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下擬態環境

1、擬態的擬態環境

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著名政論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眾輿論》一書中，論及擬態環境問題。並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詞。擬態環境有如下特點：一方面，擬態環境不是現實環境「鏡子式」的摹寫，不是「真」的客觀環境，或多或少與現實環境存在偏離。另一方面，擬態環境並非與現實環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現實環境為原始藍本。李普曼認為，在大眾傳播極為發達的現代社會，人們的行為與三種意義上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系：一是實際存在著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二是傳播媒介經過有選擇地加工後提示的「象徵性現實」（即擬態環境），三是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關於外部世界的圖像」，即「主觀現實」。人們的「主觀現實」是在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而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經過媒體搭建的「象徵性現實」的中介。經過這種中介後形成的「主觀現實」，已經不可能是對客觀現實「鏡子式」的反映，而是產生了一定的偏移，成為了一種「擬態」的現實。

2、新媒體環境下，紀錄片的創作哪些方面發生了改變

經典新聞傳播理論對推動人類傳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在新的傳播環境下，新聞傳播理論受到了挑戰。網路媒體的普及使傳播環境發生了裂變，一些適用於傳統媒體的理論在網路時代依然適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論不能適應新的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議程設置理論是傳播學效果研究的經典理論，本文探討議程設置理論在新的媒體環境下的變化。

議程設置理論概述

議程設置理論的基本思想最初來自於美國新聞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眾傳媒的報道活動是一種營造「擬態環境」的活動。「擬態環境」是指存在於我們頭腦中的關於世界的看法，與現實相比，這種看法總是不完整的，並且通常是不準確的。①這種「擬態環境」是由媒體設置而形成的。他認為，我們的行為是對這個「擬態環境」的反應，而並非對真實環境的反應，我們只能看見媒體所反映的現實，這成為議程設置理論的思想發端。1972年和1976年，美國傳播學者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在總統競選研究中，通過定量研究證實了這一理論假說，他們的研究標志著議程設置理論的誕生，為傳播效果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

隨後，有眾多傳播學者對此作了進一步研究，使這一理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我國學者郭慶光在其《傳播學教程》中對議程設置理論這樣表述：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②如今，在網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麥克盧漢所預言的「地球村」時代已經到來。網路中多元的傳播方式和傳播權的泛化，使受眾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大大增強，使傳統媒體中議程設置理論的基礎被打破，新的傳播模式中議程設置理論發生了改變。

新的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的變化

隨著實證研究和理論探討的展開，「議程設置功能」的有關概念也不斷趨於細致化和明確化。議程設置理論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這是廣受關注的話題。在新的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主要在以下幾方面發生了變化或得到了修正。

受眾的地位改變，議題設置主體發生變化

傳統傳播過程中的受眾總是被動地接收媒體提供的新聞信息，無法同媒體進行平等的交流與對話，他們只能在媒體為之設置的議題中挑選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體時代，網路傳播釋放了受眾參與信息傳播的主動性，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和需要來挑選新聞信息，或發表自己的看法。互聯網因其網路分布式傳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體的控制權，能實現傳者與受者的互動雙向交流，公眾和媒體成為議程設置的共同主體。

新媒體時代，議程設置主體也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首先，議程設置主體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其次，議程設置主體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議程設置主體間呈現互動交叉性。③這就是新聞傳播領域出現的「二重議程設置」現象，即在傳統的主流媒體的「議程設置」之外又出現了 「網民議程設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數」不僅不再沉默，而且積極參與到社會議題的討論中來。

2.公眾的自我議程設置出現，個人議題更易轉化為公共議題

在新媒體時代，公眾議題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設置形成的。公眾議題形成的過程或方式也變得很簡單，那就是「互動」，公眾在互動中選擇哪些事情或議題是重要的。網路時代公眾自我議程設置功能的實現，是對「議程設置」理論內涵的補充和延伸。如果公眾自我設置議程引發社會普遍關注，那麼這一議程就會進入傳統媒體的議程范圍，在網路傳播中，某一網民自我設置議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網民關注，也就會很快引起傳統媒體的關注。④傳統媒體關注後又會很快轉化為公共議題。總之，個人議題更加容易轉化為公共議題，網民成為許多議題的第一設置者，經過網民的激烈討論互動以及各大媒體的轉載和重新設計，最後上升為人人皆知的熱門議題。

