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怎么办？
传统媒体的出路
以报纸为首的传统媒体在世界范围内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以美国为例，主流报纸的发行量逐年持续下跌，多家地方报纸宣布关门或仅保留网络版，致使大量报人失业，其中不乏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严酷的现实加上一些技术精英诸如“报纸X年后就会消亡”的断言，使得整个报业笼罩在一片暮色之中。传统新闻业究竟是否灭亡，什么时候灭亡，恐怕最优秀的预言家和未来学者都难以准确估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另辟蹊径，突出重围。
新闻为本，兼容并包。现实告诉我们，人们并不一定需要报纸，但人们需要新闻。《哥伦比亚新闻评论》2009年10月号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调查报告—《重塑美国新闻业》 。该报告的核心结论是，传统新闻业应该“以各种可能的媒介，呈现独立、原创、可信的报道，不管这样的报道受不受欢迎，能不能赚钱”。使用什么媒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各种方式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信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最初提出“媒介融合”的概念时，就是想要强调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和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传统新闻业在融合时代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兼容并包的姿态将一切可能的新媒体技术为我所用。
草根专业，明确分工。媒介融合的第三个特征是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和生产行为。传受界限的模糊使草根媒介、公民新闻成为Web2.0时代的标志，也成为传统新闻业的一种巨大威胁。微博客与拍照手机的结合进一步降低草根媒介的门槛，使越来越多的普通网民开始热衷于担当公民记者，并在新闻时效性方面开始超越专业记者。面对这支日益壮大的公民记者队伍，传统新闻业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逐渐将第一时间报道突发事件的任务交给公民记者。专业新闻工作者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碎片化信息进行整理、筛选、编排，并对新闻进行解读、分析和评论上，帮助受众在浩瀚的信息海洋里把握方向。一些传统媒体已经开始探索吸纳公民新闻的方式，并已初见成效
礼品经济，知识共享。礼品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传统的市场经济或交换经济，都要求一方在提供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的同时，得到另一方的金钱或物质回报。在礼品经济的模式下，商品或服务为无偿提供，不需要立刻回报。礼品经济的模式在信息领域十分盛行。礼品经济的模式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网上免费午餐的时代，尤其值得传统新闻业思考。当许多报纸为网络非法转载自己新闻信息而苦恼的时候，传统媒体不妨接受和利用这一现实，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传统的著作权法似乎已经无法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当前兴起的“知识共享协议”为知识信息的更广泛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知识生产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选择哪些权力需要保留，以促进知识的分享和再生。
参考：http://news.sina.com.cn/c/sd/2009-12-18/144019289881.shtml
2、新媒体时代 政府舆论引导工作准备好了吗
媒体对政府舆论引导的影响
长期以来，传统媒体一直充当政府舆论引导的风向标，政府信息通过媒体公开，对大众的观念进行舆论引导，媒体通过积极建构信息交流平台报道政府工作，强化政府公信力，为稳定民心、化解矛盾起到舆论引导作用。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变革，新媒体舆论引导的优势不断凸显，其所具有的强大传播功能和舆论影响力，对政府舆论引导作用的发挥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1.新媒体的即时传播加快了危机信息的传播速度
新媒体依靠其强大的技术支撑，在即时反映舆论热点和舆情动态上具有较大优势。近年来，在重大事件、防灾救灾、公民权益、社会救助等领域，凡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新媒体均有不同程度的渗入和反应，“新媒体的数字化技术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从时间上看，信息从传者到受者，通过手机和网络实现了瞬时传播；从空间上看，信息无处不在……这使得危机信息和舆论在网络上得以更加迅速、更大范围地被传播，从而大大减少了政府反应的时间，危机管理工作更为紧迫和复杂”。从根本上讲，网络舆情监测要求达到实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能满足系统舆情信息服务市场三个要素，实时性：舆情获得越早，给应对和处置留下的余地就越大，而网络舆情的发展往往是爆发式的，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失最佳时机将追悔莫及；全面性：网络舆情容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信息量大，容易使很多重要信息被忽略；准确性：海量信息条件下，如何准确地掌握问题核心，不为纷扰所困，是得出正确判断的关键。
