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采訪醫護人員短視頻

1、如果你是醫護人員你會對感染病毒的患者說些什麼呢你又如何告訴他做好疫情防控？

如果我是醫護人員的話，肯定會對自己負責的。或者遇到的感染病毒的患者說。你就安心在這里養吧，不過以後一定要注意啦！要接受這一次的教訓。我告訴你怎麼預防這個病毒？

2、有關抗爭非典醫護人員的故事：如鄧練賢、葉欣、王晶、丁秀蘭、李曉紅

中山三院傳染病科書記鄧練賢是廣東抗非典戰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職的醫生 。

4月21日下午5時40分，沖鋒在抗擊"非典"最前線被傳染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傳染病科黨支部書記鄧練賢不幸逝世，終年53歲。這是廣東省在抗擊非典型肺炎戰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職的醫生。鄧練賢生前任中山三院黨委委員、傳染病科黨支部書記、副主任。

我清楚地記得，大年除夕我們吃完年夜飯，他笑著對我說：『我10多年來都沒陪你好好過過春節，今年我決定陪你出去走走！』」不過，這個讓鄧練賢妻子朱秀娟特別期待的羊年春節，並沒有如願。鄧練賢話剛說完不到20分鍾，醫院的電話就來了，等他回來時已是凌晨3時。鄧練賢又對妻子食言了。
除夕晚上9點鍾，鄧練賢在家接到醫院電話，稱由外院轉入兩個危重的非典型肺炎病人，由於大多數人員已回家探親或外出旅遊度假，發生突發事件人員配置相對緊張，各輔助科室也人員匱乏，給事件處理增加了相當大的難度，鄧練賢以傳染病科黨支部書記和副主任的身份，積極地挑起傳染病科人員調配、組織協調和物品落實等擔子。作為傳染病科主任醫師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這個工作的風險性，但他沒有推脫，而是一馬當先，每一個病人他都親自詢問病史，認真體格檢查，每一個救治過程都親力親為，全程參與，與科室醫務人員，共同戰斗在搶救病人的第一線。

突然間失去丈夫的朱女士是醫院的護士，在悲痛之餘她還清楚地記得丈夫為了救治病人而忘我工作的過程：1月31日晚9點接到電話便立即趕到醫院搶救病人，直到2月1日凌晨3點才回到家；睡不到4個小時，早上7點又接到電話，他二話不說又趕到醫院，直到下午3點才拖著疲憊的步伐回到家吃中午飯；剛想多休息一下，晚上8點電話又來了，他又工作到深夜12點才回到家。2月2日早上8點，他又准時來到了病房，此時，戰斗已進入了第三天，2月3日晚上7點，他感覺到全身酸痛、乏力、頭痛，發燒至38℃，但他仍堅持工作，不言休息，2月5日下午，他高熱不退，肺部出現炎症陰影，證明他確實病了，這才住進了醫院。鄧練賢的好友告訴記者，他常說：既然選擇了做一名醫生，就意味著付出，病人的需要就是我們的需要。

身上沾滿"毒王"帶著血的痰液

2月1日救治被稱為"毒王"的患者，可謂驚心動魄。病人周先生進院時劇烈咳嗽，咯血絲痰，呼吸困難，高熱，煩躁，神志模糊，大部分肺野被炎症浸潤。鄧書記清楚地知道，這是一個難治的高危病人，大量帶血的痰液排出意味著他具有高度的傳染性。在確定病人病情之後，他和同事們進行了積極的處理，短時間內，各種相應的診斷與治療措施相繼到位，吸氧、抗炎、建立靜脈通道、鎮靜、止咳……但是，常規治療不足以維持病人的生命，症狀未改善，血氧飽和度繼續下降，生命體征不穩定，至此，他和專家們決定對該病人進行氣管插管、呼吸機輔助呼吸。嚴重的缺氧使病人明顯煩躁，插管過程極度不合作，為了配合麻醉師的工作，鄧書記只好與其他醫生一起按住病人的頭和四肢，管被插入又脫出，脫出了再插入，終於使這位病人插管成功。這過程中，病人劇烈咳嗽使大量痰液帶著血從插管處噴出，在場的醫護人員從頭到腳都被污染，病房中剎時充滿病菌，鄧練賢和同事們都清楚，自己正處在危險之中。他們沒有中途退縮，來不及更換衣帽，繼續爭分奪秒地進行搶救，直至病人情況終於穩定下來，而時間已過去了幾個小時。

在搶救一位11歲呼吸衰竭並心力衰竭的兒童過程中，他和其他4位專家輪流上陣進行徒手胸外心臟按壓長達4小時，曾使病人停跳的心臟三次恢復跳動。全國著名病毒性肝炎專家姚集魯激動地說："他不是驚天動地的大英雄，但絕對是一名踏實的好醫生，一名無私的好黨員。"

