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議題設置功能是強化了還是變弱了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適用於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理論是否依然適用於互聯網媒體？很多研究者認為，在網路傳播中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將會發生變化。在新媒體時代，受眾擁有了自主選擇新聞來源的權利。新媒體環境中，傳播方式的多元化，傳播主體的泛化，使得傳統媒體設置「議事日程」的基礎被打破，網路環境下，新的信息傳播模式中議程設置理論在保有原有特點的基礎上，又展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網路媒體具有即時、廣泛、互動的特點，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受眾獲取信息的渠道發生了改變，通過網路獲知信息，成為大多數人的首選。據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突破4.5億，互聯網普及率攀升至34.3%，所以網路議程設置功能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
2、新媒體時代，新增長模式對個人財富有什麼影響？
沒啥影響，因為這一年都沒有賺到錢
3、新媒體時代需要怎樣的企業自媒體
傳統媒體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越來越顯得張皇失措。從2014年開始，用「雪崩」或「衰退」來形容傳統媒體都是可以的，到了2015年，這種趨勢更加嚴重，甚至帶有一定恐慌的因素。我們看到大量傳統媒體人出走，一些傳統媒體關停，這是我們在談「媒體行業變化趨勢」中不可避免要提及的。我就是從傳統媒體走出來的，現在回頭去看很多朋友、前同事，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逃離，加速地逃離傳統媒體。當然我一直相信傳統媒體人有他的價值，我還有很多很優秀的同事也在堅守，他們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價值。但是你會很明顯地感受到這種形態的變更、代季的替換。這是我對2015年整個媒體行業印象最深的事。
任何一場重大變化發生時，總有一些混亂，這是很正常的。1997年我大學畢業時，剛好趕上媒體技術變革—從鉛字印刷到激光排版；工作一段時間後，我們又經歷了門戶網站的崛起；而過去的2014、2015年移動互聯網又更加迅速地取代了PC互聯網。其實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特別幸運，經歷了這三場革命，紙媒最黃金的年代、移動互聯網崛起的時代都感受過。
內容創業大潮來襲，帶來哪些變化？
徐達內說自己更喜歡用內容創業者來形容如今的媒體人。事實上，今天很多的微信公號已經機構化了，不再是一個人的「自」媒體。而內容創業也不僅僅局限在自媒體的概念里了。
1、成本結構、生產方式發生變化
UGC帶來什麼變化？最重要的是改變成本結構。在某種程度上，我理解的「內容創業」跟「新媒體」還是有所差別。說到新媒體，你有可能會說是介質的變化：過去是一張紙，五年前是電腦屏幕，今天是一個手機。但我更願意把新媒體理解為生產方式的變化：過去壟斷在少數人手裡（當然這個壟斷不一定是貶義詞），今天權利下放，更多人擁有內容生產能力。過去談生產內容，我們可能要花重金聘請好的記者編輯。今天人人都是產品經理，內容生產也會極大地依託於UGC，草根內容生產者。我們今天談移動互聯網、談新媒體，最核心問題就在於成本結構發生了變化。
2、盈利模式發生變化
廣告是所有媒體這么多年來最經典的盈利模式，甚至某種程度上就是唯一的模式。但今天為什麼要用「內容創業」這個詞？因為內容創業生產出來的有可能不是廣告模式。
說一個最簡單的道理，你告訴投資人我今天生產的產品是廣告模式， 投資人立馬會估算出這個產品的市場價值。但如果你以內容為切入點，從衣食住行推薦，到生老病死安排，從星象運勢解讀，到內幕獨家披露，就會有多種盈利模式。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微信已經做了一個好榜樣，文章寫得好是可以贊賞的，一篇文章幾萬贊賞也是可能的。當然，內容本身不一定是剛性需求，雖然滴滴打車可能是一個出行的剛性需求，餓了么也是一個解決吃飯問題的剛性需求。
內容其實是一個高頻消費，我們經常去消費內容，內容帶來的精神愉悅以及自我認知，讓用戶和內容創業者彼此之間摩擦出了更細膩的情感，而這種情感帶來的用戶粘性讓人們更願意買單。比如說以微信公眾號為代表的一群內容創業者，他真的不一定是在做媒體，更不要說是做廣告，但以內容為主的自媒體有不少估值過千萬、過億，例如羅輯思維估值13.2億、12缸汽車1.5億、一條視頻1.5億美金等……這個數字正呈直線上升趨勢，內容創業的版圖正一塊塊擴張。
4、新媒體時代，還要不要區分「的，地，得」用法
定義
對於新媒體時代的界定，學者們可謂眾說紛紜，至今沒有定論。一些傳播學期刊上設有「新媒體」專欄，但所刊載文章的研究對象也不盡相同，有數字電視、移動電視、手機媒體、IPTV等，還有一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新媒體專欄。那麼，到底什麼是新媒體？