3.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弱化，網路媒體增強了議程設置的時效性

網路媒體改變了網民的思維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實現了從下向上的傳播，不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聞的影響力，也會弱化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有些議題可能是傳統媒體比較關注的問題，但如果網路媒體不予重視，傳統媒體議程設置的影響力就會弱化。

另一方面，網路媒體增強了議程設置的時效性。根據心理學中的「首因效應」，人們在接受外部信息時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聽到的情況。網路媒體的快捷性等優勢，使它可以在突發事件發生時隨時隨地發布消息。比如，在溫州動車事故等突發事件發生後，等自媒體就同步直播事件的進展，在第一時間為公眾設置議題。因此，新聞時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媒體對公眾議程的設置能力。

4.媒體間的議程設置進一步發展

議程設置不僅存在於媒體與公眾、媒體與之間，同時，不同的媒體之間也存在著議程設置。在網路媒體出現以前，傳統媒體一直是公共議題的設置者，並且引導著公共輿論。然而，由於互聯網的低門檻、信息發布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強等特點，每一位網民都可以成為議程設置者。一旦網民設置的議題被廣泛關注和討論，該議題的重要性和顯著性就會大大提升，很快傳統媒體就會將這一網路議題引用過來，進行深入討論。凡是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重大議題，都存在著傳統媒體和網路媒體積極互動的現象。比如在2012年的寧波PX事件中，由於網民對這一問題的爭議以及意見領袖在上的助力，使該議題在網路上被迅速擴散和傳播，隨後傳統媒體相繼跟進報道，最終促成了事件的解決。另一方面，一些強勢媒體的報道也會對一些小媒體的報道產生影響，比如人民日報及中央電視台側重於報道哪些方面的新聞，各省、市媒體就會以此為導向來組織相關新聞報道。

結 語

互聯網的出現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強有力的沖擊和影響，也因此為議程設置理論研究提供了新視角。新媒體的出現也促使傳統的議程設置理論發生了變化。大眾媒體議程設置的功能沒有終結，但的確在弱化，而社會生活並未因此就失去了議程的設置，各種議題仍然在公眾中不斷地傳播著。正如麥庫姆斯所言：「不可否認，網際網路的確會帶來新聞媒介議程設置效果上的一些變化，但在目前看來，這些變化僅僅是某種程度上的變化，細節上的變化，而不是議程設置本質上的變化。」⑤

注釋：

①【美】麥庫姆斯著，郭鎮之 徐培喜譯：《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北京大學，2008年9月版，第24頁

②劉德傑：《網路傳播中的「議程設置」探析》，《新聞窗》，2009年第4期，第88頁

③徐春霞：《新媒體時代的議程設置「主體」分析》，《新聞窗》，2009年第6期，第77頁

④谷頻：《網路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軍事記者》，2004年第11期，第48頁

⑤董文娜：《網路時代議程設置理論的新變化》，《青年記者》，2010年2月下，第37頁

3、什麼是「擬態環境」？

擬態環境 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著名政論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眾輿論》一書中，論及擬態環境問題。並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詞。擬態環境有如下特點：一方面，擬態環境不是現實環境「鏡子式」的摹寫，不是「真」的客觀環境，或多或少與現實環境存在偏離。另一方面，擬態環境並非與現實環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現實環境為原始藍本。李普曼認為，在大眾傳播極為發達的現代社會，人們的行為與三種意義上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系：一是實際存在著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二是傳播媒介經過有選擇地加工後提示的「象徵性現實」（即擬態環境），三是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關於外部世界的圖像」，即「主觀現實」。人們的「主觀現實」是在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而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經過媒體搭建的「象徵性現實」的中介。經過這種中介後形成的「主觀現實」，已經不可能是對客觀現實「鏡子式」的反映，而是產生了一定的偏移，成為了一種「擬態」的現實。

