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媒体环境

1、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哪些特征

1. 迎合人们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由于工作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休闲时间呈现出碎片化倾向，新媒体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而生的。

2.满足随时随地地互动性表达、娱乐与信息需要。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代媒体在传播的诉求方面走向个性表达与交流阶段。对于网络电视和手机电视而言，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

3.人们使用新媒体的目的性与选择的主动性更强。

4.媒体使用与内容选择更具个性化，导致市场细分更加充分。

(1)社会新媒体环境扩展资料：

新媒体（New Media）是指当下万物皆媒的环境，简单说：新媒体是一种环境。

新媒体涵盖了所有数字化的媒体形式。包括所有数字化的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杂志等。

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

新媒体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参考资料：网络：新媒体

2、如何应用大众传播理论去解释新媒体环境下的新现象

来自【驹】【集】【人】【才】的回答~~
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
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
“新媒体”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流动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每当一个新的传播技术诞生，“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定义就会迎来一次更新，这一定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得以稳固，直到下一次的传播技术更新。
当前，我们所谈论的“新媒体时代”是指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诞生以来的这一历史时期。
新媒体时代以数字传播、网络传播和全球传播为主要特征。在此，新媒体并不单纯指向传播技术和媒介形式本身，而是同时指向“用来交流或传达信息的制品或设备;传播或分享信息的活动和实践;围绕上述设备和实践形成的社会安排或组织形式”。换言之，即区别于大众媒体时代的新传播媒介及其相关的传播实践和社会情境。
新媒体研究所要考察的，不再仅仅是以往占据传播研究核心的生产、文本和受众等问题，而是在媒介、实践和社会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下，新媒体能够产生哪些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独特影响，尤其是在媒介融合和媒介化社会的大背景下，新媒体何以成为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

3、如何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的警察公共关系

由于公安机关工作的特殊性，社会公众对公安工作大多都只关心结果，而很少关注过程。如对一些有影响的大要案侦破，会发生群众投诉和信访的现象，从中就能反映这一问题，群众所关心的往往都是关系其自身利益的结果，而非公安机关在解决问题中所付出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安机关如何把自身的辛苦劳动展现给社会公众，用认真负责的态度、热情严谨的服务，为自己树立良好的信誉，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理解和认可呢？很值班大家去思考。
1、要健全公安机关内部的组织体系，包括先进的指挥体系，完备的保障措施，增设专职公共关系的组织机构，加强对从事公共关系方面人才的培养，理顺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之间的交流和协作。这样，我们在处理各种事务中，才能够做到及时、有效地控制，从容不迫地应对。
2、要坚持以民警为本，充分提高民警个体的工作效率。目前，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严重不足现状，是很难在短时间得到解决的，要利用现有的警力资源有效保障社会稳定，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就需要我们以民警为主体，在现有的公安管理机制中建立健全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惩戒机制，充分挖掘公安现有人力资源，加强对公安民警的教育训练，培养民警个体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3、要利用行政资源，协调好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本身就处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之中，其他政府部门对公安机关的协作和对公安机关的理解与支持，是搞好公安工作不可或缺的因素。例如，民警在日常接处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超越公安管辖范围的非警务处警，而这些处警，往往都涉及到其他政府部门，这些部门如果都能做好自己的工作，那将是对搞好公安工作的有力支持，不仅可以大大减轻公安机关的工作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缓解公安机关与社会公众直接面对矛盾冲突的几率。
4、要坚持以行政为本，在优化执法环境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社会公关活动，努力实现公安机关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安机关，首先必须要牢固树立严格执法、依法行事的理念，坚决消除长期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对“情与法”、“钱与权”、“名与利”的糊糊认识，做到执法执纪公平公正、为人处事不卑不亢。其次要善于公关、经常开展社会公关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展的“爱民月”、“警察开放日”、“万民访平安”、“警民相约警务室”、“警民恳谈会”等形式，以此推动警民互动与交流，争取社会各界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力戒图形式，走过场，确保各级、各部门、各基层单位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步进行，实行月月爱民、天天开放，时时相约、处处恳谈。在活动中，要突出以宣传法律、咨询疑惑、展示公安工作成果为内容，让社会公众时时都能感受到公安工作的存在。再次是要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开展宣传，包括政府、媒体、网络等，主动出击，跳出当前仅从法律法规和个别大要案的侦破等方面入手宣传的简单模式，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各个方面尽可能地向公众展示，刺激公众心理，引导公众对公安工作的关注，提高他们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

