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媒體對中國新冠肺炎的報道

1、俄羅斯方面稱將建多個方艙醫院，其國內當前的新冠防疫形勢到底有多嚴峻？

新冠肺炎目前在歐美國家的影響比較大，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國家，因為意識到事情嚴重性的時間比較早，所以即使是有些國家的疫情較為嚴重，但是如今新冠肺炎的增長速度基本上已經達到峰值了。但是作為歐洲國家的俄羅斯可以說，作為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確診數量最少，並且疫情最輕的國家，俄羅斯雖然宣布建立多個方艙醫院，但是其國內的新冠肺炎的形式在俄羅斯的境內並不算嚴峻，只不過是俄羅斯的提前行動能力比較的強。

在我們被義大利、西班牙、美國暴增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吸引的時候，俄羅斯的疫情在整個三月的增速一直都較為緩和，並且疫情的嚴峻性是要遠遠小於歐洲等國家的。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依舊沒有放鬆自己的防疫措施，在中國共享自己的新冠疫情的經驗的時候，表示新冠肺炎嚴峻性的時候，俄羅斯就已經開始行動了。

很多疫情嚴峻的歐洲國家，在疫情已經控制不住的時候，才開始實行一系列的防控措施，開始實行居家隔離，開始讓大中小學停課，開始籌措醫療物資。但是俄羅斯的一系列防疫政策卻比他們實行的早的多，俄羅斯的媒體一直都在報道新冠肺炎的嚴重性，呼籲民眾自己盡量的少出門、少聚集，為了防控疫情普京提前的還做好了民眾的失業保障，早早地籌集了大量的醫療物資，提前開始建立方艙醫院。

所以，在我們開來俄羅斯的防疫氣氛十分的緊張，但其實這些防疫措施只不過是為了在疫情蔓延的前期遏制住疫情的發展，方艙醫院也是為了一旦確診人數暴漲而做出的准備，俄羅斯目前的防疫形式並不算嚴峻，反而是有條不紊。

2、美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218萬了，為什麼這么久都不能控制疫情？

雖然美國醫療技術發達，但這幾百萬的確診人數對於美國來說，短期高強度的醫療需求是個極大的考驗，並且美國很多醫生都在私立醫院，美國很難要求私企做到為人民服務，並且他們也沒有職責和義務。

在媒體報道的視頻中也可以看到，疫情爆發之後美國下達居家令，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暴亂」，無知的人還在上街遊行，高舉自由的牌子。「政府」管不了，人民意識差，這是主要原因。

較之於中國，美國的態度更是令人無法言語，兩國人民的態度也是天差地別。我國全國人民宅家過年，而美國從最初的疫情動亂上升到「種族歧視」，場面一度無法控制，而美國還在一度甩鍋，美國根本就不把疫情當回事，這就是久久不能控制的原因。

(2)英國媒體對中國新冠肺炎的報道擴展資料：

美國確診人數超218萬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疫情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6月19日6時30分左右，美國累計確診2182285例，累計死亡118296例。與前一日6時30分數據相比，美國新增確診病例22839例，新增死亡病例633例。

當前，美國多個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繼續攀升。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統計，21個州在過去數周出現新冠病毒感染確診案例增加，8個州保持穩定。目前美國各地均開始了不同程度重啟，專家預計新冠病毒感染第二次高峰正在到來。

3、紐約「零號病人」首次發聲，「零號病人」是什麼意思？

「零號病人」的意思是第一個得傳染病，並開始散播病毒的患者。在流行病調查中，也可叫「初始病例」或「標識病例」，正是「零號病人」造成了大規模的傳染病暴發。

美國律師勞倫斯·加布茲（50歲）2月份生病時，以為自己只是咳嗽。然而實際上，勞倫斯那時已經染上了新冠病毒。因此，他被稱為紐約地區的「零號病人」。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5月11日報道稱，在當地時間5月10日的一篇獨家專訪中，勞倫斯講述了自己的經歷，起初這個差點殺死他的病毒「根本沒有在（他的）腦海里出現過」，他也沒將注意力放在媒體對新冠肺炎的相關報道上。

勞倫斯生病時，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很多人都沒有太重視。幾周後，紐約才採取相應措施防止疫情蔓延。

