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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時代我們離真相

發布時間:2021-02-19 07:52:56

1、為什麼今天我們仍然需要閱讀魏瑪時代?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爾是20世紀德國作家、社會學家、文化批評家和電影理論家,他早年在《法蘭克福報》任記者、評論員,與阿多諾、本雅明、布洛赫等德國左翼知識分子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33年納粹上台後,作為猶太人的克拉考爾被迫流亡巴黎,後於1941年輾轉到達紐約。移居美國後,他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工作,主要從事電影史和電影理論的研究。

克拉考爾是最早一批被介紹進中國的電影理論家,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電影人和電影學者所面對的最急迫的問題,是如何在電影和人們的日常經驗重新建立關聯,克拉考爾的左翼立場和現實關懷,使他成為了最符合當時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的西方電影理論家。他的兩本電影研究著作,《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和《電影的本性》都是移居美國之後用英文寫作的,前者從魏瑪時期的德國電影中追溯納粹的萌芽,後者則將電影這一藝術形式視作對被工具理性奴役的西方世界的精神救贖。兩本書都在美國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也讓人們對他二戰前的作品發生了興趣,於是在1963年,他出版了一本自選文集,《大眾裝飾》,其中選取了十幾篇他在魏瑪時期(也就是他在《法蘭克福報》任職期間)的作品,這本書在他去世後成為了建築、歷史、文化研究等領域的重要文獻,而它的名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們繼續去挖掘和重新發現克拉考爾的其他早期作品。

日前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雇員們:來自最新德國》和《偵探小說:哲學論文》兩本書,都是克拉考爾在上世紀20年代完成的作品。《雇員們》寫就於1929年,那時克拉考爾就職於《法蘭克福報》柏林站,他用了十周的時間,對柏林大小企業雇員們的生存空間、工作環境、習性癖好、思維方式和語言風格進行了調查,他與雇員、工會代表和企業主交談,走進辦公室、職業介紹所和電影院觀察,甚至研究廠報、廣告和私人通信,他的方法非常類似於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或社會學的「參與式觀察」,但他本人拒斥任何學派或機構的局外人立場,也讓他與調查對象之間保持了距離。

他將這次在家門口完成的調查稱作一次「遠征」,因為在他看來,這一系列在《法蘭克福報》上連載的文章涉足了一個「未知的領域」,其驚險程度不亞於一場銀幕上的非洲之旅。因為「在尋訪雇員的同時,它駛入了現代大都市的內部」,比起電影里令人嘖嘖稱其的原始部落,這里的生活在眾目睽睽下展開,卻並不為人所知,正如愛倫?坡小說里寫到的「女王陛下的信」,沒有人留意它,正因為它就在檯面上。

早在19世紀末,「新興中產階級「的概念就已經在德國形成,它將雇員們視為國家和社會的中流砥柱,扮演著抵禦動盪的緩沖器角色。1911年頒布的《雇員保障法》明確了雇員的待遇及其優於工人階級的地位,然而好景不長,被戰爭和通貨膨脹洗劫了財產的中間市民階層很快又陷入了經濟合理化改革的漩渦,在這場改革中,他們大規模地喪失了區別於工人階級的幾乎所有優勢:相對的獨立性、升遷機會和職位保障,在物質條件上,他們也逐漸與工人趨同了。

於是,我們在克拉考爾的調查中看到,中產階級想要在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上與工人階級劃清界限的努力越發頑固而絕望――克拉考爾展現了這個「中產階級概念和感受之家」的外觀是如何依靠「教育」、「文化」、「職業」等話語得以維系,但與此同時,家園早已坍塌。在他看來,這些雇員們是精神上的無家可歸者,只能暫時躲入文化工業為他們提供的避難所。1929年的克拉考爾還無從得知,這些中產階級會成為納粹黨和希特勒的支持者,然而他在他們頭上看到的「恐怖的光暈」,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預見到某種政治災難即將降臨。也正因為此,這本書的副標題暗示,這是一份「來自最新德國」的報道,它見證了魏瑪共和國的末路,和一個「新的德國」的危險萌芽(1933年希特勒上台,僅維持了短短14年的魏瑪共和國正式宣告破產)。

