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媒体社会对社会道德有什么影响？ 当今社会变迁给当今道德带来什么影响或挑战？
人都知道 好坏 一句话惯的 横的 前提就是有钱 道德沦丧 就是物欲横流的时候 道德从古到今 一直提倡到今天有 改善吗 有改善至于天天 电视网络 单位 街道的横幅 在提倡道德吗 说明了啥？ 提倡就能改善 你说改就改 看几个别人的事例 看几个标语就能提高 这还用那么几千年来喊？ 真道德不用 那么客套虚假 假道德的确需要 现在的目标就是 千夫指效益 你不能没有道德 但是你不能让众人指责 人骂人骂死人 骂死人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社会效应 人民监督 人民一天没事干监督他人 这类人 他闲着没事干？说白就是 不拿钱替国家出力？这是英雄啊
2、新媒体新技术中的知识点指什么
第一周：新媒体导论
1.1什么是新媒体
1、技术说：可以使用户之间，或者用户与信息之间进行互动的技术
2、行为说：带给人们无穷尽的知识，收获对信息进行再加工，能够使人类的行为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3、组织说：《新媒体与社会》新媒体创造了一个新的知识空间和传播空间，使人们脱离了原来的线性的 等级的僵化的的本土关系，形成了复杂灵活的知识体系
4、三合一：以上三种观点结合在一起，媒介技术、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整合在一起，信息和传媒技术及 其相关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扩展我们传播能力的技术和设备（2）我们开发、利用这些 技术的传播活动和实践 （3） 围绕这些技术和实践形成的社会组织和结构
综上定义：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体的包含特定技术、实践和社会组织的信息与传播系统
1.2 前新媒体时代：传播技术经历的几个时代
语言：劳动产生了语言
文字:新时代诞生
造纸：蔡伦
印刷：北宋民间，毕升；金活字印刷术，德国古登堡
摄影：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银版摄影法，《巴黎寺院街》
电报：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将传播和交通分离开来
电影：1895年 卢米埃兄弟 电影的开元年
广播：1920 匹兹堡
电视：世界上第一个电视台 1936年BBC开播
第二周：新媒体与社会的关系
2.1 技术决定论
本堂重点：媒介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层面：媒介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变迁
媒介决定论，核心观点：媒介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
媒介偏向论:加拿大Harold Innis“媒介总会在时间或空间上的一种偏向”，不同的媒介要么偏向时间，要么偏向空间
时间偏向媒介：雕塑石窟、墓碑、寺庙，难以移动可以经受很长时间而不受太大的影响
空间偏向媒介：在空间上方便传输易于移动的，纸张印刷电视等……
媒介偏向的社会影响，空间偏向媒介让社会更注重历史、宗教、等级关系，如中国，相对传统封闭的社会 形态；
空间偏向媒介：更注重现在、未来，地理的扩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科学和技术，呈现出活力的社会形态
2.2 社会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的反思：①简华论：技术决定论倾向于把社会变迁归结于媒介 ②单向轮，技术决定论认为技 术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单向的 ，技术是鸡，社会是蛋 啊哈哈哈哈 ③机械论，技术的发展像钟表一样是 自治的，技术必然的概念 ④中立论，大部分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中立的，不会偏向于任何人任何阶级 ，比如老年人无法从网络技术中受益
弱技术决定论：技术并不是所有的原因，还有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交互的影响，但技术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推动社会发展的
2.3 技术社会互动论
互动演进模式，三个阶段，1、诞生期：社会决定；2、成熟期：技术决定；3、过时期：社会决定
互动论：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的互动
3、关于现代媒体的变化
现代媒体当然是多元化了.
最早只有报纸,后来只有电台或者电视
现在还有网络等等
媒体的发展是以速度来衡量,人们获得信息越来越快
这里我好好说一下电视:
以前的电视只有2-3个台,现在的电视有无数个台.
以前的电视是什么都播放,现在是有专门的台,比如,新闻台,音乐台,少儿台,电影台.....等等
以前的电视最多播放到晚上12点,现在全部都24小时轮播.
以前的电视都是国家电视台或者公共电视台,以收电视费为主.
现在的电视台还有以赚广告费为主的.
