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ngo新媒體

1、環保輿情監測？公司輿情監控系統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劇烈轉型的多元化時代，觀念交鋒尖銳激烈，利益博弈復雜敏感，矛盾問題集中凸顯，特別是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也日益突顯。近年來，各種環境污染事件頻頻曝出，主要涉及化工、醫葯、石油、采礦、蓄電池 等工業行業，以及農業、交通運輸業等。

每一次環境污染輿情的出現，必然伴隨著極高的網路轟動和輿情熱議，像「連雲港擬建中法核循環項目」、 「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毒地」 致500名學生身體出現異常」、「江西新余黑作坊水污染 兩次逼停百萬人口城市供水 」等事件，都曾一度掀起社會的輿論熱潮。2016年1月《地下水動態月報》發表了一篇名為「80%地下水不能飲用」的文章，輿情一出，迅速引起了各大媒體的爭相報道以及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網路輿論的不成熟（個別營銷號的惡性炒作）加上官方回應的不及時，飲用水的質量問題引起了社會公眾群體性的恐慌，事後盡管水利部門及時澄清，也沒免除受千夫所指的尷尬境地。

環境污染問題一直備受關注，相關環保企業的任何一個應對措施都將面臨著全國公眾的熱議，對污染治理的結果更是關系群眾的生命安危，責任之大，無疑給相關環保單位的輿情應對帶來巨大的壓力。

推進環保行業輿情監測工作 提升輿情處置能力

1、加強環境保行業的監管力度，從源頭著手解決現實問題

正是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群眾的高度關注，相關監管部門才更應該加強環保企業的監管力度。面對涉及環境污染的企業，相關部門應該進一步加強治理污染企業的執法力度，以儆效尤，學會把事後的積極應對變為事前的積極預防。

環保輿情發生後，及時處理和解決現實問題才是重中之重。諸多輿情推至高潮都是因為相關政府、企業不作為，問題遲遲得不到關注和處理才釀成輿情危機的。因此，相關政府部門和企業在面對環境問題時，應該加強對問題的重視，第一時間著手環境污染問題的調查和處理，以最快的速度阻止污染問題的繼續惡化；並積極加強與當事方、受害者和網民的溝通，對已經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公開向受害方道歉，化解流言，贏得人民群眾的理解和尊重，從根本上降低網路輿情的負面影響。

2、盡快發布權威信息，擠壓謠言和環保輿論的生長空間

環保輿情發生初期，各種信息爆料會不斷地出現在輿論場上，有的為真，有的半真半假，有的乾脆全是假的。事實上，這個時期因受真實信息還在調查的客觀條件限制，使得環保部門的權威信息在這個窗口期處於缺位狀態，不能滿足公眾對信息的需求度，導致這個時期內公眾更容易接受謠言的灌輸，從而引起群體性的轟動，「日本核泄漏引發中國多地現「搶鹽風波」的新聞從側面反映出公眾對待不確定的輿情所持的態度。

可以想像，一旦假信息占據了輿論主流，真實信息就會不斷的被邊緣化，輿情處置陷入被動。那麼環保輿情發生的初期，除了督促實體部門盡快查清事件原委外，更要打擊謠言、積擠壓其輿論空間，以確保後續真實信息能夠順利地佔據輿論主流。

3、積極應用新媒體，建立環保部門官方微博

環保企業必須與時俱進、轉變觀念，積極應對新媒體時代的到來。相關環保企業應該開通自己的官方微博，規范企業信息披露及新聞發布制度，給企業發展營造風清氣順的輿論環境。針對網上負面新聞、評述、論壇、博客等，要利用自己的企業微博及時跟評、發帖、轉載，放大正面聲音，發揮「主場優勢」，稀釋、中和、平衡負面輿論。必要時，還可請第三方專家發表言論正面回應，澄清事實。

其次要加強對企業高管及中層管理人員對網路輿情和企業危機公關知識的培訓，掌握與公眾和媒體打交道的語言藝術與技巧；坦誠面對各類媒體對已發生事件的評論，不迴避、不隱瞞、不消極應對，並充分發揮「主場優勢」,積極引導媒體和公眾重大關切以及媒體關注事態發展的正面效應。

