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環球網新媒體的新聞可信嗎？
這種事情怎麼說呢！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2、新媒體怎樣傳達真實?
媒體的抄公信力呈現出不斷流失的趨勢。
對於社會而言，新聞的「真實性」遠比「時效性」要來的重要。尤其是在自媒體如此發達的時代，一則假新聞帶來的社會影響，已經不僅僅是損害當事人的利益那麼簡單。一些傷風敗俗、容易挑起民憤的假新聞，就如同燎原之火，很容易在社會上肆意傳播，傷害人們的感情，造成更加惡劣的道德影響和認知影響。
對於媒體而言，轉發了一次「假新聞」，就傷害了一點已經形成的公信力，媒體的公信力來源不易，是通過記者們的深入調查和新聞工作者的精心編輯而得來的；而若是媒體尤其是新媒體不「珍惜自己的羽毛」，極有可能在一次的假新聞傳播之後，人們便會對媒體的公信力產生質疑：沒有公信力的媒體，沒有權威性的媒體，和新興的個人主體和平台有何差異？
幾條原則：
不轉發假新聞
不捏造，驗證事實
可信任的新聞源
希望我的回答能幫到您。
3、如何堅持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原則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近年來，隨著中國新聞市場的成熟與活躍，新聞報道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改觀。但與此同時，新聞的真實原則卻受到了嚴峻挑戰。一些捕風捉影、誇大歪曲甚至編造事實的報道也開始頻繁出現。失實報道不僅引發了種種糾紛，也極大地影響了新聞的權威性和公信力。要想正確行使好記者所肩負的神聖職責，我們又將如何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結合理論學習與實踐感受，在這里做一下淺析。
一、 關於新聞的真實性
「新聞的真實性是事實或隨著事實發展的真實，它表現為一個認識過程。事實的發展完結，報道的真實性也才能夠全部展現出來；事實進展到什麼程度，新聞報道的真實性才可能到達什麼程度」①
在新聞理論界，「真實性」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核心概念，但它同時是一個有爭議的理論問題。一般認為新聞中「真實」有兩層含義，一是要求新聞中的每一個具體事例（事件）必須合乎客觀事實，二是對每一種大眾傳播來說,要求連續不斷的新聞向人們呈現一幅現實社會的真實圖景,也就是說新聞真實在於不僅僅是客觀事實,它必須是一個價值真實。②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堅持新聞真實性是新聞工作的起碼要求，也是傳媒公信力形成的根本基礎。真實性是新聞工作的第一重要原則，也是新聞工作的基本操作規范。堅守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原則，保持客觀公正的立場，是新聞報道真實可信的保證。
新聞報道要真實，似乎是一件無可爭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實際新聞工作面對的最嚴峻的挑戰往往也正在於此。新聞的失實即使是在信息傳播已經如此發達，媒體行業已經如此現代化的今天，仍然是威脅新聞生命的第一殺手。
二、產生新聞失實的原因
新聞事實的本原始終是固有的客觀實在。客觀實在之所以會成為假新聞，是因為觀照者後期的錯誤失實的價值判斷的手段加工而造成的。同理，能真實正確的反映客觀存在的真新聞的本原也同樣是客觀實在。由此不難看出，真新聞具有真實性；假新聞不具有真實性；真新聞具有客觀實在性。而假新聞同樣也具有客觀實在性，這也是虛假新聞產生的客觀根源。
然而，作為「社會瞭望者」的新聞工作者的使命還不僅僅是保證對一個新聞事件或一則新聞報道所涉及的各個新聞要素的報道要真實，他們還必須承擔向受眾真實反映其生存環境的整體性變化和本質性變化的任務。這是一個更高的工作要求。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受眾關注的新聞報道失實的情況的發生，嚴重地損害了新聞的真實性原則。其主要表現有：
1、新聞工作者缺乏調查研究的作風。2、對材料缺乏認真核實和斟酌。3、偏聽偏信，主觀武斷。4、捕風捉影，道聽途說。5、誇大渲染，牽強附會。
由於客觀環境變化狀態呈現的復雜性，新聞工作者本身的職業能力制約，各種社會因素的復雜作用等諸多方面的原因，堅守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原則對於今天的中國新聞工作者來說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1、傳媒市場化和商業利益的驅使