4、如何净化网络环境和新媒体环境

净化网络环境和新媒体环境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深化对网络文化建设的认识。网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按照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要求，在建设中加强管理，以管理促进健康发展。网络文化“重在建设”，既要重视技术手段建设，更要重视内容建设，以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既要重视网站建设，更要重视舆论导向，以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既要重视网络文化产品创作和生产，更要重视产品价值和社会效益提升，以优秀的网络文化产品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加强监督管理：希望有关部门加快网络立法和法律监管步伐，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网络运营和网络产品的监管，尽快实行网络、手机实名制，确保有线、无线上网的身份认证；建立和完善网络分级管理体制与青少年网络保护法律体系，根据不同的受众对象，赋予网络经营者不同的经营权限；设立互联网安全执法部门，严厉打击并严惩重罚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互联网安全和正常秩序。同时应加强宣传和监督，对青少年不适宜进入的场所要严把“禁入”关，对于违反相关规定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经营场所要严加处罚和整治。相关部门应该加强指导和监督，建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对网站经营者加强业务培训，规范网络发布内容，在源头上把好关，为青少年输送适合他们身心发展的网络信息和文化精品。
三是净化网络环境，积极构筑绿色网上空间和服务平台。依法管理互联网，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网络色情等不法行为，积极倡导行业自律，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及时遏制网上有害信息传播，并且从网民结构特点和网络应用实际出发主动搭建平台，突出互联网社会服务功能，着力营造良好的网上环境。设立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绿色健康”网站，通过学习、就业、交友、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青少年感兴趣的、能切实为青少年服务的形式，吸引他们积极参与。推动网络文化向社区和农村延伸，努力在社区、乡村打造集政务、娱乐、信息、教育、服务、惠民等功能为一体的社区（乡村）网络文化，建设传递文明和谐、温馨关爱的网上幸福家园。
四是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优势，用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用新阵地引领社会新风尚。充分发挥手机媒体、微博、视频拍客等新兴媒体“短、平、快”的传播优势，围绕弘扬社会公德、倡导文明新风、净化网络环境、营造和谐氛围。集中优势资源、打造品牌栏目是新闻网站科学定位、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因此,净化网络和新媒体环境，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

5、新媒体社会环境的有哪些 方法改正

搜索引擎营销（SEO/SEM）搜索引擎营销并没有失去价值，甚至永远不会失去价值。目前的科学技术还只能依靠文字来进行精准的搜索，在海量的信息源面前，人们获取信息必须基于搜素引擎，所以有需求搜索引擎就有价值，而基于搜索引擎的营销也必不可少。搜索引擎营销并不是传统的营销方式，它同样是基于互联网的营销，而且移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营销正在逐步发展，搜索引擎营销注定在新媒体环境下作用凸显。

6、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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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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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

7、如何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把握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建设

当今时代，网络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媒体相比较，网络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和社会心理。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开放性强、交互性好、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等一系列优势，其舆论形成具有自发性、快捷性、多元性、长留性等特征。也因为网络的开放性、网民身份的隐匿性以及受部分网民社会经验、自身素养等因素的影响，网络舆论往往又呈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甚至会以偏激和非理性的谩骂与攻击来表达观点。因此，正确分析和引导网上舆论，显得十分重要。

