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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帶來的環境問題

發布時間:2020-12-23 09:03:05

1、新媒體環境對於華為企業cis的影響

CIS簡稱CI,全稱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譯稱企業識別系統,意譯為「企業形象統一戰略」。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美國IBM公司首開先河,採用這一差異化戰略取勝市場開始,半個世紀以來CIS風靡世界,被歐美、日韓等國際企業所普遍採用,成為創立國際名牌的現代經營策略,國際行家們稱為「贏的策略」,「長期開拓市場的利器」。
CIS八十年代傳入我國,由廣東太陽神集團有限公司率先導入CIS為起點,十幾年來,已在國內為廣大企業所接受並成為發展潮流,涌現出海爾、長虹、康佳、格力、科龍、健力寶等眾多國內著名品牌,成為振興民族經濟的傑出代表。
伴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市場競爭國際化趨勢呈現,我國加入WTO之後,企業品牌意識高漲,紛紛藉助CIS這一戰略武器規劃企業發展,強化品牌戰略,提高市場競爭力。
CIS歷經半個世紀而不衰,成為企業創立品牌,尋求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戰略。按照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對CIS的理解不同與結構差異,有「歐美型CI」、「日本型CI」之分。「中國型CI」則正在探索與形成之中。中國的企業家們在探索有自身特色的「中國CIS之路」中,亦將為「中國型CI」的形成與發展作出有益的貢獻。
新媒體環境下,都要不斷的創新,做自媒體,自己製造新聞,做用戶需要的內容,被用戶說接受,讓用戶來買單

2、怎樣應對新媒體環境下的網路輿情應對處置

1.做好輿情監測,建立完善的應急制度

受互聯網特性的影響,企業輿情危機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為避免危機爆發時企業處於被動地位,所以輿情管控工作的第一要務是做好輿情監測,建立完善的應急管理制度。通過藉助一些第三方輿情監測軟體,可為企業輿情提供全天候不間斷的全網監測服務,及時發現負面苗頭及時通知相關人員處置,有效避免危機來臨時的自亂陣腳,錯失危機處置良機。

2.利用新媒體,發揮媒介宣傳作用

面對輿情危機,一些企業仍不能主動、及時、權威地發布新聞,引導媒體傳播有利於企業的信息,而是用對付傳統媒體的方式來進行新媒體時代的輿情事件處理其實並不能夠發揮企業媒體資源的作用。在這里建議企業方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興媒介,發揮其強大的輿論宣傳力,及時發布真實權威信息,引導輿論的正確走向。

3.建立快速反應的輿情應對機制

企業在輿情危機發生後,如果過了黃金24小時後才回復,時效性太差,這個時效在輿情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負面輿情產生,就很容易擴散到全網全國,引起廣泛關注。因此,建議企業可以利用專業的輿情監測軟體,通過設置一些與行業、領域、產品、領導人等標簽相關的關鍵詞,進行實時全網監測,但凡出現了一絲絲的危機苗頭快速發布處理進展,及時回復大眾的問題,做好問題的解釋工作。

4.加強自身管理和監督,完善善後工作

很多企業錯誤地認為輿情事件結束後,輿情應對工作就完成了,其實不然。例如,此前發生的順豐快遞員私拆包裹事件,順豐雖在前期的應對處理中通過「絕不姑息、縱容任何違反法律法規和企業行為准則的不當行為」的表態巧妙地化解了一場輿論危機,但是事後僅對快遞員作出調離崗位處理,不符合部分網友的預想,使得回落的輿情再次升溫,掀起新一輪輿論風向。

因此,企業一定要多在自身管理和監督,以及事後形象恢復上多花時間,完善善後工作。比如危機處理過程中的舉措是否有嚴格執行、有沒有對相關部門出現的問題進行總結,健全相關機制建設、是否有參與一些社會公益或者贊助活動恢復企業形象等等,來自識微科技商情知識欄目。

3、新媒體環境下輿論有哪些新特點 該怎麼解決

在網路輿論發展的初期,互聯網上的各種言論載體主要的運行模式是引用、轉載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的報道,並對其進行補充式的傳播和討論。但是,隨著近年來網路言論載體和網民數量的增多,這種格局早已有所改變,網路輿論已經通過與傳統媒體的深入互動,越來越明顯地推動事件的發展。而在多數熱點事件的發展演變中,互聯網輿論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網路輿論「倒灌」傳統媒體的現象也逐漸增多。網路輿論中的「爆料」往往能引發傳統媒體的積極呼應,引發大范圍輿論議論,如果不能Shi.yong小螞蟻編輯器高效的去編輯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就會發展成失控的局面

4、怎麼理解新媒體的出現形成了新的交流環境?

