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互聯網+」帶來哪些機遇與挑戰
「互聯網+」催生信息消費新業態
與美國相比，中國互聯網的泛媒體化趨勢很明顯。「互聯網+」讓互聯網從媒體回歸到應用。中國互聯網協會3月20日發布的《中國網站發展狀況報告》顯
示，2014年，我國網站中前三大類是教育、醫療保健、葯品和醫療器械等專業信息服務網站，新聞、視聽節目、出版等行業的網站佔比相對較小。
新華網總裁田舒斌表示，近年來，互聯網的各種創新應用趨勢蓋過了媒體化趨勢，顯示出更均衡的發展趨勢。互聯網企業力推的「互聯網+」能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出現，是互聯網行業對於探索新常態下發展路徑的一大貢獻，直接結果之一就是帶來新業態的出現。比如新華網，不單能提供海量新聞資訊，在大數據業務、在
線教育業務、科普工作項目等領域也積累了優質資源，提升了為公眾服務的能力和價值。
針對今年春節引爆大眾的微信紅包，央視國際網路總經理汪文斌認為，與社交平台的合作，是央視向新媒體轉型的重要一步。將來這種合作將從傳播延伸到內容和製作領域，產生新的形態和模式。比如，把《新聞聯播》等品牌內容放在手機上首播，將產生怎樣的效應，媒體融合未來一定會誕生全新的、有生命力、極具前景的業務形態。
「互聯網+」並非對所有行業都是絕對的福音。互聯網金融的低成本、便捷、高效和良好的用戶體驗，對傳統銀行中低端客戶群沖擊非常大。對此，中國郵儲
銀行副行長曲家文認為，作為銀行業面對互聯網金融沖擊，需要不斷引入新業態，全力打造電子銀行業務，加快產品的創新。此外，要充分利用大數據、雲計算及移
動互聯網加快銀行自身雲平台的建設。郵儲通過大數據分析、移動展業、信貸工廠等新模式和手段，使銀行現有模式有很大提升，探索出互聯網金融的平台經濟。
「互聯網+」給傳統製造業帶來哪些影響？福田汽車是國內銷量和品牌均排第一的商用車製造企業，福田汽車集團副總經理楊國濤認為，製造業的優勢在研發
和生產，移動互聯網可以對製造業在客戶的交互、數字的精準營銷以及對PC終端系統的改造有非常大的好處和優勢，製造企業要藉助互聯網提高製造業的核心競爭
力。
製造業在轉型過程中，會應用到大量的基礎設施和通信、大數據、安全、雲計算、車聯網、社交等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技術，對互聯網企業、通信企業、安全企業也是一個促進，也會有一起合作的契機。福田未來也計劃打造成具有互聯網特質的汽車公司。
運營商探索流量經營新模式
國家重視「互聯網+」發展，勢必進一步推動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基礎電信運營企業在網路建設和維護方面的作用更加凸顯。
事實上，三大運營商的2014，形勢頗為緊張。三家中利潤最高的中國移動凈利潤連續第2年下滑，為16年最大跌幅。但三大運營商仍在網路建設上大手筆投入。中國電信2015年將投入610億元用於建設4G網路，中國移動用在4G網路上的投資預算為722億元。在此前三年，中國移動的基礎網路投入均超過700億元。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互聯網國內國際流量增長非常快。電信運營商過去每兩年為骨幹網擴容一次，現在一年要擴容兩次，僅此一項就面臨巨大的成本壓力。
運營商為網路建設投入了巨資，但並沒有獲得與之相適應的回報。由於互聯網OTT業務對傳統電信業務的大規模替代和分流，在過去的2014年，三大基礎運營商平均收入增幅僅達到3.6%，遠遠低於同期GDP增速。而互聯網公司普遍高達40%乃至50%的增幅不能不讓他們望洋興嘆。
2、互聯網和新媒體給廣告業帶來了哪些挑戰和機遇
新媒體雖然會給廣告業帶來影響和受眾的分流，但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新媒體將會給廣告業帶來更大的機遇，這種機遇會帶來廣告業更大的發展。
3、新媒體時代企業的公共關系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自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引入我國以來，特別是進入web2.0時代以後，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主要載體的新媒體日益成為社會輿論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論是國內重大事件還是國際重大事件，都能馬上形成網上輿論。從2003年的「網路輿論年」、2006年的「網路暴力」到2008年的「網路監督」，新媒體在輿論形成和傳播過程中已完成了從配角到主角的轉換，互聯網成為新聞輿論獨立源頭，網路結合手機成為最強輿論載體。特別是由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變革時期和矛盾凸顯期，作為社會矛盾和社會利益沖突表現形式的突發公共事件頻頻發生，互聯網作為一種便捷而有效的工具，與各類突發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使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少有的輿論超強磁場。與此同時，新媒體輿論關注的議題正在向社會議題、政治議題快速轉化，新媒體輿論主流化、政治化、現實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鍾瑛、余秀才對1998—2009年160起重大網路輿論事件進行研究後發現，48%的網路輿論事件由傳統媒體率先報道，33%源於網路媒體，4%源自手機，15%各類媒體同時報道 ；重大網路輿論事件發生的頻率呈波浪式不斷上揚的態勢（個別年份除外）；涉及的階層以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首當其沖，約占整體的30% ；涉及的事件類型主要集中在政治與民生方面，約占整個案例的39% ；從各類媒體對事件發展的影響看，網路媒體主導事件發展的案例有80起，佔50%，傳統媒體起主導作用的14起，佔9%，多種媒體共同起作用的66起，佔41%。 ［2］這份研究報告進一步表明：新媒體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重要載體、負面輿論的主要載體，新媒體輿論指涉的重點是政府機關及其行政行為，新媒體成為推動事件解決的主要輿論力量。