而《偵探小說》的寫作比《雇員們》更早,它於1922年至1925年間完成,但卻在克拉考爾去世之後五年才在他的遺物中被發現。在這本書中,他讓一種「在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看來只是無關文學的粗製濫造」的文學類型――偵探小說獲得了一番形而上學的闡釋,同時,他也在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學現象上試驗了各種形而上學的范疇。這種藉由一類文藝作品展開形而上學或歷史哲學探討的方法,來自盧卡奇的《小說理論》,克拉考爾曾評價它為同時代最重要的哲學成果之一,同時,《偵探小說》與本雅明1928年的論文《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也有著一定程度的相似。不同的是,克拉考爾選擇了更加通俗,甚至是不入流的文學類型,在他看來,這些充滿了奇技淫巧的追凶故事就像是一幅變形畫,映射出了人們精神世界中某種不可迴避的景觀。

自埃德加?愛倫?坡1841年的短篇小說《毛格街血案》(The Murder in the Rue Morgue,也譯作「摩格街謀殺案」)以來,歐洲陸續出現了一批偵探小說作家,柯南?道爾(福爾摩斯系列)、埃米爾?加伯黎奧(《紅色命案》)、加斯頓?勒魯(《歌劇院魅影》)等都在其列。在克拉考爾看來,這些作家的作品向「全盤理性化的文明社會」「執起一面變形鏡」,社會可以在其中辨認出自己的「胡作非為」,而解謎的過程則構成了「對以理性、自治為基礎的哲學體系的審美譬喻」:案件的偵破總是始於單薄的證據和破碎的事實,這些事實被除去了語境,剝奪了原初的關聯,成為了孤立的客觀材料,而偵探要做的,就是在這些偶然事件之間用理性重構關聯。因此,偵探小說的張力也許並非源於事件本身的力量和面對罪惡時的戰栗,而是真相可能始終未被識破。

推理究竟是還原了真相,還是徹底虛構了真相?這是偵探小說的張力,對應到現實,一戰後的歐洲知識分子們也面臨著類似的惶恐:理性從神壇上跌落,人們究竟該如何重新搭建自我與世界之間的橋梁?

《雇員們》和《偵探小說》的譯者黎靜將克拉考爾形容為「魏瑪時期的接收器」,魏瑪時期是德國歷史上一個十分特殊的時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和屈辱的凡爾賽條約,催生了德國第一個民主政權――魏瑪共和國。在1919年一戰結束到1933年納粹上台之間短短的十四年間,魏瑪共和國經歷了通貨膨脹、政教沖突、種族歧視、性別與代際矛盾、暴力與恐怖主義等重重危機,同時也孕育了一個藝術、文化和思想的高峰,它既是通向納粹和大屠殺的毀滅之路,也是無數像克拉考爾這樣的人為了一個更人道、更民主、更有創造力的社會而奮斗的歷程。魏瑪共和國所面對的許多問題,在今天的世界依然存在,而魏瑪時期的知識分子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也對今天的世界依然有效,這是在今天我們仍然需要閱讀克拉考爾的原因。

在《雇員們》和《偵探小說》兩本書出版之際,北大出版社聯合北大博雅講壇舉辦了「思想的跨界者――克拉考爾」研討會,在會上,北大外國語學院德語系副教授胡蔚談到了克拉考爾以及那一代一戰後的德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救贖焦慮」以及他們為突破這種焦慮所做的嘗試。經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公眾號id:booksandfun)刊出胡蔚的發言節選,以饗讀者。

