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一谈新媒体环境下，对于社会舆情的控制与传统媒体相比有哪些异同
谈一谈新媒体环境下，对于社会舆情的控制与传统媒体相比有哪些异同
业界认为媒体微博主要有三个功能：形象塑造、关系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微博有很多优点，诸如稳定、简单、快捷；但微博也有其致命缺陷，例如其庞大、广泛、不确定的受众面让用户不好把握这样的多元互动。基于视野窄化的原理，从个人情趣爱好出发，微博用户会选择具有某些一致性的人进行关注，这种用户偏好聚合下的自我的议程设置，逐渐形成一个舆论群体。要想使得自我议程设置成为公众议题，媒体微博必须要善于分析自身受众心理，发布适合一部分受众的内容，不断提高粉丝的参与度。媒体微博在运营时要注重策略调整，通过形象塑造、信息推送、意见领袖、话题策划等策略增加自身微博的影响力。
微博言论空间的自由性及巨大的发表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其裂变的传播效果增强了微博舆论监督功能。媒体微博在其传统媒体的强大的影响力基础上提高了信息的实效性，通过强互动凝聚舆论力量，在热点事件当中自成一派，引导舆论走向，形成密集的监督网。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好舆论话题的引导，如何掌握主动权，这是我们当下急需的。
一、学习认识新媒体，进一步认识新媒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新媒体有着明显不同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媒体的特性，认清这些特性，才能更好地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新媒体在信息发送上具有即时性。传统媒体反映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而新媒体却能将正在发生的事实瞬间告知公众。这给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带来了新的挑战，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必须转变观念，学习认识新媒体，通过新的传播渠道及时发言、传播资讯。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开设了官方网站、博客、微博等，积极疏通传播渠道。事实证明，善于运用新媒体，及时回应民意诉求，对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对提升自身影响力，都十分有利。
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上具有互动性。无论是参与网上讨论、转发手机短信，还是转载网络言论，受众常常集信息的接受与传播于一体，传统媒体时代“我播你看”的单向流动，正向“全民参与”的传播模式发展变革。这带来了传播内容的极大丰富，各种信息都被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社会思想意识加速多元化，传统的舆论引导格局正经受着深刻的冲击。新媒体的出现，既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开辟了新通道，也为党和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无限可能。领导干部需要改变执政理念与方式，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和途径，搭建起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优化决策流程和执政方式的新平台，及时、全面地与公众沟通。
新媒体在信息接收上具有集群性。集群式接收、个性化传播是新媒体的又一明显特征。不同年龄、收入、职业、兴趣的人们在对信息的鉴别、筛选上，具有一定范围内的趋同性，这种趋向促进了新媒体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又加速集群性进一步走向深入。舆论格局的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继续延续以往“批量生产”式的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必然要大打折扣。
二、善于运用新媒体，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新突破口
置身新媒体时代，怎样更好地传播主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怎样更好地化解矛盾、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掌握主动地位，怎样更好地听取群众呼声、进一步改进工作，都是摆在执政党和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命题。媒体技术、传播手段的更新，为进一步联系群众、更好地服务群众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一要合理设置议程。传统媒体主导的传播形态，其特点是“一对多”，媒体往往能够引导和控制舆论，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如果点击率够高、转发量或转载量够大，普通人的言论一样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引发社会大讨论，传播形态变为“多对多”。研究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与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设置议程的复杂关系。这就要求执政党、政府部门必须遵守新闻传播规律，主动出击，善于运用传播技巧，使媒体愿意围绕自己发布的信息进行报道，并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互动，产生放大效应，合理地为公众设置议程。
二要处理好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消息的瞬间广泛传播，是新媒体凸显威力的重要表现。然而，怎样恰当处理好突发事件消息的发布，一直以来都是政府部门深受困扰的一个问题，新媒体的介入，使这种困惑更加凸显。当前，新媒体逐渐成为热点新闻的首发媒体，而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却频频在第一时间失语。公众被具有震撼性的消息“击中”后，很快开始参与各种猜测和讨论，这固然印证了新媒体传播之快、影响之大，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权威解释缺席后情绪焦虑的一种反映。在传播技术足以颠覆传播形态的今天，不敢说、不愿说、说不好都需要摒弃和改变，人们呼唤政府部门改变心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真正从有利于事情解决的立场出发，在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前提下，利用好新媒体这支利器，将事件真相和处理结果及时告知公众，平息不实传闻，主导社会舆论。
