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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楊貴妃是什麼人

中國歷史，就從文獻最少的夏代起計，每一個朝代，大抵都有些特出的女人。「特出」，
指其本身的姿色美麗以及和政治的關連；任何一個朝代的美麗女人，倘若沒有強烈的政治陪
襯，便不會享大名，流傳後世。
舉例來說，最古老的夏代，末代帝王桀的妻子妹喜；其次，商殷的紂王妻子妲己；周的
幽王之妻褒姒。被列為亡國的美女，是禍水！雖然褒姒並未使周亡，但丈夫被殺，王都東遷，
人們也就含糊地將之列入亡國禍水類中。
這是中國史上可考的最早的三個朝代，便已如此了。往後去，文明進化，政治權力興替
間，總會有一些美麗的女人出現，組織和構成所謂的「歷史悲劇」，於是乎，有所謂「女
禍」，有所謂「紅顏薄命」等等說法。
那些歷史上著名的美人，大致是少有「福壽全歸」的。長春不老的夏姬下落不明；西施
是否被淹死不知道，後人珍惜一名美人，把她送給范蠡作結，聊以自慰而已；其餘如楚霸王
的虞美人，漢高祖的戚夫人，死得都很慘。王昭君雖然嫁得很好，丈夫死了，丈夫的兒子再
娶她（不是她的兒子），一樣有崇高的地位，但在漢民族的心理上，這樣的遠托異國，又總
是可悲的。再往下數，歷代美女，幾乎脫不了悲終。而從青春華茂到悲辛收場，有史以來，
集其大成而又奇詭多變，故事流傳最廣最久的，要算唐朝玄宗皇帝的貴妃楊玉環。
我處理中國歷史，以夏禹為有史之起點，以前自然有，但只是一些傳說，完全不能稱為
史，此後，我的大劃分代為：秦始皇帝統一中國；南北朝的大混亂；唐玄宗天寶之亂；蒙古
人統治中國；孫文創中華民國。
這個大劃分，以唐玄宗天寶之亂為中國命運的轉折點。自天寶之亂以後，中國就長期向
衰了，這是從文治教化整體的輝煌而言，一時的武功或疆土擴大，是不足道的。
天寶之亂，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自應是當時的皇帝李隆基，但史家和文學家們，把天
寶之亂的重點落在馬嵬坡事件上，於是，楊貴妃便成為中國歷史轉折點的代表人物。
這其實是很荒唐的，但把一個並非政治性的女人來承擔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包袱，又是
中國趣味——中國哲學的奧妙所在。
把這個大包袱讓楊貴妃背上，在當時就已如此了，在此，可以引二十八字為證；唐僖宗
朝宰相鄭畋有詩如下：肅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
人。
這一首詩後面十四字去掉也不妨，前面十四個字，寫盡了大唐皇朝由危亡到復興的關鍵
所在：「楊妃死」，危亡的厄運解除，「肅宗回馬」，即太子李亨離開父皇而領一軍奔靈武
自立為帝，展開反攻，收復失土，中興唐皇朝。亦即「雲雨雖亡日月新」七個字所表現的，
「雲雨雖亡」是楊貴妃的，「日月新」則是唐肅宗的，那意思是：楊貴妃雖然遭難但唐皇朝
終於復興。
這一首詩包含的意義很廣，對楊貴妃之遭難，寄予同情——一死而中興國家，死亦得所。
——中國的舊詩，作得好的，常能用極少的字包括敘事和評論在內；但毛病在於這需要
熟知史實的人才能了解，即以上舉鄭畋這首詩，後來被人改（或抄誤）成「玄宗回馬楊妃
死，雲雨難忘日月新」，本意全失，且成俗唱了。
我引此，用以證唐朝人把本朝的興亡之際的大包袱推到楊貴妃身上。而這一段歷史，又
是中國史的轉型期，是以越到後來，楊貴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大了！從夏禹開始到現在，四千
零數十年間，沒有一個女人身負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的！
平時，我們泛泛而道楊貴妃，一個美人，自霓裳羽衣舞至宛轉蛾眉馬前死，繁茂悲辛的
故事，乃至情天長恨，屬於兒女情的，但是，擴大了來看這一個故事，所包含的實在很多。
以上是楊貴妃故事政治、歷史的方面。
而在文學上，楊貴妃其人更張廣大，自公元七五六年楊貴妃死（官定的死期）到如今，
楊貴妃其人其事，成了中國文學創作最大最廣的共題。
唐朝，是中國史上文化、政治、經濟最發達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論自由的朝代。唐
朝人雖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語言上忌諱，但忌諱的范圍以私人之間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無
忌。批評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詩作文，甚至講得很不堪，亦不會遭禍。在楊貴妃生前，文
人對她品評有之，對楊氏家族譏嘲也有之，到她在馬嵬驛遭難後，她的故事迅速地發展成為
文學創作上的主題，並且隨著時間而更加深廣，漸漸，唐朝的文人把歌詠楊貴妃故事當作一
種「考試」式的共題。白居易的《長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來的第一名。但在「長恨歌」
出現之後，文人依然熱心於自這一個「共題」而孜孜不倦於「考試」，藉此來練習和表達自
己的史才，詩筆，議論，想像……
唐代著名的詩人李商隱，對詠楊貴妃故事是極為熱衷者之一，李商隱所作不及《長恨
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評斷，而且多局限於兒女情，不過，從李商隱的作品中，卻讓我們
得知了：唐人對皇家的言論自由到了可驚的寬容程度，舉例：
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華清宮）
這首詩是諷刺的，但力求在「考試」中作驚人語，結果卻不倫不類了，褒姒「使」她的
王死，楊貴妃沒有「使」她的皇死，這成了什麼話？但由此可見言論自由的放任程度。另
外，李商隱最出色的一首詠楊貴妃的詩：「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這兩句
雖沒沿襲《長恨歌》「忽聞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為楊貴妃在海外得知玄宗
皇帝被廢被囚。這對楊貴妃逃亡到日本傳說，有進一步的傳播作用。同詩最後兩句：「如何
四紀為天子，不及蘆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傾國，王輦何由過馬嵬」，那是直接批
評皇帝無力護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虛假，亦屬於言論自由的頂端了！更有一首：「驪
山有感」詠楊妃雲：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
這首詩一些也不見好，但卻赤裸裸地寫出了玄宗皇帝奪取兒媳為妻的事實，再道出壽王
以後處境的尷尬。詩雖然不見佳，但總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亂地取了一些詩句，為了引發楊貴妃故事的若干特出點。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諱的，楊貴妃先為李隆基的兒子、封壽王的李瑁之妻，後來父皇取
兒媳為妻。
這是楊貴妃故事的第一階段，當中國的社會道德律更變之後，有許多「衛道」之士，拼
命要否定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實俱在，無可否定，求告和恫嚇兼施，命人們不可提及此
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為尊者諱」，唐玄宗是尊者，千萬不可說他這一宗亂倫的醜事
啊！到了清朝，中國自南宋以來積累起來的社會道德律，幾乎比泰山高，比長城固，如朱彝
尊其人，想盡辦法來遮掩楊貴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證」楊貴妃雖壽王妃，但卻
是處女入宮，所以，唐玄宗雖有丑聞，並不太嚴重。
這是可憐亦復無知的新道德保衛者的自我欺騙。唐朝人自己不以為是違反道德律的；官
文書記載，至今仍存，後人為了後起的對婦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從而也可見中國
的文化的向衰。為此，在講故事之前，特別將它提出來。
關於楊貴妃的婚姻，現存「唐大詔令集」（按即皇帝命令，俗稱為聖旨的東西）卷四
十，「諸王冊妃」類，及「王妃人道」類，有兩封詔令，直接提到，一封詔令，間接相關，
摘要如下：冊壽王楊妃：「維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
帝詔曰（中略）……爾河南府士曹參軍楊玄璬長女，公輔之門，清白流慶……今遣使戶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使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為壽王妃……」
「同中書門下」，即是宰相。冊楊玉環為壽王妃，有年月日可查考。冊妃，等於現在的
訂婚。「冊」後，尚有不少繁文褥節（見開元禮），大約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結婚。估計：
楊玉環嫁到壽王李瑁那兒，應在開元二十四年夏秋，再推遲些，或開元二十五年初春，要再
遲，便少有可能了。（按：舊、新兩唐書的楊貴妃傳，對楊玉環出身，似有故意的錯亂或隱
蔽，舊唐書連楊貴妃的父名都弄錯，且完全不提先嫁壽王事，新唐書主修者不敢太抹煞事
實，加入先為壽王妃語，但對楊玉環的父叔，卻矇混過去，因為新唐書取舊書資料，二傳皆
亂采傳說，荒唐不經，不必深信。）
壽王的親母武惠妃，為皇帝所極寵，她的女兒咸宜公主嫁楊洄，據史書載：楊洄與岳母
武惠妃同謀，陷害三位皇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李隆基於開元二十五年四
月，將這三個兒子廢為庶人，隨後又賜死於城東驛。武惠妃這樣做，據說是為她親生的兒子
李瑁奪取太子地位，這是可信的。然而，武惠妃本人，卻在同年十二月死了，死時才四十
歲。史書說，武惠妃是被三位皇子的鬼祟而死的。
至於楊玉環入宮，中間有一個轉折，並不是名義上直接由壽王妃變成貴妃的，「唐太詔
令集」卷四十有「道度壽王妃為女道士敕」，中曰：「……壽王瑁妃楊氏，……屬太後忌
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宜度為女道士。」
此敕文不曾留下年月，但仍可以考據的：第一、度楊玉環為女道士，必然是皇帝先和她
奸好之後的事，據《新唐書》本紀第五玄宗紀，開元二十八年條下雲：「十月甲子幸溫泉
宮。以壽王妃楊氏為道士，號太真。」
度壽王妃為女道士敕，雖缺了年月，但參照本紀，我們可以定出：皇帝和兒媳楊氏奸
好，當在開元二十八年十月（或稍早，但以十月赴溫泉宮時帶到驪山以供淫樂的可能最
大）。如此，則度為女道士的正確時間就容易考出了，李隆基的親母竇氏（太後）死忌在正
月初二。敕文中「屬太後忌辰」，當是開元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公元七四一）
楊玉環做壽王的妻子，應當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結婚至四年，豈有再是處女之可能？何
況，唐朝人又並不重視處女膜的。
楊玉環入宮為女道士（在內宮的太真觀，不是長安市的太真觀），過了四年多，才被冊
立為貴妃。
父、子之間共妻奪妻，以「女道士」作為過渡，說起來，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親娶的
是女道士，並非兒媳。兒子則在這四五年間沒有正式妻子了。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七月
二十六日壬辰，皇帝再為兒子壽王冊韋氏為妃，冊韋氏為壽王妃詔，亦存，同見「唐大詔令
集」卷四十，皇帝為兒子再冊妃後，八月六日壬寅，即冊楊太真為貴妃。兩冊時間頭尾在內
共十一日。雙重喜事來得也真快。
楊貴妃入宮問題，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國歷史、文學、乃至社會上的大問題，衛道
之士，竭盡心智要縫補一個古人的處女膜。以現代觀念看，這是很無聊之事，但在過去六百
年間，此事關系社會風教，大得很。
南宋以後，中國女人裹小腳，等於半廢了二分之一的人口，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知識
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腳，使中國長期不能進步，這是因，而此因又可以說出在楊貴妃的
身上。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楊貴妃又背上了一個社會道德的包袱。
在此，先交代了屬於正派的有關楊貴妃的大事，這屬於嚴肅和沉重的一面。下面，我再
作一篇引言，講講馬嵬坡事件的來龍去脈。讀者們將來看故事，可以有一個概念，同時，也
輕松一些，把楊貴妃可能沒有死而逃到海外說一說，考一考，事屬渺茫無稽，但很有趣，至
少比使楊貴妃背著上面所說的包袱為幽雅和風趣一些。

