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产业化在纪录片作品中有什么表现
摘 要:纪录片产业化一直是业界学界热衷的话题。在目前国家话语形态转变、国际交流合作增加、文化产业向社会资本开放、新媒体平台日益壮大等诸多有利因素的促进下,我也认同实现纪录片产业化是大势所趋。
关键词:思考;创作;产业;
中途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3-000125-01
近几年,中国纪录片创作可谓迎来了“好年景”:关于纪录片创作的政策指导、播出渠道和国际交流都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拓展;更出现了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作品,使政策、资本、制作、平台各方均能获利。纪录片创作似乎看到了呼唤已久的产业化时代的到来。
一、浅议中国纪录片本性
在
谈及纪录片时,尤其是在产业化的背景下谈论纪录片,Discovery的精良制作和版权畅销全球常为国内纪录片人称道。但我认为,这种适用于“全球化”,
即极力隐去国情、文化差异,纯粹展现奇山异水、奇珍异宝的纪录片不应成为中国纪录片效仿的对象。中国纪录片的本性是什么?在粗浅回顾新中国纪录片历史的过
程中,我认为其中最让人心动的至少有两部分,一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栏目化常态化制作的纪录片所呈现出的“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二是其他各历史时期代表
性纪录片在今天回望时所展现出的“时代风貌与质感”。
从1988年开拍的《望长城》里程碑式地抛弃了以往“‘解说词—拍画面—后期找补’的三部曲
制作程序”[1],改用镜头“跟随”生活在长城内外的普通人;到1989年央视开办《地方台50分钟》、上视开办《纪录片编辑室》(1993)、央视《东
方时空》开办《生活空间》(1993)——以栏目为平台实现了纪录片的常态化播出。更难得的是,这些关注人的个体意识、命运的作品为彼时处在社会变革中的
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情绪的宣泄口——“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口号,客观上促成了一个能对“当下生活”进行静观反思、有序表达、并能从中
得到慰藉的时代。
除1990年代栏目化制作的纪录片外,中国电视纪录片史上的其他重要作品如《收租院》(1965)、《丝绸之路》(1979)、
《话说长江》(1983)、《大国崛起》(2006)等,尽管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或多或少带有“主题先行”的宣教意味。这也是我国体制内“非常态化
制作”的电视节目常见的特点。但当今天重看这些作品时,令人惊讶的是,上述作品呈现出的种种“时代的限制与扭曲”反而能让人更直观地感受到当时所处的时代
特点。
经此赘述,意在说明粗览中国纪录片史的两点体会:一、纪录片之于中国是舶来品,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一次纪录片崛起,即1990年代纪录片栏
目的风行来源于电视人以“文以载道”之心呈现对时势的思考和对人的关怀;二、纪录片的创作环境是否绝对自由,从长远来看也未必影响其真实性——假大空的语
言、摆拍的造型让人们看到假大空和摆拍的时代,但这种时代感来自于“发出有时代特有的声音”,像Discovery的自然地理纪录片或好莱坞一贯大团圆式
的影片永远无法让人体会到时代的质感,也就失去了纪录片“光影纪年”的意义。
二、产业化背景下的创作反思
恰恰近些年较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作
品,如《故宫》(2003)、《复活的军团》(2004)、《舌尖上的中国》(2012)等等,似乎都在重复类似好莱坞电影的母题——提供一次绝对震撼的
视觉享受和绝对正确的主题,如再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等等,但却在呈现有当今时代特色的视角和思考上发力不足。但就这些作品自身而言无疑都是质量上乘之作,
但如果在“产业化”背景下将这些优秀作品作为整体考察,这种状况则令人担忧。
反思《舌尖上的中国》——近年来罕见地能构成媒介事件的纪录片,除收
视率超过同时段电视剧外,网络上流行的“舌尖体”、电子商务网站掀起的舌尖美食网购风潮、相关光盘、图书、菜谱等衍生物的出版等等,种种喧嚣无不是“资本
的胜利”。对于《舌尖上的中国》,以及近年来响应“构筑文化软实力”号角相继出现的一系列“主旋律大片”式纪录片,我认为既要从好的方面肯定——在纪录片
走向产业化道路上,这些作品的出现起到了让政策、资本、制作、播出等各方都能满意的样板作用;但同时也要警惕过度以《舌尖》为样板,极易让大量资源集中
在。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在戛纳受到热捧,据称海外版权炙手可热。这也是本文总念及Discovery出品之纪录片的原因。论及自然地理类
纪录片,中国制作欲与Discovery比肩还需加以时日,但若以制作精良的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打开突破口,《舌尖上的中国》无疑已经开了个好头。但
这也是个矛盾的选项。什么样的作品适合全球化发行?消解深度,将“本土化”部分精简为单纯用来吸引眼球的符号,然后再注入全球通识的主题是不二法则。《功
夫熊猫》、《花木兰》都属此类全球化传播的成功案例,但除中国符号外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全无关系。如果产业化背景下,中国纪录片为求利益最大化也走上了这
样一条创作道路,那中国纪录片无疑将更加背离其思想性与时代感。
上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栏目化,对中国纪录片创作是一把双刃剑。常态化播出一方面推动了纪录片发展和纪实话语的影响力,但同时收视率压力与时长、题材等限制也使纪录片创作迅速沦为了固定模式下的流水线作业。
终将到来的纪录片产业化也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多元资本的引入将带来更加多元的题材和更加自由的创作环境:但另一方面中国尚还不具备诞生具有影响力的独立纪录片的政策土壤和受众土壤,在这样的背景下,纪录片走向产业化、商品化,也极易导致题材走向单一,内容走向扁平。
相
比于《舌尖上的中国》,同是2012年央视制作的纪录片《超级工程》或许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文化是集体“向后看”的,中国艺术作品也往往呈现于向历史
汲取灵感,“只问风雅,不论时事”的倾向。在一系列诸如《舌尖上的中国》、《China瓷》、《南海一号》、《故宫100》等纪录片中,能有一部《超级工
程》真正聚焦中国当下,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并据称在2012戛纳展映中获得了最高的关注度,或许我们应给予这类现实题材作品更多的关注。
注释:[1]陈国钦.纪录片解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
2、新媒体环境下,纪录片的创作哪些方面发生了改变