新媒體的出現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包括交流環境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5、新媒體對以下哪些方面會造成負面影響?( ) A.語言環境B.人際交往C.閱讀習慣D.

論新媒體在哪些方面會造成負面影響,按照影響程度大小來分的話,前4個影響方面是語言環境、人際交往、閱讀習慣、工作習慣,這四個方面影響較大,這些影響其實都是具有「雙面性」,既是利也是弊。
首先在語言環境方面,人在新媒體的影響下,表達表述更加輕松不受約束,自主性更強,同時這也是弊端,由此產生了許多無知無畏的鍵盤俠。再者是人際交往層面,人與人的交往從線下到了線上,從現實到了虛擬,新媒體的迅速傳播,是人與人的認識速度更快了,也因此產生了眾多網紅,一些負面人物的影響也擴大化。
閱讀習慣方面,則是我們能夠通過多個渠道去獲取我們想要的有效的信息,信息的傳遞速度快,但是這也會帶來一定性的懶惰,很輕松地就能獲取,無需通過思考和學習。同時,現在人們在新媒體上每天快速瀏覽一條又一條信息,已經完成丟失了以前心靜平和的閱讀習慣,造成現在的人們急功近利,心浮氣躁。工作習慣方面,便是改變了傳統的工作模式,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正常工作質量和規律。

6、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看看這個論文對你是否有幫助,謝謝!

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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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

7、如何充分發揮新媒體作用,把握輿論導向,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建設

當今時代,網路輿論的影響越來越大,已經成為社會輿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傳統媒體相比較,網路輿論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和社會心理。由於網路傳播具有開放性強、交互性好、傳播速度快、影響面廣等一系列優勢,其輿論形成具有自發性、快捷性、多元性、長留性等特徵。也因為網路的開放性、網民身份的隱匿性以及受部分網民社會經驗、自身素養等因素的影響,網路輿論往往又呈現出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確定性,甚至會以偏激和非理性的謾罵與攻擊來表達觀點。因此,正確分析和引導網上輿論,顯得十分重要。

網上輿論引導重要而緊迫

正確引導網路輿論是准確匯集民情民意的需要。准確匯集和分析民情民意是宣傳思想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民意反映的集約性、普遍性、可視性在網路輿論得到最為顯明的反應。與傳統媒體輿論相比,網路輿論在真實、直接、及時反映民意方面更具有代表性。各大網站的留言板、BBS論壇,成為表達民意、體現觀點、形成網路輿論的重要場所。網民的留言被放大成一種觀點後,經過網路媒體與傳統媒體的交互影響,就會形成輿論。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於網民素質參差不齊,難免會出現起鬨、攻擊等宣洩型、情緒型輿論。如果不能對這些偏激的輿論加以正確引導,勢必造成「網民的聲音一大片,群眾的聲音聽不見」的混亂嘈雜局面,嚴重擾亂黨和政府掌握民情、了解民意的視線。因此,要使互聯網真正成為引導和洞察社會輿論的重要窗口,就必須加強對網路輿論的引導。

正確引導網路輿論是人民行使監督權力的需要。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從來沒有像網路輿論這樣明顯。網路輿論在形成以後會產生巨大的作用力施加於決策者。特別是在一些重大事件、與民休戚相關的決策上,網民關注的越多,越容易形成強有力的輿論壓力。與此同時,由於廣大網民的關注,也使得解決問題的各項流程更加透明化。但由於網路上傳播者身分的匿名性及隱藏性的特點,會導致一些不良言論出現,混淆視聽,削弱正確輿論的導向。因此,我們有必要維護網路輿論的正確聲音,使之發揮正確引導民眾的積極作用。

正確引導網路輿論是提高互聯網服務經濟社會水平的需要。為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是新聞媒體的作用集中表現。互聯網作為新興媒體自然也不例外。互聯網發展十幾年以來,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隨著網路這種新媒體的產生,一些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一些網站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過多的關注社會的陰暗面,導致負面報道層出不窮,正面報道形不成聲勢,嚴重脫離中心工作,給社會的發展和穩定帶來不利影響。為此,要充分發揮互聯網宣傳科學真理、傳播先進文化、塑造美好心靈、倡導科學精神、弘揚社會正氣的作用,就必須牢牢把握正確的網路輿論導向,堅持顧全大局、服務中心、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的方針,積極為經濟社會的發展營造氛圍、凝聚人心、匯集人氣。

