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對新冠病毒疫情

1、歐美人對新冠疫情怎麼看，與國人差別很大嗎？

對新冠疫情都是一個看法，但是對國家體制和所處的社會環境看法有一些差別。

首先，為什麼外國人對新冠疫情不感到緊張，而國人對這件事卻十分上頭，這背後是兩個國家文化體制的差異體現。

歐美國家一直強調人權，充分的保障每一個人的言論自由和人權上的自由，但是他們國家的民眾卻過分的強調自己的人權，不考慮整個國家運行體制的變化，和其他人的權益就形成了一種較為自私自利的觀念和看法，每一個人都知道疾病的恐怖性，但是這事兒沒到自己頭上，他永遠只是一個故事而已，在我們國家我們每一個人都所熟知我們的環境和國家體制，我們一直遵循著集中大家的力量共度難關，先是國家利益為大後是個人利益，而在歐美國家是個人利益優先，然後是國家的整體利益，在這件事上直接導致了歐美人對新冠疫情不緊張，他們認為就算是一個疾病，那也應該是政府所做的事，政府不能強行干預他們的人權自由，但是到最後卻發現自己的人權自由得到了保障，那麼又有誰能夠為自己的人權自由買單呢？最後也只能自己買單。

另外，國家政治體制的代表不同，直接導致了對新冠疫情的不充分了解和片面認識。

但並未停止的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依賴大資本主義來維持國家經濟和金融運行，一旦像中國那樣對整個地區實行干預，美國金融地位和經濟貿易就會停滯不前，這樣對美國極為不利，對於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沒有了財政收入，那麼自己的權利也會受到影響，美國不希望這種事發生在自己的執政期間，在經過充分評估風險後，他們選擇冒險對民眾隱瞞這一事件的嚴重性，而在中國，我們得到的消息更加公開透明，讓民眾直接了解事件的嚴重程度，國人更加團結，我們害怕的不是經濟衰退而是每個人的生命是否會受到傷害，這是兩國經濟發展理念不同的體現。

2、美國民眾宣稱新冠病毒是比爾蓋茨研製，這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

美國《財富》雜志發布了年度全球最偉大的25名抗疫領袖，向抗擊疫情的世界英雄致敬。馬雲位列第3，比爾·蓋茨位列第10。

4月16日，蓋茨基金會宣布再次追加捐贈金額達1.5億美元，並承諾將動用基金會“戰略投資基金”的資源，用於加快關鍵醫療物資的采購。此前，蓋茨更是投資數十億美元，用於研發生產七種有前景的冠狀病毒疫苗，以便在確定其對新冠病毒有效後，能快速投入批量生產。

蓋茨在采訪中表示:“由於沒有其他更好的其他選擇，在將來並未被選上的疫苗工廠之上，我們將浪費數十億美元。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處的局面是（如果控制不了疫情）要面對數萬億美元的損失，與此對比，這些損失是值得的。”

早在2017年的時候，蓋茨就創立了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旨在通過加速疫苗研發防控流行病的新聯盟。

在這次的美國疫情問題上，比爾蓋茨顯得尤為理智，他一直在呼籲在全國范圍內採取統一的舉措，即大規模“封城”。表示美國政府機構需要加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篩查力度，應該提供更多的測試。我們還應該匯總結果，這樣我們就可以快速確定臨床試驗的潛在志願者，並確切地知道什麼時候能恢復正常。

然而，目前，比爾蓋茨卻遭到了死亡威脅，美國有部分民眾認為，這場疫情本身就是比爾蓋茨基金會等人“製作”出來的，目的是為了用疫苗當幌子進行人體實驗，最終完成他的“人類清除計劃”……

爆料者信誓旦旦宣稱，比爾蓋茨已經啟動了一項秘密工程，將通過新冠疫苗來實現控制全人類的目的。具體方法是在疫苗中放入微型晶元。

傳出這話的是美國一對雙胞胎黑人女網紅“Diamond and Silk”，二人聲稱：“只要接種了新冠疫苗，比爾蓋茨就能追蹤到你。我們不願做他的試驗品！”

