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應用大眾傳播理論去解釋新媒體環境下的新現象
來自【駒】【集】【人】【才】的回答~~
新媒體時代以來，社會傳播現實的變化帶動了傳播學界的觀念變化，促使傳統的「媒介—受眾」關系研究不斷向「新媒介—用戶」關系研究轉變。
新媒體技術誕生的初期，樂觀的技術決定論經常占據主導地位，而當新媒體技術擴散和採納的比例逐漸提高，學者們又總是適時地轉向社會塑造論，探討新媒體技術的應用何以在社會歷史情境中產生社會影響，進而推動社會塑造的進程。
「新媒體」是一個歷史的、相對的、流動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語境中有不同的所指。每當一個新的傳播技術誕生，「新媒體」和「舊媒體」的定義就會迎來一次更新，這一定義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得以穩固，直到下一次的傳播技術更新。
當前，我們所談論的「新媒體時代」是指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移動終端技術等數字化信息傳播技術誕生以來的這一歷史時期。
新媒體時代以數字傳播、網路傳播和全球傳播為主要特徵。在此，新媒體並不單純指向傳播技術和媒介形式本身，而是同時指向「用來交流或傳達信息的製品或設備;傳播或分享信息的活動和實踐;圍繞上述設備和實踐形成的社會安排或組織形式」。換言之，即區別於大眾媒體時代的新傳播媒介及其相關的傳播實踐和社會情境。
新媒體研究所要考察的，不再僅僅是以往占據傳播研究核心的生產、文本和受眾等問題，而是在媒介、實踐和社會三個層面的交互作用下，新媒體能夠產生哪些區別於傳統媒體的獨特影響，尤其是在媒介融合和媒介化社會的大背景下，新媒體何以成為權力關系得以展開的場域。
2、如何實現新媒體語境下的意見競合和話語權再分配
在傳統媒體語境下，廣大媒體受眾大多數情況下是被動的接受對象，普通受眾在傳統媒體社會中幾乎是沒有話語權的，比如報紙、廣播和電影等一些傳統媒，它們所提供給大眾話語發布的平台是相對有限的。而在今天的新媒體時代，受眾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網路博客、手機上網、以及各種數字用品都是功能變得更強大、使用方式更便捷，大眾的聲音通過網路平台（例如簡訊群發、個人博客和網路論壇等）可以隨時發送，由音頻和視頻承載的信息交流變得十分的便利，個體主體地位在新媒體語境下得到了顯著提升，廣大受眾獲得了在傳統媒體時代下從沒有過的自由、自主權力。另外，廣大受眾可以在越來越多的公共事件中表達思想和發表意見，大眾聲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及時、豐富、全面和生動。藉助新媒體提供的自由平台，越來越多的個體成為信息的創造者和評價者、管理者和把關者。
3、如何評價新媒體環境下的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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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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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4、在今天的新媒體語境下,為什麼類似古人的那種送別場景幾乎消失不見了？
古時由於通信交通不發達相見時非常難得一見，故送別時依依不捨，難舍難分的場景時時出現。現在通信交通發達了，人們很快就能相聚，送別也就不是古時那麼長長錦錦，難舍難分了。
5、如何在新媒體環境下進行藝術創作
1 新媒體藝術的產生及定義 新媒體自從產生以來就一直是個極具爭議的話題。