勞倫斯的病例成為紐約地區最早的病例之一，並引發社區騷亂。這起病例迫使紐約州州長早於其他地區執行隔離措施之前就在紐約地區設立了「隔離區」。

(3)英國媒體對中國新冠肺炎的報道擴展資料

紐約疫情現狀：

紐約市是美國疫情暴發中心。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該市在3月1日報告第一例病例以來，已累計確診超過18.4萬例，近2萬人死亡。

據日本朝日電視台網站12日報道，最近，美國紐約州已經開始著手恢復正常經濟活動。作為一名奮斗在當地新冠肺炎治療一線的日本醫生，紐約西奈山醫學院副教授野本功一近日接受日媒專訪，披露了這里真實的疫情現狀。

據野本功一透露，紐約如今的單日死亡人數已經降至高峰時期的兩成。但實際上，當地醫療機構曾經出現過由於治療負擔過重，而進行選擇性治療甚至放棄治療的現象，如果經過幾天治療都沒有發現病情改善徵兆的話，在和病人家屬商量後，選擇『安樂死』的情況也不少。

4、英國確診四例新冠肺炎患者，該病毒是否對所有人種都具有傳染性？

全世界目前正在面臨一場重大的疾病災害，那就是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現在英國也確診了四例新冠肺炎患者，那麼今天我就帶大家了解一下這次的病毒究竟有多厲害，該病毒是否對所有人種都具有傳染性。

一、所有人種普遍易感

眾所周知，現在多個國家已經出現了新冠肺炎患者。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新型冠狀病毒的成因。眾所周知，病毒的首位攜帶者來自武漢的一個華南海鮮市場。這個市場名為“海鮮市場”卻在公開販賣野生動物，於是攜帶病毒的動物在這個小小的市場把病毒傳給了宰殺它和食用它的人，並隨後很快的發生了交叉感染。從2019年12月31日確診到現在，才短短的一個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已經遍布了中國各地，甚至外國也檢查出了感染者。由此可見，病毒的傳播速度之快。目前以知的病毒傳播途徑比較常見的是唾液傳播和接觸傳播。所以人群密集處就是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高危場所，比如飯店、車站、KTV等娛樂休閑場所。只要人們在密集處出現，其中有新冠肺炎攜帶者，不做任何措施的情況下都具有被感染的可能性，是不區別人種的。

二、如何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

專家開出的葯房是“能不出門，就不要出門。出門了一定要戴好口罩”。上文已說了病毒的傳播途徑主要是唾液傳播和接觸傳播。唾液傳播這一途徑，大家只要通過佩戴口罩，遠離人群，不去聚集性場所，不和其他人的飛唾觸碰就可以。至於接觸傳播是指健康的人接觸到感染者在諸如手機屏幕、公交車把手等物體上留下的口鼻分泌物則有大概率會被感染。所以大家只要勤洗手，不要用手去摸眼睛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的避免感染。

現在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在全世界范圍都出現了，世界人民也應該行動起來，病毒並不可怕，只要我們全體人民眾志成城，萬眾一心，聽從國家的指揮就一定可以攻克這個難關。

5、英國樂隊召開演唱會致數千人聚集，這是否會造成新冠肺炎的大規模爆發？

現在每一個國家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威脅，並且都採取了自己的手段去進行抵抗，在這種人人都很害怕的情況下，英國樂隊不僅不避開特殊時段，還召開了演唱會使數千人聚集在一起，我認為這種行為會導致新冠肺炎的爆發，原因我認為有以下幾點。

一、新冠肺炎傳染率過高。

新冠肺炎作為一種新興的疾病，它的傳染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難以想像它會通過一些我們自己都無法察覺的方式進行傳播，不知不覺就會感染上，而且它的潛伏期極長，會在我們沒有發覺自己已經得了的時候也會傳染給他人，因此非常非常危險，有時候哪怕一點很少的接觸也會導致傳染，而英國演唱會有數千人，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非常大，即便戴了口罩也會不避免的有一些接觸，新冠肺炎會通過唾液之類的方式進行傳播，所以數千人聚集在一起的傳播概率無疑是非常大的，因此我認為很有可能會有一次大規模的傳染，導致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感染，所以新冠肺炎的爆發是有可能的。