4、傳播學概論中，擬態環境的含義以及其重要性？在傳播活動中的作用？

擬態環境
李普曼關於大眾傳播的社會影響與效果俄一個重要概念， 擬態環境，即由大眾傳播活動形成的信息環境．
李普曼認為，人必須根據對環境的認識和判斷來調節自己的環境適應行為．在傳統社會里，由於環境比較狹小，人們與周圍事物保持著的經驗性接觸，所以這種認識和判 斷大多是根據第一手材料作出的．但在現代，由於社會變得越來越巨大化和復雜化，現代人 困於活動范圍， 精力和注意力的有限性， 不可能對於他們有關的整個外部環境和眾多事物都 保持經驗性接觸． 對超出自己的物理視界以外的事物， 人們只能通過大眾媒介去了解． 因此， 人的認識和判斷（頭腦中關於外部世界的圖象）已不再是對客觀環境的反映，而成了對傳媒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映． 」擬態環境」是傳播媒介通過新聞和信息的選擇， 加工和報道活動來形成的， 而傳播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傾向性， 因而」擬態環境」並不是客觀環境 的再現， 只是一種」象徵性的環境」． 」擬態環境」概念不僅指出了大眾傳播媒介的巨大社會影響，而且揭示了現代環境的雙重性．

5、如何理解擬態環境、刻板印象、娛樂至死、麻醉精神

1. 擬態環境
「擬態環境」或稱「似而非環境」，是指大眾傳播活動形成的信息環境，並不是客觀環境的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新聞和信息的選擇、加工和報道，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後向人們所提示的環境。此觀點最早由美國政論家李普曼在其所著的《公眾輿論》一書中提出。

2.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主要是指人們對某個事物或物體形成的一種概括固定的看法，並把這種觀看法推而廣之，認為這個事物或者整體都具有該特徵，而忽視個體差異。也就是說，刻板印象指的是人們對某一類人或事物產生的比較固定、概括而籠統的看法。對我們進行的社會信息加工起到很大的影響作用。它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

3. 娛樂至死
這個詞其實出自一本書名。《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是美國媒體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爾·波茲曼於1985年出版的關於電視聲像逐漸取代書寫語言過程的著作；同時也是他的媒介批評三部曲之一。
《娛樂至死》一書解析了美國社會由印刷統治轉變為電視統治，得出了由此導致社會公共話語權的特徵由曾經的理性、秩序、邏輯性，逐漸轉變為脫離語境、膚淺、碎化，一切公共話語以娛樂的方式出現的現象，以此來告誡公眾要警惕技術的壟斷。在該書中，波茲曼深入剖析了以電視為主的新媒體對人思想認識、認知方法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發展趨向的影響，令人深省，並認識到媒介危機。

4. 麻醉精神
麻醉精神則是指大大小小的傳媒給人們帶來的訊息，其數量之多已達到令人難以招架的地步，人們自以為已經充分了解周圍的社會，從而對社會問題和社會活動產生虛幻的滿足。