4、建立環境污染輿情應急管理系統

由於輿論危機往往爆發突然、發展迅速，如果等到危機來臨之時才想到如何應對，就會亂了陣腳，錯失危機處理的最佳時機。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建立環保輿論危機處理預案制度，是妥善處理環保輿論危機的重要保證。

環境突發事件及其輿情的應對需要充足的應急資源以及專業的人力儲備，因此，應建立健全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組織體系，建設前後銜接、功能齊全、綜合配套、運轉靈活的輿情危機管理體系。設立分管部門，對環境突發事件進行實時信息監測和預警研判。在日常工作中把應對機制落到實處，把紙上談兵變成現實演練，密切掌控重要的輿情動態，做好環保輿情的監測。

2、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是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的意譯，英文縮寫NGO。一般認為，非政府組織一詞最初是在1945年6月簽訂的聯合國憲章第71款正式使用的。該條款授權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為同那些與該理事會所管理的事務有關的非政府組織進行磋商作出適當安排」。1952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其決議中將非政府組織定義為「凡不是根據政府間協議建立的國際組織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組織」。在當時，這主要是指國際性的民間組織。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整個社會越來越趨向多元化。特別是在一些社會問題比較突出、尖銳的領域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尤為活躍和集中，它們往往發揮著政府和企業所沒有或難以充分發揮的作用，推動了社會進步。
（一）環境保護領域的非政府組織活動
在中國的環境保護領域里，活躍著一大批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其中較為著名的包括：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綠色家園志願者、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中華環保基金會、北京環保基金會、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北京野生動物保護協會、中國綠化基金會、中國環保產業學會、北京環保產業協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自然資源學會、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大學生綠色營和綠色大學生論壇、清華大學綠色協會、北京大學綠色生命協會、北京林業大學山諾會、上海市青少年環境愛好者協會、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等等。
由這些組織開展的環境保護活動，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提供了政府和企業所難以提供的許多公共物品，推動了中國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歸納起來包括以下八個方面：
1. 環境意識的普及、教育、宣傳活動。許多非政府組織都在積極地開展這方面的活動，其內容包括開展各種形式的環保倡議活動和實踐活動，舉辦包括電視講座在內的各種講座、培訓、演講等環境意識教育活動，舉辦各種形式的研討會、經驗交流會、座談會等。
2. 推動和促進環境保護領域的公眾參與活動。在全國的許多城市，特別是北京，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作為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合作的一個重要機制正在得到積極的培育。北京市環保局宣教中心在這方面起到了先驅者的作用，他們早在1997年就開始著手研究並積極推動環境保護領域的公眾參與機制的建立。
3. 對環境保護的資助活動。主要由一批熱心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國際或海外的NGO和資助機構，以及中國有關環境保護的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參與這方面的活動，包括為有關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活動提供資金、設備、技術等方面的資助或援助。
4. 有關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項目活動。很多非政府組織都在開展各種形式的項目，包括野生動物等生物多樣性保護，自然生態的維持和保護，植樹綠化，水質凈化，大氣污染的控制和處理，沙漠化防治，黃河上游水土流失問題的治理，社區環境保護，垃圾分類，資源再利用等等。
5. 有關環境保護科學和技術的研究、開發及其普及活動。主要是由一批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學會、研究會等非政府組織在開展這方面的活動。它們集中了一大批國內相關學術領域的權威和精英，通過開展相關學科和技術的研究及其開發、應用，積極推動中國環境保護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6. 有關環境保護產品的生產和推廣以及業界聯合等活動。主要是由一批活躍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商會、行業組織等經濟團體開展這方面的活動，包括促進環保產品的研製、生產、流通、消費等活動。
7. 有關對環境污染受害者的援助活動。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發展，污染受害者開始作為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受到社會的關注。有關的非政府組織通過開展法律咨詢等活動對污染受害者提供各種形式的援助。
8. 環境保護的國際交流活動。絕大多數環境保護非政府組織都在以各種形式開展國際交流活動，一方面積極爭取從國際社會獲得有關的信息、資金、設備、技術等支持，另一方面通過召開或參加有關國際會議或座談會、派出人員參與有關培訓、接待來訪和互訪等活動，加強環境保護方面的國際交流。
（二） 扶貧開發領域的非政府組織活動
和環境保護領域一樣，在中國的扶貧開發領域里，也活躍著一批非政府組織。其中較為著名的包括：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促進會、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計劃生育協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華慈善總會、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愛德基金會、香港樂施會、救助兒童會、四川農村發展組織等等。