新媒體包含的內容很多，可以從媒體統治的時代來劃分什麼是新媒體什麼是傳統媒體，也可以從科學技術的發展情況上來區分，因為新媒體的出現是科技發展的必然產物，但無論如何都可以明確的一點是，新媒體是有別於傳統媒體的新式媒體形態。隨著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不斷進步，新媒體也隨之產生不斷變化，並且在人類社會里產生廣泛及深刻的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也隨著改變，一部分藝術家也越來越多地依靠新媒體對自己的藝術進行闡述和表達。這種新媒體藝術藉助高速發展的科學技術，試圖從傳統媒體中脫離出來，尋求一種全新的表述方式，從簡單的敘事變為敘情，從單一的感官感受變成綜合性的體驗，無論是新媒體還是新媒體藝術，都取得了迅猛的發展。 2 新媒體技術對藝術的影響 20世紀末以來新媒體技術逐漸發展，而新媒體藝術則是利用新技術賦予藝術家新的手段，藝術形式不再是單純的平面畫面或者是立體作品，而是各式各樣新式的表現形式，並且大多具有交互體驗。這種體驗給受眾一種全新的感受，不再是單方面的接受藝術家傳達的信息，而是可以參與到其中，能夠更深刻的體驗，這種追求即時效果和互動感受也是新媒體環境下藝術的新的表現特點，作為一種結合了多種表達方式和表現手段的藝術形式，給藝術家的藝術創作也帶來了更多的靈感和更廣闊的視角。作為不停探索人類新想法、不停突破現有界限、走在大眾思維前端的藝術家，將電腦科技等新媒體技術與現有表現手段結合在一起，實現藝術形式的不斷創新。 談到新媒體技術對藝術的影響就需要先了解新媒體所具有幾個比較突出的特點： 一是成本低，製作流程比較簡單。新媒體環境下的信息製作相比傳統媒體更加低成本高效率。傳統媒體的信息製作環節十分復雜，先由記者進行前期採集編輯，然後由媒體公司進行後台完善總結，再通過各種渠道發送出去。新媒體卻節省了其中很多環節，信息大多藉助網路傳播，在傳播過程中節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成本，不像傳統媒體需要依靠紙質的大量印刷或電視廣告的大量播放才能達到宣傳的目的，對於一般受眾來說，接收信息的成本也大大降低，相比傳統媒體人們更傾向於免費的新渠道。 二是傳播范圍廣、速度快、信息傳達比傳統媒體順暢。新媒體環境下的信息的傳播可以依靠自由發達的網路和受眾隨身攜帶的客戶端來實現，相比依賴紙張的平面媒體、依賴電視的電視媒體、依賴收音機的廣播媒體，新媒體可以將各種媒體的優勢集為一身，打破媒體自身的界限，將各種技術手段聯系在一起，使信息傳播的雙方都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交流。隨著互聯網及雲時代的到來，產生了信息爆炸的現象，人們接收信息的途徑也不同於以往，更加簡潔明快迅速的接收方式更合乎當下快速的生活節奏。 三是受眾體驗更良好，相比傳統媒體具有交流互動的優勢。傳統媒體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扮演輸出的角色，具有交流的局限性，無法很好地和受眾交流互動，即使有也不能實時互動，不具有時效性，而新媒體技術不只是單方面的輸出，還有雙方互相交流的互動，具有良好的時效性、活躍度、新鮮感。 結合新媒體信息傳播的特點，藝術家在利用新媒體進行藝術創作的時候也可以嘗試相比以往藝術行為的更多的新形式。基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類對自身人性的探索也越來越多，從大工業社會量產的精神需求逐漸轉變為強調個體突出個性的精神需求，在這一前提下，能夠進行交互的藝術應運而生。人類不再是生硬地單方面接收，而是富有個人情感的交流互動，每個受眾個體的不同都會對信息傳達的這個過程產生不同的影響，造成不同的後果。相比過去，人們更......<a class="a" href="/question/176736805956225484?cm=0&;lm=1&;answerType=0&;rn=1&;aid=1928108435&;ppn=0&;prn=5&;plm=null&;from=&;ssid=&;uid=&;pu=&;step=1">餘下全文>></a>
6、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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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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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
