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媒體文化與傳統媒體文化有哪些區別和聯系
一、什麼是新媒體
新媒體（NEW MEDIA）這一概念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CBS）技術研究所所長P.Goldmark率先提出的。新媒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在傳統媒體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相對於傳統的報刊、廣播和電視而言產生的新的媒體形態，利用數字技術等通過Internet傳播，主要包括網路媒體，手機APP應用，數字電視等，目前應用較為廣泛的包括微博、博客，即時通訊工具微信、QQ，流媒體等。
網路的廣泛應用使人們拓寬了獲取信息的渠道，相對於傳統媒體，新媒體占據著無法比擬的優勢，突破了傳統媒體媒介之間的傳播界限，它主要具有交互性、時效性、容量大、數字化、全球化等特徵。
二、新媒體時代對傳統文化的影響
1.新媒體時代對傳統文化傳播方式的影響
新媒體時代，改變了人際傳播和文化傳播方式，當今人們更多的是被數字化產品包圍，直接從手機、PAD等網路移動終端獲取信息，依靠報刊、書籍等媒體為主要載體的傳統文化傳播受到了新媒體文化的直面沖擊。新媒體時代的年輕人，更多的是通過網路交流、閱覽電子書籍，生活中經常可見飯桌上的手機「低頭族」和公交車上瀏覽電子書的人。對於傳統文化傳播而言，更多的應是思想上的交流和碰撞，交談中的言語激勵，更多的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維系，而這種取代的背後隱藏的是傳統文化和新媒體的大眾文化之間的矛盾。
2.傳統文化本身與新媒體的沖突
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是民族精神的根基和中華文明的歷史沉澱，也是實現中國夢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根源，儒家正統的意識形態長期占據文化主流，影響人們的行為意識形態和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新媒體應用Internet實現了信息全球化發展，拓寬了世界上不同國家、地區和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渠道，在成功輸出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受到新媒體環境帶來的外來文化的侵蝕。面對新媒體的迅速發展沖擊，傳統文化需要一定的時間適應周期。
3.新媒體的特點對傳統文化的沖擊
新媒體產業為了促進發展，以滿足受眾的需求為目標，因此傳統文化在通過新媒體技術傳播時就不可避免的加入了娛樂性因素，這對傳統文化的原有價值觀及文化精髓都是一種破壞，在傳播過程中，傳統文化並沒有達到真正的文化傳播效果。
三、新媒體時代對傳統文化的創新策略
當前面對新媒體傳播和新媒體技術的全球化發展，這對於傳統文化傳播與推廣是難得的機遇，因此應抓住新媒體技術發展時機，積極拓展和創造新的傳統文化教育發展道路。
1.完善新媒體自身文化內涵
新媒體在發展過程中身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起著負面作用，必須採取有效的措施改善不足之處，以促進其在傳統文化傳播中充分發揮積極的作用。實現新媒體技術與傳統文化企業相結合，進行數字化升級和改造，加快數字化產業融合，打破傳播界限壁壘，將新舊媒體進行相互整合，將傳統文化產品融入新媒體技術中，使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相互作用和協同發展，努力提升傳統文化產品傳播的廣度和深度。
2.有效管理新媒體發展平台
新媒體常用的網路教育平台有：慕課教育模式（MOOC），開放的大眾教育平台，一些高校已引進該平台完成公共課的教學，學生在網路端在線學習；流媒體網路教學是高校的重要教學平台，基於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對學生實行在線教育的教學模式，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和補充；應用軟體APP是一種即時的交流平台，依託網路移動終端的社交應用軟體已成為現代年輕人溝通交流的主要方式，例如微信應用軟體，可建立傳統文化班級的交流群和課程討論群，能隨時向多人推送教學內容和實現即時互動。利用網路教育平台教學是新媒體時代發展教育的重要方式，該平台具有交互性，時效性，容量大等傳統課堂教學達不到的優勢。藉助移動網路終端設備，學生能輕松自由登錄網路教育平台學習，充分利用有效時間，將課堂教育延伸到教室之外，真正將傳統文化的學習變得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隨時隨地、無處不在。