2.缺少监管导致所传播信息良莠不齐、真伪并存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门槛一降再降，任何网络使用者只凭一台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发布到网络上，供亿万网民阅读。而互联网的隐身功能也给一些信息造假者和谣言传播者提供了舞台。在上传过程中，这些信息往往并不需要经过政府或者媒体管理者的筛选，难免会存在良莠不齐、倾向不同、真伪并存的芜杂现象。2010年山西“大地震将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全国人民沉浸在虎年春节的喜庆氛围中时，山西晋中、太原、吕梁等地的部分群众却因地震谣言冒着风雪躲出家门，引发了社会性恐慌。
3.话语纷乱弱化了政府舆论引导的权威性
新媒体时代，对某一新闻事件的话语权和评论权不再是媒体从业者的专属，社会民众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度也不再是政府可以全权掌控和设置的，传统新闻传播领域的“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理论已不再适合解读今天的传播环境，政府想要引导舆论变得越来越难。“以往只有权势阶层和知识精英拥有话语权，而网络论坛这类互联网功能则使普通公众包括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也拥有了某种话语权，一定意义上网络发挥了自由与启蒙的作用。”
3、新媒体时代企业的公共关系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引入我国以来，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舆论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从2003年的“网络舆论年”、2006年的“网络暴力”到2008年的“网络监督”，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舆论超强磁场。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关注的议题正在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新媒体舆论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钟瑛、余秀才对1998—2009年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48%的网络舆论事件由传统媒体率先报道，33%源于网络媒体，4%源自手机，15%各类媒体同时报道 ；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发生的频率呈波浪式不断上扬的态势（个别年份除外）；涉及的阶层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首当其冲，约占整体的30% ；涉及的事件类型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约占整个案例的39% ；从各类媒体对事件发展的影响看，网络媒体主导事件发展的案例有80起，占50%，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14起，占9%，多种媒体共同起作用的66起，占41%。 ［2］这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表明：新媒体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负面舆论的主要载体，新媒体舆论指涉的重点是政府机关及其行政行为，新媒体成为推动事件解决的主要舆论力量。
新媒体舆论的空前活跃，不仅影响着虚拟社会，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搭建了便捷通畅的平台和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利于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权力运行置于“无处不在的眼睛”的监督之下，“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有利于群众畅所欲言，渲泄情绪，抒解怨气，及时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社会压力，发挥“排气阀”和“预警器”作用，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有利于政府吸纳自下而上的推力，弥补现行公共管理体制的不足，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形成推动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利于政府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宣传大政方针，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体引发的舆论的空前活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非理性和情绪性舆论的弥漫，各种虚假信息、网络暴力、攻击漫骂、谣言充塞网络，政府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挑战。
挑战之一 ：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放言 ：“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了。”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2009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广东韶关发生的“6•26”社会治安事件，借助网络和手机进行炒作，制造了乌鲁木齐“7•5”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又竭力污蔑我打击暴力犯罪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煽动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仇视，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为他们的分裂活动大造舆论。