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治國理政思想短視頻

1、」房謀杜斷」指的是什麼？結合唐太宗的用人政策談一談為什麼在其統治期間會出現」貞觀之治」的歷史局面？

房謀杜斷

【出處】典出（後晉•劉昫《舊唐書•卷六十六•列傳第十六•房玄齡等傳》）：「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玄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
【用例】（劉鳳舞《民國春秋•第十八章•天府英魂》）：「二人互相標榜為[u]房謀杜斷[/u]，輔車相依。
【解說】唐太宗李世民時，宰相房玄齡與杜如晦共掌朝政，唐朝之規章法典皆多為其所制。房氏多謀略，杜氏善決斷，是以人稱之為「[u]房謀杜斷[/u]」。唐太宗時與之商談國事時，房氏常出謀劃策，但優柔寡斷。而杜氏果斷立決，取拾得當。二人齊心協力，搭配得宜，佐唐太宗治天下。
【房謀杜斷】原指房玄齡出謀與杜如晦善斷。後喻兩人合作無間，配合得當，常用此語。

李世民特別重視人才，以致他帳下人才濟濟，像秦瓊、程知節、尉遲敬德等將領都是從敵陣中跑來投奔他的。這從李世民和尉遲敬德的交往可以看出來。

尉遲敬德是宋金剛（隋末農民領袖）手下將領，後歸李世民。李世民繼續讓尉遲敬德統領原屬宋軍的8000人馬。大將屈突通認為這樣做不妥，提議將宋軍8000降兵散編入唐軍。李世民說：「對於一個人，不僅要聞其言，觀其行，也要察其心，我認為尉遲敬德不是出爾反爾的人，公請放心。」

劉武周、宋金剛被打敗之後，占據洛陽的王世充就是最主要的敵人，李淵命李世民率軍攻打洛陽。王世充為人狡詐，他部下許多大將都離他而去，投奔李世民，如秦瓊、程咬金等。凡是到唐軍李世民處的人，都得到優厚待遇。多數州縣的官吏也紛紛投降唐朝。李世民讓這些將官擔任原職，只是換上了唐朝的大旗而已。這種做法，吸引了更多的人投降。

此時的洛陽城，基本上是一座孤城。王世充眼見自己的地盤越來越小，決定秘密收買唐軍中以前的將領。但響應的不多，只有原劉武周部將尋相等幾個人，叛離唐軍返回洛陽。

尋相與尉遲敬德是好朋友，他叛逃以後，李世民手下將尉遲敬德抓了起來，然後告訴李世民，主張殺掉尉遲敬德。李世民堅決不同意，並親自向尉遲敬德賠禮道歉，使他感激不盡。

幾天之後，李世民和尉遲敬德帶領500名騎兵到洛陽城北偵察敵情，被王世充的一萬士兵包圍。瓦崗軍有名的飛將單雄信這時已投降王世充，一馬當先，直取李世民，被尉遲敬德死命擋住，並保護李世民率500騎兵沖出重圍。

李世民雖然年輕，卻沉穩老練，幾次力排眾議，保全了尉遲敬德的性命，關鍵時刻，尉遲敬德立下了大功，保衛了大唐江山，這正是李世民的遠見卓識。

生乙：魏徵其貌不揚，身材不高，但膽量過人，一身正氣。原在李建成部下任職，官位不高。李建成、李元吉作亂被殺，他不但沒有受到株連，反而被新繼位的皇帝李世民晉升為諫議大夫。

魏徵在位期間，不斷進諫。有一天，太宗李世民又與魏徵爭論起來，爭論到最後，太宗承認自己錯了。魏徵說：「臣很榮幸能事奉陛下，但我希望做一個良臣而不是忠臣。」太宗問：「有什麼區別嗎？」魏徵道：「像古代的稷、契等輔助君主使國運長久者，為良臣；如關龍逢、比乾等雖忠心不貳，但本身蒙難，使社稷不保，這些人為忠臣。」

魏徵敢於直諫，使李世民獲益匪淺，太宗不由得敬畏魏徵幾分。有一次，他要出去到南山遊玩，車都備好了，發現魏徵進宮，怕他不同意，沒等魏徵說話，就主動改變了出遊的打算。有一次，太宗正在玩鷂鷹，魏徵來找皇帝有事，李世民怕他批評自己玩鳥，急忙將鷂鷹藏在懷中。等魏徵稟報完事情走了，太宗拿出鷂鷹一瞧，已經憋死了！

魏徵經常在大臣面前與皇帝爭論，幾乎每次爭論都能占上風，使皇上下不來台。有一次，太宗實在覺得丟了面子，散朝回宮後，說非殺了魏徵不可，竟然當著眾臣的面羞辱我。長孫皇後聽罷，立即回內室換了朝服出來。太宗感到奇怪，問道：「你穿朝服干什麼？」長孫皇後回答：「魏徵不顧個人安危，敢於直言犯上，臣妾自愧弗如。臣妾向陛下進言，尚須察言觀色，而魏徵與陛下乃臣君關系，卻剛正不阿，無所畏懼，正是『主明臣直』，魏徵敢直諫，是因陛下開明之故。因此，臣妾特表祝賀。」太宗聽罷，轉怒為喜。

長孫皇後的話是有道理的，魏徵敢於直言，同時說明李世民是開明大度的皇帝，否則，有著生殺大權的皇帝，是難以讓魏徵這樣的大臣活長久的。

李世民的結發之妻長孫皇後，也功不可沒，她的賢德在當時無人不曉。倘若在李世民發狠要殺魏徵時，長孫皇後不全力保護，後果不堪設想。

貞觀十七年正月，魏徵病故。太宗十分悲痛，親自寫了碑文讓石匠刻了，立在魏徵墓前。並且說了留傳千秋的名言：「人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魏徵走了，朕失去一面鏡子。」

於「貞觀之治」一目，包括有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唐太宗開明的治國思想。即課本上提到的唐太宗從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中認識到人民群眾力量的偉大，吸取隋亡教訓，明白統治者不能過分壓榨農民；政府要輕徭薄賦，發展生產；皇帝要勤於政事，善聽正確意見；大臣要廉潔奉公，統治才能鞏固等內容。

2、唐太宗李世民簡介簡短

唐太宗李世民（626年—649年在位），生於武功之別館（今陝西武功），是唐高祖李淵和竇皇後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年號貞觀，是傑出的政治家、戰略家、軍事家、詩人。

李世民少年從軍，曾去雁門關營救隋煬帝。唐朝建立後，李世民官居尚書令、右武侯大將軍，受封為秦國公，後晉封為秦王，先後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等軍閥，在唐朝的建立與統一過程中立下赫赫戰功。