"我的丈夫是我心中的英雄"

一個個病人救活了，可一個個醫護人員卻倒下了，傳染科的醫護人員無一倖免地染上了非典型肺炎，而病得最重的鄧練賢在與病魔堅強戰鬥了兩個多月後離開了人世。

"我的丈夫是我心中的英雄！"朱女士流著眼淚說。"他是為了搶救病人而獻出自己的生命的，我為他感到驕傲！"朱女士告訴記者，2月18日丈夫因病情嚴重而轉到廣州呼吸研究所的重症監護室搶救，後來病情一度好得很快，他們家人已經准備接他回家了，不想前幾天病情突然惡化，到4月21日中午病情已十分嚴重。"我每天堅持去看他，他不能說話，我們就寫紙條，可能他已經感到自己不行了，那天他什麼也沒寫，我看見他流淚了……我真有一種想隨他而去的感覺……"

1973年，鄧練賢投身中山三院傳染病科，一干就是30年。1990年起，他出任傳染病科黨支部書記，至此他領導的黨支部連續13年獲得先進黨支部稱號，他本人則連續13年被選為先進共產黨員。鄧練賢的一位同事告訴記者，鄧書記是個好人，傳染病科經常有窮得連飯都吃不起的病人，他就自己掏錢買飯給他們吃。而他那種善於與人溝通的能力，讓全科室的人十分服他。在去鄧練賢家裡慰問時，醫院的王院長禁不住流淚了，"他是我們醫院管理和專業人才中的中堅分子，他的去世是我們醫院的重大損失，我真的很悲痛！本報記者曾文瓊/通訊員許平鴿

一份時間表

1月31日晚上9點：鄧練賢接到電話立即趕到醫院搶救"非典"病人

2月1日凌晨3點：回到家

2月1日早上7點：又接到電話趕到醫院

2月1日下午3點：回家吃中午飯

2月1日晚上8點：接到電話趕到醫院

2月1日晚上12點：回到家。

2月2日早上8點：准時來到病房

2月3日晚上7點：感覺到全身酸痛、乏力、頭痛，發燒至38度，仍堅持工作

2月5日下午：高熱不退，肺部出現陰影，住進醫院

4月21日下午5時40分：不幸逝世，終年53歲
2003年非典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有一個人的命運，曾經牽動過很多人的心，這個人就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急診科的護士王晶。王晶護理了當時北京市第一批非典患者，可當患者紛紛康復出院的時候，王晶卻倒下了，被非典病毒奪去了生命。情況回憶

奶奶說的那事發生在2003年的4月，當時佟藝的媽媽王晶正在休假，回憶起那時的情景，奶奶至今仍然覺得歷歷在目。當時王晶只說單位正缺人手，拿了幾件換洗的衣服就走了，家裡人沒有料到這一去就再也沒有見到王晶的面。作為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一名急診科的護士，王晶因為在工作中因感染非典而病倒了。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王晶的病情會進展的這么快。在被隔離的病房裡，媽媽王晶還一直用手機給小佟藝發去簡訊：

4月29日 王晶給佟藝發來第一條簡訊：

窗外的花開了，今天陽光真好，我要快點好，回家把你找，你可不能跑。我肺活量小

接到簡訊的佟藝此時還在學校上課，她對媽媽的病情並不知情。7歲的佟藝天真地相信王晶對她說的，媽媽得了重感冒，暫時還不能回家。

在發出那個簡訊後不到一個星期，王晶的病情急劇惡化。下面這段畫面是記者在王晶去世前幾天拍攝到的。因為病情嚴重，王晶從住院後，30多天沒吃一口東西。

因為上了呼吸機，王晶想說的每句話都只能靠寫，這是醫生們在一起猜測著虛弱的王晶寫出來的字。

護士問她：西紅柿，是嗎？

西紅柿怎麼吃啊，

打成汁呀，

看來得打番茄醬。

行 行 我跟你說啊，

那就得把這個打成汁。

然後往裡打， 行嗎？

咱得先打汁， 行嗎？

明白了，

西紅柿， 是吧。

想吃西紅柿，

明白了， 啊。

就得等一等啊。

每次看到這一段畫面的時候，我都忍不住會心酸。王晶在已經一個月滴水不進的情況下，手裡仍然在給佟藝發簡訊。我想，唯一的女兒可能就是這個母親在生死邊緣徘徊時最牽掛的人。

