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首页 > 新媒体 > 中美媒体报道新冠疫情

中美媒体报道新冠疫情

发布时间:2020-08-01 20:28:53

1、中美贸易战叠加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我国如何稳定和加大吸引国际投资?

要稳定和加大吸引国际投资我觉得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好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二、逐步放开之前对外资未开放的领域。三、进一步降税降费,吸引外资到国内建厂,长期深耕国内市场。四、通过自贸区试验适当开放外汇管制领域。

2、疫情中外国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人应该怎么做结合跨文化沟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

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

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与认同


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


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著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


2.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


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


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 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


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


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


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


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3.种族主义与污名化


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著。


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


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


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

3、欧美人对新冠疫情怎么看,与国人差别很大吗?

对新冠疫情都是一个看法,但是对国家体制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看法有一些差别。

首先,为什么外国人对新冠疫情不感到紧张,而国人对这件事却十分上头,这背后是两个国家文化体制的差异体现。

欧美国家一直强调人权,充分的保障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和人权上的自由,但是他们国家的民众却过分的强调自己的人权,不考虑整个国家运行体制的变化,和其他人的权益就形成了一种较为自私自利的观念和看法,每一个人都知道疾病的恐怖性,但是这事儿没到自己头上,他永远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我们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所熟知我们的环境和国家体制,我们一直遵循着集中大家的力量共度难关,先是国家利益为大后是个人利益,而在欧美国家是个人利益优先,然后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在这件事上直接导致了欧美人对新冠疫情不紧张,他们认为就算是一个疾病,那也应该是政府所做的事,政府不能强行干预他们的人权自由,但是到最后却发现自己的人权自由得到了保障,那么又有谁能够为自己的人权自由买单呢?最后也只能自己买单。

另外,国家政治体制的代表不同,直接导致了对新冠疫情的不充分了解和片面认识。

但并未停止的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依赖大资本主义来维持国家经济和金融运行,一旦像中国那样对整个地区实行干预,美国金融地位和经济贸易就会停滞不前,这样对美国极为不利,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没有了财政收入,那么自己的权利也会受到影响,美国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执政期间,在经过充分评估风险后,他们选择冒险对民众隐瞒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而在中国,我们得到的消息更加公开透明,让民众直接了解事件的严重程度,国人更加团结,我们害怕的不是经济衰退而是每个人的生命是否会受到伤害,这是两国经济发展理念不同的体现。

4、对新冠疫情,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一问三不知,他本应该负有哪些责任?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的责任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美国国土安全部是自”911“事件后设立的一个联邦行政部门,。美国国土安全部是负责美国国内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部门,这个部门的职责是负责国内安全及防止恐怖活动,也是美国应对和处理紧急情况的一个重要部门,下面有涉及到移民、海关、运输安全等多个管理部门。而 国土安全部还下设有卫生事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负责生化武器防御、国内卫生服务、国际事务和全球卫生安全以及医疗战备储备 ,这都是与此次的新冠疫情相关的。作为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沃尔夫在安全部门拥有足够深厚的履历,他早在2002年就运输安全管理局中身居要职了,作为一个安全问题专家,像新冠疫情这样对美国威胁如此巨大的因素,沃尔夫居然是视而不见且毫不重视,这不得不说是他工作的疏忽。国土安全部是负责美国安全的部门,是仅次于国防部和退伍军人服务部的第三大部门,这个部门拥有大量的人手,而这么多的人手就是让它保卫安全的,所有的安全问题都与国土安全部有直接的关系。而作为这么重要的部门的头头,应该他这个部长应该掌握的,他却一问三不知,对于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沃尔夫没有一个能够答得上来或者正确的回答,甚至对愈演愈烈的疫情连最起码的认识都没有。而这次打得沃尔夫措手不及,很可能是共和党所做的一次危机公关,目的是为了替特朗普转移炮火,而在媒体和民众围攻沃尔夫同时,特朗普迅速转变策略集中力量防疫,并提出愿意与民主党合作让国会通过防疫紧急预算,这样也把对立党放在了公众的视野中。

5、海外新冠疫情持续发展 全球大部分车企宣布停工停产

目前新冠肺炎在国内基本已经受到了控制,但截至今日上午10点,国外地区现确诊380968人,累积死亡人数达17543人,按照这个趋势,一次加强版本1918年大流感不可避免。而中国这边在打赢了艰苦的本土抗疫战争后,正在面临病例输入的严峻考验。

五天之前,特斯拉官方宣布“从3月24日起,美国加州弗里蒙特工厂将有序地进行短暂停产。此外,除了必需零部件和供应品之外,纽约工厂也将短暂停产。”曾经一直喊着要“在有限的产能下运营”、“在生产、交付、和服务条线上的员工继续到岗照常工作”的特斯拉,也终于开始服从起了组织的安排。

除此之外,欧洲多个重灾区国家及北美地区的主要汽车及产业链基地都大面积宣布停工停产、工厂关闭等对策。其中欧洲地区受疫情影响,意大利、西班牙均已成为重灾区,意大利汽车品牌菲亚特克莱斯勒(FCA)、法拉利、兰博基尼已于日前相继宣布暂停部分生产线。