這些人還表示，早在1997年，比爾蓋茨就設想利用一種肺部病毒，達到控制世界人口數量的目的。多年以來，比爾蓋茨大量資助疫苗研究，並且在非洲黑人身上做試驗。2020年正是他實現“理想”的機會：用病毒害死一大群人，剩下的人通過疫苗植入晶元，最終控制全人類。

這些人將比爾蓋茨以前的采訪言論進行摘取曲解，成為指控比爾蓋茨是研製新冠病毒兇手的證據。

在請願網站change.org上，有超過15萬人要求比爾蓋茨停止代號為”ID2020“的數字身份認證項目，該項目被認為就是通過疫苗，往人體里注入晶元。

目前，有數十萬美國民眾認為福奇和比爾蓋茨是新冠病毒的主要推手，有美國鍾南山之稱的福奇，隨著面臨越來越多的威脅，聯邦政府不得不加強對他的安保，由6名以上的HHS監察長辦公室特別探員為福奇提供保護服務。

為什麼比爾蓋茨會被美國民眾造謠為新冠病毒的製造者，這和美國的反疫苗組織有關。

1998年，一名叫安德魯·維克菲爾德的英國醫生在世界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把疫苗接種與兒童自閉症直接聯系起來。

隨後進行的大量流行病學調查也發現韋克菲爾德的結論是有問題的：完全無法證明麻疹疫苗會導致自閉症，甚至連證明麻疹疫苗與腸道炎症之間的關系都不行。這篇論文最後被證明是作者收受賄賂後的造假之作

但這篇學術謠言產生了惡劣的後果，動搖了大眾對疫苗、公關衛生系統乃至政府的信任，催生了一場公共健康安全大恐慌。

這導致歐美發達國家近年以來，一直對接種疫苗持抵抗情緒。民眾多次進行遊行示威，反對疫苗接種，許多政府在民眾的施壓下不得不屈服。義大利政府就推翻《疫苗法》，不再強制兒童接種10種疫苗。

除此之外，美國人民信奉宗教，78.4% 的信奉基督教，這裡面的極端信仰者認為上帝會驅走病毒，依靠葯物和治療是無效而且愚昧的。

哪怕認為疫苗有用的人群，也在高呼：“我們需要疫苗接種的自由，強制接種是有違人權的”。

反疫苗組織背後的金主在社交媒體上大肆投放廣告，比如“14周大的健康嬰兒打了8支疫苗後就會在24小時內死去。”從而讓這股風潮在歐美愈演愈烈。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現在疫苗接種每年可讓全球230萬人免於感染致命傳染病，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人拒絕接種。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反疫苗運動”或成為全球健康的最大威脅之一。

根據統計，2003-2004年，以英國為例，原本92%的疫苗接種率驟降至80%，在部分區域甚至跌破了60%！！！數百名兒童罹患麻疹。

2017年義大利麻疹病例超過5000起，排名全歐第二，僅次於羅馬尼亞。而英國的麻疹疫苗覆蓋率甚至和非洲國家差不多。“已經被消滅”的麻疹也在西雅圖、波特蘭、堪薩斯城等美國大城市“死灰復燃”，並造成兒童死亡。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比爾蓋茨成為了新冠病毒背後的幕後黑手，福奇曾說過：公眾需要的是可靠、易懂的醫療信息，尤其是在危機期間。

