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新媒体（请详细阐释）
就是网络媒体,也叫第四媒体
人们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把新闻媒体的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以纸为媒介的传统报纸、以电波为媒介的广播和基于电视图像传播的电视，它们分别被称为第一媒体、第二媒体和第三媒体。
1998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新闻委员会上提出，在加强传统的文字和声像传播手段的同时，应利用最先进的第四媒体——互联网（Internet）。自此，“第四媒体”的概念正式得到使用。
将网络媒体称为“第四媒体”，是为了强调它同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一样，是能够及时、广泛传递新闻信息的第四大新闻媒介。从广义上说，“第四媒体”通常就是指互联网，不过，互联网并非仅有传播信息的媒体功能，它还具有数字化、多媒体、实时性和交互性传递新闻信息的独特优势。因此，从狭义上说，“第四媒体”是指基于互联网这个传输平台来传播新闻和信息的网络。“第四媒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如人民日报的电子版，二是由于网络提供的便利条件而诞生的“新型媒体”，如新浪网。
人类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艺术上的巨大变革，比如透视学和几何学的发展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矿物和油料的提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北部欧洲明朗而富有层次的油画塑造风格；机器生产的颜料和光学的研究的成果促成了外光写生和印象派的发展。在20世纪，在艺术和科学技术之间最大的发展就是图像技术对于艺术语言特殊影响作用。
艺术不仅要为社会创造视觉财富，同时也必然要对社会文化进行视觉化的思考。只有这样，艺术才能真正的实现自己的功能。本世纪以来，伴随着流行文化的发展和商业性电视节目的普及，艺术家们开始了对于图像化的视觉接受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思考，另一方面，开始了用实用包括摄影、电影、电视在内的各种图像技术来从事这种思考和创作。从未来派开始，摄影和现成图像的拼贴就成为了艺术创作的重要方式；从激浪派的白南准开始，电视就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视觉技术在个性化的视觉创造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整个20世纪，摄影和电视乃至电影胶片都被从流行文化改造成艺术创作媒介。摄影本来是记录性和纪念性的工具，而艺术家则从中抽离出了摆拍和拼贴的技术手法，结合图像的本身的客观性，将其发展成为独特的个人叙述方式，从而出现了超现实主义的摄影、辛迪·谢曼的假“电影剧照”和杰夫·沃尔的伪“真实”等等。在录像艺术中，艺术家们结合电视的电子媒介特性，创造出和大众电视节目的不同的“艺术性电视节目”，从而出现了白南准的“电视电子画”、以及道格拉斯的“延长电影”等等。
二 就像摄影术和电影胶片是上个世纪之交的重大视觉技术发展一样，数码技术是一个新的世纪之交的视觉技术发展。同样，它也必然会影响到视觉艺术的发展。
拼贴和传统的暗房工艺中的多次曝光和多底合成，在技术上己被更方便也更强大的数码影像所替代。数码处理是图形的拼盘，它比起手工时代的暗房*作在技术上更圆熟完美。摄影的力量来自人们对其客观性的信任（尽管事实上他的客观性是可疑的），幻想世界式的数码蒙太奇在因为其貌似客观而获得信任的同时，埋下了无数的机关，吸引了长久和反复的凝视，客观形象摇摇欲堕的危机感带来了真假之间强大的张力。数码影像是拍摄之后对图片的处理，数码影像使得图片的体量变得无限，这样它比传统的摄影走得更远，于是出现了照片装置化。其实巴巴拉·库格所营造的铺天盖地的巨大的图文空间己经是一种装置性的“场”。
在录像艺术中，数码技术使录像短片轻松的分享了电影美学的许多成果――各种经典的电影时间处理手段适用于录像。如“闪回”作为逆转时间、激活记忆库存的倒叙手法；慢镜延缓时间以凸显微妙细节的戏剧性；切换中的时间拼接以改变叙事流程，取消因果关系甚至提示同时性的手法；快镜密集地压缩时间缩减事件过程以强化其符号意义等。但录像的时间处理在数字化方式下有着更大的弹性：画中画、多层叠画等各种数字特技所刨造的多种时间维度重叠交叉并行的种种关系，大大丰富了传统电影语言，三维动画造型的介入更是使任何奇思异想却可能成为视觉现实。
伴随着录像和录像装置的出现，互动性开始成为录像艺术超越其他传统艺术媒介的优势。而数码技术的发展在造就了CD-ROM和网络的同时也使原来那种用若干个电视屏幕或者昂贵的投影设备制造的互动性变得更加轻松的得到实现。
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多媒体艺术已经比线性演进的电影叙事厉害太多了，结合了视频、声音、文字的超级文本不但可以链接到无穷无尽的其他文本之中，更可以由多种路径进入，这已经使超级文本成了一座迷宫，而它所提供的互动性几乎使无穷无尽的。从目前人们设想的数码多媒体概念来看，今天的多媒体艺术还只是一个粗胚，我们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发掘。
多媒体对于艺术意味着综合性的某种复兴。我们知道现代主义时期是各种艺术门类自我净化的擂台，绘画要排除文学性乃至物象成为画布上的一些颜色，最终走到了抽象绘画。音乐要成为激浪派的那种纯粹的声响，摄影中出现了纯影派。古代艺术中，比如大教堂中，壁画、雕塑、管风琴和建筑空间协同起作用，渲染心理氛围的"场"的工作方式看来可能在多媒体中再次出现。就象教堂中的祭坛画搬到博物馆的聚光灯下就不再神秘，多媒体将把各种艺术再次捆绑在一起，营造出不可还原为组合要素的综合体验。
对于多媒体创作所需要的能力而言，传统分科的专业艺术训炼是远远不够的。这使创作成为多学科人才之间的一种协作，再加上我们已经意识到的数码作品在传播中多次再加工的特点，多媒体同样加剧了个人作者的匿名，就象荷马史诗并不是荷马的个人写作一样。我们在电影片尾长长的字幕中己经见识过这种集体创作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为达芬奇式的全才的出现提供空间。多媒体艺术是正在出现的数码艺术品种，它吸纳了此前许多艺术方式之长，集图、文、影像、声音和互动性于一体，可述可论，也可以平直地铺陈，更可以单线深入，可能性极为丰富。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只是正在形成的冰山的一角，它的潜能还有待更多富有想象力的实践去开发出来。一旦互动性数码多媒体作品置身于网上成为网络艺术时，将大大加强了的观众参与程度，将巨大地改变我们传统的艺术概念。今天出现在网络上的艺术品绝大多数还是落后于网络本身的东西。你打开网上跟艺术有关的站点和主页，看到的还是油画、国画、雕塑。可这些东西都还不是真正跟网络般配的艺术。网络艺术当然应该是多媒体，当然必须是互动的，链接着无穷无尽的东西。