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对推动人类传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挑战。网络媒体的普及使传播环境发生了裂变,一些适用于传统媒体的理论在网络时代依然适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本文探讨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拟态环境”是指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关于世界的看法,与现实相比,这种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①这种“拟态环境”是由媒体设置而形成的。他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对这个“拟态环境”的反应,而并非对真实环境的反应,我们只能看见媒体所反映的现实,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发端。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说,他们的研究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为传播效果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随后,有众多传播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郭庆光在其《传播学教程》中对议程设置理论这样表述: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②如今,在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网络中多元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权的泛化,使受众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使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被打破,新的传播模式中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改变。
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随着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展开,“议程设置功能”的有关概念也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议程设置理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变化或得到了修正。
受众的地位改变,议题设置主体发生变化
传统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总是被动地接收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无法同媒体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他们只能在媒体为之设置的议题中挑选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释放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主动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挑选新闻信息,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互联网因其网络分布式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的控制权,能实现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双向交流,公众和媒体成为议程设置的共同主体。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体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次,议程设置主体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议程设置主体间呈现互动交叉性。③这就是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二重议程设置”现象,即在传统的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之外又出现了 “网民议程设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数”不仅不再沉默,而且积极参与到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来。
2.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出现,个人议题更易转化为公共议题
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议题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设置形成的。公众议题形成的过程或方式也变得很简单,那就是“互动”,公众在互动中选择哪些事情或议题是重要的。网络时代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是对“议程设置”理论内涵的补充和延伸。如果公众自我设置议程引发社会普遍关注,那么这一议程就会进入传统媒体的议程范围,在网络传播中,某一网民自我设置议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网民关注,也就会很快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④传统媒体关注后又会很快转化为公共议题。总之,个人议题更加容易转化为公共议题,网民成为许多议题的第一设置者,经过网民的激烈讨论互动以及各大媒体的转载和重新设计,最后上升为人人皆知的热门议题。
3.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弱化,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
网络媒体改变了网民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实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不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闻的影响力,也会弱化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些议题可能是传统媒体比较关注的问题,但如果网络媒体不予重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就会弱化。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根据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时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听到的情况。网络媒体的快捷性等优势,使它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随时随地发布消息。比如,在温州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发生后,等自媒体就同步直播事件的进展,在第一时间为公众设置议题。因此,新闻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能力。
4.媒体间的议程设置进一步发展
议程设置不仅存在于媒体与公众、媒体与之间,同时,不同的媒体之间也存在着议程设置。在网络媒体出现以前,传统媒体一直是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并且引导着公共舆论。然而,由于互联网的低门槛、信息发布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强等特点,每一位网民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者。一旦网民设置的议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该议题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就会大大提升,很快传统媒体就会将这一网络议题引用过来,进行深入讨论。凡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都存在着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积极互动的现象。比如在2012年的宁波PX事件中,由于网民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以及意见领袖在上的助力,使该议题在网络上被迅速扩散和传播,随后传统媒体相继跟进报道,最终促成了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媒体的报道也会对一些小媒体的报道产生影响,比如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侧重于报道哪些方面的新闻,各省、市媒体就会以此为导向来组织相关新闻报道。
