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環境下的媒介批評

1、後現代主義的媒介批評

一、後現代社會分期及其社會特徵
何為後現代主義呢?
雖然「後現代」不是一個時間概念，但是，它仍然有時間上的規定，它是相對於現代而言的。所謂「現代」，按照後現代主義者和哈貝馬斯等人的共同理解，從歷史時期上講是從文藝復興開始，經啟蒙運動到20世紀50年代，實際上就是指西方資本主義從產生、發展而走向現代化的過程。「現代化」過程就是指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機構化和理性化的過程，這些過程共同構成了「現代世界」。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充滿發明、革新和活力的過程。「現代性」體現的是理性和啟蒙的精神，它相信社會歷史的進步和發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斷改良和完善，人類將從壓迫走向解放。「現代性」通過新的技術、新的運輸方式和交往方式、產品的分配和消費形式、現代藝術和意識形態而散布到日常生活中去。
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家們認為，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科學技術的革命和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西方社會進入一種「後工業社會」，也稱作信息社會、高技術社會、媒體社會、消費社會、最高度發達社會，在文化形態上稱為「後現代社會」或「後現代時代」。後現代時代在科學、教育、文化等領域經歷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這些變化表明它是人類歷史的一次斷裂或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後現代」之「後」具有雙關性，它體現了對待「現代性」的兩種不同態度。在一種意義上，「後現代」是指叫非現代」，它要與現代的理論和文化實踐、與現代的意識形態和藝術風格徹底決裂。「後」可以肯定地理解為積極主動地與先前的東西決裂，從舊的限制和壓迫狀態中解放出來，進入到一個新的領域；也可以否定地理解為可悲的倒退，傳統價值、確實性和穩定性的喪失。在另一種意義上，「後現代」被理解為「高度現代」，它依賴於現代，是對現代的繼續和強化，後現代主義不過是現代主義的一種新面孔和一種新發展。
如何對待「現代性」，這是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間以及不同的後現代主義者之間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許多後現代主義者採用對「後現代」的第一種理解，把後現代看作是西方歷史上的一個戲劇性的斷裂或決裂，是一種舊的東西的終結和新東西的來臨。因此，他們對於「現代性」採取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給人民帶來無數的苦難，工業化造成了對於農民、無產階級和工匠的壓迫，婦女被排除在公共范圍之外，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採取了種族滅絕和大屠殺的政策。現代社會也產生了一整套懲罰的制度和實踐，以及使它的統治方式和控制方式合法化的話語。現代性使理性走向了它的對立面，使自由走向了壓迫和統治。所以，這些後現代主義者們要求用新的價值和政治學去克服現代話語和實踐的缺陷，呼喚新的范疇、思維方式和寫作方式。
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用「三分法」把批判後現代主義的學者分為「老保守主義」，即拒絕現代性，全盤否定現代主義。利奧塔、德勒茲被看作是「新保守主義」，巴塔耶、福柯、德里達被看作是「青年保守主義」。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反對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
到底是要繼續現代性未竟的事業，還是要與現代性徹底決裂，這似乎構成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之間的尖銳對立。然而，後現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姆遜試圖將二者辯證地結合起來。他認為，後現代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新的美學風格，而且是晚期資本主義邏輯的文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詹姆遜吸收了經濟學家恩內斯特·曼德爾的《晚期資本主義》的觀點，認為後現代主義是晚期資本主義的「主導文化」，文化分期與資本主義本身有著緊密的關系，資本主義的發展分為了三個階段，其對應關系如下：
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市場一—《資本論》時代——現實主義
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一—不列顛、德意志帝國——現代主義
晚期資本主義——跨國/媒介/後工業化資本主義——後現代主義
按照這種分期，後現代主義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主流。資本主義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相應的文化風格，如在市場經濟階段有現實主義，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有現代主義，而多國資本主義階段就有了後現代主義。針對波德里亞和利奧塔等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者們把後現代主義看作是「歷史的斷裂」的觀點，傑姆遜認為，不同時期的徹底斷裂並不意味著內容的完全改變，而是現成大量因素的重構。在早先時期或在系統中處於從屬地位的一些特徵如今變成占統治地位的特徵，原先佔統治地位的因素退居第二位。這一分析既承認了現代主義文化形式向後現代文化形式轉變的間斷性和非連續性，同時又承認了後現代主義文化對於先前的文化因素的繼承性和連續性，把後現代主義的發展放到資本主義的更大的文化框架中來討論。實際上，傑姆遜是採用了上述對於「後現代主義」的第二種理解，即把「後現代」看作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更高階段，是「高度現代」，是對現代的繼承和發展。