近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侵犯言论自由为名攻击我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正常管理，却无视自身对网络不断强化的管理和控制。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挑战之二 ：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社新媒体时代政府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会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据统计，网上有关监督类舆论85%是针对政府、公务员的略带“攻击性”的负面舆论。一旦政府及官员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一些网络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微博开房案”等原本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但经过“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径事件被夸大和泛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挑战之三 ：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互联网的发展已步入Web2.0时代。相对传统媒体将信息以垂直方式传输给予目标受众，Web2.0应用程序则旨在“水平”地传输信息，即从原来的“点对面”变为“多点对多点”。Web2.0 时代是“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网络社区等平台发布信息，为舆论设置议题。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3］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挑战之四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在这些网络事件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批“网络水军”，他们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经常别出心裁地策划、“制造”轰动话题，或者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挖掘”、“推波助澜”，推动事件不断发酵、放大，直到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其危害性尤为严重。
挑战之五 ：干部素质同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网络恐惧”心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许多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同程度的存在“网络恐惧”心理。人民论坛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官员缺乏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一些干部的不当处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体、特别是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体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
4、如何提升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
个人认为除了一些常用的舆论引导方法如：灵活运用各类传统媒体资源，建立立体化的宣传网络，做好负面舆情的引导、成立相关的舆情管理组织、明确内部组织机构的专业分工、重视和培养第三方力量争取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等等外，其实关键还在于创新舆情管理工作方式，借助专业的新媒体舆情监控平台，建立舆情预警、监控工作机制，早发现舆情，对舆情动态进行全面监控。
一些主要的新媒体舆情监控平台专为企业新媒体舆情监测舆论引导而准备，通过对互联网信息的话题聚合，帮助企业快速了解网络上谈论企业的各种声音，以准确、全面、实时自动三大核心优势为企业新媒体舆情监测和舆论引导工作服务，来自识微科技商情知识栏目。
5、如何提高政府公务员在新媒体时代 网上舆论引导与处置能力
目前的形势：
一是在当前媒介高度发达的社会下，群众与媒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群众在遇到难事、急事时从以前的自行解决变得善于借助媒体的手段解决。主动的找媒体进行爆料、追踪、报道。
二是媒体在接受到有价值的新闻后，也非常乐于对事件进行报道，连续、追踪，善于在文章的标题上，新闻的内容上做文章，吸引阅读者的眼球。
三是媒体很善于转述当事人的观点，对于所见到的、所听到的、所感受到的，包括被采访者的态度和语气，表情全写进报道中。
在处置策略上的方法：
一是危机事件发生后，躲、堵、避、藏都不是解决危机事件的办法，需要当事人迅速、主动的接待媒体、应对媒体，在报道中当事人的躲成为了媒体更加乐于报道新闻的价值。
二是危机事件发生时，尽管当事人已被事件影响的焦头烂额，心里憋满怨气，但面对记者时更应该沉着冷静，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正如被称为国家黄埔一期的新闻发言人，现任教育部教育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曾说过“对待媒体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的一样。要防范媒体将自己的话报道出去成为炒作舆论的焦点。
三是舆论已形成焦点时，不做无谓的质问，解释工作。先道歉，表错误，愿接受监督，用积极诚恳的态度盼求矛盾的化解。
解决问题上的策略：
一是媒体是把双刃剑，特别是备受群众喜爱的大众网络、媒体，在群众心目中的影响力极大，权威、权利不可忽视，它有着设置议程、引导舆论走向的功能、条件，在舆论未形成前每个人只有主动配合采访，说清事实，才能化解矛盾。
二是媒体为群众诉求进行采访，为的是向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任何表现的不友善都可能被记者报道。