6、網路時代的擬態環境與大眾媒介時代的擬態環境相比，有何特點

經典新聞傳播理論對推動人類傳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在新的傳播環境下，新聞傳播理論受到了挑戰。網路媒體的普及使傳播環境發生了裂變，一些適用於傳統媒體的理論在網路時代依然適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論不能適應新的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議程設置理論是傳播學效果研究的經典理論，本文探討議程設置理論在新的媒體環境下的變化。 議程設置理論概述 議程設置理論的基本思想最初來自於美國新聞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眾傳媒的報道活動是一種營造逗擬態環境地的活動。逗擬態環境地是指存在於我們頭腦中的關於世界的看法，與現實相比，這種看法總是不完整的，並且通常是不準確的。①這種逗擬態環境地是由媒體設置而形成的。他認為，我們的行為是對這個逗擬態環境地的反應，而並非對真實環境的反應，我們只能看見媒體所反映的現實，這成為議程設置理論的思想發端。1972年和1976年，美國傳播學者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在總統競選研究中，通過定量研究證實了這一理論假說，他們的研究標志著議程設置理論的誕生，為傳播效果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 隨後，有眾多傳播學者對此作了進一步研究，使這一理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我國學者郭慶光在其《傳播學教程》中對議程設置理論這樣表述：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逗議事日程地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活動以賦予各種逗議題地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②如今，在網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麥克盧漢所預言的逗地球村地時代已經到來。網路中多元的傳播方式和傳播權的泛化，使受眾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大大增強，使傳統媒體中議程設置理論的基礎被打破，新的傳播模式中議程設置理論發生了改變。 新的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的變化 隨著實證研究和理論探討的展開，逗議程設置功能地的有關概念也不斷趨於細致化和明確化。議程設置理論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這是廣受關注的話題。在新的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主要在以下幾方面發生了變化或得到了修正。 1.受眾的地位改變，議題設置主體發生變化 傳統傳播過程中的受眾總是被動地接收媒體提供的新聞信息，無法同媒體進行平等的交流與對話，他們只能在媒體為之設置的議題中挑選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體時代，網路傳播釋放了受眾參與信息傳播的主動性，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和需要來挑選新聞信息，或發表自己的看法。互聯網因其網路分布式傳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體的控制權，能實現傳者與受者的互動雙向交流，公眾和媒體成為議程設置的共同主體。 新媒體時代，議程設置主體也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首先，議程設置主體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其次，議程設置主體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議程設置主體間呈現互動交叉性。③這就是新聞傳播領域出現的逗二重議程設置地現象，即在傳統的主流媒體的逗議程設置地之外又出現了 逗網民議程設置地，使原先逗沉默的大多數地不僅不再沉默，而且積極參與到社會議題的討論中來。 2.公眾的自我議程設置出現，個人議題更易轉化為公共議題 在新媒體時代，公眾議題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設置形成的。公眾議題形成的過程或方式也變得很簡單，那就是逗互動地，公眾在互動中選擇哪些事情或議題是重要的。網路時代公眾自我議程設置功能的實現，是對逗議程設置地理論內涵的補充和延伸。如果公眾自我設置議程引發社會普遍關注，那麼這一議程就會進入傳統媒體的議程范圍，在網路傳播中，某一網民自我設置議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網民關注，也就會很快引起傳統媒體的關注。④傳統媒體關注後又會很快轉化為公共議題。總之，個人議題更加容易轉化為公共議題，網民成為許多議題的第一設置者，經過網民的激烈討論互動以及各大媒體的轉載和重新設計，最後上升為人人皆知的熱門議題。 3.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弱化，網路媒體增強了議程設置的時效性 網路媒體改變了網民的思維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實現了從下向上的傳播，不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聞的影響力，也會弱化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有些議題可能是傳統媒體比較關注的問題，但如果網路媒體不予重視，傳統媒體議程設置的影響力就會弱化。 另一方面，網路媒體增強了議程設置的時效性。根據心理學中的逗首因效應地，人們在接受外部信息時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聽到的情況。網路媒體的快捷性等優勢，使它可以在突發事件發生時隨時隨地發布消息。比如，在溫州動車事故等突發事件發生後，微博等自媒體就同步直播事件的進展，在第一時間為公眾設置議題。因此，新聞時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媒體對公眾議程的設置能力。 4.媒體間的議程設置進一步發展 議程設置不僅存在於媒體與公眾、媒體與政府之間，同時，不同的媒體之間也存在著議程設置。在網路媒體出現以前，傳統媒體一直是公共議題的設置者，並且引導著公共輿論。然而，由於互聯網的低門檻、信息發布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強等特點，每一位網民都可以成為議程設置者。一旦網民設置的議題被廣泛關注和討論，該議題的重要性和顯著性就會大大提升，很快傳統媒體就會將這一網路議題引用過來，進行深入討論。凡是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重大議題，都存在著傳統媒體和網路媒體積極互動的現象。比如在2012年的寧波PX事件中，由於網民對這一問題的爭議以及意見領袖在微博上的助力，使該議題在網路上被迅速擴散和傳播，隨後傳統媒體相繼跟進報道，最終促成了事件的解決。另一方面，一些強勢媒體的報道也會對一些小媒體的報道產生影響，比如人民日報及中央電視台側重於報道哪些方面的新聞，各省、市媒體就會以此為導向來組織相關新聞報道。 結 語 互聯網的出現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強有力的沖擊和影響，也因此為議程設置理論研究提供了新視角。新媒體的出現也促使傳統的議程設置理論發生了變化。大眾媒體議程設置的功能沒有終結，但的確在弱化，而社會生活並未因此就失去了議程的設置，各種議題仍然在公眾中不斷地傳播著。正如麥庫姆斯所言：逗不可否認，網際網路的確會帶來新聞媒介議程設置效果上的一些變化，但在目前看來，這些變化僅僅是某種程度上的變化，細節上的變化，而不是議程設置本質上的變化。地⑤ 注釋： ①【美】麥庫姆斯著，郭鎮之 徐培喜譯：《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4頁 ②劉德傑：《網路傳播中的逗議程設置地探析》，《新聞窗》，2009年第4期，第88頁 ③徐春霞：《新媒體時代的議程設置逗主體地分析》，《新聞窗》，2009年第6期，第77頁 ④谷頻：《網路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軍事記者》，2004年第11期，第48頁 ⑤董文娜：《網路時代議程設置理論的新變化》，《青年記者》，2010年2月下，第37頁