新媒體時代是相對於傳統媒體而言的，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後發展起來的新的媒體形態，是利用數字技術、網路技術、移動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嚴格來說，新媒體應該稱為數字化媒體。清華大學的熊澄宇教授認為：「新媒體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在今天網路基礎上又有延伸，無線移動的問題，還有出現其他新的媒體形態，跟計算機相關的。這都可以說是新媒體。」
5、新媒體時代的哪些特點對執政構成重要挑戰
對於新媒體時代的界定，學者們可謂眾說紛紜，至今沒有定論。一些傳播學期刊上設有「新媒體」專欄，但所刊載文章的研究對象也不盡相同，有數字電視、移動電視、手機媒體、IPTV等，還有一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新媒體專欄。那麼，到底什麼是新媒體？
新媒體時代是相對於傳統媒體而言的，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後發展起來的新的媒體形態，是利用數字技術、網路技術、移動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嚴格來說，新媒體應該稱為數字化媒體。清華大學的熊澄宇教授認為：「新媒體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在今天網路基礎上又有延伸，無線移動的問題，還有出現其他新的媒體形態，跟計算機相關的。這都可以說是新媒體。
6、新媒體時代的具體定義，簡短的
新媒體，應該是指Internet和手機普及後，尤其是近兩年來移動互聯網迅猛發展後的時代。博客、微博、即時通訊、交友網站等信息交互手段，使信息發布與交互變得異常簡單，每個人都是信息時代的主人，都有發言權和評判權，而且，很有可能成為媒體的焦點。而不像以前那樣，普通個體只能作為被動的受眾。
7、新媒體時代對不同年齡階段人群有何影響
在信息傳播中，媒體環境發生改變，相對應地在媒體環境中彼此有聯系的人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信息技術的發展、海量的用戶使信息的製作、傳播、接受變得異常簡單。筆者非常贊同美國《Online》雜志對新媒體的定義新媒體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在新媒體環境下，受眾由單純的「接受者」轉變成「傳播者接受者」的雙重身份，身份發生論新媒體環境下「受眾」理論探討巨大改變。
「受」眾不「受」。在新媒體環境下，這種傳播模式被改變。早期在網路出現之前以廣播、電視、報紙這類大眾傳播媒介為主的傳播方式，這種模式下「傳播者」是整個傳播鏈的第一環，處於第一中心位置，他決定著傳播活動後屬四大環節，而受眾對於信息的接受處於被動的位置。而在新媒體環境下，早期的信息傳播模式被完全打破。「傳播者」和「受眾」的界限被模糊，媒介中心喪失。「去中心化」成為現今信息傳播的一大特點，所有人都可以進行傳播，每一個個體都成為信息傳播的中心。每一個個體都可以充分調動自己的積極性並發揮自己的能量。
這個時代不再會依靠某一個類媒介的強勢覆蓋而「號令天下」、「唯我獨尊」。新興媒體的勃興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和個性的表達，每個人都掌握著話語權。新媒體環境中，「受眾」已經不是被動的、單純的「受」眾，筆者傾向於將「受眾」更名為「用戶」。
在新媒體發展下，受眾成為用戶，每個普通人都可以隨意地發布信息，每一個人手裡都有一支「麥克風」，傳播和接受的地位平等。互動性加強。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特徵明顯，即時性、互動性、開發性、個性化、精準性、信息的海量、低成本的無界限傳播、搜索便捷等。而其中信息處理技術的數字化、傳播方式的互動性是它最本質的特徵。
丹吉爾默提出了「新聞媒體3.0」的概念，而受眾與媒介的關系也從0經歷到3.0形態。0時代的交互性弱基本沒有，傳播形式單一，媒介是中心，它決定受眾選擇的信息。2.0時代媒介中心的理念開始淡化，受眾與媒介之間開始了互動，受眾的聲音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媒體上，而媒體也開始重視這樣的聲音，並根據受眾意見隨時調整信息的傳送。如今的3.0時代傳播者和受眾之間的界限模糊，媒介不過是聚合受眾注意力和需求的。信息的發布不再局限在原來的少數特權階層，每一個人都可以發布信息，參與任何一個新聞事件，影響事件的進程。受眾的主動性及互動性是新媒體環境下的鮮明特徵。
（參考資料：財識網）
8、新媒體時代企業的公共關系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自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引入我國以來，特別是進入web2.0時代以後，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主要載體的新媒體日益成為社會輿論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論是國內重大事件還是國際重大事件，都能馬上形成網上輿論。從2003年的「網路輿論年」、2006年的「網路暴力」到2008年的「網路監督」，新媒體在輿論形成和傳播過程中已完成了從配角到主角的轉換，互聯網成為新聞輿論獨立源頭，網路結合手機成為最強輿論載體。特別是由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變革時期和矛盾凸顯期，作為社會矛盾和社會利益沖突表現形式的突發公共事件頻頻發生，互聯網作為一種便捷而有效的工具，與各類突發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使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少有的輿論超強磁場。