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他門客的建議下，先發制人，於長安城宮城北門玄武門發動政變，兄弟喋血，一舉消滅了建成、元吉的勢力，成為王朝的唯一繼承人。

是年八月初九，他強迫他父親李淵讓位，自己即位為帝，是為唐太宗。次年改年號為「貞觀」。自此開始了他二十三年的統治。

李世民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在國內厲行節約，並使百姓能夠休養生息，終於使得社會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面，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對外開疆拓土，被各族人民尊稱為「天可汗」，為後來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礎，成為中國史上著名的明君。

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649年7月10日），李世民患得了痢疾，醫治無效，於次年五月病死於終南山別墅「含風殿」。他死後被葬在今天陝西禮泉縣東北50多里的山峰上，是為「昭陵」。他的謚號為「文皇帝」。

(2)魏徵治國理政思想短視頻擴展資料

貞觀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間出現的清明政治，經濟復甦，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唐太宗繼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國策，並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

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剋制，虛心納諫；並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並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時年號為「貞觀」（627年—649年） ，故史稱「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唐太宗李世民

3、唐太宗與魏徵治國理政的理念相同嗎？

不相同。作為帝王，需要光明正大的行政，也需要險惡陰暗的權謀。既需要維護自己垂拱天下的偉岸形象，還得有權色在握，翻雲覆雨的自我享受。所以，他的治國理念裡面，理性時為天下嘔心瀝血，感性時為自己卻也是肆意放縱。只不過大多數情況下作為一代明君，李世民都可以讓理智占上風。魏徵則不同。作為臣子，他的治國理念就是讓君王擺脫個人私慾，完全為天下人著想。所以李世民被逼急了，才會在後宮說早晚要殺了這個老村夫！

4、在對待四夷的問題上,上書者與魏徵的主張分別是什麼

上書者：激進派"耀兵振武，懾服四夷"；魏徵：懷柔派「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

（一）德被四夷：淡化矛盾的新思路

一個國家的存在與發展必須以一定的軍事力量做支撐。沒有軍事力量做後盾，繁榮、興盛一切都只能是一個美麗的肥皂泡，看起來五光十色，煞是誘人，但轉瞬之間就會自動破裂，消失於無形。但武力不是萬能的，僅靠武力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在保持一定軍事威懾力的同時，一個成熟、進取的帝國總不忘在治國大計中奉行懷柔遠人的政策。這也使帝國剛毅的背影里帶有了幾許溫柔的韻味，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看來，缺了那一方面都不足以支撐帝國的良性運轉。

唐太宗的治國之術，強調恩威並施，但重點放在所謂懷恩與施惠方面，所以在他統治時期，壓迫形式較為緩和。他不僅對中原漢民族如此，對待邊疆少數民族也是如此。貞觀二十二年（648），唐太宗目睹四夷君長爭相入朝的盛況，高興地對大臣說：「漢武帝窮兵黷武三十多年，使得中原疲弊，但收獲卻甚微；豈能與今日以德服遠、使北方不毛之地都成為大唐編戶之民相比呢！」漢唐向來以盛世並稱，漢武帝與唐太宗都是創建統一大業的一代英主，但兩人對四夷的統御之術卻不盡相同。漢武帝力主用兵，偏重威服，而少懷德化，結果是費力多而收效小。唐太宗鑒於漢武帝的治術之失，轉而側重德化政策，深得四夷人心，結果是費力少收效大。

其實，留給貞觀君臣的歷史教訓並不僅只有漢武帝，數年前隋煬帝大攘四夷、經營八紘，以武力號令天下，致使周邊民族怨聲載道，反抗的怒火不時噴發出來灼燒風雨飄搖之中的大隋帝國。活生生的例子不能不給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貞觀君臣敲響警鍾，重「德化」而輕「力服」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貞觀時期主要的對外策略了。

貞觀時期得以推行「懷柔」策略，與魏徵的積極推動關系密切。晚年唐太宗面對萬邦來朝的盛世勛業，深情地回憶剛剛即位時，有人勸他「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聯從此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貞觀政要》卷五《誠信》）。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亦可以誤國，誠非虛言。

不過，「布德施惠」、懷柔遠人一旦作為一個原則和指導被貫徹在對外活動中，總會需要多樣措施保障這一政策的貫徹和執行。那麼，唐太宗又採用了那些措施在政治實踐中貫徹這一原則呢？優待，破格地優待，這無疑是首要而必須的。唐太宗也確是如此力行的，他努力把唐帝國博大的胸懷和淳厚的德行做成精美而又碩大的「蛋糕」投向異域民眾。自然，最先且最大的受惠者是各民族的君長。對歸附後入朝的可汗或國王，唐朝大都授予顯貴的武職或封爵，死後致祭，且令子弟襲職，有的還賜姓李，作為宗室看待。唐太宗對戰敗投降或被俘的可汗們也同樣予以優待。初唐大敵頡利可汗被俘後，唐太宗雖恨他反復無常，但仍舊歸還他的家屬，並授予右衛大將軍之職，賜田宅，死後，仍贈為歸義王，其子襲爵。盡管高昌王鞠智盛直到兵臨城下才投降，仍被授左武衛將軍，封金城縣公。

優待的受眾和范圍必須擴大，只有如此，才能讓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方面體會到大唐天子的恩惠，讓更多的人心歸大唐總比只收攏幾個上層人士效用更強，作用更大，這是再明白不過的事了。唐王朝對歸附或征服的少數民族民眾，在一定的限期內都不徵收賦稅徭役。「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免除賦稅徭役)十年。」（《新唐書•食貨志》）減免賦役，無疑從根本上解除了歸附少數民族最關心的當務之急和後顧之憂。

除了減免賦役，唐政府還在生活上救濟少數民族的困難，改善他們的生活。唐初就規定：如果未歸附的民族原聚居地區荒遠或受到侵掠，則將為他們所設的羈縻州僑治於接近邊塞的州縣。為突厥所設的順州初置於幽、靈二州之內，貞觀六年（632）乃僑治於營州南部的五柳城。新的僑居地都是自然條件較好、適合生產、生活的地方。有些民族的人民被其他民族所俘掠，唐朝也盡可能地把他們贖買出來並送還本籍。貞觀二十—年（647），唐朝出錢贖回被掠到大漠南北去的漢人時，也通令「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擄者，亦令贖還」（《資治通鑒》卷一九八）。