7、擬態環境 社會意義

擬態環境
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著名政論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眾輿論》一書中，論及擬態環境問題。並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詞。擬態環境有如下特點：一方面，擬態環境不是現實環境「鏡子式」的摹寫，不是「真」的客觀環境，或多或少與現實環境存在偏離。另一方面，擬態環境並非與現實環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現實環境為原始藍本。李普曼認為，在大眾傳播極為發達的現代社會，人們的行為與三種意義上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系：一是實際存在著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二是傳播媒介經過有選擇地加工後提示的「象徵性現實」（即擬態環境），三是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關於外部世界的圖像」，即「主觀現實」。人們的「主觀現實」是在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而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經過媒體搭建的「象徵性現實」的中介。經過這種中介後形成的「主觀現實」，已經不可能是對客觀現實「鏡子式」的反映，而是產生了一定的偏移，成為了一種「擬態」的現實。

擬態環境和信息環境的環境化

1、擬態環境

擬態環境，也即信息環境，它並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徵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後向人們提示的環境[1]。

「回過頭來看，我們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環境的認識是何等的間接」[2]，「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一個共同的要素，即人們和環境之間的插入物—— 擬態環境。人們的行為是在對擬態環境做出反應。但因為是行為，如果見諸行動，行為後果就不是出現在刺激行為的擬態環境中，而是在行動發生的真實環境中 [3]」。

擬態環境和現實環境是有區別的，但人們往往意識不到而把擬態環境當客觀環境來對待。所以人們通過認識媒介所塑造的擬態環境來對現實的社會環境做出調整，其所採取的行動最終是作用於現實環境的。對此，郭慶光在《傳播學教程》中製作了一個「大眾傳播時代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圖式[4]，很好地表達了李普曼的認識。

2、信息環境的環境化

「信息環境的環境化」概念的是日本的傳播學者藤竹曉1968年在李普曼的觀點的基礎上提出的。藤竹曉認為，大眾傳播雖然提示的是「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但由於人們是根據媒介提供的信息來認識環境和採取行動的，這些行動作用於現實環境，便使得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了「擬態環境」的特點，以至於人們已經很難在兩者之間做出明確的區分[5]。他指出，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價值觀念，最初並不見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進入了大眾傳播渠道，很快就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甚至會發展成為一種隨處可見的社會現實中的流行現象。這就是他所說的「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

二、信息時代，媒體在建構擬態環境中的作用

在今天資訊空前發達的信息時代，大眾傳媒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社會生活中，人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也越來越依賴大眾傳媒，信息環境對環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現實環境逐漸有了信息環境化的趨勢。媒介化生存已經成為不容置疑的現實。

1、媒介技術讓世界成為「地球村」

遙感技術、衛星通信等技術的發展，使廣播、電視、印刷媒體、電腦網路的相互融合與滲透越來越明顯，信息的穿透力也越來越強。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國家、民族和地區的界限逐漸被消除。「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信息「地球村」的說法不再是幻想。

現實生活中，人們對各種媒體的使用也越來越普遍和頻繁。大眾傳媒已經成為人們最普通的生活工具。美國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報，大約每天花費30分鍾的時間；美國99%的家庭和90%的汽車上有收音機，每天用於收聽廣播的時間約有1.5億小時。除美國外，其他國家媒介的擁有數量也已基本普及並呈明顯的增長勢頭，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觸時間為4.4小時，中國人為3.7小時[6]。人們用大量的時間來接觸媒體獲得信息，獲得對客觀環境的認識和看法。