由這些非政府組織所開展的活動，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猛發展的中國社會提供了一種特殊的公共物品——扶貧。其中包括生存扶貧、技術扶貧、教育扶貧、救助貧困母親、合作扶貧、文化扶貧、實物扶貧等。通過提供這類公共物品，中國非政府組織在廣大內陸地區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動，為從根本上消除貧困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這些作用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八個方面：
1. 通過直接提供包括資金、物資等經濟資源，以強制投入的方式打破貧困所固有的惡性循環，從量和質兩個方面改變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
2. 通過開展項目，特別是伴隨項目開展的各種形式的培訓，將大量有用的信息和技術技能傳授給受益人，使他們通過參加學習和直接應用，努力掌握這些技術技能，從手段和方式上改變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
3. 通過開展項目，特別是包括小額信貸等扶貧項目，在投入資源的同時，啟動受益人的責任心和積極性，並引導當地建立起有約束功能的信用鏈及其關系制度，主要從社會資本和生產制度上改變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
4. 在長期開展項目的過程中，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逐步積累經驗和知識、技能，成為各個扶貧領域的專家，他們比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更熟悉業務，同時也更深入基層，能夠更直接和有效地針對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不同貧困層的不同問題開展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扶貧活動。
5. 協助並監督各級政府貫徹執行有關扶貧開發的方針政策，一方面作為政府實施扶貧工程的具體執行人，發揮其專業性和深入基層的優勢，更好地落實扶貧政策；另一方面作為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中介，協調有關政策並監督其實施，確保扶貧政策的落實。
6. 作為企業和發達地區對貧困地區救助、支援的中介機構和專業機構，一方面更多地動員社會資金用於消除貧困的活動，特別是動員企業開展社會慈善活動；另一方面通過實際操作各種項目確保各項慈善款項和慈善資金能夠落實到消除貧困的各項活動中去，並切實起到扶貧開發的作用。
7. 作為國際社會各種力量救助、支援中國貧困地區的中介機構和當地「草根」組織，一方面積極吸收更多的國際社會和海外資源用於中國的扶貧開發事業，另一方面協助國際非政府組織和海外非政府組織在華開展各種扶貧開發項目，同時也作為國際社會救助中國貧困地區的中介組織發揮作用，執行監督或落實有關項目。
8. 通過在扶貧開發領域開展的活動，一方面不斷進行自身的能力建設，提高適應市場經濟的應變能力和專業水平，另一方面逐步擴大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及其力量，促進中國非營利部門的形成和發展。
從國際的角度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是否應積極介入國際領域里的非政府組織活動。我們已經看到，非政府組織現已成為全球治理體制中的一個重要性日益增強的新興角色，在聯合國體系各機構的活動中，非政府組織已經有了正式的法定地位，能夠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和影響一些重大的國際決策。在其他許多國際活動中，非政府組織也以積極的姿態參與其中。除了政府與企業之外，非政府組織也是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代表。一般來說，發達國家非政府組織的組織健全，實力雄厚，規模大，活動能力強。非政府組織全球體系中的決策過程、權力安排、資金和信息的流向、參與國際活動的機會等，目前基本上都是由發達國家非政府組織控制的。中國作為一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國際地位不斷上升的國家，勢必應考慮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參與問題。非政府組織的國際活動，為中華民族的意願表現和利益實現可能也提供了一個具有潛在重大影響力的場所。
（四）中國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新環境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為了動員一切資源，實現軍事、工業趕超目標的國防優先和重工業優先的戰略，並為了確保這一戰略的實現，對社會生活實行了全面干預與控制。因此，一些學者將1949～1978年的中國稱為總體性社會（total society ，孫立平，1994）。它的主要特徵是國家掌握了社會中絕大部分資源的控制和配置權，而個人要想獲得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就必須，也只能通過國家的制度性安排，即單位制度、戶籍制度和身份制度[1]來獲取。這種與計劃體制相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制度使得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具有明顯的「極強國家、極弱社會」特徵，而非政府組織，尤其是所謂的純民間組織幾乎沒有任何自我生存與發展的空間與環境。
例如，一位民政部的高層領導在公開講話中明確指出：「社會中介組織是社區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只要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群眾歡迎、有利於促進社區建設深入開展的社會中介組織，我們都應採取積極扶持的態度，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民主部法規辦公室，2000）。另一個例子則是上海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它為民間組織YMCA提供土地和房屋，並委託YMCA為當地提供社區服務。這開創了中國大陸「官辦民營」的先河，其對於中國NGO 發展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1.4法制環境
法制環境是影響NGO 發展的最為重要的環境之一。改革開放後，中國NGO 所面臨的另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法制環境的變化[7].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管理已有的NGO ，國家於1950年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以後由於「文化大革命」，民間組織立法工作一度中斷。直到八十年代後期，中國的民間組織立法工作才有了實質性進展。1988年頒布了《基金會管理辦法》、1989年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