三要做好舆情分析。从根本上讲，网络舆情监测要求达到实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能满足系统舆情信息服务市场三个要素，实时性：舆情获得越早，给应对和处置留下的余地就越大，而网络舆情的发展往往是爆发式的，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失最佳时机将追悔莫及；全面性：网络舆情容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信息量大，容易使很多重要信息被忽略；准确性：海量信息条件下，如何准确地掌握问题核心，不为纷扰所困，是得出正确判断的关键。“舆情是社会的脉搏”，随着网民队伍不断壮大，网络舆情越来越受重视。源自网络的言论和现实意见相互影响、融合，往往成为社会情绪的晴雨表。由于参与的门槛低，同时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网络舆情某种程度上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大众心声。善于倾听，及时捕捉网络舆论热点，了解不同阶层群众的想法和愿望，并对公众的诉求整理、吸纳之后转化为决策依据，对密切党群关系、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善于管理新媒体，打造积极健康的话语场
新媒体发展迅猛，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人们在为它推动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建设叫好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它需要接受相应的监督管理，规避可能带来的弊端。首先要正视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特点。匿名发言会降低传播者的责任感，致使网络上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时候人们来不及辨识事实真相，就开始表态发言，加速了不实消息的散播；有的网站或网民为了提高点击率，将一些垃圾信息、不健康不道德的信息也放到了网上……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广泛性在这些时候“助纣为虐”，致使网络舆论走向暴力和失范，网络监管也成了一个世界难题。其次要加强立法，促进新媒体健康发展。很多国家都在网络安全、信息自由、未成年人上网保护等领域进行了立法。当前急需建立和完善与新媒体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将新媒体置于相关部门有效监管之下。新媒体存在的舆论风险，不仅需要执政党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公众也需对此廓清认识，提高媒介素养。要使公众了解，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虚拟世界同样也要讲大局、负责任，网络世界中的个人言行，一样要接受法律法规的监管。监督的作用体现在一方面优化自媒体舆论生态，另一方面培养网民的权利意识，鼓励网民以公开的、合法的途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新的传播格局，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极大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并存。适时开通微博，利用这个传播平台，给信息插上飞速传播的翅膀，粘合更多的网友扩大自己的网上阵地，从而在这个网络舆论场中查知民意、发出声音、引导舆情，这是时代赋予传统媒体的使命，更是传统媒体转型的契机。
2、当前舆论环境下我军开展舆论战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哪些
互联网时代，传统主流媒体主导舆论的格局被打破，传统媒体、政府部门等多个主体在建设网络空间中的主流舆论阵地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一、社会转型打破传统利益格局，成为舆论引导复杂化的现实基础
1、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导致利益冲突频发、价值观多元，凝聚社会共识难度加大。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呈现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特点。社会经济结构、所有制及其利益分配制度、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在相应发生或明或暗的全新变化。分化的利益格局和多元的利益群体导致利益冲突频发，社会矛盾凸显，民众普遍存在的被剥夺感和不平衡的社会心态使得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心理心态使得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与社会共识的凝聚困难重重。
2、社会转型过程中官员权力异化使官民冲突时有发生，政府公信力下降。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权力异化的现象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老百姓对此种现象深恶痛绝，而国家一时很难从根本上彻底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长期的不满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导致了心理的严重失衡，官民冲突时有发生并不断扩大化。从孙志刚事件到“躲猫猫”，从“天价烟”到重庆“不雅视频”，从郭美美炫富到“我爸是李刚”，近年来我国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涉官涉腐类事件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政府公信力面临“塔西佗陷阱”的巨大挑战，给舆论引导带来很大难度。
二、新媒介技术改变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成为舆论引导复杂化的技术背景
1、媒体泛社会化导致主流媒体议程设置权力弱化。
新媒介技术深刻改变了社会传播格局，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信息的发布权向草根阶层转移。从主流声音一统天下到草根阶层众声喧哗，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权力被弱化。执政党通过掌握有限的媒介资源控制舆论场的局面已被打破，面对众声喧哗的网络舆论场，如何倾听民意、正本清源、有效沟通、凝聚共识成为网络空间中主流舆论阵地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2、新媒体改变舆论生成演化路径，网络舆论场充满变数和不可控性。