结 语
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也因此为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媒体的出现也促使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变化。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没有终结,但的确在弱化,而社会生活并未因此就失去了议程的设置,各种议题仍然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播着。正如麦库姆斯所言:“不可否认,因特网的确会带来新闻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上的一些变化,但在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细节上的变化,而不是议程设置本质上的变化。”⑤
注释:
①【美】麦库姆斯著,郭镇之 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2008年9月版,第24页
②刘德杰:《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探析》,《新闻窗》,2009年第4期,第88页
③徐春霞:《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主体”分析》,《新闻窗》,2009年第6期,第77页
④谷频:《网络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军事记者》,2004年第11期,第48页
⑤董文娜:《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变化》,《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下,第37页
3、目前很多内容好的纪录片播放量扑街,而大明星演的烂片却非常火,对此你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在纪录片应该得到更好的的发展,可能现在大家的眼光都在随着时代而进步,更加关注一些浅层次的作品。那种很低俗对自己一点没有营养的东西就不要再看了,很多电影根本就不值得大家花时间与金钱去影院的,其实像地理中国这类的纪录片其实很有价值对大家真的很有帮助,高中初中的学生如果坚持下来一定会有好的地理成绩的。
我觉得很多纪录片应该多选一些好的题材,并且加大宣传的力度比如进行一些明星效应来发展可能会很好。
在内容和宣传之外,新媒体时代的纪录片还需要在平台运营上进行创新,或纵向垂直或横向合作,直达用户和开放共赢的方法才能达到更好效果。
纵向垂直是指直面消费者的渠道整合方式。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总编辑助理谷岩分享经验时说:“经过广电、电信的纵向垂直渠道,作品可直接面对消费端用户市场,这对纪录片质量来说是个挑战,但只要经受住了考验,就会收获很大。”
横向合作指拓展纪录片的广度。《舌尖上的中国》前两季的制片人、腾讯视频纪录片内容运营中心副总监朱乐贤详细介绍了“腾讯系”纪录片的运营模式。“希望以开放合作的心态与合作伙伴共创价值。”他说,“腾讯纪录片频道主要关注4个方向,分别是自然地理类、美食类、社会现实类以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类,这都需要横向合作才能实现内容有广度。”
希望以后会多出一些能跟得上时代潮流的纪录片吧
4、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什么时候播放
大前天晚上,前天晚上,昨天晚上已经播出了第一第二第三集《时代之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民主新境界》,此时此刻央视一套正在播出第4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讲公检法的
7月17日至26日每晚8点,《将改革进行到底》在央视综合频道(CCTV-1)首播,连播10天,每天一集。央视财经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新闻频道和部分省级卫视次日重播,央视网、“央视新闻”新媒体平台及中央主要媒体所属新闻网站、“两微一端”和主要商业网站上线播出。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共分十集,分别为《时代之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民主新境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延续中华文脉》《守住绿水青山》《强军之路(上、下)》《党的自我革新》《人民的获得感》。
5、国产纪录片为什么能圈粉年轻人?
近年来,无论是电视荧屏、电影荧幕,还是移动小屏,涌现出一批关注度、美誉度双高的国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航拍中国》《我们诞生在中国》等多部“爆款”作品让曾经遭受“冷遇”的纪录片重回大众视野,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开辟出潜力巨大的话语空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2017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纪录片在网络视频用户的偏好中位居第五,占比30%,比2016年上升了三位。
在政策与市场的双轮驱动下,纪录片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首先,纪录片创作水平不断提高。成熟的类型框架、行业分工、制作流程和专业标准逐渐建立,专门针对纪录片的营销通道和产业链条初步打通,为精品力作的稳定推出提供了保证。其次,纪录片传播平台日益丰富。目前,卫视综合频道、专业纪实频道、视频网站、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平台以及电影院线相得益彰的纪录片传播格局基本形成,尤其是新媒体平台凭借其精准对接、双向互动和长尾效应的媒介优势,重塑了纪录片的传播模式。再次,纪录片消费的用户生态不断完善。近年来,纪录片受众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并形成一批稳定、忠实的纪录片深度消费群体,他们既通过评论、转发、弹幕等方式不断丰富着纪录片的话语形态,也从不同层面为纪录片的创作生产直接贡献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纪录片市场存在一些不平衡状况,例如自然历史类题材偏多而社会人文类题材较少,扶持项目偏多而盈利项目较少,创作中过于强调“网感”可能导致纪录片作为一种“历史影像”的真实性、严肃性的消解。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纪录片通过真实记录的影像展示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发展成就、民族的精神品格。纪录片市场的蓬勃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回应了广大受众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尽管国产纪录片近几年取得长足进步,但与电影、剧集、综艺节目等其他文艺形态相比,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国产纪录片应当在把握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融入时代气息、注入时代表达,推出更多有意义、有意思的作品。
6、新媒体纪录片普遍使用的是哪类无人机?