與此同時，新媒體輿論關注的議題正在向社會議題、政治議題快速轉化，新媒體輿論主流化、政治化、現實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鍾瑛、余秀才對1998—2009年160起重大網路輿論事件進行研究後發現，48%的網路輿論事件由傳統媒體率先報道，33%源於網路媒體，4%源自手機，15%各類媒體同時報道 ；重大網路輿論事件發生的頻率呈波浪式不斷上揚的態勢（個別年份除外）；涉及的階層以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首當其沖，約占整體的30% ；涉及的事件類型主要集中在政治與民生方面，約占整個案例的39% ；從各類媒體對事件發展的影響看，網路媒體主導事件發展的案例有80起，佔50%，傳統媒體起主導作用的14起，佔9%，多種媒體共同起作用的66起，佔41%。 ［2］這份研究報告進一步表明：新媒體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重要載體、負面輿論的主要載體，新媒體輿論指涉的重點是政府機關及其行政行為，新媒體成為推動事件解決的主要輿論力量。
新媒體輿論的空前活躍，不僅影響著虛擬社會，也對現實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給政府管理帶來了雙重影響 ：一方面，新媒體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搭建了便捷通暢的平台和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聯系溝通群眾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有利於政府推行政務公開，建設「陽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使權力運行置於「無處不在的眼睛」的監督之下，「以權利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尋租，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有利於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有利於群眾暢所欲言，渲泄情緒，抒解怨氣，及時反映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緩解社會壓力，發揮「排氣閥」和「預警器」作用，從而維護社會穩定 ；有利於政府吸納自下而上的推力，彌補現行公共管理體制的不足，推動公共事件的解決，形成推動改革的「倒逼機制」；有利於政府發揮政治動員作用，宣傳大政方針，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體引發的輿論的空前活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層出不窮，非理性和情緒性輿論的彌漫，各種虛假信息、網路暴力、攻擊漫罵、謠言充塞網路，政府正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和挑戰。
挑戰之一 ：影響政治上的安定團結，危害意識形態安全。新媒體作為公共信息傳播技術平台，很容易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腐朽文化傳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鋒和輿論斗爭的新陣地。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放言 ：「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辦法了。」近年來，境內外敵對勢力往往藉助國內重大政治活動、公共突發事件、熱點問題等機會，肆意誇大和歪曲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矛盾，煽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民族團結，挑動民族分裂，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企圖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2009年境內外「三股勢力」利用廣東韶關發生的「6•26」社會治安事件，藉助網路和手機進行炒作，製造了烏魯木齊「7•5」事件。在事件發生後，又竭力污衊我打擊暴力犯罪是壓制「民主」、「自由」和「人權」，煽動人們對共產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和仇視，動搖人們的理想信念，為他們的分裂活動大造輿論。近一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以侵犯言論自由為名攻擊我對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正常管理，卻無視自身對網路不斷強化的管理和控制。藉助新媒體的意識形態斗爭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很容易誤導不明真相的群眾，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