5月12日 19：45 王晶給佟藝發簡訊

我最親愛的寶寶，媽媽把你發來的信看了好幾遍，你們是我一生的依靠，我要為了你們好起來。平安回家和你們在一起，你要乖，好嗎？

了解王晶故事的人們在他病重期間，自動組織起來為她尋找治療用的血清，短短一個星期就有十幾名康復後的非典病癒者捐獻了血液，希望他們的抗體能夠幫助王晶挺過這一難關。然而人們的愛心和努力卻沒能喚回她時年僅僅32歲的生命。

5月13日 時間：11：47 王晶發出生命中最後一條簡訊

你穿紅內衣，為我保平安。

簡訊的字數越來越少。我看了王晶臨終前發來的所有簡訊，其中沒有一條透露過她在病中所受的痛苦。事後，佟藝在自己的一篇緬懷母親的作文里寫道：我很愛我的媽媽，因為她是一個堅強的人

小佟藝說：到這時，我媽媽再也不能給別人打針吃葯了，媽媽知道自己不行了，不過她就是不說，老說我很好，沒事，可她知道沒法再讓自己好，就用手錶示出，還能打倒非典的決心。

王晶的事跡以及她家人對她的關切，很快被媒體報道，我到現在仍然記得，人們在關注王晶病情的同時，自發為佟藝以及和佟藝一樣戰斗在抗擊非典一線的醫務人員的子女進行捐助。人們都懷著善良的願望：王晶有這么愛她的家人，有社會上這么多人的關心和幫助，奇跡也許就會發生在她的身上。然而人們的善意沒能換回他的生命。5月27日，王晶去世。我找到了當時的報紙，當天新聞的頭條是：今天，解放軍小湯山醫院又有42名「非典」患者康復出院，這也是近期出院患者中人數最多的一批。

媽媽臨走的時候，小佟藝沒能見上最後一面，也沒能聽到媽媽臨終的話，只有這幾條簡訊，留在了佟藝的電腦里。但我相信，這些帶著母愛的簡訊，會伴隨孩子一生，它們會給佟藝帶來勇氣，支撐她面對未來的任何困難。媽媽走了，但小佟藝的生活還要繼續。

非典期間，王晶所在的北大人民醫院，一共有93名醫護人員相繼病倒，其中91人在日後的治療中陸續康復。全院有654名人民醫院的醫護人員，與非典患者面對面接觸。正是這些白衣天使的無私奉獻，使人們在抗擊非典的斗爭中最終取得勝利。始終讓我牽掛的是：王晶去世以後，留下了年幼的佟藝，在這個最需要母親的年齡卻不得不獨自去面對生活。她能應付嗎？
這里是5月15日的人民醫院，現在，這道黃色的警戒線已經解除了。可是，無情的SARS病毒卻讓人民醫院急診科的副主任丁秀蘭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她在這家醫院已經工作了整整16個年頭。非典終將成為過去，封閉著的醫院恢復了往日的忙碌。在急診科里，人們再也見不到丁大夫的身影了。

上午十點半，急診科剛剛解除隔離，從郊區返回的醫務人員沒有回家，直接來到醫院門口，為兩天前剛剛離去的丁主任送行。

護士長徐國英：人民醫院急診的狀態是緊張、繁忙。因為我們的急診量在北京市是數一數二的，而且來的人都是因為比較危重才到我們這里來的，所以我們的工作量就非常大，急診的醫生和護士就一直承擔著很重的工作量。

醫生劉小原：可能對於有的人來說，去SARS病房就是一線，但是實際上在我們急診比SARS病房還危險。因為急診來的都是急的、重的，有很多病人不容分診就收進來了。當時你還來不及鑒別，他到底是不是SARS病人，或者說有沒有合並SARS的時候，你還必須要給他治。

徐國英：當時我們的丁主任，因為她是我們醫院四個主檢醫生，主檢SARS病人的醫生，就她一個人在急診科，所以基本上一般比較疑難、不能確診的或者是發燒的，胸片有問題的，都得要叫她定。

劉小原： 她白天把發燒的病人需要她看的看了，有會診的讓她會診了，還要找院領導聯系各方面的事，這些都需要跑。還跟上上下下聯系我們的防護眼鏡啊，褲子啊這些東西，還有各個方面病房什麼的。

徐國英：大家都特別緊張，一看這么多發燒病人，而且這么多的肺片都有問題的，然後我們護士也很緊張，醫生也很緊張。

劉小原： 因為她是領導，大家的怨言或者說著急，需要解決的問題，肯定都先跟她說。我們急診科說話都特別快，就跟吵架一樣，說完了她肯定特別特別著急，她要去找院領導，還要去說這些事，有的時候能解決，有的時候解決不了，她肯定精神上的壓力特別大，又特別累。