新媒体成为舆论生成和发酵的重要场域，并深刻地改变了舆论生成和演化路径。在新媒体语境中，信息和意见的复杂程度非以往任何时候可比，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件”或“小事端”在新媒体语境中借助于舆论的放大作用而被瞬间引爆，从而演绎成重大公共危机事件。2012年受到公众关注的四川什邡事件、微笑局长事件、重庆官员不雅视频事件等均源自网络，并在网络空间瞬间发酵。另外，拥有大量粉丝的意见领袖深刻影响着网络舆论的走向。这给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带来极大挑战。
三、主流媒体的传统思维和舆论引导技巧难以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引导形势
1、自上而下的宣传意识使主流舆论在立场和话语体系等方面缺乏与受众的接近性。
传统媒体时代，拥有传播权的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具有绝对权威，在长期自上而下的宣传报道中，形成了特定的报道方式和话语体系。在网络空间中的主流舆论建设过程中，虽然在努力改变，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在当前的传播格局和多元化的舆论生态下，舆论引导效力并不来自权力，而是必须通过和其他媒介的自由竞争来实现影响力，面对这种局面，主流媒体的报道方式和话语体系缺乏接近性，不能很好地“接地气”，很难使舆论引导真正入耳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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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为王”的意识使主流舆论阵地的渠道建设较为有限，用户体验、市场推广、品牌建设等方面的竞争力不足使主流舆论的到达率、影响力受到限制。
互联网时代，内容、渠道和品牌是新媒体发展的三个重要维度。作为内容生产者，传统媒体及其网站的专长在于新闻内容，并且有传统媒体的品牌优势，但在渠道建设方面还存在欠缺，而渠道是实现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一环，渠道建设不足严重影响着传统媒体网站及其新媒体形态的舆论引导能力。借助即时通讯、社交平台、邮箱服务，一些商业网站凭借良好的用户体验和强有力的市场推广而网罗了庞大的用户群，在渠道建设方面占得先机，基于庞大的用户基础，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传统媒体网站不可比拟的优势。如何加强渠道建设、提升用户体验、做好品牌推广是建设好网络空间中的主流舆论阵地面临的一大挑战。
3、传统媒体缺乏危机意识，进军新媒体的动力不足。
大多数传统媒体已经意识到进军新媒体的必要性，但危机感不足。是否进军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来说尚未达到生死攸关的程度；从投入产出比来看，在新媒体方面的投入还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前景并不十分明朗；另外，缺乏激励机制也是主流媒体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传统媒体在进军新媒体方面持观望态度；已经开发的新媒体平台，由于缺乏危机意识，往往不能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和终端的特性进行创造性使用。这些都直接影响着网络舆论引导的成效。
3、2017年宣传舆论工作怎么干？如何办好教育新媒体
你好： 新媒体改变了社会传播关系，对传统思想宣传工作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新媒体环境下，加强思想宣传工作是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党执政基础的迫切需要，而“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基本途径。 新媒体对思想宣传工作提出的挑战 新媒体增加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建的难度。一方面新媒体使人们的思想交流呈现全球化、中国络化、社会化趋势，这极大拓展了意识形态影响的空间，多元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挤占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信息发布、传播能力大大提升，各种思想和观点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呈现多样性、分散性特征，选择性的增加给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建带来困难。 新媒体弱化了传统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新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单向、点对面的传播方式，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弥漫状、以互动为重要特征的传播方式。这种改变使传统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受到极大影响：一方面，传统自上而下单向传播方式构成的官方舆论场与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重叠度降低，使得传统宣传思想工作对民众影响的覆盖范围缩小，思想宣传工作以往的主导地位被削弱，另一方面，“互动”是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特征，人们更愿意接受“互动”参与式的思想交流，而单向灌输方式的传统思想宣传工作方式越来越难以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 思想宣传工作面临的环境特点 新媒体的便捷性、易获性和黏合性优势，使思想宣传工作的环境发生了重要改变，这种改变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新媒体方便和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渠道：一方面智能手机的发展和“微信息”的流行，使人们能够在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缝隙中利用零散时间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习惯于利用等车、乘车、用餐、甚至步行等时间进行“快餐式”阅读（或观看）；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易获性和强有力的搜索功能及链接功能，使人们越来越趋向于通过新媒体方式获得和获取信息，这使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在民间（尤其年轻人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而新媒体信息传播特有的“推送”方式，更加剧了传统媒体被边缘化的程度，因为“推送”是传播者主动将新闻、信息等推送到受众手机或电脑上，而不需要受众自己动手去查找，但传统媒体（例如纸质报纸、电视新闻等）没有这种主动“推送”的功能。 