在社會轉型時期,傳媒業面臨著商業利益的挑戰。傳媒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有市場。市場經濟發展是世界新聞事業發展的根本推動力。當新聞行業本身還沒有建立成熟完善的行業規范和自律機制，這樣的媒體行業在初次面對市場的殘酷競爭和篩選的時候，為了獲得市場和商業利益，把新聞工作的社會責任拋諸腦後，一味地迎合大眾，取悅大眾，用煽情手法處理新聞、「策劃」新聞，甚至製造假新聞的現象在世界新聞發展歷史過程中也是有前車之鑒的。雖然我國新聞業的「媚俗化」傾向不能和「黃色新聞」完全劃上等號，但是當前一些媒體片面地強調經濟效益，追求轟動效應，大肆渲染「星、腥、性」，盲目追逐報道熱點和炒作新聞的做法是與新聞媒體的社會功能以及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背道而馳的。新聞媒體需要競爭，但競爭要符合市場規則和社會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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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盲目地實行經濟效益為先的原則，整個新聞行業最終會被社會淘汰。
2、媒體和記者角色轉型的沖突
我國的新聞媒體在很長的時期內主要被視為黨政機關的一個部門,發揮著宣傳喉舌的職能。這種職能無形中給原本應該是社會公器的新聞媒體披上了「權力」的外衣，給一些媒體的記者賦予了「官記者」的地位。同時，我國記者的生存狀況也使得一些記者面對新聞責任與現實生活的權衡時無法擺正自己的位置。我國報紙媒體記者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黨報記者，一類是都市報記者。前者在工作必須遵守嚴格的制度規定，而後者在工作中則不得不受到編輯部、廣告商、市場發行的壓力。其實,當新聞記者接受了對方的「贊助費」也就放棄了對它的監督權和批評權。當媒體多次該報道的事實沒有報道，不該報道的事情卻大肆鼓吹炒作的時候，媒體就喪失了在公眾中的公信力。
3、缺乏有效監督執行機制
目前,我國傳媒業不是缺少法規的約束,雖然沒有成文的「新聞法」,但是還是有相關的規定。《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准則》自1991年1月19日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一致討論通過,經過1994年和1997年兩次修改,已成為較詳細完整的新聞職業道德規范條例。但是,在許多編輯和記者的眼中,該《准則》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在這一領域，缺乏有效的執行機制，盡管早在1991年就有了《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准則》，但是一次全國性的調查表明，有近半數的新聞工作不知道它的存在，當然也就談不上遵循它了。一個健全而有效的自律機制，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字面上的准則，這是當前我國傳媒界亟需解決的。」⑤
三、當前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的關鍵
「新聞采編人員要堅持真實、全面、客觀、公正的原則，確保新聞事實准確。要認真核實消息來源，杜絕虛假不實報道。新聞報道在新聞媒體刊發時要實行實名制。新聞采編人員要發揚實事求是、敬業奉獻的精神，深入實際、深入生活、深入群眾，調查研究，求真務實，努力改進工作作風和文風，不斷創新報道內容、形式和手段，使新聞報道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增強新聞報道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⑥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理論要通過實踐來檢驗。」⑦新聞有沒有社會價值，關鍵是看它有沒有真實性，真實是檢驗新聞的主要標准之一。新聞作為反映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宣傳工具，是聯系黨和群眾的紐帶和橋梁，所以，必須提倡實事求是的精神。
馬克思認為，記者應該極其忠實地報道他所聽到的人民的呼聲，應該「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而不是「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這就指出了判斷新聞報道具體事實程度的依據。⑧
維護新聞的真實性，還要清理真實、新聞、政治三者之間關系。
出於各種狹隘的考慮，傳媒不能真實地報告事實在新形勢下已經成為一種痼疾。胡錦濤同志就這個問題談到：「要堅持講真話、報實情，實事求是地反映情況，堅決反對弄虛作假。要切實改進文風，寫文章、搞報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動鮮活、言簡意賅，切忌八股習氣。」⑨
事實是新聞的本質，新聞是事實的報道形式；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沒有事實，就沒有新聞。按照事實和新聞之間這種嚴格的主次邏輯辦事，才能保證新聞的真實性；如果顛倒了這種關系，必然會出現報道失真的現象，從而破壞新聞工作的根基。顛倒這種關系，不尊重事實，造成報道失實，就會給黨的新聞事業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有些部門和單位往往事情還沒發生，新聞已出去了；計劃尚未執行，報道說已做了，鬧出笑話甚至政治問題來，這些深刻的教訓我們應該認真汲取並徹底改正，對此，我們可以通過以下的辦法加以改善：