3.構建完善的傳統文化傳播渠道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削弱了傳統媒體傳播的主導地位，凸顯了移動新媒體和個體傳播的優勢。傳統文化傳播應建立有效的傳播渠道，以新媒體為主，同時充分發揮傳統媒體的優勢，做到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有機結合，為受眾進行文化傳播和人際傳播。
四、結語
在當前新媒體快速發展的大勢下，傳統文化傳播需藉助新媒體之力，不斷加強和創新傳統文化的教育與傳播方式，創作出基於傳統文化內涵的本土新媒體藝術作品。文化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概念，我們不僅僅要藉助新媒體平台推廣傳統文化教育，同樣要通過這個平台對傳統文化進行創新，以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2、新媒體環境下我國政治傳播在形式上出現了哪些新變化
1．新媒體突破了國別、區域邊界，實現了國際傳播的跨越時空、超越疆界，即刻傳遞、海量傳送、互動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傳播特性。
在全球聯網、智能移動終端設備、多媒體融合應用、零成本（或低成本）、自媒體等眾多的新型技術和應用基礎上，新媒體天然具有跨越時空約束的能力。藉助於智能終端設備、通訊技術、新型應用，任何個體都可以變成新聞事件現場的第一報道者，將信息通過具有全球聯網功能的公共信息平台迅速傳播到全球。這一優勢在新聞突發事件中尤為明顯。
2．強大的互動、互融性特點，強化了國際傳播的廣度、深度和影響力。網路媒體以其與生俱來的自媒體和全球開放的優勢，將信息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都可以幾乎無成本的、便捷的獲取和傳輸信息。這種優勢可以完全打破傳統媒體環境下弱勢國家無法施展國際傳播的局面。任何一個國度，只要接入網路，就可藉助新媒體平台突破媒體界限，輸出本國信息，放大本國聲音，擴大本國影響力。
以信息技術、新型通訊技術為基礎的新媒體使媒體的影響力從區域轉向全球，從新聞信息封鎖轉向開放的信息眾籌，從信息傳播的不對稱轉向公開開放的信息共享，可以說新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傳統媒體的傳播缺陷。
3、如何評價新媒體環境下的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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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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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4、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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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列印 留言 論壇 網摘 手機點評 糾錯 E-mail推薦:
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
5、作文:紅色文化,我傳播
背起紅包，戴起紅帽，舉起紅旗，漫步南京，感受紅色革命。我、媽媽、弟弟，今天都成了小軍人，凌晨四點啟程，准備瞻仰學貫中西、為革命鞠躬盡瘁的孫中山先生的陵墓——中山陵。到了！到了！我們終於來到了中山陵了！中山陵四周是鬱郁蔥蔥的森林公園，隻身在森林公園，我們不禁放慢腳步——來呼吸這里不一樣的空氣，感受這里的庄嚴肅穆。仰望著這一棵棵參天大樹，多少年來它們在這里守衛著，不管風吹雨打，堅持、堅持……我不由舉起右手—向您敬禮，大樹搖曳著樹枝好像向我示好呢。走出幽靜的森林公園，眼前怱然廣闊一新，啊那白玉石砌合而成的博愛坊躍入眼簾，博愛坊有三個圓形拱門，在正中拱門的門楣上有中山先生親手題寫的「博愛」兩字，這不正是先生一生的追求嗎？穿過博愛坊並可遙望於三百九十二層石階上的中山先生的祭堂了，三百九十二層？聽了這個數目你一定覺得很嚇人吧，我堅定地點點頭向媽媽和弟弟招招手：「來吧，革命人是不怕困難的。」