二、英國防護措施不是很完善。

現在新冠肺炎波及范圍很大，傳染率也那麼高，但是英國的防護措施並不是十分完善的，口罩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會佩戴，所以更會有很大的幾率去傳播肺炎，另外如果英國人很大規模的感染了肺炎，那麼輸出國外會導致外國已經穩定好的疫情再次混亂，因此會有大規模的危險，所以我認為這是十分不負責任的行為，現在國家之間的流動很大，患者也可能會摻雜其中。

在這個嚴峻的形勢下，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覺去對抗肺炎，這樣全人類才可以渡過難關，英國舉行演唱會是不對的，這樣做很大幾率會導致新冠肺炎的爆發，因此是十分不提倡的。

6、新冠肺炎是如何波及全球的？

新完肺炎波及全球的路徑目前只能設想，它的傳染線路具體分四條線，具體以下細說：

一、中國線：未知感染源-武漢-全國。

中國的這條線路，是感染持續時間比較長的，雖然在當時確診超非典之後，覺得增長速度較為恐怖，但是新冠在全世界感染的第一個10萬用了67天的時間，中國佔了8萬多，也就是說，其實這個病毒，我國為世界各國爭取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並且在這期間我們交通管控，自我隔離，把病人全部集中，盡可能的做到了系統化。

可以說我國遇上了超綱的試題，但仍然以全國之力交了一份不少於90分的答卷。這次疫情的節點恰逢我國春節，如果是別的時間點，我們的感染人數應該會更低。

二、亞洲線：未知感染源（疑似美國）-日韓民眾。

日本和韓國的新冠疫情，是我國封城20天之後開始爆發的，在他們所查到的接觸感染源上面，頭一批的新冠患者跟武漢沒有關系，並且也沒有我國的接觸史；但是日本在查源的時候，查到過美國接觸史，懷疑美國為感染源；之後隨著韓國市民的外出，其它國家卻沒有我們那麼嚴防，迅速擴散全亞洲。而朝鮮一直為鎖國狀態，一直未受波及。

三、美洲線：美國流感轉化-美國全境-美洲。

美洲的新冠疫情在一開始的時候，已經跟美國的流感搞混了，同樣的症狀完全沒有做核酸檢測，甚至有部分人病亡之後都沒能得到確診。美國一開始對新冠都沒有重視，未出現過隔離、管控的情況，大部分企業都在上班，各種娛樂中心都在營業，以致於疫情爆發後，上萬的增長。

美國在整個美洲各方面是最發達的，在美洲的各個國家在防疫軌跡上以美國為首，在美國未聲明進入防疫狀態前，其他國家也未見有動作；直至美國宣布進入疫情防控之後，巴西、加拿大、墨西哥等國才開始防範，只是以新冠的傳播能力，說不定已經傳出去了，具體後續得看後面的報道。

四、歐洲線：未知感染源-伊朗-義大利-全歐洲。

在義大利的調查報告當中，他們的疫情是從伊朗傳入，因為對新冠病毒掉以輕心，義大利成為了國外最嚴重的國家，有些人甚至未得到確診就已經死亡；因為義大利的不嚴控，歐洲國家之間的聯系密集，疫情就開始迅速的傳播到了整個歐洲，並且因為醫療設備及物資跟不上，在歐洲各國之間，已經有搶物資的行動；另外，英國與瑞典放任病毒傳播，這一點在新冠的防治上是有很大的阻礙的。

新冠在2020年，是世界范圍的疫情，它的真正源頭至今還未找到，但是就數據來看，肯定不是我國的鍋！

7、很多英國的留學生與華僑，遇到新冠肺炎蔓延，為什麼不選擇回國呢？

他們不選擇回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怕在回國的途中受到感染或者是因為回國的機票太貴。現在已經是全球疫情的發展了，在英國的留學生與華僑他們有時候想回來卻也回不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而他們要做的就是在國外保護好自己。