三 美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曾经说过，从20世纪的下半期开始，人类已经由以读和写作为接受知识的主要方式，转变为以看和听作为主要的方式。尽管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对于看听文化禀持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但是显然从文字阅读转向图像阅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电视、电影、网络和集声音、图像和文本为一体的电子读物的出现无疑会对人类的知识结构、认知方式以及行为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播方式也以一种加速度在向图像化方面发展。
文化和艺术的社会功能要求我们必然对这种图像阅读的潮流作出回应。回应的方式无怪乎有两种，一种是技术和视觉样式上的开拓，一种是用艺术的方式和视觉艺术的理论对图像阅读的时代特征进行思考，并将这种思考用符合这个时代视觉接受方式传达出来。因此，将数码影像艺术引入到当代艺术中来便具有特别的意义。艺术家对数码媒体的参与，往往凭借着丰富的艺术资源，所有的这些都能为数码技术在纯艺术和应用艺术上的运用提供新的可能性。他们的时间必然和商业性的数码技术公司有着积极的互补意义。和受市场制约的商业性数码技术公司相比，在艺术家的时间有着一定的前瞻性、探索性和学术性。艺术史中已有的艺术资源能使数码技术制造出更丰富、更奇特的视觉成果，满足着日益增长的社会精神需求，丰富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数码技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同时运用在视觉艺术和实用艺术之间。所以在将数码影响纳入到艺术时间中来无疑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交换管道。它能有效的将纯粹个人的视觉创造有效的转换成社会性的视觉产品，同时又能将社会中已经出现的视觉现象系统和有效的转换成个人视觉创造的资源。
我们今天所说的高新技术，事实上是一个相对概念，即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高新技术。新石器对旧石器而言，就是高新技术；青铜器对石器而言，就是高新技术；煤铁对以往而言，就是高新技术；工业化对它以前的时代，都是高新技术；而信息技术，对以前任何历史时代而言，都是高新技术。所以，所谓高新技术，就是人类在发展中，不断发现、发明的，比之以往更优越、更实用的技术。
● 新媒体艺术在欧美已经成熟了吗？
20世纪60年代，信息革命使个人电脑成为计算机的主要形式，掌握了便携式摄影录像设备的艺术家，开始将这一媒体用于艺术表现，新媒体艺术由此开端。70年代初，欧美许多大众电视台纷纷设立实验电视节目，尝试在大众电视网中接纳实验性的艺术作品，并提供将新技术与艺术思潮结合的实验场所。这些实验电视中心，为艺术家提供最新的设备，与技术人员合作的机会，直接促成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电子视觉，造就了录像艺术的第一代大师，同时也刺激了新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如1973年，录像艺术家白南准(NAN JUN PAIK)与工程师阿比合作，开发了同步混像器，今天这已成为电视编辑的基本功能之一。70年代末期，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勃基金会等，减少对大众电视实验性节目的资助，转而直接资助艺术家，国家艺术基金也开始赞助非赢利性的媒体艺术中心。这些媒体中心提供了比电视台更民主的方式，也更容易接触到新的数字化技术，这些中心创作的录像作品较少在电视网中播出，而是在博物馆和画廊展出。于是，艺术家开始考虑将电子媒体与传统视觉艺术的空间结合起来，这就促成了录像装置的成熟。
从80年代开始，录像艺术在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上出尽风头，它以新技术的强大威力，以传统媒体无法抗衡的敏感性、综合性、互动性和强烈的现场感，在国际艺术大展上频频亮相，成为与架上艺术、装置艺术并驾齐驱的主要艺术媒介。9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艺术馆，不但纷纷举办专门的录像展览，还先后设立了录像部门或制定录像计划。世界各地的艺术机构定期举办录像节，推动新媒体艺术的传播和交流。近年来，由于个人电脑日趋成熟，许多作品以互动多媒体光碟的形式出现，1998年的波恩录像节为多媒体作品专门设立了奖项，互联网作品也正在蓬勃发展中。
到了今天，新媒体艺术已经发展成单频录像带作品、录像装置作品、多媒体光盘和网络艺术的大家族。与之配套的各种培训、服务和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培训中心如欧洲的EDA，研究机构如法国的皮埃尔·夏尔费国际影视创作中心，英国的LUX CENTER，德国的ZKM等。此外还有许多半赢利的制作中心，以低于商业价格的水平向艺术家开放。对新媒体艺术的资助，大量来自高科技公司的文化基金，如柏林录像节由苹果电脑资助，汉堡录像节由西门子资助，卡赛尔文献展的技术部分由IBM和SONY赞助。对新媒体艺术的支持提升了公司的文化形象，展示了新媒体的艺术魅力与技术潜能，在新媒体艺术与新技术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关系。
在媒体工业与相关政府机构的支持下，不少媒体艺术乌托邦相继成立，其中最知名的有位于德国卡斯鲁尔（KARLSTUHE）的“ZKM”（CENTER FOR ART AND MEDIA）、奥地利林兹（LINZ）的“AEC”（ARS ELECTRONICA CENTER）及日本东京的“ICC”(INTER COMMUNICATION CENTER)等，目的是为了促进当代艺术与科学的对话。ZKM成立于1990年，1997年10月正式开始运作。是世界上第一个唯一以“互动艺术”（INTERACTIVE ART）为主题的博物馆。它的宗旨是创建一个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大实验室与媒体城，一个将掀起新视觉运动的“新包豪斯”。ZKM是典型的德国式企业经营方式，在大型企业如西门子赞助商与创馆馆长克罗兹（HEINRICH KLOTZ）的理念下，希望延续包豪斯时期的理念，继续成为一个与工业结合的艺术殿堂，以印证所谓的“第二次现代”理念。ZKM成立的构想，缘自德国一个地方政治人物LOTHAR SPAETH的想法，他希望设立针对艺术与媒体科技，特别是视觉影像、音乐新闻的研发机构，并且选择了前法兰克福国家建筑博物馆创办人克罗兹为计划主持人及馆长。该馆主要是发展媒体创作、收藏、展示及推广德国科学文化，1992年起举办“MULTIMEDIALE”多媒体艺术双年展，以展示其媒体艺术收藏品、国际知名媒体艺术家和中心艺术家作品。