然而隨著比爾蓋茨、福奇等勇於站出者都遭遇了人身威脅，眾多吹哨人都遭到打壓，疫情究竟會發展到什麼，這是個迷？

3、美國年初就有嚴重的病毒，為何有些人非要將新冠病毒和中國聯系？

美國年初就有嚴重的病毒，為何有些人非要將新冠病毒和中國聯系？其實新冠狀病毒疫情話題和中國聯系，有幾個方面的因素，下面給大傢具體的解釋一下，朋友們就能夠明白：

一、美國政客對於中國一直十分敵視，他們想要甩鍋給中國：

美國去年七、八月開始，就流行一種可怕的流感，導致幾千萬人感染，甚至有兩萬多人死亡。這件事情很多人懷疑是美國產生的新冠狀病毒疫情，這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壓力。美國的政客一直非常敵視中國，他們當然希望將國內的危機轉嫁給中國，這樣他們就能夠卸掉身上的責任，不用被國內外的輿論所針對，同時還能夠達到報復中國的險惡用心。中國在抗擊新冠狀病毒疫情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這對於美國來說更是非常大的壓力，美國的政客為了不讓人們看到他們的無能和低效，所以盡量甩鍋給中國，這樣他們就能夠推卸責任，可是全世界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的陰謀，根本沒有辦法得逞，但是美國政客一直在努力嘗試。

二、新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出現，因此美國向醜化中國：

新冠狀病毒疫情在年初的時候，出現在我國境內，此時美國政客開始利用一切方法醜化中國，他們希望在政治上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只有將新冠狀病毒疫情和中國聯系起來，他們才能夠繼續打壓中國，繼續給中國造成輿論壓力，只有醜化中國，他們才能夠獲得主動權，可惜他們的想法，已經基本上破產了。

三、美國希望通過新冠狀病毒疫情污衊中國，獲得更多利益：

新冠狀病毒疫情和中國聯系起來，能夠讓美國政客在國內獲得更多的支持度，彰顯他們的英明果斷，獲得更多的利益，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只不過，現在來看反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4、如何理解義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借疫情對中國發動的輿論戰？

不僅對美國自身的防疫工作沒有絲毫幫助，對促進國際社會的抗疫合作也絲毫沒有幫助。

中方自1月3日起就開始向世衛組織和包括美方在內的各國定期通報信息。1月23日，中方宣布關閉離開武漢的通道，美國政府在2月2日宣布全面禁止過去14天到訪過中國的外國人入境，那時候美國國內公布的確診病例只有10餘例。50天過去了，美國的確診病例已經由10餘例激增到3萬余例。

耿爽表示，事到如今，美方反而企圖詆毀他人，轉嫁責任，尋找替罪羊，這種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負責，不僅對美國自身的防疫工作沒有絲毫幫助，對促進國際社會的抗疫合作也絲毫沒有幫助。這里我要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對疫情政治化，停止對中國污名化，停止詆毀他國，還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為世界各國攜手抗擊疫情、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4)西方媒體對新冠病毒疫情擴展資料：

美國輿論戰的相關內容：

1、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國蔓延，美方一些人卻依然鉚足勁頭干著霸蠻無度、荒唐至極的勾當。為了達到把責任推卸給中方的目的，刻意散布「政治病毒」，充滿種族歧視色彩。

2、污稱中方分享疫情信息不夠公開、透明，惡意編造中國當為美國疫情蔓延負責的謠言，令人不齒；更有甚者，無理要求中方賠償損失，簡直就是放辟邪侈、誣賴成性。

5、錯過防疫最佳時間，到底是什麼「誤導」了美國和西方國家對新冠疫情的判斷？

不只是美國和西方國家錯過了最佳防疫時間，世界上所有疫情爆發的國家都錯過了最佳的防疫時間，浪費了我們國家爭取的時間。

1、西方國家自以為是的思想。西方國家總以為疫情不會到自己國家，所以在我們國家疫情爆發的時候，他們就什麼都不管，不給我們任何形勢的援助，我們國家自己在哪兒研究病毒，隔離疫情，西方國家比如義大利，當時還是在照常舉行各種集會，而且在有了第一例確診病例以後，義大利政府還是毫不在意。

2、西方和美國很多國家政府不重視、人民不重視。西方國家很多政府都對這次疫情不夠重視，不只是政府不重視，人民也不重視，在西方國家，你現在去逛一圈，還能發現很多西方人出門時不戴口罩的，如果是口罩短缺的話還可以理解，但是你看美國，前段事件剛搶走了我們賣給法國的幾千萬只口罩，結果呢？很多人民出門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戴口罩，而且還扎堆去商場購物，現在美國已經24萬確診病例了，我覺得如果美國政府和人民還是這樣下去的話，突破百萬只是時間問題。