在我國剛遇上新冠肺炎的時候全國都很慌張，但是慢慢的疫情得到了控制我們也慢慢變得安全了。在我國疫情嚴重的時候很多醫療物資都不夠用，而在國外的留學生與華僑他們紛紛收集物資給我們郵了過來與我們共同抵抗此次疫情。而現在我國的疫情已經得到了很大的好轉並且已經有所控制，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國外的疫情開始加重了，可是國外沒有好的政府領導因此沒有及時的把疫情扼殺在搖籃里，這使得許多人感染上了肺炎並且民眾們也不夠重視使得疫情更是嚴重。我認為現在國外的疫情情況遠比我們國家當時要嚴重得多，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保證充足的醫療物資供應以及好的社會福利待遇，這樣就會使很多民眾得不到救治。

我國現在對境外人員回國感管控非常嚴格，因為鄭州郭某鵬的境外輸入案例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視，所以說境外人員回國也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們回國之後必須要登記上報備案還要服從安排隔離14天才可以回家，可能這一點對於許多人來說都比較難做到吧。除此之外他們在回國的途中也不能保證自己是否接觸了感染人員而這個風險是比較大的，所以說他們不如好好在英國呆著。最後一點可能就是因為回國的機票太貴了並且一票難求，花費太大路上又有很多未知的風險，總體來說是不劃算的。

 以上就是很多的英國留學生與華僑在遇到新冠肺炎蔓延的時候不選擇回國的原因。而這些人他們在中國疫情嚴重的時候幫我們到處收集物資，而在世界疫情嚴重的時候又居家隔離，可以說他們參與到了整個疫情當中。而我們對待他們也應該是寬容的，如果回來我們就大方歡迎，如果不回來我們就替他們祈禱，而中國永遠是我們最大的後盾。

8、新冠肺炎大規模蔓延已成定局，全球車市迎來寒冬？

9、英國首相稱減肥能預防新冠，堂堂首相為何胡言亂語？

（一）英國首相肺炎痊癒，提倡減肥來預防

英國首相稱減肥能夠預防新冠其實並不全是這樣，英國媒體報道天空新聞報道稱。英國首相在此前接受記者采訪稱自己在重症監護室，之前的體重嚴重超標已經達到了肥胖的程度，但是自從他新冠疫情，這可能也讓他認為新冠疫情是由於自己之前肥胖才得的。但這也並不是信口胡說，因為據官方數據顯示，新冠肺炎重症監護室人群中有8%的人屬於肥胖人群，而只有2。9%的健康人士。

（二）英國肥胖現象嚴重，已成國民性問題

英國首相稱自己在新冠肺炎痊癒之後，每天都有堅持晨跑，並且積極的向民眾展示健身app，健康app的使用流程同時也推薦了YouTube上的相關的減肥的健康的視頻呃也推薦廣大民眾積極的去鍛煉身體，提高自己抵抗相關的疾病的能力。這也能夠看出，英國人群眾大多數都是肥胖人士。肥胖也給英國的人民帶來了很嚴重的問題，嚴重影響到了他們的生活。英國首相也是積極的想要在這方面，引起號召。

（三）各項禁止，期望減肥來增加抵抗力

同時英國官方也做出了相關的規定，禁止超市在出口處放高熱量巧克力之類的食品，同時堅持在晚上9:00之後播放高熱量的甜品的視頻，積極倡導民眾健身，積極推動晨跑。鼓勵民眾下載相關的健身。也禁止超市對不健康的高熱量的食品，出售買一送一的促銷活動。通過這一舉動也可以看出英國官方也是積極的。對英國的肥胖情況加以控制。英國首相也是希望民眾能夠積極健身，提高自己抵抗各項疾病的能力，也希望能夠通過這方面緩解新冠疫情的影響。

10、疫情中外國對中國的污名化,中國人應該怎麼做結合跨文化溝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構成了一種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觀。

21世紀頻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中，國際信息傳播曲線從疾病信息開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全方位信息傳播。與此同時，國內對於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體的挑戰，也在傳言處置邏輯中出現若乾的翻轉。這種翻轉通過大量信息的對沖現象逐步讓事態的發展獲得受眾更多的理解與共情。

當然，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與病毒傳播恐懼情緒下激發的種族主義傾向依然存在並隨著疾病的蔓延產生越來越清晰的影響。這種影響范圍雖然小，但是也是專業理性不得不反復面對的整體性挑戰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與認同

