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媒体”的是什么概念?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
新媒体是指当下万物皆媒的环境,简单说:新媒体是一种环境。
新媒体涵盖了所有数字化的媒体形式。包括所有数字化的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杂志等。
新媒体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1)新媒体控制权扩展资料:
就媒体本身意义而言,媒体是具备价值的信息载体。载体具备一定的受众,具备信息传递的时间,具备传递条件,以及具备传递受众的心理反应的空间条件。这些综合形成媒体的基本价值。
这个载体本身具备其价值,加之所传递信息本身的价值,共同完成媒体存在的价值。这个也就是媒体存在价值。即便理念上新形式上新科技进步也具备一定受众,但是媒体成本远高于受众所带来的商业效益,亦不能形成媒体的有效价值。
比如近几年来由于媒体的发展,各类媒体风暴市场,但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留下来的却少之又少。其中有一些就是因为其没有深入调研媒体核心价值所在而盲目拷贝别人的理念导致失败的。
或者是由于理念过于超前不能被市场认可,没有深度分析消费者形态而强加细分难以体现媒体的基本价值,或者基本价值与市场不协调导致失败的。
2、新媒体传播的特点有哪些?
特点:
1、交互性较强:在新媒体时代中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受众可以自主的参与到传播系统中,交互性较强。
2、海量化信息承载功能以及信息碎片化:新媒体凭借强大的技术手段使得海量化的信息以简短精炼的形式得以存贮于平台上,信息传播较为碎片化。
3、资源的可共享性:在互联网上,例如百度文库、优酷视频是一种不限地域、行业、年龄等的资源共享平台,用户可以上传和下载互联网资源。
4、超文本、超链接的应用并提供多媒体支持:新媒体支持很多文件格式而超文本与超链接则使得网民方便快捷的使用网络资源。
5、个性化与主动性较强:网民可以主动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内容,基本上不受时空限制,个性化极强。
6、虚拟社群化:网络社交是继网络兴起后发展起来的,是在网络上建立一个虚拟化信息的传播环境,使用的用户构成了虚拟的社群。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
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
(2)新媒体控制权扩展资料: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
媒体是具备价值的信息载体。载体具备一定的受众,具备信息传递的时间,具备传递条件,以及具备传递受众的心理反应的空间条件。这些综合形成媒体的基本价值。这个载体本身具备其价值,加之所传递信息本身的价值,共同完成媒体存在的价值。
这个也就是媒体存在价值。即便理念上新形式上新科技进步也具备一定受众,但是媒体成本远高于受众所带来的商业效益,亦不能形成媒体的有效价值。
效应是在一定环境下,因素和结果而形成的一种因果现象。新媒体必须具备形成特定效应的特性。或者说新媒体必须具备形成一种更新的效应的特性。新媒体必须具备影响特定时间内特定区内的人的视觉或听觉反映的因素,从而导致产生相应的结果。
3、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如何控制话语权
谁先掌握网民心理,谁就掌握话语权。新浪微博 贺俊友 是做新媒体的,你可以去找他探讨。
4、是舆论引导媒体还是媒体引导舆论
近年来,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媒体在人们的信息传播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媒体具有信息传播自由度大、开放、便捷、互动形式多样、界面更富人性化等优势,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赢得了民众的普遍青睐,社会影响力日益显著并成为民意自主表达的重要平台。与新媒体相比,传统主流媒体在民意自主表达方面存在欠缺和不足,致使受众不断流失、舆论引导日趋乏力和社会影响力持续下降。因此,如何在重视民意表达、为民意的自主表达提供有效窗口的基础上改进舆论引导,成为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提升影响力的时代命题。
一、新媒体环境赋予民意自主表达空前的活力
表达民意是新闻媒体担负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随着新一轮传播技术革命的推动,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相继崛起,可谓在传播观念和技术手段上翻开了民意自主表达的历史新篇章。
众所周知,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是由点(传播者)到面(大众)的单向传播,属于典型的“传者中心”。在这种传播模式下,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传播者传送的内容,而网络的问世改变了这种状况。特别是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出现后,以其特有的交互性特质改写了以往受众在媒介使用中的被动地位,使得每一个媒介使用者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接受新闻信息的同时,也能以传播者的身份主动生产、加工新闻信息,并向外界发布。这无疑使得过去只能充当“沉默的受众”的广大草根民众拥有了“向社会喊话”的平台,极大释放了社会话语权。