武力征伐勞民傷財，不到萬不得已，唐太宗從不輕易對外用兵。不逞強黷武，不好大喜功，這對於一位馬上得天下的帝王來說，實屬難得。貞觀四年（630），有大臣上言，說林邑國(今越南境內)所上表疏大失君臣之禮，請發兵征討。太宗回應說：「兵器是凶險之具，不得已才使用。所以漢光武帝說：『每次發兵，不知不覺地頭發鬍子都白了。』自古以來窮兵黷武的人，沒有不滅亡的。苻堅自恃兵強，想吞並東晉，興兵百萬，一戰滅亡。隋煬帝也曾想吞並高麗，兵役連年，人民都怨苦不堪，結果煬帝死於匹夫之手。再如突厥頡利可汗，往年頻繁地侵擾我們國家，部落疲於徵兵打仗，最終導致滅亡。現在我了解到這些教訓，哪裡能輕易用兵呢？只要出兵，就要經歷高山險阻，路過那瘴病叢生之地。如果我的兵士們身患疾疫，即便消滅了南方蠻寇，於事何補？只是言辭不周之事，何至於兵戎相見呢？」最後，還是拒絕發兵。 唐太宗精心選擇治理民族事務的官員，任命「達蕃情識利害」者擔任邊州長官。貞觀元年（627），他任命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李大亮對散處伊吾的突厥余部和其他部族「以綏集之，多所降附」（《舊唐書•李大亮傳》）。貞觀四年（630），朔州刺史張儉招集思結族飢民，來則妥善安排，不來者聽其自便，並且不禁止分處兩地的親屬私下交往，對待境內的夷族厚道寬仁。貞觀十六年（642），任命郭孝恪為安西都護府都護，他對雜居高昌的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推誠撫御，鹹得其歡心」（《資治通鑒》卷一九六）。

唐太宗對邊吏的任職期限也有相應的措施。大體說來，稱職者，任期長；不稱職者，任期短。李勣於並州大都督任內，「令行禁止，號為稱職」（《舊唐書•李勣傳》），「民夷懷服」（《資治通鑒》卷一九六）。為此，讓他任這一職務長達十六年之久。文州地處邊陲，華夷錯居，吏治不善必損及懷柔政策的貫徹，唐太宗堅決撤換犯貪污罪的遂安公壽的交州都督之職。

必須指出，強調德化四夷並非主張放棄使用武力。德化政策是以威服為後盾的，也就是李世民所強調的「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全唐文》卷一○《金鏡》）。

唐太宗德被四夷的政策，使各民族心悅誠服，唐太宗生前，他們無不忠心耿耿，全力事唐。太宗死後，個個如喪考妣，以致出現了許多感人至深的景象：「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發、剺面、割耳，流血灑地」，「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資治通鑒》卷一九九）。所謂剪發、剺面、割耳都是少數民族對其酋長死亡時的哀悼喪俗，他們各以本族的喪俗表達對太宗的哀思，這正是他們把唐太宗這個「天可汗」當作統一多民族國家最高君主看待的有力證據。

唐太宗推行「綏之以德」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華、夷之間的差異，使隋末以來日趨緊張的民族矛盾得到緩和，民族關系得到改善。

「德化」有時會產生比「刀劍」更大的能量，不是嗎？

5、以人為鏡子才能真正看清自是哪個名人說的

唐朝著名的諫臣魏徵
魏徵簡介
魏徵（580－643）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從小喪失父母，家境貧寒，但喜愛讀書，不理家業，曾出家當過道士。隋大業末年，魏徵被隋武陽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東北）丞元寶藏任為書記。元寶藏舉郡歸降李密後，他又被李密任為元帥府文學參軍，專掌文書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敗後，魏徵隨其入關降唐，但久不見用。次年，魏徵自請安撫河北，詔准後，乘驛馳至黎陽（今河南浚縣），勸嵛李密的黎陽守將徐世績歸降唐朝。不久，竇建德攻佔黎陽，魏徵被俘。竇建德失敗後，魏徵又回到長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為東宮僚屬。魏徵看到太子與秦王李世民的沖突日益加深，多次勸建成要先發制人，及早動手。

玄武門之變以後，李世民由於早就器重他的膽識才能，非但沒有怪罪於他，而且還把他任為諫官之職，並經常引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誠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據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徵問道：「何謂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宮，不見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趙高，直到天下大亂以後，自己還被蒙在鼓裡；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縣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對這番話深表贊同。

貞觀元年（627），魏徵被升任尚書左丞。這時，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親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溫彥博調查此事。結果，查無證據，純屬誣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轉告魏徵說：「今後要遠避嫌疑，不要再惹出這樣的麻煩。」魏徵當即面奏說：「我聽說君臣之間，相互協助，義同一體。如果不講秉公辦事，只講遠避嫌疑，那麼國家興亡，或未可知。」並請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詢問忠臣和良臣有何區別，魏徵答道：「使自己身獲美名，使君主成為明君，子孫相繼，福祿無疆，是為良臣；使自己身受殺戮，使君主淪為暴君，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是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遠。」太宗點頭稱是。

貞觀二年（628），魏徵被授秘書監，並參掌朝政。不久，長孫皇後聽說一位姓鄭的官員有一位年僅十六七歲的女兒，才貌出眾，京城之內，絕無僅有。便告訴了太宗，請求將其納入宮中，備為嬪妃。太宗便下詔將這一女子聘為妃子。魏徵聽說這位女子已經許配陸家，便立即入宮進諫：「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居住在宮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著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無飢寒之患；嬪妃滿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現在鄭民之女，早已許配陸家，陛下未加詳細查問，便將她納入宮中，如果傳聞出去，難道是為民父母的道理嗎？」太宗聽後大驚，當即深表內疚，並決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齡等人卻認為鄭氏許人之事，子虛烏有，堅持詔令有效。陸家也派人遞上表章，聲明以前雖有資財往來，並無訂親之事。這時、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來魏徵詢問。魏徵直截了當地說：「陸家其所以否認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後藉此加害於他。其中緣故十分清楚。不足為怪。」太宗這才恍然大悟，便堅決地收回了詔令。

由於魏徵能夠犯顏直諫，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所以，唐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嶺山中打獵取樂，行裝都已准備妥當，但卻遲遲未能成行。後來，魏徵問及此事，太宗笑著答道：「當初確有這個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進諫，所以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還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隻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當他看見魏徵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鳥藏在懷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鷂子悶死在懷中。