正確引導網路輿論是鞏固黨的領導地位的需要。網路媒體作為一種更加有效的媒介,在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方面發揮著重大的作用。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互聯網上各種文化類型、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生活准則道德規范都可以找到立足之地。國內外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還利用網路散布謠言、傳播反動言論,甚至僱傭網路寫手對一些「熱點」進行炒作,欺騙網民,誤導輿論。面對這樣的嚴峻形勢,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增強緊迫感和憂患意識,在互聯網上旗幟鮮明地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維護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使網路輿論成為鞏固黨的領導地位的主陣地。

要把握好網路輿論的特徵和形成機制

當前,社會輿論環境復雜多變,重大突發事件和自然災害頻頻,加劇了人們思想情緒的變化。鎮定與恐慌、理性與沖動、事實與謠言、積極態度與消極言論同時出現,各種思想認識相互交織,無論是以及時豐富的新聞信息滿足人民群眾的知情權,還是以准確有效的輿論引導社會公眾,都需要我們第一時間掌握社會輿論的趨勢和特點。

來自互聯網的輿論壓力越來越大。網路輿論關注的公共事務素材,一方面是來自傳統媒體如報紙期刊、廣播電視的報道,另一方面來自網路原創,尤其是BBS上網友自行發布的新聞和傳言。如果傳統媒體的報道被門戶網站轉載,或網上傳言得到傳統媒體的證實,或網上觀點得到傳統媒體的聲援,那麼這種網上網下的交互作用,會促使輿情洶涌,形成強大的輿論聲浪,對當事人特別是負有社會管理責任的公權力形成壓力。

互聯網成為反映社會心理和表達公眾訴求的重要渠道。從今年網上輿情來看,社會敏感問題成為網路輿論焦點,經濟民生類、政府管理、立法司法備受網路關注。環境問題、腐敗問題、司法不公等事件極易激發網民的非理性情緒,甚至一些偶然的事件也會引發不良情緒,應該加以警惕。

警惕「網路暴力」現象。據統計,我國網民中,30歲及以下的超過了70%。這個年齡段的大部分人都心懷正義、充滿激情、好奇心強,強烈期待融入社會,熱切希望表達自我,並表現出積極的參與性。但是這一年齡段的人涉世未深,很難擺脫沖動與激情,容易在群體的興奮中忘記理性地制約自己,習慣於用簡單粗暴的方式懲罰他們認定的「壞人」。他們很難對自己在「善良動機」下所導致的行為後果作出全面客觀的估計。在網上討論某一事件時,會出現極端、辱罵、非理性的聲音,在有的引起網民反感的事件中,一些網民自以為懷著正義之心,對當事人實施「網路暴力」,包括公布當事人隱私、電話騷擾、現場騷擾等需警惕。

重視「意見領袖」的作用。隨著互聯網的出現,對於熱點社會事務、公共話題,非專業人士積極發言,與大眾分享他們的智慧、學識和價值觀。這些民間身分的觀察家對公眾的影響力較大。特別是網上一些較權威的論壇和知名個人博客,以及一些資深網友,扮演了傳播學上的「意見領袖」角色。在一些復雜的現實問題的辯論中,他們的觀點往往能影響網友的價值判斷。有時「意見領袖」的意見並不完全客觀正確,卻能引導整個網路輿論的走向,導致了網路輿論的偏向性。因此,需要找到恰當的方式,與「意見領袖」進行溝通,讓互聯網中的「意見領袖」與我們合作,成為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橋梁和紐帶。

積極探索引導網上輿論的機制和措施

把傳統媒體網站、政府新聞網站等主流媒體網站作為發展的戰略重點,形成網路輿論引導的合力。由於我們的主要新聞媒體在社會和公眾中有較高的媒介公信力,當人們在網上要獲得新聞信息時,總是把傳統媒體網站、有影響力的新聞網站和重要的門戶網站作為主要甚至是首要的選擇。因此,主流媒體既是維護公民知情權的重要社會力量,發揮著信息傳播主渠道的作用,同時也是有效引導社會輿論的排頭兵。因此,要建設一批政府管得住、網民信得過的主流媒體網站,以較大規模和影響力在網路輿論中做好引導。在政策、資金上給予支持,為他們提供新聞發布上的優先權,促進有影響的網站與傳統媒體的合作,以增強信息互通,形成輿論聯動,確保網路輿論引導的合力。