4、如何理解新媒体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的概念？
事物是不断的变化发展的新媒体，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不断的变化发展的。
5、如何看待新媒介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在一个信息社会中，获取信息是人们行动的基础，作为信息主要来源的媒介也因此耿穿钝费墁渡惰杀伐辑体现出其重要性。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几乎没有人在生活中不依赖于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举些简单的例子，媒介所发布的天气预报是我们每天必须关注的内容之一；当人们想要休闲娱乐时，会留意报纸上电视和电影的预告；当人们要寻找就业机会时，同样也会求助于媒介上的招聘广告。媒介乎可以说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第一信息来源。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天生就具备这种从媒介获取信息的能力，它依然是一个后天习得的结果。为了更好地获取信息，你必须对媒介有所了解，知道在特定的媒介上获取相关的信息。比如政治经济类媒介与文化娱乐类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就迥然不同。尤其是对于较为复杂和较为专业化的信息的获取更是需要专门的知识。因此，媒介教育首先要培养的就是人们对信息的获取能力，这一能力从基本方面说当然包括能够看书识字从而了解信息内容，但它更多的是指人们发现信息、组织信息与保存信息的种种技能，比如，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图书检索系统以及网上的种种搜索软件来发现自己需要的信息，如何使用音像及电脑等设备来组织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以及如何利用相关设施来保存信息。不过，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人们大多数时候所面临的问题还不是如何获取信息，而是有了信息后，如何正确地理解信息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就需要人们具备分析和评价信息的能力。媒介上的信息五花八门，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去消化这些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对人们并无帮助，有时甚至会有害，因而对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事实上构成了媒介认知能力的核心。分析能力主要与一些解释性的理解技巧相关，它要对媒介上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基本判断，看看它们符不符合事实；它还要对信息中的原因与结果进行推论，看看其逻辑是否成立；它还要辨别作者的意图和观点，以及作品所属的类型（genre）。在更宏观的层次，它还包括对信息产生的政治、经济和历史语境的认识。它偏重的是一种客观的认定，其核心可以说是想判定真与假。与之不同，评价则主要是对媒介上的信息进行一种价值观上的分析与判断，看看所提供的信息是站在何种立场，代表了哪一种导向，维护了哪个阶层的利益，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它更多是一种主观的评判，其核心是对于对与错的认定及对信息的公正性及客观性的判断，并可以进一步上升为对信息所隐含的世界观的透视。因而，即使对于同样的媒介事实，人们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对于分析和评价的区别，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一个案例来揭示其不同之处。比如，前些时候当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领空撞毁了中国飞机并导致中国飞行员失踪的事件发生后，美国电视媒体大量播放停留在中国的美国机上人员的家属担心、哭泣的场面，如果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拍摄的场面都是真实的；但如果从评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质问，为什么这些媒体不来报道中国失踪飞行员家属的悲伤，为什么不来报道中国人民对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的愤怒，因而其报道立场与导向的偏面性已昭然若揭，美国新闻媒介所一贯标榜的客观性在此已荡然无存。在现代社会中，学以致用，那么对信息的传播能力显然构成了媒介认知能力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传播能力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依媒介而定的。通常我们所说的传播能力除了传统教育最为重视的写和说的能力外，还包括了解自己所要沟通的受众，能够抓住受众的注意力与兴趣，能有效地利用符号来传导意义，能对众多的观点加以组织。当然，具体到特定的媒介，如报纸和电视等，它们都还有自身特定的传播技能，其操作性的技巧都需要专门学习。此外，传播能力还包括根据反馈来调整传播活动，从而使传播由一种单向的信息传递发展成为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
如果说对培养学生媒介认知能力的必要性学者们已经达成了共识，那么在具体的主张和做法上则不尽相同，而且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存在着不少相互矛盾与对立的观点。与培养媒介认知能力相关的争论首先就表现在对媒介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关系的讨论上。如何安排与培养媒介认知能力有关的媒介教育课程，人们进行了多种尝试。根据著名学者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的说法，在欧洲主要有四种模式：1、媒介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2、媒介研究作为某一科目中的一种组成部分；3、把媒介教育融于所有的科目中；4、媒介研究作为一门整合的、跨学科的课题。[12]在美国的教育实践中，这四种形式教育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为流行的是第一种。然而，就算是把媒介研究作为一门单立的科目来培养学生的媒介认知能力，里面又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媒介教育中的技术教育。