3月底，SARS病毒開始在北京肆虐。在丁秀蘭的帶領下，人民醫院急診科日夜忙碌收治非典病人。在救治病人的過程中，一名又一名醫護人員遭到感染，陸續倒下。

徐國英：當時我也看出她有點緊張了，但是她說咱們都是共產黨員，就得這么做，說心裡話當時誰都害怕。

劉小原：我覺得她那種恐懼，對這個病的恐懼，反正從我自己來說，不是說害怕自己染上病或者什麼的。我是覺得我每天受不了的是，我第二天再上班的時候，我就知道前一天跟我一塊兒吃飯，一塊兒上班的又有兩個護士病了。跟我坐在一起吃飯的大夫，他跟我說劉老師我發燒了，我頭疼，一量體溫38度多，我覺得我是受不了這個。

那段時間里，病人蜂擁而至，身邊的姐妹又陸續倒下，作為當時坐鎮急診科的唯一領導，丁秀蘭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她每天既要考慮如何救治病人，又要想方設法保護好身邊的醫護人員，工作量越來越大，可是認真負責的態度從未改變。

徐國英：那天當時我覺得快五點了，查了房，她就一個一個非常非常認真地查。她從頭查到腳，口腔什麼都查。因為查口腔是最危險的，所以她查完了以後，可能都快七點半了。

護士長回憶說，那一晚丁大夫給病人做完檢查，拖著疲憊的身體在急診科的臨時隔離區為病人寫病例，一直寫到深夜。大概就是在那一夜，SARS病毒侵入了丁大夫的身體。

徐國英：她一開始就覺得自己是個感冒，因為她發燒到37度8，沒有到高燒嘛，她覺得是個感冒，所以她就說沒事。她說護士長我沒事，我感冒退了燒輸上液就好了，咱們還得干啊。

劉小原：然後等到星期三，我再去看她的時候是星期二晚上，她體溫就上來了，39度了。星期三我和馬主任進去看她的時候，她就說了，說我就是，看來我就是了，但她非常平靜。

丁秀蘭病倒了，可急診科的工作還在繼續，作為急診科主任，即使躺在隔離區里，她仍然履行著一個醫生的責任，仍然惦記著那些她醫治的病人。

徐國英：她在病當特別關心我們的SARS病人，因為這幾個病人，尤其第一批的，都是經過她看過的，所以她老是關心他們。經常老遠就問我們，護士長，他們怎麼樣了？我們就把情況告訴她，然後她就把她的醫囑都開出來。

作為人民醫院的四名SARS主檢醫生之一，為了給危重病人以最有效的治療，在病床上她經常和有關專家進行電話會診。

朝陽醫院院長王辰：有一天丁老師給我打電話，我聽到她病得已經很厲害了，她告訴我急診科的很多人的處方都是她在提供治療。她在那裡面絕不僅僅是個病人的身份，她根本就是日夜住在病房裡的一個醫生，一個自己身為病人，又在照顧其他病人的醫生。

可能就是因為在病床上仍未停止忙碌，丁秀蘭的病情惡化了，醫院決定將她和幾個危重病人轉往地壇醫院繼續治療。

徐國英：22號給她送到地壇醫院去，後來我就把擔架給她拖到她床邊，她說護士長你不要拿擔架，我自己會走，你們躲我遠一點。後來我說不行你肯定走不了，因為確實還有五十米呢，因為這樣的病人在那個時候真的，走一步都是很艱難的，都要咳嗽，都要氣喘，非常虛弱。我說你不行，你必須得坐到擔架上面。後來她就是怕我們跟她離得太近，後來我們把她壓在擔架上，再推到救護車上。到救護車上以後，不是她戴著口罩嗎，她用被子把頭都蒙上，她怕自己的呼吸呼出來的傳染給我們。因為當時我們都坐在上面，所以我們的好多護士都哭了，當時都哭了，所以我覺得那天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講話了。

4月22日，丁秀蘭從人民醫院轉至地壇醫院接受救治，《中國青年報》的記者賀延光那段時間正在地壇醫院采訪，她用鏡頭記錄了丁大夫最後的日子。

記者賀延光：我是慢慢地熟悉了她，丁醫生一直處於昏迷狀態，我從來也沒有跟她說過一句話，所有我了解她的東西，都是別的醫生，別的護士跟我講的。甚至地壇醫院的醫生講，他們現在在治的這些非典病人，許多病例都是丁醫生寫的，包括轉來的人民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包括人民醫院轉來的其他非典病人。所以在她倒下之前，她實際上一直在救人，我拍她的照片的時候，有一張照片我是拍她的手的特寫。我的想法也是想用一種象徵意義。因為丁醫生的手，是一雙救人的手，她的手，她的血液應該是永遠流動的，但是有時候事實就是非常的殘酷。到13號的凌晨4點15分，丁醫生去世了，我覺得平常我還算堅強。但是，（在場）沒有記者不掉眼淚的，沒有醫生護士不掉眼淚的，我們都覺得她應該能活過來，因為大家都覺得，她是一個醫生，她是一個救人的人，不應該這么就走了，所以沒有想到她真的就這么走了。