提高行政決策的透明度,確保各類信息及時公開,從源頭上堵住網路流言和虛假信息的泛濫。提高政府部門行政決策的透明度,確保各類信息及時、客觀、全面的發布,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滿足公眾知情權,貫徹「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執政理念的具體體現。以往的新聞傳播實踐告訴我們,當重大的突發性事件發生後,如果政府能通過媒體(特別是網路媒體)及時發布信息,就能安撫公眾情緒、保持社會穩定。對於那些影響面大且具有持續性的事件,要注意形成信息傳遞的波次效應,在及時滿足網民知情慾的同時,逐漸降低人們的關注度。反之,由於網路傳播本身的放大作用,信息的混亂、錯誤、拖延,會使謠言大行其道。在網路傳播的時代,在播客、博客、個人新聞盛行的時代,在傳統大眾媒體不是信息惟一來源的時代,更要避免因對正常信息的過度控制而導致信息短缺,而使那些虛假信息通過網路得以廣泛傳播。只有加大信息公開的力度,增強信息的透明度,才能確保包括網路輿論在內的社會輿論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加快網路「意見領袖」群體的培養,藉助專業網路評論員的力量,幫助網民從輿論客體的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轉化。藉助專家、學者、社會名流以及網路當中部分民間觀察家的力量,培養網上的「意見領袖」,不僅可以起到媒介信息中介和過濾環節的作用,還可以為網民提供科學理性的觀點和建議,也可以成為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橋梁和紐帶,以強化主流言論,孤立非主流言論,對網路輿論的最後形成起著主導性作用。

建立分工協作、專兼職結合的網路評論員隊伍,理順體制機制,增加投入,擴大網上影響。培養一支高素質的網路評論員隊伍是做好網上輿論引導工作的關鍵,要著手建立起專職、兼職和覆蓋全省各地、各部門的不同層次的網路評論員隊伍。在此基礎上,有意識地培育起一支高素質的網路寫手,由專兼職網評員平時負責與其聯系和交流,以應對必要時輿論引導的特殊需要。要理順工作機制,把新聞發言人與網路評論員兩只隊伍結合起來,擴大發展網路評論員隊伍的外延。

8、新媒體環境下,紀錄片的創作哪些方面發生了改變

經典新聞傳播理論對推動人類傳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在新的傳播環境下,新聞傳播理論受到了挑戰。網路媒體的普及使傳播環境發生了裂變,一些適用於傳統媒體的理論在網路時代依然適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論不能適應新的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議程設置理論是傳播學效果研究的經典理論,本文探討議程設置理論在新的媒體環境下的變化。

議程設置理論概述

議程設置理論的基本思想最初來自於美國新聞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眾傳媒的報道活動是一種營造「擬態環境」的活動。「擬態環境」是指存在於我們頭腦中的關於世界的看法,與現實相比,這種看法總是不完整的,並且通常是不準確的。①這種「擬態環境」是由媒體設置而形成的。他認為,我們的行為是對這個「擬態環境」的反應,而並非對真實環境的反應,我們只能看見媒體所反映的現實,這成為議程設置理論的思想發端。1972年和1976年,美國傳播學者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在總統競選研究中,通過定量研究證實了這一理論假說,他們的研究標志著議程設置理論的誕生,為傳播效果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

隨後,有眾多傳播學者對此作了進一步研究,使這一理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我國學者郭慶光在其《傳播學教程》中對議程設置理論這樣表述: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②如今,在網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麥克盧漢所預言的「地球村」時代已經到來。網路中多元的傳播方式和傳播權的泛化,使受眾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大大增強,使傳統媒體中議程設置理論的基礎被打破,新的傳播模式中議程設置理論發生了改變。

新的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的變化

隨著實證研究和理論探討的展開,「議程設置功能」的有關概念也不斷趨於細致化和明確化。議程設置理論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這是廣受關注的話題。在新的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主要在以下幾方面發生了變化或得到了修正。

