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媒體有哪些特點?
新媒體有全方位的數字化、有互動性、個性化等特點。
一. 全方位的數字化
新媒體最為顯著的特點即數字化的傳播方式。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必然帶來數字化傳播方式。新媒體通過全方位的數字化過程,將所有的文本縮減成二進制元編碼,並且可以採用同樣的生產、分配與儲存的過程。
二. 互動性
提及新媒體最常提到的就是其交互性。傳統的大眾媒介都是單向式傳播,但新媒體則突破了單向傳播,增強了傳播者與接收者之間的互動性。新媒體以其新興技術新興,特別是互聯網,可以連接網上任一用戶,實現網路信息資源共享,使用戶之間無障礙溝通交流。
三. 個性化
新媒體實現了信息傳播與收閱的個人化。以網路環境為基礎,基於信息用戶的信息使用習慣、偏好和特點向用戶提供滿足其各種個性化需求的服務。這種新媒體提供的個性化信息服務,令信息的傳播者針對不同的受眾提供個性化服務。
新媒體存在的問題:
1. 我國網民數量激增,但分布不均。調查顯示,城市網民,尤其是大城市網民是主力軍。知識、信息之間的這一鴻溝將會變得更寬而不是更窄。
2. 網民素質良莠不齊。網民擁有自由發表意見的平台,但此類言論自由隨意、導向不明,甚至部分網民熱於揭人隱私、製造謠言,而導致偏激和非理性、盲從與沖動。
3. 虛假信息多。目前,網路上頻繁出現一些虛假、低俗等有害信息給構建健康文明網路造成了極壞影響。
2、「新媒體」環境與傳統的內容消費環境差異有哪些?
新媒體適應了快餐消費,適應了互聯網的趨勢。
3、新媒體運營的環境
移動互聯網改變了我們信息獲取的方式。移動社交成為主流趨勢,移動屬性的媒體更受社交用戶青睞。目前絕大多數信息都通過新媒體微信、微博等平台進行傳播,大家獲取信息的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甚至一些信息是通過草根自媒體的傳播才到大眾的視線,之後主流媒體才開始關注報道。信息的傳播和獲取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變為粉絲用戶的傳播——到自媒體的——到主流信息媒體的關注,信息的傳播越來越多從底層開始,從而帶動上層主流平台的關注和傳播。這更是未來信息傳播的一種巨大趨勢。
傳統的中心化流量商業模式必將被去中心化的留量的模式所取代,企業高度依賴PC搜索引擎找客戶的模式已經是非常傳統的模式,而且成本會居高不下。當前的移動端依賴微信、微博的推廣,才會以更低的成本獲取與企業產品和服務相關的非常垂直細分的用戶及粉絲群體,這樣的推廣和營銷,才會更有效、更精確,同時成本會更低。未來是分散的信息流來源,更多的移動社交平台會為用戶提供更有價值的信息檢索,也會從跟本上洗牌企業的推廣和營銷方式,這也要求企業逐漸擺脫傳統推廣渠道的依賴,逐漸到移動端。
我們看到基於現在的自媒體的一些品牌,包括我們非常熟悉的微信公眾平台可能現在每個企業都在運營的。還有現在比較火的一個新媒體的今日頭條,還有騰訊四月份出了一個企鵝媒體平台,以及百度推出的百家號。我們知道微信公眾平台,它是一個去中心化的,你的用戶或者說企業必須有粉絲的時候才會獲得線上比較巨大的傳播。而百家號等平台,它是一個中心化平台,如果你優質內容全面分發的話可以實現快速的,非常大的閱讀,這是它們二者的非常大的一個區別。
我們深知,微信公眾號對一些草根的小眾,目前再進入運營,難度十分大,而且效果不是太理想,因為微信端每天產生的內容已經太多了,沒有出眾的優質內容,很難被朋友圈認可,單純依賴內容發展粉絲,已經是一條不歸路了,並且路上充滿荊棘。微信的去中心化平台,帶來很多好處,但也日益弊端凸顯,對於剛運營平台的內容輸出者來說,不是最佳的選擇。
微信公眾號有很強的社交屬性,內容依賴粉絲及粉絲的朋友圈的傳播。但對於剛開始運營微信公眾號的作者來說,本身缺乏推廣、營銷的經驗,短期內實現粉絲的快速增長及閱讀10萬+,是有些困難的。小眾的內容輸出者,面臨這樣的困境。其實擁有基礎粉絲的中等粉絲體量的微信公眾號,同樣面臨閱讀數量的、互動數量的降低,打開率的下降,這是目前很多公眾號面臨的問題。
基於以上問題,運營者需要更大的精力,絞盡腦汁寫適宜線上裂變傳播的文章,但同時也不斷陷入運營的困境,就是沒有那麼多爆性的文章產生,粉絲對公眾號的文章也視覺疲勞感。這些方方面面,都讓運營者不堪其累。
