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為什麼地方政府也開始熱衷於政務新媒體
新媒體，比如微博的力量日漸顯現出來。很多案例已經表明，不了解自媒體，很容易讓地方政府陷於被動。所以，了解新媒體，利用新媒體，一則可以與民眾溝通，二則可以掌握主動權。
2、政府怎樣通過新媒體建立政府形象
注意發揮大眾傳媒的作用。大眾傳媒系統是社會生活中信息溝通的主要渠道，對開展政府公共關系工作有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機構要實施政府所制定的方針、政策、法令、計劃、方案等，需要藉助大眾傳媒這一重要渠道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宣傳、解釋、說服和教育，並將民眾的反應、意見、和建議及時地反饋回來；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大眾傳媒的輿論監督作用，促進政府機構工作效率的提高和辦事程序的透明化。所以，政府機構應注意改善與傳播媒介的關系，充分發揮傳媒的溝通橋梁作用。
3、網路與新媒體專業 就業前景怎麼樣
畢業後主要從事新媒體運營、文案策劃、新媒體編輯等工作
網路與新媒體專業的就業前景很好，畢業生社會需求大，就業面廣，可在各類門戶網站、傳媒商業網站、黨政部門網站、企事業網站等從事信息採集、撰寫、編輯等工作，也能從事與新媒體相關的網站策劃、網路推廣以及網站建設與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也可在廣播電台、電視台從事記者、編輯、以及各類節目的策劃、編導、節目製作等工作;還可以在平面媒體、網路媒體行業從事商業開發、活動創意、媒體策劃等工作;在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從事文稿寫作、視頻節目策劃、編導、製作工作和整合營銷、媒體公關等工作。
4、領導幹部如何面對新媒體時代
4.政務公開。政務公開是保障公眾參與權、監督權的基礎條件。因此，政府職能轉變首先要求政務公開。只有政務公開，才可以使社會公眾了解公共事務的相關信息，政府處理公共事件的主張、過程及結果。了解政府公共權力使用的情況，才能掌握參與公共事務決策和政策制定以及對公共權力行使監督權的充足信息。除此之外，政務公開還可以為政府內部的監督機構及政府各個層級、部門之間提供獲取信息的渠道，實現政府內部的自我監督與公共權力使用的自我約束。 三、運用新媒體推進政府職能轉變 新媒體不僅帶來了執政環境的改變和對政府執政能力的挑戰，同時也為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提供了重要工具和手段，應充分利用新媒體在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中的作用。 1.運用新媒體建立常態化的政民互動機制。一方面，通過政府網站建立常態化、制度化的政民互動、交流平台，為公眾利益訴求表達和參與公共事務決策提供有效途徑；另一方面，通過政務微博等方式建立即時的政民互動機制，充分了解民意，宣傳政策、動員民眾，與公民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運用新媒體建立政民互動機制需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運用新媒體建立的政民互動機制，絕不僅僅是建立信息化的運行機制，更重要的是建立實體運行機制，以支撐保障新媒體互動機制的有效運行；第二，政務微博與政府網站是政府信息化運作方式的兩種不同形式，兩者同屬於信息化政務活動機制，兩者之間是一種協同配合關系。因此，應將兩者納入統一的管理運行機制之中，這樣不僅有利於政務活動的有序開展，政務流程的整合優化，政務活動的統一規劃，政務資源的統一配置等，而且有利於政府內部的統一協調管理和風險控制。第三，應從觀念上而不是形式上建立政民互動機制，當前大部分政務微博的「聽眾」眾多，而「收聽」寥寥無幾，難以構成真正意義上的「互動」。 2.運用新媒體構建政務公開與社會監督機制。一是將政務流程上的信息（不是經過人工參與整理過的信息）反映在政府網站上（或者建立政府網站與政務流程數據的鏈接介面）；二是將政府與民眾互動的信息即時地反映到政府網站上；三是將民眾向政府提出的訴求、意見和建議，以及政府處理這些問題的過程、結果等信息即時地反映在政府網站上；四是在政府網站上建立公眾參與決策和政府監督通道的信息化平台，並將相關信息實時地公開發布到網站上；五是建立公眾參與公共事務決策和公共權力監督的制度和機制。 3.重視運用新媒體引導輿論增強社會正能量。當今時代，新媒體已經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因此應重視新媒體在引導輿論、增強社會正能量中的作用。一方面，目前通過網路閱讀新聞、發表意見、參與互動討論的人數不斷增長（中國網民人數已經突破5.38億，而網路新聞的用戶規模達到3.92億），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另一方面，目前大部分四十歲以下的中青年人，習慣於運用新媒體了解信息（40歲以下的網民占網民總數的80%以上），這些人基本不會主動閱讀傳統的報刊雜志，所以傳統的媒體對他們的影響較小，應充分運用新媒體影響他們。再一方面，現代人生活節奏快，因此沒有時間坐在辦公室里捧著紙質的報紙看新聞，而是多選擇採用手機等工具，利用零散時間獲取信息。這已經成為現代人獲取信息的習慣和狀態。同時，今天人們的閱讀習慣發生了重要的改變，人們常常不是按照報紙的種類一份份地閱讀，並尋找所需要的信息，而是通過互聯網、手機搜索引擎按照主題快速地獲取所需要的信息。以上都說明新媒體越來越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流媒體，應重視新媒體在輿情引導，建立社會正能量方面的重要作用。 解決新媒體問題的根本途徑是政府職能的轉變。領導幹部應重視新媒體日益增長的社會影響力及它在政府職能轉變中重要作用。 （作者單位：天津市委黨校公共管理學教研部） 文章作者：齊冬梅