疫情提供了一個看似全新的國際傳播場域。面對這些場域，國家治理實踐與媒介信息傳播實踐總體上呈現了一個相對理性的狀態。但是在這個總體面向之下，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義的情緒、傳言的問題等。疫情中，國際傳播實踐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視閾，在多部門聯合實踐中，在更廣泛意義上試圖贏得世界的理解、共情與認同。

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過程中，我們很難擺脫一種病態心理：試圖從外界的積極肯定中獲得某種慰藉，甚至急於從西方新聞話語中挑出積極話語，讓他者話語服從於一個康復者的心情，從而落入封閉的、不自信的狀態。中國的疫情危機應對真正開始於1月20日鍾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傳人現象」，此後武漢經歷了封城隔離、撤換官員、集中治療、全國支援。這使得中國在外交層面贏得了世界普遍贊譽，主要包括「犧牲精神」「負責任大國」「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總是在關系中建構的，維護自我形象和尋求他者認同必須在對話關系中進行。如果只是單向收集形象傳播的效果，我們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漸擺脫恐慌的我們唯一應該展現的形象就是開放、對話，樂於向世界分享中國抗疫經驗，也不迴避中國抗疫的困難、矛盾和問題，直面外界對中國理解與不理解的種種維度，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的獨特性的框架下，讓中國人的遭遇和想法聯通各國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態重建全球人際互動、互惠機制、信任關系、合作互動、價值共享。

21世紀的前20年，中國暴發了兩次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盡管「傳染性疾病將會是全球未來的共同敵人」這個判斷是一個科學共識，而且疫情最終在中國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體對於中國疫情和應對疫情的報道對外界形成對中國的負面認知產生了深遠影響。新冠肺炎疫情雖然還在持續，但是全球傳播圖景並沒有突發性轉向。17年前的記憶成為新一輪質疑的基礎，也是中國在疫情問題的傳播上面對的全球難題。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發初期，由於我們1月12日就主動而積極地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合作，以及中國科學家迅速確定病毒鑒定和測序，並及時與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分享有關病毒的基因序列，從而在全球科學界和公共衛生健康領域里贏得了支持與尊重。在以科學家、流行病專家以及病毒學家為主要采訪對象和信息來源的疫情暴發早期，中國的國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積極正向的評價較多。世衛組織的專家在其中尤其發揮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釋了中國在疫情信息透明公開方面與2003年的表現顯著不同，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本次疫情危機體現出了中國媒體在信息傳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與專業水準。由於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聞媒體進入疫情核心區域即湖北各地報道的人員有限。這就為我們帶來了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全球新聞媒體通過觀察我國主流媒體的報道獲得疫情發展相關的權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聞提供者在社會化媒體平台上獲取疫情的信息補充，傳遞疫情全貌。在這兩個輿論戰場上，一方面考驗著我們與全球新聞媒體對話的專業主義能力與表現，另一方面也檢視著我們是否有通人性的溝通方式，能夠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將中國民眾的犧牲與苦難正常示人，獲得族群間的共情與體諒。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國政府迅速成立專門應對小組，在全國范圍內密集部署，並配合相關國家做好人員撤離工作。這些工作在國際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說，他看到了中國為避免傳染擴大展開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時向其他國家通報有兩國間流動記錄人員的確診信息。

美國《全球策略信息》雜志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在中國日報網撰文稱：「中國醫務人員和公民為應對這個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驗了城市的醫療基礎設施的能力，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義，只有在戰爭中才能看到。」斯洛維尼亞前總統達尼洛•圖爾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中國對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斷而系統的反應。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間的科學合作顯著加強。」當然其他的聲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學馬諾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亞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維拉(KristiGovella)分析說：「與中國有關的廣泛政治、經濟對峙和憂慮加劇了某些仇外心理，這些情緒與最近對傳染病的擔憂交互在一起成為國際輿論的表徵之一。」

2.傳播偏向與專業理性

危機時刻的全球傳播狀態是一面鏡子，各種常態與非常態都可能在這個時候清晰呈現。面對疫情不斷在全球范圍內蔓延的狀況，全球涉華信息的景觀也很像一個萬花筒。然而，從我們常規對所謂西方媒體的觀察實踐來看，信息依舊受到刻板印象、傳統偏見的影響，並與所謂的專業理性之間生產了足以成為經驗性材料的緊張空間。

