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看待广播电视的发展趋势
面对市场经济、信息经济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广播电视业必须选择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走产业化和集约化发展的道路。
1、充分利用国家产业政策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1985年，国家明确把广播电视业列为第三产业。在此政策的鼓舞下，此后的一个时期，非凡是十四大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五”计划必须坚持“以发展为主题”，这预示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国家在“十五”期间将继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面向市场，推进体制创新，努力实现我国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如前所述，广播电视业应属第三产业中的信息服务业。所以，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应积极利用有利的产业政策，在“十五”期间加快产业化发展。
2、正确处理好“两种属性”和“两种功能”的关系
“两种属性”就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广播电视业同时具有“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与之相对应，我国广播电视业就同时具有“产业功能”和“喉舌功能”。能否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好“两种属性”和“两种功能”的关系，是决定我国广播电视产业能否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
首先，必须明确，我国的广播电视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政治宣传的任务，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价值标准。我国广播电视的这种政治属性和喉舌功能在今天仍然客观存在，并且是不可削弱的。与以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不仅有政治属性和喉舌功能，而且还应该有经济属性和产业功能。
其次，广播电视的产业功能与喉舌功能必须统一起来，统一的基础就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产业功能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最高标准；喉舌功能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最高标准。在现代文明社会，任何产业要取得经济效益，都必须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为前提，都必须以产品或者服务来“为人民服务”，满足人们合法的、正当的、健康的物质文化需要，只有这样，这个产业才能赢得政府、社会和大众消费者的支持，它的经济效益才能得到实现和保护。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现代文明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任何产业要实现其经济效益都必须以不侵害社会效益为基本前提。我国的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具有双重功能的非凡产业，其经济效益的实现不但不能侵害社会效益，而且还必须为实现社会效益提供保证。这种保证作用就体现在，在激烈的“内挤外压”竞争形式下，广播电视只有走产业化道路，才能解放和激发广播电视本身潜在的发展活力，才能在国家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产业化经营迅速增强竞争实力，才能既保住原有的宣传阵地，又可迅速提高覆盖率和收视率以扩大新的宣传阵地，同时大幅度提高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质量和传输质量，有效抵御西方媒体的竞争和渗透，从而确保我国广播电视政治喉舌功能和社会效益的实现。同时也应该熟悉到，发挥好广播电视的喉舌功能，有利于为我国创造长治久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可以保证党和政府的治国方针政策等政治信息的及时传播，从而确保经济和社会健康协调发展，而这些正是我国广播电视业产业功能得以实现的政治保证。
所以，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在追求效益的时候，必须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其经济效益，这是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
3、明确产权关系，培育自我积累机制和平等竞争机制
我国广播电视产业诞生以来，一直是作为事业单位存在的，其开支全部由国家负担，按预算供给，其产权当然都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国家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处置权。但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广播电视广告业的发展和广播电视机构自身资本经营积累的增多，广播电视业的投资结构由国家一元结构逐渐转化为国家投入、广播电视机构自身资本积累投入和借贷经营的三元结构。随着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范围越来越广，积累的资产也越来越多。但资产非凡是增量资产的权益和权利问题也显得越来越突出了。广播电视机构越来越关心，三元结构的投资收益如何分配？多种经营的收入和积累的资产（包括有形和无形）是属于机构还是国家所有？谁拥有最终的支配权和交易权？法人产权与所有权、经营权到底是何关系？各种权利主体如何监督制约？这些产业发展实践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无论是在国家颁布的现行广播电视法规中、政策中，还是在当今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中，都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解释。没有法律依据，一方面造成政府各级广播电视行政治理部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为“人治”提供了弹性空间；另一方面造成广播电视机构缺少必要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经营治理的随意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比较严重。这种状况，一方面挫伤了广播电视机构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播电视机构采取不计成本的粗放型经营方式，有意隐瞒真实经营情况的体制和机制漏洞。如此经营，中国广播电视产业资本何以大规模积累并积累到足以与国际广播电视集团竞争的规模？而不解决产权问题和资本积累的动力问题，又何以改变这种经营状况呢？
另外，产权关系不清，造成广播电视产业内部的不平等竞争。例如，中心级的电台、电视台就可以借助国家的行政命令，要求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站）无偿转播其广播电视节目，扩大覆盖率和收视率所带来的收益完全由中心电台和电视台独享，而转播成本却要地方电台和电视台来承担。省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同样存在利用行政命令转嫁成本、独享成果的情况。这种不平等的竞争严重制约了广播电视产业内部的协调发展，其根源就在于广播电视产业内部各法人实体之间的产权关系不清。
2、广播和电视在新媒体时代有何意义如何在现今立足
新媒体（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
新媒体时代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