5、奧巴馬政府在新媒體時代下的公共舉措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奧巴馬政府對印度尼西亞的公共外交是在亞太「再平衡」戰略和構建美國—印尼「全面夥伴關系」的背景下展開的。與之前歷屆美國政府相比，奧巴馬政府對印尼的公共外交雖有一些新內容和新舉措，但其基本形式和本質是相同的。信息傳播手段與互動方式、公共外交活動的具體內容、印尼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美國—印尼國家間關系，以及地區安全形勢等都會影響奧巴馬政府對印尼公共外交的效果。通過探討奧巴馬政府對印度尼西亞的公共外交活動，有助於深化對美國—印尼雙邊關系及當前美國對東南亞乃至亞太戰略的認識。
6、如何提高政府公務員新媒體時代網上輿論引導與處置能力
目前的形勢：
一是在當前媒介高度發達的社會下，群眾與媒介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群眾在遇到難事、急事時從以前的自行解決變得善於藉助媒體的手段解決。主動的找媒體進行爆料、追蹤、報道。
二是媒體在接受到有價值的新聞後，也非常樂於對事件進行報道，連續、追蹤，善於在文章的標題上，新聞的內容上做文章，吸引閱讀者的眼球。
三是媒體很善於轉述當事人的觀點，對於所見到的、所聽到的、所感受到的，包括被采訪者的態度和語氣，表情全寫進報道中。
在處置策略上的方法：
一是危機事件發生後，躲、堵、避、藏都不是解決危機事件的辦法，需要當事人迅速、主動的接待媒體、應對媒體，在報道中當事人的躲成為了媒體更加樂於報道新聞的價值。
二是危機事件發生時，盡管當事人已被事件影響的焦頭爛額，心裡憋滿怨氣，但面對記者時更應該沉著冷靜，不說過頭的話，不做過頭的事。正如被稱為國家黃埔一期的新聞發言人，現任教育部教育出版社社長的王旭明曾說過「對待媒體假話不說，真話不全說」的一樣。要防範媒體將自己的話報道出去成為炒作輿論的焦點。
三是輿論已形成焦點時，不做無謂的質問，解釋工作。先道歉，表錯誤，願接受監督，用積極誠懇的態度盼求矛盾的化解。
解決問題上的策略：
一是媒體是把雙刃劍，特別是備受群眾喜愛的大眾網路、媒體，在群眾心目中的影響力極大，權威、權利不可忽視，它有著設置議程、引導輿論走向的功能、條件，在輿論未形成前每個人只有主動配合採訪，說清事實，才能化解矛盾。
二是媒體為群眾訴求進行采訪，為的是向了解事件的真實情況，任何錶現的不友善都可能被記者報道。
三是遇到記者采訪切忌欲蓋彌彰，轉移話題.最好的方式與媒體合作，就事論事，解決問題。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7、新媒體時代 政府輿論引導工作準備好了嗎
媒體對政府輿論引導的影響
長期以來，傳統媒體一直充當政府輿論引導的風向標，政府信息通過媒體公開，對大眾的觀念進行輿論引導，媒體通過積極建構信息交流平台報道政府工作，強化政府公信力，為穩定民心、化解矛盾起到輿論引導作用。然而，隨著網路技術的不斷變革，新媒體輿論引導的優勢不斷凸顯，其所具有的強大傳播功能和輿論影響力，對政府輿論引導作用的發揮帶來了不小的影響：
1.新媒體的即時傳播加快了危機信息的傳播速度
新媒體依靠其強大的技術支撐，在即時反映輿論熱點和輿情動態上具有較大優勢。近年來，在重大事件、防災救災、公民權益、社會救助等領域，凡是社會關注的熱點，新媒體均有不同程度的滲入和反應，「新媒體的數字化技術突破了時空的局限：從時間上看，信息從傳者到受者，通過手機和網路實現了瞬時傳播；從空間上看，信息無處不在……這使得危機信息和輿論在網路上得以更加迅速、更大范圍地被傳播，從而大大減少了政府反應的時間，危機管理工作更為緊迫和復雜」。從根本上講，網路輿情監測要求達到實時性、全面性和准確性。多瑞科輿情數據分析站能滿足系統輿情信息服務市場三個要素，實時性：輿情獲得越早，給應對和處置留下的餘地就越大，而網路輿情的發展往往是爆發式的，機會稍縱即逝，一旦錯失最佳時機將追悔莫及；全面性：網路輿情容易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信息量大，容易使很多重要信息被忽略；准確性：海量信息條件下，如何准確地掌握問題核心，不為紛擾所困，是得出正確判斷的關鍵。
2.缺少監管導致所傳播信息良莠不齊、真偽並存
新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門檻一降再降，任何網路使用者只憑一台電腦或者手機就可以將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發布到網路上，供億萬網民閱讀。而互聯網的隱身功能也給一些信息造假者和謠言傳播者提供了舞台。在上傳過程中，這些信息往往並不需要經過政府或者媒體管理者的篩選，難免會存在良莠不齊、傾向不同、真偽並存的蕪雜現象。2010年山西「大地震將發」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事例。在全國人民沉浸在虎年春節的喜慶氛圍中時，山西晉中、太原、呂梁等地的部分群眾卻因地震謠言冒著風雪躲出家門，引發了社會性恐慌。
3.話語紛亂弱化了政府輿論引導的權威性
新媒體時代，對某一新聞事件的話語權和評論權不再是媒體從業者的專屬，社會民眾對新聞事件的關注度也不再是政府可以全權掌控和設置的，傳統新聞傳播領域的「議程設置」、「沉默的螺旋」等理論已不再適合解讀今天的傳播環境，政府想要引導輿論變得越來越難。「以往只有權勢階層和知識精英擁有話語權，而網路論壇這類互聯網功能則使普通公眾包括弱勢群體、邊緣群體也擁有了某種話語權，一定意義上網路發揮了自由與啟蒙的作用。」
