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新媒体事件”
随着微博的出现，面对微博微博语境下的层出不穷、瞬息万变的“新媒体事件”，不同的学者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以“郭美美事件”和“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为例，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何镇飚教授认为前者属于“新媒体事件”，后者属于“新媒体中的事件”，认为是否判断为“新媒体事件”，要看事件发生的信息源是否来自于新媒体，也要看传统媒体跟进报道的时间是否紧随其后。武汉大学信管院和计算机院的沈阳教授则认为，有些事情是在新媒体中发酵、传播、扩散、衰弱、沉淀后激活，这类似乎可以定义为“新媒体中的事件”，例如郭美美事件；而有些事情仅仅是通过新媒体来传播、扩散之类的，和传统媒体交相辉映，这类似乎可以称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交织性事件”，例如“温州动车追尾事件”。这两位学者不同的说法，让我困惑不已。郭美美在微博上炫富和网友“羊圈圈羊”发出动车求助信息，都是以微博作为信息源，也都先后有主流媒体跟进报道。仅仅根据信息源和主流媒体跟进的时差多少来断定是否为“新媒体事件”，我觉得看不出两者的明显区别。另外，在传统媒体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媒介大环境下，新旧媒体互相交织、相映成趣的事件。是不是因为有了传统媒体的介入，就不能算做“新媒体”事件？香港学者李立峰则以香港“巴士阿叔”的Youtube短片事件，探讨了香港报章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新媒体事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新媒体事件”往往在新媒体上流传的信息和影像所引发，但是主流传媒的反应、其接入的程度、时间和方式都会对新媒体事件的形成及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发现香港大众传媒在受到“新媒体事件”的冲击后，很快做出了“范式修正”，结果导致了“新媒体事件”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被常规化、工具化，最终又被纳入到权力关系的旧有体系之内，并没有对传统媒体的权力架构形成强有力的改变。在香港的“巴士阿叔”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电台节目、报章、电视台以及国际媒体所生产的内容，形成了一种“媒体循环”(media loops)，当媒体互相引用对方的内容时，产生的便是这种滚雪球的效应，推动着事件的发展和膨胀，层出不穷的新版本则成为主流传媒继续关注事件的重要依据和报道的内容。
2、如何引导网络热点案件舆情
网络热点案件舆情是由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引发的,从其形成看,有一个从小到大,直至爆发的过程."封堵、删帖、灌水"等传统引导网络舆情的方法已经捉襟见肘.为了有效地疏导网民情绪,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必须坚持科学的原则、理性的方法,把握网民的关注点,从证据、法理、法律原则、法律精神上引导网络热点案件舆情.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进行评论。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网络既有可能成为人们反映社会现实进而寻求公正的平台，也有可能因为信息发布者缺少专业训练而传递一些不够全面准确的信息，还有可能被某些机构或个人恶意操纵而散布不实信息……种种因素造成网络信息良莠不齐，据此做出的评论和引发的舆论也难免会有偏颇之处。
而作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信息发酵快、传播范围广，很容易激发令人始料未及的舆论走势，在此可以用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系统时刻监测舆论的最新动态外，另外在主流媒体引导网络舆论的第一步，是认真调查求证，通过专业媒体机构的公信力，应使网民和社会公众了解真相，并据此做出准确评判，以保证网络舆论和相关社会舆论的正确走向。
但从实践来看，一些新闻机构和记者却未能体现出应有的职业操守，一旦发现某个事件正在被网络热议，立刻对其展开狂热追逐，把网络上的相关信息照搬到自己的媒体上，而不是先去事发现场进行认真调查，依据事实写作新闻。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追求“时效”，但实际上由于所传播的事实并没有经过认真核实，也没有加载新的有效信息，因而对于受众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严重的是，某些记者过于轻信网络，不仅自己把网络作为可信的消息来源，还以“经过实地调查”“记者走访发现”等语言误导受众，使网络信息借助传统媒体和专业记者的身份引发受众的高度认同，对某些错误信息和谣言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误导舆论。
3、新媒体时代企业的公共关系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引入我国以来，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舆论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从2003年的“网络舆论年”、2006年的“网络暴力”到2008年的“网络监督”，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舆论超强磁场。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关注的议题正在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新媒体舆论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钟瑛、余秀才对1998—2009年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48%的网络舆论事件由传统媒体率先报道，33%源于网络媒体，4%源自手机，15%各类媒体同时报道 ；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发生的频率呈波浪式不断上扬的态势（个别年份除外）；涉及的阶层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首当其冲，约占整体的30% ；涉及的事件类型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约占整个案例的39% ；从各类媒体对事件发展的影响看，网络媒体主导事件发展的案例有80起，占50%，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14起，占9%，多种媒体共同起作用的66起，占41%。 ［2］这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表明：新媒体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负面舆论的主要载体，新媒体舆论指涉的重点是政府机关及其行政行为，新媒体成为推动事件解决的主要舆论力量。
