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外研究現狀與進展
礦區土地資源綜合利用的核心是生產組織和礦山土地復墾與生態重建。最早開始礦區生態環境恢復治理工作的是德國和美國。20世紀60年代，許多工業發達國家加速礦區環境保護法規的制訂和恢復治理工程實踐活動，自覺地進入了科學恢復的時代。進入70年代，礦區的環境恢復治理技術以采礦、地質為主體，集環境、農學、林學等多學科為一體，發展成為一門牽動著多行業、多部門的系統工程［10］。80年代以後礦區生態環境治理工作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11～23］。
國外許多國家對土地復墾十分重視，如德國、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等都十分重視礦山復墾工作，礦山土地復墾率已達80%。20世紀90年代以來，重建礦區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土地復墾不僅是將損壞和壓占的土地恢復到可利用狀態，而且要重建良好的礦區環境，使新的景觀在許多方面相似，甚至優於開采前的狀況。由於各國的自然條件不同、經濟狀況不同、土地狀況不同，故各國都有自己的礦區土地資源綜合利用與復墾特色。
德國系統地對土地進行復墾始於20世紀20年代［24，25］，從最初的植樹、造林到多功能復墾區域的建立，目標從以林業、農業復墾為主，轉向建立休閑用地、重構生物循環體和保護物種上，即所謂的混合型土地復墾模式:農林用地、水域及許多微生態循環體協調，統一地設立在一起，從而為人和動物、植物提供較大的生存空間。整個活動經歷了由簡單到綜合，由幼稚到成熟的過程，為合理規劃土地用途，建立新景觀提供了機會，進而滿足了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人們對娛樂休閑場所的需求［26］。對土地復墾與生態重建規劃控制體系，一是褐煤規劃;二是企業規劃。褐煤規劃以聯邦空間規劃和州規劃的目標作為基本目標，對景觀重建作出了明確的規劃和規定［24］。
美國礦區復墾的管理工作主要由內政部牽頭，由內政部露天采礦與復墾辦公室負責實施［26］，礦業局、土地局和環境保護署等部門協助對與本部門有關的土地復墾工作進行管理，各州資源部負責轄區內礦區的復墾工作。美國的土地復墾將生態環境恢復、重造自然景觀、改善公共環境，作為第一要任。美國復墾標准和要求苛刻，對露天采礦來講，涉及從環境保護、自然景觀恢復到消除對土地生態和周邊環境的污染;土地復墾標准涉及礦山廢棄物處理，采礦土地恢復等諸多方面內容。
在澳大利亞，礦業公司申請采礦許可證時須與土地所有者達成土地復墾協議，並得到當地政府的許可;在開采過程中，礦業公司應對開采結束的礦區范圍內進行科學的地形整理和表土覆蓋，然後可將整理好的礦區用經濟協議的形式轉交給復墾公司;為確保礦區復墾的順利實施，澳大利亞對礦區復墾實施抵押金制度。
通過多年的努力，發達國家的礦區復墾率已經達到50%以上，有的達到了75%以上［27］。閉礦之後的礦山廢棄地要恢復本地植被群落，因為這樣的群落所需要的後期維持費用最少，並為後續的土地利用提供了較大的彈性空間。在制訂完成標准時，管理機構傾向於採用植被構成、豐度、密度和覆蓋率等指標，同時他們希望生態系統恢復功能，是可持續的，需要最小的維持費用。Bell認為礦山土地復墾的目標，一是保證礦山廢棄地的穩定，保證其不會被風和水所侵蝕;二是將土地恢復到可利用的狀態。Tacey等認為，成功的復墾地是一個穩定的生產性生態系統，有著與周圍環境相似的可維持的生物物理過程［28］。例如，新南威爾士州Bridge Hill Ridge以前的砂礦區，經過復墾後，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現已歸入Myall Lakes國家公園［27］。澳大利亞的土地復墾一般要經歷以下階段:初期規劃、審批通過、清理植被、土壤轉移、存放和替代、生物鏈重組、養護恢復、檢查驗收。執行復墾保證金制度，並且基於鼓勵和推廣的目的，它會要求復墾工作做得最好的幾家礦業公司只繳納25%的復墾保證金，而其他的公司則必須繳納100%的保證金。
加拿大通過了《加拿大環境保護法案》(簡稱CEPA，1999)和《加拿大環境評估法案》(簡稱CEAA)，以法律的形式系統、全面地對加拿大礦區環境評估和環境保護進行了約束。
俄羅斯土地復墾界認為，土地復墾是在受工業影響的土地上，採取旨在有計劃的創建和加速形成具有高生產力、高經濟價值、最佳人工景觀的采礦、生物、工程、土壤改良及生態學綜合技術措施來恢復土地。整個土地復墾過程分成工程技術復墾和生物復墾兩個基本階段。農業復墾和林業復墾在俄羅斯是最普遍的，由於林業復墾對土壤恢復的要求不很嚴格，投資較小而得到廣泛採用［29］。
礦產開采對土地資源的破壞性影響早就被人們所認識。關於開采沉陷對土地破壞的研究一直受到廣泛關注，研究主要是對破壞特徵的描述和沉陷預測預防上。Damody，Quither，Ham，Sel-man等對此作過有關研究，認為開采沉陷對土地的影響主要包括土壤侵蝕、地表排水系統的破壞、積水、農作物減產等［30～32］。
國外將生態理論用於土地復墾的研究開展較早。1992年國際復墾會議論文綱要中，「成功復墾的生態學評價」(ecological eval-uation of reclamation success)被列為其中一項;1998年國際復墾會議論文綱要中，「恢復理想景觀的土地復墾」被列為其中一項。
Richard J.Hobbs在澳大利亞進行的生態恢復試驗表明，景觀破碎化和棲息地的改變引起了許多大規模的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樣性減少。復墾關鍵在於保存大斑塊和連通性，為取得它們，應進行植被恢復［33］。
Petr.Sklenika等認為，煤礦區景觀重建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景觀規劃，應以景觀異質性作為景觀重建規劃設計標准，對景觀結構進行量化，其目標就是使煤礦區重建景觀與周圍地區生態價值相協調［34］。
A.Lausch等通過對土地利用監測認為，礦區開采對景觀形成擾動，改變景觀格局。一般隨著開采活動的進展，原有景觀數量呈下降趨勢，開采活動停止後穩定，同時沉陷景觀由小到大，受復墾活動影響又由大變小，林地、水面等其他景觀不同程度增加，景觀多樣性提高，斑塊破碎度增加［35］。
土地空間安全格局是生態規劃的組成部分，由生態規劃發展而出現並得到進一步深化。20世紀初，生態學開始呈現與規劃、系統工程等學科的全方位融合趨勢。以Geddes，Park和Wirth等人為首的學者利用生態學原理在城鄉建設中的應用研究，奠定了生態規劃的基礎［36］。
20世紀60年代後，以《增長的極限》、《寂靜的春天》等著作為代表，國際上掀起了基於生態基礎的人類理想棲息環境研究的熱潮，生態學與規劃學融合日趨加快。1969年，McHarg的《設計遵循自然》就是這方面的力作［37］，成功地提出了區域規劃的生態學研究框架，其因子疊合的生態規劃大法被稱之為McHarg法，並得到廣泛的應用;克羅(D.S.Crowe)提出了景觀規劃概念，Om進一步提出了生態系統模式［38～40］，把生態功能與相應的土地利用模式聯系起來，提出了規劃結合生態思想的概念與方法;1982年由McHarg發表的《自然設計》進一步闡述了McHarg的生態規劃思想，探討了在生態平衡基礎上如何建立自然與人和諧關系的方法［41］。
20世紀90年代，生態規劃得到廣泛應用，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諸多新的成果。《綠色城市》等著作均較系統地探討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方針和生態化途徑;1993年英國城鄉規劃協會中的可持續發展研究組發表《可持續的環境計劃》，提出將自然資源、能源、污染和廢棄物等環境要素管理納入各層次的空間發展規劃;1996年的聯合國人居大會上制定的人居環境議程也用城市生態學觀點表述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目的。「將社會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相融合，在生態系統承載能力內去改變生產和消費方式、發展政策和生態格局，減少環境壓力，促進有效的和持續的自然資源利用。為所有居民提供健康、安全、殷實的生活環境，減少人居環境的生態痕跡，使其與自然和文化遺產相和諧，同時對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貢獻［42～45］。以福爾曼為首的部分「自然保護學派」強調人地和諧的未來景觀研究［46，47］，提出了集聚間離析和生態網路體系觀點。
目前，自然生態服務價值的經濟學量化也引起人們的重視，以Costanza［48］等人為代表的學者將經濟因素引入景觀生態學模型，使景觀生態學與區域生態—經濟系統的管理與規劃相結合。提出「區域生態經濟系統(regional ecological systems)」觀點，在管理和規劃模型的設計上強調公眾、特別是持股人的參與，以及變化過程的不可預測性。
景觀指數為景觀研究人員的景觀結構研究提供了重要量化方法。McGarigal是景觀指數的倡導者，也是FRAGSTATS軟體包的設計者之一，對一些研究實例的部分景觀指數的可靠性和閾值進行了評價，並強調尺度在景觀指數解釋中的作用。(O』Niel)等人分別對景觀指數在不同景觀生態學案例研究中的作用進行了評價［49］。
2、國外研究現狀
1.2.1.1 國外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起步較早
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建立了國家地質調查局，負責實物地質資料的管理和服務研究工作。英國自1835年成立世界上最早的地質調查局以來，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一直伴隨其地質工作的開展而存在和發展。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在實物地質資料服務對象、服務方式、服務內容、服務標准上開展了理論和實踐的探索，也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模式，都值得我們借鑒（姜文利，2013）。
1.2.1.2 發達國家地質工作的任務向地質信息轉移
21世紀以來，各發達國家的地質工作向地質信息轉移，以滿足本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需要。美國地質調查局制定的《美國地質調查局戰略計劃（2000-2005）》和《美國地質調查局礦產資源工程五年規劃（2006-2010）》提出確保美國得到可靠的地質資料數據。英國地質調查局發布的《英國地質調查局戰略科學計劃（2005-2010）》提出要提供綜合客觀、公正和最新的信息，以滿足國內外用戶的需要。
1.2.1.3 國外許多專家提出了先進的服務理念
如F.Herrera等（2001）認為，地質資料整合服務有四個基本問題：標准、資料一致性、描述多樣化的地質資料的代表模型以及查詢與交互服務。Marcus Apel（2006）分析了從三維地質模型到三維地球科學信息系統的轉變，認為有三個基本因素很重要：資料模型、查詢功能和資料管理。Steve Peedell等（2005）認為，一個空間地質資料基本結構包括政策、公共機構准備工作、技術、資料和人才五個要件。
1.2.1.4 發達國家學者研究開發豐富的地質信息服務產品
許多發達國家研究開發了多種實物地質資料的服務產品。巴西地質調查局提供產品的基本定位有三點：公益性、需求第一、集成服務，提供在線服務。英國地質調查局有大量的產品和數據可供免費下載。發達國家地質調查局網站信息資料豐富，能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
3、微博的國內外研究現狀及意義