3、西方國家以為病毒是從我們國家爆發的，但是其實不是。很多西方國家以為病毒只在我們國家有，這一點就導致他們判斷錯誤了，因為從目前研究的情況來看，病毒起源地很有可能是從美國開始的，他們以為封鎖我們國家的人入境就沒事兒了，殊不知美國人才是最大的病原體。　

綜上，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都錯過了最佳的防疫時間主要就是因為政府想當然的以封鎖我們國家就沒事兒了 ，但是沒想到，美國人才是最終的boss，結果到了現在，西方國家和美國的疫情已經是越來越嚴重了，他們為自己的行為終究是付出了代價。　

6、新冠病毒疫情被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會有哪些影響？

突發的衛生事件會讓我們的經濟有些影響。

自新的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爆發以來，中國政府一直以對人類健康高度負責的方式採取最全面，最嚴格的預防和控制措施。許多措施遠遠超出了《國際衛生條例》的要求。我們完全有信心並有能力戰勝這一流行病。同時，中方以透明負責的方式及時將疫情通報了有關方面，並共享了病毒基因序列。世界衛生組織和許多國家對此表示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保持著密切的溝通和良好的合作。世衛組織專家前往武漢進行了實地訪問。總幹事譚德賽幾天前訪華，就預防和控制這一流行病與中國充分交換了意見。防治工作得到了充分肯定，並高度贊賞中國在世界抗擊艾滋病方面的巨大貢獻。中國願意繼續與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家合作，共同維護全球和區域公共衛生安全。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新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暴發，這是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當地時間1月30日晚，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在日內瓦舉行新聞發布會，指出新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已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緊急公共衛生事件。坦德西強調，世衛組織不支持甚至反對對中國實行旅行或貿易禁令。根據《國際衛生條例》，當傳染病的流行情況滿足相應條件時，總幹事有權確定該流行病構成緊急情況。自《國際衛生條例》於2007年生效以來，世衛組織已多次發布相關暴發作為緊急情況。暴發被確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目的是調動更多的國際資源應對暴發。

譚德賽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主席親自指導和部署了防疫工作。中國始終堅持公開透明的原則，及時發布信息，快速識別病毒並共享基因序列，採取果斷有效的措施控制流行病的傳播，不僅體現了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高度責任。同時也大力支持全球疾病預防和控制。他認為中國將有效控制並最終克服這一流行病。中國在抗擊這一流行病方面的努力值得尊重和贊賞，值得學習和贊揚。實際上，中國採取的許多預防和控制措施遠遠超出了應對緊急情況的要求，為各國制定了新的防疫基準。

7、新冠疫情肆虐伊朗，衛隊總司令為何將矛頭指向美國？

伊朗的新冠疫情形勢十分緊急，連政府中樞的第一副總統都沒有倖免，成為病毒的宿主。而伊朗革命衛隊總司令更是對媒體表態：“肆虐的新冠肺炎或許是美國發動的生物攻擊。”結合之前美伊不斷緊張的局勢，以及因為疫情逐漸陷入困境的伊朗政府，很容易就能理解他這番言論的背後因由——將國內矛盾轉嫁到國際上來 ，以此穩定國內的局勢。

01.新冠肺炎不是美國所為

雖然有各種消息稱新冠肺炎是美國的陰謀，但是根據已有的科學報告，即使新冠肺炎發源地始終沒有確定，但可以確定它不是人類製造出來的，而是食用野生動物的惡果。所以，新冠或許有發源於美國的可能性，但是上升不到美國的陰謀，更別說是美國製造出來的“生物武器”。總司令海珊的這個指責和特朗普的“新冠是民主黨的陰謀一樣，都是不切實際的發言。

02.伊朗新冠疫情嚴峻

伊朗的新冠疫情接連響起警報，截止到11日，伊朗國內感染人數已經突破9000，僅次於我國與義大利，這還要考慮到伊朗衛生體制落後，很多感染者或許沒有被發現。並且伊朗是高官被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從一開始的衛生部副部長，到第一副總統，甚至連總統本人安危都要打上一個問號。