从新媒体艺术在欧美的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一开始就与商业利益紧密地挂在一起，所以，它更多的不是展示艺术，而是展示新技术产品，参观这种新媒体艺术展，给人的感觉更象是参观商品展销会。
● 我们准备好了吗？
喜新厌旧是人类的天性。创造新技术，利用新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在中国IT产业和欧美新媒体艺术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开始在近乎朦胧的状态下起步。
新媒体艺术，不但中国的大众感到陌生，就是中国的艺术家们也并没有完全理解和认同。但是，和世间一切事物的发生与发展一样，新媒体艺术也不是等你完全理解和接受，才走进你的世界，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它总是按着自己的规律破门而入。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批较优秀的作品和成熟的艺术家。1996年9月，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画廊，举办了名为《现象与影像》的中国第一次录像艺术展。这个展览包括十几件录像装置和几个录像带作品，集中了中国第一代录像艺术的开拓者。该展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反响，各地传媒以极大幅面加以报道，更有《文艺报》把这一事件评为当年中国美术十大新闻。该展被许多批评家定位为中国当代艺术中重要的里程碑。
1997年，在北京涌现了数个纯粹由录像艺术组成的个人展览，如《王功新个展》，宋冬的《看》录像艺术展，邱志杰的《罗辑：五个录像装置》个展。这标志着中国新媒体艺术家不但作为创作群落成为焦点，也开始以个体的方式冲撞着当代中国艺术市场。更多受此影响的艺术家开始投入录像艺术创作，他们的成果在《97中国录像艺术观摩展》中得到了体现。至此，录像艺术成为中国美术界的热点，《九十年代中国美术年鉴》特辟一章，叙述录像艺术的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录像艺术的活跃引起了国际艺坛的瞩目，中国新媒体艺术家的作品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地重要的媒体艺术节上。随着IT产业的发展，个人电脑上的编辑设备廉价并得到普及，不但录像艺术进一步得到繁荣，而且更多的艺术家着手探索互动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
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算起来不过十来个春秋，但是，它却和产生它的基础——新媒体，包括声、光、电和IT产业一样，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发展和壮大起来。MOMA录像部主任芭芭拉·兰登认为：“录像艺术在中国的活跃，是在西方新媒体艺术的圆周闭合之后划出的一个新圆的起点。”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准确的定义新媒体艺术，也不论现在有着怎样的见仁见智的评论，更无须担心历史将怎样回眸中国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国新媒体艺术为了画好这刚刚起点的圆，在努力着，前进着。
● 应该如何定义新媒体艺术？
新媒体艺术的先驱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说：新媒体艺术最鲜明的特质为连结性与互动性。了解新媒体艺术创作需要经过五个阶段：连结、融入、互动、转化、出现。首先必须连结，并全身融入其中（而非仅仅在远距离观看），与系统和他人产生互动，这将导致作品与意识转化，最后出现全新的影像、关系、思维与经验。我们一般说的新媒体艺术，主要是指电路传输和结合计算机的创作。然而，这个以硅晶与电子为基础的媒体，目前正与生物学系统，以及源自于分子科学与基因学的概念相融合。最新颖的新媒体艺术将是“干性”硅晶计算机科学和“湿性”生物学的结合。这种刚刚崛起的新媒体艺术被罗伊·阿斯科特称之为“湿媒体”（MOIST MEDIA）。
新媒体艺术的表现形式很多，但它们的共通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使用者经由和作品之间的直接互动，参与改变了作品的影像、造型、甚至意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引发作品的转化——触摸、空间移动、发声等。不论与作品之间的接口为键盘、鼠标、灯光或声音感应器、抑或其它更复杂精密、甚至是看不见的“板机”，欣赏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互动。连结性乃是超越时空的藩篱，将全球各地的人连系在一起。在这些网络空间中，使用者可以随时扮演各种不同的身份，搜寻远方的数据库、信息档案、了解异国文化、产生新的社群。
英国当代艺术研究中心新媒体部主任BENJAMIN WEIL，曾于1998年在上海策划了《数字艺术新媒体展览》，他认为：艺术作品首先需要提出艺术家的观念，然后再由技术提出最为巧妙和聪明的解决方法，将其完成。艺术作品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有关，由观念驱使的创作是艺术性的创作，而如果仅仅通过技术实现的创作就不能称为艺术创作。这恰好阐明了新媒体艺术中，艺术创作和技术应用的关系问题。1996年，《ETIME》杂志曾经探讨过NETART和ART IN NET两者概念的差别，这首先取决是技术，还是艺术家的观念，来有效地确定和影响艺术的创作。前者是技术性的，而后者强调了创作的人文观念性，这就像在录像艺术（VIDEO ART）出现的早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争论一样，究竟是以观念利用技术，还是以技术的利用作为艺术分类的纯粹标准。