网上舆论引导重要而紧迫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是准确汇集民情民意的需要。准确汇集和分析民情民意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民意反映的集约性、普遍性、可视性在网络舆论得到最为显明的反应。与传统媒体舆论相比，网络舆论在真实、直接、及时反映民意方面更具有代表性。各大网站的留言板、BBS论坛，成为表达民意、体现观点、形成网络舆论的重要场所。网民的留言被放大成一种观点后，经过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交互影响，就会形成舆论。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网民素质参差不齐，难免会出现起哄、攻击等宣泄型、情绪型舆论。如果不能对这些偏激的舆论加以正确引导，势必造成“网民的声音一大片，群众的声音听不见”的混乱嘈杂局面，严重扰乱党和政府掌握民情、了解民意的视线。因此，要使互联网真正成为引导和洞察社会舆论的重要窗口，就必须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是人民行使监督权力的需要。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网络舆论这样明显。网络舆论在形成以后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力施加于决策者。特别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与民休戚相关的决策上，网民关注的越多，越容易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压力。与此同时，由于广大网民的关注，也使得解决问题的各项流程更加透明化。但由于网络上传播者身分的匿名性及隐藏性的特点，会导致一些不良言论出现，混淆视听，削弱正确舆论的导向。因此，我们有必要维护网络舆论的正确声音，使之发挥正确引导民众的积极作用。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是提高互联网服务经济社会水平的需要。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是新闻媒体的作用集中表现。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自然也不例外。互联网发展十几年以来，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网络这种新媒体的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些网站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过多的关注社会的阴暗面，导致负面报道层出不穷，正面报道形不成声势，严重脱离中心工作，给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为此，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的作用，就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坚持顾全大局、服务中心、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方针，积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氛围、凝聚人心、汇集人气。

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需要。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更加有效的媒介，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互联网上各种文化类型、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准则道德规范都可以找到立足之地。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还利用网络散布谣言、传播反动言论，甚至雇佣网络写手对一些“热点”进行炒作，欺骗网民，误导舆论。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在互联网上旗帜鲜明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网络舆论成为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主阵地。

要把握好网络舆论的特征和形成机制

当前，社会舆论环境复杂多变，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频频，加剧了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镇定与恐慌、理性与冲动、事实与谣言、积极态度与消极言论同时出现，各种思想认识相互交织，无论是以及时丰富的新闻信息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还是以准确有效的舆论引导社会公众，都需要我们第一时间掌握社会舆论的趋势和特点。

来自互联网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网络舆论关注的公共事务素材，一方面是来自传统媒体如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的报道，另一方面来自网络原创，尤其是BBS上网友自行发布的新闻和传言。如果传统媒体的报道被门户网站转载，或网上传言得到传统媒体的证实，或网上观点得到传统媒体的声援，那么这种网上网下的交互作用，会促使舆情汹涌，形成强大的舆论声浪，对当事人特别是负有社会管理责任的公权力形成压力。

互联网成为反映社会心理和表达公众诉求的重要渠道。从今年网上舆情来看，社会敏感问题成为网络舆论焦点，经济民生类、政府管理、立法司法备受网络关注。环境问题、腐败问题、司法不公等事件极易激发网民的非理性情绪，甚至一些偶然的事件也会引发不良情绪，应该加以警惕。

警惕“网络暴力”现象。据统计，我国网民中，30岁及以下的超过了70%。这个年龄段的大部分人都心怀正义、充满激情、好奇心强，强烈期待融入社会，热切希望表达自我，并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性。但是这一年龄段的人涉世未深，很难摆脱冲动与激情，容易在群体的兴奋中忘记理性地制约自己，习惯于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惩罚他们认定的“坏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在“善良动机”下所导致的行为后果作出全面客观的估计。在网上讨论某一事件时，会出现极端、辱骂、非理性的声音，在有的引起网民反感的事件中，一些网民自以为怀着正义之心，对当事人实施“网络暴力”，包括公布当事人隐私、电话骚扰、现场骚扰等需警惕。