當前我國關於微博的研究大致可劃分為社會視角研究、傳播學視角研究等方面。學術界從傳播學視角研究的論文最多。微博現象同時也是一個與新聞實踐密切相關的，並且現在已成為新媒體領域最為焦點的現象。對於微博現象的關注，新聞傳播學界主要集中在「微博的影響」這一議題上。 比如《微博影響力發生的技術關鍵與社會機理》（喻國明）《新聞生產的變革——從組織化向社會化》（張志安）；其次對於是「微博傳播的引導與監管」，也有部分研究，比如《善待善用善管微博的八大策略》（朱繼東）。
4、國內外研究現狀與趨勢
（一）美國百年地下水開發利用史的啟示
美國是開展地下水可持續利用性研究比較早的國家。早在1883年美國學者Chamber⁃lin即出版了《自流井》，首次論述了自流井的成井條件和開發理論。1897年Iowa州地質調查局Norton在《Iowa自流井》報告中首次使用「含水層」理念。Todd於1900年提出，過多的自流井將導致自流水量衰減。1923年Meinzer出版了《美國地下水形成與理論探討》和《地下水文學概要》，系統地總結了水文地質學的研究工作和理論進展，同時首次對全國地下水資源進行了定性評估，闡述了美國地下水發生、補給、排泄、徑流、數量、質量、開發利用等各個方面（陳美貞，2006；陳仁升等，2003）。1935年Theis提出非穩定流理論，使許多實際問題得到較好解決。
在地下水開發方面，人們開始意識到地下水資源是有限的。20世紀30年代Tolman及同事發現了地下水開采所引發的海水入侵和地面沉降現象。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州為單位先後進行了各州地下水資源調查和均衡法地下水資源評價。1963年McGuinness總結了各州及地區地下水資源評價研究成果。
1977年美國發生了特大乾旱，1978年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啟動了「區域水系統分析項目（RASA）」，歷時近20年，調查和研究了全國28個以流域為單元的水系統，採用三維有限差分地下水流數值模型，模擬地下水開發前後地下水動態變化，並於1990～2000年期間編制出版了各個水系統的地下水圖集（比例尺為1：250萬～1：10萬）。
目前，美國的地下水開采量占總用水量的 20.7%。其中，98.3% 的家庭用水、57.4%的牲畜用水和41.5%的灌溉用水都依賴於開采地下水源供給，而且對生態環境的改善和保護意識也越來越強烈。為此，美國正在開展新一輪「地下水資源計劃」（GWRP），研究重點已從過去的以州為單位轉向整個水系統、水文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從過去偏重地下水的資源供給功能轉向地下水的資源功能、生態功能和地質環境功能綜合調查評價研究，強調地下水可持續利用性研究。
近百年來美國地下水開發利用史表明，經濟社會發展對地下水開發利用理念及其生態-地質環境功能研究具有重大推動作用。在19世紀以前，地下水僅是經濟社會發展中一種補充性資源，在水資源中地表水的開發利用研究佔主導地位。進入20世紀60年代，地下水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愈來愈依賴的基礎資源，特別是在持續乾旱年份，地下水的開發利用得到空前的重視，同時含水層疏干、依賴地下水維持的生態系統急劇退化、地面沉降和海鹹水入侵等環境問題日趨顯現。據USGS統計，在美國公共供水中，地下水的比重從1950年的26%增到2000年的37%。80年代，地下水保護問題受到重視，美國聯邦政府制定了提高污水排放標准和提高用水效率的多項保護法規，到2000年畝均灌水量比1950年減少了30%。在《2000～2010年美國地質調查局地質部科學戰略》和《1998～2008年水資源部發展戰略》中，突出了地下水的可用性和可持續性研究，包括城市化和市郊化對地下水影響調查、海岸帶土地利用和人口增長對地下水影響調查和地下水-地表水相互作用研究。
（二）國內地下水評價研究動態
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地質礦產部和有關部門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大量的地下水及其環境地質問題調查評價工作，包括區域水文地質、供水水文地質、環境水文地質、地下水資源評價與新技術和新方法應用。經過50多年來的水文地質工作，基本查明了我國地下水資源的區域分布規律，並且把西北和華北的地下水勘察研究作為一項主要戰略任務做了大量工作，實現了各種信息的採集、處理、存儲、傳輸和交換，並開始把地下水作為水圈、岩石圈的組成部分和重要環境因子，開展地球表層四大圈層相互關系及大陸水循環與全球變化研究，把地下水融入「全球一體化」的大環境中思考，利用大剖面、同位素等研究地下水循環方式，極大地改變著地下水評價的傳統思維與方式，尤其是近幾年信息技術的發展，加快了對地下水評價的速度。
50多年的地下水評價工作，具有如下特點：①體現國家意志、服從國家目標，成為地下水評價的宗旨；②發揮水文地質工作優勢，體現地下水區域性、基礎性評價服務於國家建設；③取得的豐富資料和經驗，奠定了地下水評價方法研究的基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應用數學和地下水動力學的相互滲透，以及電算技術的推廣和應用，豐富並突破了傳統水文地質學的內容，使地下水評價從定性研究發展到定量研究的新階段。地下水資源評價的基本理論，從穩定流發展到非穩定流，從二維流發展到三維流，從一般均衡法和比擬法，發展到解析法和有限單元或有限差分數值法及相關分析法。地下水質量評價從單項評價發展到綜合評價，從一般數理統計方法發展到聚類、神經網路和灰色系統評價方法。
20世紀80年代後期，地下水資源評價工作開始把主要目標轉向管理模型的研究，涉及與地下水開發活動有關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技術經濟環境等各方面問題。
但是，面對21世紀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地下水評價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不適應新問題。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輪全國地下水資源評價，是基於以消耗資源、犧牲環境作為代價的發展過程，在評價指導思想、評價理念和評價方法諸方面，都存在歷史的局限性，急需按新的要求進行完善和發展。例如由於受當時認識能力和技術水平的局限，對地下水系統的資源、環境和生態屬性功能的基本認識和評價方式中，有關可持續發展思想和水循環理念體現不足，靜態思維比較突出。
1.地下水資源分類與概念演變
20世紀50～60年代，我國在地下水資源評價方面普遍採用前蘇聯的「四大儲存量」的概念，即動儲存量、靜儲存量、調節儲存量和開采儲存量。在歐美一些國家也都使用過這些概念（曲煥林等，1991）。經過水文地質工作者的多年實踐，普遍感到應用「四大儲存量」的概念評價地下水資源存在許多缺陷（陳雨蓀，1982；劉光亞，1982；王強忠等，1982），現在已基本停止使用。
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三種水量」的概念，即補給量、儲存量、允許開采量，並於1989年納入國家標准（GBJ27-88）。但是隨著實踐和理論的發展，其局限性和理論缺陷逐漸暴露出來（徐恆力等，2001）。方案中沿襲以含水層（或水源地）為評價單元的思維模式，沒有體現地下水資源整體性和系統性；補給量和儲存量的時空概念含糊，容易造成水量重復計算；允許開采量僅僅是一種籠統的提法，在實踐中難以操作等。
20世紀80年代「資源」的概念逐漸為人們所接受，歐美、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先後採用了地下水資源的概念，陸續出現了「潛在可更新資源」（Potential Renewable Resource）、「實際可更新資源」（Actual Renewable Resource）、「可用更新資源」（Available Renewable Resource）、「安全開采量」（Safe Yield）、「可持續開采量」（Sustainable Yield）和「實際可持續開采量」（Practical Sustained Yield）等。
我國學者王大純教授（1995）等人，從地下水資源自然屬性出發，將地下水資源劃分為「補給資源」和「儲存資源」兩類。「補給資源」被定義為「含水系統可以恢復再生的水量」。將含水系統的多年平均補給量作為補給資源量，單位為m3/a。「儲存資源」被定義為「含水系統在地質歷史時期積累保存下來的水量」。將含水系統多年平均低水位以下的重力水體積作為儲存資源量，單位為m3。
陳夢熊院士等1983年提出的、後經過不斷調整和補充（2002）的地下水資源分類，也具有廣泛代表性。在該分類中，將地下水資源分為「天然資源」和「可采資源」。「天然資源」被定義為「在一個完整的水文地質單元（地下水系統）內，地下水在天然條件下通過各種途徑，直接或間接地接受大氣降水或地表水入滲補給而形成的具有一定水化學特徵、可資利用並按水文周期呈現規律變化的多年平均補給量」，一般可用區域內各項補給量的總和或排泄量的總和來表徵。「可采資源」被定義為「在經濟技術條件合理、開采過程中不發生水質惡化或其他不良地質現象（如地面沉降、地面塌陷等），並對生態平衡不致造成不利影響的情況下，有保證的可供開採的地下水資源」。
2.地下水資源評價方法研究現狀
達西（Darcy）定律和水量均衡是地下水資源數量評價的理論基礎，由此產生了兩種評價方法，即「地下水系統水量均衡法」和「地下水系統水動力學法」。
「地下水系統水量均衡法」是直接利用質量均衡原理，通過建立地下水系統的補給量、排泄量和儲變數之間水量關系，確定地下水資源數量。「地下水系統水量均衡法」既可用於區域地下水資源的水量計算，又可用於局域地下水資源的水量計算；既可估算地下水系統的補給和排泄的總量，又可計算地下水系統的各單項量，是地下水資源評價中最常用的一種基本方法，也是一種比較可靠的方法。
「地下水系統水動力學法」是根據達西定律和水量均衡原理，建立描述地下水運動規律的微分方程，通過求解微分方程，實現對地下水系統水量狀態評價。
按照微分方程的解法，劃分為「解析法」和「數值法」。解析法是根據地下水井流理論進行地下水量評價，主要適用於均衡區范圍較小、水文地質條件簡單的均質含水系統。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解析法在地下水資源評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迄今仍然是地下水資源評價中確定水文地質參數的主要方法。但是當把解析法應用於大范圍水系統時，由於實際的水文地質條件遠較解析法所假設的條件要復雜得多，其局限性就暴露了出來（薛禹群等，1986）。
為了解決隨地下水開采規模進一步擴大所出現的問題，在20世紀50～60年代，興起物理模擬（電模擬和砂槽模擬等）技術，但是仍不能很好地解決復雜水文地質條件下區域地下水資源評價所面臨的問題。計算機技術和數值計算在地下水資源評價中的應用推廣，使一些復雜地下水流模擬成為可能，而且開始考慮含水介質的非均質性和各向異性，對復雜的越流系統和具有不規則形狀的各類邊界條件，以及多相流和雙重介質等問題也開展了深入的研究，在概念模型中更多地保留了實體系統的自然特性。由於數值法既可用於大區域地下水資源評價，又可用於局部的水源地評價；既可處理復雜的水文地質問題，又具有較高的計算精度，因此，逐漸成為地下水資源評價的重要方法，並因其更易實現系統分析的目標而被廣泛應用於地下水資源評價和管理工作中。
在地下水資源評價中，常用的方法還有水文分析法、相關分析法、水文地質比擬法等。「水文分析法」是仿照陸地水文學的測流分析，計算地下水補給量的一種方法，主要應用於地下水補給量全部轉化為地下水泄流的地區，如岩溶管道流區、全排型岩溶大泉的岩溶水系統或基岩山區裂隙水系統等其他方法難以應用的地區，主要有地下徑流模數法和基流分割法。「水文地質比擬法」，常用於實際資料缺乏的地區，主要根據水文地質條件的相似性，用區域內局部地段或相似條件的其他地區的實際資料比擬到全區或研究區進行地下水資源評價，多數用於可采資源的估計。該方法是研究區缺乏資料情況下不得已的選擇，其評價結果的精確性較差。「相關分析法」是一種統計學方法，主要用於區域水文地質勘探試驗資料不足，但是地下水動態資料較多的地區，應用這種方法進行外推時其可靠性很難保證。「開采試驗法」，在地下水的非補給期（枯水期），按接近取水工程設計的開采條件，進行較長時間的抽水實驗，然後根據抽水量、水位降深動態或開采條件下的水量均衡方程求解出水源地枯季補給量，並以此作為水源地的允許開采量。該方法主要用於水源地允許開采量的評價，在區域地下水資源評價中主要用該方法求取參數。