网络艺术可以给观众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比如有的作品利用文本与表演相结合，互相阐释作品，并且向观众提供机会，制作和共同完成作品。与传统艺术不同的是，网络艺术可以让作品与更多的观众进行直接的交流。在一些国际性的网络艺术展中，提供一种叫做网络虚拟建筑（WEB ARCHITECTURE）的展示作品方式，观众在艺术家的指引和带领下看作品，并由艺术家来介绍作品的创作意图，艺术批评家也可以同时进行评论。在整个网络建筑的参观过程中，观众网上的行为方式与实际情况的差别不会太大，就像我们平时参观其它艺术展览一样。
就艺术本身而言，新媒体艺术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观念艺术，以及由早期未来主义宣言、达达式行为和70年的代表演艺术等。沟通与合作，成为艺术家在新媒体艺术创作中关注的焦点，他们不断探索新的行为模式与新的媒材，企图发掘创造新思维、新的人类经验，甚至新世界的可能性。许多艺术家对于让观众参与到作品中深感兴趣，而艺术作品本身的定义也不再决定于它的实体形式，更多在于它的形成过程。总之，整个20世纪对于新科学的隐喻与模式的着迷，尤其是世纪初的量子物理和世纪末的神经科学与生物学，大大地激发了艺术家的想象力。
● 是艺术融入技术，还是两者都融入商业化？
然而，也有一些问题令人感到迷惘和困惑。罗伊·阿斯科特也好，BENJAMIN WEIL也好，他们很少谈及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更多的是谈新媒体的技术应用和掌握问题，以及新媒体艺术的市场问题，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新媒体艺术，最重要的不是艺术上的创造，而是如何引导艺术应用新技术占领市场。当然，这也许与新媒体艺术一诞生就与商业化结下不解之缘有关。罗伊·阿斯科特认为，对21世纪的艺术家来说，建构的问题比呈现的问题更重要。他说：“对网际网络、生物电子学、无线网络、智能型软件、虚拟实境、神经网络、基因工程、分子电子科技、机器人科技等等的兴趣，不仅关系到我们作品的创作与流通，也关系到艺术的新定义，关系到‘出现’美学（AESTHETIC OF APPARITION），以及互动性、联结性和转变性。‘出现’美学取代了旧式的‘外形’美学（AESTHETIC OF APPEARANCE）——后者只关心物体的外观和某些具体的绝对价值。然而新的‘出现’或‘形成’美学（AESTHETIC OF COMING-INTO-BEING）则试图透过科技文化的转化演变技术，与世界中看不见的力量形成互动。”
他又说：“真正有创意的数字艺术家不在于他会使用新科技，像从食谱中挑选一种烹饪法一样，而是由新科技来拓展市场、测试科技的极限、进而促成它的转变。因此，我们寻求的是具有高度反应力的智能机器与系统，它甚至还能预测我们的需求、以及展现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但不是人工意识）。因此，置身于后生物文化中的艺术家是如何运作呢？我们必须拓展寻求新的经费来源与支持者。以画商与画廊为主的旧式市场，没有能力对待这样一种即使不全是昙花一现，但却不断在流动、在重新自我定义与自我转换的艺术。相对于艺术的传统以及它所形成的封闭性典范，我们似乎更容易接受科学的新发现与新尝试。同时，互动性传播系统中，人与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全球网际网络中心智之间的互联性，意谓着一种新形态的精神性的出现。我们需要与科学家、高科技人员和企业，建立有意义的联盟——他们不仅挑战与测试我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而且更提供我们编织甚至实现幻想的可能性。若这些企业尚未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发明他们。毕竟，就在纯粹想法以及创新性行为上投资这点来说，硅谷的新创企业与新股票上市公开发行价（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和文化与观念艺术有非常相似之处！而我们这些数字、后生物艺术家在工作上进行智性与财务投资的同时，将创造新的行为模式、新的社会组织、心智与科技的关系，以及身体与仿生学、电信系统之间的相生关系。”
从罗伊·阿斯科特上面的谈话中，我们似乎得到这样的印象：新媒体艺术将逐渐融入媒体技术当中；新媒体艺术家将转化成媒体技术专家，或者被媒体技术专家取代；新媒体艺术将更加商业化；新媒体艺术将为媒体技术的存在而存在，为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这就是叫人迷惘和困惑的理由。但是，不论新媒体艺术今后的走向会怎样，它必然会随着IT产业和INTERNET的发展而存在和发展下去。我们不必急于给新媒体艺术下什么样的结论。
新技术还将迅猛的发展下去，对艺术与设计的影响和参与，也会越来越深入，艺术与科学共同作用于我们的生活，或者说艺术与科学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这可能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把艺术与科学等同起来，认为新技术将使艺术变成科学，或者科学成为艺术。技术追求统一性、标准化、定型化，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业化的大批量生产；艺术追求个性化、独创性、求异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人类的审美情趣。我们可以把一种新技术作为创造艺术的手段，我们却不能把一种新艺术当成技术发明的方法。
2、传播学批判学派 默多克和戈尔丁 谁知道这两个人著名的传媒批判理论是什么吗？？？谢谢！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尔丁和默多克为代表，主要是从考察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入手，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
3、新媒体文化与传统媒体文化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这种新变化表现在：受众从批判学派认为的传播链条的末端（End）转变成当代传播环境下的中转环（Linked Chain）。受众不再是受操控的无知被动的接受者，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发散开新的信息，充当信息源头。