2、媒體的影響力日益增強

信息技術和媒體的發達，拓展了人們的視野和生存空間，讓人們可以生存於大大超出自身可感知環境之外的其他環境之中。對於超出自身感知之外的事物，人們只能通過各種大眾傳媒來了解，這也讓人們更加依賴大眾傳媒提供的各種信息。作為擬態環境信息把關人的現代傳媒，其影響力與輻射面不斷擴展。雖然大眾傳媒只是一種傳遞信息的工具，但傳播者在對信息進行選擇時，要受到政治、經濟、價值觀念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它傳送的內容不僅僅是告知性的信息，還包含著對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會影響受眾對世界的感知和認識、影響受眾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行為。

現代傳媒在為人類提供更多、更廣、更快的信息以滿足人們需要的同時，也不斷強化著傳媒所營造的信息環境及其對現實環境的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擬態環境與客觀環境之間的差別。使得「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現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三、媒體擬態環境建構中的問題

我國的大眾傳媒在為人們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和服務的同時，其構建的擬態環境與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現階段我國媒體擬態環境仍存在著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話語權集中，信息量失衡

大眾媒介構造的擬態環境應該是整個世界、整個社會的縮影，應當真實全面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典型畫面，保證各類信息量的平衡，社會中的各群體都能通過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但當前我國的媒體信息環境卻是失衡的。各大媒體無不把目標鎖定在社會的主流群體上，有關社會中的官員、明星、大款、學者、名流等強勢群體的內容占據了媒體的主要位置，他們的言行頻繁地被關注並加以持續不斷地報道。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廣大農民、城市失業人員、老弱病殘等卻沒有接近媒介的條件和能力，發不出自己的聲音，只能被動地接受大眾媒介的信息，無法看到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內容，即使自己形象被扭曲、利益被侵害時也無法得到真正意義上的關注。

據有關調查結果顯示，我國上千家電視台中，只有不到1%的節目涉及到農村、農民和農民工；1984年6月「中華全國農民報協會」成立，至今為止也僅有五十多家會員，主要是各省級黨報辦的農民報，有的甚至只是某個報紙的一個版面而已，並且大部分經營狀況不看理想[7]。與之呈明顯對比的是都市報、晚報、商報的白熱化競爭；各類財經、娛樂、房產、飲食、旅遊等信息的爆炸式增長。而與弱勢群體有關的就業難、收入低等問題媒體卻報道不多。這種失衡，勢必引起弱勢群體的不滿和失望，加劇貧富對立，既使大眾媒體營造的擬態環境極大地偏離了現實生活，也背離了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

2、為利益降低責任，虛假信息廣泛流傳

當今媒介的「企業化」生存使其在製作內容時不得不考慮廣告商的需要和對「四有」（有點權、有點錢、有點品味、有點閑）人群的吸引力，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媒介的內容就會向有購買能力的人群靠攏，媒介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因過分「親近」市場利益而受到消弱。有時候，媒體從業人員為了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利益，無視客觀事實，以「某種需要」為借口，報道虛假新聞，刊登不實廣告，編造所「需要」的信息，欺騙受眾，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有償新聞」、不實廣告、虛假新聞等在媒體上的廣泛流傳，會使擬態環境和真實世界產生偏離，導致受眾錯誤的認知和判斷或對傳媒內容的真實性會產生懷疑。這對受眾、對媒介本身、對社會發展都會造成不良影響。

3、追求注意力，內容趨於娛樂化、低俗化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了吸引受眾和廣告商，媒體的娛樂類、綜藝類、游戲類等輕松、搞笑、休閑的內容增多，網路媒體及一些傳統媒體，甚至不惜以色情、暴力內容為招牌來吸引注意力。據英國《每日電訊》1995年9月13日報道，英國Middlesex大學的哈羅德—蒂姆萊貝教授發現，互聯網上的非學術信息中有47%與色情有關[8]，如今的情況更甚。