新媒體輿論的空前活躍，不僅影響著虛擬社會，也對現實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給政府管理帶來了雙重影響 ：一方面，新媒體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搭建了便捷通暢的平台和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聯系溝通群眾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有利於政府推行政務公開，建設「陽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使權力運行置於「無處不在的眼睛」的監督之下，「以權利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尋租，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有利於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有利於群眾暢所欲言，渲泄情緒，抒解怨氣，及時反映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緩解社會壓力，發揮「排氣閥」和「預警器」作用，從而維護社會穩定 ；有利於政府吸納自下而上的推力，彌補現行公共管理體制的不足，推動公共事件的解決，形成推動改革的「倒逼機制」；有利於政府發揮政治動員作用，宣傳大政方針，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體引發的輿論的空前活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層出不窮，非理性和情緒性輿論的彌漫，各種虛假信息、網路暴力、攻擊漫罵、謠言充塞網路，政府正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和挑戰。
挑戰之一 ：影響政治上的安定團結，危害意識形態安全。新媒體作為公共信息傳播技術平台，很容易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腐朽文化傳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鋒和輿論斗爭的新陣地。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放言 ：「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辦法了。」近年來，境內外敵對勢力往往藉助國內重大政治活動、公共突發事件、熱點問題等機會，肆意誇大和歪曲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矛盾，煽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民族團結，挑動民族分裂，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企圖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2009年境內外「三股勢力」利用廣東韶關發生的「6•26」社會治安事件，藉助網路和手機進行炒作，製造了烏魯木齊「7•5」事件。在事件發生後，又竭力污衊我打擊暴力犯罪是壓制「民主」、「自由」和「人權」，煽動人們對共產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和仇視，動搖人們的理想信念，為他們的分裂活動大造輿論。近一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以侵犯言論自由為名攻擊我對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正常管理，卻無視自身對網路不斷強化的管理和控制。藉助新媒體的意識形態斗爭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很容易誤導不明真相的群眾，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
挑戰之二 ：損害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機。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無法得到公眾支持，也無法實現對經濟社會的有效治理，甚至難以為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由於「非物質文化總是滯後於物質文化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快於觀念和制度的變革，因而人們總是生活在不適應狀態中」，極易滋生諸如浮躁、失衡、焦慮、空虛、郁悶、偏激等不良心態。如果這種社新媒體時代政府面臨的輿論挑戰及應對策略會心態得不到有效引導，往往會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緒化輿論，從政府及其官員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體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條件。