胡蔚:如何在廢墟上重建生命的意義是克拉考爾這代德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題

克拉考爾生於1889年,本雅明生於1893年,布萊希特生於1898年,而比他們稍微年長一點的托馬斯?曼和里爾克是1875年出生,茨威格是1881年出生,他們這一代19世紀的80後、90後是有一些共性的。他們都在相當年輕的時候經歷了一戰,這使得他們身上普遍存在一種救贖的焦慮,他們各種各樣行為的動機,似乎都是源於這種救贖的焦慮。

史學界有一個觀點,認為一戰爆發得十分偶然,戰爭雙方的理由都很牽強,或者說是為了打仗而打仗。1914年的德國,作為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強國,非常想要向世界展示它的力量,所以我們看到各種戰爭宣傳畫色彩艷麗,徵兵廣告充滿鼓動性,整個市民社會都好像看到了一個他們所不熟悉卻又無限嚮往的新世界的曙光,家家戶戶把年輕的男孩送去當兵,這些男孩戴著個軟布帽子就上戰場了,根本不知道戰爭意味著什麼,等到他們經歷了血腥、殘酷程度遠遠超出他們想像的、被稱為「絞肉機」的戰爭,回歸到戰後的日常生活,你會發現,這一代人都被打垮了,從身體到精神都徹底崩潰,他們憧憬的新世界突然變成人間地獄。當時柏林的街頭,隨處可見斷臂或是瞎眼的士兵,這種心理的反差、幻滅的情緒,對應到形而上學的討論就是,當所有意義都失去,當所有關聯都是去,怎樣去重新救贖,怎樣在廢墟上重新建構生活的意義、生命的意義。這就變成了這一代80後、90後共同的話題,這既是現實問題,也是哲學話題。

一戰結束,德意志第二帝國終結,艾伯特等一批民主黨人於1919年在一個叫做魏瑪的德國東部小城召開了國民議會,制定了一部共和制憲法,這就是德國人走向共和的道路,因此1919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前的這段時期,被稱為魏瑪共和國時期。為什麼要去魏瑪召開議會?因為魏瑪對於德國人來說這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精神高地,是人道主義的象徵――魏瑪是歌德和席勒之城。十八世紀下半葉,當時魏瑪公國開明的公侯重視文化藝術的發展,將歌德、席勒、維蘭德、赫爾德等知識分子邀請到魏瑪公國擔任公職,因此在1800年前後,形成了以歌德、席勒為代表的魏瑪古典文學,這是德國文學史上第一個高峰,魏瑪小城也因為這段歷史而成為了德國文化的象徵。

一戰結束後的前五年,魏瑪共和國還沒有從戰爭中恢復過來,通貨膨脹、餓殍遍野。伯格曼的電影中有一個很經典的鏡頭,記錄了一匹還拉著車的馬餓斃在慕尼黑街頭,一位婦人當場就把這個馬開腸破肚,將馬肉賣給路邊的行人。從1925年到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前,魏瑪共和國有一個五年左右的穩定期,這就是現在文化史上通常所說的1920年代黃金時代,在這一時期,魏瑪的文學藝術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

首先,從藝術風格上看,出現了新客觀主義(Neue Sachlichkeit),新客觀主義是對戰前注重情緒表達的表現主義的一個反動,它解剖、展示現實世界,不再美化,不再情緒渲染,而是把破敗丑惡、冰冷、道德敗壞的城市生活赤裸裸地展現出來,很典型的文學例子是德布林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描述了一個刑滿釋放的小人物在柏林都市裡的經歷,從一個邊緣人的視角對光怪陸離的柏林都市進行了記錄。

其次,當時的新媒體――電影的表達方式也影響了傳統的小說、戲劇體裁,比如《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使用了電影蒙太奇的手法,將一些新聞報道、天氣預報、電影廣告雜糅拼貼在一起,情節鬆散、意識流;布萊希特描寫倫敦黑社會的《三毛錢歌劇》也是一個經典的魏瑪時代戲劇作品。