貞觀六年，群臣都請求太宗去泰山封禪。藉以炫耀功德和國家富強，只有魏徵表示反對。唐太宗覺得奇怪，便向魏徵問道：「你不主張進行封禪，是不是認為我的功勞不高、德行不尊、中國未安、四夷末服、年穀未豐、祥瑞末至嗎？」魏徵回答說：「陛下雖有以上六德，但自從隋末天下大亂以來，直到現在，戶口並未恢復，倉庫尚為空虛，而車駕東巡，千騎萬乘，耗費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況且陛下封禪，必然萬國咸集，遠夷君長也要扈從。而如今中原一帶，人煙稀少，灌木叢生，萬國使者和遠夷君長看到中國如此虛弱，豈不產生輕視之心？如果賞賜不周，就不會滿足這些遠人的慾望；免除賦役，也遠遠不能報償百姓的破費。如此僅圖虛名而受實害的事，陛下為甚麼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數州暴發了洪水，封禪之事從此停止。

貞觀七年（633），魏徵代王珪為侍中。同年底，中牟縣丞皇甫德參向太宗上書說：「修建洛陽宮，勞弊百姓；收取地租，數量太多；婦女喜梳高髻，宮中所化。」太宗接書大怒，對宰相們說：「德參想讓國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無發，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參誹謗之罪。魏徵諫道：「自古上書不偏激，不能觸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善而從。請陛下想想這個道理。」最後還強調說：「陛下最近不愛聽直言，雖勉強包涵，已不像從前那樣豁達自然。」唐太宗覺得魏徵說得入情入理，便轉怒為喜，不但沒有對皇甫德參治罪，還把他提升為監察御史。

貞觀十年（636），魏徵奉命主持編寫的《隋書》、《周書》、《梁書》、《陝書》、《齊書》（時稱五代史）等，歷時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書》的序論、《梁書》、《陳書》和《齊書》的總論都是魏徵所撰，時稱良史。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請求解除侍中之職。唐太宗雖將其任為特進這一散職，但仍讓其主管門下省事務，其俸祿、賞賜等一切待遇都與侍中完全相同。

貞觀十二年（638），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他還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貞觀十六年（642），魏徵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唐太宗立即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徵營構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弔唁，痛哭失聲，並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留有《魏鄭公文集》與《魏鄭公詩集》，《全唐詩》錄存其詩一卷。

魏徵的明君暗君之別，創業守成之辨

「為君之道」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治國，魏徵也深深明白這一點。他總是適時地利用太宗的一些發問，來闡述自己的治國理念，不僅解決了太宗的疑難，也達到了規勸的目的。這也是魏徵的聰明之處。

貞觀元年（627），太宗剛剛即位，對於為君還充滿了疑惑。有一天他問魏徵：「愛卿，你說何為明君，何為暗君？」

魏徵聽到此問，心中一動，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話嗎。他從容答道：「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主如果能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就可稱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個人的說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聵的君王了。昔日堯經常咨詢下民的意見，所以有苗的惡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於聽取四面八方的聲音，故共、鯀、歡兜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視聽。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趙高，最終導致亡國；梁武帝任用朱異一人，才引發侯景之亂；隋煬帝偏聽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亂而不自知。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應該兼聽廣納，這樣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而不會受到一兩個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點頭稱善，說：「若不是因為有了愛卿，朕聽不到這樣的話啊！」

君主應該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也同樣是儒家治國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內容。魏徵繼承了這種思想，並通過太宗運用到了貞觀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個原則在貞觀前期的決策中得到了比較好的堅持，太宗遇事經常會與朝臣們廣泛地討論。而這也是貞觀政治風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貞觀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問道：「諸位愛卿，你們說說，是創業難啊還是守成難呢？」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隋末天下大亂，群雄競起。陛下身經百戰，歷經重重危險，才打下今日江山，這么說來自然是創業更難。」

魏徵回答說：「帝王剛開始創業的時候，都是天下大亂。亂世方顯英雄本色，也才能獲得百姓的擁戴。而得天下之後，漸漸有了驕逸之心，為滿足自己的慾望不斷濫用民力，最終導致國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難啊。」

太宗總結說：「玄齡當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備嘗艱苦，所以覺得創業難。魏徵與朕一起治理天下，擔心朕生出驕逸之心，把國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覺得守成更難。現在創業時期的困難已經成為往事了，守業的艱辛，朕跟大家一起謹慎面對吧。」

群臣都賀：「陛下能這樣想，真是國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貞觀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難易的問題，魏徵說：「守業很難啊。」太宗反問：「只要任用賢能之人，虛心接受進諫，不就可以了。為何說很難呢？」魏徵進一步作了發揮，說：「看看自古而來的帝王，在憂患危險的時候，往往能夠任賢受諫。但到了天下安樂之時，必定會懈怠，這樣日積月累，問題漸漸出現，最終導致國家危亡。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寧還能心懷憂懼，豈不是很難嗎？」

其實，創業與守成，打天下與治天下，是歷史上經常被討論的有關君道政體的一個重要話題。辯證地看，創業與守成同樣是艱難的。創業時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頑強的意志和堅韌不拔的精神。等到戰勝了所有的敵手建立了新政權之後，從艱苦的戰爭年代走過來的人，似乎還有想想都後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說，房玄齡經歷過戰爭的艱苦，九死而後生，所以知道創業的艱難。但是，在新政權建立起來之後，如果還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睡大覺，變得驕傲自滿，放縱自己的慾望，不再關心人民疾苦，就會引起新的社會矛盾，導致政權的衰亡。魏徵認為，打天下還存在著「天授人與」的機遇，只要順應時勢人心，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而治天下就必須始終保持謹慎的頭腦，不能對個人的慾望有絲毫的放縱，這才是最難的。

其實魏徵也是經歷過隋末動亂的，只不過在太宗掌權以前，沒有跟隨他奪取皇位而已。說他不懂得創業的艱難，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養令他比房玄齡更明白這個時候應該關注的是守成、是治國。當然也是因為魏徵沒有創業的功勞可居，沒有那方面的發言權罷了。