我们知道，传统媒介教育主要教授的是学生进行文本读解与分析的技巧，但另外一些教育人士认为，媒介教育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只有当学生们能够自己拍照、自己摄像、自己制作网页、自己报道新闻时，他们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消费者，而仅仅教授读解文本却不教授制作文本的媒介教育是不完善的。不过，要想教授学生制作媒介文本，那么就需要一定的器材与设备，虽然有不少媒介机构表示愿意赞助这项教育活动，但又有学者担心这种赞助最终会影响到媒介教育的独立性。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媒介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使学生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而不是一个成熟的消费者，因此应该把媒介认知能力上升到一种社会文化的层面来认识，他们反对“文本中心”的媒介教育，而主张应该把文本分析与对生产和接受问题的探讨整合到一起，并且认为尤其在象美国这样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对于机构的分析尤为重要，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语境方法”来对照于传统的“文本方法”。[13]应该说上述主张都有理由，而最终的做法往往是一种折衷与妥协。媒介教育与传统教育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接受媒介教育的学生对媒介并不是一无所知，在某些方面他们的了解甚至超过自己的老师，因而在这种教学活动中，最强调的是一种互动式教学，这也是对传统教育中教师负责教授，而学生则专注于接受的教学法的一种革新。
与媒介认知能力相关的另一项争论主要集中在媒介认知是否应该主要关注于通俗文化文本。我们知道，媒介认知能力教育主要教授的是学生读解媒介信息的能力，而众所周知，媒介信息其内容大多属于通俗文化范畴，一些学者担心这会影响学生对传统经典文化的学习，而更多的人则指出，由于媒介内容中经常出现暴力与色情方面的内容，会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因而早期媒介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站在这种保护主义的立场上，让学生自觉抵制这些不良影响，甚至有些学者建议让学生拒绝电视。然而，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首先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社会中，想让学生与大众媒介隔绝是不可能的，大众媒介几乎构成了人们生存的第二环境；其次，大众媒介也并非一无是处，学生们完全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关键在于要具备一种批评与分辨的能力，而正是我们进行媒介教育的目的。此外，大众媒介所提供的通俗文化知识也是社会知识一部分，没有理由去歧视它们，并且事实上它们构成了对传统教育只涉及到精英文化的一种有效补充，是对传统教育的精英主义取向的一种反拨。由于媒介内容往往更贴近日常生活，因而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媒介学者邓肯(Barry Duncan)就指出：“我深信把广泛的通俗文化现象包括到媒介研究中，正在成为一种日显重要的视野，尤其是对那些与年轻人一起工作的人。”[14]而白金汉则从接受心理学的角度入手，认为如果我们简单地强调大众媒介有问题的一面，就会忽视年轻人对媒介的情感投入，我们可能会忽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快乐，从而用一种愤世嫉俗及高高在上代替了真正的问题与分析
最后，与媒介认知能力相关的一个争论就是如何使媒介教育适合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或者说适合所在国的国情。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及，各国的媒介认知能力教育开展的程度及所采用的方法都不尽相同，因而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这正如马斯特曼所指出：“在每一次媒介教师的国际集会上，每一个人重新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必须树立观念，不是单数的媒介教育，而是复数形式的、多种多样的媒介教育。”[16]西方各国早我们一步认识到培养学生媒介认知能力的必要性，并且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一点肯定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但在如何搞好中国的媒介教育上，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媒介教育的本土化这一问题，绝不能生搬硬套。哈洛伦(James D. Halloran)在他的一篇谈媒介教育的文章中明确指出：“象任何其他种类的教育一样，或者象任何社会建制一样，媒介教育无法在孤立的情况下得到充分的研究，比如离开了更宽广的历史、文化、经济、法律、民族、政治及社会背景，它正是在这些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还在起着作用。”[17]诚然如是，每一个国家的媒介教育都应该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具体国情探寻一条本土化发展之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教育更是我们的必经之途。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警惕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媒介来建立一种媒介帝国主义或者说文化帝国主义，因而我国的媒介教育除了要教授学生在信息时代获取、分析与传播信息的能力，更应强化学生对媒介霸权的警惕性。
6、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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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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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