從醫33年，丁秀蘭親手救治過大量的危重病人。作為一個醫生，她所具有的那種珍貴品質，無聲地感染著身邊的人。

王辰：我的第二個代教老師，就是丁秀蘭老師，她帶我實習，當時她是住院醫師，我是實習大夫。我是剛進臨床一個月的實習大夫，丁大夫給我的很多印象，就是她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醫生本來就是一個特別需要善良的本色來發揮的這樣一個職業。她本性的最大的特點，就是這人骨子裡面特別善良，她在做醫生這個職業的時候，尤其把這個善良的天性，體現得特別充分。比如說她對病人，總是最早來查房，然後隨時病人有問題，她隨時解決。所以我也很慶幸，在我剛剛接觸醫學的時候，就碰到了像丁秀蘭這樣的一個好老師，她的當時那種臨床的精神，那種對病人負責任的態度，和她對我們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就真正對我們以後的從醫過程，產生了一個非常深遠的影響。

丁秀蘭有一個幸福的三口之家，去年10月底，十八歲的女兒遠赴加拿大留學。因為事情發生的突然，丁秀蘭和她的女兒甚至沒能見上最後一面。

丈夫申業桐：我是從1988年到我們醫院的海南分醫院去出差，我前後在海南分醫院，差不多工作了十個年頭。這樣家裡都是靠她一個人帶孩子，她上夜班的時候，就把孩子一個人鎖在家裡，她在那邊上班。所以我們兩個人一直都感到心裡很內疚，對孩子來講。

王辰：她把太大量的時間花在了工作上面，她對自己的孩子照顧得應該說不是很周到的。她很愛孩子，她心裡最大的一個事，就是這個孩子。醫生裡面高智商的人物極多，但醫生裡面對自己的孩子疏於管教、疏於教育的人也極多，丁老師就是這樣的，對孩子很愛，但是實在是無暇去更多地照顧孩子。我想跟她說的就是，請她放心走好，我會照顧好孩子的。

徐國英：丁大夫去世了，我們都特別悲痛，所以現在在外面的准備上一線的同志都給我們寫請戰書。真的，好多人都跟我說，徐老師你用我的時候，要叫我們進去的時候一定進去，所以我覺得丁大夫去世了以後，更給我們增加了勇氣。