縱觀國內外地下水評價成果，最常用的方法是「地下水系統水量均衡法」和「數值法」。美國1977年開展的「區域水系統分析計劃」（簡稱RASAP，1978～1995年期間）聯合運用數值法和均衡法對全國25個主要地下水系統水資源進行了評價（USGS，1998）。在2000年開始的新一輪地下水資源評價（Ground-water Resources Program）中，仍然以數值法為主（USGS，2001）。歐盟各國聯合開展的區域地下水資源評價中，水量均衡法是主要方法（Fried，1982；Rees and Cole，1997）。此外，亞洲、非洲一些國家也大多採用水量均衡法和數值法進行區域地下水資源評價（Leslie B.Smith and Kadri Külm，2002；Shahin，1989；Lloyd，1990；Ulf Thorweihe and Manfred Heinl，2002）。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展的第一輪全國地下水資源評價中，均衡法和數值法也是主要評價方法。
隨著數學地質的發展，最近在國內外地下水評價中出現了一些新的理論方法，如隨機理論和神經網路（Kitanidis，1985；Bates，1992；Gelhar，1993；Brannan，1993；楊金忠等，2000），但是這些方法還處於理論探索之中，目前還難以廣泛實際應用。
3.地下水質量評價研究現狀
我國在早期的地下水質量評價中一般借用外國學者設計的評價模式，如內梅羅（Nemerow N.L.）指數法等。但是在應用過程中，逐漸發現這些評價模式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不足，於是我國地下水質量評價工作者，根據自己實踐的經驗和實際情況，提出了許多適合不同用途的水質量評價方法。如20世紀60年代開始用「環境質量綜合指數」定量地表示環境質量狀況，發展至今已提出許多種計算綜合指數的數學模式，這些模式對環境質量的劃分一度起了積極的作用。
早期全國性地下水質量評價，尚無「國家地下水水質標准」，主要依據國家建委和衛生部批准試行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准」（TJ20-76），並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HO）1958年公布的「飲用水水質標准」，個別評價參數考慮地方「飲用水水質標准」。評價方法主要採用指數法、多項參數法和模糊數學法等。在現今的全國地下水質量評價中，雖然在評價項目選定、分類和污染等級劃分等方面有所變動，但是其思路和技術方法均沿襲了這一格局。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高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模糊數學、灰色聚類和神經網路等方法在地下水質量評價中廣泛應用，且隨著方法的改進，人們也越來越重視評價結果的合理性。但是由於影響地下水質量的因素較多，以至各評價方法都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綜合污染指標法的「硬性分級劃分」，灰色和模糊系統需要設計若干不同的效用函數（灰色系統的白化函數、模糊數學的隸屬函數等），以及人為地給定各評價指標的權重（或權函數）等，這些效用函數和指標權重的給定難免不帶主觀性，造成評價方法難以通用，增加了應用的困難和人為臆斷因素對結論的影響。在地下水質量評價方法中，普遍存在「參數權重」問題，例如指數法把各個水質參數等同，模型法在參數選取和參數權重設定中存在較大的主觀性。目前，迅速發展的人工神經網路評價方法，拓寬了地下水質量評價方法的視野。
4.地下水脆弱性評價研究現狀
自1968年Margat首次提出「地下水脆弱性」這一術語後，雖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但是至今國內外對「地下水脆弱性」概念仍然沒有統一的定義，許多學者根據自己所考慮的因素從不同的角度給「地下水脆弱性」以不同的定義。
以1987年為限，「地下水脆弱性」概念的發展過程可劃分兩個階段。在1987年以前，有關地下水脆弱性的概念多是從水文地質本身的內部要素這一角度來定義的。1970年Margat與Albiet提出的地下水脆弱性是指在自然條件下污染源從地表滲透與擴散到地下水面的可能性。Olmer與Rezac則認為地下水脆弱性是地下水可能遭受危害的程度，這種危害程度由自然條件決定，而與現有污染源無關。Vrana提出地下水脆弱性是影響污染物進入含水層的地表與地下條件的復雜性。1983年Villumsen等定義地下水脆弱性是指應用中或廢棄於地表的化學物質對地下水的危害性。1987年「土壤與地下水脆弱性國際會議」揭開了「地下水脆弱性」研究新階段的序幕。多數學者主張在定義地下水脆弱性時應考慮含水層本身的易污染性和人類活動與污染源的影響。有的學者提出地下水脆弱性是地下水質量對現在或將來有害於其使用價值的敏感性。
地下水系統脆弱性已經被廣泛認同的是指這個系統對來自外部（天然與人類活動）從時間和空間上影響它的狀態及性質的處理能力。1991年美國審計署應用「水文地質脆弱性」來表達含水層在自然條件下的易污染性，而用「總脆弱性」來表達含水層在人類活動影響下的易污染性。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於1993年提出地下水脆弱性是污染物到達最上層含水層之上某特定位置的傾向性與可能性，並將地下水脆弱性分為兩類：一類是本質脆弱性，即不考慮人類活動和污染源而只考慮水文地質內部因素的脆弱性；另一類是特殊脆弱性，即地下水對某一特定污染源或污染群體或人類活動的脆弱性。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等地區，在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已經以污染治理為重點轉變為以防止污染為重點，開展了地下水環境脆弱性評價，並編制了評價圖冊。
至今國內尚沒有明確的「地下水脆弱性」的定義，定義多引用外文資料，多是從水文地質本身內部要素角度出發，針對局部城市或水源地，包括「環境生態脆弱區地下水開發模式及系列編圖」工作，研究地下水本質脆弱性，常以「地下水的易污染性」、「污染潛力」、「防污性能」等來代替「地下水脆弱性」這一術語。
5.存在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地下水評價工作為保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撐。但是，從地下水可持續利用角度考慮，地下水評價工作尚存在如下問題：
1）以往的工作，偏重地下水賦存條件的研究，對地下含水層結構和地下水補、徑、排條件研究程度有待深入。作為地下水賦存空間的地下水系統結構和地下水動態，是地下水資源評價的基礎。
2）地下水與環境保護密切相關，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制約因素。以往對地下水質量、環境和生態屬性功能評價重視不夠。
3）地下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程度及趨勢預測研究缺乏深度，不能適應國民經濟對地下水前瞻性要求。
4）由於大量的水利工程修建，改變了地表水、地下水循環條件，出現了不少新的水環境問題，特別是地下水補給條件的改變，使得有些地區地下水補給減少，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因此，在新的地下水評價中急需考慮這些變化的影響。
（三）地下水功能評價與區劃研究現狀
1998年許志榮在《水文地質工程地質》（第五期）上發表了「地下水功能區劃分初探」，提出了開展地下水功能區劃的必要性。1999年史瑞青等在《工程勘察》（第一期）上介紹了「灰色聚類分析在地下水區劃中應用」的技巧。2001年費為進等在《地下水》（第四期）上發表了「快速灰色分級聚類法在地下水功能區劃中應用」，提出灰色分級聚類法是地下水功能區劃的一種簡明方法。這一時期的地下水功能研究都是從地下水資源合理利用角度出發，基於傳統地下水資源評價理念。
2002年中國地質調查局水環部從生態、地質環境保護角度，作為約束條件，提出開展「地下水功能評價專題研究」，由中國地質科學院水文地質環境地質研究所張光輝研究員主持開展有關地下水功能理念、評價理論與方法探索性研究，於2003年提出了地下水功能評價基本框架和評價指標體系。2004年6月該項目組完成了「地下水的資源功能、生態功能和地質環境功能評價的科學體系」構建和論證，包括基本理念、評價理論、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關鍵技術等，編制了「地下水功能評價與區劃技術」，編入中國地質調查局《全國地下水資源及其環境問題調查評價技術要求系列》（二、三）中，並先後在蘭州、武漢、石家莊、北京、沈陽和呼和浩特主辦「地下水功能評價與區劃」技術骨幹培訓班，在我國西北、華北和東北地區全面推廣應用。2004年唐克旺等在《水資源保護》（第五期）上發表了「地下水功能區劃分淺談」，介紹了水利部門進行地下水功能區劃的基本思路。2005年水利部下發了《關於開展全國地下水功能區劃定工作的通知》。2006年張光輝等在《水文地質工程地質》（第四期）上發表了「區域地下水功能及可持續利用性評價理論與方法」一文，全面闡述了地下水功能評價理論和方法；黃鵬飛等在《中國環境管理》（2006年第二期）上發表了「層次分析法在民勤綠洲地下水功能評價中應用」，介紹了地下水的資源功能、生態功能和地質環境功能狀況。2007年羅育池等在《中國農村水利水電》（第九期）上發表了「基於MapGIS的河南省淺層地下水功能評價與區劃」；呂紅等在《水文》（2007年第三期）上發表了「山東省地下水功能區劃初探」，指出地下水功能區劃是政府行使管理職能的重要基礎；閆成雲等在《水文地質工程地質》（2007年第三、四期）上發表了「疏勒河流域中下游盆地地下水功能評價與區劃」，引用大量實例闡述了地下水功能評價與區劃的實際效用。2007年范偉完成了「吉林省平原區地下水功能評價」碩士學位論文。張光輝等在《地質通報》（2008年第六期）上論證了地下水功能評價與地下水可持續開采量的關系。
（四）地下水開發利用研究現狀與趨勢
地下水開發利用研究總的趨勢是學科內涵不斷拓展、生態-地質環境保護優先、安全保障能力建設為重點、與經濟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是根本。
1）資源和環境、生態並重，已成為地下水開發利用研究的主題。地下水可持續利用既要保障社會穩定的水供給，又不能犧牲生態-地質環境效益，同時不影響未來長遠的水資源利用。恢復由於人類影響而退化的地下水功能、地下水疏干區定量跟蹤和調控、增強地下水含水層獲得補給途徑和機制、地表水與地下水聯合調蓄和協調開發、地下水利用和分配的社會-經濟規律及管理模式等是當前重要的研究課題。
2）地球表層系統的水文地質過程研究，已成為現代地下水科學演化的重要專題。土壤、包氣帶、淺層地下水、濕地與湖泊、綠洲、河流和農業用地等，與地下水可持續利用性研究密切相關。包氣帶是介於潛水面和地表之間的多孔介質，化學風化、有機質分解、氮素固定等其他化學物質循環過程均發生在包氣帶，也是地下水補給、污染物向地下水運移的必經之路。包氣帶中所發生的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與水文地質學、土壤學、生態學和環境學關聯性愈來愈緊密（甘肅地調院，2007）。
3）建立高效的地下水動態監測、狀況調查和突發應急機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愈來愈迫切。1996年國際水文計劃工作組將「可持續水資源利用」定義為「支承從現在到未來社會及其福利要求，而不破壞他們賴以生存的水文循環及生態系統完整性的水的管理和使用」。要求在水資源規劃、開發和管理中，尋求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人類社會福利之間的最佳聯系與協調，強調未來變化、社會福利、水文循環、生態系統保護的完整性，使「未來遺憾可能性達到最小」。2000年在美國召開的「水資源綜合管理研討會」上，達成一個共識：流域統一管理是防止土地退化、保護淡水資源與生物多樣性、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必然抉擇。