新媒体纪录片普遍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大疆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可以实现远程操控和摄录一体。
7、去新媒体还是旧媒体,不是真问题
一、传统媒体急需的三种人才
最近一些年发生在新闻界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传统媒体的人才在向新媒体流动,要知道传统媒体的很多人至今为止仍然是看不起新媒体的,因为看上去新媒体和旧媒体比较,它依然不像是媒体,或者说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但是,问题也许正在于此,新媒体为什么非要像媒体?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新媒介,媒介和媒体的概念似乎正在被打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媒体的许多人一直秉持着一种媒体思维,以媒体自居,以做媒体人为骄傲,在他们眼里,新媒体终归不是媒体,不是正规军,是散兵游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来看看传统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换句话说,它们今天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一)优秀的内容提供者
人类的信息传播基本上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事实层,也可以说是告知层,简单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第二层是解释层,涉及有真相的事实,需要有专门人才来解释,并且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对真相感兴趣。第三层是观点层,可谓意义层,以评论为主,这个层次的受众就更少了。这三个层次也对应着新闻报道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信息阶段、故事阶段和评论阶段。
不客气地说,新媒体好像已经把传统媒体逼到了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新媒体的速度在信息传播的第一层次上占了优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好内容的东西大部分来自传统媒体。好的内容还是要靠传统媒体?虽然新媒体给我们生产了很多好的形式,但是大部分好的内容似乎还是来自于旧媒体。所以,内容为王好像是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才有意义。反过来说,传统的渠道为王的概念如今仿佛归属了新媒体。比如说,腾讯靠什么赢了对手?现在看,它是靠产品击败了门户网站的劲敌。换句话说,做产品的打败了做媒体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可能来到了产品媒介时代,媒介更像产品,而非媒体。这也许是很多人不想看到的,内容好像被形式控制了。更奇怪的是,这个结果并非都是政治使然。看上去是媒介自己改变了。
今天我们不缺少渠道,我们缺少的是内容,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渠道过剩的时代,在现实中,我们到处堵车,而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我们畅通无阻,麻烦的是我们缺少有份量的内容。如果我们的内容仅仅停留在信息的层面,甚至于滑落到数据消费的地步,那么,我们只会变成故事消费者。当多渠道遇到了少内容,渠道的丰富多彩有可能衬托出了内容的捉襟见肘。单纯的管道加粗和管道数量的增加都会扩大内容的流量。也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内容为王才逐渐让位于渠道为王。看上去渠道畅通无阻,好的内容变成了稀缺品。从渠道稀缺到内容稀缺,渠道解放让路于内容解放。
也许我们还可以按照传播来把内容划分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事实传播,或者更专业的叫事件传播,只传播事实,不带观点,强调客观;第二种是观点传播,往往是采访有观点的人;第三种是话题传播,通常是针对人们议论纷纷的事情而进行的一种背景式传播,经常有粉丝基础。
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媒体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许多好记者和好文章都出自媒体的经济部,经济部成了人才济济的地方,这源于中国的重心是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经济部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人民日报,也显示在央视。历史的看,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日报最火的是国际部,最佳人才仿佛都在国际部,我们不妨称之为国际部现象。按照这种历史规律,下一个部门现象又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或者传统媒体已经变成了单兵作战的场所?
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种情景,就是当看《新闻联播》的人遇到了读《环球时报》的人,这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因为这两个媒体似乎都已经被纳入可以影响世界观的范畴,只不过前者的观众稍微老一点,信息感更强,更多国内存在感。后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一些,观点性更突出,国际存在感更强。对于只关注一个信息渠道的受众来说,他们往往更容易相信这个渠道的信息,排斥其它渠道。这两个媒介可以说代表了如今中国传统媒体的某些存在状态。