8、新媒體時代企業的公共關系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自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引入我國以來，特別是進入web2.0時代以後，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主要載體的新媒體日益成為社會輿論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論是國內重大事件還是國際重大事件，都能馬上形成網上輿論。從2003年的「網路輿論年」、2006年的「網路暴力」到2008年的「網路監督」，新媒體在輿論形成和傳播過程中已完成了從配角到主角的轉換，互聯網成為新聞輿論獨立源頭，網路結合手機成為最強輿論載體。特別是由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變革時期和矛盾凸顯期，作為社會矛盾和社會利益沖突表現形式的突發公共事件頻頻發生，互聯網作為一種便捷而有效的工具，與各類突發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使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少有的輿論超強磁場。與此同時，新媒體輿論關注的議題正在向社會議題、政治議題快速轉化，新媒體輿論主流化、政治化、現實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鍾瑛、余秀才對1998—2009年160起重大網路輿論事件進行研究後發現，48%的網路輿論事件由傳統媒體率先報道，33%源於網路媒體，4%源自手機，15%各類媒體同時報道 ；重大網路輿論事件發生的頻率呈波浪式不斷上揚的態勢（個別年份除外）；涉及的階層以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首當其沖，約占整體的30% ；涉及的事件類型主要集中在政治與民生方面，約占整個案例的39% ；從各類媒體對事件發展的影響看，網路媒體主導事件發展的案例有80起，佔50%，傳統媒體起主導作用的14起，佔9%，多種媒體共同起作用的66起，佔41%。 ［2］這份研究報告進一步表明：新媒體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重要載體、負面輿論的主要載體，新媒體輿論指涉的重點是政府機關及其行政行為，新媒體成為推動事件解決的主要輿論力量。
新媒體輿論的空前活躍，不僅影響著虛擬社會，也對現實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給政府管理帶來了雙重影響 ：一方面，新媒體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搭建了便捷通暢的平台和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聯系溝通群眾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有利於政府推行政務公開，建設「陽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使權力運行置於「無處不在的眼睛」的監督之下，「以權利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尋租，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有利於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有利於群眾暢所欲言，渲泄情緒，抒解怨氣，及時反映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緩解社會壓力，發揮「排氣閥」和「預警器」作用，從而維護社會穩定 ；有利於政府吸納自下而上的推力，彌補現行公共管理體制的不足，推動公共事件的解決，形成推動改革的「倒逼機制」；有利於政府發揮政治動員作用，宣傳大政方針，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體引發的輿論的空前活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層出不窮，非理性和情緒性輿論的彌漫，各種虛假信息、網路暴力、攻擊漫罵、謠言充塞網路，政府正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和挑戰。
挑戰之一 ：影響政治上的安定團結，危害意識形態安全。新媒體作為公共信息傳播技術平台，很容易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腐朽文化傳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鋒和輿論斗爭的新陣地。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放言 ：「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辦法了。」近年來，境內外敵對勢力往往藉助國內重大政治活動、公共突發事件、熱點問題等機會，肆意誇大和歪曲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矛盾，煽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民族團結，挑動民族分裂，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企圖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2009年境內外「三股勢力」利用廣東韶關發生的「6•26」社會治安事件，藉助網路和手機進行炒作，製造了烏魯木齊「7•5」事件。在事件發生後，又竭力污衊我打擊暴力犯罪是壓制「民主」、「自由」和「人權」，煽動人們對共產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和仇視，動搖人們的理想信念，為他們的分裂活動大造輿論。近一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以侵犯言論自由為名攻擊我對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正常管理，卻無視自身對網路不斷強化的管理和控制。藉助新媒體的意識形態斗爭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很容易誤導不明真相的群眾，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