新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媒体在一点扩散之后，会迅速转变为多点扩散的方式，而传统媒体则是以一点为中心传播扩散。由于新媒体能够满足人们固有的表达参与欲望，同时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转播功能，这使得人们在接受到信息后，会迅速成为积极的信息转播者，通过微信群、微博群、QQ群、博客等多种渠道对信息进行二次或者多次的转播，而收到这些二次转播信息的受众又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转播，如此往复。新媒体的这种传播特点，相当于动员起了所有受众的力量共同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使信息传播呈现核裂变扩散趋势。而传统媒体一次传播后，受众难以进行二次转播（如：民众很难对报纸、广播、电视等进行二次传播），所以其传播力度和广泛性远远低于新媒体。 新媒体重构了人际交流关系。新媒体具有显著的用户吸引力和黏合性优势，能够将人们聚集黏合在一个个小众人际交流圈中，而这些小众人际交流圈是相互交叠、相互影响的，可以瞬间对某一问题构成大众的讨论。圈子在交流中会不断扩展（也会缩减），并繁衍或者分裂出新的人际交流圈。新媒体的这种吸引力和黏合性优势，来自于新媒体用户之间的“互动”。人们之所以忠诚地留在一个人际交流圈中或者加入一个新的人交流际圈，重要原因之一是可以满足其表达被关注的需求。例如：人们愿意聚集在论坛、微博群、微信群、QQ群中，除了可以发表个人观点和分享他人观点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言论或观点能够获得他人的评论或转播（“互动”）。由此可见“互动”构成了新媒体传播功能外的另一个功能，即：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新媒体的这种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重构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流关系，传统以“单位”和“家庭”为基础的人际交流关系正在被新媒体重构的人际交流关系弱化。 “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基本途径 针对思想宣传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和新环境，传统思想宣传工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方式。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以“互动”为途径。 “互动”是提高思想宣传工作有效性的基本途径。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人们的聚集和交流，都是以参与“互动”为基础的。因此要提高新媒体环境下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必须转变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方式，而以广泛深入到社会人际交流圈中与民众开展“互动”为途径。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仅仅依靠宣传部门和传统媒体是不够的。一方面，宣传部门人员有限，无法全面覆盖和渗透到弥漫状分布的社会人际交流圈中与民众互动；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即便是采用了新媒体传播的方式和手段，但如不能广泛深入地与社会人际交流圈中的民众形成“互动”，也难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动员基层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积极参与到思想宣传工作中来，成为社会人际交流圈中的一员，这样才能实现与民众的广泛“互动”，才能有效地宣传民众、动员民众。 “互动”才能增加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重叠度。新媒体环境下影响思想宣传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与传统媒体构成的官方“舆论场”重叠度低。而官方和民间“舆论场”重叠度低的重要原因，一是民众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二是官方和民间参与对方“舆论场”的讨论存在制约和障碍。通过新媒体（如政府中国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构建“互动”平台可融合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场”，以此提高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重叠度，从而增强思想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和有效性。一方面“互动”平台可为民众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提供渠道，吸收民间意见和建议，泄放民间舆论强度，同时为民众提供参与官方“舆论场”讨论的条件和途径；另一方面官方和民间的“互动”平台，可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党政机构和党员干部更加密切联系群众，通过与民众交流对话，深入到民间“舆论场”的讨论中，从而引导舆论，并将思想宣传工作融汇于回应和服务于民众诉求之中。尽管目前政府中国站、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发展迅速，但其中很多与民众的“互动”非常不够，这一点可从政务微信、微博转播和评论的数量得到证明。 “互动”的根本性在于了解民众诉求与满足民众诉求之间的“互动”。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把服务民众同教育引导民众结合起来。因此，“互动”并不意味着仅仅通过新媒体手段与民众进行“互动”，也不意味着仅仅与民众进行信息互动，而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互动”。“互动”的根本性在于了解民众诉求与满足民众诉求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是民众参与决策调整之间的“互动”；是宣传与服务之间的“互动”。 “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工作的基本途径。只有深入到每个社会交流关系圈中与民众构成普遍的“互动”，思想宣传工作才能取得成效。这就需要动员全体党员干部都积极地参与到与民众的“互动”中来，同时建立制度予以支撑和保障