二、馬嵬事變和楊貴妃生死之謎

中國文學史上傑出的、傳播最廣和久遠不衰的敘事長詩：《長恨歌》，作者白居易以楊
貴妃的故事串連成此巨制，他寫楊貴妃在馬嵬坡事變時：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這是文學作品上記楊貴妃的死，是記實。只小有考證上的錯誤：楊貴妃死於馬嵬驛時間
為：天寶十五載（即至德元載，公元七五六）六月丁酉（十五日），其時，天子只四軍，據
舊唐書玄宗皇帝紀：「六月壬寅（二十日）次散關，分部下為六軍。」
「六軍」是在楊貴妃死後五日才建制的。馬嵬坡事變，只可稱「四軍不發」。不過，文
學作品上這樣的小誤，實無損記實，因為有不少專家編著的史書，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等，也一樣系錯了時間，甚至，連舊唐書本身，也前後錯記，六軍建制，玄宗紀系時和肅宗
紀系時亦各記一日。
我先引白居易的《長恨歌》，那是為了簡單明白，只用十四個字注出了楊貴妃之死。
舊唐書本紀第九，記馬嵬兵變：「……丙辰（按：辰應為申字之誤）次馬嵬驛。諸衛頓
軍不進，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奏曰：『逆胡指闕，以誅國忠為名，然中外群情不無嫌怨，今國
步艱阻，乘輿震盪，陛下宜徇群情為社稷大計，國忠之徒，可置之於法。』會吐番使二十一
人遮國忠告訴於驛門，眾呼曰：『楊國忠連蕃人謀逆。』兵士圍驛四合，乃誅楊國忠，眾方
退。一族兵猶未解，上令高力士詰之，回奏曰：『諸將既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
懼。』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新唐書本紀第五，記馬嵬兵變雲：「……丙申，行在望
賢宮，丁酉次馬嵬；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殺楊國忠及御史大夫魏方進，太常卿楊暄；賜貴妃
楊氏死……」
（按：楊暄為楊國忠之子；二書所記載，以新唐書確。）
又：舊唐書五十一，列傳卷第一；後妃上：「玄宗楊貴妃」雲：「……從幸至馬嵬，禁
軍大將軍陳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
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得已，與妃詔，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
道側……」
新唐書楊貴妃傳所載略同，文字稍有出入，有如下數語：「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
去，縊路祠下。」
司馬光資治通鑒引實錄記馬嵬事變較祥，錄如下：「……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
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此時名李靜忠）以告太子，太子未決。令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
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
內，（搏按：馬嵬驛之西門。）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外門。並殺其子戶
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軍士圍驛，上聞喧嘩，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
履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
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愛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
司錄韋諤前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
常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
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陛下則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
輿屍置驛庭，召玄禮等人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搏按：
秦國夫人已早死，資治通鑒誤。）
根據以上的記載，楊貴妃縊殺於馬嵬坡的佛堂（依唐實錄），應該無疑的了。楊貴妃死
於馬嵬，葬於馬嵬，在官文書中，應已確定無疑。同時，我們只從上舉簡單的官式紀錄，即
可明白：馬嵬兵變，實在是李亨（唐肅宗）所發動的。唐代皇位繼承權，自來就不穩定，李
亨雖為太子，但能繼承與否，不到最後，實無由知。因此，李亨集團乘亂發動兵變，其真正
目的，並不是殺楊貴妃，乃在於楊國忠，因為楊國忠是一個有權力的宰相，如果不能去國
忠，即無法弒帝或迫帝李隆基（唐玄宗）遜位。是以馬嵬兵變發生，楊氏兄妹俱死，李亨在
後隊得訊，即不再隨駕赴蜀，而自帥所部趨渭濱，走奉天而赴朔方，至平涼，再轉靈武，便
自為皇帝。
資治通鑒卷二一八，唐紀三十四，據唐實錄述馬嵬事件發生之後，李隆基等待太子不
來，有如下一段記載：「……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
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佐
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
又使送東宮內人予太子。」
這是經過修飾了的篡位之情況，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這里看得出李隆基無可奈何的心
情。
由於目的只在除去楊國忠，國忠死後，新的事太多，迫楊貴妃死，旨在損李隆基的尊
嚴。因此，驗屍雲雲，陳玄禮決不會認真。再者，陳玄禮為了將來自存，以一個軍人，叛迫
皇帝之後，如再認真驗看貴妃遺體，褻瀆之罪大矣。這方面，史書所載，亦已很明白；四軍
將士聞楊貴妃死訊，即歡呼，陳玄禮免甲胄而拜，那是說明了他們並未去驗看楊貴妃的遺
體。於是乎，楊貴妃生死之謎，就由此而起——其後，又有一連串故事發生。
李隆基自蜀中返長安，為太上皇，權力已失，他欲改葬楊貴妃而不能公開進行，乃使內
侍秘密進行，舊唐書楊貴妃傳雲：「……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
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凄惋，乃命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新唐書楊貴妃傳略同，但無「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之句，只言：「啟瘞，故香囊猶
在。」
以上兩種唐書，皆根據唐實錄，文字太簡略了，且不提改葬事，但強調香囊仍在，這記
載便引人玄想，其一：由文句引致之錯覺，只剩香囊；其二：李隆基返長安之後，本身處境
極劣，改葬楊貴妃為秘密進行，不見屍體，自將引出大事來，甚至會影響到李隆基的生命，
於是乃為之諱。至「屍體已壞」說，乃是飾詞吧？
因為，楊貴妃不曾死的傳說，在當時即已有了。白居易的長恨歌和陳鴻的長恨歌傳，當
是據傳說而將楊貴妃故事神化，不會是完全受漢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響，李夫人故事被白居
易作《長恨歌》時引用衍化，自有其可能，但必然先有傳說而才會聯想及之。再者，《長恨
歌》中記臨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訪楊貴妃，是基於：一、「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