在各种新媒体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担负起新闻生产者的角色。他们通过书写网络日志,在网络论坛、微博、微信上发帖,以及制作音视频文件等方式,报道身边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探讨社会热点问题,评论当前社会事务,进而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从认知渠道上来说,互联网搜索引擎、新闻网站、微博等成为新兴主流阶层接触和了解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传播及时、获取便捷、观点自由是大家首选它们的原因。”①可见,新媒体消解了传统媒体对新闻信息传播权的垄断和控制局面,推动了社会话语权的平等化,使得无数来自社会草根阶层的个体化的微内容、微信息有了自我呈现的机会,甚至可以通过一定形式的有效聚合传播,产生强大社会影响。
舆情检测监控系统的作用从根本上讲,网络舆情监测要求达到实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能满足系统舆情信息服务市场三个要素,实时性:舆情获得越早,给应对和处置留下的余地就越大,而网络舆情的发展往往是爆发式的,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失最佳时机将追悔莫及;全面性:网络舆情容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信息量大,容易使很多重要信息被忽略;准确性:海量信息条件下,如何准确地掌握问题核心,不为纷扰所困,是得出正确判断的关键。
二、民意自主表达与舆论引导的关系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手机网民达5.27亿。网络、手机用户的快速攀升以及人们对网络、手机新闻信息传播功能的依赖度不断增强,使得网站、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日益成为新闻信息传播领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广泛使用,社会舆论主体也日益多元化和碎片化。传媒环境的这些深刻变化,使得妥善处理民意自主表达与舆论引导的关系显得日益重要。
在现代社会,民意表达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社会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意表达的自由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政府决策及施政行为的参照,往往意味着一个国家社会民主化程度的高低。一方面,民意表达有宣泄社会情绪的功能,可以起到缓和甚至消除社会矛盾或对抗、避免社会震荡的作用,民意表达受到限制,公民的社会愿望得不到申张,利益诉求无法实现,不满情绪就会积累,矛盾就会逐步增大,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民意的充分表达可以使政府及时了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程度,便于做出相应的决策部署,加以应对或解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意表达有了更加便利的通道和更加宽松的空间,对民意自主表达的尊重和重视也日益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任何罔顾民意表达的舆论引导,都将难以获取社会认同。因此,充分重视民意表达,不失时机地为民意自主表达提供窗口,是传统主流媒体改进舆论引导的主要途径。
同时,当下人们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利益诉求日趋差异化和多元化。“受不同利益的支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团体面对共同的社会问题,必将形成不同的意见倾向,使社会舆论呈现多元状态,甚至呈现纷扰状态。”②这种状况虽然有助于民意的彰显,但是如果任由“民意”的洪流无节制地、纷乱无序地随处宣泄,势必会为负面社会情绪的肆意滋生与蔓延打开方便之门,危害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因此,社会仍然需要主流媒体发挥舆论引导功能,指引民众的社会言行,制衡无序的民意表达,以避免社会舆论陷入脱序状态。近些年来,因“民意”的混乱、无序表达致使社会舆论失调进而引发社会群体事件、人身伤害事件的诸多典型事例,让人们了解了处理好民意自主表达与舆论引导关系的重要性。新闻传播实践也表明,传统主流媒体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及时澄清、消解在社会、网络出现的各种虚假、片面、错误的信息和言论,能够有效疏解民意的混乱,增进社会舆论环境的整体健康与和谐,进而起到稳定社会人心与助推社会良性发展的作用。
三、改进舆论引导,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
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凝聚社会共识,聚合社会各界力量,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是我党多年来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也是我国主流媒体承担的重要社会使命。