劉小原：我覺得好像，就是說它雖然是個事實，但是我覺得她還是活著，她說話的樣子，她那些動作好像就在你眼前。

王辰：所以丁老師這個事情對我影響非常深。她的去世，更使我們把她過去的一系列的為人為醫的風范，烙在我們心裏面。我們在做醫生的時候會做得更好一些。

就在李曉紅殉職20天前的那個上午，她所在科室接診了一位地方病人，也是全院接診的首例非典患者。在人們談非典色變的日子裡，同在醫院從事醫務工作的丈夫考慮近來妻子很疲勞，勸她休息幾天。李曉紅
6年前，出身於軍人家庭的李曉紅從地方大學畢業後，走進她嚮往的警營，成為一名白衣天使。她熱愛自己的事業，決心為解除患者的病痛奉獻自己的全部才學。由於工作突出，她入了黨、三次立功、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在去年的職稱考核中，她以兩輪均為第一名的成績，成為全科最年輕的主治醫師。
那天，她像往常一樣走向自己的崗位，微笑著走進一間間病房，走向她的一位位病人，也包括那位非典病人。她冒著被感染的危險，與科里醫務人員一起分析病情，收集有關治療非典的資料，採取救治措施，並親自為那位非典病人體檢、診治。一整天，她忙得連喝口水的工夫都沒有。
然而，人們不願看到的一幕還是發生了！盡管科里採取了一定的防護措施，但由於人們對非典認識不足，在收治那位非典病人5天後，過度疲勞的李曉紅不幸被非典病毒感染。
丁秀蘭同志生前系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主任醫師，急診科副主任、急診科黨支部書記。生於1954年3月24日，1970年9月-1976年9月為北京紅十字朝陽醫院內科護士，在此期間由於工作出色，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1976年9月進入首都醫科大學學習，1980年畢業，被評為優秀畢業生。1980年1月-1988年12月丁秀蘭同志在北京紅十字朝陽醫院工作。歷任內科住院醫師、住院總醫師和主治醫師。1988年底調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工作，任急診科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主任醫師。2003年4月中旬在救治「非典」患者時被感染，因多臟器功能衰竭，於2003年5月13日凌晨4時15分光榮殉職，終年49歲。
丁秀蘭同志從醫33年來，遇到困難和危險，總是一馬當先，沖鋒在前。對病人一視同仁，無論貧富貴賤，她都精心診治，她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們要對得起病人」。對待科里的同志，也是有求必應。身為教授、科室副主任的她，無論哪一級的醫生請她看病人，她從不推諉，半夜裡常被叫來會診。她關心年輕醫生的進步，在政治上幫助他們，鼓勵他們向黨組織靠攏；在生活上關心他們，常利用休息時間替科里的同志排憂解難，甚至替有困難的下級醫生值班看門診。
在這次抗擊「非典」的戰斗中，急診科無疑是醫院的第一道防線，而作為急診科副主任、急診科黨支部書記的丁秀蘭同志更是站在第一道防線最前沿的人。「選擇做醫務工作者，就是選擇了奉獻」「共產黨員就得帶頭」這些都是她常說的話，也是她一貫工作作風的真實寫照。當社會上談「非」色變的情況下，對發熱病人本能地退避三舍時，丁秀蘭同志卻義無返顧的沖到了抗擊「非典」的第一線，成了24小時在崗的發熱門診的主檢大夫。當發熱病人大量涌來時，下級醫生經常越級請求丁秀蘭同志指導，而丁主任明知多接觸一次發熱病人，就多一分被感染的危險，但她還是象平時一樣，不分白天黑夜，隨叫隨到，象平時一樣認真詢問病情，一絲不苟地查體，和年輕的醫生們一起開醫囑。看著被「非典」病魔擊倒的年輕護士，她心如刀絞，總覺得自己沒有照顧好她們。她象大姐姐一樣勸慰他們，鼓勵她們戰勝病魔；她還象住院醫生一樣，為她們一個個地查體，細致到連每個人的眼瞼和咽部都要認真地檢查一遍，並親自書寫病歷。在「非典」病毒肆虐的日子裡，她匆忙的腳步聲、熬紅的雙眼以及疲憊的神情告訴人們她已把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醫生的天職和共產黨員的信念支撐著她的整個靈魂。她就這樣不停地勞碌著，用她已過中年的身軀抵禦著疲倦，用她共產黨員的行為鼓舞著士氣。
2003年4月14日，極度疲倦的丁秀蘭同志開始感到身體不適，但是她無暇顧及自己，仍支撐著有病的身軀，堅持工作，下午終於病倒在自己摯愛的工作崗位上。躺在隔離病房裡，丁大夫依然象往常那樣，助人為樂，關心同志，有的年輕病友因病情加重，心情煩躁時，丁大夫拖著自己有病的身軀，艱難的舉著輸液瓶子挨到她的床前，用長者特有的關懷安慰她，指導她如何正確使用呼吸機，使她的情緒漸漸平靜下來。在最後的日子裡，當她說話已經很困難時，仍不忘囑咐病友「用呼吸機時多抹點石蠟油」。為了減少醫護人員進入隔離病房的次數，降低交叉感染的機會，她總是不停地「攆」前來巡視的醫護人員：「快出去吧，別傳染你們！」，為了減輕護士的辛苦，她竟夜間不睡覺，自己盯著輸液。在生與死的抉擇面前，她毫不猶豫的把生的希望讓給了別人。作為醫生，她是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作為黨支書，她是春雨，滋人潤物細無聲；作為病人，她還是和其他病人站在一起共同抗擊病魔的醫生。
在丁秀蘭同志患病期間，為了就治丁秀蘭同志，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專門成立了特別醫護小組，為搶救丁秀蘭同志提供了技術、物質和器械的全力支持。她的病情也牽動了北京市、北京大學和醫學部領導的心，他們多次組織北京市及外地專家會診，北京地壇醫院的領導和醫護人員也全力投入搶救工作。但終因多臟器功能衰竭，於2003年5月13日清晨4點15分在北京地壇醫院光榮殉職。
丁秀蘭同志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在幾十年的從醫生涯中她以飽滿的工作熱情，嫻熟的專業技術，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塑造了醫務人員的形象，塑造了共產黨員的形象，是醫務人員學習的楷模，被追授為北京大學「優秀共產黨員標兵」、北京大學「白衣衛士」、北京大學醫學部「優秀共產黨員」、北京大學醫學部「白衣衛士」稱號、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優秀共產黨員」榮譽稱號。

王晶，女，漢族，1971年2月2日出生。生前系人民醫院急診科護士,優秀共產黨員。在此次抗擊非典的戰斗中，王晶同志始終戰斗在最前線，恪盡職守、忘我工作，最後不幸染病，於2003年5月27日15時30分光榮殉職，終年32歲。
王晶同志於1990年6月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衛生學校護理專業，畢業後主動報名到工作繁重的急診科工作。在工作中一貫勤勤懇懇、扎扎實實、任勞任怨，因表現突出曾先後獲得1991年度和1993年度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臨床護師獎、1994年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最佳護士小姐稱號。
1996年9月王晶同志通過自己的刻苦努力以極為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醫科大學夜大學護理專業深造，畢業後承擔了急診科護理教學工作。在教學工作中，她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認真負責，
我清楚地記得，大年除夕我們吃完年夜飯，他笑著對我說：『我10多年來都沒陪你好好過過春節，今

