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互联网+”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
“互联网+”催生信息消费新业态
与美国相比，中国互联网的泛媒体化趋势很明显。“互联网+”让互联网从媒体回归到应用。中国互联网协会3月20日发布的《中国网站发展状况报告》显
示，2014年，我国网站中前三大类是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专业信息服务网站，新闻、视听节目、出版等行业的网站占比相对较小。
新华网总裁田舒斌表示，近年来，互联网的各种创新应用趋势盖过了媒体化趋势，显示出更均衡的发展趋势。互联网企业力推的“互联网+”能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出现，是互联网行业对于探索新常态下发展路径的一大贡献，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带来新业态的出现。比如新华网，不单能提供海量新闻资讯，在大数据业务、在
线教育业务、科普工作项目等领域也积累了优质资源，提升了为公众服务的能力和价值。
针对今年春节引爆大众的微信红包，央视国际网络总经理汪文斌认为，与社交平台的合作，是央视向新媒体转型的重要一步。将来这种合作将从传播延伸到内容和制作领域，产生新的形态和模式。比如，把《新闻联播》等品牌内容放在手机上首播，将产生怎样的效应，媒体融合未来一定会诞生全新的、有生命力、极具前景的业务形态。
“互联网+”并非对所有行业都是绝对的福音。互联网金融的低成本、便捷、高效和良好的用户体验，对传统银行中低端客户群冲击非常大。对此，中国邮储
银行副行长曲家文认为，作为银行业面对互联网金融冲击，需要不断引入新业态，全力打造电子银行业务，加快产品的创新。此外，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及移
动互联网加快银行自身云平台的建设。邮储通过大数据分析、移动展业、信贷工厂等新模式和手段，使银行现有模式有很大提升，探索出互联网金融的平台经济。
“互联网+”给传统制造业带来哪些影响？福田汽车是国内销量和品牌均排第一的商用车制造企业，福田汽车集团副总经理杨国涛认为，制造业的优势在研发
和生产，移动互联网可以对制造业在客户的交互、数字的精准营销以及对PC终端系统的改造有非常大的好处和优势，制造企业要借助互联网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
力。
制造业在转型过程中，会应用到大量的基础设施和通信、大数据、安全、云计算、车联网、社交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对互联网企业、通信企业、安全企业也是一个促进，也会有一起合作的契机。福田未来也计划打造成具有互联网特质的汽车公司。
运营商探索流量经营新模式
国家重视“互联网+”发展，势必进一步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在网络建设和维护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
事实上，三大运营商的2014，形势颇为紧张。三家中利润最高的中国移动净利润连续第2年下滑，为16年最大跌幅。但三大运营商仍在网络建设上大手笔投入。中国电信2015年将投入610亿元用于建设4G网络，中国移动用在4G网络上的投资预算为722亿元。在此前三年，中国移动的基础网络投入均超过700亿元。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互联网国内国际流量增长非常快。电信运营商过去每两年为骨干网扩容一次，现在一年要扩容两次，仅此一项就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
运营商为网络建设投入了巨资，但并没有获得与之相适应的回报。由于互联网OTT业务对传统电信业务的大规模替代和分流，在过去的2014年，三大基础运营商平均收入增幅仅达到3.6%，远远低于同期GDP增速。而互联网公司普遍高达40%乃至50%的增幅不能不让他们望洋兴叹。
2、互联网和新媒体给广告业带来了哪些挑战和机遇
新媒体虽然会给广告业带来影响和受众的分流，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将会给广告业带来更大的机遇，这种机遇会带来广告业更大的发展。
3、新媒体时代企业的公共关系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引入我国以来，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舆论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从2003年的“网络舆论年”、2006年的“网络暴力”到2008年的“网络监督”，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舆论超强磁场。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关注的议题正在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新媒体舆论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钟瑛、余秀才对1998—2009年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48%的网络舆论事件由传统媒体率先报道，33%源于网络媒体，4%源自手机，15%各类媒体同时报道 ；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发生的频率呈波浪式不断上扬的态势（个别年份除外）；涉及的阶层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首当其冲，约占整体的30% ；涉及的事件类型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约占整个案例的39% ；从各类媒体对事件发展的影响看，网络媒体主导事件发展的案例有80起，占50%，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14起，占9%，多种媒体共同起作用的66起，占41%。 ［2］这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表明：新媒体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负面舆论的主要载体，新媒体舆论指涉的重点是政府机关及其行政行为，新媒体成为推动事件解决的主要舆论力量。
新媒体舆论的空前活跃，不仅影响着虚拟社会，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搭建了便捷通畅的平台和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利于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权力运行置于“无处不在的眼睛”的监督之下，“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有利于群众畅所欲言，渲泄情绪，抒解怨气，及时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社会压力，发挥“排气阀”和“预警器”作用，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有利于政府吸纳自下而上的推力，弥补现行公共管理体制的不足，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形成推动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利于政府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宣传大政方针，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体引发的舆论的空前活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非理性和情绪性舆论的弥漫，各种虚假信息、网络暴力、攻击漫骂、谣言充塞网络，政府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挑战。
挑战之一 ：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放言 ：“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了。”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2009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广东韶关发生的“6•26”社会治安事件，借助网络和手机进行炒作，制造了乌鲁木齐“7•5”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又竭力污蔑我打击暴力犯罪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煽动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仇视，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为他们的分裂活动大造舆论。近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侵犯言论自由为名攻击我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正常管理，却无视自身对网络不断强化的管理和控制。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挑战之二 ：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社新媒体时代政府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会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据统计，网上有关监督类舆论85%是针对政府、公务员的略带“攻击性”的负面舆论。一旦政府及官员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一些网络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微博开房案”等原本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但经过“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径事件被夸大和泛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挑战之三 ：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互联网的发展已步入Web2.0时代。相对传统媒体将信息以垂直方式传输给予目标受众，Web2.0应用程序则旨在“水平”地传输信息，即从原来的“点对面”变为“多点对多点”。Web2.0 时代是“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网络社区等平台发布信息，为舆论设置议题。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3］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挑战之四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在这些网络事件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批“网络水军”，他们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经常别出心裁地策划、“制造”轰动话题，或者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挖掘”、“推波助澜”，推动事件不断发酵、放大，直到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其危害性尤为严重。
挑战之五 ：干部素质同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网络恐惧”心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许多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同程度的存在“网络恐惧”心理。人民论坛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官员缺乏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一些干部的不当处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体、特别是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体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
4、如何看待新媒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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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媒体环境下对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机遇
信息源更广更丰富，专业技能发挥的空间扩大。
互动和反馈的可统计使得专业媒体更懂受众需要，更能满足受众信息需求。
众口齐开的局面使得真相更容易显现，这也正是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方向。
挑战
信息量的暴增考验媒体专业处理的能力。
相关技术要求对专业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要求相应提高。
受众参与机会的增多也使得更多的非理性被带入，进行有效的，必要的舆论引导更为重要。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6、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体的机遇与挑战，论述题，6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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