3月11日,菲亚特克莱斯勒(FCA)发言人公开表示,由于意大利疫情爆发,将暂停当地的Pomigliano、Melfi、Atessa和Cassino等工厂的运营,暂停时间为2-3天。

3月17日,菲亚特克莱斯勒(FCA)与通用以及福特,在拒绝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提出的停产2周的要求后,与UAW达成协议,将通过减产和限制在岗工人数量的方式,防止疫情传播。

而菲亚特克莱斯勒(FCA)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工厂无法正常运作,公司位于欧洲的大部分工厂将停产至3月27日。此外,其旗下豪华品牌玛莎拉蒂工厂也将同步停产两周。

法拉利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下游工厂产能受到影响,其目前面临严重的供应链问题,无法继续生产。考虑到员工的安全与权益,从3月16日起位于马拉内洛和摩德纳的工厂将暂时关闭、停产,直至3月27日。

除了意大利之外,欧美其他地区的车企及工厂也纷纷开始停产。3月16日,标致雪铁龙集团(PSA)宣布关闭在欧洲的所有工厂,关闭时间将持续到3月27日,涉及15家工厂。

作为全球最大的车企,大众汽车在全球范围内有124家工厂,其中72家位于欧洲。3月17日,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迪斯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影响,大众汽车集团将从下周一(3月23日)有序关停欧洲部分工厂,停产时间2~3周。

另外,沃尔沃也表示,自3月26日起,将其瑞典的托斯兰达、舍夫德、乌洛夫斯特伦工厂,以及位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工厂停产,停产时间为20天,停产至4月14日。3月17日,沃尔沃已经关闭了其位于比利时根特的工厂,暂定4月5日恢复生产。

另据外媒报道,从3月23日期起,劳斯莱斯也将临时停产两周。此前,劳斯莱斯响应英国政府的号召,已经开始生产呼吸机。

随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全球越来越多汽车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倘若按照欧盟对疫情的预估,欧洲汽车市场或要等到6月之后,才有可能重回正轨,那么全球汽车产业的复苏或许还要更长的时间。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6、有些媒体整天报道特朗普不靠谱,那么他民意调查结果为啥还高了?

美国总统是一个公信力人物,随便撒谎确实是不靠谱的,既然美国总统不靠谱,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民调支持他?据美国媒体相关报道,在最近的一次民调中,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了49%,创近几年的新高。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么严重,经济下降的又很厉害,说明政府组织领导不利,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民众支持特朗普呢?



一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尽管从3月份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美国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股市在10天之内连续出现4次熔断,下降了1万多点,而且失业率达到了328万人。但是在特朗普执政的三年间,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个“特朗普景气”,美国的GDP年平均增长3%,2019年GDP达到了21万多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奥巴马八年平均增长1.5%,小布什八年里平均增长2.1%,而且特朗普时期美国经济基数已经比小布什时期高很多,因此特朗普三年的经济增长是不错的,首先具有经济晴雨表的美国股市一直处于牛市,而且这种牛市保持了11年,三大股指屡创新高。其次以科技为支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一直比较坚挺,美元霸权地位无人撼动。还有就是美国的失业率一路下降,这是特朗普深以为傲的。另外CPI一直保持在比较温和的水平,所以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不愧为是商人出身的总统,搞经济就是有一套,不仅使美国更加强大了,而且让大多数美国人的腰包也鼓了起来,所以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高。



二是美国的利益分配在总统手里握着,因为总统是行政决策者,关系着美国的经济和民生。疫情出现以后,特朗普曾经动用了一部分资金用于经济发展和防治疫情,最近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增资计划,决定拿出2万亿美元刺激经济,激发经济发展的市场活力,其中还拿出2500亿美元支持民生,每个市民估计可以拿到3000美元,也就是说美国要在疫情下要给民众发钱,发福利,让一大部分人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在

一些民众眼中你总统嘴上撒谎、不靠谱为什么还要去追究呢?因为我得到了实惠,美国轻易不发钱,在疫情之下却发福利,在潜意识中又拉拢了一波粉丝、支持者,因此美国总统支持率不降反升,因为粉丝们又得到了额外的实在福利,什么都不重要,唯有钱最重要,你总统给我钱我就说你好,这是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



三是特朗普迎合了美国人自由、民主、人权的心理。虽然疫情很严重,但美国人宁要自由、人权也不要口罩,特朗普就是在附和着这些人,只要我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美国人还真是这样,不管总统应对危机怎么样,对疫情的管控怎么样,他们都相信他。实质上美国人的骨子里跟特朗普一样,贪婪、傲慢,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不管特朗普采取什么手段,哪怕是侵略抢来的,只要有好日子过就行,这几年特朗普就是按照这些人的口味大肆欺骗、威胁,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目的都一样,那就是把钱赚来,尽管他背上了很多如无耻、混蛋、卑鄙等骂名,但美国民众就是支持他。


从上面可以看出,美国有些人还是从利益角度上看问题,给钱就支持你,就说你好。以后特朗普不再给钱了或者美国经济彻底垮掉了,特朗普的民调还能这么高吗?从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看,下一步美国的形势很严峻,无论是防治疫情还是经济发展都将带来不确定性,特别是经济下滑是绝对的。经济搞不上去,到年底特朗普还能连任吗?