其次，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呈现出更强的个体差异，而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阅读印制好的报纸，实质是在阅读编辑筛选好的消息组合。受众观看电视节目，多是电视内容牵引着受众的注意力直到受众接受它。而在全媒体时代，LBS等基于地理定位推送信息的服务，更加符合受众的地域接近性。
最后，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日益发挥作用，使权威媒体机构的刺激减弱，淡化了批判学派眼里传媒单向度施予受众的“心理无知”控制概念，使受众可以真正从自己的社会条件出发去解读媒介文本，并建构意义。
4、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哪个更有利于社会和谐
新媒体在中国蓬勃发展，对当代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媒介生态的变化、生活形态的转变、社会阶层的重组、思想观念的冲击等等。究竟新媒体带给我们什么?对个人造成多大的变化?如何改变媒介生态?对中国社会又有多大程度的改变力量?我们认为问题的答案，从根源上来说，取决于人而非新媒体，即在新媒体时代，人们的媒介使用情况、媒介素养与新媒体素养情况、对新媒体的认知与评价等等。惟有了解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思考新媒体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影响与意义。
本文为国家985平台项目《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大规模问卷调查的预调查成果，于2012年在上海组织了两场焦点小组访谈 ，第一组为基本学历组(高中及高中以下)，第二组为较高学历组(高中以上)，共21人参加。受访者是住在上海的普通市民，包括上海本地居民、从外地移居上海的白领阶层或专业人员，以及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外地民工，年龄介于24到60岁之间，男女比例相当，教育程度从初中到大学，籍贯分布与上海的人口组成较为符合，来自外地的居民略多于上海本地居民。在家庭方面，三口之家占了八成，家庭人口最少两人最多四人，已婚者占了八成。虽然家庭人口差异不大，但是家庭月收入差异甚大，家庭月收入最低为2300元，最高达到25000元，之间相差超过10倍。在从事的职业方面，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等)、职员(保安、仓管等)，工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离休干部与公司管理者等。
一、媒介使用情况
在电视、报纸、广播、网络四种主流媒体中，受访者最常使用与最不可或缺的媒介都是网络，所有受访者都有上网经验，最长15年，最短1年，均值为8年。上网目的以信息、娱乐、交流为主，其次才是购物。虽然受访者的生活离不开网络，但是他们最信任的媒介却是电视，其次才是报纸与网络。在所拥有的新媒体设备方面，所有受访者都有可以上网的电脑，超过六成的人拥有平板电脑，超过六成人的手机可以上网，但拥有智能手机的人不到五成。在新闻渠道方面，电视与网络是受访者主要的新闻渠道，年龄较大的女性更多以电视作为主要新闻渠道(均值51岁)，而年龄较轻的男性更多以网络作为主要新闻渠道(均值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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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网络为何在受访者生活中如此不可或缺，因为依托网络技术且便于携带的新媒体，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延伸"，它更像是身体的一部分，且汇集了电视、报纸、书籍、广播等各类型媒体的内容：
1.网络即生活
受访者无论男女老少，皆离不开网络。一早起来就把电脑打开上网的人超过六成，看股市、看新闻，有的人还没起床就开始用平板电脑，甚至上厕所也继续用平板电脑，上班途中低头看手机，到了公司继续上网，于公于私，他们都离不开网络。L女士(55岁)说:"9点半上网看股市，听听里面的mp3音乐。一面放音乐，一面看股市，一面做做家务。到中午，股市没有了，就上上网，打打游戏。无聊啦，就看看新闻，在网上看看房子什么的，就这样过了一天。" X先生(29岁)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电脑开开，在电脑上看新闻……边吃早饭边看。然后有事就出去忙，比如说在外面等人或者说很无聊的时候，就掏出手机来看看新闻。" K先生(39岁说):"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钟左右醒来，在被窝里看一会iPad，大概8点钟上班，上了班基本上就会和网络有关系，一直就上网。"
2.新媒体如影随形
手机、平板电脑等随身设备使得新媒体应用更加方便，也让非电子化、数码化的传统媒体在某些情况下沦为候补媒体，例如在公司不能上网时只好看报纸，在家中不能上网时只好看电视。K先生(39岁)说:"我们家的电视是个摆设，几乎从来不看，除非老人在家，他们会看一下。" P女士(38岁)说:"我们电视已经不大开了，一般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在电脑上也都能看到。"N女士(38岁)说:"上班时间不能上网,有空就会看看报纸，《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等。但是感觉现在的报纸好像没多大意思，政治方面的内容比较多……不太吸引人。" D先生(25岁)说:"我在单位里就看报纸，因为单位订报纸，就看，看《劳动报》，但是看的内容不多，因为有很多广告。一回到家电脑就打开了。"
从访谈中，我们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网已经超出了媒介使用的概念，新媒体也已经超出媒体的范畴。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的设备发展下，新媒体成为人们接收内容的终端界面，汇流了各种媒体的内容，一个小小的新媒体设备装载了电子书、电子报、电视剧、电影等等，这或许造成了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的错觉，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新媒体"包括"了传统媒体。
3.健康也是关键因素