受眾的地位改變,議題設置主體發生變化

傳統傳播過程中的受眾總是被動地接收媒體提供的新聞信息,無法同媒體進行平等的交流與對話,他們只能在媒體為之設置的議題中挑選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體時代,網路傳播釋放了受眾參與信息傳播的主動性,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和需要來挑選新聞信息,或發表自己的看法。互聯網因其網路分布式傳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體的控制權,能實現傳者與受者的互動雙向交流,公眾和媒體成為議程設置的共同主體。

新媒體時代,議程設置主體也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首先,議程設置主體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其次,議程設置主體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議程設置主體間呈現互動交叉性。③這就是新聞傳播領域出現的「二重議程設置」現象,即在傳統的主流媒體的「議程設置」之外又出現了 「網民議程設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數」不僅不再沉默,而且積極參與到社會議題的討論中來。

2.公眾的自我議程設置出現,個人議題更易轉化為公共議題

在新媒體時代,公眾議題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設置形成的。公眾議題形成的過程或方式也變得很簡單,那就是「互動」,公眾在互動中選擇哪些事情或議題是重要的。網路時代公眾自我議程設置功能的實現,是對「議程設置」理論內涵的補充和延伸。如果公眾自我設置議程引發社會普遍關注,那麼這一議程就會進入傳統媒體的議程范圍,在網路傳播中,某一網民自我設置議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網民關注,也就會很快引起傳統媒體的關注。④傳統媒體關注後又會很快轉化為公共議題。總之,個人議題更加容易轉化為公共議題,網民成為許多議題的第一設置者,經過網民的激烈討論互動以及各大媒體的轉載和重新設計,最後上升為人人皆知的熱門議題。

3.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弱化,網路媒體增強了議程設置的時效性

網路媒體改變了網民的思維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實現了從下向上的傳播,不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聞的影響力,也會弱化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有些議題可能是傳統媒體比較關注的問題,但如果網路媒體不予重視,傳統媒體議程設置的影響力就會弱化。

另一方面,網路媒體增強了議程設置的時效性。根據心理學中的「首因效應」,人們在接受外部信息時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聽到的情況。網路媒體的快捷性等優勢,使它可以在突發事件發生時隨時隨地發布消息。比如,在溫州動車事故等突發事件發生後,等自媒體就同步直播事件的進展,在第一時間為公眾設置議題。因此,新聞時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媒體對公眾議程的設置能力。

4.媒體間的議程設置進一步發展

議程設置不僅存在於媒體與公眾、媒體與之間,同時,不同的媒體之間也存在著議程設置。在網路媒體出現以前,傳統媒體一直是公共議題的設置者,並且引導著公共輿論。然而,由於互聯網的低門檻、信息發布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強等特點,每一位網民都可以成為議程設置者。一旦網民設置的議題被廣泛關注和討論,該議題的重要性和顯著性就會大大提升,很快傳統媒體就會將這一網路議題引用過來,進行深入討論。凡是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重大議題,都存在著傳統媒體和網路媒體積極互動的現象。比如在2012年的寧波PX事件中,由於網民對這一問題的爭議以及意見領袖在上的助力,使該議題在網路上被迅速擴散和傳播,隨後傳統媒體相繼跟進報道,最終促成了事件的解決。另一方面,一些強勢媒體的報道也會對一些小媒體的報道產生影響,比如人民日報及中央電視台側重於報道哪些方面的新聞,各省、市媒體就會以此為導向來組織相關新聞報道。

結 語

互聯網的出現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強有力的沖擊和影響,也因此為議程設置理論研究提供了新視角。新媒體的出現也促使傳統的議程設置理論發生了變化。大眾媒體議程設置的功能沒有終結,但的確在弱化,而社會生活並未因此就失去了議程的設置,各種議題仍然在公眾中不斷地傳播著。正如麥庫姆斯所言:「不可否認,網際網路的確會帶來新聞媒介議程設置效果上的一些變化,但在目前看來,這些變化僅僅是某種程度上的變化,細節上的變化,而不是議程設置本質上的變化。」⑤

注釋:

①【美】麥庫姆斯著,郭鎮之 徐培喜譯:《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北京大學,2008年9月版,第24頁

②劉德傑:《網路傳播中的「議程設置」探析》,《新聞窗》,2009年第4期,第88頁

③徐春霞:《新媒體時代的議程設置「主體」分析》,《新聞窗》,2009年第6期,第77頁

④谷頻:《網路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軍事記者》,2004年第11期,第48頁

⑤董文娜:《網路時代議程設置理論的新變化》,《青年記者》,2010年2月下,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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