第一個辦法就是加強自身修養。第二點，強化監管職能，建立媒體信用等級評價機制。第三，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第四個解決辦法就是讓我們堅持走群眾路線，取信於民，加強隊伍的建設。
4、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看看這個論文對你是否有幫助，謝謝！
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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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
5、新媒體環境下新聞真實遇到的挑戰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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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媒體時代，新聞還有必要較真嗎
新媒體時代，新聞還有必要較真嗎？
社交、自媒體、個性推薦、碎片化閱讀......似乎有足夠多的標簽來形容當下的媒體形態。一面是正在崛起的自媒體，一面是已經沒落的紙媒，當內容瘋轉、用戶暴漲、行業盛贊、廣告不斷、資本上門等成為新常態的時候，行業已進入到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新媒體時代。
於是，內容從業者們每天掛在嘴邊的是如何打造10W+、如何漲粉、如何贏得廣告主的青睞，所謂的新聞理想早被拋之腦後。以至於當騰訊新聞試圖打造「較真」平台的時候，我們聽到後是如此的驚訝。在這個不快就要被淘汰，不從眾就只能等死的新媒體時代，新聞還有必要較真嗎？
新媒體是趨勢，新聞卻失去了溫度
根據新媒體的定義，一切能夠傳遞信息的媒質都是媒體。電視、報紙、廣播、雜質等失去了先天的優越性，社交網路、博客、視頻網站們都被納入了新媒體的范疇，尤其是自媒體的崛起解放了內容生產方式以後，傳統媒體開始走向下坡路，新媒體則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商業奇跡。
簡單來說，新媒體的崛起抓住了兩個趨勢，一個是碎片化閱讀，另一個是智能化推薦。一方面，在社交網路空前發達的情況下，即便是只有幾分鍾的碎片時間，依然能夠享受到極致的閱讀體驗，且內容的形式也更加多元化，從圖文到漫畫到短視頻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隨著各大資訊平台和新聞客戶端的崛起，演算法開始逐漸取代編輯，大量符合觀眾口味的內容被推薦給讀者，也就是所說的「千人千面」。
利好的一面是，新媒體的崛起帶動了內容產業的爆發，吸引了大量的內容從業者，上下游產業鏈也逐漸完善。硬幣的另一面卻是，內容質量出現斷崖式下滑，很多資訊平台上流行著源源不斷的標題黨和雞湯文，新聞也開始淪為這種文化快餐中的一部分，甚至成為網路謠言的避風塘。
以食葯類內容為例，在社交網路的驅動下，此類內容不幸成為網路謠言的重災區。例如「小龍蝦致癌」、「某類葯物治療百病」、「轉基因食品有害」，如此種種。可以說，在這個網路高度發達的時代，謠言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達到上百萬甚至千萬的受眾，三人成虎、以訛傳訛等成語被演繹的淋漓盡致。
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不難理解，國內有基本科學素養的公眾佔比僅為6%，尤其是食葯類等相對專業的內容，很多人難以辨識內容的真實性。此外，各大資訊平台的內容過濾和推薦機制，多是基於演算法和關鍵詞完成的，或許能夠過濾一些敏感內容，在謠言面前卻顯得束手無策，甚至會根據用戶興趣主動推薦。
各大調研機構的數據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在大數據服務商Questmobile剛剛發布的2016年度APP價值榜中，根據2016年12月MAU數據，新聞資訊賽道APP價值前三名被騰訊新聞、今日頭條和天天快報占據，除騰訊新聞外均是以演算法為主的新聞聚合平台。MAU月活背後隱喻的是更高的流量和更大的競爭力，符合新媒體時代的競爭特點。
再回頭看看上個月數太奇大數據研究中心發布了《2016年11月新聞媒體健康度研究報告》，這份基於用戶對產品內容感知和用戶體驗的報告，綜合「媒體覆蓋度」、「媒體公信力」、「產品體驗」、「內容影響力」、「思想性」、「事件傳播影響力」以及「品牌口碑」7項指評判資訊類APP，排名靠前的卻是騰訊新聞、網易新聞、鳳凰新聞和新浪新聞，清一色的新聞門戶。不難發現，僅僅依靠技術驅動的產品在內容感知和用戶體驗上，並不是那麼出眾，也並不完全符合新聞的價值。
誠然，相比於人工審核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的門戶網站，新的新聞載體在內容上明顯失去了溫度。
「較真」不是喝酒吃飯，需要解決三大難點
那麼，新聞門戶有可能成為新媒體形態下的中堅力量嗎？尤其是在紛紛引入推薦機制，尋求轉型的情況下。慶幸的是，包括騰訊新聞在內的頭部資訊平台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並試圖通過自身的媒體價值觀和專業主義的態度打造「較真」平台。