狹義來看，疫情的發生往往涉及兩方面的傳播實踐，一個是危機傳播，一個是科學/健康傳播。而一次規模如此廣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傳播、國際傳播的實踐場域，是檢驗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傳播沒有國界，世界各國都被捲入了這場大考，而無法做到對他者隔岸觀火。疫情發展至今，對疫情中的中國報道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中國向全球揭示疫情發生至武漢宣布封城；第二個階段: 從武漢宣布封城開始至李文亮醫生去世；第三個階段：日本、韓國、義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發現首例社區人傳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個階段里，西方媒體尚能接受科學界對科學的不確定性的認知邏輯，對疫情的報道相對集中在對病情發展的追蹤，媒體報道框架多在傳染病報道的健康傳播框架內，「病毒測序」「疫苗」「有效葯」等方面的討論成為主要話題。

在第二個階段，即封城之後，由於採取了傳染病防控的圍堵措施，西方媒體僅有少數記者能進入疫情核心區域進行報道，而且一旦離開湖北地區記者又被迫居家隔離，因此與疫情相關的現場報道基本消失。西方媒體成為國內媒體報道的觀察員以及中國社會化媒體內容的「搬運工」。由於封城行為史無前例，且缺少直接觀察者，西方媒體在這一階段的報道由於缺少歷史經驗判斷與比照對象而較為謹慎。然而，自武漢中心醫院發布李文亮醫生死訊，及其生前被訓誡的事實被報道之後，西方媒體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報道中國的政治框架與話語——極權主義國家。關於疫情的報道轉向對中國政治體制弊端的討論以及極權國家言論自由問題的尖銳批評。在這個轉向下，中國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轉，「中國的數據不可信，中國人不可信」作為一種集體形象，再次成為國際輿論的主流。

第三個階段，目前正處於膠著狀態。此時對中國的疫情報道正逐步讓位給其他新暴發疫情國家。在此階段，中國往往被作為一個對照國家進行比較分析。這一階段的中國形象是否能夠翻轉還未可知。從對2003年非典新聞報道的分析來看，前幾個階段的報道框架將基本決定這個階段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學者對西方媒體中對中國和越南在非典期間的報道進行比較分析後發現，由於前期疫情信息不公開，造成對中國的報道負面形象顯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這次的西方媒體報道應該也不會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國疫情報道依然沒有偏離一些固有的模式，如沖突模式（偏向於呈現疫情中的社會沖突）、平衡呈現模式（在場地呈現中國抗疫的積極與消極的兩面）、比較模式（與歷史事件比較、與新興民主國家的社會治理方式比較）、異端模式（如視社會主義體制為異端）等。但中國主流媒體習慣性地選擇報道西方媒體的積極話語來表達中國形象，我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製造了西方傳媒正面報道中國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現的「要面子」心態也很難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現中西對話姿態的方式應該是，以西方的專業理念來解讀西方媒體的報道，弄清楚西方新聞話語是否為某種偏見所主導，在何種程度上脫離了新聞專業主義軌道。

然而，我們也應關注西方媒體對種族主義偏見的反思，並由此尋找對話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聯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也都報道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發的反華情緒。相比之下，路透社的報道更有氣度，它援引人類學家的觀點揭示反華情緒的根源，「東方主義假設、政治不信任和健康問題是一種相當強大的組合」，警示人們不要對中國人抱有歧視（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紐約時報》徵集了來自世界各地華人的經歷與感受，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呈現出他們對疫情的看法，有人在開學在即無法成行；有人被房東要求趕快退房；有人飛往東南亞逃難；也有人認為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應對已非常有力（《紐約時報》，2020年3月1日）。

從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看，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為這次疫情發生巨大的改變——仍然是真實與偏見並存。誠如一位在倫敦求學的華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體總是以一種狹隘的視角報道中國。這種敘事來自冷戰時期，把每個非民主國家都視為威脅。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也陷入了這種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責中國信息不公開、言論不自由、人權得不到保障。如《紐約時報》一直在批評中國的宣傳控制。在經濟方面，唱衰中國的聲音同樣不絕於耳。如《紐約時報》2月11日發表題為《「就像中世紀的歐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創中國經濟》的評論文章認為，疫情使得中國經濟基本處於停擺狀態。   