二、後現代主義哲學與現代主義哲學的不同
後現代主義哲學的本質特徵就是對於起源於希臘的西方哲學傳統，特別是繼承和發揚這個傳統的「現代主義哲學」的全面批判，這標志著當代哲學思維的一次重大轉向。所謂「現代主義哲學」，是指從笛卡爾開始的理性主義哲學、啟蒙運動，19世紀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孔德的實證主義，20世紀的馬克斯·韋伯的哲學，薩特的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等。可以說，後現代主義對於西方傳統哲學的批判是整個西方哲學發展史上哲學批判和論戰中最全面、最激烈、最具根本性的一幕。後現代主義哲學對現代主義哲學的批判和否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三、如何看待後現代主義哲學
從上述的後現代主義哲學對傳統哲學特別是現代主義哲學的批判中，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幾點評論：
1、後現代主義哲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社會批判理論，它是當代西方哲學家對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發展的一種理論反省。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後工業社會，產業結構、社會生活、傳播方式、藝術形式和藝術風格甚至意識形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矛盾暴露得更加充分，這就促使哲學家們從更高的理論層次上來反思資本主義發展的命運，反思現代化過程的利弊，反思作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理論基礎的理性主義和啟蒙精神的正確與否。
後現代主義在這一反省中更多地是看到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給人類的生存帶來的危害和弊端。在現代化過程中，由於高揚了主體性和人類中心主義，把人和自然的關系理解為統治和被統治、改造和被改造、利用和被利用的關系，人類無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使得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地球已越來越變得不適合於人的生存。現代主義宣揚科學至上，以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然而科學的發展不僅又重新導致了人的異化，導致了對精神文明和道德信仰的忽視，甚至科學高度發達的結果是生產出能夠滅絕人類的原子武器。理性主義和啟蒙精神在反對封建神學、解放思想方面起過巨大的作用，但是理性主義的絕對統治、總體化或整體性又重新產生了近乎恐怖的思想禁錮和壓迫人的意識形態。雖然說後現代主義思考的是資本主義過度的發展所導致的種種問題，與我國國情相去甚遠，然而作為過來人的反省和教訓，對於以為現代化有百利而無一害，甚至為了眼前利益而不顧一切後果的近視者來說，不亞於一服極好的清醒劑。
2．後現代主義哲學確實是哲學發展的一個轉向。當人類進入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後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或後現代時代，社會的生產結構、文化形態和交流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必將引起人類的哲學思維方式的變化，哲學這種轉向的特點是反對普遍化、總體化、同一性、等級體系、本質論、基礎論和表象論，肯定多元性、多樣性、差異、非中心、零散化、機遇、混沌、不確定性、流動和生成。而這些特點的確是以往的哲學所缺乏的或者說重視得不夠，後現代主義哲學能夠把它們提出來研究並且予以特別的重視，這應該說是後現代主義哲學的理論貢獻。可以說後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物極必反的結果，後現代主義在覺得現代主義令人窒息的時候，渴望能夠呼吸到一股新鮮的空氣。在上述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哲學的批判中，應該說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們抓住的問題是不錯的，擊中了現代主義哲學的要害。後現代主義哲學是對西方哲學發展的一次深刻的理論反省，它是西方哲學企圖跳出傳統哲學藩籬的一次大膽嘗試，盡管它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嘗試，但它畢竟顯示出當代西方哲學發展的一種新的轉向。
3．後現代主義哲學是以批判現代主義哲學為己任的，但它並非完全是一種無所建樹的、只事消解的哲學。後現代主義力圖用自己的理論去取代現代主義的學說。如果毫無建樹，批判也就因為缺乏理論基礎而成為不可能的。後現代主義的根本問題是過於偏激，對於現代主義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把自己和現代主義看作是完全對立的兩極。理性和非理性、總體性思維和局部性思維、橫向思維和縱向思維、同一和差異、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結構和解構之間並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應該是一種互補的關系。因為理性主義和啟蒙精神存在許多問題和缺陷，而要完全拋棄它們，這是極其錯誤和幼稚的。理性主義和啟蒙精神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科學和理性仍然是我們中國人今天需要補課的地方。實際上，後現代主義並不能完全駁倒理性主義，正如有些後現代主義的批評家認為的那樣，盡管後現代主義者們反對總體化的思維方式，反對宏大敘事，但是他們把「後現代」與「現代性」區分開來，對現代性進行批判和反省，力圖對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進行一種根本性的轉換，這本身就是以一種整體化思維框架和宏大敘事方式為前提的。可見，「後現代」一詞本身就與它反對的思維方式劃不清界限，這也許說明了「現代主義」思維方式是不能完全被超越的原因。
四、後現代主義與影視文化理論
代表人物是法國學者波德里亞和美國學者詹姆遜。
「仿像、類像」的概念：波德里亞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仿像」（也稱為「類像」）的時代。