聽了我的鼓勵，弟弟大聲說：「向勝利進軍，一、二、一……」。正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激勵著我們，很快我們已步入孫中山先生的祭堂，祭堂中央是先生的玉石塑像，塑像是如此潔白，更襯托出整個祭堂的庄嚴，塑像是如此清澈，更顯示出先生高貴的品質！再看四周的牆壁：密密麻麻雕刻著剛勁有力的正楷字，這是孫中山先生親筆寫的《建國大綱》的全文。我看得似懂非懂，是啊，一個小孩子哪裡讀得懂中山先生的這宏偉的建國大志啊，再仰望塑像：先生正端坐沉思……，請先生放心，您的三民主義、您的建國大志、您的博愛精神，我們永不能忘、永不會忘。走出堂外,美麗的南京城盡收眼底，這樣的中國不就是先生畢生所奮斗追求的嗎？請讓藍天白雲向你細訴新中國的變化、請讓春夏秋冬向你描繪新中國的美麗，再次走下台階時我的腳像粘了膠水、頭像裝了彈簧，不由得總是回望、回望這宏偉的祭堂……。背起紅包，戴起紅帽，舉起紅旗，漫步南京，感受紅色革命！這樣的行程沒有結束，心靈的洗滌、精神的呼喚，我們更像為了理想奮斗的革命者，堅持、堅持……。'
6、如何應用大眾傳播理論去解釋新媒體環境下的新現象
來自【駒】【集】【人】【才】的回答~~
新媒體時代以來，社會傳播現實的變化帶動了傳播學界的觀念變化，促使傳統的「媒介—受眾」關系研究不斷向「新媒介—用戶」關系研究轉變。
新媒體技術誕生的初期，樂觀的技術決定論經常占據主導地位，而當新媒體技術擴散和採納的比例逐漸提高，學者們又總是適時地轉向社會塑造論，探討新媒體技術的應用何以在社會歷史情境中產生社會影響，進而推動社會塑造的進程。
「新媒體」是一個歷史的、相對的、流動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語境中有不同的所指。每當一個新的傳播技術誕生，「新媒體」和「舊媒體」的定義就會迎來一次更新，這一定義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得以穩固，直到下一次的傳播技術更新。
當前，我們所談論的「新媒體時代」是指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移動終端技術等數字化信息傳播技術誕生以來的這一歷史時期。
新媒體時代以數字傳播、網路傳播和全球傳播為主要特徵。在此，新媒體並不單純指向傳播技術和媒介形式本身，而是同時指向「用來交流或傳達信息的製品或設備;傳播或分享信息的活動和實踐;圍繞上述設備和實踐形成的社會安排或組織形式」。換言之，即區別於大眾媒體時代的新傳播媒介及其相關的傳播實踐和社會情境。
新媒體研究所要考察的，不再僅僅是以往占據傳播研究核心的生產、文本和受眾等問題，而是在媒介、實踐和社會三個層面的交互作用下，新媒體能夠產生哪些區別於傳統媒體的獨特影響，尤其是在媒介融合和媒介化社會的大背景下，新媒體何以成為權力關系得以展開的場域。
7、如何理解新媒體環境下傳播格局的變化
1．新媒體突破了國別、區域邊界，實現了國際傳播的跨越時空、超越疆界，即刻傳遞、海量傳送、互動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傳播特性。
在全球聯網、智能移動終端設備、多媒體融合應用、零成本（或低成本）、自媒體等眾多的新型技術和應用基礎上，新媒體天然具有跨越時空約束的能力。藉助於智能終端設備、通訊技術、新型應用，任何個體都可以變成新聞事件現場的第一報道者，將信息通過具有全球聯網功能的公共信息平台迅速傳播到全球。這一優勢在新聞突發事件中尤為明顯。
2．強大的互動、互融性特點，強化了國際傳播的廣度、深度和影響力。網路媒體以其與生俱來的自媒體和全球開放的優勢，將信息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都可以幾乎無成本的、便捷的獲取和傳輸信息。這種優勢可以完全打破傳統媒體環境下弱勢國家無法施展國際傳播的局面。任何一個國度，只要接入網路，就可藉助新媒體平台突破媒體界限，輸出本國信息，放大本國聲音，擴大本國影響力。
以信息技術、新型通訊技術為基礎的新媒體使媒體的影響力從區域轉向全球，從新聞信息封鎖轉向開放的信息眾籌，從信息傳播的不對稱轉向公開開放的信息共享，可以說新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傳統媒體的傳播缺陷。
8、新媒體環境中的群體傳播有哪些積極作用？
組織傳播也稱團體傳播，是指組織成員之間或組織與組織之間的信息交流行為。組織傳播的目的就在於穩定、密切組織成員之間的關系，協調行動，減少磨擦，維持和發展組織的生命力，疏通組織內外渠道，應付外部環境的變化。其特點是：傳播者以組織或團體的名義講話；信息大多是指令性、教導性和勸服性的內容；具體活動是在有組織有領導的情況下進行的；傳播活動有一定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