再次,文化學、社會學、心理學、病理學的研究成果也進入了文學創作中,對文學創作方式產生了十分重大、深遠影響。總之,魏瑪共和國時期是一個文化藝術生活非常多元、活躍的時期,各種文學流派、各種政治立場的人物都很活躍,既有先鋒派的作家,也有傳統的作家,既有左翼作家,也有保守主義的作家,大家都有一席之地。隨著報業的發展,評論家在魏瑪共和國文化生活中的影響也變得舉足輕重,茨威格的自傳《昨日的世界》里就曾經提到文藝副刊的評論家對於維也納文化生活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回到克拉考爾,他的身份很難歸類,也拒絕被歸類,用德國人的話說,他坐在了「所有的椅子中間」。這也決定了他的一生始終處於局外人、邊緣人的位置,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游離於各個派別之外,無論是與「法蘭克福學派」,還是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他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從潛意識心理分析的角度,這也可能與他猶太小市民階級的家庭出身有關。同時,他也熱衷於研究邊緣人群、灰色地帶,比如「雇員階層」,再比如作為消遣文學、不登傳統經典文學大雅之堂的「偵探小說」。

我覺得在克拉考爾多重身份中,最合適的一個身份,就是一個批評家(Kritiker),這里的批評家是廣義的批評家,不是某個領域的評論家。德國文學中的這個傳統是從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萊辛開始的,萊辛涉及的領域有戲劇評論、文學評論、政治學、教育學和神學等等;在浪漫主義時期,這一傳統又由弗?施萊格爾等人發揚光大。早期浪漫主義提出,文學是「漸進的總匯詩」,也就是說,真正的文學應該是包容萬象的,永遠在形成的過程中,是斷片,只有用浪漫反諷來消解有限與無限的分裂。克拉考爾和本雅明都繼承了德國的批評傳統,他們並不是要評論某個作家,或者要推出一個作品,他們在各種領域里發表看法,但是背後有一個貫穿始終的、更為深層的形而上的思考。

克拉考爾一生開拓了很多「未知領域」,這些領域相互之間似乎沒有關聯,比如他一會兒關注「偵探小說」,一會兒又去做城市雇員的一個人類學田野報告,過幾年又開始研究電影。他很多的創新、開拓,其實都來源於他的焦慮,或者說這是一代人的焦慮。盧卡奇的《小說理論》(1920)曾經影響過克拉考爾,在這本書中,他將他們所處的新時代診斷為「被神所棄的世界」,新時代的人是「先驗的無家可歸者」。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本雅明,和左翼陣營的盧卡奇、布萊希特,他們都是這個時代病裡面的人,他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回應這個廢墟時代,尋找救贖的可能。克拉考爾找到的可能是,如「拾荒者」般捕捉龐大理論體系縫隙中微光照見的浮塵,那些無法用概念歸納的、不易察覺的、轉瞬即逝、碎片式的日常經驗。這也是受到了胡塞爾和齊美爾的影響,「從一個最小的偏門里也可以登堂入室,直接抵達人類本質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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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媒體 時代 是過剩 還是剛剛開始

自媒體,對於真相,其實是雙刃劍。
一、自媒體優勢:接近真相:
自媒體打破了地域限制、專業限制,將話語權交付到更廣大的群眾手中,其優勢有利於我們接近真相。
(一)更多信息更多關注;
長時間里,官方媒體掌握著話語權,許多事情被忽視,而自媒體能夠承載更多信息,人們能接觸到的事件越來越多,想要隱藏某些事實在現在看來是不可能的。
(二)多元互動觀點豐富;
越來越多人參與互動,增加了觀點,受眾的思維不會被一個聲音領導,而是從各種觀點中進行選擇,有利於人們從多方面思考問題,接近真相。
(三)參與廣泛完善監督;
網民的數目不斷上升,網路輿論的力量越來越大,來自各地區、各行業的自媒體使用者可以通過一個平台進行交流,會讓「忽悠」者越來越少。
二、自媒體缺陷:遠離真相:
在自媒體帶來的無法計數的信息中,謠言占據了一席之地,如何辟謠也成了自媒體一大難題,謠言容易導致人們遠離真相,而自媒體確實提供了謠言生存的空間。
(一)匿名性導致不負責;
絕大部分自媒體並不需要用戶實名,這就代表著,在一定程度上,人們可以隨意發言,因而出現了言論不負責的現象。
(二)轉發隨意,以訛傳訛;
在自媒體簡單快捷的傳播中,人們想要傳遞一個信息非常輕松,因而往往缺少思考。人們只是因為新聞的趣味性就選擇轉發,無心對內容是否屬實進行思考,因而一個虛假新聞只要夠有爆點,往往就能被迅速傳播。