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对于热点社会事务、公共话题，非专业人士积极发言，与大众分享他们的智慧、学识和价值观。这些民间身分的观察家对公众的影响力较大。特别是网上一些较权威的论坛和知名个人博客，以及一些资深网友，扮演了传播学上的“意见领袖”角色。在一些复杂的现实问题的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影响网友的价值判断。有时“意见领袖”的意见并不完全客观正确，却能引导整个网络舆论的走向，导致了网络舆论的偏向性。因此，需要找到恰当的方式，与“意见领袖”进行沟通，让互联网中的“意见领袖”与我们合作，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和纽带。

积极探索引导网上舆论的机制和措施

把传统媒体网站、政府新闻网站等主流媒体网站作为发展的战略重点，形成网络舆论引导的合力。由于我们的主要新闻媒体在社会和公众中有较高的媒介公信力，当人们在网上要获得新闻信息时，总是把传统媒体网站、有影响力的新闻网站和重要的门户网站作为主要甚至是首要的选择。因此，主流媒体既是维护公民知情权的重要社会力量，发挥着信息传播主渠道的作用，同时也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排头兵。因此，要建设一批政府管得住、网民信得过的主流媒体网站，以较大规模和影响力在网络舆论中做好引导。在政策、资金上给予支持，为他们提供新闻发布上的优先权，促进有影响的网站与传统媒体的合作，以增强信息互通，形成舆论联动，确保网络舆论引导的合力。

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确保各类信息及时公开，从源头上堵住网络流言和虚假信息的泛滥。提高政府部门行政决策的透明度，确保各类信息及时、客观、全面的发布，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满足公众知情权，贯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以往的新闻传播实践告诉我们，当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如果政府能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及时发布信息，就能安抚公众情绪、保持社会稳定。对于那些影响面大且具有持续性的事件，要注意形成信息传递的波次效应，在及时满足网民知情欲的同时，逐渐降低人们的关注度。反之，由于网络传播本身的放大作用，信息的混乱、错误、拖延，会使谣言大行其道。在网络传播的时代，在播客、博客、个人新闻盛行的时代，在传统大众媒体不是信息惟一来源的时代，更要避免因对正常信息的过度控制而导致信息短缺，而使那些虚假信息通过网络得以广泛传播。只有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才能确保包括网络舆论在内的社会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加快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培养，借助专业网络评论员的力量，帮助网民从舆论客体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化。借助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以及网络当中部分民间观察家的力量，培养网上的“意见领袖”，不仅可以起到媒介信息中介和过滤环节的作用，还可以为网民提供科学理性的观点和建议，也可以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和纽带，以强化主流言论，孤立非主流言论，对网络舆论的最后形成起着主导性作用。

建立分工协作、专兼职结合的网络评论员队伍，理顺体制机制，增加投入，扩大网上影响。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网络评论员队伍是做好网上舆论引导工作的关键，要着手建立起专职、兼职和覆盖全省各地、各部门的不同层次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培育起一支高素质的网络写手，由专兼职网评员平时负责与其联系和交流，以应对必要时舆论引导的特殊需要。要理顺工作机制，把新闻发言人与网络评论员两只队伍结合起来，扩大发展网络评论员队伍的外延。