如果將新媒體形態下的內容傳播過程進行拆分，分別是內容生產者、內容傳播者和內容消費者。對於內容生產者來說，雖然關於造謠、傳謠等已經有了一定的法律約束，但整體仍處於空白狀態，主要依靠內容生產者的自律，比如引用權威的消息來源、不妄斷因果等等，仍屬於道德上的約束。而要想在內容消費者層面實現「流言止於智者」的理想境界，單就提高國民科學素養而言已絕非一日之功。誠然，諸如騰訊新聞等所扮演的內容傳播平台恰是維護媒體專業性和權威性的核心角色，卻也需要解決下面三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建立內容發現、審核及懲罰體系。
新媒體之所以會成為謠言的重災區和「造謠」的低成本不無關系。微博、微信、論壇等社交網路幾乎成為零成本的媒體渠道，而各大自媒體平台的崛起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謠言」傳播的沃土。舉個例子來說，一篇養生類的文章因為爆炸性的標題和觀點，在公眾缺失辨識度的情況下，很容易在社交媒體瘋傳，在個性化演算法的助推下更是可以直達目標人群。
從騰訊新聞給出的解決方案來看，依靠微信、QQ、騰訊新聞、天天快報等新媒體渠道，藉助文本分析、詞義處理、用戶畫像等縮短謠言發現的時間，然後分類、甄別後匹配給背後的專家團、智囊團和對應的機構。這大概是目前最有效的「辟謠」手段，但前提是，騰訊新聞此前積累了素質過硬的調查報道團隊，且騰訊新聞多達兩億的月活用戶和高素質白領人群，以及相匹配的舉報體系，這種模式在其他資訊平台上卻很難完全復制。
從另一方面來看，單憑資訊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一己之力，難以形成行之有效的懲罰體系。相比之下，因為「謠言」傳播帶來的巨大流量和眼球效應反倒成為內容生產者變現的方式之一，產出和投入上的失衡可以說是虛假內容爆發的另一誘因。也就是說，在這個層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其次，流量決定論和內容至上的博弈。
任何一種事物的價值最終都會由「商業變現」去衡量，媒體也不例外。無論是紙媒將死的說法，還是新媒體時代來臨的論調，一個核心的出發點就是流量。在閱讀進入快時代以前，「內容為王」的說法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個性化演算法流行之後，流量開始決定媒體類產品的排位。
就目前而言，資訊類平台對於流量和內容已經演化出了兩種態度，一種是追求「千人千面」的信息傳遞形式，一種則選擇了「演算法+人工推薦」的組合形式。引申來看，這其實也是資訊類產品對待內容的兩種不同態度。對於前者來說，個性化推薦是趨勢，尤其是在即將到來的人工智慧時代，機器取代內容加工者乃至生產者都將成為可能。而在後者的名單中，騰訊、網易、鳳凰網等赫然在目，究其背景不難發現傳統媒體人的身影。當然，兩種不同選擇體現在「媒體公信力」、「內容影響力」、「思想性」等指標上的不同。d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流量至上的產品在命名中很少看到「新聞」的字眼，產品本身的定位為內容聚合平台，而非媒體。這實際上也反映出了不同的定位，騰訊的較真在於打造一個專業的媒體平台，傳遞正確的價值觀，引導正確的輿論走向。由此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在虛假信息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的情況下，選擇遵循商業規則還是回歸新聞理想？
最後，新聞理想和商業規則的取捨。
按照騰訊網副總編輯李天亮的說法，較真平台定義為一個專業事實查證平台，還包含內容生產、運營及會員合作計劃，並將在內容分成和原創補貼上加大投入。從2015年來看，各大資訊平台紛紛開啟內容補貼計劃，盡管補貼金額、方式等各有不同，卻有著相同的目的，即爭取優秀的內容生產者。值得一提的是，傳統的內容補貼並非是純粹的「公益」行為，畢竟同樣內容所產生的版權費用要遠高於補貼金額。但「較真」內容的生產和運營上卻可以視作為新聞理想和商業規則的取捨。
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辟謠內容對專業性和時效性有著更高的要求，也就意味著更高的內容生產成本。以食葯類內容為例，國內專業的內容報道者只有兩三百人，專業人士本身就是一種匱乏資源；二是從商業的角度來看，辟謠內容的真正價值在於對虛假內容的矯正，往往需要更加精準的渠道推送給目標人群，更多的是為了新聞理想而非商業價值。
社科院發布的2016年新媒體藍皮書似乎給出了答案，2015年通過社交媒體傳播的謠言高達60%，而2016年的數字更甚。其實也給新媒體平台一個警示，在追求商業變現的同時還應該權衡內容質量及關聯性的影響，騰訊新聞等選擇「較真」平台來重塑媒體的公信力，顯得不無道理。
寫到最後。謠言等虛假內容永遠是懸在新媒體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以往的經驗也告訴我們，謠言未嘗不是一個隱形的洪水猛獸。當所有人都沉溺於淺閱讀、快內容的時候，較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