4、谈谈在新媒体时代为什么在社会沟通和舆论引导方面晓之以理要重于动之以情
单一的讲道理是空泛的，很容易让人产生排斥的心理，人类是有情感的，只有动之以情才能真正触及到人心，只有人心感受到了震撼，才能够达到教育人的目的。
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是非常重感情的民族，动之以情是非常符合我们国家现实情况的一种决策，老百姓就是喜欢得民心，接地气的事情。
5、舆情处理有什么方法技巧？
舆情应对，方式方法很重要
一日一得一鉴
近日，多少有点儿小意外，参加了省厅组织的新闻舆论培训。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培训，心中多少有点敲小鼓，尤其是看了参会的人员，不是宣传口的领导、业务骨干，就是河北警界新媒体的代表人物，更多了些忐忑。
还好，参加培训过程中不需要自己发言，不需要提交什么材料，不需要自己以任何方式去展示什么。只是根据培训日程静静地坐下来学就好。
在听了各地宣传部门领导的交流发言和新媒体代表的发言，尤其是舆情应对专家的关于舆情应对的授课后，心中充满了莫大的感激，特庆幸自己能参加这样的培训，学习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于自己，真切的是小意外成了大惊喜。
此次培训给我最大的启示、收获是，在舆情应对中，打破了自己过去坚守的内容为王，其它都在其次的顽固认知，在舆情应对上，方式方法同样十分重要。实战告诉我们，太多没有注意与重视这一问题的案例，往往教训很深刻。
互联网与信息化时代，人人都是舆情的发现者、制造者、发布者、传播者、分享者，甚至往往也可能是受害者。以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舆情应对已经成为了一门需要专门研究、掌握、处理、应对的学问。而在这一过程中，舆情应对处理的方式方法，类似于法律上的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一样，同样重要，不能有丝毫的偏废。
这里的方式至少包含了时间、渠道、节奏、范围、态度等。
说到时间，第一位的当然是快，中间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发现快，二是处置快。当然其还可以分为更多的环节。其中发现快相对好解决，重要的是处置快。而处置中，往往要涉及汇报、调查、汇总、发布等。这里重点强调发布。除了要做到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回应这一底线要求外，通常越快越好。在这一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很多时候要分秒必争。另外，还要根据各种媒体或渠道的网民的浏览、关注习惯节点来发布、应对、处置相关信息，如此才能掌握主动，或变被动为主动，实现效果最好，否则往往成为舆论、媒体的牺牲品。
说到渠道，要清楚各种媒体，包括传统的，也包括各种新媒体的客户群体及其生活、浏览、阅读、发声习惯等，有针对性的发声、应对。当然这里面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也有自己手中媒体资源与外面媒体资源（包括了上级的、兄弟单位的、社会上的等等），有单位、组织的和网络的大V、名人等个体的资源的协同、互动的问题。要一加一大于二，而不是等于甚至小于二。
说到节奏，就是在舆情应对过程中，因为舆情的复杂、影响程度，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一些重大舆情。这就要有一个整体、系统地安排，发声的频率，后续的跟进时间，分几次，每次要达到与实现的目的，及如果出现意外的补救措施等。从以往成功的案例看，节奏把握得好，往往事半功倍，否则，适得其反。
说到范围，主要指舆情应对过程中，推送、推广、发布的范围。范围的确定大体受两种因素影响，一是事情本来扩散影响的圈子、范围与广度，二是我们要达到的影响受众或目的是什么。清楚了这两点，相应地做工作，发布、推广、扩散大体就行了。这中间通常范围亦大不亦小，即应对传播的范围要大于舆情前期的传播影响范围。
说到态度，现实中往往因为职业的习惯或处理者所站的角度与立场而自然不自然带出来。在文字中、视频里、风格上等。但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引导应对舆情不是自说自，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或只给自己人看。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呢？一是社会通行的尊重与文明标准，二是法律法规的约定俗成，三是合乎特定身份、群体人员的各种习俗、戒律等。当然，最基本的莫不是真诚、坦率、谦虚、热情（场合、时机不合适时，也应该是和善的）等。
当然，这几者往往是一体的、协调的，而不是割裂的，各自为政的。同时始终铭记效果导向，即一切方法、行动、措施都要围绕、服从最终的应对效果，而不是相反。
说这许多，并不是要淡化与忽视内容的第一位与重要。成就一件事情与毁掉一件事情大为不同，后者可能一个环节或一个因素就可以成就，而前者往往要多种因素，甚至是全部因素皆具备才能成就。所以，我们讲方式方法的重要同时，不要忽视了内容与其它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一句话，此次学习最大的体会就是：舆情应对，方式方法真的重要。
6、新媒体时代 政府舆论引导工作准备好了吗
媒体对政府舆论引导的影响
长期以来，传统媒体一直充当政府舆论引导的风向标，政府信息通过媒体公开，对大众的观念进行舆论引导，媒体通过积极建构信息交流平台报道政府工作，强化政府公信力，为稳定民心、化解矛盾起到舆论引导作用。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变革，新媒体舆论引导的优势不断凸显，其所具有的强大传播功能和舆论影响力，对政府舆论引导作用的发挥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1.新媒体的即时传播加快了危机信息的传播速度
新媒体依靠其强大的技术支撑，在即时反映舆论热点和舆情动态上具有较大优势。近年来，在重大事件、防灾救灾、公民权益、社会救助等领域，凡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新媒体均有不同程度的渗入和反应，“新媒体的数字化技术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从时间上看，信息从传者到受者，通过手机和网络实现了瞬时传播；从空间上看，信息无处不在……这使得危机信息和舆论在网络上得以更加迅速、更大范围地被传播，从而大大减少了政府反应的时间，危机管理工作更为紧迫和复杂”。从根本上讲，网络舆情监测要求达到实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能满足系统舆情信息服务市场三个要素，实时性：舆情获得越早，给应对和处置留下的余地就越大，而网络舆情的发展往往是爆发式的，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失最佳时机将追悔莫及；全面性：网络舆情容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信息量大，容易使很多重要信息被忽略；准确性：海量信息条件下，如何准确地掌握问题核心，不为纷扰所困，是得出正确判断的关键。