8、2017年宣传舆论工作怎么干？如何办好教育新媒体

你好： 新媒体改变了社会传播关系，对传统思想宣传工作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新媒体环境下，加强思想宣传工作是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党执政基础的迫切需要，而“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基本途径。 新媒体对思想宣传工作提出的挑战 新媒体增加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建的难度。一方面新媒体使人们的思想交流呈现全球化、中国络化、社会化趋势，这极大拓展了意识形态影响的空间，多元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挤占了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空间；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信息发布、传播能力大大提升，各种思想和观点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呈现多样性、分散性特征，选择性的增加给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建带来困难。 新媒体弱化了传统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新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单向、点对面的传播方式，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弥漫状、以互动为重要特征的传播方式。这种改变使传统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受到极大影响：一方面，传统自上而下单向传播方式构成的官方舆论场与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重叠度降低，使得传统宣传思想工作对民众影响的覆盖范围缩小，思想宣传工作以往的主导地位被削弱，另一方面，“互动”是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特征，人们更愿意接受“互动”参与式的思想交流，而单向灌输方式的传统思想宣传工作方式越来越难以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 思想宣传工作面临的环境特点 新媒体的便捷性、易获性和黏合性优势，使思想宣传工作的环境发生了重要改变，这种改变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新媒体方便和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渠道：一方面智能手机的发展和“微信息”的流行，使人们能够在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缝隙中利用零散时间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习惯于利用等车、乘车、用餐、甚至步行等时间进行“快餐式”阅读（或观看）；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易获性和强有力的搜索功能及链接功能，使人们越来越趋向于通过新媒体方式获得和获取信息，这使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在民间（尤其年轻人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而新媒体信息传播特有的“推送”方式，更加剧了传统媒体被边缘化的程度，因为“推送”是传播者主动将新闻、信息等推送到受众手机或电脑上，而不需要受众自己动手去查找，但传统媒体（例如纸质报纸、电视新闻等）没有这种主动“推送”的功能。 新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媒体在一点扩散之后，会迅速转变为多点扩散的方式，而传统媒体则是以一点为中心传播扩散。由于新媒体能够满足人们固有的表达参与欲望，同时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转播功能，这使得人们在接受到信息后，会迅速成为积极的信息转播者，通过微信群、微博群、QQ群、博客等多种渠道对信息进行二次或者多次的转播，而收到这些二次转播信息的受众又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转播，如此往复。新媒体的这种传播特点，相当于动员起了所有受众的力量共同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使信息传播呈现核裂变扩散趋势。而传统媒体一次传播后，受众难以进行二次转播（如：民众很难对报纸、广播、电视等进行二次传播），所以其传播力度和广泛性远远低于新媒体。 新媒体重构了人际交流关系。新媒体具有显著的用户吸引力和黏合性优势，能够将人们聚集黏合在一个个小众人际交流圈中，而这些小众人际交流圈是相互交叠、相互影响的，可以瞬间对某一问题构成大众的讨论。圈子在交流中会不断扩展（也会缩减），并繁衍或者分裂出新的人际交流圈。新媒体的这种吸引力和黏合性优势，来自于新媒体用户之间的“互动”。人们之所以忠诚地留在一个人际交流圈中或者加入一个新的人交流际圈，重要原因之一是可以满足其表达被关注的需求。例如：人们愿意聚集在论坛、微博群、微信群、QQ群中，除了可以发表个人观点和分享他人观点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言论或观点能够获得他人的评论或转播（“互动”）。由此可见“互动”构成了新媒体传播功能外的另一个功能，即：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新媒体的这种人群聚集和黏合功能重构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流关系，传统以“单位”和“家庭”为基础的人际交流关系正在被新媒体重构的人际交流关系弱化。 “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基本途径 针对思想宣传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和新环境，传统思想宣传工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方式。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以“互动”为途径。 “互动”是提高思想宣传工作有效性的基本途径。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人们的聚集和交流，都是以参与“互动”为基础的。因此要提高新媒体环境下思想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必须转变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方式，而以广泛深入到社会人际交流圈中与民众开展“互动”为途径。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仅仅依靠宣传部门和传统媒体是不够的。一方面，宣传部门人员有限，无法全面覆盖和渗透到弥漫状分布的社会人际交流圈中与民众互动；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即便是采用了新媒体传播的方式和手段，但如不能广泛深入地与社会人际交流圈中的民众形成“互动”，也难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动员基层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积极参与到思想宣传工作中来，成为社会人际交流圈中的一员，这样才能实现与民众的广泛“互动”，才能有效地宣传民众、动员民众。 “互动”才能增加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重叠度。新媒体环境下影响思想宣传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与传统媒体构成的官方“舆论场”重叠度低。而官方和民间“舆论场”重叠度低的重要原因，一是民众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二是官方和民间参与对方“舆论场”的讨论存在制约和障碍。通过新媒体（如政府中国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构建“互动”平台可融合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场”，以此提高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重叠度，从而增强思想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和有效性。一方面“互动”平台可为民众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提供渠道，吸收民间意见和建议，泄放民间舆论强度，同时为民众提供参与官方“舆论场”讨论的条件和途径；另一方面官方和民间的“互动”平台，可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党政机构和党员干部更加密切联系群众，通过与民众交流对话，深入到民间“舆论场”的讨论中，从而引导舆论，并将思想宣传工作融汇于回应和服务于民众诉求之中。尽管目前政府中国站、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发展迅速，但其中很多与民众的“互动”非常不够，这一点可从政务微信、微博转播和评论的数量得到证明。 “互动”的根本性在于了解民众诉求与满足民众诉求之间的“互动”。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必须把服务民众同教育引导民众结合起来。因此，“互动”并不意味着仅仅通过新媒体手段与民众进行“互动”，也不意味着仅仅与民众进行信息互动，而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互动”。“互动”的根本性在于了解民众诉求与满足民众诉求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是民众参与决策调整之间的“互动”；是宣传与服务之间的“互动”。 “互动”是新媒体环境下做好思想工作的基本途径。只有深入到每个社会交流关系圈中与民众构成普遍的“互动”，思想宣传工作才能取得成效。这就需要动员全体党员干部都积极地参与到与民众的“互动”中来，同时建立制度予以支撑和保障