4）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是當今地下水開發利用中最為人們關注的核心。它指地下水時空上能夠連續下去。Serageldin and Steer將「可持續性」概化為「可持續性弱」、「可持續性適度」、「可持續性強」和「可持續性過強」。「可持續性弱」不關心局部、只關心整體；「可持續性適度」主要以維持系統的整體性為目的，但也適當關照其組分；「可持續性強」要求保持系統組分的良好狀態，同時也關照到系統整體，各組分不可互相替換，而且根據某些理解，即使是在組分內部，可替換性也是受到限制的；「可持續性過強」就是保持系統的所有要素完好無損且無任何損耗。
5、關於新媒體國內外研究現狀，預計可能有所創新的方面
「網路群體性事件」、「新媒體與公民社會」、「網路輿論研究」、「新媒體實踐與挑戰」、「新媒體與社會交往」、「新媒體歷史與發展」、「新媒體理論與方法」、「新媒體產業與市場」、「新媒體文化與藝術」
6、國內外的研究現狀怎麼寫
7、國內外研究現狀
總體看，國外偏重資源、環境保護、人口及可持續發展的研究主題，較宏觀。而國內偏重的是理論方法、發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比較微觀。有關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開發與保護研究的著述相對較少。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提出以人為本的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理論
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問題，眾多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角度研究提出了諸如環境決定論、人口中心論、增長方式轉變核心論等各種側重點迥異的理論觀點。如1994年開羅會議提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心是人」，引起學術界強烈反響。這個新的發展觀逐步演變為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理論體系，其基本點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宗旨是為了滿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發展的需要；發展途徑為實現資源合理有效配置，尤其注重人力資源開發和利用，逐步過渡到以人力轉變積聚和集中為主要手段的發展；基本模式為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科技相互促進和協調發展，由此形成可持續發展理論框架為全方位適度人口論、資源稀缺論、生態系統論、總體經濟效益論、社會協調論等。
（二）提出經濟社會、環境、資源協調一致的可持續發展理論
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各類國際文獻以及召開的一系列會議（如基多的「綜合發展觀」專家會議和北京的國際社會發展會議等）都在世界范圍內深化了社會發展理論，強調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們認識到經濟發展就是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而社會發展就是「更好地生存」。
在20世紀人類物質文明高度發達，同時也是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最為嚴重的時期。全球發生了三大影響深遠的變化：一是生產力極大提高和經濟規模空前擴大，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物質財富，從而迅猛推進人類文明進程；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長，20世紀人口翻了兩番，超過62億，並仍以每年7800萬的速度繼續激增；三是由於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消耗，污染物質的大量排放，導致全球性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和貧富分化加劇已成為21世紀困擾人類文明進步的桎梏，表明人類社會當今生存方式不可持續，四者的惡性循環為舊工業生產方式掘下墳墓，那種「先污染後治理」，以高消耗刺激增長的傳統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
人們逐漸意識到人類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與自然資源、環境生態緊密相聯，人類的活動必須遵循自然規律，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必須納入人口、資源、環境、生態體系，只有這樣，才能使人類社會系統與地球自然系統協同進化、良性循環。1992年183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聚會，其中102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討論並通過了《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聯合國氣候發展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關於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等一系列文件，對國土資源的利用與保護提上了日程，並付諸實踐。
（三）社會資源利用與保護發展模式
西方社會也從先前的發展模式中認識到社會發展必須是「整體的」，「綜合的」，也是「協調的」。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出台政策，制定法規、採取措施，對國土資源進行重新的定位和開發利用。從大量的消耗資源聚集財富到降低消耗，遵守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到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提出了「低碳經濟」這一新的理論和發展模式，即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總體看，從國外對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的研究成果來看，各國都從自身國情出發，提出的理論和制定的發展模式具有針對性，雖然國外少有直接針對像我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方面的相關研究，但國外發展理論的演變及其規律則為本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樣本和理論基礎，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研究常常欠缺對社會背景和社會制度的深入分析，各種發展模式忽略了各國內部存在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和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從而使理論及模式的預期指導意義相對弱化。
二、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對於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認識是在西方發展理論的輸入，以及我國社會實踐的雙層擠壓中逐漸領悟到的，並部分在國土規劃等研究實踐中得到了應用。
（一）十八大報告等為區域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戰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從我國資源開發與保護的戰略規劃來看，國內相關的研究在沿襲、借鑒國外發展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國情，提出我國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同社會可持續發展和諧統一，並在有些細節上有所充實、完善和發展。如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把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地區協調發展作為一項戰略任務，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關系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關系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舉措」。在十六大報告中論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時，提出了「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新概念，認為要「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就必須使「社會更加和諧」。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整個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進一步樹立全面的發展觀，始終堅持統籌兼顧，更加註重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地區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協調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直至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構築「和諧社會」。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出了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礎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主要目標，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上明確指出了政策的著力點將轉到提高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富裕人民群眾作為全新思路和戰略。
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促進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推動資源利用方式根本轉變。這些表述為我國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區域國土規劃發展模式和實踐成果