三是遇到记者采访切忌欲盖弥彰，转移话题.最好的方式与媒体合作，就事论事，解决问题。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6、如何看待新媒体时代报纸即将消亡这一说法
在电视的巨流冲击下，昔日的传媒老大报纸，屈居传统媒体老二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而当网络新媒体挟着新技术呼啸而至时，报纸再次感受到了被冲击的滋味：广告被分流，受众被分流，影响力下降。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感受，也许更贴切。因为，在那里，电脑与网络的普及，已经达到了国民化的程度。
传媒人士已经在考虑报纸的出路及其“倒计时”了！传媒大亨默克多几年前就放言：报纸的寿命最多40年。在世界传媒界引起不小的震荡。很多人不以为然。但也有人提醒道：别把这话看淡了。这句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为此，如何减缓衰老期的到来，报纸媒体费了不少的心机。平面媒体投资网络，便是应对趋势之一。
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届网络媒体论坛上，千龙网的总裁贺智生说：“传统的报纸杂志可能还有50年的存活期。”认为，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网络媒体一定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完全能够替代传统媒体的地位。其与其他替代论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并不认为这些是决定性的因素。真正使网络媒体替代传统媒体的，是资源的短缺所造成的大环境。
还说：“从资源角度讲，个人认为报纸将来是一种很奢侈的东西，它的成本太高了。大家觉得纸不是很便宜的东西吗？有几十亿人口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个人有这么一个观点，好比前些年，当世界人口30多亿的时间，人们就穿裘皮而为荣为贵，但现在谁穿裘皮就也点儿邪。将来很有可能有一天，会有一些人把报摊围住，不要大家买报纸。简单的说，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可能还能存活五十年左右。”
这个观点确实新颖。很有见地。30、40年后，资源的短缺，真的会成为地球村发展的制约因素，大众化的报纸蜕变成“奢侈品”的可能性很大。当然，事情的另一方面，应该是经济的发展促使电脑与网络的大普及、网络媒体对消费者阅读习惯的改造，使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由可能上升为一种必然。
但报纸是否就会消亡呢？完全消亡的可能性不大……个人想，30、40年后的媒体，其存在可能不只是一种方式，而是多种形式并存。譬如纸制版、网络版与杂志版等。前者是“贵族化”了的，而后两者则是平民化、大众化的了。报媒的存在，只是一个标记，一个平台，其表现形式是采集、整理、发布信息，而主要的传播方式，应该就是网络了！但电视、报媒依然应该是权威的信息平台，只是其影响力被传播威力更强大的网络媒体覆盖了……
这也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在有人提出，平面媒体联合起来，斩断网络媒体的新闻来源……云云，且不说“联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有多大，从媒介的本质上来说，这不仅有碍信息的有效传播，与信息时代的趋势格格不入，也违反了公平竞争与反垄断的相关法律规定。
7、新媒体时代受众的媒介素养提出哪些新要求
新媒体的发展、媒体格局的变革以及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发展,使政府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给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在新形势下提升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已成为加强其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在阐述和媒介素养含义的基础上,解析了新媒体时代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内涵,归纳了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现状,最后从宏观-环境与制度、中观-媒介素养基石、微观-媒介素养教育培训层面提出了提升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建议。
8、怎样应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应对处置
1.做好舆情监测，建立完善的应急制度
受互联网特性的影响，企业舆情危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为避免危机爆发时企业处于被动地位，所以舆情管控工作的第一要务是做好舆情监测，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制度。通过借助一些第三方舆情监测软件，可为企业舆情提供全天候不间断的全网监测服务，及时发现负面苗头及时通知相关人员处置，有效避免危机来临时的自乱阵脚，错失危机处置良机。
2.利用新媒体，发挥媒介宣传作用
面对舆情危机，一些企业仍不能主动、及时、权威地发布新闻，引导媒体传播有利于企业的信息，而是用对付传统媒体的方式来进行新媒体时代的舆情事件处理其实并不能够发挥企业媒体资源的作用。在这里建议企业方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发挥其强大的舆论宣传力，及时发布真实权威信息，引导舆论的正确走向。
3.建立快速反应的舆情应对机制
企业在舆情危机发生后，如果过了黄金24小时后才回复，时效性太差，这个时效在舆情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负面舆情产生，就很容易扩散到全网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因此，建议企业可以利用专业的舆情监测软件，通过设置一些与行业、领域、产品、领导人等标签相关的关键词，进行实时全网监测，但凡出现了一丝丝的危机苗头快速发布处理进展，及时回复大众的问题，做好问题的解释工作。
4.加强自身管理和监督，完善善后工作