3、當前信息主要以新媒體傳播嗎?

1、交互性較強:在新媒體時代中信息傳播渠道多元化,受眾可以自主的參與到傳播系統中,交互性較強。

2、海量化信息承載功能以及信息碎片化:新媒體憑借強大的技術手段使得海量化的信息以簡短精煉的形式得以存貯於平台上,信息傳播較為碎片化。

3、資源的可共享性:在互聯網上,例如百度文庫、優酷視頻是一種不限地域、行業、年齡等的資源共享平台,用戶可以上傳和下載互聯網資源。

4、超文本、超鏈接的應用並提供多媒體支持:新媒體支持很多文件格式而超文本與超鏈接則使得網民方便快捷的使用網路資源。

5、個性化與主動性較強:網民可以主動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搜索自己感興趣的信息內容,基本上不受時空限制,個性化極強。

6、虛擬社群化:網路社交是繼網路興起後發展起來的,是在網路上建立一個虛擬化信息的傳播環境,使用的用戶構成了虛擬的社群。

新媒體是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如數字雜志、數字報紙、數字廣播、手機簡訊、移動電視、網路、桌面視窗、數字電視、數字電影、觸摸媒體等。相對於報刊、戶外、廣播、電視四大傳統意義上的媒體,新媒體被形象地稱為「第五媒體」。

利用數字技術和網路技術,通過互聯網、寬頻區域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

(3)新媒體時代我們離真相擴展資料:

新媒體是相對於傳統媒體而言,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後發展起來的新的媒體形態,是利用數字技術,網路技術,移動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有線網路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的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

媒體是具備價值的信息載體。載體具備一定的受眾,具備信息傳遞的時間,具備傳遞條件,以及具備傳遞受眾的心理反應的空間條件。這些綜合形成媒體的基本價值。這個載體本身具備其價值,加之所傳遞信息本身的價值,共同完成媒體存在的價值。

這個也就是媒體存在價值。即便理念上新形式上新科技進步也具備一定受眾,但是媒體成本遠高於受眾所帶來的商業效益,亦不能形成媒體的有效價值。

效應是在一定環境下,因素和結果而形成的一種因果現象。新媒體必須具備形成特定效應的特性。或者說新媒體必須具備形成一種更新的效應的特性。新媒體必須具備影響特定時間內特定區內的人的視覺或聽覺反映的因素,從而導致產生相應的結果

4、是不是我們的媒體常常缺位,專業能力不夠,不能夠拿出翔實的證據來反駁?

並非專業能力不夠,而是「缺位」,不是能不能做的事,而是想不想做的事。

5、如何提升新媒體時代輿論引導能力

個人認為除了一些常用的輿論引導方法如:靈活運用各類傳統媒體資源,建立立體化的宣傳網路,做好負面輿情的引導、成立相關的輿情管理組織、明確內部組織機構的專業分工、重視和培養第三方力量爭取掌握輿論引導主動權等等外,其實關鍵還在於創新輿情管理工作方式,藉助專業的新媒體輿情監控平台,建立輿情預警、監控工作機制,早發現輿情,對輿情動態進行全面監控。
一些主要的新媒體輿情監控平台專為企業新媒體輿情監測輿論引導而准備,通過對互聯網信息的話題聚合,幫助企業快速了解網路上談論企業的各種聲音,以准確、全面、實時自動三大核心優勢為企業新媒體輿情監測和輿論引導工作服務,來自識微科技商情知識欄目。