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這里應已點出了楊貴妃葬處無屍體在；倘若未有
民間傳說，白氏應不會如此寫；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碧落是天堂，
黃泉即地府，人死，不入天堂，即歸地府，臨邛道士既能通鬼神，則「兩處茫茫皆不見」，
又進一步說出了楊貴妃的未死；三、「忽聞海上有仙山」以下雲雲，在白居易時代，中、日
交往已久，且極為頻繁，「海上仙山」，無疑是指日本，實是人境，並非仙山；白居易這樣
的寫法，是文學的而非歷史的，在文學作品上，倘若指明人境，那就索然無味了。然而，白
氏《長恨歌》用「海上仙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當能明其所指。再者，陳鴻所作《長
恨歌傳》，對於《長恨歌》中的傳說「仙話」，作了很有力的結語：「世所不聞者，余非開
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雲爾。」
在此，陳鴻把歷史及民間傳聞分割了開來。可是，民間傳說，有時卻比較歷史更吸引人
和令人願意相信。
於是，楊貴妃不死於馬嵬之說，便流傳開來。不但在中國如此，在日本國，楊貴妃逃出
中國，卒於日本之說亦甚。而且，在近年間，楊貴妃故事又泛起來。
先說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現於電視，自稱是中國楊貴妃的後裔，
而且還展視古代文件作佐證。
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轟動，竹內好主編的日文雜志《中國》，並詳記其事。我在那時
也曾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關楊貴妃死於日本的材料，的確有一些，偽真自然無法鑒定（說老實話，偽
的多）。但存在久遠則是事實。
其所謂遺跡而使人感到興趣的是：楊貴妃在日本有兩個墳墓，一在荻町的長壽寺，又一
在久津。兩墓皆為石塔，但形狀不同，我沒有親至墓地察看，所見到的只是楊貴妃二墓的照
片。
此外，又有楊貴妃的像（不知是玉是銅），亦傳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長壽寺，據說是
楊貴妃死後，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為唐使送往，而兩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幾處，俱未
曾見到「真跡」，人們指一尊佛像謂為即楊貴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間附近，我不能相信它
是真的，或為導游者任意指點而敷衍。
雖然如此，楊貴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記載。我看到好幾種有關楊貴妃的文字記
載，是古之好事者虛構，或是傳奇小說類，亦無由辨別，也不欲認真去辨別。各種文件記載
不同，一說楊貴妃東渡，侍女從口，大多死去，楊本人抵日後不久亦死；另一說，楊貴妃受
到日本禮遇，還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亦有說楊貴妃到了日本之後，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帶
入中原與李隆基……
凡此，如認真去作史料看，那應是無稽的，但是，作為傳奇故事看，卻有其意趣。
再者，由於上述種種，我們應該從「故事」的角度去推測：楊貴妃是否不死於馬嵬坡？
是否能東渡日本？
從史書的縫隙中找線索，這兩者都有可能——故事性的可能，不是歷史的考據。
首先，楊貴妃不死於馬嵬的可能性很大。
綜合舊、新兩唐書及實錄與通鑒等記載，馬嵬之變的經過如下：第一階段：唐天寶十五
載六月辛卯（初九），安祿山部眾攻陷潼關。
——按：唐天寶十五載七月，李亨奪權，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因此，天寶十五載又
稱至德元載。
潼關失守，河東、華陰、馮翊、上洛等城防禦使、兵吏皆逃散，是夜，長安城即因「平
安火」不至而知事態嚴重——「平安火」是唐代一種通訊方法，每三十里設戍所，每日暮，
放煙一炸，報告平安，下戍所見前戍所舉煙，便隨之而舉，如此，在很短促的時間內，訊息
即可傳數十里。
六月初十日，皇帝知大事不妙，上朝之前，密召宰相楊國忠議事，決定出奔。繼而上
朝，百官惶惶，對時事皆無所指陳，在緊張中的朝會，毫無結果而散。
此日，宮中已秘密從事出奔的准備。
六月十一日，宮中在准備出奔中觀望，而朝中則已大亂，楊貴妃的姊妹韓國夫人、虢國
夫人入宮，與皇帝相見，商量出奔巴蜀之事。由於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因而楊國忠力主
赴蜀。是日下午，市中已亂，有人逃難。
次日（六月十二），不敢在朝中宣布出奔之事，反而揚言御親征，自然，官員對此是不
會相信的，因為哥舒翰在潼關的大軍二十萬人已崩潰，長安及近郊已無可戰之兵，皇帝不可
能親征也。
其次，皇帝發表了人事命令，以京兆尹（以現在官名，即長安市長）魏方進為御史大夫
兼置頓使；京兆少尹崔光遠升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並命劍南節
度大使穎王李璬赴鎮，令本道預備接待皇帝西奔。
——在此，尚有一項不同的記載，舊、新唐書及實錄等皆言奔蜀出於楊國忠之謀。但
《幸蜀記》文則稱：楊國忠力主堅守都城勿逃，宰臣韋見素主逃亡，與之力爭。並且爭執甚
烈，韋見素還說出楊國忠通敵，所以不願皇帝走雲雲。最後，皇帝接納韋見素的意見逃蜀。
（楊國忠通敵之說，絕對無稽，因安祿山起兵，以誅楊國忠為號召，楊國忠絕無通敵可能。
《幸蜀記》此說，應不可靠。）
十二日傍晚前，皇帝自南內（興慶宮）移居北內——唐皇宮以太極宮（最舊），稱西
內，大明宮稱東內（為主要宮城；大典、大朝皆在大明宮宮城），北內，在地方上應是玄武
門西內苑禁區；不過，唐玄宗在位的中後一段時期，以興慶宮為起居，大明宮在興慶宮之
北，因此，移居北內，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宮，因為興慶宮獨立孤處在市區中間，安全防衛不
及其它宮城，所以移居，是為了安全。
移居後，皇帝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調雙禁軍，厚賜錢帛，並選了九百匹馬。
——這些事，都是在宮城內秘密進行的。
六月十三日（乙未）黎明前，大唐天子與東宮城之內的皇子皇孫、部分嬪妃以及楊貴妃
與其姊妹、親近宦臣、宮人，以及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等，悄悄出延秋門而逃。
——按：長安城九門，東三門曰：通化、春明、延興；南三門曰：啟夏、明德、安化；
西三門曰：開遠、金光、延平。
其北為皇城，越皇城而北向為宮城。皇城東南西共七門，北面通宮城三門，宮城北通西
苑、禁苑，為定武門、重玄門，定武門即前時之玄武門。延秋門之名不見於呂大防長安城
圖，永樂大典及程大昌宮城圖亦闕其名，僅李好文《唐三苑圖》志之，延秋門實在是唐宮城
之外，並在西內苑之外，為西北宮外禁區的外苑城門，其地為漢時古宮城所在，亦即漢未央
宮之西城，此西邊牆城，自北而南，有三門，曰：雍門、直城門、延秋門。
皇帝一行人黎明時從延秋門禁區逃出，則前夕之移居北內，當是住玄武門禁軍中，非如
前人所謂住大明宮也。
我特別指明逃走的地方，是為著這次逃亡是極秘密的，也不道德的。皇帝逃跑，連住在
宮城以外的皇族諸王及皇族百官，皆不通知。
皇帝在黎明時逃走了，皇城中人當時亦未知，是日，官員們依然入朝，等到宮城開啟，
內宮宮人逃奔而出，始知皇帝已棄城而逃，於是，城中大亂，諸皇族中人及百官士民四齣逃
竄；流氓宵小，出動偷竊搶劫。長安城於一日之間，陷於空前大亂中。而此時，安祿山部，
尚在潼關，距長安有數百里之遙也。
至於逃亡的皇帝一群，派內侍監宦官王洛卿先行至咸陽望賢宮准備午飯。結果，王洛卿
與咸陽縣令都私自逃走了，皇帝出奔，走了四十里至咸陽望賢宮，已日中，大家都沒有飯
吃。楊國忠去買了一些胡麻制的蒸餅供皇帝充飢，未曾逃走的民眾，以粗飯、麥豆獻給這一
行逃難者。皇子皇孫皆以手掬之而吃——逃亡才走了四十里，狼狽相立刻顯露了，此去多
艱，可以由此而想見。——這頓午飯，先是狼狽，後來，還是由隨行的御膳