挑戰之二 ：損害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機。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無法得到公眾支持，也無法實現對經濟社會的有效治理，甚至難以為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由於「非物質文化總是滯後於物質文化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快於觀念和制度的變革，因而人們總是生活在不適應狀態中」，極易滋生諸如浮躁、失衡、焦慮、空虛、郁悶、偏激等不良心態。如果這種社新媒體時代政府面臨的輿論挑戰及應對策略會心態得不到有效引導，往往會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緒化輿論，從政府及其官員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體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條件。據統計，網上有關監督類輿論85%是針對政府、公務員的略帶「攻擊性」的負面輿論。一旦政府及官員捲入網路事件，網友幾乎不分青紅皂白，一邊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絕對壓倒性的輿論聲勢。一些網路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鄧玉嬌事件」、「李剛之子校園撞人致死案」、「微博開房案」等原本是個別官員的問題，但經過「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徑事件被誇大和泛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挑戰之三 ：輿論引導的難度加大，輿論領域的秩序較為混亂。互聯網的發展已步入Web2.0時代。相對傳統媒體將信息以垂直方式傳輸給予目標受眾，Web2.0應用程序則旨在「水平」地傳輸信息，即從原來的「點對面」變為「多點對多點」。Web2.0 時代是「用戶創造內容」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新聞組、即時通訊、電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網路社區等平台發布信息，為輿論設置議題。新媒體消解了國家對媒體的絕對控制以及傳統媒體對話語權的壟斷，使傳統的「把關人」作用弱化以致喪失，導致輿論的源頭不可控，傳播速度不可控，內容分散不可控，輿論容易放大不可控。由於傳統的輿論引導模式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失靈，而新的引導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輿論引導空白環節，輿論失范現象時有發生 ：比如社會輿論分散、網路色情泛濫、隱私披露、謠言增多導致妖言惑眾、偏激和非理性、謾罵與攻擊、群體盲從與沖動、國外文化入侵等問題相繼出現。［3］輿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的失控、失范現象，造成了思想意識領域的混亂，也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風險和隱患。
挑戰之四 ：網路群體性事件頻發，危害公共管理秩序。憑藉手機簡訊、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微博等載體，新媒體輿論已具備社會動員效應，「組織化」、「落地化」成為現實，網上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相互影響，特別是病毒式傳播的情緒輿論極具感染力和煽動性，能在短時間內形成較大聲勢，引發群體性、政治性突發事件。政府為了處理這些事件不得不耗費大量的行政資源，影響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濫用，導致諸如「網上審判」、「網上罷官」等極端個案的出現，干擾了社會秩序，影響了政府權力的正常行使。在這些網路事件的背後常常隱藏著一批「網路水軍」，他們主要是出於商業目的，經常別出心裁地策劃、「製造」轟動話題，或者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進行「深入挖掘」、「推波助瀾」，推動事件不斷發酵、放大，直到演變成群體性事件，其危害性尤為嚴重。
挑戰之五 ：幹部素質同新媒體時代的要求不相適應，普遍存在「網路恐懼」心理。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民主參與度、信息公開度越來越高，彷彿一切都被置於放大鏡下，許多幹部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不同程度的存在「網路恐懼」心理。人民論壇開展的問卷調查顯示 ：70%的受調查者認為，當代中國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官員缺乏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網路群體性事件正是由於一些幹部的不當處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體、特別是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體時代對各級領導幹部的一個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