对于新媒体时代的界定，学者们可谓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一些传播学期刊上设有“新媒体”专栏，但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有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等，还有一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新媒体专栏。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新媒体（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严格来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媒体。严格来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媒体。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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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媒体时代企业的公共关系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引入我国以来，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舆论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从2003年的“网络舆论年”、2006年的“网络暴力”到2008年的“网络监督”，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舆论超强磁场。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关注的议题正在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新媒体舆论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钟瑛、余秀才对1998—2009年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48%的网络舆论事件由传统媒体率先报道，33%源于网络媒体，4%源自手机，15%各类媒体同时报道 ；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发生的频率呈波浪式不断上扬的态势（个别年份除外）；涉及的阶层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首当其冲，约占整体的30% ；涉及的事件类型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约占整个案例的39% ；从各类媒体对事件发展的影响看，网络媒体主导事件发展的案例有80起，占50%，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14起，占9%，多种媒体共同起作用的66起，占41%。 ［2］这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表明：新媒体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负面舆论的主要载体，新媒体舆论指涉的重点是政府机关及其行政行为，新媒体成为推动事件解决的主要舆论力量。
新媒体舆论的空前活跃，不仅影响着虚拟社会，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搭建了便捷通畅的平台和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利于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权力运行置于“无处不在的眼睛”的监督之下，“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有利于群众畅所欲言，渲泄情绪，抒解怨气，及时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社会压力，发挥“排气阀”和“预警器”作用，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有利于政府吸纳自下而上的推力，弥补现行公共管理体制的不足，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形成推动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利于政府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宣传大政方针，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体引发的舆论的空前活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非理性和情绪性舆论的弥漫，各种虚假信息、网络暴力、攻击漫骂、谣言充塞网络，政府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挑战。
挑战之一 ：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放言 ：“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了。”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2009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广东韶关发生的“6•26”社会治安事件，借助网络和手机进行炒作，制造了乌鲁木齐“7•5”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又竭力污蔑我打击暴力犯罪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煽动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仇视，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为他们的分裂活动大造舆论。近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侵犯言论自由为名攻击我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正常管理，却无视自身对网络不断强化的管理和控制。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挑战之二 ：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社新媒体时代政府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会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据统计，网上有关监督类舆论85%是针对政府、公务员的略带“攻击性”的负面舆论。一旦政府及官员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一些网络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微博开房案”等原本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但经过“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径事件被夸大和泛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挑战之三 ：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互联网的发展已步入Web2.0时代。相对传统媒体将信息以垂直方式传输给予目标受众，Web2.0应用程序则旨在“水平”地传输信息，即从原来的“点对面”变为“多点对多点”。Web2.0 时代是“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网络社区等平台发布信息，为舆论设置议题。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3］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挑战之四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在这些网络事件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批“网络水军”，他们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经常别出心裁地策划、“制造”轰动话题，或者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挖掘”、“推波助澜”，推动事件不断发酵、放大，直到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其危害性尤为严重。
挑战之五 ：干部素质同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网络恐惧”心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许多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同程度的存在“网络恐惧”心理。人民论坛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官员缺乏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一些干部的不当处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体、特别是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体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