關於魏徵的幾個小故事
魏徵，字玄成。唐初政治家。巨鹿（今河北巨鹿）人。少孤貧，曾出家為道人。隋末參加瓦崗軍，李密敗，降唐。歸唐後跟隨李建成，為太子洗馬。太宗即位後，任諫議大夫。後任秘書監，參預朝政，封鄭國公。魏徵與李世民是封建社會中罕見的一對君臣：魏徵敢於直諫，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徵「犯上」，所言多被採納。因此，他們被稱作理想的君臣。
(一)
玄武門之變後，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發，東宮有個官員，名叫魏徵，曾經參加過李密和竇建德的起義軍，李密和竇建德失敗之後，魏徵到了長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過事，還曾經勸說建成殺害秦王。
秦王聽了，立刻派人把魏徵找來。
魏徵見了秦王，秦王板起臉問他說：「你為什麼在我們兄弟中挑撥離間？」
左右的大臣聽秦王這樣發問，以為是要算魏徵的老賬，都替魏徵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徵卻神態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說：「可惜那時候太子沒聽我的話。要不然，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
秦王聽了，覺得魏徵說話直爽，很有膽識，不但沒責怪魏徵，反而和顏悅色地說：「這已經是過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二）
有一次，唐太宗問魏徵說：「歷史上的人君，為什麼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徵說：「多聽聽各方面的意見，就明智；只聽單方面的話，就昏庸（文言是『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他還舉了歷史上堯、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等例子，說：「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夠採納下面的意見，那末下情就能上達，他的親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連連點頭說：「你說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讀完隋煬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說：「我看隋煬帝這個人，學問淵博，也懂得堯、舜好，桀、紂不好，為什麼干出事來這么荒唐？」
魏徵介面說：「一個皇帝光靠聰明淵博不行，還應該虛心傾聽臣子的意見。隋煬帝自以為才高，驕傲自信，說的是堯舜的話，乾的是桀紂的事，到後來糊里糊塗，就自取滅亡了。」
（三）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隻雄健俊逸的鷂子，他讓鷂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來跳去，賞玩得高興時，魏徵進來了。太宗怕魏徵提意見，迴避不及，趕緊把鷂子藏到懷里。這一切早被魏徵看到，他稟報公事時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時間。太宗不敢拿出鷂子，結果鷂子被憋死在懷里。
（四）
有一次，魏徵在上朝的時候，跟唐太宗爭得面紅耳赤。唐太宗實在聽不下去，想要發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丟了自己接受意見的好名聲，只好勉強忍住。退朝以後，他憋了一肚子氣回到內宮，見了他的妻子長孫皇後，氣沖沖地說：「總有一天，我要殺死這個鄉巴佬！」
長孫皇後很少見太宗發那麼大的火，問他說：「不知道陛下想殺哪一個？」
唐太宗說：「還不是那個魏徵！他總是當著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實在忍受不了！」
長孫皇後聽了，一聲不吭，回到自己的內室，換了一套朝見的禮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驚奇地問道：「你這是干什麼？」
長孫皇後說：「我聽說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現在魏徵這樣正直，正說明陛下的英明，我怎麼能不向陛下祝賀呢！」
這一番話就像一盆清涼的水，把太宗滿腔怒火澆熄了。
公元643年，直言敢諫的魏徵病死了。唐太宗很難過，他流著眼淚說：「一個人用銅作鏡子，可以照見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歷史作鏡子，可以看到國家興亡的原因；用人作鏡子，可以發現自己做得對不對。魏徵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鏡子了。」
「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這堪稱對魏徵人生價值的最佳注釋。

6、唐太宗李世民是怎樣治國理政的？對你有什麼啟發？

1、政治上

（1）唐太宗能夠汲取隋亡教訓，居安思危，知人善任。唐太宗任用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賢臣，並且虛心納諫，接收魏徵等人的批評；

（2）實行以德治國，寬緩刑罰的政策，緩解社會矛盾。

（3）精簡機構，勤政節儉。裁撤冗官，澄清吏治；

（4）完善科舉制度，擴大國學規模，選拔人才；

（5）完善「三省六部制」，國家運轉井井有條。

2、經濟上

唐太宗實行以民為本，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政策。實行重視農業生產，使凋敝的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的恢復；

3、民族政策上

唐太宗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堅決打擊突厥的進犯，但是寬厚對待突厥首領和人民，邊疆各族尊唐太宗為「天可汗」；另一方面，加強漢藏關系，文成公主和松贊干布和親，密切了唐蕃關系。

4、對外交往上

派玄奘西遊天竺，加強中印兩國之間的友好往來和交流。

(6)魏徵治國理政思想短視頻擴展資料：

李世民在位期間，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對內以文治天下，虛心納諫，厲行節約，勸課農桑，使百姓能夠休養生息，國泰民安，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

對外開疆拓土，攻滅東突厥與薛延陀，征服高昌、龜茲、吐谷渾，重創高句麗，設立安西四鎮，各民族融洽相處，被各族人民尊稱為「天可汗」，為後來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礎。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為人所津律樂道，頌揚備至。學界對他的雄才偉略和他對中國歷史所作出的重大貢獻都給予積極的肯定。

李世民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爭中起著領導作用，唐太宗玄武門之變的勝利，在客觀上對唐初社會歷史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

唐太宗不歧視少數民族，除對突厥的侵擾用兵外，主要是採用懷柔的政治手段處理民族問題，方法妥當，政策開明，有利於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