03.這是矛盾的轉嫁，也是仇恨的轉移

伊朗政府對疫情的遏制比較有限，伴隨著疫情擴散的，還有伊朗國民的恐慌，而恐慌會使人們失去理智，輕則哄搶商品，重則破壞社會秩序，危害社會穩定，總之，伊朗國內矛盾日益增長，日漸尖銳。失去理智的國民沖擊到了伊朗政府的統治，而伊朗由於之前歐美的制裁，加上本身底子差，無法完全處理好國內的各種問題，無法妥善處理好國內矛盾。於是，伊朗政府嘗試將矛盾轉移到美伊沖突上，試圖激起或者深化國民對美國的仇恨，以此減輕他們對政府防治不力的怨言。

伊朗政府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說瞎話，但是萬一成功了呢？畢竟美國剛和伊朗結下樑子，兩國的民族矛盾在疫情前就十分尖銳，說不定海珊的這個說法真的會被伊朗國民所認可，真的能穩固伊朗政府的統治。

8、布隆伯格抨擊特朗普應對新冠病毒疫情遲緩，都說了什麼？

布隆伯格抨擊特朗普應對新冠病毒疫情遲緩，都說了什麼？布隆伯格攻擊特朗普主要從幾個方面展開，來給大傢具體的說明一下，朋友們可以參考下面的內容：

一、布隆伯格攻擊特朗普沒有及時的控制新冠病毒疫情：

布隆伯格是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一，他一直對於特朗普的政策十分不滿，多次在不同場合對於特朗普的政策提出批評。近期美國的新冠病毒疫情爆發的十分厲害，特朗普沒有做出什麼具體的措施，這件事情成為民主黨攻擊特朗普的一個主要方式，布隆伯格表示，特朗普在新冠病毒疫情開始之後，並沒有採取積極的姿態，進行全面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反而採取了消極的態度，在新冠病毒疫情快速發展到日本、韓國的時候，本來美國有機會可以擋住新冠病毒疫情，但是特朗普告訴大家，美國是十分安全的地方，讓美國人處於防範的漏洞。直到歐洲各個國家開始爆發新冠病毒疫情以後，特朗普才開始重視起來，這對於美國的防控疫情，沒有任何的幫助。

二、新冠病毒疫情開始之後，特朗普沒有科學的認識新冠病毒疫情：

新冠病毒疫情在科學家看來，明顯有很強的傳染性，可是特朗普竟然用流感來對比，這就是一個非常不科學的對比。布隆伯格對此做出抨擊，他認為特朗普在新冠病毒疫情的科學認知方面，明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正因為特朗普的一無所知，讓美國人遭受到巨大的損失，他認為這也是特朗普的失誤。

三、新冠病毒疫情目前情況嚴重，特朗普沒有果斷措施：

同時布隆伯格指出，特朗普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後，一直沒有果斷的舉措，造成美國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困難。這些就是布隆伯格對於特朗普的抨擊內容。

9、疫情中外國對中國的污名化,中國人應該怎麼做結合跨文化溝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構成了一種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觀。

21世紀頻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中，國際信息傳播曲線從疾病信息開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全方位信息傳播。與此同時，國內對於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體的挑戰，也在傳言處置邏輯中出現若乾的翻轉。這種翻轉通過大量信息的對沖現象逐步讓事態的發展獲得受眾更多的理解與共情。

當然，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與病毒傳播恐懼情緒下激發的種族主義傾向依然存在並隨著疾病的蔓延產生越來越清晰的影響。這種影響范圍雖然小，但是也是專業理性不得不反復面對的整體性挑戰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與認同

疫情提供了一個看似全新的國際傳播場域。面對這些場域，國家治理實踐與媒介信息傳播實踐總體上呈現了一個相對理性的狀態。但是在這個總體面向之下，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義的情緒、傳言的問題等。疫情中，國際傳播實踐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視閾，在多部門聯合實踐中，在更廣泛意義上試圖贏得世界的理解、共情與認同。