5、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体的机遇与挑战，论述题，6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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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媒体时代传统电视新闻传播如何走出困局
1. 继续保持电视新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同层出不穷的新媒体相比，传统电视新闻媒体的独特忧势或者说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职业化、系统化采集和发布新闻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长期积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实际上，媒体的权威性最终还是来源于它的公信力。《现代汉语词典》对公信力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较早提出公信力概念的文章是黄晓芳的《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1999)，她将“公信力”定义为“媒介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成的，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媒介自身魅力。”她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了衡量公信力大小的指标，笔者自己概括起来，认为“公信力”应该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发现重大选题的敏锐度、分析问题的深刻性、时事评论的全面性等方面来衡量。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由于“把关人”制度的相对宽松，信息传播的过度开放，导致充斥其间的新闻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作为公信力第一指标的真实性都无法得到保证。除此之外，目前各类门户网站、手机报、博客等新媒体在新闻传播的内容上更多来源于传统媒体，自身没有专业
的新闻采访队伍也没有新闻采访权，导致新闻信息的传播暴露出“无序化”、“碎片化”、“浅薄化”等先天缺陷，而电视新闻媒体恰恰在报道的真实性、敏锐性、深刻性、全面性等方面具有自身十分明显的优势，这也将成为未来传统电视媒体与新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相抗衡的重要砝码。
2. 加速媒介融合，扩展传播渠道，丰富报道形式
新媒体的兴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部分电视新闻观众，但传统电视媒体只要善于抓住机遇，充分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体的优势，加速媒介融合，综合利用网络、手机、电视等多种传播渠道进行全方面、立体化、多层次的信息传递，电视新闻仍将有自己的受众市场。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这种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融合在一起。媒介融合可以为电视新闻报道建立起即时、顺畅、互动的播出渠道。电视曾被人批评为单向传播的媒介。而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电视媒介可以将网络、手机等不同形态的媒介整合起来，充分发挥整合传播的优势。
另外，媒介融合也可以使电视媒体获得更多的新闻素材，使新闻报道更全面、更生动、更丰满。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你可以把超媒体想象成为一系列可随读者的行动而延伸或缩减的收放自如的信息，各种观念都可以被打开，从多种不同的层面予以详尽分析。”电视媒介在新闻报道中可以充分利用公民用手机、相机、DV等设备拍摄的画面或网络上发布的视频，丰富新闻素材，弥补电视台新闻记者无法拍摄到的一些现场画面，利用其民间视角，从而获得更多受众的认同。
3. 推进直播常态化，加强深度报道
目前，直播报道可以说是电视新闻媒体最能有效抵御网络竞争的模式，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弱化“后续整理型”的对发生过的新闻进行报道的方式，倡导“实时直播型”的对正在发生的新闻进行报道的理念。一个直播常态化、不问断播出的新闻频道其实就像一个内容不断更新的网络。虽然网络也可以进行直播，但它的内容资源远不及传统电视丰富。当前，我国各级电视台的新闻频道在直播常态化方面，由于思想意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原因，仍然不尽如人意，大部分全天候新闻频道实际上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新闻重播率非常高。在目前新闻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电视新闻要守住自己的一方阵地，推进直播常态化也许是必需之举。
在推进直播常态化，加速新闻传输时效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窘境，尽管传统电视新闻媒体一直在努力提高信息传播速度，但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的时效优势已受到了极大挑战，例如手机报、网络信息弹出窗口等形式各异的新闻传播方式，其传播时效性、接受便利性远远超过了传统电视媒体。因此，更权威、深人、客观和全面的报道，成了电视新闻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手机短讯、网络信息大都是简单化的、碎片式的、表象性的，尚不能满足公众深人了解事实的需求，而电视台的职业化新闻团队正可以在深度挖掘上有所作为。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认为，受众对新闻需求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这就导致了传统媒体因为“时效性”而输给新媒体，却因为“深度性”而成为众多媒体类型中的佼佼者。可见，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就必须在报道形式上下足功夫，推进直播常态化，加强深度报道是可施之计。
7、传统新闻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应该如何发展？？？
报纸 、广播、电视是公认的传统媒体，他们属于大众性传播媒体，近来炒的很热的所谓新媒体包括INTENET，路牌、灯箱交通工具等户外媒体以及楼宇电视、电梯广告等社区媒体，另外人们竭尽所能地开发一切可以开发的注意力，POP、包装物、电话黄页、产品目录等也成为了广告载体，甚至人体、厕所墙壁也被纳入了可供利用的广告资源。
分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点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所面对的广告对象来分析：电视，广播这两类传统媒体，其某一时段节目或某一栏目可能是针对特定消费者的，但就整个媒体而言，其对象几乎是全民性的，包括了各个年龄，各个文化水平，各个收入标准，各个生活层次的消费者。报纸的传播范围比较明确，既有国际性的，又有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既有综合性的又有专业性的，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发行区域，即不同种类的报纸的覆盖范围各有不同，报纸之间有了不同的区域划分，另外在同类的报纸中，不同的内容和读者定位也使得各个媒体具备了不同的品牌形象，这为广告主选择不同的报纸作为广告投放对象提供了方便。网络现在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第四媒体，由于其对操作者物质设备的要求，其对操作者文化水平的要求，其对操作者经济收入的要求，天然的对广大消费者做了第一层次的市场细分，从全体消费者中分离出了"网民"这一具有某些共同特质的消费者群。
对于户外媒体而言，因为其本身就是广告，在具体投放的时候，可根据不同的广告目标，选择不同的方式，如果目标是要树立或加强品牌形象那么在特定的城市内，户外广告往往选择人流众多、视野开阔、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商业区域或区域游览投放户外广告，在这种户外投放过程中，往往针对泛目标人群；如果目标仅在于短期内销售的提升，那么就可以选择在公车、候车亭、加油站、医院、药店、健身房甚至定位准确的一系列餐饮场所投放户外广告等，这些地方的特点是具有数量众多、定义明确的目标受众，具有产生良好的广告效果的基础。对于楼宇电视、电梯广告等社区媒体而言，作为市场细分化了的住宅生活小区住户在很多方面的消费特征都有共性，如：收入状况（楼盘售价决定）教育水平、消费特征（和小区开发商倡导的文化品位，名人入住的领导效应有关）。因而社区媒体在有效到达和针对目标人群方面是最优的。综上所述，在第一轮的比拼中，传统媒体除了报纸之外在覆盖的广度方面几乎可以达到全民性，但是在针对广告主的目标消费者传播方面输于新媒体。
在广告运营方面主要要根据产品的产品特性、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和目标消费群体对不同媒体的关注习惯等，采取最适合本产品的媒体进行广告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