從發展模式和實踐成果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國土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一般採取「層次推進」的模式。堅持讓部分地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原則，這種政策本身並沒有問題，但傳統的發展觀偏重區域發展，卻忽視了區域間協調以及可持續發展。
我國「十一五」規劃首次把東中西和東北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完整地闡明了四大區域的戰略布局，即東部地區「率先發展」、西部地區大開發、中部地區崛起、東北地區振興。這種全新的區域發展戰略格局的調整充分體現了「全國一盤棋」、各地區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一貫思想，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同時，我國西部地區尤其是邊境少數民族經濟欠發達地區，在開發利用國土資源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和整個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得到了政府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我國主體功能區劃相關研究成果。2010年12月21日，國務院下發《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實際上是中國第一個關於國土空間開發的規劃。樊傑等（2009）對中國主體功能區的科學基礎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成果為阿勒泰地區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區劃提供參考和借鑒。
（三）相關理論研究
從相關理論研究看，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國土資源部信息中心的《國土資源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研究》，從當前國土資源管理的實際情況出發，以土地資源、固體礦產資源、能源礦產為研究重點，設計了我國國土資源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總體框架，以及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能源安全評價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我國耕地糧食生產能力指標、城市用地集約利用指數、礦產品價格指數、礦產資源國際競爭力指數、石油安全度和國土資源管理績效等6個綜合性指標。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從國土資源規劃理論與實踐出發，主要針對國土資源規劃體系、國土資源規劃理論基礎、國土資源規劃編制及國土資源規劃實施等專題進行闡述，重點對國土資源五年規劃編制、國土資源與環境綜合承載力評價等實例進行了專題研究。李新玉等的《國土資源與區域經濟發展》，主要就中國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的區域特徵進行分析，總結出這些資源在空間布局、發揮區域資源比較優勢、區域國土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在國土資源調查評價、規劃、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協作、法制建設、技術進步等方面相應的對策。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的《民族語發展》、樊勝岳等的《西北地區發展戰略與對策研究》、徐建華等的《中國西部地區遲發展效應與後發優勢及創新對策研究》、王文學主持的《甘肅民族地區大開發的戰略與對策研究》、《西部大開發與甘肅區域經濟》，劉敏主編的《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與社會發展》和王永亮主編的《西北回族社會發展機制》等成果，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等進行了研究。
另外，還有很多零散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都有效地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包含了大量的理論見解，豐富和完善了我國民族地區國土資源利用開發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對本項目研究的順利開展具一定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
（四）阿勒泰地區相關研究成果
近年來，已有一些針對阿勒泰地區土地、礦產、水、草場與畜牧、旅遊5種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的論文、專著等。這些成果對阿勒泰地區單一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等有獨到的見解，為本項目研究提供了參考。
有關土地資源的研究成果較少，主要有《阿勒泰地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還有地區申報土地整治項目所形成的部分資料，如《新疆天山北麓阿勒泰地區土地開發整理重大工程論證材料》（2010）等。此外，阿勒泰地區也有一些游牧民定居工程方面的實際經驗和資料，這些材料主要對阿勒泰地區土地利用現狀、存在問題等進行了闡述。上述成果對土地資源開發利用具有參考借鑒價值。
礦產資源及礦業發展成果。阿勒泰地區此類相關研究成果較多，主要有《新疆阿勒泰礦業特區建設研究與探索》（2010）、《新疆阿勒泰地區礦業經濟管理研究》（2012）。主要論文有：《加快新疆阿勒泰市礦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考》、《新疆阿勒泰地區周邊國家毗鄰地區礦產的可利用性》，研究報告有《阿勒泰地區礦產資源總體規劃（2008～2015年）報告》等。這些成果對阿勒泰地區礦產資源概況、礦業經濟發展等進行了研究探索。為本書的編著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針對阿勒泰地區草場與畜牧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論著有：《阿勒泰草原的無奈和期盼》（2009）、《裂變的阿勒泰草原》（2009），《新疆阿勒泰牧區草地資源分類經營機制與可持續發展研究（2008）》（碩士論文）等。這些文獻資料為阿勒泰地區草場與畜牧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與保護提供了研究支撐與參考。
阿勒泰地區為我國重要的旅遊區，旅遊資源十分豐富。阿勒泰地區先後編制實施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旅遊發展總體規劃。對阿勒泰地區旅遊指導思想、原則、目標任務、旅遊資源與環境分析、旅遊業發展總體目標和保障措施等進行了闡述。2006年國家旅遊局、新疆旅遊局組織中山大學編制了《大喀納斯旅遊區總體規劃（2006～2020年）》等。2009年，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與阿勒泰地區旅遊局完成了《阿勒泰地區旅遊發展總體規劃（2009～2020年）》（徵求意見稿）等。
（五）總體評述
從國內對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的研究成果來看，現有的成果涉及我國某一固定區域單項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戰略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多，專注於區域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方面的研究較少，尤其是針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更少。總體考察與本項目相關的研究成果，不足之處主要在於：
（1）大多數研究是將國土資源分種類，具體細化到每種資源不同的開發利用和保護方式，專門研究單個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但並沒有同其他相關資源統籌考慮，缺乏一定的系統性與綜合性。
（2）對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現狀、困境和途徑等方面，特別是脫貧、基礎教育、轉移支付等層面，而涉及該類地區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綜合性戰略研究較少，系統總結研究的更少。事實上，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是自然資源豐富和潛力較大的地區，對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研究，將更有利用推動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從而縮小地區差距，縮短區域間的不平衡發展，同時保護相對脆弱的生態環境。
（3）可持續協調發展的本質是要求用社會系統的觀點和方法探索經濟、社會發展問題，而任何發展都需要現實的物質基礎，國土資源作為社會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應對其加以重視。目前學術界對於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研究還較為分散，系統性不強，亟待相對系統完善的成果問世，以期對這類地區的國土資源進行綜合開發利用與有效保護，促進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合理開發與保護。
因此，如何把西方社會發展理論和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結合起來，借鑒切實有效的理論成果，提出發展戰略、選擇適合該類地區發展的路徑和模式，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進行綜合利用、有效保護，是開展本項目研究的首要問題，也是本書研究的重要內容。
8、國內外研究現狀及動態