在新媒体的倒逼下,传统媒体恐怕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和评论应该分开吗?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说,观点和事实应该分开,如同编辑和经营应该分开。但是,无论是在新闻教学上,还是在新闻一线的报道中,我们都不难看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就是新闻评论越来越多的成为了新闻写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如同是对新闻客观性的挑战,但是,如果是从内容产业的角度看,又不难理解,因为新闻毕竟不是由机器人来写作的。为什么机器不能完全代替人来写新闻?除了就业的考虑,这更像是一个未来学的问题,谷歌开始使用搜索引擎来抓新闻时,看上去取代的是编辑的工作。机器似乎是能替代差的新闻写作,而不能替换好的。机器可以比人更冷血。但是,人可以做到主动的客观,机器顶多做到被动的客观。况且新闻也需要情感写作。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看纪录片的情况,纪录片为什么更容易被西方社会所接受?从形态上说,纪录片是西方产物,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形式认同恐怕是纪录片容易被西方主流社会接受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纪录片和新闻谁离历史更近?通常,我们说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但是,倘若完全用新闻来构成历史,我们可能会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英雄创造历史;二是新闻属于明日黄花,速朽,似乎不足以承担历史。纪录片的资料性好像更符合历史要求。不过,纪录片往往不会满足于记录历史,它还要影响当代社会。因此,我们会常常感觉纪录片比新闻还要真实。
新闻和纪录片有哪些区别?前者快,后者慢;前者偏客观,后者偏主观;前者短,后者长;前者是开放的片断,后者是封闭的完整;前者似产品,后者像作品;前者雅俗共赏,后者阳春白雪;前者转瞬即逝,后者真实再现;前者排斥艺术,后者容易被当成艺术;前者是明日黄花,后者持久。
从传统媒体的角度看,我们的新闻采访水平下降了吗?至少从电视新闻采访上看是如此,如今很少能够看到一个精彩的新闻采访节目,央视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节目似乎都已经边缘化了,新闻采访有主持人化的趋势,主持人越来越会说话,已经不是记者采访了。过去说主持人不会采访,现在是说新闻成为常态。剩下的采访亮点好像就是街采了。
(二)懂新媒体的人
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与新媒体的融合,但是,今天的一个普遍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旧媒体的人往往搞不好新媒体。为什么?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传统媒体的人缺乏互联网思维,先不说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是否准确,单说这样一种现象就已经十分惊人了。从20世纪末网络媒体成气候之后,全国的传统媒体几乎都开办了自己的网站。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报纸办网十年不成。究其原因,除了政策和体制等因素外,传统媒体惨遭滑铁卢的最大问题似乎是缺乏互联网基因。
为什么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很难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很多旧媒体并不想变成新媒体,或者说它们也不大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了新媒体。新旧媒体看上去是各自干着不同的事情,新媒体也不会变成传统媒体。现在的情况是,旧媒体喜欢拉着新媒体的大旗,继续做着传统媒体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容易忽视一个问题,即传者是如何向受者转变的?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受众怎样变成了传者,也就是所谓的自媒体。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传者也会向受者转变。在微博和微信上,这一点似乎很明显,记者来这里不仅仅为发新闻,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进入受众的管道,不是体验生活。
好多人为什么喜欢看电视台的跳水节目?不仅仅因为中国有些世界冠军,也不只是由于几个冠军嫁入豪门,更重要的恐怕是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大可能去高台跳水,所以,现在有人替他们体验了,并且还是她们喜欢的明星,何乐而不为!如今文化的体验成份越来越大,开关似乎是触觉。过去我们有体验式采访,今天我们有体验式媒介。手机媒体在这方面表现的格外明显,媒介似乎激发了我们的触觉。从听觉到视觉再到触觉,媒介的体验感好像在逐步增强。从别人替我们体验,到自我体验,触觉媒介显得很关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纸和网络的对抗,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怀疑报纸会消亡,不过,看上去报纸在消亡之前依然很顽强,特征是它用自己最优秀的深度能力来最后搏击网络的挑战。但是,问题似乎也出在这里,报纸退守堡垒的做法可能恰恰让它失去了一次拥抱新媒体的机会,它赖以生存的深度调查和评论都难以融入网络。
(三)熟悉大数据和统计的人
在大数据时代,对数字的敏锐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精确新闻主义的复兴,但是,它的确反映了数据新闻的重要性。即便我们对大数据的概念有所怀疑,不过,我们的新闻报道确实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数字和统计表,我们显然不能只是满足于把这些枯燥的数字翻译为有趣的事实,也就是数字科普。今天的数字媒体和数字记者明显也比过去站得更高一些。
让我们看看大数据和统计局的区别,看上去前者比后者更靠谱一点,因为大数据好像说了更多的真话,同时它也有更少的水分。但是,它目前似乎和统计局一样难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或者说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
大数据一个很直观的表象就在于它可以把用户分成很多群体,力争做到精准服务。细分受众,是大数据时代媒体变革的一个方向。只有迎合细分市场,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才能获得人们的青睐。越专注,说明你越专业,人们才会信任你。从理论上说,这并不是新媒体的专利,因为传统媒体取胜的一个关键就是专业化,或者说是职业化,都突出的是专业精神和专业主义。由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数据化挖掘的个性化信息推荐引擎——今日头条,自2012年8月份上线以来,已经累计用户9000万以上,成为增长最快的资讯类客户端。虽然它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它也带给传统媒体一些有益的思考。头版头条本来是报纸的概念,现在已经广泛使用于新媒体。类似的例子还有新闻观点化和观点新闻化的现象,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情况似乎是更容易发生的。让我们多少有一点看不懂的是,新媒体好像比旧媒体更能促进观点的进步,并且它仿佛是把观点变成了新闻,又反过来把新闻变成了观点。新闻跟帖是一个例子。我们过去经常说现在是观点新闻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的真正到来还是因为新媒体。