低俗化、娛樂化內容的泛濫，會使廣大受眾變得遠離真實生活，失去批判精神與超越維度，習慣於輕軟的「表層娛樂」，而不再追問「深層意義」。過多的色情、暴力信息會扭曲、動搖受眾的道德觀念，增加其對現實社會的不信任感。雖然這並不是真正的現實，只是媒介營造出的擬態環境，但卻會影響受眾對現實的認識，甚至會影響他們在現實中的行為。這種負面效果在「擬態環境的環境化」的過程中會形成惡性循環，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4、媒體角色混亂造成受眾對其「變形」期待

現代社會里，傳媒越來越深入到人們的生活之中，社會各方對媒介的依賴也越來越大，媒介獲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權力」。媒體在運行過程中，往往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定位、職責和功能認識不夠准確，出現「越權」行為。按照媒介權力的最初規定性，其權力應該集中在「檢測環境」，促進公共信息的順暢流動，社會意義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沒有「裁判是非」「公論對錯」甚至「現身執法」 的權力。如果媒體意識不到而做出越權行為，對媒介自身、其他社會組織、甚至對於整個社會而言，都是一種負面的、否定的因素。

「越權行為」還會造成人們對於媒介角色的「變形」期待，在遇到麻煩、不公正待遇、甚至失業、遭搶劫等的情況時都會想到尋求媒體的幫助，把媒體當成了「青天」、救助機構，有位報社編輯說自己曾接到過家裡失火請求救援的電話。受眾把擬態環境的構建者當成了現實環境的改變者。公眾對媒體的超出其功能的非正常期待不僅影響其他社會機構組織功能的正常實現，還會造成媒介自身角色混亂，社會含義模糊。因此媒體的社會定位及存在意義是其在構建擬態環境時應該注意的一個重要方面。

8、名詞解釋 擬態環境

一種生物模擬另一種生物或模擬環境中的其它物體從而獲得好處的現象叫擬態或稱生物學擬態。

9、新媒體環境下的情感研究算是研究方向嗎

更加激烈的競爭吧我覺得和新媒體的融合也很有前景

10、新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核實踐發生了哪些變化

經典新聞傳播理論對推動人類傳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在新的傳播環境下，新聞傳播理論受到了挑戰。網路媒體的普及使傳播環境發生了裂變，一些適用於傳統媒體的理論在網路時代依然適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論不能適應新的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議程設置理論是傳播學效果研究的經典理論，本文探討議程設置理論在新的媒體環境下的變化。

議程設置理論概述
議程設置理論的基本思想最初來自於美國新聞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眾傳媒的報道活動是一種營造「擬態環境」的活動。「擬態環境」是指存在於我們頭腦中的關於世界的看法，與現實相比，這種看法總是不完整的，並且通常是不準確的。①這種「擬態環境」是由媒體設置而形成的。他認為，我們的行為是對這個「擬態環境」的反應，而並非對真實環境的反應，我們只能看見媒體所反映的現實，這成為議程設置理論的思想發端。1972年和1976年，美國傳播學者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在總統競選研究中，通過定量研究證實了這一理論假說，他們的研究標志著議程設置理論的誕生，為傳播效果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
隨後，有眾多傳播學者對此作了進一步研究，使這一理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我國學者郭慶光在其《傳播學教程》中對議程設置理論這樣表述：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②如今，在網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麥克盧漢所預言的「地球村」時代已經到來。網路中多元的傳播方式和傳播權的泛化，使受眾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大大增強，使傳統媒體中議程設置理論的基礎被打破，新的傳播模式中議程設置理論發生了改變。