2.缺少监管导致所传播信息良莠不齐、真伪并存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门槛一降再降，任何网络使用者只凭一台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发布到网络上，供亿万网民阅读。而互联网的隐身功能也给一些信息造假者和谣言传播者提供了舞台。在上传过程中，这些信息往往并不需要经过政府或者媒体管理者的筛选，难免会存在良莠不齐、倾向不同、真伪并存的芜杂现象。2010年山西“大地震将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全国人民沉浸在虎年春节的喜庆氛围中时，山西晋中、太原、吕梁等地的部分群众却因地震谣言冒着风雪躲出家门，引发了社会性恐慌。
3.话语纷乱弱化了政府舆论引导的权威性
新媒体时代，对某一新闻事件的话语权和评论权不再是媒体从业者的专属，社会民众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度也不再是政府可以全权掌控和设置的，传统新闻传播领域的“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理论已不再适合解读今天的传播环境，政府想要引导舆论变得越来越难。“以往只有权势阶层和知识精英拥有话语权，而网络论坛这类互联网功能则使普通公众包括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也拥有了某种话语权，一定意义上网络发挥了自由与启蒙的作用。”
7、1，结合事实分析简述新媒体中的公共舆论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处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各种天灾人祸、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集中爆发，诸多突发事件和社会现象使得中国网民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对各类社会问题和现象频频发声。而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使得其成为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舆论主渠道。在这一时期，网络舆论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了解这些新特点，更有利于我们做好舆情监测，提升舆情应对能力。以下为乐思舆情监测中心汇总的网络舆论发展的五大特点：
一、新老媒体互动加强，网络舆论“倒灌”趋势明显
在网络舆论发展的初期，互联网上的各种言论载体主要的运行模式是引用、转载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报道，并对其进行补充式的传播和讨论。但是，随着近年来网络言论载体和网民数量的增多，这种格局早已有所改变，网络舆论已经通过与传统媒体的深入互动，越来越明显地推动事件的发展。而在多数热点事件的发展演变中，互联网舆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网络舆论“倒灌”传统媒体的现象也逐渐增多。网络舆论中的“爆料”往往能引发传统媒体的积极呼应，引发大范围舆论议论。
二、网络舆论载体多样化，社交平台影响力增强
在信息社会，社会舆论的发生往往被传统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所主导。而随着新媒体时代到来，互联网传播信息的互动性、匿名性等特点使各大社区论坛、BBS、个人网站都可能成为舆论的发源地。而微博因规避了传统的新闻传播媒介“你传我受”的单向传播模式，又以其更加碎片化、便捷性的特色优胜于其他网络媒体，成为引导公共舆论的新阵地。
三、政府官员现身网络，政务微博影响力强化
新媒体时代，随着新型网络媒体的不断创新发展，新媒体在舆论环境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成为个官员和政府扩大影响力，提升形象口碑的重要渠道。而新媒体因其优越的交互性和展现的强大沟通能力，吸引了众多的官员参与到网络中来。同时，政务微博正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2012年第三季度政务微博报告》显示，截至9月底，新浪认证的政务微博已达50,947个政务微博已进入平稳发展、成熟应用阶段。
四、网上舆情出现向现实空间“扩散”的趋势
新媒体时代，网民对某一个热点事件在网上通过各种形式展开热议，已经是习以为常的形式，但从近年来的一些案例看，网民已不再满足于网上讨论，而是热衷于走到线下的现实空间继续关注和推动事件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网络走向现实空间的做法，在缺乏有效的正确引导时，其可能产生的潜在破坏力。
五、网络监督、网络维权与“网络审判”、“网络暴力”融合
新媒体时代，网络民意的力量在很多事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网络监督、网络维权得以深化，无疑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佐证。但是，在很多时候，网络不仅仅监督了事件过程，推动事件发展，还会过度发展成“绑架”媒体、煽动民愤，甚至直接左右事件结果的“网络审判”，更可能成为给当事人正常生活造成过度影响的“网络暴力”。比如，网络曝光既使很多无良官员被曝光丢官，也让很多言论被过分放大，遭遇舆论压力。
8、新媒体时代企业的公共关系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引入我国以来，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舆论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从2003年的“网络舆论年”、2006年的“网络暴力”到2008年的“网络监督”，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舆论超强磁场。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关注的议题正在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新媒体舆论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钟瑛、余秀才对1998—2009年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48%的网络舆论事件由传统媒体率先报道，33%源于网络媒体，4%源自手机，15%各类媒体同时报道 ；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发生的频率呈波浪式不断上扬的态势（个别年份除外）；涉及的阶层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首当其冲，约占整体的30% ；涉及的事件类型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约占整个案例的39% ；从各类媒体对事件发展的影响看，网络媒体主导事件发展的案例有80起，占50%，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14起，占9%，多种媒体共同起作用的66起，占41%。 ［2］这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表明：新媒体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负面舆论的主要载体，新媒体舆论指涉的重点是政府机关及其行政行为，新媒体成为推动事件解决的主要舆论力量。