8、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有什么优势,困境与选择
新媒体时代传统记者可能的转型
寻空
先来看一个事件,3月18日,某网友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内容为:“这酒是给犯人喝的吗?还‘五粮液’?如此人性化。”微博下面配了图,图片中有两箱酒,其中一箱为五粮液提供的“四川监狱系统定制酒”。
此微博发布后立即快速扩散,很快便被转发几千次(原微博已删除,因此具体数字无法统计)。这一事件也引起传统媒体的注意,19日上午开始有大批传统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20日上午此话题登上了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榜。
不对此话题的内容进行评价,我们试着分析一下此话题的扩散路径。这条微博是一位网友首发于18日上午,由于此话题较为敏感且网友本身拥有8万多的粉丝,因而很快得到了大面积传播,但18日的传播基本仅限于网上,直到19日才有传统媒体跟进此话题进行了报道。传统媒体的报道扩大了此话题的传播范围,并再一次反馈到网络,使此话题得到了“二次发酵”。
此话题的传播路径我们已经看的比较清楚了,那就是首发于新媒体(微博),爆发于传统媒体,然后又反馈至新媒体(微博)导致二次爆发。
多年来,媒体记者所报道的新闻一直是民众打开双眼看世界的第一选择,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显然终止了这一局面。上述那则新闻不是由传统媒体记者而是由网友首发于新媒体上然后得到传播的。
从此事件也可以看出,面对新媒体快速发现新闻线索,快速发布新闻并传播的局面,传统媒体显得迟钝而缓慢,传统媒体在年轻、轻盈的新媒体面前似乎显得垂垂老矣。同样,传统媒体的内容提供者——记者虽然具有专业、深度等优势,但他们同样具有死板(固定模版,固定字数)、反映速度慢等缺陷。而新媒体的内容提供者——我们称之为新媒体记者,虽然没有传统媒体记者的专业度,却有传统记者没有的灵活、速度、迅速爆发等优势。
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使信息更加碎片化,人们关注事件很多时候关注的是事件的最新进展,而非事件的深度解读,比如美国大选的最新票数统计,叙利亚战争的最新战况等等,这时新媒体记者的存在就显得无比重要。当然,新媒体记者未来也可能不只涉及浅报道,也可能有更广阔的空间。但不论怎样都可以预见,新媒体记者在未来的新闻报道格局中将会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从公民记者到新媒体记者
公民记者的概念,到目前大概只有20多年的历史,但影响却不可谓不深远。早在博客时代,公民记者便已出现,2007年,一个没有念过大学的业余记者周曙光远赴重庆报道“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他采访了著名的“钉子户”吴苹夫妇,并将采写的新闻发表到博客上,这为他的博客带来了巨大的点击量。随后,他的行动受到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南方都市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等大型媒体机构都报道了周曙光的行动。他也逐渐地被称为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
博客的出现造就了公民记者,而新媒体的出现同样造就了新媒体记者。但与公民记者相比,新媒体记者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如果说博客时代的公民记者还需要写一篇文章的话,那么在微博时代新媒体记者只需要写不超过140字的消息加一张独家图片或一段视频就可以了,而这一切的实现只需要一个智能手机而已(别忘了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很大部分是用iphone拍摄的)。
2009年一架美利坚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A-320班机因故迫降于纽约哈德孙河面上。在首批到达的一艘救生艇上,一位救援人员贾尼斯·克鲁姆斯用自己的iPhone手机拍摄下当时的一幕,并上传到Twitter,成为了飞机迫降后首张现场照片。虽然随后CNN等媒体也公布了现场图片,但影响力竟远不如那张业余图片。
2012年,年仅13岁小传旺被高压气泵误伤,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北京接受治疗,途中一名随行人员通过微博发布小传旺病情的最新动态,让众多关注小传旺的人的心跟这些消息紧紧连在一起。
新媒体时代传统记者可能的转型
与传统记者相比,新媒体记者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力量,但作为一种非正式记者,也存在许多问题。
1.个人倾向性较重。作为业余记者,新媒体记者可能缺乏较为职业的素养,因此有可能使报道倾向性比较强,不能做到中立。
2.难以深度报道。新媒体记者可能没有完善的知识体系,因此可能写不出较为深度的报道。
3.难辨真假。一些无法辨认身份的新媒体记者发布的消息来源不明,难辨真假,很可能造成假消息大面积传播。
与新媒体记者相比,以上缺陷却正好是传统记者的优势。传统记者由于有记者的职业素养和比较完善的知识体系,自身又多出身于报社、杂志社等权威媒体,因而一般不存在上述问题。因此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显然是传统记者转变为新媒体记者的的好时机。
那么传统记者如何转变为新媒体记者?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在传统媒体中转型为新媒体记者。目前,大多数传统媒体都开设了新媒体账号(主要为微博),但内容多为将传统媒体内容转到新媒体上,较少有突发新闻的第一时间报道,这便完全没有发挥出新媒体的优势。在遇到较为重大或重要新闻时,记者应该成为媒体账号的运营者,在最接近新闻前线的地方进行采访报道,并第一时间将新闻报道发于新媒体上。在这方面一些老媒体比如新京报、京华时报等应该像36氪、爱范儿等新晋媒体学习,后两者经常在奔波于各种科技产品发布会上,并在第一时间将消息通过微博传播出去。顺便说一下,英国天空电视台有一位Twitter 记者,其任务就是在个人 twitter 上发布突发新闻,追踪实时动态。