2、大學作業:中國古代文學:論述題：2、白居易詩歌的內容和藝術。

白居易(772--846)，漢族，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代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是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著名詩人和文學家，有「詩魔」和「詩王」之稱，他的詩在中國、日本和朝鮮等國有廣泛影響。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遷居下邽（音guī）（今陝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遷居河南新鄭。唐代宗大歷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鄭城西的東郭宅村（今東郭寺）降生了。白居易晚年長期居住在洛陽香山，號稱「香山居士」。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死於洛陽，葬於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後，唐宣宗寫詩悼念他說：「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晚年好佛，因而人稱詩佛,又自號樂居士。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為最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為「老嫗能解」。敘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等極為有名。
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雲人物。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長恨歌》《琵琶行》《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宮詞》 《問劉十九》《買花》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
白居易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並力求通俗，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同為著名的詩史。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場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開」，但仍寫了許多好詩，為百姓做過許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著紀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一些小詞。贈劉禹錫詩雲： 「古歌舊曲君休聽， 聽取新詞《楊柳枝》」，可見他曾自度一些新詞。其中《花非花》一首，頗具朦朧之美。
[編輯本段]白居易生平
一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二十六年（800）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疏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於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時掉到井裡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於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給白居易以沉重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於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穆宗長慶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滿後任蘇州刺史。晚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七十歲致仕。比起前期來，他消極多了，但他畢竟是一個曾經有所作為的、積極為民請命的詩人，此時的一些詩，仍然流露了他憂國憂民之心。他仍然勤於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經疏浚李泌所鑿的六井，解決人民的飲水問題；他在西湖上築了一道長堤，蓄水灌田，並寫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錢塘湖石記》，刻在石上，告訴人們如何蓄水泄水，認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時」， 就不會受旱災之苦了。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親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詩人，在這種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終成詩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樣，也嗜酒成性。 張文潛在《苕溪魚隱叢話》中說：陶淵明雖然愛好喝酒，但由於家境貧困，不能經常喝美酒，與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魚、耕田的鄉下人，地點也在樹林田野間，而白居易家釀美酒，每次喝酒時必有絲竹伴奏，僮妓侍奉。與他喝酒的都是社會上的名流，如裴度、劉禹錫等。
他在67歲時，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台榭、舟橋等。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友、琴侶一起游樂。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內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遊過。
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壇，次開詩篋，後捧絲竹。於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後才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遊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只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又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餘只空囊，裡面裝有美酒佳餚，隨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隻再拉起一隻，直至吃喝完為止。
如此說來，與陶淵明的苦況，當然不同。
方勺《泊宅編》卷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字不算小。
他喝酒時，有時是獨酌。如在蘇州當刺史時，因公務繁忙，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說：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如果沒有九天的疲勞，怎麼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沒有一天的酒醉，怎麼能娛樂的的身心。他是用酒來進行勞逸結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飲。他在《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一詩中說；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在《贈元稹》一詩中說：花下鞍馬游，雪中杯酒歡。在《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一詩中說；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問劉十九》一詩中說：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於墓側。傳說洛陽人和四方遊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來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寬的土地上常是濕漉漉的，沒有乾燥的時候.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朴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已。
閑適詩和諷諭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諭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雲」（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關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後被徐州守帥張愔納為妾室。白居易遠游徐州，張愔設宴款待他，席間，還讓寵妾關盼盼歌舞助興，白居易大為贊賞關盼盼才藝，寫下了「醉嬌勝不得，風裊牡丹花」一詩。兩年後張愔病逝，姬妾們作猢猻散，只有關盼盼難忘恩情，移居舊宅燕子樓，矢志守節，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一晃，十年過去了。白居易聽聞了關盼盼守節一事，於是提筆作詩，託人轉交關盼盼只見上書：
黃金不惜買娥眉，
揀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盡，
一朝身去不相隨。
據說：關盼盼看到這首詩，立刻大哭一場。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別人誤會張愔自私，讓愛妾殉身，反辱沒了張愔名聲，所以苛延殘喘，偷生了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詩作諷，逼她殉夫，怎不悲憤？性情貞烈的關盼盼在十天後絕食身亡。一個出身風塵的女子，本來就無法以忠誠貞潔來要求她，就算良家婦女為亡夫守節，也只是個人選擇，或取決於夫妻感情。
像關盼盼這樣痴情重義的，只能說是張愔的福分，遇上一個知恩圖報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關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載地擺擺姿勢，沽名釣譽。
慘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難於一死了之嗎？但是，向來都很悲天憫人的白居易不僅不同情她的境遇，還狠推一把，認為她應該自殺殉情，用粗暴的男權主義給她指出一條絕路，譯成口語就是，你怎麼不去死？
殉葬這種事有多麼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論證，而殉情，完全要看個人意願，你死了，我也無法獨活，那我們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為一個旁觀者，有什麼資格指手畫腳呢？
吃人的禮教終於生吞了關盼盼，她臨死前念了一句，兒童不識沖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識得我冰清玉潔。（此處故事純屬虛傳，作為詞條，不應該出現此中未加考證之事。）
她以自己高貴的死，回敬了大詩人白居易。白居易聽聞死訊也大為後悔。若干年後，他歸隱洛陽香山，心知時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與小蠻（其實這是白又犯下的第二個錯誤，兩個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殘花敗柳」之身卻被老白掃地出門，老白看來是沒想過她們其實也是也自己一樣的人），不想她們重蹈關盼盼的悲劇。
他生於「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鄭州新鄭（今河南新鄭縣）。11歲起，因戰亂顛沛流離五、六年。少年時讀書刻苦。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後詩壇元白齊名。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他因母喪居家，服滿，應詔回京任職。十年，因率先上疏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兇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次年寫下《琵琶行》。開始「吏隱」，在廬山建草堂，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閑適、感傷的詩漸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還京，累遷中書舍人。因朝中朋黨傾軋，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放，先後為杭州、蘇州刺史，頗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陽。後歷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出資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75歲病逝，葬於洛陽龍門香山琵琶峰，李商隱為其撰寫墓誌。
[編輯本段]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指導思想。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系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
「辭質而徑」，辭句質朴，表達直率；
「言直而切」，直書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實」，內容真實，有案可稽；
「體順而肆」，文字流暢，易於吟唱（《新樂府序》）。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編輯本段]文學創作
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大體上，前三類為古體，後一類為近體。前三類大致以內容區分，但有相交。四類詩中，白氏自己比較重視前兩類，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他的詩歌通俗易懂、流暢自然，代表作有《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諷諭詩在形式上多直賦其事。敘事完整，情節生動，人物情節細致傳神。另一部分諷諭詩則採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託政治感慨。這兩類作品都是概括深廣，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曉暢明白。部分《新樂府》還採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間通俗文藝的痕跡。閑適詩多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嚮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詩也宣揚了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詩從側面表現對現實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閑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解脫。感傷詩以敘事長詩《長恨歌》、《琵琶行》最為著名，形象鮮明，情節連貫，語言優美，同樣是膾炙人口的篇章。《長恨歌》歌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婚姻愛情故事，既有「漢皇重色思傾國」的寄諷，更有「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感傷和同情。《琵琶行》則有「天涯淪落人」的遭際之感，且語言成就突出。此二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善於鋪排烘托，聲韻流暢和諧，流傳甚廣。白氏還有不少贈酬親朋篇什，情真意切，摯朴動人。但這類詩中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傷感色彩及度脫塵囂的佛家思想。雜律詩在白詩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山水小詩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幾筆，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鋪陳故實、排比聲律的長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艷情風月的小詩，也頗為時人效仿。白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顛峰人物。
後代劇作家也多有據白詩故事進行再創作，如白樸、洪據《長恨歌》分別作《梧桐雨》、《長生殿》；馬致遠、蔣士銓據《琵琶行》分別作《青衫淚》、《四弦秋》。白詩詞句，也多為宋、元、明話本所採用。白居易不屬韓柳文學團體，但也是新體古文的倡導者和創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識見卓著，議論風發，詞暢意深，是追蹤賈誼《治安策》的政論文；《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草堂記》、《冷泉亭記》、《三游洞序》、《荔枝圖序》等文，均文筆簡潔，旨趣雋永。為唐代散文中的優秀之作。白居易還是詞創作的有力推動者，《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發展開拓了道路。
同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詩豪劉禹錫，詩鬼李賀等,白居易被稱為"詩魔"
[編輯本段]本集和研究資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編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長慶集》），收詩文三千八百多篇，後散亂。現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紹興刻本，收詩文三千六百多篇（羼入幾十篇他人作品）。明馬元調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園1618年本與紹興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詩集》僅收詩。今人顧學頡以紹興本為底本，參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傳記、白集重要序跋和簡要年譜。近人陳寅恪有《元白詩箋證稿》，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陳友琴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樹《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較重要的研究參考書籍。
[編輯本段]白居易故居
白居易故居紀念館位於洛陽市郊區安樂鄉獅子橋村東，佔地80畝，整個布局按唐代東都的「田」字形里坊街道興建，館內有白居易故居、白居易紀念館、樂天園、白居易學術中心、唐文化游樂園、仿唐商業街等建築。白居易故居北半部為住宅區，南半部主要為園林和湖泊，整個布局力求再現原貌。白居易紀念館是一座仿唐式建築，館內有詩人的塑像，並陳列他的生平事跡、文獻資料及有關字畫、壁畫等，是憑吊詩人的主要場所。樂天園是根據白居易的名作如《琵琶行》等的詩意而建造的園林。白居易學術中心則是為國內外專家、學者提供研究和活動的場所。唐文化游樂園按照唐代的風俗設立了馬球場、乘騎場等娛樂設施。仿唐商業街則為遊人提供了購物方面的各種服務。