6、如何正確應對輿論媒體,媒體如何引導輿論,新媒體時代

時下,在新媒體時代,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媒體正日益影響著檢察院的形象、聲譽和社會公眾對檢察院的信任。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想不想、會不會利用媒體與社會公眾進行溝通,已經成為新形勢下衡量檢察官執法能力高低的重要標志。只有以改革創新的精神迎接新媒體的挑戰,切實加強對新媒體傳播規律的把握,深入研究輿論引導規律,善待媒體,善用媒體,不斷提升新媒體時代網路溝通和輿論引導能力,才能為檢察工作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
一、提升新媒體時代輿論引導能力必須善待媒體,強化媒體意識。
在今天的開放環境與信息全球流動的條件下,要想有效應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多元化帶來的挑戰,要想努力保持並增強檢察工作的輿論引導權,就必須充分認識新媒體的社會影響力,全面、客觀地認識新媒體給我們帶來的機遇和挑戰,轉變傳統的思維方式和工作習慣,不斷提高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
一是要更新觀念,善待媒體。要走出過去媒體宣傳容易泄露案情、對媒體敬而遠之的誤區,主動加強與媒體的溝通和聯系,善於研究媒體、合作媒體、關注媒體、藉助媒體,把編輯記者當朋友,做到感情上尊重、工作上支持,形成與媒體上下聯動、左右互動、協調高效、優勢互補的工作體系,做到檢媒聯動,實現互助雙贏,增強宣傳工作效果。二是了解媒體,提高運用新媒體的能力。要通過有針對性地舉辦情景模擬訓練、網路培訓班、輿情報告會、網路論壇等活動,讓領導幹部學會運用在線訪談、網路評論、即時通訊等方式,主動加強對新媒體運用知識的學習,熟練掌握新媒體的傳播規律,做新媒體時代的弄潮兒,不要做落伍者,不斷提高領導幹部特別是檢察宣傳人員運用新媒體的能力和素質。同時,還要把新媒體的建設和管理納入黨組的議事日程,健全組織機構,健全相關制度,規范新媒體的管理和運行,為做好新媒體的應用應對工作打下堅實的組織基礎。三是要正確看待媒體,自覺接受輿論監督。要充分意識到,面對媒體,積極的公開、主動的溝通,更能消除誤解,贏得民心,越著捂著、蓋著,越容易被動,滋生謠言。要不斷深化媒體意識就是監督意識的觀念,以更加坦誠的姿態面對公眾與媒體,進一步強化接受輿論監督意識,時刻做好接受監督准備,把接受監督作為改進工作的動力,時刻想到每一次執法辦案都在媒體監督之下,時刻注意維護好檢察院檢察官形象。
二、提升新媒體時代輿論引導能力必須善用媒體,打造網路宣傳新格局。
隨著信息化技術的不斷進步,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傳播途徑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要增強檢察宣傳工作的覆蓋面和影響力,特別是提升新媒體應用應對能力,就要全力打造檢察門戶網站、檢察博客、檢察微博、檢察微信「四位一體」的宣傳格局。