很多企业错误地认为舆情事件结束后，舆情应对工作就完成了，其实不然。例如，此前发生的顺丰快递员私拆包裹事件，顺丰虽在前期的应对处理中通过“绝不姑息、纵容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和企业行为准则的不当行为”的表态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舆论危机，但是事后仅对快递员作出调离岗位处理，不符合部分网友的预想，使得回落的舆情再次升温，掀起新一轮舆论风向。
因此，企业一定要多在自身管理和监督，以及事后形象恢复上多花时间，完善善后工作。比如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举措是否有严格执行、有没有对相关部门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健全相关机制建设、是否有参与一些社会公益或者赞助活动恢复企业形象等等，来自识微科技商情知识栏目。
9、如何正确应对舆论媒体，媒体如何引导舆论，新媒体时代
时下,在新媒体时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媒体正日益影响着检察院的形象、声誉和社会公众对检察院的信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想不想、会不会利用媒体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已经成为新形势下衡量检察官执法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只有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新媒体的挑战,切实加强对新媒体传播规律的把握,深入研究舆论引导规律,善待媒体,善用媒体,不断提升新媒体时代网络沟通和舆论引导能力,才能为检察工作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一、提升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善待媒体,强化媒体意识。
在今天的开放环境与信息全球流动的条件下,要想有效应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多元化带来的挑战,要想努力保持并增强检察工作的舆论引导权,就必须充分认识新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全面、客观地认识新媒体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不断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一是要更新观念,善待媒体。要走出过去媒体宣传容易泄露案情、对媒体敬而远之的误区,主动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和联系,善于研究媒体、合作媒体、关注媒体、借助媒体,把编辑记者当朋友,做到感情上尊重、工作上支持,形成与媒体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协调高效、优势互补的工作体系,做到检媒联动,实现互助双赢,增强宣传工作效果。二是了解媒体,提高运用新媒体的能力。要通过有针对性地举办情景模拟训练、网络培训班、舆情报告会、网络论坛等活动,让领导干部学会运用在线访谈、网络评论、即时通讯等方式,主动加强对新媒体运用知识的学习,熟练掌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做新媒体时代的弄潮儿,不要做落伍者,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特别是检察宣传人员运用新媒体的能力和素质。同时,还要把新媒体的建设和管理纳入党组的议事日程,健全组织机构,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新媒体的管理和运行,为做好新媒体的应用应对工作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要正确看待媒体,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要充分意识到,面对媒体,积极的公开、主动的沟通,更能消除误解,赢得民心,越着捂着、盖着,越容易被动,滋生谣言。要不断深化媒体意识就是监督意识的观念,以更加坦诚的姿态面对公众与媒体,进一步强化接受舆论监督意识,时刻做好接受监督准备,把接受监督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时刻想到每一次执法办案都在媒体监督之下,时刻注意维护好检察院检察官形象。
二、提升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善用媒体,打造网络宣传新格局。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博客、微博、微信等新传播途径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要增强检察宣传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特别是提升新媒体应用应对能力,就要全力打造检察门户网站、检察博客、检察微博、检察微信“四位一体”的宣传格局。
一是加强检察门户网站建设,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要高度重视网络宣传和检务公开工作,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检察门户网站,把门户网站打造成弘扬法治精神、宣传检察工作、普及法律知识、丰富检务公开的有效载体。要针对队伍建设、业务工作、检务公开、检察动态等板块,专门设立与公众互动空间,让网民发表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让检察人员为网民解疑释惑,做好正面引导工作。二是开通检察博客,传播检察好声音。要依托重要网站开设检察院官方博客,及时向群众宣传检察机关的重大活动、检察队伍和业务工作的重要成果,加强正面舆论的引导,传递检察工作正能量,提升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三是开通检察微博,加强与网民的互动交流。针对微博特有的简短、阅读方便的特点,根据受众的需求和群众的诉求,开展好发布检察动态、解疑释惑、接受法律咨询和控告举报工作。要用鲜活生动,群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减少书面化、模式化的言论,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实现面对面的交流,键对键的沟通,使微博真正成为检察机关与网民的交流平台。四是开通检察微信,密切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要通过微信平台,在“朋友圈”群发文字、图片和视频,展示检察动态,接受法律咨询,强化微信与微友的互动;建立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信息交流平台,定期通报检察工作情况,以便更有效地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