新媒体舆论的空前活跃，不仅影响着虚拟社会，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搭建了便捷通畅的平台和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利于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权力运行置于“无处不在的眼睛”的监督之下，“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有利于群众畅所欲言，渲泄情绪，抒解怨气，及时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社会压力，发挥“排气阀”和“预警器”作用，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有利于政府吸纳自下而上的推力，弥补现行公共管理体制的不足，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形成推动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利于政府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宣传大政方针，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体引发的舆论的空前活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非理性和情绪性舆论的弥漫，各种虚假信息、网络暴力、攻击漫骂、谣言充塞网络，政府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挑战。
挑战之一 ：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放言 ：“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了。”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2009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广东韶关发生的“6•26”社会治安事件，借助网络和手机进行炒作，制造了乌鲁木齐“7•5”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又竭力污蔑我打击暴力犯罪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煽动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仇视，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为他们的分裂活动大造舆论。近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侵犯言论自由为名攻击我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正常管理，却无视自身对网络不断强化的管理和控制。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挑战之二 ：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社新媒体时代政府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会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据统计，网上有关监督类舆论85%是针对政府、公务员的略带“攻击性”的负面舆论。一旦政府及官员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一些网络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微博开房案”等原本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但经过“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径事件被夸大和泛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挑战之三 ：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互联网的发展已步入Web2.0时代。相对传统媒体将信息以垂直方式传输给予目标受众，Web2.0应用程序则旨在“水平”地传输信息，即从原来的“点对面”变为“多点对多点”。Web2.0 时代是“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网络社区等平台发布信息，为舆论设置议题。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3］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挑战之四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在这些网络事件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批“网络水军”，他们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经常别出心裁地策划、“制造”轰动话题，或者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挖掘”、“推波助澜”，推动事件不断发酵、放大，直到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其危害性尤为严重。
挑战之五 ：干部素质同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网络恐惧”心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许多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同程度的存在“网络恐惧”心理。人民论坛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官员缺乏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一些干部的不当处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体、特别是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体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