在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必须积极适应传播环境的变革趋势,主动为民意的自主表达提供有效窗口,积极回应民意关切。一方面,要善于利用自身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优势,主动访民情、察民声,有意识地针对社会生活中被民意聚焦的热点、难点问题,策划推出一些主题报道、专题报道,既有效畅达民意、代言民声,又柔性化地实现对舆论的有效引导。“引导舆论要审时度势,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加强针对性。”③因此,在传媒平台日益多元的今天,要想继续保持社会舆论主导者角色,赢得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主流媒体就必须主动放下“身架”,充分接地气,肯于倾听民声、乐于反映民意,心甘情愿地为满足民众对各项社会事务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铺路架桥。例如:中央电视台近年来在《新闻联播》中推出的“走基层・百姓心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温暖回家路”等系列报道就是主动访民情、察民声的范例,与普通百姓共话“幸福”“家风”等问题,激起了社会广泛热议,产生了良好的舆情效应。
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积极梳理和呈现民众对各种社会事务的合理意见和观点,为民意的自主表达铺设广阔的话语平台和传播通道,从而在各种舆论话题的交锋中最大限度地将“围观”民众转变为积极的话语协商者乃至舆论引导的助推者。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央视财经评论》(微博平台“央视财经评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微信平台“新闻纵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的《新闻盘点》(微信平台“环球锐评”)等,可谓都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当然,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差异性日益显著,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自身权益诉求的表达。而新媒体的出现,恰好迎合了这种潮流,使得人们可以不受身份和地位的限制,依托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等平台传播信息、散布观点。但是,由于缺乏传统媒体严谨而专业化的信息把关流程,一些用户在这些社会化媒体平台上随性上传的情绪化内容和片面化信息,在引发社会“围观”的同时,也常常演化为点燃舆论风暴的导火索。“把关的退隐,一方面使普通用户获得了自由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虚假有害信息的泛滥。”④可见,新媒体在使人们体验到民意自主表达的无比畅快时,往往也让自身成为谣言、虚假信息的滋生平台和社会负面情绪的放大器。在新媒体环境下,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借助身边的便利传播平台自由发表见解和表达诉求,但任何一个普通人也都可以在“民意”的幌子下,散布负面情绪和片面观点,误导公众和舆论。所以,这就特别需要主流媒体及时发声,对传播效应加以平衡和制约,以向公众呈现一个真实的社会图景和民意走向。民意固然需要自主表达,但为民意表达搭建起理性、平衡、公正的平台,是保证其发挥正能量不可或缺的前提。
综上所述,面对新媒体时代复杂的信息传播格局及多变的社会舆情环境,传统主流媒体要以尊重和重视民意的自主表达为前提,以切实维护民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着眼点,在坚持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同时,主动访民情、察民声,为民立言,切实增强传播内容的贴近性、吸引力和感染力,让民众真正爱听、乐看、愿追随。这样,才能切实履行舆论引导职能,有效提升自身影响力。
5、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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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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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
6、如何应对新媒体世界挑战
在新旧媒体世界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传统世界中,由专业人士制作、通过专有平台发布的内容仍然占统治地位。但在新媒体中,内容经常是由用户生成的,通过开放平台来发布。这些极端化的趋势标志着现有企业与新进入者之间当前所存在的明显冲突。这些冲突正在现有的企业之间涌现,即在制片厂、游戏出版商和音乐标签等传统内容拥有者和诸如电视台、零售商、动画片展示商、有线和卫星电视节目提供商等媒体发行商之间出现。这种媒体鸿沟使那些为成长而努力的合作伙伴相互之间成为竞争对手。面对日渐激烈的新媒体势力的挑战,该如何应对呢?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10项具体建议:把消费者的需求置于业务及公司董事会议事日程上的中心位置;把消费数据转变成竞争优势;通过给消费者控制权以换取市场份额;为消费者提供体验,而不只是内容;借势虚拟世界;创新业务模式;投资于互动的、可衡量的广告服务和平台;重新定义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减小副作用;将投资从传统业务转向新模式;创建一个灵活的业务设计方案。
7、新媒体有哪些特点?