三、提升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强化引导,及时掌控网络舆论发展方向。
提升检察机关舆论引导能力,要完善好涉检舆情巡查、舆情报告、舆情研判、舆情引导四项机制,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引导、早控制,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一是建立监控巡查机制,第一时间发现舆情。在技术科、政治处应明确网络“巡视员”和“评论员”,在工作日的8点至10点、下午2点至5点、晚上8点至10点以及法定休假日,对各大网站、论坛进行“关键词搜索”,全方位查找涉及本院的新闻报道,确保监测不留死角,适时进行实时监控。
二是可以借助类似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舆情系统建立舆情即时汇报反馈机制,第一时间向党组汇报。网络“巡视员”一旦发现网络舆情,要详细、准确记录舆情上网时间、主要内容、浏览和跟帖人数、群众反应、点击率等各项内容,在30分钟内向党组汇报。
三是建立分类研判机制,准确鉴定舆情性质。根据舆情反映问题的性质、内容以及影响力等,对舆情进行深入分析,做到把握关键,准确定位。对涉及本院的重大舆情,要迅速查找源头媒体,在分析研判舆论热点和舆情发展走向后,迅速向网络舆情处置领导小组报告情况并提出初步处置意见;要分析涉检舆情的成因,与控申部门及舆情涉及的相关部门一道查明真实情况,并及时联系有关人员,争取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反应,避免陷入被动。
四是建立及时应对机制,积极消除负面影响。要坚持积极回应,及时消除负面影响,防止事态扩大。及时与涉检涉法网络舆情发生的源头媒体进行沟通,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力争在源头上控制舆情进一步扩散。最大程度争取传统媒体的支持,利用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发布最及时权威的信息,影响网络舆情的走向。必要时,协调宣传主管部门,积极寻求互联网管理部门、新闻单位、网络媒体的支持,采取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公布事实真相,使不明真相的公众了解事实,引导视听,把握舆论导向主动权,共同化解涉检网络舆情的不利影响。网络评论员要以普通网民身份按照统一口径和指令,参与涉检网络舆情讨论,消除网民误解,引领网上舆论导向。
10、如何当好新媒体时代的记者
一是必须以先进技术创新为支撑，紧盯技术前沿，瞄准发展趋势，不断以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
从传播技术角度看，媒体的发展总是与技术的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新兴媒体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网络技术和信息内容相互结合与发展的过程。技术与内容互为支撑、相互融合，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共同构成核心竞争力。传统媒体要生存发展，必须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积极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推进新闻生产，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超越，利用微博微信技术拓宽社会化传播渠道，把当今可用的技术都囊括到我们视野中来，进入到我们的项目设计，把长期积累起来的内容生产优势、传播公信力优势与新兴媒体的数字技术、多媒体传播、多元交互等技术优势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融合发展的最佳效果。
二是必须以内容建设为根本，进一步增强媒体信息内容的核心竞争力。
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内容永远是根本，是决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在强调技术引领和驱动的同时，要始终把内容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要在品质上追求专业权威。传统媒体在信息采集核实、分析解读等方面，有着新兴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必须最大限度地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延伸和拓展到新兴媒体。要在传播上注重快捷精简，多生产精准短小、鲜活快捷、吸引力强的信息，在传播中抢得先机。要在服务上注重分众化互动化，认真研究用户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生产特色信息产品，点对点推送到用户手中，做到量身定做、精准传播，提高新闻宣传的实效性。同时，加强媒体与用户间的互动交流，吸引用户提供新闻线索、报道素材和意见建议，提高用户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在互动中参与，在参与中传播。要在展示上实现多媒体化，以多样化的展示、多介质的推送，实现内容产品从可读到可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维到多维的升级融合，使我们的新闻报道动起来、活起来。
三是必须以机制创新为动力，加快改革步伐，建立适应融合发展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