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過程中，我們很難擺脫一種病態心理：試圖從外界的積極肯定中獲得某種慰藉，甚至急於從西方新聞話語中挑出積極話語，讓他者話語服從於一個康復者的心情，從而落入封閉的、不自信的狀態。中國的疫情危機應對真正開始於1月20日鍾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傳人現象」，此後武漢經歷了封城隔離、撤換官員、集中治療、全國支援。這使得中國在外交層面贏得了世界普遍贊譽，主要包括「犧牲精神」「負責任大國」「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總是在關系中建構的，維護自我形象和尋求他者認同必須在對話關系中進行。如果只是單向收集形象傳播的效果，我們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漸擺脫恐慌的我們唯一應該展現的形象就是開放、對話，樂於向世界分享中國抗疫經驗，也不迴避中國抗疫的困難、矛盾和問題，直面外界對中國理解與不理解的種種維度，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的獨特性的框架下，讓中國人的遭遇和想法聯通各國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態重建全球人際互動、互惠機制、信任關系、合作互動、價值共享。

21世紀的前20年，中國暴發了兩次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盡管「傳染性疾病將會是全球未來的共同敵人」這個判斷是一個科學共識，而且疫情最終在中國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體對於中國疫情和應對疫情的報道對外界形成對中國的負面認知產生了深遠影響。新冠肺炎疫情雖然還在持續，但是全球傳播圖景並沒有突發性轉向。17年前的記憶成為新一輪質疑的基礎，也是中國在疫情問題的傳播上面對的全球難題。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發初期，由於我們1月12日就主動而積極地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合作，以及中國科學家迅速確定病毒鑒定和測序，並及時與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分享有關病毒的基因序列，從而在全球科學界和公共衛生健康領域里贏得了支持與尊重。在以科學家、流行病專家以及病毒學家為主要采訪對象和信息來源的疫情暴發早期，中國的國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積極正向的評價較多。世衛組織的專家在其中尤其發揮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釋了中國在疫情信息透明公開方面與2003年的表現顯著不同，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本次疫情危機體現出了中國媒體在信息傳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與專業水準。由於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聞媒體進入疫情核心區域即湖北各地報道的人員有限。這就為我們帶來了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全球新聞媒體通過觀察我國主流媒體的報道獲得疫情發展相關的權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聞提供者在社會化媒體平台上獲取疫情的信息補充，傳遞疫情全貌。在這兩個輿論戰場上，一方面考驗著我們與全球新聞媒體對話的專業主義能力與表現，另一方面也檢視著我們是否有通人性的溝通方式，能夠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將中國民眾的犧牲與苦難正常示人，獲得族群間的共情與體諒。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國政府迅速成立專門應對小組，在全國范圍內密集部署，並配合相關國家做好人員撤離工作。這些工作在國際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說，他看到了中國為避免傳染擴大展開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時向其他國家通報有兩國間流動記錄人員的確診信息。

美國《全球策略信息》雜志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在中國日報網撰文稱：「中國醫務人員和公民為應對這個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驗了城市的醫療基礎設施的能力，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義，只有在戰爭中才能看到。」斯洛維尼亞前總統達尼洛•圖爾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中國對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斷而系統的反應。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間的科學合作顯著加強。」當然其他的聲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學馬諾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亞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維拉(KristiGovella)分析說：「與中國有關的廣泛政治、經濟對峙和憂慮加劇了某些仇外心理，這些情緒與最近對傳染病的擔憂交互在一起成為國際輿論的表徵之一。」

2.傳播偏向與專業理性

危機時刻的全球傳播狀態是一面鏡子，各種常態與非常態都可能在這個時候清晰呈現。面對疫情不斷在全球范圍內蔓延的狀況，全球涉華信息的景觀也很像一個萬花筒。然而，從我們常規對所謂西方媒體的觀察實踐來看，信息依舊受到刻板印象、傳統偏見的影響，並與所謂的專業理性之間生產了足以成為經驗性材料的緊張空間。

