，越容易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压力。与此同时，由于广大网民的关注，也使得解决问题的各项流程更加透明化。但由于网络上传播者身分的匿名性及隐藏性的特点，会导致一些不良言论出现，混淆视听，削弱正确舆论的导向。因此，我们有必要维护网络舆论的正确声音，使之发挥正确引导民众的积极作用。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是提高互联网服务经济社会水平的需要。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是新闻媒体的作用集中表现。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自然也不例外。互联网发展十几年以来，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网络这种新媒体的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些网站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过多的关注社会的阴暗面，导致负面报道层出不穷，正面报道形不成声势，严重脱离中心工作，给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为此，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的作用，就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坚持顾全大局、服务中心、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方针，积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氛围、凝聚人心、汇集人气。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需要。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更加有效的媒介，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互联网上各种文化类型、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准则道德规范都可以找到立足之地。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还利用网络散布谣言、传播反动言论，甚至雇佣网络写手对一些“热点”进行炒作，欺骗网民，误导舆论。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在互联网上旗帜鲜明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网络舆论成为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主阵地。
要把握好网络舆论的特征和形成机制
当前，社会舆论环境复杂多变，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频频，加剧了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镇定与恐慌、理性与冲动、事实与谣言、积极态度与消极言论同时出现，各种思想认识相互交织，无论是以及时丰富的新闻信息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还是以准确有效的舆论引导社会公众，都需要我们第一时间掌握社会舆论的趋势和特点。
来自互联网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网络舆论关注的公共事务素材，一方面是来自传统媒体如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的报道，另一方面来自网络原创，尤其是BBS上网友自行发布的新闻和传言。如果传统媒体的报道被门户网站转载，或网上传言得到传统媒体的证实，或网上观点得到传统媒体的声援，那么这种网上网下的交互作用，会促使舆情汹涌，形成强大的舆论声浪，对当事人特别是负有社会管理责任的公权力形成压力。
互联网成为反映社会心理和表达公众诉求的重要渠道。从今年网上舆情来看，社会敏感问题成为网络舆论焦点，经济民生类、政府管理、立法司法备受网络关注。环境问题、腐败问题、司法不公等事件极易激发网民的非理性情绪，甚至一些偶然的事件也会引发不良情绪，应该加以警惕。
警惕“网络暴力”现象。据统计，我国网民中，30岁及以下的超过了70%。这个年龄段的大部分人都心怀正义、充满激情、好奇心强，强烈期待融入社会，热切希望表达自我，并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性。但是这一年龄段的人涉世未深，很难摆脱冲动与激情，容易在群体的兴奋中忘记理性地制约自己，习惯于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惩罚他们认定的“坏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在“善良动机”下所导致的行为后果作出全面客观的估计。在网上讨论某一事件时，会出现极端、辱骂、非理性的声音，在有的引起网民反感的事件中，一些网民自以为怀着正义之心，对当事人实施“网络暴力”，包括公布当事人隐私、电话骚扰、现场骚扰等需警惕。
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对于热点社会事务、公共话题，非专业人士积极发言，与大众分享他们的智慧、学识和价值观。这些民间身分的观察家对公众的影响力较大。特别是网上一些较权威的论坛和知名个人博客，以及一些资深网友，扮演了传播学上的“意见领袖”角色。在一些复杂的现实问题的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影响网友的价值判断。有时“意见领袖”的意见并不完全客观正确，却能引导整个网络舆论的走向，导致了网络舆论的偏向性。因此，需要找到恰当的方式，与“意见领袖”进行沟通，让互联网中的“意见领袖”与我们合作，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和纽带。
积极探索引导网上舆论的机制和措施
把传统媒体网站、政府新闻网站等主流媒体网站作为发展的战略重点，形成网络舆论引导的合力。由于我们的主要新闻媒体在社会和公众中有较高的媒介公信力，当人们在网上要获得新闻信息时，总是把传统媒体网站、有影响力的新闻网站和重要的门户网站作为主要甚至是首要的选择。因此，主流媒体既是维护公民知情权的重要社会力量，发挥着信息传播主渠道的作用，同时也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排头兵。因此，要建设一批政府管得住、网民信得过的主流媒体网站，以较大规模和影响力在网络舆论中做好引导。在政策、资金上给予支持，为他们提供新闻发布上的优先权，促进有影响的网站与传统媒体的合作，以增强信息互通，形成舆论联动，确保网络舆论引导的合力。
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确保各类信息及时公开，从源头上堵住网络流言和虚假信息的泛滥。提高政府部门行政决策的透明度，确保各类信息及时、客观、全面的发布，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满足公众知情权，贯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以往的新闻传播实践告诉我们，当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如果政府能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及时发布信息，就能安抚公众情绪、保持社会稳定。对于那些影响面大且具有持续性的事件，要注意形成信息传递的波次效应，在及时满足网民知情欲的同时，逐渐降低人们的关注度。反之，由于网络传播本身的放大作用，信息的混乱、错误、拖延，会使谣言大行其道。在网络传播的时代，在播客、博客、个人新闻盛行的时代，在传统大众媒体不是信息惟一来源的时代，更要避免因对正常信息的过度控制而导致信息短缺，而使那些虚假信息通过网络得以广泛传播。只有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才能确保包括网络舆论在内的社会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加快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培养，借助专业网络评论员的力量，帮助网民从舆论客体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化。借助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以及网络当中部分民间观察家的力量，培养网上的“意见领袖”，不仅可以起到媒介信息中介和过滤环节的作用，还可以为网民提供科学理性的观点和建议，也可以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和纽带，以强化主流言论，孤立非主流言论，对网络舆论的最后形成起着主导性作用。
建立分工协作、专兼职结合的网络评论员队伍，理顺体制机制，增加投入，扩大网上影响。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网络评论员队伍是做好网上舆论引导工作的关键，要着手建立起专职、兼职和覆盖全省各地、各部门的不同层次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培育起一支高素质的网络写手，由专兼职网评员平时负责与其联系和交流，以应对必要时舆论引导的特殊需要。要理顺工作机制，把新闻发言人与网络评论员两只队伍结合起来，扩大发展网络评论员队伍的外延。
8、新媒体环境下，纪录片的创作哪些方面发生了改变