3、中國文學作品中有哪些愛情悲劇，列舉至少五個

《西廂記》《孔雀東南飛》《白蛇傳》《梁祝》《牛郎織女》

4、哪位知道楊貴妃花的相關內容？

一、楊貴妃，中國歷史上最特出的女人

中國歷史，就從文獻最少的夏代起計，每一個朝代，大抵都有些特出的女人。「特出」，指其本身的姿色美麗以及和政治的關連；任何一個朝代的美麗女人，倘若沒有強烈的政治陪襯，便不會享大名，流傳後世。
舉例來說，最古老的夏代，末代帝王桀的妻子妹喜；其次，商殷的紂王妻子妲己；周的幽王之妻褒姒。被列為亡國的美女，是禍水！雖然褒姒並未使周亡，但丈夫被殺，王都東遷，人們也就含糊地將之列入亡國禍水類中。
這是中國史上可考的最早的三個朝代，便已如此了。往後去，文明進化，政治權力興替間，總會有一些美麗的女人出現，組織和構成所謂的「歷史悲劇」，於是乎，有所謂「女禍」，有所謂「紅顏薄命」等等說法。
那些歷史上著名的美人，大致是少有「福壽全歸」的。長春不老的夏姬下落不明；西施是否被淹死不知道，後人珍惜一名美人，把她送給范蠡作結，聊以自慰而已；其餘如楚霸王的虞美人，漢高祖的戚夫人，死得都很慘。王昭君雖然嫁得很好，丈夫死了，丈夫的兒子再娶她（不是她的兒子），一樣有崇高的地位，但在漢民族的心理上，這樣的遠托異國，又總是可悲的。再往下數，歷代美女，幾乎脫不了悲終。而從青春華茂到悲辛收場，有史以來，集其大成而又奇詭多變，故事流傳最廣最久的，要算唐朝玄宗皇帝的貴妃楊玉環。
我處理中國歷史，以夏禹為有史之起點，以前自然有，但只是一些傳說，完全不能稱為史，此後，我的大劃分代為：秦始皇帝統一中國；南北朝的大混亂；唐玄宗天寶之亂；蒙古人統治中國；孫文創中華民國。
這個大劃分，以唐玄宗天寶之亂為中國命運的轉折點。自天寶之亂以後，中國就長期向衰了，這是從文治教化整體的輝煌而言，一時的武功或疆土擴大，是不足道的。
天寶之亂，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自應是當時的皇帝李隆基，但史家和文學家們，把天寶之亂的重點落在馬嵬坡事件上，於是，楊貴妃便成為中國歷史轉折點的代表人物。
這其實是很荒唐的，但把一個並非政治性的女人來承擔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包袱，又是中國趣味——中國哲學的奧妙所在。
把這個大包袱讓楊貴妃背上，在當時就已如此了，在此，可以引二十八字為證；唐僖宗朝宰相鄭畋有詩如下：肅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這一首詩後面十四字去掉也不妨，前面十四個字，寫盡了大唐皇朝由危亡到復興的關鍵所在：「楊妃死」，危亡的厄運解除，「肅宗回馬」，即太子李亨離開父皇而領一軍奔靈武自立為帝，展開反攻，收復失土，中興唐皇朝。亦即「雲雨雖亡日月新」七個字所表現的，「雲雨雖亡」是楊貴妃的，「日月新」則是唐肅宗的，那意思是：楊貴妃雖然遭難但唐皇朝終於復興。
這一首詩包含的意義很廣，對楊貴妃之遭難，寄予同情——一死而中興國家，死亦得所。
——中國的舊詩，作得好的，常能用極少的字包括敘事和評論在內；但毛病在於這需要熟知史實的人才能了解，即以上舉鄭畋這首詩，後來被人改（或抄誤）成「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本意全失，且成俗唱了。
我引此，用以證唐朝人把本朝的興亡之際的大包袱推到楊貴妃身上。而這一段歷史，又是中國史的轉型期，是以越到後來，楊貴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大了！從夏禹開始到現在，四千零數十年間，沒有一個女人身負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的！
平時，我們泛泛而道楊貴妃，一個美人，自霓裳羽衣舞至宛轉蛾眉馬前死，繁茂悲辛的故事，乃至情天長恨，屬於兒女情的，但是，擴大了來看這一個故事，所包含的實在很多。
以上是楊貴妃故事政治、歷史的方面。
而在文學上，楊貴妃其人更張廣大，自公元七五六年楊貴妃死（官定的死期）到如今，楊貴妃其人其事，成了中國文學創作最大最廣的共題。
唐朝，是中國史上文化、政治、經濟最發達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論自由的朝代。唐朝人雖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語言上忌諱，但忌諱的范圍以私人之間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無忌。批評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詩作文，甚至講得很不堪，亦不會遭禍。在楊貴妃生前，文人對她品評有之，對楊氏家族譏嘲也有之，到她在馬嵬驛遭難後，她的故事迅速地發展成為文學創作上的主題，並且隨著時間而更加深廣，漸漸，唐朝的文人把歌詠楊貴妃故事當作一種「考試」式的共題。白居易的《長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來的第一名。但在「長恨歌」出現之後，文人依然熱心於自這一個「共題」而孜孜不倦於「考試」，藉此來練習和表達自己的史才，詩筆，議論，想像……
唐代著名的詩人李商隱，對詠楊貴妃故事是極為熱衷者之一，李商隱所作不及《長恨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評斷，而且多局限於兒女情，不過，從李商隱的作品中，卻讓我們得知了：唐人對皇家的言論自由到了可驚的寬容程度，舉例：
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華清宮）
這首詩是諷刺的，但力求在「考試」中作驚人語，結果卻不倫不類了，褒姒「使」她的王死，楊貴妃沒有「使」她的皇死，這成了什麼話？但由此可見言論自由的放任程度。另外，李商隱最出色的一首詠楊貴妃的詩：「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這兩句雖沒沿襲《長恨歌》「忽聞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為楊貴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廢被囚。這對楊貴妃逃亡到日本傳說，有進一步的傳播作用。同詩最後兩句：「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蘆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傾國，王輦何由過馬嵬」，那是直接批評皇帝無力護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虛假，亦屬於言論自由的頂端了！更有一首：「驪山有感」詠楊妃雲：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惟壽王。
這首詩一些也不見好，但卻赤裸裸地寫出了玄宗皇帝奪取兒媳為妻的事實，再道出壽王以後處境的尷尬。詩雖然不見佳，但總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亂地取了一些詩句，為了引發楊貴妃故事的若干特出點。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諱的，楊貴妃先為李隆基的兒子、封壽王的李瑁之妻，後來父皇取兒媳為妻。
這是楊貴妃故事的第一階段，當中國的社會道德律更變之後，有許多「衛道」之士，拚命要否定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實俱在，無可否定，求告和恫嚇兼施，命人們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為尊者諱」，唐玄宗是尊者，千萬不可說他這一宗亂倫的醜事啊！到了清朝，中國自南宋以來積累起來的社會道德律，幾乎比泰山高，比長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盡辦法來遮掩楊貴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證」楊貴妃雖壽王妃，但卻是處女入宮，所以，唐玄宗雖有丑聞，並不太嚴重。
這是可憐亦復無知的新道德保衛者的自我欺騙。唐朝人自己不以為是違反道德律的；官文書記載，至今仍存，後人為了後起的對婦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從而也可見中國的文化的向衰。為此，在講故事之前，特別將它提出來。
關於楊貴妃的婚姻，現存「唐大詔令集」（按即皇帝命令，俗稱為聖旨的東西）卷四十，「諸王冊妃」類，及「王妃人道」類，有兩封詔令，直接提到，一封詔令，間接相關，摘要如下：冊壽王楊妃：「維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詔曰（中略）……爾河南府士曹參軍楊玄璬長女，公輔之門，清白流慶……今遣使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使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為壽王妃……」
「同中書門下」，即是宰相。冊楊玉環為壽王妃，有年月日可查考。冊妃，等於現在的訂婚。「冊」後，尚有不少繁文褥節（見開元禮），大約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結婚。估計：楊玉環嫁到壽王李瑁那兒，應在開元二十四年夏秋，再推遲些，或開元二十五年初春，要再遲，便少有可能了。（按：舊、新兩唐書的楊貴妃傳，對楊玉環出身，似有故意的錯亂或隱蔽，舊唐書連楊貴妃的父名都弄錯，且完全不提先嫁壽王事，新唐書主修者不敢太抹煞事實，加入先為壽王妃語，但對楊玉環的父叔，卻矇混過去，因為新唐書取舊書資料，二傳皆亂采傳說，荒唐不經，不必深信。）
壽王的親母武惠妃，為皇帝所極寵，她的女兒咸宜公主嫁楊洄，據史書載：楊洄與岳母武惠妃同謀，陷害三位皇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李隆基於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將這三個兒子廢為庶人，隨後又賜死於城東驛。武惠妃這樣做，據說是為她親生的兒子李瑁奪取太子地位，這是可信的。然而，武惠妃本人，卻在同年十二月死了，死時才四十歲。史書說，武惠妃是被三位皇子的鬼祟而死的。
至於楊玉環入宮，中間有一個轉折，並不是名義上直接由壽王妃變成貴妃的，「唐太詔令集」卷四十有「道度壽王妃為女道士敕」，中曰：「……壽王瑁妃楊氏，……屬太後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宜度為女道士。」
此敕文不曾留下年月，但仍可以考據的：第一、度楊玉環為女道士，必然是皇帝先和她奸好之後的事，據《新唐書》本紀第五玄宗紀，開元二十八年條下雲：「十月甲子幸溫泉宮。以壽王妃楊氏為道士，號太真。」
度壽王妃為女道士敕，雖缺了年月，但參照本紀，我們可以定出：皇帝和兒媳楊氏奸好，當在開元二十八年十月（或稍早，但以十月赴溫泉宮時帶到驪山以供淫樂的可能最大）。如此，則度為女道士的正確時間就容易考出了，李隆基的親母竇氏（太後）死忌在正月初二。敕文中「屬太後忌辰」，當是開元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二。（公元七四一）
楊玉環做壽王的妻子，應當有三年多或四年多，結婚至四年，豈有再是處女之可能？何況，唐朝人又並不重視處女膜的。
楊玉環入宮為女道士（在內宮的太真觀，不是長安市的太真觀），過了四年多，才被冊立為貴妃。
父、子之間共妻奪妻，以「女道士」作為過渡，說起來，也可以算避了一下，父親娶的是女道士，並非兒媳。兒子則在這四五年間沒有正式妻子了。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七月二十六日壬辰，皇帝再為兒子壽王冊韋氏為妃，冊韋氏為壽王妃詔，亦存，同見「唐大詔令集」卷四十，皇帝為兒子再冊妃後，八月六日壬寅，即冊楊太真為貴妃。兩冊時間頭尾在內共十一日。雙重喜事來得也真快。
楊貴妃入宮問題，自南宋末年起，就成了中國歷史、文學、乃至社會上的大問題，衛道之士，竭盡心智要縫補一個古人的處女膜。以現代觀念看，這是很無聊之事，但在過去六百年間，此事關系社會風教，大得很。
南宋以後，中國女人裹小腳，等於半廢了二分之一的人口，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自行在思想上裹小腳，使中國長期不能進步，這是因，而此因又可以說出在楊貴妃的身上。
除了政治包袱之外，楊貴妃又背上了一個社會道德的包袱。
在此，先交代了屬於正派的有關楊貴妃的大事，這屬於嚴肅和沉重的一面。下面，我再作一篇引言，講講馬嵬坡事件的來龍去脈。讀者們將來看故事，可以有一個概念，同時，也輕松一些，把楊貴妃可能沒有死而逃到海外說一說，考一考，事屬渺茫無稽，但很有趣，至少比使楊貴妃背著上面所說的包袱為幽雅和風趣一些。