到九十年代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1989年頒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已不合時宜，因此重新進行了修正，並於1998年9月頒布了新修訂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與此同時，還頒布了《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1998年）、《公益事業捐贈法》（1999）。另外，民政部還有社會團體管理規章50餘個，而地方民間組織管理法規的數量更多。這些法律法規共同構成了改革開放後中國民間組織發展的法律框架和法制環境。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1989年公布實施《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後，民政部門對社會團體進行了一次清理整頓和重新登記。1992年底經確認登記的社會團體數量比1989年初大約減少4萬多個；1998年頒布實施修訂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後，民政部門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社會團體清理整頓工作，查處了一批社會團體違法違紀案件，合並了一批宗旨、業務范圍相同相似的社會團體，取締了一批非法社會團體。到1998年底，全國社會團體數量由1996年前的20 萬個減至16.5萬個。雖然數量有所減少，但質量有所提高（吳忠澤，1999）。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最近，民政部門在修訂1988年頒布實施的《基金會管理辦法》時，專門召集了有關基金會的負責人開會討論修訂事宜，聽取他們的意見，同時也請他們提出修訂的方案。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後中國有關民間組織的法規還不完善、還存在不少問題，立法工作滯後於民間組織的發展。例如，立法層次不高，至今未有一部法律；條例的內容側重於登記程序，在稅收、財務管理、員工社會保障方面尚未有突破等等（李勇，1999）。但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民間組織發展的法制環境已有了很大的改觀。特別是在1998年成立民間組織管理局以後，加快了民間組織立法工作的步伐。
1.5全球化及其影響
「全球化」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概念。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間的影響、合作、互動愈益加強，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逐漸普及和推廣，並成為全球通行的標准。隨著中國加入WTO 的臨近，全球化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勢必加深，對中國NGOs發展的環境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首先，中國加入WTO 後，原先由政府進行的招商引資活動、對企業生產經營的直接管理可能被視為非市場化行政干預，不利於自由競爭。因此，需要發展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商會、行業協會來接替以往政府的某些職能；
其次，加入WTO 以後，中國在很多領域需要與國際接軌，否則在合作與交流中會存在諸多不便。例如，國外通常是通過商會、協會進行行業管理，甚至有國際性的行業聯合會來制定行業標准、規范行業行為，並通過商會、協會來維護成員的利益。中國加入WTO 以後，一方面，以政府的形式同國外的商會或協會打交道，顯然並不方便，需要有相應的組織形式與國際接軌，即成立中國相應的商會或協會；另一方面，發展國內的商會、協會有助於國內行業的專業化、規范化、國際化，同時也有利於保護國內企業的整體利益、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
第三，隨著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增多，國人對非政府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在解決社會問題中的作用的認識也會相應提高，國外通過NGOs對中國的援助也會增多，這也有利於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
第四，全球化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無疑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然而，在短期內，全球化也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貧富差距的擴大、局部地區或某些行業失業人口的劇增、某些地方艾滋病的流行、環境的惡化等等。隨著政府財政汲取能力的下降和財力的不足，政府需要發揮NGOs在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方面的作用，尤其是NGOs在知識傳播、技術擴散、提供就業機會、緩解貧困、增進社會融合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總的來說，全球化的趨勢不僅會刺激中國NGOs數量的增多，而且也會加速政府職能的轉變，增進NGOs的自治性、自律性，特別是經貿領域的商會和行業協會。
2.微觀環境的變化
1978年以來，中國相繼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改革，以及相關的民間組織法律法規的制定為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可以說，從宏觀環境看，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已不存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的嚴格限制。
與此同時，中國非政府組織生存與發展的微觀環境也發生了許多顯著的變化，具體表現在：對非政府組織的需求日益增加、社會中間層的形成、公眾參與和志願者行為以及西部開發。
2.1社會對NGOs的需求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與此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人們在尋求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和滿足這些社會需求的過程中，發現政府與市場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因此，需要有一種組織的創新，而NGOs在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和滿足這些社會需求時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改革開放後，隨著多種所有制結構的形成，單位制度的不斷弱化，社會出現了游離於傳統單位組織之外的多元化利益主體：單個的農戶、個體戶、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等等。；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勞動生產的效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也導致了一些社會不公正的現象，出現了許多新的弱勢群體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