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对推动人类传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挑战。网络媒体的普及使传播环境发生了裂变，一些适用于传统媒体的理论在网络时代依然适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本文探讨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拟态环境”是指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关于世界的看法，与现实相比，这种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①这种“拟态环境”是由媒体设置而形成的。他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对这个“拟态环境”的反应，而并非对真实环境的反应，我们只能看见媒体所反映的现实，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发端。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说，他们的研究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为传播效果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随后，有众多传播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郭庆光在其《传播学教程》中对议程设置理论这样表述：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②如今，在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网络中多元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权的泛化，使受众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使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被打破，新的传播模式中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改变。
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随着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展开，“议程设置功能”的有关概念也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议程设置理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变化或得到了修正。
受众的地位改变，议题设置主体发生变化
传统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总是被动地接收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无法同媒体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他们只能在媒体为之设置的议题中挑选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释放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主动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挑选新闻信息，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互联网因其网络分布式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的控制权，能实现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双向交流，公众和媒体成为议程设置的共同主体。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体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次，议程设置主体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议程设置主体间呈现互动交叉性。③这就是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二重议程设置”现象，即在传统的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之外又出现了 “网民议程设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数”不仅不再沉默，而且积极参与到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来。
2.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出现，个人议题更易转化为公共议题
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议题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设置形成的。公众议题形成的过程或方式也变得很简单，那就是“互动”，公众在互动中选择哪些事情或议题是重要的。网络时代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是对“议程设置”理论内涵的补充和延伸。如果公众自我设置议程引发社会普遍关注，那么这一议程就会进入传统媒体的议程范围，在网络传播中，某一网民自我设置议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网民关注，也就会很快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④传统媒体关注后又会很快转化为公共议题。总之，个人议题更加容易转化为公共议题，网民成为许多议题的第一设置者，经过网民的激烈讨论互动以及各大媒体的转载和重新设计，最后上升为人人皆知的热门议题。
3.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弱化，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
网络媒体改变了网民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实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不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闻的影响力，也会弱化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些议题可能是传统媒体比较关注的问题，但如果网络媒体不予重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就会弱化。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根据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时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听到的情况。网络媒体的快捷性等优势，使它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随时随地发布消息。比如，在温州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发生后，等自媒体就同步直播事件的进展，在第一时间为公众设置议题。因此，新闻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能力。
4.媒体间的议程设置进一步发展
议程设置不仅存在于媒体与公众、媒体与之间，同时，不同的媒体之间也存在着议程设置。在网络媒体出现以前，传统媒体一直是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并且引导着公共舆论。然而，由于互联网的低门槛、信息发布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强等特点，每一位网民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者。一旦网民设置的议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该议题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就会大大提升，很快传统媒体就会将这一网络议题引用过来，进行深入讨论。凡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都存在着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积极互动的现象。比如在2012年的宁波PX事件中，由于网民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以及意见领袖在上的助力，使该议题在网络上被迅速扩散和传播，随后传统媒体相继跟进报道，最终促成了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媒体的报道也会对一些小媒体的报道产生影响，比如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侧重于报道哪些方面的新闻，各省、市媒体就会以此为导向来组织相关新闻报道。
结 语
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也因此为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媒体的出现也促使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变化。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没有终结，但的确在弱化，而社会生活并未因此就失去了议程的设置，各种议题仍然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播着。正如麦库姆斯所言：“不可否认，因特网的确会带来新闻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上的一些变化，但在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细节上的变化，而不是议程设置本质上的变化。”⑤
注释：
①【美】麦库姆斯著，郭镇之 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2008年9月版，第24页
②刘德杰：《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探析》，《新闻窗》，2009年第4期，第88页
③徐春霞：《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主体”分析》，《新闻窗》，2009年第6期，第77页
④谷频：《网络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军事记者》，2004年第11期，第48页
⑤董文娜：《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变化》，《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下，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