據統計，網上有關監督類輿論85%是針對政府、公務員的略帶「攻擊性」的負面輿論。一旦政府及官員捲入網路事件，網友幾乎不分青紅皂白，一邊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絕對壓倒性的輿論聲勢。一些網路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鄧玉嬌事件」、「李剛之子校園撞人致死案」、「微博開房案」等原本是個別官員的問題，但經過「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徑事件被誇大和泛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挑戰之三 ：輿論引導的難度加大，輿論領域的秩序較為混亂。互聯網的發展已步入Web2.0時代。相對傳統媒體將信息以垂直方式傳輸給予目標受眾，Web2.0應用程序則旨在「水平」地傳輸信息，即從原來的「點對面」變為「多點對多點」。Web2.0 時代是「用戶創造內容」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新聞組、即時通訊、電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網路社區等平台發布信息，為輿論設置議題。新媒體消解了國家對媒體的絕對控制以及傳統媒體對話語權的壟斷，使傳統的「把關人」作用弱化以致喪失，導致輿論的源頭不可控，傳播速度不可控，內容分散不可控，輿論容易放大不可控。由於傳統的輿論引導模式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失靈，而新的引導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輿論引導空白環節，輿論失范現象時有發生 ：比如社會輿論分散、網路色情泛濫、隱私披露、謠言增多導致妖言惑眾、偏激和非理性、謾罵與攻擊、群體盲從與沖動、國外文化入侵等問題相繼出現。［3］輿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的失控、失范現象，造成了思想意識領域的混亂，也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風險和隱患。
挑戰之四 ：網路群體性事件頻發，危害公共管理秩序。憑藉手機簡訊、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微博等載體，新媒體輿論已具備社會動員效應，「組織化」、「落地化」成為現實，網上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相互影響，特別是病毒式傳播的情緒輿論極具感染力和煽動性，能在短時間內形成較大聲勢，引發群體性、政治性突發事件。政府為了處理這些事件不得不耗費大量的行政資源，影響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濫用，導致諸如「網上審判」、「網上罷官」等極端個案的出現，干擾了社會秩序，影響了政府權力的正常行使。在這些網路事件的背後常常隱藏著一批「網路水軍」，他們主要是出於商業目的，經常別出心裁地策劃、「製造」轟動話題，或者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進行「深入挖掘」、「推波助瀾」，推動事件不斷發酵、放大，直到演變成群體性事件，其危害性尤為嚴重。
挑戰之五 ：幹部素質同新媒體時代的要求不相適應，普遍存在「網路恐懼」心理。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民主參與度、信息公開度越來越高，彷彿一切都被置於放大鏡下，許多幹部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不同程度的存在「網路恐懼」心理。人民論壇開展的問卷調查顯示 ：70%的受調查者認為，當代中國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官員缺乏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網路群體性事件正是由於一些幹部的不當處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體、特別是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體時代對各級領導幹部的一個考驗。
4、如何看待新媒體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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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媒體環境下對新聞專業主義帶來了什麼樣的機遇和挑戰
機遇
信息源更廣更豐富，專業技能發揮的空間擴大。
互動和反饋的可統計使得專業媒體更懂受眾需要，更能滿足受眾信息需求。
眾口齊開的局面使得真相更容易顯現，這也正是新聞專業主義所追求的方向。
挑戰
信息量的暴增考驗媒體專業處理的能力。
相關技術要求對專業從業人員的業務能力要求相應提高。
受眾參與機會的增多也使得更多的非理性被帶入，進行有效的，必要的輿論引導更為重要。
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6、新媒體時代，電視媒體的機遇與挑戰，論述題，6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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