2.直接投奔新媒体。能在传统媒体中转为新媒体记者固然是好的,但这却未必行得通,毕竟传统媒体思想僵化,不一定能适应新形势。这时候就可以考虑投奔新媒体机构。在这方面@潘越飞老师做出了典范,他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C,小记者,数月前开始在网上写文章,情绪强烈,观点鲜明,反响不错。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网友对他的内容给出观点、分析和线索补充,其他媒体人进行解读和反驳,C得到了信息的完善和是否要写下去的判断,这一个全新的流程让他摆脱了传统媒体闭门造车的困境,爽快至极。近日,C选择了去新媒体机构。(C即潘越飞老师)
3.开辟自媒体。在传统媒体浸淫多年的记者,往往会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或粉丝。此时在新媒体上开辟自媒体,持续地提供优秀的内容,适时地与读者或粉丝保持互动,时间一久,便可以塑造较强的品牌力。有了品牌力,再想做点什么便不难了。在这方面成功的有@李海鹏,@互联网信徒王冠雄 @黑马良驹等。
新媒体时代已经来临,面对席卷而来的浪潮,需要思考改变的不只是传统媒体的事,也是传统媒体记者的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新形势下,传统媒体记者只有积极做出改变,才可能处于“浪潮之巅”。
“世界是你们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9、新媒体需要什么人才 浙报新媒体部
一、传统媒体急需的三种人才
最近一些年发生在新闻界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传统媒体的人才在向新媒体流动,要知道传统媒体的很多人至今为止仍然是看不起新媒体的,因为看上去新媒体和旧媒体比较,它依然不像是媒体,或者说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但是,问题也许正在于此,新媒体为什么非要像媒体?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新媒介,媒介和媒体的概念似乎正在被打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媒体的许多人一直秉持着一种媒体思维,以媒体自居,以做媒体人为骄傲,在他们眼里,新媒体终归不是媒体,不是正规军,是散兵游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来看看传统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换句话说,它们今天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一)优秀的内容提供者
人类的信息传播基本上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事实层,也可以说是告知层,简单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第二层是解释层,涉及有真相的事实,需要有专门人才来解释,并且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对真相感兴趣。第三层是观点层,可谓意义层,以评论为主,这个层次的受众就更少了。这三个层次也对应着新闻报道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信息阶段、故事阶段和评论阶段。
不客气地说,新媒体好像已经把传统媒体逼到了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新媒体的速度在信息传播的第一层次上占了优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今天我们可以称之为好内容的东西大部分来自传统媒体。好的内容还是要靠传统媒体?虽然新媒体给我们生产了很多好的形式,但是大部分好的内容似乎还是来自于旧媒体。所以,内容为王好像是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才有意义。反过来说,传统的渠道为王的概念如今仿佛归属了新媒体。比如说,腾讯靠什么赢了对手?现在看,它是靠产品击败了门户网站的劲敌。换句话说,做产品的打败了做媒体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可能来到了产品媒介时代,媒介更像产品,而非媒体。这也许是很多人不想看到的,内容好像被形式控制了。更奇怪的是,这个结果并非都是政治使然。看上去是媒介自己改变了。
今天我们不缺少渠道,我们缺少的是内容,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渠道过剩的时代,在现实中,我们到处堵车,而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我们畅通无阻,麻烦的是我们缺少有份量的内容。如果我们的内容仅仅停留在信息的层面,甚至于滑落到数据消费的地步,那么,我们只会变成故事消费者。当多渠道遇到了少内容,渠道的丰富多彩有可能衬托出了内容的捉襟见肘。单纯的管道加粗和管道数量的增加都会扩大内容的流量。也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内容为王才逐渐让位于渠道为王。看上去渠道畅通无阻,好的内容变成了稀缺品。从渠道稀缺到内容稀缺,渠道解放让路于内容解放。
也许我们还可以按照传播来把内容划分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事实传播,或者更专业的叫事件传播,只传播事实,不带观点,强调客观;第二种是观点传播,往往是采访有观点的人;第三种是话题传播,通常是针对人们议论纷纷的事情而进行的一种背景式传播,经常有粉丝基础。
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媒体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许多好记者和好文章都出自媒体的经济部,经济部成了人才济济的地方,这源于中国的重心是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经济部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人民日报,也显示在央视。历史的看,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日报最火的是国际部,最佳人才仿佛都在国际部,我们不妨称之为国际部现象。按照这种历史规律,下一个部门现象又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或者传统媒体已经变成了单兵作战的场所?