2、新媒體環境下如何加強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能力

新媒體和主流媒體是有很大區別，新媒體是指近年來在互聯網平台下的新興自媒體人和企業下運作而提供內容的寫作者，主流媒體包括官媒在內。
主流媒體具有權威性和受眾度廣泛，而新媒體的受眾度偏為自己的粉絲類型傳播而獲取更多價值的曝光和輿論引導。
只有主流媒體 主動融入到 新媒體平台，在與自媒體人或者企業運作的的寫作者進行博弈下，還是很有優勢的。

3、媒介批評和新聞評論的異同

還第一次看到把這兩個東西來加以比較的。
說說本人看法：

異：
1、對象不同。
前者對新聞傳媒業各要素的批評，包括對媒介產品、媒介機構、媒介人員、媒介行為、媒介環境、媒體制度等的批評，簡而言之，就是對媒體的批評。而新聞評論的對象要廣得多，可以就一切新聞事件或社會現象進行自由地評論。

2、方式不同。
媒介批評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專家們學理性的批評（如批評性論文和著述）、有公眾性批評（如香港曾有的對《東周刊》的用腳投票）、有媒介觀察組織的監督性批評等等。而新聞評論的方式是比較單一的，主要以評論性文章的形式出現。（當然，評論本身的形式還是蠻多樣的，如編後、短評、來論、社論等）

3、側重點不同。
媒介批評側重於找尋新聞傳媒業的不足或缺陷，加以指出、促其改進及探求並提出解決方法。而新聞評論往往就事論事，有批評性型的、有頌揚型的、有分析型的，等等等等，總之，評論不一定是批評。

同：
同？？？？
都跟新聞媒體有關？？
還真想不出呢！！
期待樓下的各位大俠解答，我也好瞻仰瞻仰，哈。

以上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4、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看看這個論文對你是否有幫助，謝謝！

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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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

5、如何評價新媒體環境下的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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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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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6、怎樣應對新媒體環境下的網路輿情應對處置

1.做好輿情監測，建立完善的應急制度

受互聯網特性的影響，企業輿情危機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為避免危機爆發時企業處於被動地位，所以輿情管控工作的第一要務是做好輿情監測，建立完善的應急管理制度。通過藉助一些第三方輿情監測軟體，可為企業輿情提供全天候不間斷的全網監測服務，及時發現負面苗頭及時通知相關人員處置，有效避免危機來臨時的自亂陣腳，錯失危機處置良機。