9、谈一谈新媒体环境下，对于社会舆情的控制与传统媒体相比有哪些异同

谈一谈新媒体环境下，对于社会舆情的控制与传统媒体相比有哪些异同
业界认为媒体微博主要有三个功能：形象塑造、关系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微博有很多优点，诸如稳定、简单、快捷；但微博也有其致命缺陷，例如其庞大、广泛、不确定的受众面让用户不好把握这样的多元互动。基于视野窄化的原理，从个人情趣爱好出发，微博用户会选择具有某些一致性的人进行关注，这种用户偏好聚合下的自我的议程设置，逐渐形成一个舆论群体。要想使得自我议程设置成为公众议题，媒体微博必须要善于分析自身受众心理，发布适合一部分受众的内容，不断提高粉丝的参与度。媒体微博在运营时要注重策略调整，通过形象塑造、信息推送、意见领袖、话题策划等策略增加自身微博的影响力。

微博言论空间的自由性及巨大的发表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其裂变的传播效果增强了微博舆论监督功能。媒体微博在其传统媒体的强大的影响力基础上提高了信息的实效性，通过强互动凝聚舆论力量，在热点事件当中自成一派，引导舆论走向，形成密集的监督网。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好舆论话题的引导，如何掌握主动权，这是我们当下急需的。

一、学习认识新媒体，进一步认识新媒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新媒体有着明显不同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媒体的特性，认清这些特性，才能更好地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新媒体在信息发送上具有即时性。传统媒体反映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而新媒体却能将正在发生的事实瞬间告知公众。这给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带来了新的挑战，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必须转变观念，学习认识新媒体，通过新的传播渠道及时发言、传播资讯。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开设了官方网站、博客、微博等，积极疏通传播渠道。事实证明，善于运用新媒体，及时回应民意诉求，对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对提升自身影响力，都十分有利。

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上具有互动性。无论是参与网上讨论、转发手机短信，还是转载网络言论，受众常常集信息的接受与传播于一体，传统媒体时代“我播你看”的单向流动，正向“全民参与”的传播模式发展变革。这带来了传播内容的极大丰富，各种信息都被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社会思想意识加速多元化，传统的舆论引导格局正经受着深刻的冲击。新媒体的出现，既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开辟了新通道，也为党和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无限可能。领导干部需要改变执政理念与方式，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和途径，搭建起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优化决策流程和执政方式的新平台，及时、全面地与公众沟通。

新媒体在信息接收上具有集群性。集群式接收、个性化传播是新媒体的又一明显特征。不同年龄、收入、职业、兴趣的人们在对信息的鉴别、筛选上，具有一定范围内的趋同性，这种趋向促进了新媒体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又加速集群性进一步走向深入。舆论格局的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继续延续以往“批量生产”式的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必然要大打折扣。