媒介使用受到工作、家庭、身体因素影响，其中，身体因素影响最大，特别是视力问题。手机屏幕小,需要好眼力,而平板电脑的屏幕较大且容易操作，因而成为中老年人的"新宠"。W女士(52岁)说:"没事了，就在msn上跟我女儿聊聊天，我现在就是用iPad2，随时都可以坐在那里上网……手机主要是年轻人看看，对于我们字太小了。"而在外企工作十分忙碌的Y女士(25岁)说，回到家绝对不想再看到电脑，在地铁上也无法用iPad或手机，因为会头晕。
使用新媒体与使用传统媒体相同的是受到使用者闲暇时间多寡的影响，不同的是使用者在使用新媒体时，对辐射影响健康的顾虑多于传统媒体。Q先生很少上网，因为担心影响到怀孕的太太;Y先生天天上网，因为他"上班时很空"。Y先生(55岁)说："我是物业管理，所以我上班时很空的，一上班就把电脑打开了，上班时就一直上网……如果碰到电视直播重大的事情，我还把后面的电视机打开来。"
二、媒介素养情况
本研究对媒介素养的定义主要根据美国媒体素养中心(CML：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的定义：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生产能力、思辨的反应能力。对受访者媒介素养的情况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通过访前问卷的定量分析，二是通过焦点访谈内容的定性分析。在访前问卷中，媒介素养包含了"媒介组织"、"新闻素养"、"刻板印象"、"媒介参与"共四道题目，焦点访谈则主要谈及受访者对媒体的认知、理解、创造、质疑与思辨能力。
1.媒介素养有待提升
统计后发现，受访者的基本媒介素养依然有待提升。他们对媒介组织有基本的认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国外的媒体不一定是由国家经营的;但依然存在刻板印象、将新闻等同于现实的问题。受访者中有近四成的人将新闻等同于现实，以为新闻报道可以完全反映客观世界;近三成的人存在刻板印象问题，同意外地民工造成了上海的治安问题;而曾经通过媒体发表意见的人没有过半。
此外，受访者对媒体的质疑态度并不均等，且普遍相信权威。虽然他们最常使用与最不可或缺的媒体都是网络，但是无论学历的高低，最信赖的媒体都是电视，认为电视新闻"比较真实"。基本学历组第二信赖的媒体是网络，而较高学历组第二信赖的媒体则是报纸。N女士(38岁)说: "网络上的新闻，我觉得不是全可信的。现在虚假的也挺多的，电视相对来说要真实一点。"受访者认为"官方"权威媒体还是比较可信的，且年纪轻与学历高的人有更加相信权威的倾向。W先生(25岁)说:"像一些官方的报纸肯定还是比较客观比较有权威性的。比如说像《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社的一些新闻，比较权威的机构、政府部门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客观的、有权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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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告素养有待加强
此外，受访者的广告素养也有待加强。访谈中，我们发现年纪轻的受访者对植入式广告的接受度非常高，不仅对无所不在的广告骚扰不以为意，甚至认为是一种智慧的表现。Y女士(25岁)说："前段时间看《杜拉拉升职记》，本来就是讲办公室的事情，那如果她到茶水间拿一包立顿红茶，拿一个雀巢咖啡，这很正常，因为大家办公室就是这样的。"W先生(25岁)说: "之前一个电视剧叫《无懈可击之高手如云》，会打清扬的广告，我看得很开心，而且我去超市的时候就会走到那里去买，会受到它的影响。我们做生意的人头脑都比较理智一点，但还是会受这方面的影响。还比如说读大学的时候，一个选秀节目叫《快乐女生》蒙牛酸酸乳，我平时吃早餐的时候就会喝这个。"
由于新媒体带来更多新形态的广告营销方式，例如运用电子邮件等方式携带产品消息的"病毒式营销"(viral marketing)，或以在线游戏的形式让使用者不知不觉中接触到广告信息的"广告游戏"(Advergames)等等，因此，广告素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且广告素养能力的建构难度也愈来愈高，不仅对广告信息要有分辨能力，还要对广告内容与广告出现的形式具备批判能力。Robert McChesney在2002年第一次ACME会议上即提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商业化与利益导向的媒体系统，这对于公民社会是很糟糕的事。他强调媒体素养教育不应只是告诉消费者媒体商业利益的结构，还要让他们知道媒体系统是如何与为什么运作，如此，他们才能批判并参与。
三、对新媒体的感受与评价
多数受访者对中国媒体的评价是"说不准"(66.7%)，虽然如此，受访者对新媒体的正面评价极高，认为新媒体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即使他们也感受到新媒体犹如双刃剑，但一致认为新媒体对整体社会的正面影响多于负面影响。所有受访者皆同意新媒体有助于维护个人权利、加速社会改革、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并期盼新媒体能发挥监督力量，促使传统媒体"说真话"。
1.新媒体传达民意
受访者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加速了各方面的改革，虽然离"令人感到满意"还有一段距离。C女士(60岁)说:"现在国家政府也开了微博，很快就能听取民意。它还可以表达老百姓的呼声。现在比过去好很多了，老百姓有意见就很快传播出去了，包不住的，而以前很多事情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有些是没有办法报道的。但是离满意还很远。现在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转折期。"
受访者虽然乐见新媒体传达民意，但他们同时认为执政者的心态更重要，因为新媒体虽然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表达渠道，但关键在于上面听不听。Z先生(59岁)说: "这个得看媒体人肯不肯弯下腰让受众表达。我给你举个例子，中国北方一个县级市的市政府网站搞了一个对政府执政满意度的民意调查，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满意，一个是非常满意。"
2.新媒体透明公开