從全球來看，在中低緯度的岩溶區，如：東亞和地中海地區，尤其是我國的西南岩溶石山地區，堅硬緻密的碳酸鹽岩層極少或無冰川沉積覆蓋，成土緩慢，土壤缺乏，而岩溶雙層結構空間發育，新生代地殼上升強烈，水源漏失嚴重，加上干濕分明的季風氣候，導致生態環境脆弱，普遍乾旱缺水，石漠化嚴重[18]。在俄羅斯西伯利亞平原的岩溶區，廣泛覆蓋於碳酸鹽岩層之上的冰川及河流沖積層，有利於土壤的形成，而下伏碳酸鹽岩中的岩溶空隙有利於排除沼澤地區過多的積水，偏鹼性的碳酸鹽岩也有利於中和酸性環境。因此，高緯度的岩溶區都成了主要的農業基地。而在東南亞、美國東南部和中美洲廣泛分布的第三系碳酸鹽岩層，具有高達16%～44%的孔隙度，含水量很高，乾旱缺水和石漠化較弱[19]。所以，受生態地質環境條件影響和供水需求的帶動，歐洲國家和我國都比較重視對岩溶及岩溶水勘查開發技術的研究。而且，我國岩溶不但分布面積廣，並且由於一系列地域優勢條件所決定，許多岩溶類型在全球有範例性，客觀上使得我國的岩溶研究能夠依託地域優勢，為全球岩溶學科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20]。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地質對比計劃(IGCP)中有關岩溶的3個項目：IGCP299-地質、氣候、水文與岩溶形成(1990～1994)；IGCP379-岩溶作用與碳循環(1995～1999)；IGCP448-全球岩溶生態系統對比(2000～2004)，均由我國提出並組織領導，一直由我國科學家袁道先院士擔任項目工作組主席。2004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IGCP執行局第32屆理事會還通過了世界岩溶研究中心(IRCK)設在中國的提案，充分體現了我國岩溶研究水平在國際學術界的權威地位。
在岩溶水的勘查研究程度方面，目前發達國家對岩溶區都作了系統的水文地質調查，工作的內容和程序與國內基本相似。但對每個岩溶泉或暗河流域投入的勘探、試驗工作和所達到的控製程度普遍高於國內。他們對於每一個可能的落水洞與泉、暗河出口或鑽孔之間都作了示蹤試驗，對各個岩溶水徑流通道間的聯系和展布方向、流速、流域邊界掌握很確切。對主要的岩溶暗河、大泉、供水水源地都建立了長期自動監測系統和預報及管理模型，實現了定量化的預測預報。而且近些年來，國外地下水模擬軟體不論是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有了巨大的發展和提高，前後處理的可視化功能日益強大[21]，公益性、基礎性的地下水資料庫建設也很完善和普及[22]。
在地下水勘查技術研究與應用方面，地球物理探測技術是主要的技術手段，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中，大致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20世紀50～60年代地球物理方法就已被應用於地下水勘查領域，方法以直流電測深、激發極化法、電測井為主，勘探的目標主要為第四系鬆散岩類孔隙水，方法成熟簡單，目前許多地質勘查單位仍以其為主要勘探手段。70～80年代期間，找水工作開始面向勘查難度較大的基岩裂隙水、岩溶水，相應的物探技術方法也有了新的發展，如音頻大地電場法、甚低頻法、放射性法、綜合測井等方法的應用，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並形成有特色的系列找水技術。從90年代至今，由於地下水勘查的內容和范圍不斷擴大，研究的問題更加深入，更具有針對性，所採用的技術方法通常都以綜合物探手段為主，包括常規手段以及先進的電磁法、高解析度地震技術等。
目前，國外地下水地球物理探測技術發展迅速，電法已經從直流電阻率法發展到儀器輕便、解析度高的電磁法，包括頻率測深、音頻大地電磁測深、瞬變電磁測深、可控源大地電磁測深等高靈敏度方法。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地球物理技術研究實力和儀器開發能力基礎雄厚，工藝先進，先後研製了多系列的電磁法儀器，如美國Zong公司研製開發的GDP電磁法勘查系列，加拿大Geonics公司研製開發的EM瞬變電磁系列，加拿大Phoenix公司研製開發的V5、V6電磁法勘查系列，澳大利亞Geoinstru Ments公司研製開發的Sirotem電磁勘查系列以及俄羅斯研製的建場測深法系列等。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在非洲、南亞地區有專門從事地下水勘探的地球物理公司，應用的方法主要為電磁剖面法、甚低頻法、頻率域電磁測深法，瞬變電磁法等[23]。另外，白俄羅斯和法國生產的核磁共振直接找水技術更是地下水地球物理探測技術的一大進步，其實質也屬電磁法勘探范疇。它不僅能直接反映地下含水層的特徵，而且還能提供如孔隙度、滲透率、導水性等水文地質參數，是最具發展潛力的一種地下水探測新技術。
我國在地下水地球物理探測方面，也經歷了從直流電法到電磁法的發展過程，目前擁有相當數量的上述大型電磁法勘查設備，但均為引進設備，自行研製能力較差，但在應用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先後開展了多項專項技術研究，如中國地質調查局組織實施的音頻大地電場儀及找水研究、綜合物探技術尋找基岩裂隙水應用研究、西北沙漠和黃土地區EH-4電導率成像系統勘查地下水技術研究、西北嚴重缺水地區地下水勘查戰略研究等都是以電磁法為主流的應用研究。另外，在應用方面以電磁法為主開展了地質條件復雜、找水難度大、環境惡劣的一些生態地質環境條件下的地下水勘查工作，例如：羅布泊及塔里木盆地的鬆散岩類孔隙水、西部山地基岩裂隙水、西南岩溶石山地區岩溶水的勘查等，積累了較豐富的實踐經驗。不難看出，上述國內外地球物理探測技術的發展現狀表明：信息量大、解析度高、勘探深度大的電磁法探測技術已成為地下水地球物理探測技術的主要手段，在地下水資源勘查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24]。眾所周知，物探結果僅是地層物性層空間分布特性的反映，解釋結果是多解性的。如何將具有多解性的物探結果進行合理的地質解譯，提高解釋精度，這是水文地質和物探工作者必須深入研究的課題之一。實踐證明，研究水文地質條件、掌握岩溶發育規律及地層岩性與物性之間的關系，從而建立合理的地質—地球物理模型與解釋標准，是解決地質問題的核心。另外，任何一種物探方法都有其獨特的優點，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國內外的地球物理學家都共同認識到，在岩溶水勘查工作中，不能僅僅依靠某一種物探方法來解決問題，應該充分考慮實際水文地質條件，研究選擇適宜不同地質環境條件和探測對象的方法組合和實施方案，多方法探測和綜合解釋，才能提高解釋精度，取得更為理想的效果。由於我國岩溶面積廣闊，岩溶類型多樣，條件復雜。所以國內的水文地質和物探工作者，利用傳統技術方法與引進的部分新技術設備結合，加強水文地質條件和岩溶發育規律研究，結合自身的經驗，在找水的准確性上，也有很大的進步，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經驗，在應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方面居於世界前列。
在岩溶水的開發技術方面，國內外引、提、堵、蓄的技術原理都基本上相同。歐洲岩溶水的開發方式，過去曾經以鑽井取水為主，實行就地分散供水。20世紀後期，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水文地質學家認為，一個岩溶泉流系統的各部分存在著密切的水力聯系，水流的大部分最終都將匯集到泉口集中排泄，加之泉域面積較小，地形高差不大，在經濟允許的情況下，按泉域統一規劃和集中開發與調配更有利於岩溶水資源的管理和保護。因此，隨著經濟的發展，目前開發方式已經逐漸演變為以泉為水源，建設水廠，集中布設管網供水為主，僅在部分邊遠的地區還保留著一些分散供水井。在岩溶防滲成庫技術上，在歐洲的法國和前南斯拉夫等國的岩溶分布區，自20世紀70年代或更早的時期，就建設了多個岩溶暗河開發工程和利用岩溶谷地建庫建設水電站，解決岩溶區缺水困難和能源短缺問題，取得了岩溶水資源開發和水能開發帶動農業、工業和城市發展的成功經驗，如法國的拉蘇斯城市供水水源地、特里波羅農業區的夏特里赫暗河開發工程、前南斯拉夫的特例比西尼察、涅列特瓦岩溶流域的水能開發等[25][26]。在鑽井技術上，國外的技術設備遠比國內的先進，能夠滿足乾旱岩溶石山地區無沖洗液鑽進的要求，鑽進速度和自動化程度都高得多。
我國政府十分重視西部地區地下找水工作，20世紀70～80年代，組織完成了大部分地區1：20萬的水文地質普查，80～90年代，又組織開展了部分城市和重要經濟區1：10萬至1：2.5萬的水文地質普查。之後，在20世紀末開展的「西北地區地下水資源特別計劃」、「西北地區地下水勘查戰略研究」、「西南貧困岩溶石山地區扶貧找水計劃」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礎上，中國地質調查局2001年組織實施了「西部嚴重缺水地區人畜飲用水地下水緊急勘查工程」，2002年實施了「西部嚴重缺水地區地下水勘查示範工程」。其目的是通過對不同缺水類型地區水文地質條件的野外調查及分析，找出解決農村生活和生產用水困難的找水方向與途徑，並通過適量的勘探工作加以驗證，取得不同缺水類型區的找水經驗，指導當地解決乾旱缺水問題。探采結合示範井的實施，不僅獲得了找水與取水的先進技術方法及經驗，還直接解決部分嚴重缺水地區的人畜飲用水困難。「九五」期間直到2002年西部找水工作施工探采結合井約400眼，施工小口徑淺井約3000眼，直接解決約120×104人飲用水困難。在岩溶水開發工程技術上，國內如蒙自五里沖這樣的工程，也創造了超高防滲帷幕、超高超薄防滲牆、加密高壓灌漿技術處理特殊復雜的溶塌堆積體等國際領先技術。還有許多頗具特色的岩溶石山區分散中小型岩溶泉和暗河引、提、堵、蓄工程技術。
現代地下水勘查已成為一項巨大而復雜的工作，其涉及的內容廣泛，包括地質學、水文地質學、工程地質、環境地質、地球物理學、數學、計算機等。從單一方法向地質測繪、地面物探和綜合測井、「3S」技術等綜合方法密切配合方向發展。在不同岩溶水源地類型的勘查中，不斷提高岩溶水文地質調查研究程度，加深岩溶水賦存規律的研究，開展地球物理探測技術的優化組合示範研究及應用，使地下水勘查工作達到快速高效之目的，已成為國內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在開發技術上，根據岩溶石山地區的需水特點，大型與中小型工程技術的研究與實踐並舉，特別是西部大開發及扶貧找水的推動，促使中小型工程的技術研究與應用得到了空前廣泛地開展，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目前，急需系統地研究總結和推廣。國外的岩溶水探測技術主要朝著進一步提高精度、簡便易行的方向發展，開發新的方法和設備，改進已有的設備，開發功能更全面和強大的解譯軟體。同時不斷研究與改進岩溶水開發、水處理的工程技術設備，提高對復雜的岩溶地質環境的實用性和效率。另外，隨著岩溶水開發程度的提高，一些地區由於不合理的開發導致發生了岩溶塌陷、泉水疏干、地下水污染等不良環境地質問題，引起了社會對岩溶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上的關注。因此，對岩溶水的脆弱性、環境監測預報與保護技術的研究，也已成為水文地質及環境地質研究工作的一個主要方向。
9、國內外研究現狀怎麼寫
描述下即可
案例：國內外研究現狀
城鎮化,也稱城市化,,這個概念最早是由西班牙的工程師A.Serda於1867年在其著作《城鎮化的基本理論》中提出的,目前已經被廣泛接受.在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比較早開始了城鎮化道路,在城市化的發展階段,發展條件同發展中國家相比有明顯區別和差距,一些發達國家在上世紀就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城鎮化水平,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進程,甚至出現了城鎮人口向城郊迴流,所以國外對城鎮化的研究時間比我們要早,研究范圍比我們要廣研究的程度要深.在我國,城市化是近現代的產物,在建國後的前三十年時間里城市化進程緩慢,改革開放後,特別是從1992年以後我國城市化才進入全面推進階段,所以我國對於城市化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盡管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還是不夠成熟,在理論研究和定性分析上做得較好,對實證研究和定量分析就明顯做得不足.