二、馬嵬事變和楊貴妃生死之謎

中國文學史上傑出的、傳播最廣和久遠不衰的敘事長詩：《長恨歌》，作者白居易以楊貴妃的故事串連成此巨制，他寫楊貴妃在馬嵬坡事變時：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這是文學作品上記楊貴妃的死，是記實。只小有考證上的錯誤：楊貴妃死於馬嵬驛時間為：天寶十五載（即至德元載，公元七五六）六月丁酉（十五日），其時，天子只四軍，據舊唐書玄宗皇帝紀：「六月壬寅（二十日）次散關，分部下為六軍。」
「六軍」是在楊貴妃死後五日才建制的。馬嵬坡事變，只可稱「四軍不發」。不過，文學作品上這樣的小誤，實無損記實，因為有不少專家編著的史書，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也一樣系錯了時間，甚至，連舊唐書本身，也前後錯記，六軍建制，玄宗紀系時和肅宗紀系時亦各記一日。
我先引白居易的《長恨歌》，那是為了簡單明白，只用十四個字注出了楊貴妃之死。
舊唐書本紀第九，記馬嵬兵變：「……丙辰（按：辰應為申字之誤）次馬嵬驛。諸衛頓軍不進，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奏曰：『逆胡指闕，以誅國忠為名，然中外群情不無嫌怨，今國步艱阻，乘輿震盪，陛下宜徇群情為社稷大計，國忠之徒，可置之於法。』會吐番使二十一人遮國忠告訴於驛門，眾呼曰：『楊國忠連蕃人謀逆。』兵士圍驛四合，乃誅楊國忠，眾方退。一族兵猶未解，上令高力士詰之，回奏曰：『諸將既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新唐書本紀第五，記馬嵬兵變雲：「……丙申，行在望賢宮，丁酉次馬嵬；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殺楊國忠及御史大夫魏方進，太常卿楊暄；賜貴妃楊氏死……」
（按：楊暄為楊國忠之子；二書所記載，以新唐書確。）
又：舊唐書五十一，列傳卷第一；後妃上：「玄宗楊貴妃」雲：「……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軍陳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得已，與妃詔，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
新唐書楊貴妃傳所載略同，文字稍有出入，有如下數語：「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
司馬光資治通鑒引實錄記馬嵬事變較祥，錄如下：「……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此時名李靜忠）以告太子，太子未決。令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搏按：馬嵬驛之西門。）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外門。並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軍士圍驛，上聞喧嘩，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履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愛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陛下則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屍置驛庭，召玄禮等人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搏按：秦國夫人已早死，資治通鑒誤。）
根據以上的記載，楊貴妃縊殺於馬嵬坡的佛堂（依唐實錄），應該無疑的了。楊貴妃死於馬嵬，葬於馬嵬，在官文書中，應已確定無疑。同時，我們只從上舉簡單的官式紀錄，即可明白：馬嵬兵變，實在是李亨（唐肅宗）所發動的。唐代皇位繼承權，自來就不穩定，李亨雖為太子，但能繼承與否，不到最後，實無由知。因此，李亨集團乘亂發動兵變，其真正目的，並不是殺楊貴妃，乃在於楊國忠，因為楊國忠是一個有權力的宰相，如果不能去國忠，即無法弒帝或迫帝李隆基（唐玄宗）遜位。是以馬嵬兵變發生，楊氏兄妹俱死，李亨在後隊得訊，即不再隨駕赴蜀，而自帥所部趨渭濱，走奉天而赴朔方，至平涼，再轉靈武，便自為皇帝。
資治通鑒卷二一八，唐紀三十四，據唐實錄述馬嵬事件發生之後，李隆基等待太子不來，有如下一段記載：「……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又使送東宮內人予太子。」
這是經過修飾了的篡位之情況，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這里看得出李隆基無可奈何的心情。
由於目的只在除去楊國忠，國忠死後，新的事太多，迫楊貴妃死，旨在損李隆基的尊嚴。因此，驗屍雲雲，陳玄禮決不會認真。再者，陳玄禮為了將來自存，以一個軍人，叛迫皇帝之後，如再認真驗看貴妃遺體，褻瀆之罪大矣。這方面，史書所載，亦已很明白；四軍將士聞楊貴妃死訊，即歡呼，陳玄禮免甲胄而拜，那是說明了他們並未去驗看楊貴妃的遺體。於是乎，楊貴妃生死之謎，就由此而起——其後，又有一連串故事發生。
李隆基自蜀中返長安，為太上皇，權力已失，他欲改葬楊貴妃而不能公開進行，乃使內侍秘密進行，舊唐書楊貴妃傳雲：「……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凄惋，乃命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新唐書楊貴妃傳略同，但無「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之句，只言：「啟瘞，故香囊猶在。」
以上兩種唐書，皆根據唐實錄，文字太簡略了，且不提改葬事，但強調香囊仍在，這記載便引人玄想，其一：由文句引致之錯覺，只剩香囊；其二：李隆基返長安之後，本身處境極劣，改葬楊貴妃為秘密進行，不見屍體，自將引出大事來，甚至會影響到李隆基的生命，於是乃為之諱。至「屍體已壞」說，乃是飾詞吧？
因為，楊貴妃不曾死的傳說，在當時即已有了。白居易的長恨歌和陳鴻的長恨歌傳，當是據傳說而將楊貴妃故事神化，不會是完全受漢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響，李夫人故事被白居易作《長恨歌》時引用衍化，自有其可能，但必然先有傳說而才會聯想及之。再者，《長恨歌》中記臨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訪楊貴妃，是基於：一、「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這里應已點出了楊貴妃葬處無屍體在；倘若未有民間傳說，白氏應不會如此寫；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碧落是天堂，黃泉即地府，人死，不入天堂，即歸地府，臨邛道士既能通鬼神，則「兩處茫茫皆不見」，又進一步說出了楊貴妃的未死；三、「忽聞海上有仙山」以下雲雲，在白居易時代，中、日交往已久，且極為頻繁，「海上仙山」，無疑是指日本，實是人境，並非仙山；白居易這樣的寫法，是文學的而非歷史的，在文學作品上，倘若指明人境，那就索然無味了。然而，白氏《長恨歌》用「海上仙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當能明其所指。再者，陳鴻所作《長恨歌傳》，對於《長恨歌》中的傳說「仙話」，作了很有力的結語：「世所不聞者，余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雲爾。」
在此，陳鴻把歷史及民間傳聞分割了開來。可是，民間傳說，有時卻比較歷史更吸引人和令人願意相信。