7、孟子和魏徵的治國觀有何相同之處

魏徵是學習歷史的人最為熟悉的一個人物。唐代前期在正史和野史中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大都與魏徵有關。魏徵是一個被神化了的人物，有點類似演義中的諸葛亮。不過兩人的性格不同。諸葛亮是以謹慎著稱的，而魏徵是以犯顏直諫聞名的。毛澤東講「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就是魏徵的名言。魏徵和唐太宗的關系．被史學界認為是封建社會歷史上最好的君臣關系之一。魏徵死的時候唐太宗大哭，認為失了一面鏡子。那個著名的「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典故就來源於此。有人講，沒有魏徵就沒有唐太宗時期的貞觀之治，這種說法頗具道理。歷史上的魏徵確是唐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是佐成貞觀之治的大唐名相。今天我們講他的治道政術很多都在《貞觀政要》有記載。所謂政要，也就是治理國家的主要政治思想。可以概括為「一個核心、五個要點」。
一個核心就是怎樣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這是魏徵治道政術的中心議題．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治國理政的核心目標。唐太宗是通過戰爭和政變取得天下的，對如何治理好天下，確實缺乏理論和實踐上的准備。所以對怎樣治理好國家．保證政權不得而復失，不重蹈隋朝滅亡的歷史覆轍，一直是唐太宗的頭等大事。他經常與群臣探討如何治理國家，其核心就是如何守業問題。所以在創業與守業的關繫上，強調要害是守業，用唐太宗自己的話說就是「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這其中最主要的謀臣就是魏徵。有人說，魏徵是唐太宗治道政術中的核心人物是不過分的。怎樣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呢，魏徵的主要思想有五個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德治國」的總方略。用什麼方略治國，這是治國理政的首要問題．是任何一個統治者必須回答和解決的頭等大事。從當時的情況看，唐太宗奪取政權後，用什麼樣的指導思想治理國家，存在著嚴重分歧。一派是以封德彝為代表．認為天下這么亂，必須採取嚴厲鎮壓的政策．否則是不能安定天下的。結果是越鎮壓越混亂，唐太宗在鎮壓竇建德起義軍余部劉黑闥的過程還險遭覆滅。魏徵主張用教化、行德治，認為「大亂之後人心思定，」建議太宗實行教化。他講「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活得好好的，你去教育他要這樣要那樣，他不一定聽你的；如果他在很危困的時候，你告訴他如何做，他是很容易聽的。結果唐太宗採納了魏徵的建議，確定了實行教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以德治國方針，並努力實行，被稱為「力行不倦」(也就是說就這樣幹了，不爭論了)。在短短幾年時間里．迎來了海內康平的大好局面。唐太宗感慨地說：「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行華夏安寧，遠戎賓服。」以德治國的方針在唐初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魏徵對於大亂之後人心思治的政治態勢准確判斷，採取了順應民心民意的政策。「以教化為主」造就了和諧穩定的政治局面。
第二，總結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決策原則。這一點太重要了，甚為毛澤東所稱道。如果說魏徵有多少民主思想，那不符合事實。但是魏徵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能夠悟出多聽一個人的意見，就減少一分片面性，這是了不起的。唐太宗問他，怎樣才算是明主呢，也就是怎樣才能做到正確決策，減少失誤呢?魏徵確定地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貞觀政要》卷中這樣記載：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問魏徵日：「何謂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然後他列舉歷史上由於偏聽偏信而導致家破國亡的三個典型事例，得出結論：「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這一點對我們今天的領導有很現實的意義。
第三，強調守天下比打天下難的政治規律。典型事例是唐太宗與眾大臣討論創業與守成孰難的問題，魏徵認為守成難。這其中有很強的辯證思想，與時俱進抓住了重點。這件事發生在貞觀十年，據《貞觀政要》，唐太宗問大臣們，帝王的功業，草創和守成，哪個更難?房玄齡說，創業難，魏徵說守成難。唐太宗說，創業也難，守成也難。玄齡昔從我安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而且魏徵認為打天下存在著「天授人與」的機遇，只要符合最廣大人民的要求，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而治天下就必須始終保持謹慎的頭腦，不能對個人的慾望有絲毫的放鬆，這才是最難的，很深刻啊。
第四，提出居安思危、善始慎終的重要思想。貞觀十一年魏徵寫下了著名的《諫太宗十思疏》，指出唐太宗「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的思想苗頭。這在當時是很有針對性的。政權穩固，社會經濟發展以後，唐太宗的封建帝王的固有毛病逐漸表露出來。貞觀十三年．魏徵上了著名的《諫太宗十漸不克終疏》，指出唐太宗在私德方面有可能導致不能善終的十個變化。在貞觀十五年，魏徵在與唐太宗再次討論守天下難易時。對「善始慎終」的思想又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豈不為難?」這些都為貞觀之治局面能夠持續較長時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五，把君主的個人修養提升到保持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貞觀政要》的第一篇就是「為君之道」。魏徵告訴唐太宗，「未聞身治而國亂者」。可見領導者的個人修養從來就不是小事。魏徵對君主既敢於規勸又善於規勸，這一點應該是創造了歷史之最。有時候皇帝剛要放縱一下，還得問魏徵來沒來，如果來了趕緊停止。別人提意見一條兩條就夠大膽的了。而他一提就是十來條，沒有點膽量能行嗎?為什麼魏徵能夠這么大膽呢？除了一種責任和對封建統治者的忠誠之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魏徵這個人確實很有智慧，他勸諫的角度都是從維護君主的統治出發，把君主的個人修養提升到保持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所以他的勸諫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正直而與皇帝對著干。
魏徵說過一段這樣的話：「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為忠臣。」太宗說：「忠良有異乎?」征說：「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也就是雙贏)，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也就是兩輸)，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說：「君但莫諱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這里邊包含了四層意思．一是我提意見完全是為了國家社稷，而不是為了個人私利，甚至於也不是為了落個好名聲；二是這樣做有兩種結果，要麼君臣都好，要麼君臣都壞，一個是「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也就是說好壞昭然若揭，你看著辦吧；三是這樣不同的結果出現，主要原因在君主。如果為臣的不說不提，那麼主要責任在臣下，是「有所欺」；如果臣下提出了，主上不採納，那主要原因則在主上，現在我魏徵是把該說的都說了，就看你皇帝怎麼辦了。把球踢給了皇帝；四是又以非常誠懇的態度要求皇帝一定要讓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為忠臣」。講得多好啊。很有人情味。體現了一種大智慧。

8、《新唐書》魏徵傳

魏徵（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陽（今河北晉縣）人，從小喪失父母，家境貧寒，但喜愛讀書，不理家業，曾出家當過道士。隋大業末年，魏徵被隋武陽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東北）丞元寶藏任為書記。元寶藏舉郡歸降李密後，他又被李密任為元帥府文學參軍，專掌文書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敗後，魏徵隨其入關降唐，但久不見用。次年，魏徵自請安撫河北，詔准後，乘驛馳至黎陽（今河南浚縣），勸嵛李密的黎陽守將徐世績歸降唐朝。不久，竇建德攻佔黎陽，魏徵被俘。竇建德失敗後，魏徵又回到長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為東宮僚屬。魏徵看到太子與秦王李世民的沖突日益加深，多次勸建成要先發制人，及早動手。

玄武門之變以後，李世民由於早就器重他的膽識才能，非但沒有怪罪於他，而且還把他任為諫官之職，並經常引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誠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據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徵問道：「何謂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宮，不見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趙高，直到天下大亂以後，自己還被蒙在鼓裡；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縣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對這番話深表贊同。

貞觀元年（627），魏徵被升任尚書左丞。這時，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親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溫彥博調查此事。結果，查無證據，純屬誣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轉告魏徵說：「今後要遠避嫌疑，不要再惹出這樣的麻煩。」魏徵當即面奏說：「我聽說君臣之間，相互協助，義同一體。如果不講秉公辦事，只講遠避嫌疑，那麼國家興亡，或未可知。」並請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詢問忠臣和良臣有何區別，魏徵答道：「使自己身獲美名，使君主成為明君，子孫相繼，福祿無疆，是為良臣；使自己身受殺戮，使君主淪為暴君，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是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遠。」太宗點頭稱是。