第三，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加入WTO 的臨近，中國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日益增多，因此，在很多領域需要與國際接軌。這也使得中國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的任務格外迫切，尤其是培育和發展溝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自治性、自律性的行業協會、商會。
2.2社會中間層的形成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平均年增長速度高達9％，人均國民收入翻了兩番。在這種背景下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指導方針下，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形成了社會中間層。截止到1999年6月，全國登記的私營企業主達到281萬人，注冊資本達到8177億元；個體戶近2000萬；另外，還涌現了一批文化程度較高的新富階層。例如：IT產業的新貴、外資企業的中方管理人員、富裕起來的知識分子和一些文體工作者。
中國社會中間層的形成，不僅為NGOs提供了新的籌資渠道、儲備了志願者資源，而且也為產生新一代NGOs的領導者提供了基礎。
2.3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和志願者行為
改革開放以前，政府壟斷了絕大部分稀有資源的控制權與配置權，並包攬了所有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社會福利工作，因此，民間很少有參與公共服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8].
改革開放以後，一方面，由於政府放鬆了社會領域的管制和多元化利益主體的出現，民間開始擁有大量的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另一方面，農民完全擁有了對自己時間的支配權，而城市也由以往的每周6天工作制改為5天工作制，並增加了節假日時間，市民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這為中國公眾參與和志願者行為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基礎。
與此同時，政府也開始鼓勵公眾參與和志願者行為，例如，1993年由國務院頒布的《中國21世紀議程》中明確指出：「公眾、團體和組織的參與和參與程度，將決定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的進程」；1996年3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規定：「提倡社會志願者活動和社會互助活動」；1996年《國務院關於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建立公眾參與機制，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鼓勵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工作」。這些都為中國的公眾參與機制和志願者行為提供了政策和法律法規依據。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公眾參與公共事物的積極性和志願者行為空前高漲，表現在：首先，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市統計局的一項調查表明（王謙、劉伶玲，1998），1996年北京市居民中有507.86萬人參加過公益活動，佔15歲以上人口的59％。其中，男性為273.18萬，佔15歲以上男性的 63％，女性為234.68萬，佔15歲以上女性的55％；其次，建立了55200個社區志願服務組織，31個省級青年志願者協會、738個地市（州）級青年志願者協會、15018個青年志願服務站。其中，1993年底以來，參與志願服務的青年已達7240萬人次，提供各項志願服務31億小時（丁元竹，1999）；第三，涌現了各種形式的公益工程，例如「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溫暖工程」、「燭光工程」、「春蕾計劃」等。其中，僅1989 年～1997年3月10日，中國青基會希望工程管理系統中記錄的個人捐贈者就達到15萬5千餘人；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環保領域，九十年代以後，中國涌現了一批自下而上的環保NGOs，包括「自然之友」、「地球村」、「綠家園志願者」、「重慶市綠色志願者聯合會等等，這些民間環保NGOs的建立，標志著中國環境保護領域公眾參與機制的初步形成。
2.4西部開發
西部地區是指中國的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藏、雲南、貴州、四川、重慶、廣西和內蒙古等省、市、自治區。這些地區由於氣候、地理位置、地貌等原因一直處於貧困、落後的狀態。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戰略，要求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加快西部的發展。這對於中國NGOs的發展來說，又是一個絕好的機遇。
中國西部地區存在的主要社會問題包括：貧困、環境惡化、人口多素質低等。而中國一些NGOs，尤其是基金會（例如，中國扶貧基金會、愛德基金會、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民促會等）早在80末或90年代就開始致力於中國貧困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的社會發展，在中國西南、西北地區開展了大量的扶貧、農村社區綜合發展、環境保護、掃盲與文化教育、衛生保健項目，並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和成果。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例如，英國救助兒童會、香港樂施會、美國國際小母牛項目、世界宣明會、無國界衛生組織等）在進入中國後，也主要是在中國的西南、西北地區開展扶貧、環境保護、社區發展、教育、衛生等項目，並起到了知識傳播與技術擴散、典型示範、增進社會融合、培養人才、提供新的就業方式、提供資金援助等作用（鄧國勝等，2000）。
因此，政府將西部開發作為二十一世紀的重大戰略任務，將為NGOs提供發揮自己獨特作用的舞台。如果中國的NGOs能夠抓住這次歷史性的機遇，發揮更廣、更大的作用，將對中國NGOs提高公益形象、社會公信度和社會影響力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3、想要找新媒體行業的數據，去哪裡找這些研究報告？