2.利用新媒體，發揮媒介宣傳作用

面對輿情危機，一些企業仍不能主動、及時、權威地發布新聞，引導媒體傳播有利於企業的信息，而是用對付傳統媒體的方式來進行新媒體時代的輿情事件處理其實並不能夠發揮企業媒體資源的作用。在這里建議企業方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興媒介，發揮其強大的輿論宣傳力，及時發布真實權威信息，引導輿論的正確走向。

3.建立快速反應的輿情應對機制

企業在輿情危機發生後，如果過了黃金24小時後才回復，時效性太差，這個時效在輿情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負面輿情產生，就很容易擴散到全網全國，引起廣泛關注。因此，建議企業可以利用專業的輿情監測軟體，通過設置一些與行業、領域、產品、領導人等標簽相關的關鍵詞，進行實時全網監測，但凡出現了一絲絲的危機苗頭快速發布處理進展，及時回復大眾的問題，做好問題的解釋工作。

4.加強自身管理和監督，完善善後工作

很多企業錯誤地認為輿情事件結束後，輿情應對工作就完成了，其實不然。例如，此前發生的順豐快遞員私拆包裹事件，順豐雖在前期的應對處理中通過「絕不姑息、縱容任何違反法律法規和企業行為准則的不當行為」的表態巧妙地化解了一場輿論危機，但是事後僅對快遞員作出調離崗位處理，不符合部分網友的預想，使得回落的輿情再次升溫，掀起新一輪輿論風向。

因此，企業一定要多在自身管理和監督，以及事後形象恢復上多花時間，完善善後工作。比如危機處理過程中的舉措是否有嚴格執行、有沒有對相關部門出現的問題進行總結，健全相關機制建設、是否有參與一些社會公益或者贊助活動恢復企業形象等等，來自識微科技商情知識欄目。

7、辯題：在當下媒體環境中，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誰佔主導地位

新媒體貼親平民，更能反映人民的切實需求；傳統媒體撰寫者為知識分子，屬於社會上層，有上層「御用文人」之嫌。
科技發展速度飛快，新媒體逐漸占據人們生活，這方面，你可以找一些數據:如現代上網人數，增長速度，還有傳統媒體如（報紙銷售量下降趨勢）。使用手機閱讀新聞等，還有許多雜志社也開始推出手機報，電子報等。

新媒體特點：方便、快捷、大眾化。

用哲學觀點：新事物必然會代替舊的事物，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希望能幫到你！

8、新媒體環境下輿論有哪些新特點 該怎麼解決

在網路輿論發展的初期，互聯網上的各種言論載體主要的運行模式是引用、轉載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的報道，並對其進行補充式的傳播和討論。但是，隨著近年來網路言論載體和網民數量的增多，這種格局早已有所改變，網路輿論已經通過與傳統媒體的深入互動，越來越明顯地推動事件的發展。而在多數熱點事件的發展演變中，互聯網輿論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網路輿論「倒灌」傳統媒體的現象也逐漸增多。網路輿論中的「爆料」往往能引發傳統媒體的積極呼應，引發大范圍輿論議論，如果不能Shi.yong小螞蟻編輯器高效的去編輯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就會發展成失控的局面

9、新媒體環境下的輿論領袖具有哪些特徵

屬於傳播學的范疇，這個概念。

輿論領袖是指能夠非正式地影響別人的態度或者一定程度上改變別人行為的個人。

他們主要具有以下作用：告知他人，有關新產品的信息；提供建議以減輕別人的購買風險；向購買者提供積極的反饋或證實其決策。所以輿論領袖是一個告知者、說服者和證實者。

輿論領袖的特徵：

1）輿論領袖交際廣泛，同宣傳媒體和各種交易中間商聯系緊密；

2）輿論領袖能夠容易被接觸，並有機會、有能力影響他人；

3）具有較高於其追隨者的社會經濟地位，但不能高出太多，否則，二者就難以溝通；

4）更樂於創新，尤其當整個社會倡導革新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