一是加強檢察門戶網站建設,及時發布權威信息。要高度重視網路宣傳和檢務公開工作,建設好、管理好、使用好檢察門戶網站,把門戶網站打造成弘揚法治精神、宣傳檢察工作、普及法律知識、豐富檢務公開的有效載體。要針對隊伍建設、業務工作、檢務公開、檢察動態等板塊,專門設立與公眾互動空間,讓網民發表對檢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讓檢察人員為網民解疑釋惑,做好正面引導工作。二是開通檢察博客,傳播檢察好聲音。要依託重要網站開設檢察院官方博客,及時向群眾宣傳檢察機關的重大活動、檢察隊伍和業務工作的重要成果,加強正面輿論的引導,傳遞檢察工作正能量,提升檢察機關的社會形象。三是開通檢察微博,加強與網民的互動交流。針對微博特有的簡短、閱讀方便的特點,根據受眾的需求和群眾的訴求,開展好發布檢察動態、解疑釋惑、接受法律咨詢和控告舉報工作。要用鮮活生動,群眾容易接受的語言,減少書面化、模式化的言論,拉近與群眾的距離,實現面對面的交流,鍵對鍵的溝通,使微博真正成為檢察機關與網民的交流平台。四是開通檢察微信,密切與社會各界的聯系和溝通。要通過微信平台,在「朋友圈」群發文字、圖片和視頻,展示檢察動態,接受法律咨詢,強化微信與微友的互動;建立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監督員和副科級以上幹部的手機信息交流平台,定期通報檢察工作情況,以便更有效地接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監督員和社會各界人士的監督,切實履行好法律監督職責。
三、提升新媒體時代輿論引導能力必須強化引導,及時掌控網路輿論發展方向。
提升檢察機關輿論引導能力,要完善好涉檢輿情巡查、輿情報告、輿情研判、輿情引導四項機制,做到早發現、早研判、早引導、早控制,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
一是建立監控巡查機制,第一時間發現輿情。在技術科、政治處應明確網路「巡視員」和「評論員」,在工作日的8點至10點、下午2點至5點、晚上8點至10點以及法定休假日,對各大網站、論壇進行「關鍵詞搜索」,全方位查找涉及本院的新聞報道,確保監測不留死角,適時進行實時監控。
二是可以藉助類似多瑞科輿情數據分析站輿情系統建立輿情即時匯報反饋機制,第一時間向黨組匯報。網路「巡視員」一旦發現網路輿情,要詳細、准確記錄輿情上網時間、主要內容、瀏覽和跟帖人數、群眾反應、點擊率等各項內容,在30分鍾內向黨組匯報。
三是建立分類研判機制,准確鑒定輿情性質。根據輿情反映問題的性質、內容以及影響力等,對輿情進行深入分析,做到把握關鍵,准確定位。對涉及本院的重大輿情,要迅速查找源頭媒體,在分析研判輿論熱點和輿情發展走向後,迅速向網路輿情處置領導小組報告情況並提出初步處置意見;要分析涉檢輿情的成因,與控申部門及輿情涉及的相關部門一道查明真實情況,並及時聯系有關人員,爭取最短的時間內做出正確反應,避免陷入被動。
四是建立及時應對機制,積極消除負面影響。要堅持積極回應,及時消除負面影響,防止事態擴大。及時與涉檢涉法網路輿情發生的源頭媒體進行溝通,做好解釋說明工作,力爭在源頭上控制輿情進一步擴散。最大程度爭取傳統媒體的支持,利用傳統媒體的公信力和權威性,發布最及時權威的信息,影響網路輿情的走向。必要時,協調宣傳主管部門,積極尋求互聯網管理部門、新聞單位、網路媒體的支持,採取適時召開新聞發布會等方式,公布事實真相,使不明真相的公眾了解事實,引導視聽,把握輿論導向主動權,共同化解涉檢網路輿情的不利影響。網路評論員要以普通網民身份按照統一口徑和指令,參與涉檢網路輿情討論,消除網民誤解,引領網上輿論導向。