10、國內外關於新媒體研究的成果，或者進度也行
電視台生存基礎靠得是廣告，（業內流行這樣一句話：導向是生命線，廣告是生存線）而廣告經營的好壞依賴於電視台節目的覆蓋率和收視率的高低。為此，長期以來，電視人為提搞這兩個參數而在不懈地努力著。可是，人們發現，近一個時期以來，電視台的這兩個參數正受到沖擊，盡管電視人工作十分努力，但是，電視台的受眾正在日趨分流，節目收視率正在下滑，廣告份額也在減少。原因在哪裡？在我們業內，有人認為：這是因為電視媒體自身的「雙規」，因素造成的，所謂「雙規」，就是規定時間、規定地點的收看方式。研究媒體發展的人士則認為：是一種新媒體的 「兩任」特性造成的，所謂「兩任」，就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收看的方式。而我以為，真正的原因應該是兼二有之。一方面傳統電視媒體「雙規」的收看方式，束縛了受眾自由選擇節目的權力，另一方面新媒體的「兩任」收看的方式卻滿足了受眾自由選擇節目的慾望。可見，正是這種新媒體的出現，順應都市生活形態變化，迎合了受眾對媒體的需求，從而分流了傳統媒體受眾，造成電視台節目收視率下降，同時，吸引了廣告主，造成投放電視台的廣告份額在減少。在南京，我們對一些接觸過新媒體的市民進行問卷「你對新媒體印象怎樣？答案是：有個性，選擇性大」，近65%的被訪者願意為享受新媒體付費。我們對一些廣告主進行問卷，其中，一些廣告主表示，「明年（也就是2007年）要減少對電視台廣告的投放量，轉而考慮投放在新媒體上。當問及為何時？答案是：新媒體針對用戶（也就是受眾）性強、到達率高」一些廣告經營者還告訴我，「十幾年來，企業向消費者傳遞營銷信息的最佳途徑是，在電視節目中插播廣告。但是現在，企業在電視節目中插播廣告的興趣日趨減少，傳統方式的廣告宣傳效果正在衰退。」 據央視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CTR)調查顯示，新媒體的廣告收入雖然目前只佔中國廣告營業額的2%，但是，年增長率為30%。
我們發現，今天的中國，正在以較快的速度演繹著新媒體帶來的的奇跡。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的傳統電視業界，對新媒體的出現，發出「狼來了」的驚呼。並指出傳統電視的廣告市場正面臨著由繁榮轉向低迷的威脅，而新媒體將加速這一轉變過程。
那麼，新媒體是怎樣一種傳播載體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種現象：（這是郭煒華在他的《新媒體調研報告：形態、狀態、業態》文章中列舉的一個例子，很形象。）他說「在上海，早上出門，你的手機會接受到一些根據你事先定製的消息，告訴你今天有什麼值得關注的事情，提醒你應該穿什麼衣服，是不是要帶傘，最好選擇什麼樣的出行方式和路線；
然後，在公共汽車上，你會通過車內的電視看完早間的電視新聞，還能看到滾動播放的廣告、MTV和圖文信息；
換乘地鐵，你可以在站台上看到有天氣預報、上下車次信息以及新聞、廣告和其他節目的圖文電視；在車廂內，還有結合沿途站點信息、廣告等內容的視頻節目；
走出地鐵，如果還需要換乘計程車，那麼在車上你還可能看到車載錄像或其他類型的移動多媒體節目；
下車後，你迎面是大廈門頭上的電子屏幕，也許在播放文字信息，也許在轉播電視台節目；
進入大廈，電梯口或者電梯內，你會看到大樓物業提供的閉路信號，或者在播放文字信息、或者播放視頻節目和廣告；
到辦公室坐下，打開電腦，你在瀏覽新聞網站信息時（這種信息既有可能是文字，也有可能是圖畫、聲音和圖象），電腦上的QQ或者MSN會發出「嘟嘟」的聲音，有人通報說世界的某個角落發生了一次爆炸事件，你趕緊點擊好幾個新聞網站，順帶著，把自己用手機拍攝的照片或者錄像放到自己的博客里去，讓更多的人看到；
晚上回到家裡，面對數十個nvo點播節目和上百個數字電視頻道，讓你難以作出選擇。
這種情景描述上海有，南京也正在發生。我想，其他地方不久也將會發生。這里，我引用郭煒華先生所舉的例子，目的是想讓大家對新媒體留下初步的印象。想告訴大家，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新興的媒體出現。這里所說的「新媒體」是相對傳統媒體（包括報紙、雜志、廣播、電視。尤其是電視媒體）而言的。是指利用數字技術、網路技術，通過互聯網、寬頻區域網、無線通信網和衛星等渠道，以電視、電腦和手機為終端，向用戶（也就是受眾）提供視頻、音頻、語音數據服務、遠程教育等互動式信息和娛樂服務，以此獲取經濟利益的一種傳播形式。從內容上來講，新媒體既可以傳播文字，也可以傳播聲音和圖象；（這點，與傳統電視媒體有共同之處）從過程上來講，新媒體既可以通過流媒體方式線性傳播，也可以通過存儲、讀取方式非線性傳播（這點，與傳統電視媒體有不同之處）。這樣，原有的以材質、樣式、符號系統等物理形態，對媒介所進行的分類和定義，已經不再適用，「媒介」這個概念的外延已經大大擴展。據國家廣電總局視聽新媒體研究所負責人介紹：「目前有七類新媒體對傳統廣電媒體產生影響：1是移動數字電視，包括無線的、車載的；2是有線數字電視；3是IPTV，狹義上指的是基於TV終端的；4是網路廣播；5是網路電視， 6是手機電視；7是樓宇電視。其中，對電視台廣告產生較大影響的新媒體主要包括網路電視、移動電視、數字電視和樓宇電視。作為新媒體，一般來說有兩個明顯特徵：一個是可以承載原來傳統媒體（這里主要指電視台）能承載的各種形式，（像文字、圖形、視頻、音頻等）；另外一方面應該說是與受眾具有互動性。它們或者是收視終端與傳統的電視機不同（個人電腦或手機），或者是節目傳輸的載體與傳統電視不同（互聯網），或者是收看節目的形式與傳統的居家收視不同（如在各種移動的交通工具上）。從一些地域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種新媒體正在對我們的媒體環境、文化環境，乃至經濟和社會環境發生著影響。其中的優勢正在凸顯。
那麼，新媒體的優勢何在呢？（這里列舉幾個新媒體來說明）
1、網路電視。
什麼是網路電視？就是利用有線電視網或者電信運營商的寬頻網路為用戶提供多種互動式視頻節目服務的新型電視傳播媒介。也就是說，網路電視集互聯網、多媒體、通訊等多種技術於一體，用戶使用的時候既可以通過加裝IP機頂盒的電視機，也可以通過連接互聯網的計算機。
網路電視的最大優點是：
節目交換平台可以提供互動式和個性化的節目，可以使網路電視的用戶擁有高度靈活的時間選擇和內容選擇空間；可以為用戶提供多種形式的互動式數字媒體服務；
2、手機電視。
什麼是手機電視？就是利用具有操作系統和視頻功能的智能手機作為電視節目接收終端的新型電視傳播媒介。
手機電視的最大優點是：
它的節目包括電視、廣播、網頁和游戲，用戶可以隨身攜帶，隨時收看，隨處收看，隨意收看，被稱為裝在口袋裡的電視機，也被稱為「零距離親密接觸的流媒體」，是繼家庭電視機和電腦之後的「第三塊」影像屏幕。
3、移動電視
什麼是移動電視？就是可在移動狀態中收看的電視，是全新概念的信息型移動戶外數字電視傳媒。它採用先進的數字電視技術，通過無線發射、地面接收的方法進行電視節目傳播，用戶可以在任何安裝了接收裝置的巴士、輪渡、軌道交通等移動載體中收看到DVD般清晰的移動電視畫面（當然也能在非移動的情況下接收）。
移動電視的最大優點是：
用戶可以在時速120公里甚至更高速度的運動狀態下接收電視信號，並且接收靈敏度高，抗干擾能力強，做到圖像穩定，色彩逼真，畫面清晰。
4、 數字電視
什麼是數字電視？從技術特徵講，是指電視節目的採集、製作、編輯、播出、傳輸、接收的全過程都採用數字技術。與原來的模擬電視相比，數字電視有高清晰的電視畫面，可與DVD相媲美；有優質的音響效果，由於採用了數字技術，使得數字電視的伴音更趨逼真；有抗干擾功能，數字電視受其它電器的干擾很小，因此畫面穩定，擴展功能多，可增加上網、點播等。
數字電視的最大優點是：
數字化以後的電視信號佔用網路帶寬資源大大減少，使目前線路的傳輸能力由原來幾十套擴展為幾百套。向用戶提供的數字電視節目內容更加豐富。另外，數字電視還可以開設增值服務，可以分成更多更細的專業頻道，如汽車、房產、MTV、體育、音樂、電視劇頻道等。一方面，在模擬時代的電視「受眾」到了數字時代有了自己的主動選擇權，可以點播自己喜歡看的節目內容，不再像過去那樣只能被動接受；另一方面，由於有存儲功能，看電視用不著再「趕點兒」了，可像電腦一樣進行文字錄入、上網瀏覽、收發郵件、電視購物、遠程教學、遠程醫療、股票交易、信息咨詢等。它改變了圖像、文字等信息的生產、傳播、交換和消費的方式，使信息傳播從單向單一形態向雙向多元化形態轉變、從資源壟斷向資源共享轉變。
從以上介紹中，我們不難看出，新媒體的優勢體現在它的互動性和參與性，尤其是網路電視和手機電視媒體，他們充分調動了受眾的積極性，實現了一對一傳播的模式，讓受眾在這種互動體驗中獲得更深刻的品牌認知。
那麼，新媒體有哪些共同特點呢？
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媒體，其最大特點是打破了媒介間的壁壘，消融了媒體介質之間，地域、行政之間，甚至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邊界。具體講：
1．媒體個性化突出
由於技術的原因，以往所有的媒體幾乎都是大眾化的。而新媒體卻可以做到面向更加細分的受眾，可以面向個人。個人可以通過新媒體定製自己需要的新聞。也就是說，每個新媒體受眾手中最終接受到的信息內容組合可以是一樣的，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這與傳統媒體受眾只能被動地閱讀或者觀看毫無差別的內容有很大不同。
2．受眾選擇性增多
從技術層面上講，在新媒體那裡，人人都可以接受信息，人人也都可以充當信息發布者，用戶可以一邊看電視節目、一邊播放音樂，同時還參與節目的投票，還可以對信息進行檢索。這就打破了只有新聞機構才能發布新聞的局限，充分滿足了信息消費者的細分需求；與傳統媒體的「主導受眾型」不同，新媒體是「受眾主導型」。受眾有更大的選擇，可以自由閱讀，可以放大信息。
表現形式多樣
新媒體形式多樣，各種形式的表現過程比較豐富，可融文字、音頻、畫面為一體，做到即時的、無限的擴展內容，從而使內容變成「活物」。理論上講，只要滿足計算機條件，一個新媒體即可滿足全世界的信息存儲需要。除了大容量之外，新媒體還有「易檢索性」的特點：可以隨時存儲內容，查找以前內容和相關內容非常方便。
信息發布實時