3.種族主義與污名化

與其他的全球性危機不同，病毒因為其可能的與飲食、族群、生物之間的關聯，而使得其帶有流行病學意義上的溯源的需求。實際上，這一話題在科學層面始終無法研究和闡述清楚所帶來的一種連鎖反應是，個別政治人物利用其現存的模糊性，煽動民族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情緒，進而引發了針對疫情最早暴發地中國的「污名化」問題。由此人們期待，大家能夠在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打破傳統意義上的族群分歧。這種期待是理想主義的，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每次重大疫情發生，首發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對污名化的威脅，如艾滋病的全球傳播造成人們對非洲人的歧視。正如中國台灣人類學家劉紹華所預測的，這次疫情的發展必然帶來「COVID-19=武漢=中國=中國人=華人=亞洲人」的國際反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伊始，就已經有不少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呼籲警惕因疫情帶來的針對華人和其他亞裔的種族歧視與騷擾。一些研究也顯示，由於此次新冠肺炎暴發於武漢，在國際社交媒體上，推特在#武漢肺炎#標簽下的內容多為恐慌性謠言和視頻，含有大量負面虛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狀病毒#標簽下多為客觀中立的報道。正如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所說，在疫情面前，「種族主義妄想」的作用顯著。

其中用地名來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現象是疾病報道中首先要警惕並盡力去除的。世衛組織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為族群帶來的污名化後果，很快採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狀病毒，並在全球推廣。國際媒體基本上迅速進行了採用。但是在華語社區，以台灣地區為例，台灣疾控中心依然稱新型冠狀肺炎為「武漢肺炎」。這一稱謂依然被華人的自媒體刻意使用，可見疾病的傳播確實會增強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與偏見。

齊澤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應該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處只想著如何隔離中國人的我們所有人。」他道出了這些疫情危機中存在的種族偏見和文化偏見問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們」與「我們」、「東方」與「西方」，是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定勢以自我為中心，建構對於他者的想像，誤解、誤讀與認知偏見在所難免。民族國家間、宗教信仰間，乃至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間之隔離與沖突蓋與此有著密切的勾連。在全球化時代，社會交往頻度、廣度和交往技術都較以往有著根本區別，人類社會唯有完善「與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東西的二元思維定勢，方能化解文明之沖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前副議長、馬來西亞中國絲路商會會長翁詩傑（ONG TEE KEAT）說得好：「零和思維的政客們長期以來一直痴迷於遏制中國的戰略，以維護自己國家的霸權地位。但現在面對這樣一種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標應該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國家和人民。在這方面，常識和人道主義意識必須占上風。」

面對公共危機事件，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協助。在這次危機中，我們也看到很多積極的現象，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日本捐贈抗疫物資上的詩詞最近刷屏、刷圈，讓很多國人對日平添好感。在東京街頭許多店鋪的廣告牌都寫著「武漢加油」的字樣；韓國總統文在寅公開表示：「中國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這些感人的事，註定將會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樣載入歷史。同樣，由40位知名法國音樂劇演員共同演繹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個國家50位外國音樂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網路上熱播，傳遞了愛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傳播景觀與地方化傳播景觀相互呈現，種族主義、民族中心主義、國家利益優先等現象日益凸顯。一個心裡裝著「敵對勢力」的人是走不出狹隘的傳播空間的，相對而言，我比較認同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2月6日新聞發布會上具有對話性的演講，他表示近來關於疫情的相關情況受到了包括英國媒體在內的世界各國媒體的關注，許多媒體都進行了客觀公正的報道，高度贊揚了中國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給出了合理的建議。但他同時提到，仍有部分媒體報道存有偏見、惡意和不實信息，而這一切都被他置於可溝通性的話語中加以討論，即：「謠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決心才能戰勝疫情。」

事實上，疫情發展到後來，兩百多個國家遭遇新冠病毒襲擊，人們終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務，而是人類的共同任務，只能共同面對。在共同抗擊疫情的過程中，世界將會形象地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解民心相通與跨文化合作，面向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傳播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