7、怎樣應對新媒體環境下的網路輿情應對處置

1.做好輿情監測,建立完善的應急制度

受互聯網特性的影響,企業輿情危機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為避免危機爆發時企業處於被動地位,所以輿情管控工作的第一要務是做好輿情監測,建立完善的應急管理制度。通過藉助一些第三方輿情監測軟體,可為企業輿情提供全天候不間斷的全網監測服務,及時發現負面苗頭及時通知相關人員處置,有效避免危機來臨時的自亂陣腳,錯失危機處置良機。

2.利用新媒體,發揮媒介宣傳作用

面對輿情危機,一些企業仍不能主動、及時、權威地發布新聞,引導媒體傳播有利於企業的信息,而是用對付傳統媒體的方式來進行新媒體時代的輿情事件處理其實並不能夠發揮企業媒體資源的作用。在這里建議企業方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興媒介,發揮其強大的輿論宣傳力,及時發布真實權威信息,引導輿論的正確走向。

3.建立快速反應的輿情應對機制

企業在輿情危機發生後,如果過了黃金24小時後才回復,時效性太差,這個時效在輿情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負面輿情產生,就很容易擴散到全網全國,引起廣泛關注。因此,建議企業可以利用專業的輿情監測軟體,通過設置一些與行業、領域、產品、領導人等標簽相關的關鍵詞,進行實時全網監測,但凡出現了一絲絲的危機苗頭快速發布處理進展,及時回復大眾的問題,做好問題的解釋工作。

4.加強自身管理和監督,完善善後工作

很多企業錯誤地認為輿情事件結束後,輿情應對工作就完成了,其實不然。例如,此前發生的順豐快遞員私拆包裹事件,順豐雖在前期的應對處理中通過「絕不姑息、縱容任何違反法律法規和企業行為准則的不當行為」的表態巧妙地化解了一場輿論危機,但是事後僅對快遞員作出調離崗位處理,不符合部分網友的預想,使得回落的輿情再次升溫,掀起新一輪輿論風向。

因此,企業一定要多在自身管理和監督,以及事後形象恢復上多花時間,完善善後工作。比如危機處理過程中的舉措是否有嚴格執行、有沒有對相關部門出現的問題進行總結,健全相關機制建設、是否有參與一些社會公益或者贊助活動恢復企業形象等等,來自識微科技商情知識欄目。

8、勸離垃圾的人遠點的話語

1,人生苦短,遠離垃圾人,沒必要拿著要鍛煉自己毅力的屁話為難自己。

2,新的一年,要乾乾凈凈做人,認認真真做事,開開心心生活,遠離負能量、遠離垃圾人、生活的單純快樂!

3,對於惡人小人,你只需遠離,千萬別太高估自已,別太自以為,別太膨脹。

4,自我放縱是在懲罰自己,不是別人。正確的方式是讓自己越來越有實力,遠離垃圾人。。

5,做人要做好人再做事,做人做事都做好了,心裡坦盪盪,一片陽光沙灘。這時,如果遇到小人來襲也不會影響你的心情,反而讓你開懷一笑而過,因為Ta跟自己的人品天差地別,不要浪費時間跟小人垃圾人斗,遠離一切影響自己心情的人和事,人生100年,活的要開心精彩。

6,人生本就不易,請小人讓道,是非遠離,今生只願為愛,相聚,請各自珍惜。

7,渣男永遠渣得理直氣壯,全世界欠他。無論自己多麼可笑,多麼道貌岸然並且虛偽。這話我也想說,遠離垃圾人帶來的負面情緒,過去已經過去。

8,生活中避免不了遇到垃圾人,遠離垃圾人,還生活一片凈土。

9,要健康要健康!遠離垃圾人垃圾事!盡力做好眼前事,努力努力其他的交給命運吧。

10,獨善其身,唯有遠離垃圾人,遠離垃圾圈。

11,「及時止損」可能不會輕易做到,但不時拿這個標准衡量一下就算進步。遠離垃圾人,善待朋友,做好自己的事。。

12,絕對不讓「垃圾人」接管自己生活當中的任何一天!人生短暫,絕對不要浪費心思和精力在這些事上!最好境界,誰會和垃圾一般見識!珍愛生命,遠離垃圾人~。

13,當你還不夠強的時候,記得遠離小人,他們可以榨取你愛的能力,吸干一個人鮮活的靈魂,變得麻木不仁。

9、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真相離我們越來越近還是越來越遠?

網路時代之前別說真相,很多事件和信息你根本沒有途徑知道。網路時代難的是對信息的篩選和利用,有價值的信息仍然只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某些領域的紅線更是普通人望塵莫及的。

與新媒體時代我們離真相相關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