3、有哪些比較適合用於致敬奮戰在疫情一線醫護人員的話？

1、 致敬白衣天使！加油我親愛的同事們！一定要平安歸來！

2、 去想去的地方，去看想看的風景，去感受繁花似錦，去感受春意盎然，願我們早日打贏與病毒的這場硬仗，我們每個人都是戰士，願這個生機勃勃的城市早日到來，正所謂，車水馬龍才是國泰民安。致敬我們偉大的白衣天使，致敬我們偉大的祖國。

3、 疫情還未結束，戰斗尚在持續，致敬白衣天使，感謝各方友人。我相信，武漢一定行！中國一定贏！

4、 向你們致敬，白衣天使們！此時很羨慕你們，能夠在國家危難之際沖鋒在抗疫的最前線！也想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能夠為社會做貢獻，做一個無名英雄

5、 致敬！戰斗在抗役前線的白衣天使們！願陰霾早一天散去，願春風早一天敲響回家的門，願我們早一天走出緊閉的家門。早安，你安好，我無恙！

4、疫情期間除了醫護人員記者是怎樣奮斗的？

答:記者人員他們始終秉持把消息及時的傳到公眾耳朵里，他們也經常奮斗到第一線，親自接觸以獲得第一手資料，他們也筆綴不耕到深夜。

5、在那個非常時期，醫護人員有哪些感人的事跡

丁秀蘭：
丁秀蘭是一位在平凡崗位上默默耕耘的醫務工作者。面對非典病魔，她沒有什麼豪言壯語，只有堅定的眼神和匆忙的腳步。生前，她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關注，頭上少有耀眼的光環，甚至沒有多少人留心她在一線付出的種種辛勞。她只是在日常的一點一滴中，忠實地履行著救死扶傷的職責。
可當她離去後，人們卻被她的事跡深深感動了，並對她寄予無盡的思念。人們發現，倒下去的是一位好同事、好醫生、好黨員，是一個平凡而又偉大的人。
發生在丁秀蘭身前身後的故事說明：為人民做好事的人，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她是一位挽救過無數生命的醫生。面對肆虐的非典疫情，她毫不猶豫地奔向被病魔擊倒的人群，勇敢地站在抗擊非典第一線的最前沿。
她是一位眾多人執意挽留的患者。在她病重期間，家人和同事為她日夜祈禱，包括鍾南山院士在內的10多位專家先後多次為她會診，一位康復出院的女大學生主動為她獻出血清。
然而，人們期待的奇跡沒有發生。5月13日凌晨，噩耗從北京地壇醫院傳來：在同非典病魔頑強抗爭了近一個月後，因多臟器衰竭，她永遠地離開了深愛著她的人們，離開了她深愛著的工作崗位，終年49歲。
她就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急診科副主任、急診科黨支部書記、主任醫師丁秀蘭。
離開這個世界時，她沒說一句話，只把無盡的思念留給人們。
丁秀蘭病逝的噩耗傳來，北大人民醫院的所有醫務人員都沉浸在萬分悲痛之中。院長呂厚山詢問救治丁秀蘭的醫護人員：「丁大夫有沒有留下遺言，有什麼未竟的心願？」醫護人員搖頭無語。聽說朝思暮想的媽媽離她而去，遠在國外求學的女兒申潔悲痛欲絕。她打電話問爸爸：「媽媽走時，可有什麼囑咐的話？」父親申業桐無言以對。
丁秀蘭病危時，病魔已經將她折磨得精疲力竭。離開這個世界時，她沒有說一句話，只把無盡的思念留給人們。
采訪北大人民醫院主管醫療的副院長王吉善時，他開口就說：「說實話，我不想提丁秀蘭的名字，提起來我就掉眼淚……」
聽說丁秀蘭去世了，剛剛從一線撤下來的醫生、護士們犧牲寶貴的輪休時間，自發聚在北大人民醫院門口悼念丁秀蘭。望著丁秀蘭辦公室的窗口，他們個個哭成淚人：「丁大姐，你太累了，在天堂好好歇歇吧……」
這些天來，從早到晚，總有人來到北大人民醫院的門口。人們或無語佇立，默默哀悼，或將一束束白的菊花、紅的康乃馨放在門口，有的還附上一段留言寄託哀思。一位丁秀蘭救治過的患者在留言中說：「丁大夫，我的救命恩人，您一路走好。」一位曾在丁秀蘭指導下在醫院實習過的醫科大學畢業生在留言中深情寫道：「雨絲中，曾朝夕相處的您含笑走來，還是那份慈愛的目光；花叢里，又飄來您白色的身影，步履仍然是那樣匆忙。不忍看您的微笑，不忍看您的身影，淚水，只能用淚水向您揮別！淚水，多想用淚水把您挽留！」