新媒体舆论的空前活跃，不仅影响着虚拟社会，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搭建了便捷通畅的平台和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利于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权力运行置于“无处不在的眼睛”的监督之下，“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有利于群众畅所欲言，渲泄情绪，抒解怨气，及时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社会压力，发挥“排气阀”和“预警器”作用，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有利于政府吸纳自下而上的推力，弥补现行公共管理体制的不足，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形成推动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利于政府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宣传大政方针，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体引发的舆论的空前活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非理性和情绪性舆论的弥漫，各种虚假信息、网络暴力、攻击漫骂、谣言充塞网络，政府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挑战。
挑战之一 ：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放言 ：“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了。”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2009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广东韶关发生的“6•26”社会治安事件，借助网络和手机进行炒作，制造了乌鲁木齐“7•5”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又竭力污蔑我打击暴力犯罪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煽动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仇视，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为他们的分裂活动大造舆论。近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侵犯言论自由为名攻击我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正常管理，却无视自身对网络不断强化的管理和控制。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挑战之二 ：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社新媒体时代政府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会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据统计，网上有关监督类舆论85%是针对政府、公务员的略带“攻击性”的负面舆论。一旦政府及官员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一些网络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微博开房案”等原本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但经过“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径事件被夸大和泛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挑战之三 ：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互联网的发展已步入Web2.0时代。相对传统媒体将信息以垂直方式传输给予目标受众，Web2.0应用程序则旨在“水平”地传输信息，即从原来的“点对面”变为“多点对多点”。Web2.0 时代是“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网络社区等平台发布信息，为舆论设置议题。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3］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挑战之四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在这些网络事件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批“网络水军”，他们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经常别出心裁地策划、“制造”轰动话题，或者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挖掘”、“推波助澜”，推动事件不断发酵、放大，直到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其危害性尤为严重。
挑战之五 ：干部素质同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网络恐惧”心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许多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同程度的存在“网络恐惧”心理。人民论坛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官员缺乏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一些干部的不当处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体、特别是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体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
4、新媒体运营怎么的案例才是成功案例
比如公司的账号在你的运营下，一个月内通过某种方式，涨粉丝涨的特别多，快速的提高了企业的形象，比如做过什么活动，参与的人数特别多，互动特别好，比如策划过什么事件营销，公司一下子变火了等等。
5、请列举出一个事件是如何通过新媒介瞬间扩散的
利用微信，微博，qq等网络工具推广转发
6、结合具体案例，简述新媒体如何影响全球传播格局并实现国际舆论制衡。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
也有专家提出：“只要媒体构成的基本要素有别于传统媒体，才能称得上是新媒体。否则，最多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的变形或改进提高。”“目前的新媒体应该定义为在电信网络基础上出现的媒体形态——包括使用有线和无线通道的方式。”
还有学者把新媒体定义为“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
新媒体让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媒体，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拿前不久的“冰桶挑战”来说，这项活动发源于波士顿学院，然而现在的新媒体，使这一项活动传播开来，上到国家总统，下到平民百姓每个个体都是传播的媒介，这项挑战迅速传播至全球范围。对于国际舆论的制衡，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新闻事件的报道者，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我们接收到的信息不再是国家政府想让我们看到的，而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7、我想写一篇关于微博新媒体传播作用的论文，以郭美美炫富事件为例，希望大家能帮我整理出一个框架
大概的提纲和资料麻烦提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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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你自己做的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