於是，楊貴妃不死於馬嵬之說，便流傳開來。不但在中國如此，在日本國，楊貴妃逃出中國，卒於日本之說亦甚。而且，在近年間，楊貴妃故事又泛起來。
先說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現於電視，自稱是中國楊貴妃的後裔，而且還展視古代文件作佐證。
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轟動，竹內好主編的日文雜志《中國》，並詳記其事。我在那時也曾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關楊貴妃死於日本的材料，的確有一些，偽真自然無法鑒定（說老實話，偽的多）。但存在久遠則是事實。
其所謂遺跡而使人感到興趣的是：楊貴妃在日本有兩個墳墓，一在荻町的長壽寺，又一在久津。兩墓皆為石塔，但形狀不同，我沒有親至墓地察看，所見到的只是楊貴妃二墓的照片。
此外，又有楊貴妃的像（不知是玉是銅），亦傳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長壽寺，據說是楊貴妃死後，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為唐使送往，而兩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幾處，俱未曾見到「真跡」，人們指一尊佛像謂為即楊貴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間附近，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或為導游者任意指點而敷衍。
雖然如此，楊貴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記載。我看到好幾種有關楊貴妃的文字記載，是古之好事者虛構，或是傳奇小說類，亦無由辨別，也不欲認真去辨別。各種文件記載不同，一說楊貴妃東渡，侍女從口，大多死去，楊本人抵日後不久亦死；另一說，楊貴妃受到日本禮遇，還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亦有說楊貴妃到了日本之後，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帶入中原與李隆基……
凡此，如認真去作史料看，那應是無稽的，但是，作為傳奇故事看，卻有其意趣。
再者，由於上述種種，我們應該從「故事」的角度去推測：楊貴妃是否不死於馬嵬坡？是否能東渡日本？
從史書的縫隙中找線索，這兩者都有可能——故事性的可能，不是歷史的考據。
首先，楊貴妃不死於馬嵬的可能性很大。
綜合舊、新兩唐書及實錄與通鑒等記載，馬嵬之變的經過如下：第一階段：唐天寶十五載六月辛卯（初九），安祿山部眾攻陷潼關。
——按：唐天寶十五載七月，李亨奪權，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因此，天寶十五載又稱至德元載。
潼關失守，河東、華陰、馮翊、上洛等城防禦使、兵吏皆逃散，是夜，長安城即因「平安火」不至而知事態嚴重——「平安火」是唐代一種通訊方法，每三十里設戍所，每日暮，放煙一炸，報告平安，下戍所見前戍所舉煙，便隨之而舉，如此，在很短促的時間內，訊息即可傳數十里。
六月初十日，皇帝知大事不妙，上朝之前，密召宰相楊國忠議事，決定出奔。繼而上朝，百官惶惶，對時事皆無所指陳，在緊張中的朝會，毫無結果而散。
此日，宮中已秘密從事出奔的准備。
六月十一日，宮中在准備出奔中觀望，而朝中則已大亂，楊貴妃的姊妹韓國夫人、虢國夫人入宮，與皇帝相見，商量出奔巴蜀之事。由於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因而楊國忠力主赴蜀。是日下午，市中已亂，有人逃難。
次日（六月十二），不敢在朝中宣布出奔之事，反而揚言御親征，自然，官員對此是不會相信的，因為哥舒翰在潼關的大軍二十萬人已崩潰，長安及近郊已無可戰之兵，皇帝不可能親征也。
其次，皇帝發表了人事命令，以京兆尹（以現在官名，即長安市長）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崔光遠升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並命劍南節度大使穎王李璬赴鎮，令本道預備接待皇帝西奔。
——在此，尚有一項不同的記載，舊、新唐書及實錄等皆言奔蜀出於楊國忠之謀。但《幸蜀記》文則稱：楊國忠力主堅守都城勿逃，宰臣韋見素主逃亡，與之力爭。並且爭執甚烈，韋見素還說出楊國忠通敵，所以不願皇帝走雲雲。最後，皇帝接納韋見素的意見逃蜀。（楊國忠通敵之說，絕對無稽，因安祿山起兵，以誅楊國忠為號召，楊國忠絕無通敵可能。《幸蜀記》此說，應不可靠。）
十二日傍晚前，皇帝自南內（興慶宮）移居北內——唐皇宮以太極宮（最舊），稱西內，大明宮稱東內（為主要宮城；大典、大朝皆在大明宮宮城），北內，在地方上應是玄武門西內苑禁區；不過，唐玄宗在位的中後一段時期，以興慶宮為起居，大明宮在興慶宮之北，因此，移居北內，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宮，因為興慶宮獨立孤處在市區中間，安全防衛不及其它宮城，所以移居，是為了安全。
移居後，皇帝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調雙禁軍，厚賜錢帛，並選了九百匹馬。
——這些事，都是在宮城內秘密進行的。
六月十三日（乙未）黎明前，大唐天子與東宮城之內的皇子皇孫、部分嬪妃以及楊貴妃與其姊妹、親近宦臣、宮人，以及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等，悄悄出延秋門而逃。
——按：長安城九門，東三門曰：通化、春明、延興；南三門曰：啟夏、明德、安化；西三門曰：開遠、金光、延平。
其北為皇城，越皇城而北向為宮城。皇城東南西共七門，北面通宮城三門，宮城北通西苑、禁苑，為定武門、重玄門，定武門即前時之玄武門。延秋門之名不見於呂大防長安城圖，永樂大典及程大昌宮城圖亦闕其名，僅李好文《唐三苑圖》志之，延秋門實在是唐宮城之外，並在西內苑之外，為西北宮外禁區的外苑城門，其地為漢時古宮城所在，亦即漢未央宮之西城，此西邊牆城，自北而南，有三門，曰：雍門、直城門、延秋門。
皇帝一行人黎明時從延秋門禁區逃出，則前夕之移居北內，當是住玄武門禁軍中，非如前人所謂住大明宮也。
我特別指明逃走的地方，是為著這次逃亡是極秘密的，也不道德的。皇帝逃跑，連住在宮城以外的皇族諸王及皇族百官，皆不通知。
皇帝在黎明時逃走了，皇城中人當時亦未知，是日，官員們依然入朝，等到宮城開啟，內宮宮人逃奔而出，始知皇帝已棄城而逃，於是，城中大亂，諸皇族中人及百官士民四齣逃竄；流氓宵小，出動偷竊搶劫。長安城於一日之間，陷於空前大亂中。而此時，安祿山部，尚在潼關，距長安有數百里之遙也。
至於逃亡的皇帝一群，派內侍監宦官王洛卿先行至咸陽望賢宮准備午飯。結果，王洛卿與咸陽縣令都私自逃走了，皇帝出奔，走了四十里至咸陽望賢宮，已日中，大家都沒有飯吃。楊國忠去買了一些胡麻制的蒸餅供皇帝充飢，未曾逃走的民眾，以粗飯、麥豆獻給這一行逃難者。皇子皇孫皆以手掬之而吃——逃亡才走了四十里，狼狽相立刻顯露了，此去多艱，可以由此而想見。——這頓午飯，先是狼狽，後來，還是由隨行的御膳造了飯菜，供應逃亡者群。
下午，未時集中，再出發西奔，夜將半，一行人才到金城。（按：金城距長安八十五里，屬京兆府，本名始平縣，唐中宗景龍二年（公元七○八），因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唐皇室人員送行至此而別，唐帝乃易始平為金城縣。）
金城縣令已經逃走，縣中百姓已大多亡匿，兵士們就破空了的民居住食，皇家諸人，胡亂宿於驛中，內侍監袁思藝看情形不妙，帶了幾名親信先逃了。
這情形，比在咸陽時更加狼狽。
當夜（或次日清晨）監軍潼關的王思禮，自間道逃抵金城，報告守潼關大將哥舒翰被俘事。
六月十四日（丙申）大唐皇帝的逃亡者群抵達興平縣境