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种情景,就是当看《新闻联播》的人遇到了读《环球时报》的人,这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因为这两个媒体似乎都已经被纳入可以影响世界观的范畴,只不过前者的观众稍微老一点,信息感更强,更多国内存在感。后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一些,观点性更突出,国际存在感更强。对于只关注一个信息渠道的受众来说,他们往往更容易相信这个渠道的信息,排斥其它渠道。这两个媒介可以说代表了如今中国传统媒体的某些存在状态。
在新媒体的倒逼下,传统媒体恐怕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和评论应该分开吗?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说,观点和事实应该分开,如同编辑和经营应该分开。但是,无论是在新闻教学上,还是在新闻一线的报道中,我们都不难看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就是新闻评论越来越多的成为了新闻写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如同是对新闻客观性的挑战,但是,如果是从内容产业的角度看,又不难理解,因为新闻毕竟不是由机器人来写作的。为什么机器不能完全代替人来写新闻?除了就业的考虑,这更像是一个未来学的问题,谷歌开始使用搜索引擎来抓新闻时,看上去取代的是编辑的工作。机器似乎是能替代差的新闻写作,而不能替换好的。机器可以比人更冷血。但是,人可以做到主动的客观,机器顶多做到被动的客观。况且新闻也需要情感写作。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看纪录片的情况,纪录片为什么更容易被西方社会所接受?从形态上说,纪录片是西方产物,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形式认同恐怕是纪录片容易被西方主流社会接受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纪录片和新闻谁离历史更近?通常,我们说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但是,倘若完全用新闻来构成历史,我们可能会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英雄创造历史;二是新闻属于明日黄花,速朽,似乎不足以承担历史。纪录片的资料性好像更符合历史要求。不过,纪录片往往不会满足于记录历史,它还要影响当代社会。因此,我们会常常感觉纪录片比新闻还要真实。
新闻和纪录片有哪些区别?前者快,后者慢;前者偏客观,后者偏主观;前者短,后者长;前者是开放的片断,后者是封闭的完整;前者似产品,后者像作品;前者雅俗共赏,后者阳春白雪;前者转瞬即逝,后者真实再现;前者排斥艺术,后者容易被当成艺术;前者是明日黄花,后者持久。
从传统媒体的角度看,我们的新闻采访水平下降了吗?至少从电视新闻采访上看是如此,如今很少能够看到一个精彩的新闻采访节目,央视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节目似乎都已经边缘化了,新闻采访有主持人化的趋势,主持人越来越会说话,已经不是记者采访了。过去说主持人不会采访,现在是说新闻成为常态。剩下的采访亮点好像就是街采了。
(二)懂新媒体的人
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与新媒体的融合,但是,今天的一个普遍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旧媒体的人往往搞不好新媒体。为什么?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传统媒体的人缺乏互联网思维,先不说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是否准确,单说这样一种现象就已经十分惊人了。从20世纪末网络媒体成气候之后,全国的传统媒体几乎都开办了自己的网站。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报纸办网十年不成。究其原因,除了政策和体制等因素外,传统媒体惨遭滑铁卢的最大问题似乎是缺乏互联网基因。
为什么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很难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很多旧媒体并不想变成新媒体,或者说它们也不大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了新媒体。新旧媒体看上去是各自干着不同的事情,新媒体也不会变成传统媒体。现在的情况是,旧媒体喜欢拉着新媒体的大旗,继续做着传统媒体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容易忽视一个问题,即传者是如何向受者转变的?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受众怎样变成了传者,也就是所谓的自媒体。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传者也会向受者转变。在微博和微信上,这一点似乎很明显,记者来这里不仅仅为发新闻,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进入受众的管道,不是体验生活。
好多人为什么喜欢看电视台的跳水节目?不仅仅因为中国有些世界冠军,也不只是由于几个冠军嫁入豪门,更重要的恐怕是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大可能去高台跳水,所以,现在有人替他们体验了,并且还是她们喜欢的明星,何乐而不为!如今文化的体验成份越来越大,开关似乎是触觉。过去我们有体验式采访,今天我们有体验式媒介。手机媒体在这方面表现的格外明显,媒介似乎激发了我们的触觉。从听觉到视觉再到触觉,媒介的体验感好像在逐步增强。从别人替我们体验,到自我体验,触觉媒介显得很关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纸和网络的对抗,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怀疑报纸会消亡,不过,看上去报纸在消亡之前依然很顽强,特征是它用自己最优秀的深度能力来最后搏击网络的挑战。但是,问题似乎也出在这里,报纸退守堡垒的做法可能恰恰让它失去了一次拥抱新媒体的机会,它赖以生存的深度调查和评论都难以融入网络。
(三)熟悉大数据和统计的人
在大数据时代,对数字的敏锐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精确新闻主义的复兴,但是,它的确反映了数据新闻的重要性。即便我们对大数据的概念有所怀疑,不过,我们的新闻报道确实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数字和统计表,我们显然不能只是满足于把这些枯燥的数字翻译为有趣的事实,也就是数字科普。今天的数字媒体和数字记者明显也比过去站得更高一些。
让我们看看大数据和统计局的区别,看上去前者比后者更靠谱一点,因为大数据好像说了更多的真话,同时它也有更少的水分。但是,它目前似乎和统计局一样难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或者说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
大数据一个很直观的表象就在于它可以把用户分成很多群体,力争做到精准服务。细分受众,是大数据时代媒体变革的一个方向。只有迎合细分市场,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才能获得人们的青睐。越专注,说明你越专业,人们才会信任你。从理论上说,这并不是新媒体的专利,因为传统媒体取胜的一个关键就是专业化,或者说是职业化,都突出的是专业精神和专业主义。由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数据化挖掘的个性化信息推荐引擎——今日头条,自2012年8月份上线以来,已经累计用户9000万以上,成为增长最快的资讯类客户端。虽然它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它也带给传统媒体一些有益的思考。头版头条本来是报纸的概念,现在已经广泛使用于新媒体。类似的例子还有新闻观点化和观点新闻化的现象,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情况似乎是更容易发生的。让我们多少有一点看不懂的是,新媒体好像比旧媒体更能促进观点的进步,并且它仿佛是把观点变成了新闻,又反过来把新闻变成了观点。新闻跟帖是一个例子。我们过去经常说现在是观点新闻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的真正到来还是因为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