狹義來看，疫情的發生往往涉及兩方面的傳播實踐，一個是危機傳播，一個是科學/健康傳播。而一次規模如此廣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傳播、國際傳播的實踐場域，是檢驗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傳播沒有國界，世界各國都被捲入了這場大考，而無法做到對他者隔岸觀火。疫情發展至今，對疫情中的中國報道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中國向全球揭示疫情發生至武漢宣布封城；第二個階段: 從武漢宣布封城開始至李文亮醫生去世；第三個階段：日本、韓國、義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發現首例社區人傳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個階段里，西方媒體尚能接受科學界對科學的不確定性的認知邏輯，對疫情的報道相對集中在對病情發展的追蹤，媒體報道框架多在傳染病報道的健康傳播框架內，「病毒測序」「疫苗」「有效葯」等方面的討論成為主要話題。

在第二個階段，即封城之後，由於採取了傳染病防控的圍堵措施，西方媒體僅有少數記者能進入疫情核心區域進行報道，而且一旦離開湖北地區記者又被迫居家隔離，因此與疫情相關的現場報道基本消失。西方媒體成為國內媒體報道的觀察員以及中國社會化媒體內容的「搬運工」。由於封城行為史無前例，且缺少直接觀察者，西方媒體在這一階段的報道由於缺少歷史經驗判斷與比照對象而較為謹慎。然而，自武漢中心醫院發布李文亮醫生死訊，及其生前被訓誡的事實被報道之後，西方媒體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報道中國的政治框架與話語——極權主義國家。關於疫情的報道轉向對中國政治體制弊端的討論以及極權國家言論自由問題的尖銳批評。在這個轉向下，中國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轉，「中國的數據不可信，中國人不可信」作為一種集體形象，再次成為國際輿論的主流。

第三個階段，目前正處於膠著狀態。此時對中國的疫情報道正逐步讓位給其他新暴發疫情國家。在此階段，中國往往被作為一個對照國家進行比較分析。這一階段的中國形象是否能夠翻轉還未可知。從對2003年非典新聞報道的分析來看，前幾個階段的報道框架將基本決定這個階段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學者對西方媒體中對中國和越南在非典期間的報道進行比較分析後發現，由於前期疫情信息不公開，造成對中國的報道負面形象顯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這次的西方媒體報道應該也不會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國疫情報道依然沒有偏離一些固有的模式，如沖突模式（偏向於呈現疫情中的社會沖突）、平衡呈現模式（在場地呈現中國抗疫的積極與消極的兩面）、比較模式（與歷史事件比較、與新興民主國家的社會治理方式比較）、異端模式（如視社會主義體制為異端）等。但中國主流媒體習慣性地選擇報道西方媒體的積極話語來表達中國形象，我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製造了西方傳媒正面報道中國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現的「要面子」心態也很難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現中西對話姿態的方式應該是，以西方的專業理念來解讀西方媒體的報道，弄清楚西方新聞話語是否為某種偏見所主導，在何種程度上脫離了新聞專業主義軌道。

然而，我們也應關注西方媒體對種族主義偏見的反思，並由此尋找對話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聯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也都報道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發的反華情緒。相比之下，路透社的報道更有氣度，它援引人類學家的觀點揭示反華情緒的根源，「東方主義假設、政治不信任和健康問題是一種相當強大的組合」，警示人們不要對中國人抱有歧視（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紐約時報》徵集了來自世界各地華人的經歷與感受，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呈現出他們對疫情的看法，有人在開學在即無法成行；有人被房東要求趕快退房；有人飛往東南亞逃難；也有人認為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應對已非常有力（《紐約時報》，2020年3月1日）。

從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看，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為這次疫情發生巨大的改變——仍然是真實與偏見並存。誠如一位在倫敦求學的華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體總是以一種狹隘的視角報道中國。這種敘事來自冷戰時期，把每個非民主國家都視為威脅。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也陷入了這種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責中國信息不公開、言論不自由、人權得不到保障。如《紐約時報》一直在批評中國的宣傳控制。在經濟方面，唱衰中國的聲音同樣不絕於耳。如《紐約時報》2月11日發表題為《「就像中世紀的歐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創中國經濟》的評論文章認為，疫情使得中國經濟基本處於停擺狀態。   