對於草根內容輸出者,可能大家無外乎兩個目的:一是讓自己的文章得到更多的曝光和閱讀;二是有閱讀的同時,自己收益也日漸豐盈。基於以上兩點,可能也是微信公眾號自身存在的致命的弱點,使一些內容分發平台應運而生,如:百家號、企鵝媒體平台、頭條號等等,這些平台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都有自己中心化的分發平台,並且這些平台的APP都有巨大的裝機體量。百家號會把優質內容推送到手機百度上,優質內容的分發獲得了巨大的曝光和閱讀。
這些平台都有巨大的流量來源,因為用戶比較多,在這些平台上即使沒有一個粉絲,優質的文章也會實現閱讀10萬+。同時這些平台依賴內容的分發,企業廣告主,內容輸出者文章下帶流量主,閱讀越高,文章的收益越大。一個百家號的作者,曬自己的收入,一天700元左右,這些的收入可以足夠養活一個草根內容輸出者。這些中心化平台也需求優質的內容,需要更多的內容分發給其平台的使用者,所以這些平台擁有巨大的內容紅利期。草根的內容輸出者可以進駐這些平台。
4、什麼是新媒體環境
新媒體是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如數字雜志、數字報紙、數字廣播、手機簡訊、移動電視、網路、桌面視窗、數字電視、數字電影、觸摸媒體等。相對於報刊、戶外、廣播、電視四大傳統意義上的媒體,新媒體被形象地稱為「第五媒體」。
新媒體亦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利用數字技術和網路技術,通過互聯網、寬頻區域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嚴格地說,新媒體應該稱為數字化新媒體。
(4)新媒體環境包括什麼擴展資料:
新媒體環境的特性:
1、迎合人們休閑娛樂時間碎片化的需求。由於工作與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的休閑時間呈現出碎片化傾向,新媒體正是迎合了這種需求而生的。
2、滿足隨時隨地地互動性表達、娛樂與信息需要。以互聯網為標志的第三代媒體在傳播的訴求方面走向個性表達與交流階段。對於網路電視和手機電視而言,消費者同時也是生產者。
3、人們使用新媒體的目的性與選擇的主動性更強。
4、媒體使用與內容選擇更具個性化,導致市場細分更加充分。
5、新媒體環境下輿論有哪些新特點 該怎麼解決
在網路輿論發展的初期,互聯網上的各種言論載體主要的運行模式是引用、轉載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的報道,並對其進行補充式的傳播和討論。但是,隨著近年來網路言論載體和網民數量的增多,這種格局早已有所改變,網路輿論已經通過與傳統媒體的深入互動,越來越明顯地推動事件的發展。而在多數熱點事件的發展演變中,互聯網輿論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網路輿論「倒灌」傳統媒體的現象也逐漸增多。網路輿論中的「爆料」往往能引發傳統媒體的積極呼應,引發大范圍輿論議論,如果不能Shi.yong小螞蟻編輯器高效的去編輯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就會發展成失控的局面
6、新媒體環境中的群體傳播有哪些積極作用?
組織傳播也稱團體傳播,是指組織成員之間或組織與組織之間的信息交流行為。組織傳播的目的就在於穩定、密切組織成員之間的關系,協調行動,減少磨擦,維持和發展組織的生命力,疏通組織內外渠道,應付外部環境的變化。其特點是:傳播者以組織或團體的名義講話;信息大多是指令性、教導性和勸服性的內容;具體活動是在有組織有領導的情況下進行的;傳播活動有一定的規模。
7、網路環境和新媒體環境哪個范圍大
這個真不好說。新媒體環境是產業跨度大一點,新媒體環境是文化產業和互聯網技術的結合體,他的發展方向更多一點。而網路環境是一種純技術領域,隨著技術的發展會衍生出來各種應用場景。新媒體就是文化產業和網路產業的結晶。而且網路的意義並不在於技術本身,而是他在各種生活、生產方面的應用。媒體環境也是文化產業為了適應未來的發展而產生的一種新的發展方向
8、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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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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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