7、如何在新媒體語境下提高領導形象
新媒體的迅速發展正在改變我們的認知方式，微信、微博等依託智能手機平台，正在塑造全新的信息傳播環境，並且在熱點新聞尤其是重大突發事件的傳播中越發占據主導地位。在新媒體環境下，微博正在成為黨和政府把握輿論導向、引導網路輿情和應對突發事件的重要工具，微博問政成為黨政幹部的必修課。因此，提高「微素養」和「微能力」也成為黨政幹部培養媒介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包括微博知識、微博意識、微博能力和微博管理等方面。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認為：「領導幹部熟練掌握現代傳媒手段，大幅度提升自身的能力與素養，是關系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大命題。」微博如果使用不當，會直接影響黨政幹部的個人形象和公信力，甚至還可能引發群體極化現象。因此，黨政幹部要緊跟時代發展，發揮新媒體的積極作用，不斷提高自身的「微能力」和「微素養」，提升服務群眾的水平和自身的執政能力。
培養微博角色意識，提升「微素養」
新媒體環境下，微博逐漸成為主要的輿論陣地，許多政府機關和黨政幹部為適應信息傳播方式的變化，開始運用微博問政、處理政務、了解民意。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黨政幹部需要對自己的微博進行正確的身份定位。黨政幹部的微博因為身份的特殊性更容易受到網友的關注，網友希望通過黨政幹部的微博了解官方的動態信息，尤其是政府對社會熱點或公共突發事件的處理態度和結果。如果黨政幹部的新媒體使用能力不足，就容易導致問題的惡化，甚至與網民出現對立，造成極為不好的負面影響。
因此，突發事件發生後，黨政幹部要有全局意識，進行正確的微博角色定位。首先，微博交流講求平等與尊重。「敬人者，人恆敬之」，黨政幹部的微博要想贏得公眾更多的關注，就必須放下官腔，把尊重放在第一位，與網友展開平等親切的溝通和交流，做到換位思考，站在敬重輿情、敬重事實、敬重他人的立場上，引導融洽和諧的交流與互動氛圍；其次，要利用微博傳播速度快的優勢，第一時間向民眾發布准確信息。在人人都是記者的新媒體時代，官方必須第一時間發聲，否則謠言就會迅速占據輿論空間，造成政府被動的局面；再次，不要輕易關閉微博的評論功能，對微博中出現的過激評論，要冷靜對待、理性思考，坦誠接受網民的不同聲音；最後，發布微博前要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問題，對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予以客觀真實的合理解釋，要平衡好自己的微博身份和現實工作身份的關系，尤其在輿論引導方面，應通過主流媒體正確引導輿論。避免群體極化現象對政府形象、個人形象和社會輿論會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熟練駕馭網路運用平台，提高「微能力」
互聯網對公共事務和政策的影響日益深入，但是一些基層黨政幹部對電腦和網路還比較陌生，操作和控制微博的能力不足，部分基層黨政幹部甚至對互聯網有恐懼和麻木的心理。基層黨政幹部對微博的運用大都是知之不多或一知半解，重慶市2010年的調查顯示，黨政幹部上網的人數達到90％以上，但80％以上的人員只是上網看新聞、玩游戲，對社交網站和微博根本不了解。2012年，浙江省台州市天台縣在幹部選拔考試中，首次把微博寫作列入考題，這也是國內首次將微博寫作納入選拔幹部的考題。
黨政幹部要正確掌握微博使用技巧並能運用微博與網民交流。盡管黨政幹部的微博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官方色彩，但通過微博與網民交流時，不要從官方視角發微博，因為打官腔只會讓網民反感，這樣的微博交流只能起副作用。從實際發布情況來看，很多使用網友的語氣及語言與網友交流的黨政幹部的微博，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因此我們要把握好相關尺度，用理智駕馭微博，對不良情緒進行耐心引導，做到不亂說，說清楚知道的，不說不清楚或不知道的，駕馭好網路傳播的新平台。