5、近幾年在韓國出名的中國文學著作，有哪些？

根據一些報道記載，在這些年來，中國的一些作品在韓國越來越受歡迎。過去的韓國人更多喜歡的是中國的古代歷史和文化，尤其是偏愛於我國的武俠傳奇文化或者是歷史演義。但是隨著近年來中國和韓國的密切交往，更多的中國作品能夠被韓國的讀者讀到。他們對於中國的文學也是越來越渴望。尤其是余華等作家的反映中國時代變遷和反映中國現實的作品更是成為了韓國出版社的重點。最近幾年比較出名的作品有蘇童的《碧奴》和王安憶的《長恨歌》。

《碧奴》是我國作家蘇童所寫的一本小說，裡面是根據我國的比較出名的一個傳說“孟姜女哭倒長城”而改編成的一本小說。在小說裡面，以孟姜女作為原型的碧奴為了給自己的丈夫送去衣服驅寒，一路上經歷了各種磨難，最後卻發現自己的丈夫去世從而哭倒了長城。這本書給我們重新回顧了孟姜女的故事，讓我們感受到了當時孟姜女的情感，體會到她那時候對於自己丈夫的愛，讓人為之動容。

《長恨歌》是王安憶在1996年創作的長篇小說，故事講述了一位上海的弄堂女被選為了“上海小姐”之後所發生的一系列的恩怨情仇，展現出了這個女人不平凡的一生。這本小說是作者根據看到的新聞，新聞中一位男青年因為想要追求女郎而將其殺害。作者根據這一則新聞進行改編，從而描述了當年的上海的名妓文化，讓人感受到了那個時代的特點。

這兩本小說幾年來被翻譯成韓文傳播到了韓國，從而引來了很多人的關注，隨著越來越多的作品被翻譯，未來幾年會有更多的中國文學著作在韓國出名。

6、中國文學賞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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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韓剛. 在美與刺的和諧統一中勸君——《長恨歌》主題試探[J]. 唐都學刊 , 199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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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楊貴妃在進宮之前是不是很可憐？

進宮前嫁給了唐玄宗的兒子壽王李瑁，後來被唐玄宗躲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