隨著現在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新媒體行業發展異常迅猛，新媒體是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就好比網路視頻，數字雜志，數字廣播等。根據相關數據顯示，自從2011年以後，我們國家新媒體行業的市場規模保持高速擴張的形式。而且增速也很快。

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在媒體總企業體量的新媒體業務，佔比已經從2011年起逐年下降，然而新媒體在媒體總產業體量佔比已經從原先的一小部分到現在的一半多。所以說他們這一些都是經驗之談，對於他們來說當地的電視台，新聞界都是很不錯的地方，在這些地方可以讓他們學到很多。

新媒體行業的發展與通信技術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每一次通信技術的革命都會帶來新的媒體形式，未來隨著行業的相關規范的出台。以及各種互聯網技術的成熟及普及，我國新媒體行業將迎來黃金發展期未來，市場前景十分可觀。

想要找一些新媒體行業的數據，你可以去一些。新聞。媒介的地方，你也可以去當地的電視台工作的地方去咨詢一些他們，因為他們都是一些有實力的，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都是資深玩家。在這新聞界他們也都是有一定的地位，還有一定的人脈的，他們不管是在哪一方面都是可以對你們來說有很大的幫助，所以說，想要找新媒體行業的數據去找這些人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4、民間環保NGO的社會功能定位？

如果可以多選的話我選123.
1.中介性在於：目前中國環保事業中民眾參與度並不高，而多為由政府主導。但是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公眾對自身的環保權益的關注加強，這種情況必然會發生改變。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就需要一個較為集中的組織進行民眾與政府間的協調工作。而民間NGO就是一個很好的此類機構。民間NGO的成員背景十分廣泛，可以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更能代表社會上各方面民眾的聲音，此外，NGO作為一個較為獨立的團體與政府對話也更加正式並且更有力量。
2.引領示範性：許多NGO都是十分具有專業性的。其成員有許多都是相關背景的專家教授等。例如，中國的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就是由北大的「熊貓博士」牽頭組織的一家民間環保NGO。他們的成員大多具有專業生物保護知識，在中國許多環保熱點地區如滇西北、三江源等地都設有項目示範地，進行相關的科學研究。另外他們正在進行環境清潔機制之植樹造林項目工程，即將通過植樹造林而減少的碳排放賣給發達國家，在清潔機制領域中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並十分有可能影響將來的政府決策。
3.教育性：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家民間NGO的最大優勢都是他們的親民性。來自於民眾，最終依靠民眾，回到民眾中去宣傳他們的環保理念。

總之，自從1994年自然之友成立之後，中國的民間NGO組織在逐漸發展壯大，成為一項重要的民間環保力量。我十分傾慕他們這種無私的努力，因此予以毫無保留的支持！

5、如何做好新媒體運用及輿情監控管理

做好新媒體運用及輿情監控管理需要做到對輿情的實時監控以及數據分析。

輿情監控，整合互聯網信息採集技術及信息智能處理技術通過對互聯網海量信息自動抓取、自動分類聚類、主題監測、專題聚焦，實現用戶的網路輿情監測和新聞專題追蹤等信息需求，形成簡報、報告、圖表等分析結果，為客戶全面掌握群眾思想動態，做出正確輿論引導，提供分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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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十大環保新聞