善用微博語言，適應「微環境」
微博的草根性決定了其語言的平民化和生活化，黨政幹部發微博時要改變官場上的話語作風，使用平民化的話語跟網友交流，用正確的價值判斷和理論依據說服網民，言語間要體現人文關懷，拉近與網民的距離，從而了解民情、民意。有專家認為，「在中國的語境下，中國網民對官員微博的期待確實比國外更高一些。像微博這樣溝通便捷、快速的網路平台，確實一下子拉近了百姓與官員的距離，加上一部分民眾的『青天情結』，很容易讓人對官員微博產生更高的期望。」①因此，微博語言的靈活運用是黨政幹部提高微博素養的重要方面。
首先，微博用語要貼近群眾，要學會運用朴實無華的群眾語言。多學習網路上幽默、俏皮的語言，有助於打破與網友溝通的語言屏障；其次，微博語言無論採用何種風格，都要說實話，講道理，不要說虛話、假話，因為一旦網民認為發布的信息不公正或不可信，微博的發布者恐怕立刻就會被推到輿論的風頭浪尖，成為眾矢之的，背負巨大的輿論壓力；最後，黨政幹部在微博上要包容大度。由於網友素質良莠不齊，對負面新聞的評論可能會出現過激言論，領導幹部稍有不慎很容易陷入輿論漩渦，這就需要黨政幹部理性、寬容地對待網友的議論，不要以勢壓人、以權制人，甚至在微博上與網友展開情緒化的攻擊與謾罵，使情況變得更糟糕。要善於在錯綜復雜的事件中廣泛收集民意、了解民情，無論網友的觀點理性還是非理性，都要用包容的心態與他們進行溝通，樹立黨政幹部良好的親民形象。
規范微博日常管理，使微博發布常態化
有效提升黨政幹部的「微能力」，必須規范微博的常規化管理。首先，黨政幹部要經常更新微博內容，不能在微博開通後聽之任之，對網友留言一看了之，使微博名存實亡，微博的開設也流於形式。長此以往，會流失網友的關注和信任；其次，黨政幹部由於身份的特殊性，在使用微博的過程中要謹而慎之。由於微博使用的透明化和傳播的極速化特徵，微博的關注和訪問都會留下痕跡，因此，黨政幹部的微博在加粉絲和轉發微博時就要注重公共形象，對於明顯帶有色情、暴力、商業廣告等方面的內容或人物不能添加，更不能隨意轉發，避免造成不良影響。如果出現商業廣告或是有色情暴力的跟帖，必須及時刪除，因為這種必要的維護工作，體現的是黨政幹部對言論空間的重視；最後，建議黨政幹部應該開設實名微博。因為公眾看黨政幹部的微博，是想通過微博看到黨政幹部負責任的一面，通過微博了解相關政策和政府機關對社會熱點的態度和立場。例如時任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在網易微博實名注冊後，粉絲已經發展到58萬余名。從粉絲的留言來看，大多網民並不希望通過微博解決問題，而是想了解官員的性格和個人看法，以端正對黨政幹部的印象。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張春賢在深夜與微博網友展開點對點交流，令眾多網友頗感驚喜，一天內粉絲突破1.2萬，評論2000多條，最高時粉絲接近33 萬。同時，我們必須對使用微博發表觀點可能帶來的風險有充分的思想准備，對政策解釋和分析具體問題應依照黨和國家的政策進行表達，自覺遵守職業道德，在做好准備工作後，再以謹慎的態度開設、經營實名微博。
在突發事件中用好微博，正確引導社會輿論
網路流行語「不懂微博的領導你傷不起」，描述的正是黨政幹部在重大突發事件面前失語而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黨政幹部要想利用微博的力量來緩解事件的壓力，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就必須善於利用微博辟謠以及利用微博發布權威信息。同時，涉及突發事件的微博必須嚴格遵守「第一時間」原則。2011年8月17日，濟南市發生一起女獄警打人事件，引發群眾圍觀，濟南市公安幹警處理這一事件過程中利用微博積極應對，發布事件的調查進展，積極跟進網民的提問，避免了謠言的傳播，平息了網民的憤怒情緒，從而避免了群體極化現象。此外黨政幹部的微博應該與政策導向保持一致，要在保證信息准確性的基礎上迅速發布信息，要確保信息來源和事實本身准確無誤，要統一信息發布者的立場，這樣才能發揮黨政幹部微博的優勢，遏制謠言的滋生。