與廣播、電視相比，只有新媒體才真正具備無時間限制，隨時可以加工發布。新媒體與用強大的軟體和網頁呈現內容，可以輕松地實現24小時在線。
新媒體交互性極強，獨特的網路介質使得信息傳播者與接受者的關系走向平等，受眾不再輕易受媒體擺布，而是可以通過新媒體的互動，發出更多的聲音，影響信息傳播者。
由此可見，新媒體與傳統電視媒體最大的本質區別在於：
傳播狀態的區別：由傳統媒體的一點對多點型，變為新媒體的多點對多點型。
主導狀態的區別：由傳統媒體的主導受眾型，變為新媒體的受眾主導型。
受眾狀態的區別：由傳統媒體的普通大眾型，變為新媒體的細分受眾型。
那麼，新媒體的發展對傳統電視廣告業有哪些影響呢？
在分析新媒體特點以後，我們發現新媒體的發展正在以受眾生活方式的變化為導向，把廣告植入人們的生活軌跡，這種根植於生活形態與需求的媒體，將具有更大的生命力。它對傳統電視廣告業將產生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新媒體對受眾分流的影響
最近，我們對南京2000人的抽樣調查表明，新媒體出現後，被訪人中，18%的人少看電視了，25%的人少看雜志了，11%的人少聽廣播了，15%的人少看報紙了，新媒體的受眾開始增多，電視觀眾開始分流。而且年輕一代在資訊獲得方面越來越依賴互聯網等新媒體，傳統媒體受眾正呈現出明顯的老齡化趨勢。調查表明 ：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們了解大事以報紙為主；50年代至70年代，報紙、廣播各分天下；80年代以後，主角由電視媒體來擔當；目前，由於新媒體發布新聞要比電視發布新聞速度快、成本低，沖擊電視新聞的情況就不可避免了，最終導致受眾對媒體偏好發生改變。新的傳播狀態使傳統媒體的「大眾」正在逐漸變為「小眾」。
2.新媒體對廣告業主的影響
隨著消費市場供給的飽和競爭的加劇，廣告主越來越強調市場的細分以及與目標消費者的有效溝通，同時，廣告主 也越來越重視針對消費者有效傳播途徑和到達率。而新媒體在這方面卻能滿足廣告主的要求。一方面，它能針對目標消費者（也就是受眾）實施宣傳，到達率高，另一方面，能與消費者（受眾）深度溝通和互動，例如 ：樓宇電視、賣場電視，廣告主利用消費者（受眾）在封閉的特殊空間，和無可選擇性的情況下，讓廣告的信息接受表現出較為強烈的迫使性，通過服務不同的客戶，讓廣告主精確地擊中所想要的目標受眾，使效果最大化，充分降低廣告主傳播的成本。再就是網路電視和手機電視，這些新媒體也能做到一對一營銷，也是能讓廣告主，做到有效覆蓋。這種高性價比的廣告效果，對於廣告主而言，無疑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在南京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新媒體愈來愈受到廣告主的重視。「出售信息——換回注意力——向廣告主出售——產生利潤」這種傳統媒體的經營模式正受到新媒體的挑戰。廣告市場份額正受到新媒體的分割，盈利模式正受到新媒體的的改變。
3.新媒體對廣告市場的影響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在經營方式上，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存在著同質化。在服務方式上，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也相同，盈利模式上，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相差無幾，還是靠內容吸引受眾的「眼球」然後將「眼球」出售給廣告主。以上三種方式直接分割了傳統電視媒體的廣告市場，直接影響了傳統電視媒體的原有利益格局。其次，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的形態壁壘和行政邊界，以純粹信息和純粹商業的姿態，形成了跨媒體傳播和跨行政區域傳播的競爭態勢，進一步加劇了媒體間的市場競爭。據中國傳媒大學廣告主研究所調查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廣告市場出現巨大拐點：電視、報紙、雜志、廣播等傳統媒體廣告收入增長放緩，甚至部分出現負增長，與此同時，互聯網、樓宇電視等新媒體廣告收入一路高揚，2006年廣告投放新媒體趨勢繼續加強。這些新媒體的出現，改變了廣告主的傳統的傳播概念，無疑對傳統電視媒體的廣告市場形成了一定的壓力。
4．新媒體對管理模式的影響
目前，電視媒體是受國家壟斷的，政府主管部門對其有強制性，廣告內容和播出長度都受到嚴格的控制。而新媒體在這方面卻沒有相應的規章制約，其廣告內容和播出長度可以任其發揮。另外，新媒體的管理機制相對模糊，商業化門檻則相對較低，使得幾乎任何一個人都有機會成為新媒體的一分子。必須看到，目前的新媒體熱潮，是由投資商、技術開發商、設備生產商、信息傳播運營商、內容生產商和廣告商一起參與的「市場共謀」。投資商需要新經濟的概念刺激資本市場的活躍；技術開發商和設備生產商要通過新技術的商業化和產品的更新換代，來獲取市場空間；信息傳播運營商要穿越行業壁壘和制度邊界來擴大經營內容，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內容提供商則要突破傳播媒介的限制，擴大產品分銷的渠道和增加市場議價的能力。這一切，都是圍繞著刺激和滿足消費者接受和發送信息的市場需求來開展的。 這些情況都將對傳統媒體（尤其是電視）的管理機制和機構帶來影響
那麼，我們如何應對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呢？
新媒體的發展不僅使得網路運營商開始思考與新媒體相適應的商業模式和戰略定位，還吸引了國際投資界對它的關注，傳統電視業界目前能夠看到的前景有二點：一是做內容提供運營商；二是做網路運營商。我以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充分利用電視媒體優勢 提升節目質量
電視媒體當務之急是練好內功，在提高視頻節目的市場競爭力上下功夫，要改變節目現行的生產方式，從受眾出發，增強節目與受眾的互動性和參與性，打造強勢內容，注重節目創新，並注意與廣告傳播要求相結合，盡快產出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並且受到觀眾喜歡的產品；要加強節目包裝和營銷，進一步提高節目收視率和節目美譽度，同時要與廣告主和廣告代理公司建立合作夥伴關系，及時了解他們的需求，做好跨媒體的整合營銷，聚集優勢資源，盡快培育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積極發展新媒體業務，打造跨媒體綜合平台
傳統電視媒體必須採取多媒體戰略，（尤其是地方傳統電視媒體）在鞏固現有陣地的同時進軍新媒體，建立起自己的新媒體平台，把傳統的價值鏈與互連網、手機等新媒體整合，將電視的影響力平移過去，在這些新的平台上創造二輪、三輪的價值。要發揮傳統電視媒體在節目內容、品牌資源等方面的優勢，與新媒體有效結合，使很多新利潤以最快的速度產生。這樣做，不僅對傳統電視媒節目的收視有幫助，並且有利於節目在新媒體中二度利用，能創造更多的盈利模式，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圍內，做到傳統媒體平台與新媒體平台的完全融合、互動，使其產生更為可觀的價值和更長的產業鏈。這也是傳統電視媒體變被動為主動的有效途徑。我們都應該記住這樣一句話：聰明的商人都知道不把雞蛋放入一個籃子里。
推廣數字電視增值服務，提高網路運營效益
一般來講，地方台的廣電網路與電視台合二為一，如果是這樣的話，在數字電視整體轉換後，電視媒體應該大大推廣數字電視的增值業務。如互動點播、遠程教育、遠程醫療、政務信息、票務信息等業務。同時要針對廣電網路在市場運營方面的劣勢，著力學習電信運營商的市場運作和商業推廣模式，使用戶樹立起用電視上網而不是在電腦上看電視的概念。從而將收益都進入電視媒體自己的口袋裡。
如今傳統的電視廣告行業雖然不會在一夜之間迅速崩潰，但是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那樣一成不變就可以坐等贏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不可否認，目前傳統媒體仍是主流，新媒體還處於邊緣發展狀態。但是新媒體的強大生命力，未來將會演變成傳媒業的重要力量，將嚴重威脅到原有主流傳播渠道的權威地位。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媒體亦不例外。面對這樣的變局，作為傳統電視媒體，它的傳播狀態、經營業態和生存形態必將發生復雜而深刻的變化。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到：新媒體的發展，正成為一個地區綜合實力中，最活躍的有機組成，對此我們不能不給予足夠的重視，忽略了新媒體，我們就有可能沒飯吃，相反，如果抓住了這個機會，把握好這把雙刃劍，也許傳統電視媒體就會獲得進一步發展，這是挑戰和機遇並存的機會。
面對新媒體發展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只要以與時俱進的積極姿態，按照科學的發展觀，探索規律，尋求對策，就能在新一輪媒體變局中取得綜合優勢。
最後，在這里，我想借用上海文廣新聞集團掌門人黎瑞剛常舉的「柯達公司」例子，來結束我今天的發言。他說「現在已經很少看到柯達做廣告了，為什麼？因為很多人都用數碼照像機，就是這么一個變化，當時柯達公司沒有關注，認為「數碼成相技術，沒有我的好」，沒想到短短幾年的工夫，柯達膠片已經無人問津，甚至柯達公司有一度被美國的證券交易所摘牌，這么一個「百年老店」，就因為忽略了新技術的變革所帶來的產業的影響，而被市場無形地淘汰了，」說這個例子是想提醒大家，我們要居安思危。新技術引發的變局，無論對於柯達這個的公司，還是對我們電視這樣的行業來講，都不能忽略。在新技術日新月異、風險投資競相湧入的今天，只有主動向新媒體進軍，搶佔先機，才能獲得最大化的利益。慶幸的是一些電視台已經開始行動了。（作者單位：南京廣電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