3.種族主義與污名化

與其他的全球性危機不同，病毒因為其可能的與飲食、族群、生物之間的關聯，而使得其帶有流行病學意義上的溯源的需求。實際上，這一話題在科學層面始終無法研究和闡述清楚所帶來的一種連鎖反應是，個別政治人物利用其現存的模糊性，煽動民族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情緒，進而引發了針對疫情最早暴發地中國的「污名化」問題。由此人們期待，大家能夠在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打破傳統意義上的族群分歧。這種期待是理想主義的，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每次重大疫情發生，首發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對污名化的威脅，如艾滋病的全球傳播造成人們對非洲人的歧視。正如中國台灣人類學家劉紹華所預測的，這次疫情的發展必然帶來「COVID-19=武漢=中國=中國人=華人=亞洲人」的國際反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伊始，就已經有不少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呼籲警惕因疫情帶來的針對華人和其他亞裔的種族歧視與騷擾。一些研究也顯示，由於此次新冠肺炎暴發於武漢，在國際社交媒體上，推特在#武漢肺炎#標簽下的內容多為恐慌性謠言和視頻，含有大量負面虛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狀病毒#標簽下多為客觀中立的報道。正如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所說，在疫情面前，「種族主義妄想」的作用顯著。

其中用地名來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現象是疾病報道中首先要警惕並盡力去除的。世衛組織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為族群帶來的污名化後果，很快採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狀病毒，並在全球推廣。國際媒體基本上迅速進行了採用。但是在華語社區，以台灣地區為例，台灣疾控中心依然稱新型冠狀肺炎為「武漢肺炎」。這一稱謂依然被華人的自媒體刻意使用，可見疾病的傳播確實會增強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與偏見。

齊澤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應該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處只想著如何隔離中國人的我們所有人。」他道出了這些疫情危機中存在的種族偏見和文化偏見問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們」與「我們」、「東方」與「西方」，是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定勢以自我為中心，建構對於他者的想像，誤解、誤讀與認知偏見在所難免。民族國家間、宗教信仰間，乃至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間之隔離與沖突蓋與此有著密切的勾連。在全球化時代，社會交往頻度、廣度和交往技術都較以往有著根本區別，人類社會唯有完善「與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東西的二元思維定勢，方能化解文明之沖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前副議長、馬來西亞中國絲路商會會長翁詩傑（ONG TEE KEAT）說得好：「零和思維的政客們長期以來一直痴迷於遏制中國的戰略，以維護自己國家的霸權地位。但現在面對這樣一種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標應該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國家和人民。在這方面，常識和人道主義意識必須占上風。」

面對公共危機事件，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協助。在這次危機中，我們也看到很多積極的現象，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日本捐贈抗疫物資上的詩詞最近刷屏、刷圈，讓很多國人對日平添好感。在東京街頭許多店鋪的廣告牌都寫著「武漢加油」的字樣；韓國總統文在寅公開表示：「中國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這些感人的事，註定將會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樣載入歷史。同樣，由40位知名法國音樂劇演員共同演繹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個國家50位外國音樂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網路上熱播，傳遞了愛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傳播景觀與地方化傳播景觀相互呈現，種族主義、民族中心主義、國家利益優先等現象日益凸顯。一個心裡裝著「敵對勢力」的人是走不出狹隘的傳播空間的，相對而言，我比較認同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2月6日新聞發布會上具有對話性的演講，他表示近來關於疫情的相關情況受到了包括英國媒體在內的世界各國媒體的關注，許多媒體都進行了客觀公正的報道，高度贊揚了中國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給出了合理的建議。但他同時提到，仍有部分媒體報道存有偏見、惡意和不實信息，而這一切都被他置於可溝通性的話語中加以討論，即：「謠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決心才能戰勝疫情。」

事實上，疫情發展到後來，兩百多個國家遭遇新冠病毒襲擊，人們終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務，而是人類的共同任務，只能共同面對。在共同抗擊疫情的過程中，世界將會形象地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解民心相通與跨文化合作，面向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傳播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