挑戰之二 ：損害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機。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無法得到公眾支持，也無法實現對經濟社會的有效治理，甚至難以為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由於「非物質文化總是滯後於物質文化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快於觀念和制度的變革，因而人們總是生活在不適應狀態中」，極易滋生諸如浮躁、失衡、焦慮、空虛、郁悶、偏激等不良心態。如果這種社新媒體時代政府面臨的輿論挑戰及應對策略會心態得不到有效引導，往往會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緒化輿論，從政府及其官員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體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條件。據統計，網上有關監督類輿論85%是針對政府、公務員的略帶「攻擊性」的負面輿論。一旦政府及官員捲入網路事件，網友幾乎不分青紅皂白，一邊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絕對壓倒性的輿論聲勢。一些網路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鄧玉嬌事件」、「李剛之子校園撞人致死案」、「微博開房案」等原本是個別官員的問題，但經過「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徑事件被誇大和泛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挑戰之三 ：輿論引導的難度加大，輿論領域的秩序較為混亂。互聯網的發展已步入Web2.0時代。相對傳統媒體將信息以垂直方式傳輸給予目標受眾，Web2.0應用程序則旨在「水平」地傳輸信息，即從原來的「點對面」變為「多點對多點」。Web2.0 時代是「用戶創造內容」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新聞組、即時通訊、電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網路社區等平台發布信息，為輿論設置議題。新媒體消解了國家對媒體的絕對控制以及傳統媒體對話語權的壟斷，使傳統的「把關人」作用弱化以致喪失，導致輿論的源頭不可控，傳播速度不可控，內容分散不可控，輿論容易放大不可控。由於傳統的輿論引導模式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失靈，而新的引導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輿論引導空白環節，輿論失范現象時有發生 ：比如社會輿論分散、網路色情泛濫、隱私披露、謠言增多導致妖言惑眾、偏激和非理性、謾罵與攻擊、群體盲從與沖動、國外文化入侵等問題相繼出現。［3］輿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的失控、失范現象，造成了思想意識領域的混亂，也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風險和隱患。
挑戰之四 ：網路群體性事件頻發，危害公共管理秩序。憑藉手機簡訊、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微博等載體，新媒體輿論已具備社會動員效應，「組織化」、「落地化」成為現實，網上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相互影響，特別是病毒式傳播的情緒輿論極具感染力和煽動性，能在短時間內形成較大聲勢，引發群體性、政治性突發事件。政府為了處理這些事件不得不耗費大量的行政資源，影響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濫用，導致諸如「網上審判」、「網上罷官」等極端個案的出現，干擾了社會秩序，影響了政府權力的正常行使。在這些網路事件的背後常常隱藏著一批「網路水軍」，他們主要是出於商業目的，經常別出心裁地策劃、「製造」轟動話題，或者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進行「深入挖掘」、「推波助瀾」，推動事件不斷發酵、放大，直到演變成群體性事件，其危害性尤為嚴重。
挑戰之五 ：幹部素質同新媒體時代的要求不相適應，普遍存在「網路恐懼」心理。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民主參與度、信息公開度越來越高，彷彿一切都被置於放大鏡下，許多幹部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不同程度的存在「網路恐懼」心理。人民論壇開展的問卷調查顯示 ：70%的受調查者認為，當代中國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官員缺乏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網路群體性事件正是由於一些幹部的不當處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體、特別是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體時代對各級領導幹部的一個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