7、外国使团列管是什么意思?

将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发行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后,对中国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正常工作的再次粗暴打压,对中国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合法正当权益的再次粗暴侵犯,将进一步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开展正常报道活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新冠肺炎疫情当前,应对这一全人类的共同公共卫生事件威胁,各国更应该团结合作,更应该促进信息透明,更应该推动理性、准确、负责任的新闻报道。

(7)中美媒体报道新冠疫情扩展资料:

注意事项:

媒体是各国人民加强沟通、增进理解的重要桥梁和纽带。长期以来,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秉持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原则开展新闻报道,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方一贯标榜新闻自由,却对中国媒体在美机构正常运作进行干扰、横加阻挠,毫无道理,不可接受。我们敦促美方摘下意识形态有色眼镜,摒弃冷战零和博弈思维,停止采取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的错误举措。

8、新冠疫情肆虐伊朗,卫队总司令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

伊朗的新冠疫情形势十分紧急,连政府中枢的第一副总统都没有幸免,成为病毒的宿主。而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更是对媒体表态:“肆虐的新冠肺炎或许是美国发动的生物攻击。”结合之前美伊不断紧张的局势,以及因为疫情逐渐陷入困境的伊朗政府,很容易就能理解他这番言论的背后因由——将国内矛盾转嫁到国际上来 ,以此稳定国内的局势。

01.新冠肺炎不是美国所为

虽然有各种消息称新冠肺炎是美国的阴谋,但是根据已有的科学报告,即使新冠肺炎发源地始终没有确定,但可以确定它不是人类制造出来的,而是食用野生动物的恶果。所以,新冠或许有发源于美国的可能性,但是上升不到美国的阴谋,更别说是美国制造出来的“生物武器”。总司令侯赛因的这个指责和特朗普的“新冠是民主党的阴谋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发言。

02.伊朗新冠疫情严峻

伊朗的新冠疫情接连响起警报,截止到11日,伊朗国内感染人数已经突破9000,仅次于我国与意大利,这还要考虑到伊朗卫生体制落后,很多感染者或许没有被发现。并且伊朗是高官被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从一开始的卫生部副部长,到第一副总统,甚至连总统本人安危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03.这是矛盾的转嫁,也是仇恨的转移

伊朗政府对疫情的遏制比较有限,伴随着疫情扩散的,还有伊朗国民的恐慌,而恐慌会使人们失去理智,轻则哄抢商品,重则破坏社会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总之,伊朗国内矛盾日益增长,日渐尖锐。失去理智的国民冲击到了伊朗政府的统治,而伊朗由于之前欧美的制裁,加上本身底子差,无法完全处理好国内的各种问题,无法妥善处理好国内矛盾。于是,伊朗政府尝试将矛盾转移到美伊冲突上,试图激起或者深化国民对美国的仇恨,以此减轻他们对政府防治不力的怨言。

伊朗政府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瞎话,但是万一成功了呢?毕竟美国刚和伊朗结下梁子,两国的民族矛盾在疫情前就十分尖锐,说不定侯赛因的这个说法真的会被伊朗国民所认可,真的能稳固伊朗政府的统治。

9、当美国诬陷新冠疫情是由中国传到美国时中国人应该说什么?

美帝国主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极不负责任!我们奉劝特离普、蓬佩奥、布朗巴克们停止借疫情操弄政治议题。停止诬蔑抹黑中国、破坏中美抗疫合作。而应该把...

10、苹果因新冠疫情再次关闭美国10%的店面是怎么回事?

北京时间6月26日消息,由于最近新冠病例增多,苹果将于周五关闭另外14家美国店面,使重新开门营业后又关闭的店面总数达到32家。

苹果周四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关门将影响在佛罗里达州的店面。这意味着苹果在该州18家店面中有16家再次关门,只有Jacksonville和Sarasota的两家继续开门营业。  

“由于我们所服务的部分社区当前的疫情,我们暂时关闭了这些地区的店面,”苹果发言人对彭博表示。“我们以非常谨慎的态度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会密切关注形势,期待我们的团队和客户尽快回来。”

(10)中美媒体报道新冠疫情扩展资料

中国成苹果主要利润来源:

从今年2月起,在中国疫情逐步缓和后,苹果在华门店就已经陆续恢复营业。相反,到3月新冠开始在美国和全球流行后,苹果发布公告,称对中国的苹果团队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于当天起恢复大中华区所有门店的正常运营。

今年中国“6·18”网络促销节收官,中国媒体纷纷报道了苹果在中国市场首次正式参加促销的初步成绩单。  

据报道,在京东,苹果品牌刷出5秒成交过亿,5分钟成交过5亿的纪录,iPhone11高居手机销售榜单第二名;在天猫,iPhone在开场5小时之后刷出销售额超5亿。可谓再次上演“东边日出西边雨”。

与中美媒体报道新冠疫情相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