新媒体有全方位的数字化、有互动性、个性化等特点。
一. 全方位的数字化
新媒体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数字化的传播方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必然带来数字化传播方式。新媒体通过全方位的数字化过程,将所有的文本缩减成二进制元编码,并且可以采用同样的生产、分配与储存的过程。
二. 互动性
提及新媒体最常提到的就是其交互性。传统的大众媒介都是单向式传播,但新媒体则突破了单向传播,增强了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互动性。新媒体以其新兴技术新兴,特别是互联网,可以连接网上任一用户,实现网络信息资源共享,使用户之间无障碍沟通交流。
三. 个性化
新媒体实现了信息传播与收阅的个人化。以网络环境为基础,基于信息用户的信息使用习惯、偏好和特点向用户提供满足其各种个性化需求的服务。这种新媒体提供的个性化信息服务,令信息的传播者针对不同的受众提供个性化服务。
新媒体存在的问题:
1. 我国网民数量激增,但分布不均。调查显示,城市网民,尤其是大城市网民是主力军。知识、信息之间的这一鸿沟将会变得更宽而不是更窄。
2. 网民素质良莠不齐。网民拥有自由发表意见的平台,但此类言论自由随意、导向不明,甚至部分网民热于揭人隐私、制造谣言,而导致偏激和非理性、盲从与冲动。
3. 虚假信息多。目前,网络上频繁出现一些虚假、低俗等有害信息给构建健康文明网络造成了极坏影响。
8、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核实践发生了哪些变化
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对推动人类传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挑战。网络媒体的普及使传播环境发生了裂变,一些适用于传统媒体的理论在网络时代依然适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本文探讨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拟态环境”是指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关于世界的看法,与现实相比,这种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①这种“拟态环境”是由媒体设置而形成的。他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对这个“拟态环境”的反应,而并非对真实环境的反应,我们只能看见媒体所反映的现实,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发端。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说,他们的研究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为传播效果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随后,有众多传播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郭庆光在其《传播学教程》中对议程设置理论这样表述: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②如今,在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网络中多元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权的泛化,使受众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使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被打破,新的传播模式中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改变。
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随着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展开,“议程设置功能”的有关概念也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议程设置理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变化或得到了修正。
1.受众的地位改变,议题设置主体发生变化
传统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总是被动地接收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无法同媒体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他们只能在媒体为之设置的议题中挑选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释放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主动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挑选新闻信息,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互联网因其网络分布式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的控制权,能实现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双向交流,公众和媒体成为议程设置的共同主体。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体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次,议程设置主体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议程设置主体间呈现互动交叉性。③这就是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二重议程设置”现象,即在传统的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之外又出现了 “网民议程设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数”不仅不再沉默,而且积极参与到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来。
2.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出现,个人议题更易转化为公共议题
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议题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设置形成的。公众议题形成的过程或方式也变得很简单,那就是“互动”,公众在互动中选择哪些事情或议题是重要的。网络时代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是对“议程设置”理论内涵的补充和延伸。如果公众自我设置议程引发社会普遍关注,那么这一议程就会进入传统媒体的议程范围,在网络传播中,某一网民自我设置议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网民关注,也就会很快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④传统媒体关注后又会很快转化为公共议题。总之,个人议题更加容易转化为公共议题,网民成为许多议题的第一设置者,经过网民的激烈讨论互动以及各大媒体的转载和重新设计,最后上升为人人皆知的热门议题。