新的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的變化
隨著實證研究和理論探討的展開，「議程設置功能」的有關概念也不斷趨於細致化和明確化。議程設置理論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這是廣受關注的話題。在新的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主要在以下幾方面發生了變化或得到了修正。
1.受眾的地位改變，議題設置主體發生變化
傳統傳播過程中的受眾總是被動地接收媒體提供的新聞信息，無法同媒體進行平等的交流與對話，他們只能在媒體為之設置的議題中挑選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體時代，網路傳播釋放了受眾參與信息傳播的主動性，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和需要來挑選新聞信息，或發表自己的看法。互聯網因其網路分布式傳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體的控制權，能實現傳者與受者的互動雙向交流，公眾和媒體成為議程設置的共同主體。
新媒體時代，議程設置主體也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首先，議程設置主體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其次，議程設置主體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議程設置主體間呈現互動交叉性。③這就是新聞傳播領域出現的「二重議程設置」現象，即在傳統的主流媒體的「議程設置」之外又出現了 「網民議程設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數」不僅不再沉默，而且積極參與到社會議題的討論中來。
2.公眾的自我議程設置出現，個人議題更易轉化為公共議題
在新媒體時代，公眾議題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設置形成的。公眾議題形成的過程或方式也變得很簡單，那就是「互動」，公眾在互動中選擇哪些事情或議題是重要的。網路時代公眾自我議程設置功能的實現，是對「議程設置」理論內涵的補充和延伸。如果公眾自我設置議程引發社會普遍關注，那麼這一議程就會進入傳統媒體的議程范圍，在網路傳播中，某一網民自我設置議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網民關注，也就會很快引起傳統媒體的關注。④傳統媒體關注後又會很快轉化為公共議題。總之，個人議題更加容易轉化為公共議題，網民成為許多議題的第一設置者，經過網民的激烈討論互動以及各大媒體的轉載和重新設計，最後上升為人人皆知的熱門議題。
3.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弱化，網路媒體增強了議程設置的時效性
網路媒體改變了網民的思維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實現了從下向上的傳播，不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聞的影響力，也會弱化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有些議題可能是傳統媒體比較關注的問題，但如果網路媒體不予重視，傳統媒體議程設置的影響力就會弱化。
另一方面，網路媒體增強了議程設置的時效性。根據心理學中的「首因效應」，人們在接受外部信息時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聽到的情況。網路媒體的快捷性等優勢，使它可以在突發事件發生時隨時隨地發布消息。比如，在溫州動車事故等突發事件發生後，微博等自媒體就同步直播事件的進展，在第一時間為公眾設置議題。因此，新聞時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媒體對公眾議程的設置能力。
4.媒體間的議程設置進一步發展
議程設置不僅存在於媒體與公眾、媒體與政府之間，同時，不同的媒體之間也存在著議程設置。在網路媒體出現以前，傳統媒體一直是公共議題的設置者，並且引導著公共輿論。然而，由於互聯網的低門檻、信息發布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強等特點，每一位網民都可以成為議程設置者。一旦網民設置的議題被廣泛關注和討論，該議題的重要性和顯著性就會大大提升，很快傳統媒體就會將這一網路議題引用過來，進行深入討論。凡是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重大議題，都存在著傳統媒體和網路媒體積極互動的現象。比如在2012年的寧波PX事件中，由於網民對這一問題的爭議以及意見領袖在微博上的助力，使該議題在網路上被迅速擴散和傳播，隨後傳統媒體相繼跟進報道，最終促成了事件的解決。另一方面，一些強勢媒體的報道也會對一些小媒體的報道產生影響，比如人民日報及中央電視台側重於報道哪些方面的新聞，各省、市媒體就會以此為導向來組織相關新聞報道。

結 語
互聯網的出現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強有力的沖擊和影響，也因此為議程設置理論研究提供了新視角。新媒體的出現也促使傳統的議程設置理論發生了變化。大眾媒體議程設置的功能沒有終結，但的確在弱化，而社會生活並未因此就失去了議程的設置，各種議題仍然在公眾中不斷地傳播著。正如麥庫姆斯所言：「不可否認，網際網路的確會帶來新聞媒介議程設置效果上的一些變化，但在目前看來，這些變化僅僅是某種程度上的變化，細節上的變化，而不是議程設置本質上的變化。」⑤
注釋：
①【美】麥庫姆斯著，郭鎮之 徐培喜譯：《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4頁
②劉德傑：《網路傳播中的「議程設置」探析》，《新聞窗》，2009年第4期，第88頁
③徐春霞：《新媒體時代的議程設置「主體」分析》，《新聞窗》，2009年第6期，第77頁
④谷頻：《網路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軍事記者》，2004年第11期，第48頁
⑤董文娜：《網路時代議程設置理論的新變化》，《青年記者》，2010年2月下，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