為紀念丁秀蘭，由共青團中央、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檔案局主辦，團中央信息辦、國家檔案局辦公室、北大人民醫院和中青網共同承辦的網上「丁秀蘭紀念館」於5月14日開通。短短3天時間，超過5000人次登錄紀念館留言。
在眾多的留言中，老作家舒蕪先生的一段留言特別引人注目。舒老說：「我於3月25日晚，因老年性肺炎到人民醫院看急診，留住醫院，4月11日病癒出院回家。看急診時，曾接觸過丁秀蘭大夫。現在對於她的殉職，懷著特別的敬意。這里，借用老友黃苗子先生近作一首表示我的敬意。」這首題為《白衣頌》的詩中寫道：
壯哉醫葯師，生死置度外，挺身第一線，白衣多仙子；
矢溺唾涎污，扶持近尺咫，二十四小時，無休亦無寐；
問女何所思？天地有正氣，問女何所憶？病床與輪椅；
非典漸得控，醫護皆勇義，事跡太感人，觀之頻掩涕。
「如果她能康復，她還要到第一線去，想攔也攔不住。」
在家人、同事眼裡，丁秀蘭非常熱愛生活。每逢節假日，只要不值班，她常約上家人、朋友到郊外度假。看到醫院院子里鮮花盛開，她會情不自禁地低下頭，去細品生命的芬芳，那細致的動作充滿欣喜和憐愛。住院期間，當病情一度好轉，她便打電話讓丈夫送件毛衣過來：「記住，拿件顏色鮮艷一點的。」彌留之際，她下意識地伸出已經浮腫的手，使出全部力氣抓住身旁的醫護人員，那樣子流露出對生的強烈渴望、對生活的深深眷戀。
女人味兒、人情味兒十足的丁秀蘭，當時是懷著怎樣的心情走向抗擊非典第一線的呢？她有沒有怕過？
丁秀蘭的愛人說：「離家去醫院時，她像每次加班一樣，平靜地告訴我：『醫院有病人，我得趕過去。』」
陪伴丁秀蘭走完最後一段生命旅程的北大人民醫院急診科護士長徐國英說：「她有過擔心，但她絕不害怕，更不會退縮。對她來說，救死扶傷的職業意識已經深入骨髓。」
「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選擇做醫務工作者，就是選擇了奉獻。」這是丁秀蘭常說的兩句話，也是她33年從醫生涯的真實寫照。在平時工作中，她一絲不苟，盡職盡責。面對病人，丁秀蘭總是那樣和藹可親。無論多忙，她都要堅持親自為科室收治的每一

6、游本昌重扮濟公大贊防疫醫護人員，這些人都有哪些感人舉動？

說起濟公這個人物的話，腦海當中會自然的跳動出遊本昌爺爺飾演的濟公，那曾是在我們暑期檔中不斷出現的一位印象深刻的人物，在我幼小的世界觀里，濟公幫助弱小，打擊壞蛋的形象瞬間是二米八的，雖然這個和尚總是衣衫襤褸，總愛喝酒，有時還吃吃肉，是一個不正經的和尚。

看到游老爺爺耳邊就會想起那首熟悉的歌謠，鞋兒破，帽兒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兒破…那種看似糊塗，但心裡卻是門清的濟公形象躍然紙上，很多年過去了，我們也從小孩變成了成年人，也在入了職場，明白了一些道理，那就是做人一定要有正確的三觀，雖然有時候需要偶爾的糊塗一點，但是心中那把丈量的尺是永遠不可以傾斜掉的。

今年的武漢新冠肺炎的疫情下，朋友想到了游本昌爺爺曾經飾演的濟公經典形象，大家都好希望游老爺爺能夠用那把扇子把這討人厭的疫情爽快的干凈的利索的扇掉，多麼希望在春暖花開的時候可以迎來美好的明天。

游老爺爺似乎也跟網友心有靈犀，在過年期間，他特意換上了濟公的服裝，拿起了那把手裡的那把經典的破扇子，在視頻里錄了一段給在前線奮戰的醫護人員。感謝他們為了環境，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不顧自身的安危沖在了第一線，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沒有醫護人員的奉獻，也就沒有我們現在的安全與美好。

在視頻的最後，他哽咽著眼含淚光的說出了這樣一句話，其實白衣天使才是當代的活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