3.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弱化,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
网络媒体改变了网民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实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不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闻的影响力,也会弱化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些议题可能是传统媒体比较关注的问题,但如果网络媒体不予重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就会弱化。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根据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时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听到的情况。网络媒体的快捷性等优势,使它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随时随地发布消息。比如,在温州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微博等自媒体就同步直播事件的进展,在第一时间为公众设置议题。因此,新闻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能力。
4.媒体间的议程设置进一步发展
议程设置不仅存在于媒体与公众、媒体与政府之间,同时,不同的媒体之间也存在着议程设置。在网络媒体出现以前,传统媒体一直是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并且引导着公共舆论。然而,由于互联网的低门槛、信息发布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强等特点,每一位网民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者。一旦网民设置的议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该议题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就会大大提升,很快传统媒体就会将这一网络议题引用过来,进行深入讨论。凡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都存在着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积极互动的现象。比如在2012年的宁波PX事件中,由于网民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以及意见领袖在微博上的助力,使该议题在网络上被迅速扩散和传播,随后传统媒体相继跟进报道,最终促成了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媒体的报道也会对一些小媒体的报道产生影响,比如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侧重于报道哪些方面的新闻,各省、市媒体就会以此为导向来组织相关新闻报道。
结 语
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也因此为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媒体的出现也促使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变化。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没有终结,但的确在弱化,而社会生活并未因此就失去了议程的设置,各种议题仍然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播着。正如麦库姆斯所言:“不可否认,因特网的确会带来新闻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上的一些变化,但在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细节上的变化,而不是议程设置本质上的变化。”⑤
注释:
①【美】麦库姆斯著,郭镇之 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4页
②刘德杰:《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探析》,《新闻窗》,2009年第4期,第88页
③徐春霞:《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主体”分析》,《新闻窗》,2009年第6期,第77页
④谷频:《网络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军事记者》,2004年第11期,第48页
⑤董文娜:《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变化》,《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下,第37页
9、新媒体公关是做什么的
公关营销这件事也是个手艺活,有趣的地方在于,每一次的出击都在创造一件新产品。传播的好,说明这件产品成功了,传播的不好,说明产品失败。和那些一开始就拥有大量风投资金的创业产品失败几率很大,而几个人用大脑雕琢出来的产品更获用户青睐一样,传播的成功与否只和智商有关。上帝给了每个人一个大脑,如果用它来思考做公关时如何花钱,不如仔细想想如下问题:
第一,受众最想看什么,就像满足用户需求那样。譬如最近几天李双江的儿子轮奸案传的很广,这事背后不可能没有公关力量的推动,但这种推动显然迎合了受众的需求:看大人物出丑。今天看到李双江的妻子为其儿子求情,希望多些宽容,不用说,这是极为失败的公关应对,只会放大公众对李儿子的恶感。
第二,媒体现在缺什么,找一片观点的蓝海。譬如年前猎豹浏览器被铁道部约谈案例,恰逢春运订票高峰,媒体正缺消费铁道部的素材,送上门的事件怎么可能放过?
第三,竞争对手在干什么。譬如京东宣布融资7亿美金,是在得知阿里即将发生的资本运作之后作出的公关出击。同样的,搜狗收购搜搜也是在3B大战间隙,争夺媒体话语权的漂亮炒作。
第四,当前最热门的社会话题是什么。此前雷政富等重庆高官的艳照案,就是迎社会热点而上的成功公关:乐见腐败官员被曝光。从这一点上来,朱瑞峰是搞这一套的绝对高手。
第五,如何做观点公测,如何让观点快速迭代。做公关和做产品一样,做个规划吃一年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甚至连一个月的规划都不应该有。抛出观点才能获得反馈,获得反馈才能调整方向。和做产品一样,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式的公关,才是最接地气的营销。
第六,如何消费体量比你大的组织。这一点对中小型公司适用。
一款互联网产品的死亡只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产品经理犯了严重错误,二是产品环境发生突变。现在舆论环境的突变已经发生,很快就将见到大批抱定传统思维的公关从业者失去原来的优势。产品经理对产品的感觉决定了一款产品能走多远,公关人员对环境的敏感也将决定公关这件事能做多久。新媒体时代的公关怎么做?做公关就是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