貞觀二年（628），魏徵被授秘書監，並參掌朝政。不久，長孫皇後聽說一位姓鄭的官員有一位年僅十六七歲的女兒，才貌出眾，京城之內，絕無僅有。便告訴了太宗，請求將其納入宮中，備為嬪妃。太宗便下詔將這一女子聘為妃子。魏徵聽說這位女子已經許配陸家，便立即入宮進諫：「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居住在宮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著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無飢寒之患；嬪妃滿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現在鄭民之女，早已許配陸家，陛下未加詳細查問，便將她納入宮中，如果傳聞出去，難道是為民父母的道理嗎？」太宗聽後大驚，當即深表內疚，並決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齡等人卻認為鄭氏許人之事，子虛烏有，堅持詔令有效。陸家也派人遞上表章，聲明以前雖有資財往來，並無訂親之事。這時、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來魏徵詢問。魏徵直截了當地說：「陸家其所以否認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後藉此加害於他。其中緣故十分清楚。不足為怪。」太宗這才恍然大悟，便堅決地收回了詔令。

由於魏徵能夠犯顏直諫，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所以，唐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嶺山中打獵取樂，行裝都已准備停當，但卻遲遲未能成行。後來，魏徵問及此事，太宗笑著答道：「當初確有這個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進諫，所以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還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隻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當他看見魏徵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鳥藏在懷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鷂子悶死在懷中。

貞觀六年，群臣都請求太宗去泰山封禪。藉以炫耀功德和國家富強，只有魏徵表示反對。唐太宗覺得奇怪，便向魏徵問道：「你不主張進行封禪，是不是認為我的功勞不高、德行不尊、中國未安、四夷末服、年穀未豐、祥瑞末至嗎？」魏徵回答說：「陛下雖有以上六德，但自從隋末天下大亂以來，直到現在，戶口並未恢復，倉庫尚為空虛，而車駕東巡，千騎萬乘，耗費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況且陛下封禪，必然萬國咸集，遠夷君長也要扈從。而如今中原一帶，人煙稀少，灌木叢生，萬國使者和遠夷君長看到中國如此虛弱，豈不產生輕視之心？如果賞賜不周，就不會滿足這些遠人的慾望；免除賦役，也遠遠不能報償百姓的破費。如此僅圖虛名而受實害的事，陛下為甚麼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數州暴發了洪水，封禪之事從此停止。

貞觀七年（633），魏徵代王珪為侍中。同年底，中牟縣丞皇甫德參向太宗上書說：「修建洛陽宮，勞弊百姓；收取地租，數量太多；婦女喜梳高髻，宮中所化。」太宗接書大怒，對宰相們說：「德參想讓國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無發，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參誹謗之罪。魏徵諫道：「自古上書不偏激，不能觸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善而從。請陛下想想這個道理。」最後還強調說：「陛下最近不愛聽直言，雖勉強包涵，已不像從前那樣豁達自然。」唐太宗覺得魏徵說得入情入理，便轉怒為喜，不但沒有對皇甫德參治罪，還把他提升為監察御史。

貞觀十年（636），魏徵奉命主持編寫的《隋書》、《周書》、《梁書》、《陝書》、《齊書》（時稱五代史）等，歷時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書》的序論、《梁書》、《陳書》和《齊書》的總論都是魏徵所撰，時稱良史。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請求解除侍中之職。唐太宗雖將其任為特進這一散職，但仍讓其主管門下省事務，其俸祿、賞賜等一切待遇都與侍中完全相同。

貞觀十二年（638），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他還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貞觀十六年（642），魏徵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唐太宗立即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徵營構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弔唁，痛哭失聲，並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留有《魏鄭公文集》與《魏鄭公詩集》，《全唐詩》錄存其詩一卷。

魏徵的明君暗君之別，創業守成之辨

「為君之道」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治國，魏徵也深深明白這一點。他總是適時地利用太宗的一些發問，來闡述自己的治國理念，不僅解決了太宗的疑難，也達到了規勸的目的。這也是魏徵的聰明之處。

貞觀元年（627），太宗剛剛即位，對於為君還充滿了疑惑。有一天他問魏徵：「愛卿，你說何為明君，何為暗君？」

魏徵聽到此問，心中一動，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話嗎。他從容答道：「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主如果能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就可稱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個人的說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聵的君王了。昔日堯經常咨詢下民的意見，所以有苗的惡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於聽取四面八方的聲音，故共、鯀、歡兜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視聽。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趙高，最終導致亡國；梁武帝任用朱異一人，才引發侯景之亂；隋煬帝偏聽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亂而不自知。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應該兼聽廣納，這樣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而不會受到一兩個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點頭稱善，說：「若不是因為有了愛卿，朕聽不到這樣的話啊！」

君主應該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也同樣是儒家治國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內容。魏徵繼承了這種思想，並通過太宗運用到了貞觀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個原則在貞觀前期的決策中得到了比較好的堅持，太宗遇事經常會與朝臣們廣泛地討論。而這也是貞觀政治風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貞觀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問道：「諸位愛卿，你們說說，是創業難啊還是守成難呢？」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隋末天下大亂，群雄競起。陛下身經百戰，歷經重重危險，才打下今日江山，這么說來自然是創業更難。」

魏徵回答說：「帝王剛開始創業的時候，都是天下大亂。亂世方顯英雄本色，也才能獲得百姓的擁戴。而得天下之後，漸漸有了驕逸之心，為滿足自己的慾望不斷濫用民力，最終導致國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難啊。」

太宗總結說：「玄齡當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備嘗艱苦，所以覺得創業難。魏徵與朕一起治理天下，擔心朕生出驕逸之心，把國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覺得守成更難。現在創業時期的困難已經成為往事了，守業的艱辛，朕跟大家一起謹慎面對吧。」

群臣都賀：「陛下能這樣想，真是國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貞觀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難易的問題，魏徵說：「守業很難啊。」太宗反問：「只要任用賢能之人，虛心接受進諫，不就可以了。為何說很難呢？」魏徵進一步作了發揮，說：「看看自古而來的帝王，在憂患危險的時候，往往能夠任賢受諫。但到了天下安樂之時，必定會懈怠，這樣日積月累，問題漸漸出現，最終導致國家危亡。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寧還能心懷憂懼，豈不是很難嗎？」

其實，創業與守成，打天下與治天下，是歷史上經常被討論的有關君道政體的一個重要話題。辯證地看，創業與守成同樣是艱難的。創業時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頑強的意志和堅韌不拔的精神。等到戰勝了所有的敵手建立了新政權之後，從艱苦的戰爭年代走過來的人，似乎還有想想都後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說，房玄齡經歷過戰爭的艱苦，九死而後生，所以知道創業的艱難。但是，在新政權建立起來之後，如果還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睡大覺，變得驕傲自滿，放縱自己的慾望，不再關心人民疾苦，就會引起新的社會矛盾，導致政權的衰亡。魏徵認為，打天下還存在著「天授人與」的機遇，只要順應時勢人心，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而治天下就必須始終保持謹慎的頭腦，不能對個人的慾望有絲毫的放縱，這才是最難的。