二、善于运用新媒体，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新突破口

置身新媒体时代，怎样更好地传播主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怎样更好地化解矛盾、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掌握主动地位，怎样更好地听取群众呼声、进一步改进工作，都是摆在执政党和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命题。媒体技术、传播手段的更新，为进一步联系群众、更好地服务群众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一要合理设置议程。传统媒体主导的传播形态，其特点是“一对多”，媒体往往能够引导和控制舆论，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如果点击率够高、转发量或转载量够大，普通人的言论一样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引发社会大讨论，传播形态变为“多对多”。研究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与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设置议程的复杂关系。这就要求执政党、政府部门必须遵守新闻传播规律，主动出击，善于运用传播技巧，使媒体愿意围绕自己发布的信息进行报道，并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互动，产生放大效应，合理地为公众设置议程。

二要处理好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消息的瞬间广泛传播，是新媒体凸显威力的重要表现。然而，怎样恰当处理好突发事件消息的发布，一直以来都是政府部门深受困扰的一个问题，新媒体的介入，使这种困惑更加凸显。当前，新媒体逐渐成为热点新闻的首发媒体，而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却频频在第一时间失语。公众被具有震撼性的消息“击中”后，很快开始参与各种猜测和讨论，这固然印证了新媒体传播之快、影响之大，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权威解释缺席后情绪焦虑的一种反映。在传播技术足以颠覆传播形态的今天，不敢说、不愿说、说不好都需要摒弃和改变，人们呼唤政府部门改变心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真正从有利于事情解决的立场出发，在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前提下，利用好新媒体这支利器，将事件真相和处理结果及时告知公众，平息不实传闻，主导社会舆论。

三要做好舆情分析。从根本上讲，网络舆情监测要求达到实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能满足系统舆情信息服务市场三个要素，实时性：舆情获得越早，给应对和处置留下的余地就越大，而网络舆情的发展往往是爆发式的，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失最佳时机将追悔莫及；全面性：网络舆情容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信息量大，容易使很多重要信息被忽略；准确性：海量信息条件下，如何准确地掌握问题核心，不为纷扰所困，是得出正确判断的关键。“舆情是社会的脉搏”，随着网民队伍不断壮大，网络舆情越来越受重视。源自网络的言论和现实意见相互影响、融合，往往成为社会情绪的晴雨表。由于参与的门槛低，同时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网络舆情某种程度上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大众心声。善于倾听，及时捕捉网络舆论热点，了解不同阶层群众的想法和愿望，并对公众的诉求整理、吸纳之后转化为决策依据，对密切党群关系、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善于管理新媒体，打造积极健康的话语场

新媒体发展迅猛，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人们在为它推动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建设叫好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它需要接受相应的监督管理，规避可能带来的弊端。首先要正视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特点。匿名发言会降低传播者的责任感，致使网络上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时候人们来不及辨识事实真相，就开始表态发言，加速了不实消息的散播；有的网站或网民为了提高点击率，将一些垃圾信息、不健康不道德的信息也放到了网上……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广泛性在这些时候“助纣为虐”，致使网络舆论走向暴力和失范，网络监管也成了一个世界难题。其次要加强立法，促进新媒体健康发展。很多国家都在网络安全、信息自由、未成年人上网保护等领域进行了立法。当前急需建立和完善与新媒体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将新媒体置于相关部门有效监管之下。新媒体存在的舆论风险，不仅需要执政党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公众也需对此廓清认识，提高媒介素养。要使公众了解，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虚拟世界同样也要讲大局、负责任，网络世界中的个人言行，一样要接受法律法规的监管。监督的作用体现在一方面优化自媒体舆论生态，另一方面培养网民的权利意识，鼓励网民以公开的、合法的途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新的传播格局，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极大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并存。适时开通微博，利用这个传播平台，给信息插上飞速传播的翅膀，粘合更多的网友扩大自己的网上阵地，从而在这个网络舆论场中查知民意、发出声音、引导舆情，这是时代赋予传统媒体的使命，更是传统媒体转型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