2006年度「石葯集團杯」中國十大環境新聞和世界十大環境新聞評選近日揭曉。評選揭曉新聞發布會於1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召開」等十條新聞獲得中國十大環境新聞，「有毒廢液污染引發象牙海岸政壇地震」等十條新聞獲得世界十大環境新聞。

獲選的中國和世界十大環境新聞在2006年度國內外環保領域中產生了深遠影響，深刻反映了2006年度國內外環保領域的重大變革和發展全貌，具有深刻的新聞價值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在反映世界及中國環保事業發展進程方面具有標志性、突破性、導向性、創新意義。

「2006年度中國十大環境新聞和世界十大環境新聞」評選活動由國家環保總局批准，中國環境報社主辦，石葯集團有限公司獨家贊助。評選活動從2007年1月1日正式啟動，到1月15日結束。評選期間，評選活動組委會共收到了全國各地近十萬份選票。

評選揭曉新聞發布會上還對公眾參與將及優秀組織獎各獎項進行了表彰。全國人大環資委、國家環保總局及北京各大學的NGO代表參加了新聞發布會。

附

中國十大環境新聞：

1、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召開

2、環境保護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約束性指標

3、《環評公眾參與暫行辦法》正式發布

4、我國發布第一份綠色GDP核算研究報告

5、最高法公布環境犯罪定罪量刑標准最高檢公布環境監管失職立案標准

6、我國排查化工石化業環境風險

7、我國政府「綠色采購」制度開始實施

8、國家環保總局成立5大督查中心

9、甘肅湖南發生危害群眾健康的重大環境事件

10、青藏鐵路開通，成為環保典範

世界十大環境新聞：

1、有毒廢液污染引發象牙海岸政壇地震

2、WHO公布空氣質量新標准

3、「亞太清潔發展與氣候新夥伴計劃」啟動

4、第四屆世界水論壇呼籲全球應對水危機

5、《斯特恩評估報告》凸顯氣候變化危機

6、黎巴嫩燃油泄漏致地中海面臨環境災難

7、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反應堆計劃正式啟動

8、世界環境日關注沙漠與荒漠化

9、全球3500萬人參加「清潔世界周末」活動

10、全球海洋環保亟待提速

7、美國有哪些環保NGO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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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恩久網能有效提高NGO發展速度及項目對接效率，提高NGO組織整體素質，向全民普及NGO知識。也為各NGO組織在中國的成長壯大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 項目背景
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人們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社會公益組織NGO被越來越多的人重視了，在中國NGO組織發展得比較晚，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從單一到多元，NGO的發展越來越有序，並在不斷地影響著政府的決策。例如：「阻止怒江建壩」，「留住虎跳峽、留住長江第一灣」的呼籲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會組委會最後退掉煙企兩億元人民幣的贊助等等。都是NGO組織工作的充分體現，但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的NGO組織還存在著很多的不足之處。如：信息相對閉塞，整體公信度還不夠高，缺少為NGO發出聲音的主流媒體，成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年齡層次較大，有些好的項目因為找不到對接基金會的支持而被迫放棄，有些基金會想找到適合的NGO項目左挑右選也非常之難。基於以上背景下，NGO組織自己的「我愛恩久網」便應運而生了。
我愛恩久網是由中國第一家NGO組織（1991年民政注冊）的盤錦黑嘴鷗保護協會的成員之一林然先生發起倡議的，林然先生曾經在遼寧省盤錦日報社工作，在受到盤錦黑嘴鷗保護協會會長劉德天先生的影響下，加入到NGO這個行列，多次參加NGO組織的活動。如：「激情、反思、前瞻」社會組織5•12行動論壇、中華環保民間組織可持續發展年會、志願者項目培訓會、城市樂水行、美國無煙青少年運動「無煙環境」學習等等。他對NGO有著深厚的感情，尊重老前輩，團結愛護自願者，熱心幫助身邊的每一個人。
三、 長遠戰略意義
我們堅信通過我愛恩久網在社會上的廣泛傳播，將對社會的進步起到深遠的影響，對NGO組織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使政府在環保、生物多樣性、消除氣候變化、保護國際水域、減少和消除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方面能夠重視起來，使一些只為經濟發展而忽視生物生存環境的企事業單位警醒，並有效遏制他們的破壞活動，提高NGO組織的整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