受访者认为新媒体透明公开，有助于维护个人权利、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并期盼新媒体能促进传统媒体"说真话"。M先生(51岁)说:"我觉得新媒体透明度比较高，有时候把社会的不公正一面揭露出来了。新媒体比旧媒体做得好。我们老百姓只希望媒体说真话，真实地报道。我认为现在媒体还是蛮开放的，真话已经达到了70%到80%，把我的视野打开来了。"C女士(60岁)说:"我觉得新闻最重要的就是真实。新媒体在公正公平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你透明嘛，啥事情大家都知道，能做到真正的公平。"
受访者期盼新媒体能像太阳一样,把一切照亮,让大家听清楚、看明白，不仅在民间发挥作用，也把政府机关摊在阳光下。Z先生(59岁)说:"我希望新媒体晒晒各级政府。举个例子，房价涨啊涨啊……开发商说我的利润率就在10%到15%，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到现在为止，我就看不到政府向老百姓讲清楚。"
3.新媒体是双刃剑
受访者虽然对新媒体满怀希望，但同时他们对新媒体的负面影响也极为担忧，主要的担忧在于信息安全问题。W女士(52岁)说: "像我们的信息怎么他们(电话诈骗)都收集得到的呢?我们的手机号码他们怎么会知道的?都是通过网络过来的，也不好。"其次，他们对未成年人依赖网络也感到担忧。Z先生(59岁)说: "我认为唯一值得担心的应该是新媒体综合征，大家离不开新媒体了。比如说上海停电三天，我估计有不少人马上要自杀去。"
四、结语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1.新媒体在媒介竞争局面中是赢者通吃吗?
新媒体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受访者的媒介使用与生活形态，他们明显离不开网络，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成为媒介内容汇流的终端界面。虽然新媒体的使用频率已明显高于传统媒体，但是受访者对传统媒体中的电视与报纸信赖程度更高的情况，迄今尚未改变。在新闻渠道方面，年龄较大的女性主要收看电视新闻，而年龄较轻的男性则更多阅读网络新闻。由此看来，新媒体在媒介竞争格局中，似乎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值得重视的是，"通过电脑看电视，通过手机读报纸"的大有人在，现阶段新媒体在设备方面(硬件)拔得头筹，但内容方面(软件)则不然。
事实上，从使用者或媒介内容的角度来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界线正在消弭，因为技术的扩散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使用方式。由此可见，新媒体在媒介竞争局面中并不是取代性的，而是一股融合与引领的力量，引发我们重新思考媒体、媒体与人、媒体与社会的所有相关议题。
2.使用新媒体能提升个人的媒介素养吗?
新媒体时代，受访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元、知识面更宽广，但是受访者依然存在刻板印象、将新闻等同于现实，对于媒介的参与性与广告素养也有待提升。在新媒体素养方面，受访者虽然对新媒体有所认知，使用时没有严重的技术障碍，并且对新媒体相关议题了如指掌;然而，他们对信息的质疑与思辨能力并不高，倾向于相信权威。在广告素养方面，虽然受访者都知道什么是植入性广告或置入性营销，但是多数受访者不以为意，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还认为这是广告商智慧的表现。可见，受访者虽然知道新媒体可以维护个人权利，但是对于个人权利的意识尚未全面觉醒。
新媒体带给人们更便利的生活、更丰富的信息，并提供个人对大众发声的渠道，但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感受到，新媒体扩大了受访者的知识面，他们对各方面的议题都能侃侃而谈，但是其媒介素养并没有因为新媒体的使用而得到提升。新媒体让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大众关注的社会案件)有更好的掌握，但是对于个人的媒介素养，无论是传统的媒介素养或新媒体素养，都没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点需要在往后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中进一步验证。
3.从中国现阶段社会来看，新媒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英国ESRC项目"虚拟社会?电子技术的社会科学" (1997-2002)的研究结果指出探讨建构虚拟社会(网络)的新科技的五个原则：第一是语境的重要性，指新科技的吸收与利用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社会背景;第二是不平等的假设，指对新科技的恐惧与新科技带来的风险，在社会上的散布是不均等的;第三是补充而非取代，因持续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虚拟社会不会取代真实社会;第四是愈虚拟愈真实(the more virtual, the more real)，研究结果发现在线活动与虚拟空间会修复并刺激真实世界中的活动与空间;第五是愈全球愈本土(the more global, the more local)，反对距离已经消失的说法，因为在超越本土与推动全球的努力下，全球性已演变成依赖特定的本土经验和认同。
这五个原则或说结论在近年来得到不断的阐释与延伸，特别是第一条语境的重要性从未被推翻，可以说是关于科技与社会研究的金科玉律。据此，我们重新思考新科技支撑的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如何被吸收与利用，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背景(语境)中具备什么样的独特意义。从访谈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对新媒体的吸收与利用还很有限，显然他们"利用"媒体或参与媒体的能力比较欠缺，且对于大众媒体的产制过程、信息与内容产制者的意图与商业利益、消费者权利等认知皆有待提升。此外，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多次听到"老百姓"、"官方"等远离公民社会的字眼，新媒体带来的社会变革并没有从这些一般居民的表述中体现出来。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受访者对新媒体的热情与赞扬之中，感受到新媒体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价值。他们对新媒体的评价远高于传统媒体，认为新媒体能够促进中国媒体与社会的整体提升。虽然受访者也认同新媒体是"双刃剑"的说法，但是整体而言，他们对新媒体充满期待。因此，我们总结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核心价值在于民众对它的期盼：一是盼望新媒体能促进中国媒体"说真话"，二是盼望新媒体能汇集民意成为与执政者沟通的渠道，三是盼望新媒体发挥监督功能，揭露社会不公正的问题。由此，我们推论，新媒体在技术的支撑下成为民众盼望的载体，这是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中特有的核心价值。问题是这样深厚的盼望将"唤"来什么样的将来，盼望如何被满足，盼望与现实的距离，失望与社会问题等等。这些新科技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所带给一般大众的感受，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被持续关注的议题