其實魏徵也是經歷過隋末動亂的，只不過在太宗掌權以前，沒有跟隨他奪取皇位而已。說他不懂得創業的艱難，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養令他比房玄齡更明白這個時候應該關注的是守成、是治國。當然也是因為魏徵沒有創業的功勞可居，沒有那方面的發言權罷了。
這是《新唐書》魏徵傳的譯文
看看對你有沒有幫助。

9、《貞觀政要》反映了怎樣的治國安邦之術？

你好，反映了治國安邦就需要善用人才這個道理。

10、有關賢臣良將輔佐君臣的故事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館陶（今屬河北）人。

魏徵從小喪失父母，家境貧寒，但喜愛讀書，不理家業，曾出家當過道士。隋大業末年，魏徵被隋武陽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東北）丞元寶藏任為書記。元寶藏舉郡歸降李密後，他又被李密任為元帥府文學參軍，專掌文書卷宗 。

唐初，先任太子李建成洗馬。唐太宗即位後，愛惜徵才，拜為諫議大夫，貞觀三年（629年）任秘書監，參予朝政，校定秘府圖籍。後一度拜相任待中，封鄭國公。魏徵不僅有卓越的文治武功，而且有一套系統的政治思想，總結了歷代治國安邦之道，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上是無與倫比的。卒時，太宗悲慟之極，謂侍臣：「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資治通鑒》卷一九六）。

著有《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等。其言論多見《貞觀政要》。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敗後，魏徵隨其入關降唐，但久不見用。次年，魏徵自請安撫河北，詔准後，乘驛馳至黎陽（今河南浚縣），勸嵛李密的黎陽守將徐世績歸降唐朝。不久，竇建德攻佔黎陽，魏徵被俘。竇建德失敗後，魏徵又回到長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為東宮僚屬。魏徵看到太子與秦王李世民的沖突日益加深，多次勸建成要先發制人，及早動手。

玄武門之變以後，李世民由於早就器重他的膽識才能，非但沒有怪罪於他，而且還把他任為諫官之職，並經常引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誠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據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徵問道：「何謂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宮，不見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趙高，直到天下大亂以後，自己還被蒙在鼓裡；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縣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對這番話深表贊同。

貞觀元年（837），魏徵被升任尚書左丞。這時，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親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溫彥博調查此事。結果，查無證據，純屬誣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轉告魏徵說：「今後要遠避嫌疑，不要再惹出這樣的麻煩。」魏徵當即面奏說：「我聽說君臣之間，相互協助，義同一體。如果不講秉公辦事，只講遠避嫌疑，那麼國家興亡，或未可知。」並請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詢問忠臣和良臣有何區別，魏徵答道：「使自己身獲美名，使君主成為明君，子孫相繼，福祿無疆，是為良臣；使自己身受殺戮，使君主淪為暴君，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是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遠。」太宗點頭稱是。

貞觀二年（628），魏徵被授秘書監，並參掌朝政。不久，長孫皇後聽說一位姓鄭的官員有一位年僅十六七歲的女兒，才貌出眾，京城之內，絕無僅有。便告訴了太宗，請求將其納入宮中，備為嬪妃。太宗便下詔將這一女子聘為妃子。魏徵聽說這位女子已經許配陸家，便立即入宮進諫：「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居住在宮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著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無飢寒之患；嬪妃滿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現在鄭民之女，早已許配陸家，陛下未加詳細查問，便將她納入宮中，如果傳聞出去，難道是為民父母的道理嗎？」太宗聽後大驚，當即深表內疚，並決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齡等人卻認為鄭氏許人之事，子虛烏有，堅持詔令有效。陸家也派人遞上表章，聲明以前雖有資財往來，並無訂親之事。這時、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來魏徵詢問。魏徵直截了當地說：「陸家其所以否認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後藉此加害於他。其中緣故十分清楚。不足為怪。」太宗這才恍然大悟，便堅決地收回了詔令。

由於魏徵能夠犯顏直諫，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所以，唐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嶺山中打獵取樂，行裝都已准備停當，但卻遲遲未能成行。後來，魏徵問及此事，太宗笑著答道：「當初確有這個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進諫，所以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還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隻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當他看見魏徵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鳥藏在懷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鷂子悶死在懷中。

貞觀六年，群臣都請求太宗去泰山封禪。藉以炫耀功德和國家富強，只有魏徵表示反對。唐太宗覺得奇怪，便向魏徵問道：「你不主張進行封禪，是不是認為我的功勞不高、德行不尊、中國未安、四夷末服、年穀未豐、祥瑞末至嗎？」魏徵回答說：「陛下雖有以上六德，但自從隋末天下大亂以來，直到現在，戶口並未恢復，倉庫尚為空虛，而車駕東巡，千騎萬乘，耗費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況且陛下封禪，必然萬國咸集，遠夷君長也要扈從。而如今中原一帶，人煙稀少，灌木叢生，萬國使者和遠夷君長看到中國如此虛弱，豈不產生輕視之心？如果賞賜不周，就不會滿足這些遠人的慾望；免除賦役，也遠遠不能報償百姓的破費。如此僅圖虛名而受實害的事，陛下為甚麼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數州暴發了洪水，封禪之事從此停止。

貞觀七年（633），魏徵代王珪為侍中。同年底，中牟縣丞皇甫德參向太宗上書說：「修建洛陽宮，勞弊百姓；收取地租，數量太多；婦女喜梳高髻，宮中所化。」太宗接書大怒，對宰相們說：「德參想讓國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無發，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參誹謗之罪。魏徵諫道：「自古上書不偏激，不能觸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善而從。請陛下想想這個道理。」最後還強調說：「陛下最近不愛聽直言，雖勉強包涵，已不像從前那樣豁達自然。」唐太宗覺得魏徵說得入情入理，便轉怒為喜，不但沒有對皇甫德參治罪，還把他提升為監察御史。

貞觀十年（636），魏徵奉命主持編寫的《隋書》、《周書》、《梁書》、《陝書》、《齊書》（時稱五代史）等，歷時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書》的序論、《梁書》、《陳書》和《齊書》的總論都是魏徵所撰，時稱良史。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請求解除侍中之職。唐太宗雖將其任為特進這一散職，但仍讓其主管門下省事務，其俸祿、賞賜等一切待遇都與侍中完全相同。

貞觀十二年（638），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他還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貞觀十六年（642），魏徵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唐太宗立即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徵營構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弔唁，痛哭失聲，並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