實踐證明，在新媒體環境下，黨政幹部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微能力」和「微素養」。因為正確掌握和使用微博，不僅是黨政幹部處理政務的一項基本功，也是與時俱進的標志之一。積極開通微博、正確運用微博、密切關注網路輿情，利用微博與民眾互動交流，深入民情進行民意調查、即時發布正確信息、即時解決網上出現的社會矛盾，有利於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
8、新媒體環境下的網路輿情青少年該怎麼做
當前，新媒體在滿足用戶基本信息獲取需求的同時，已日漸成長為一個集信息、觀點、民意為一身的輿論平台，互聯網已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新媒體的快速發展，不斷改變著社會輿論的生成、存在與傳播方式，不斷對傳統媒體話語模式提出新的挑戰，信息的碎片化也開始成為當前輿論的新業態。當新媒體成為輿論的發酵場，新媒體開始與輿論形成天然的水乳交融狀，在這種狀況下，長篇文章尤其是理論性文章，如何去適應新媒體的業態發展，如何去進行有效的輿論引導已經成為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新問題。
輿論引導文章的特點是塊頭大,一般文章少則幾千字,多則上萬字、甚至十幾萬字,要求觀點正確、思維縝密，邏輯嚴密、用詞准確，有根有據，而且在 寫作指導思想上以灌輸為主。相比來講，互聯網最大的特點則表現為傳播上的簡捷精要、服務上的分眾化、個性化，注重互動性以及呈現風格的多媒體化。因此，思 想理論文章在同互聯網的行文風格融合時，就會出現種種的不適應。同樣，從讀者的層面考慮，在信息碎片化的認同感下，耐心讀並接受長篇的理論文章，則顯得較為困難。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該怎麼辦？我認為一篇引導輿論發展方向的文章在保持自己傳統特色前提下，不能排斥新媒體新技術,與世隔絕,自說自話，要積極使用新媒體新技術，把思想理論文章進行多層次、分層次、深層次開發。
一是在「微」上下功夫。把大塊思想理論文章的靈魂和精華，包括有價值的觀點、看法等提煉出來。碎片化，即在「微」字上做文章，分別生產 出精準短小、鮮活銳利、吸引力強的信息。同時，入網隨網，主動策劃，針對不同載體和不同受眾，採取不同的傳播策略、敘事方法、語言風格。要善於用講道理、 談歷史、舉常識的方式，用群眾的語言、網路的語言解疑釋惑，在拆分理論文章時，做到有理有據、有情有義。同時，利用多媒體技術在傳播上搶得先機，用好微 博、微信、移動客戶端等傳播平台，以即時觀點搶占思想理論宣傳的制高點。
二是在「題」上找思想。要根據不同層次人群的需求，分議題用互聯網語言表達出來。針對領導幹部、普通黨員、知識精英、青年學生、社會青 年等不同人群，設置不同的議題，採用不同的話語體系，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把理論文章的各個亮點、精華分別在互聯網上展示出來，同時加大互動力度，在指導思 想上改單向灌輸為雙向互動，有來有往、一來二往,在互動中有觀點，在觀點中有思想，牢牢把握互動的主動權，潤物細無聲，把深奧的理論問題用互聯網語言表達 出來，用互聯網手段展示出來。
三是在「形」上求突破。創新表達方式，在展示上實現多媒體化。新聞宣傳已經採用了多媒體的展示方式，以多樣化的展示、多介質的推送，使 新聞報道動起來了、活起來了。思想理論文章能不能在展示上實現多媒體化呢？回答是肯定的。電視政論片的成功就是很好的說明。要積極探索把思想理論文章的精 華部分綜合運用圖文、圖表、動漫、音視頻等多種形式，實現內容產品從可讀到可聽、可視，從靜態到動態，從一維到多維的升級融合，在「形式」上不斷取得新突 破，滿足終端傳播和用戶多種體驗的需求。
總之，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上，如果說理論文章是艘航母的話，那麼，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應主動用互聯思維，使用互聯網技術把其精華簡潔 快捷傳播出去，也就是說給這艘大航母配上沖鋒舟、戰斗機、機關槍、沖鋒槍等輕重武器，使之更具殺傷力、戰鬥力。這或許是理論文章走出困境、再現青春的一條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