5、新中国初期新闻媒体发起的几次文化学术批判活动有什么教训
1、区分开媒体学术讨论与政治批评的界线。
2、媒体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能随波逐流。
3、媒体应该只屈从于新闻事实本身，而不是屈从于政治压力。
6、如何评价新媒体环境下的参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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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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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7、什么叫“新媒体”？一直不明白这个概念。
呵呵，没有那么复杂。虽然我不愿评价楼上朋友说得正确与否，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说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是非常片面的，不太正确。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不在于出现时间的先后，而在于传播方式和内容形态的不同。
曾几何时，互联网络的盛行，曾经使业内人士无不感叹，网络媒介已经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媒体之后的第四大传播媒介。在一段时期内，网络媒介成了新媒体的代名词，似乎一提起新媒体，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就是网络媒介。在本人就读于大学的时候，专业课老师也是这样对我们讲的，互联网就是新媒体。但是，说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正确吗？答案是不正确。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变迁，具有越来越多传播方式和内容形态的媒体形式不断涌现，如数字电视、车载电视、楼宇电梯广告、手机短信、手机电视等等。
最后，可以明确地说，所谓新媒体，是指一切区别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具有多种传播形式与内容形态的不断更新、不断涌现的新型媒体。
新媒体传播有四个特点：
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大众传播
从岩画和巫会的模拟传播，到诗歌和戏剧的口语传播，到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的文字传播，到无线电发明之后的电子传播，回顾人类的大众传播史我们可以发现，传播的媒介形态日趋丰富，而传播行为日趋自由。
印刷品传播和电子传播的形态、通道是固定的，其传播的专业要求和边际成本都很高，传播者具有较强的垄断性和控制权，而数字化必然带来的网络化，以及网络化必然导致的交互性，使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身份转换极其容易。如今，一个人通过发送手机短信、撰写博客日志、发起网络群聊，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进行大众传播，突破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壁垒。
“信息”与“意义”无关
尼格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说：“比特就是比特”。在数字语言里，所有的文本、声音和影像都只是0和1的组合。传播的信息从传播的意义中抽象出来，使“把关人”的能力大大削弱。
因为意义是完整、单一而不能分割成片段来进行传播的，易于甄别，而信息是可以编码、分段、压缩，进行传播，再组合、复原、解码，进行读取的，很难在传播过程中判别每一片断的信息意味着什么。上海目前发展很快的楼宇视频和地铁视频系统是电视还是计算机？曾经发生一场定性之争，就是这种突破的生动案例。
受众的主动性大大增强
在传统传媒一统天下的鼎盛时期，传播的效果似乎是无坚不摧的，大众媒体对于公众有着“魔弹”般的效力。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信息和“噪音”越来越多，以一个人的接受能力，根本不可能全部进行接收和处理，同时，在技术上对信息进行筛选、复制和传递已经非常容易，因此，信息接收者按照什么样的标准，通过什么途径，如何选择和过滤信息，又如何屏蔽噪音，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传送者的传播意图能否实现。这意味着受众在接收信息时的主动性和消费偏好变得日益重要。
大众传播的“小众化”
传播学研究中曾经有一个“沉默的螺旋”的发现，表明人们为了避免成为异类，陷入孤独，往往在大众媒体或舆论活跃分子发表了意见之后，不再表达自己与之不同的观点。而在数字加网络的新媒体时代，任何一个人通过互联网、手机等，就可以随时进行信息沟通，甚至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信息来源，人际传播的性质得到凸显和强化，传统的，倾向于无差异的普遍的广大受众，开始分割为气味相投的或者利害相关的“小众”，如各种各样的网络游戏团体、户外旅游论坛、短信交友俱乐部等。在小众中，人们也许更容易找到声气相投的伙伴，以对抗大众传播所造成的“社会孤立
供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