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媒體社會對社會道德有什麼影響？ 當今社會變遷給當今道德帶來什麼影響或挑戰？
人都知道 好壞 一句話慣的 橫的 前提就是有錢 道德淪喪 就是物慾橫流的時候 道德從古到今 一直提倡到今天有 改善嗎 有改善至於天天 電視網路 單位 街道的橫幅 在提倡道德嗎 說明了啥？ 提倡就能改善 你說改就改 看幾個別人的事例 看幾個標語就能提高 這還用那麼幾千年來喊？ 真道德不用 那麼客套虛假 假道德的確需要 現在的目標就是 千夫指效益 你不能沒有道德 但是你不能讓眾人指責 人罵人罵死人 罵死人是需要負法律責任的 社會效應 人民監督 人民一天沒事干監督他人 這類人 他閑著沒事干？說白就是 不拿錢替國家出力？這是英雄啊
2、新媒體新技術中的知識點指什麼
第一周：新媒體導論
1.1什麼是新媒體
1、技術說：可以使用戶之間，或者用戶與信息之間進行互動的技術
2、行為說：帶給人們無窮盡的知識，收獲對信息進行再加工，能夠使人類的行為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
3、組織說：《新媒體與社會》新媒體創造了一個新的知識空間和傳播空間，使人們脫離了原來的線性的 等級的僵化的的本土關系，形成了復雜靈活的知識體系
4、三合一：以上三種觀點結合在一起，媒介技術、人類行為和社會結構整合在一起，信息和傳媒技術及 其相關的社會環境，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擴展我們傳播能力的技術和設備（2）我們開發、利用這些 技術的傳播活動和實踐 （3） 圍繞這些技術和實踐形成的社會組織和結構
綜上定義：不同於傳統大眾媒體的包含特定技術、實踐和社會組織的信息與傳播系統
1.2 前新媒體時代：傳播技術經歷的幾個時代
語言：勞動產生了語言
文字:新時代誕生
造紙：蔡倫
印刷：北宋民間，畢升；金活字印刷術，德國古登堡
攝影：1839年，法國人達蓋爾，銀版攝影法，《巴黎寺院街》
電報：義大利人馬可尼發明無線電報，將傳播和交通分離開來
電影：1895年 盧米埃兄弟 電影的開元年
廣播：1920 匹茲堡
電視：世界上第一個電視台 1936年BBC開播
第二周：新媒體與社會的關系
2.1 技術決定論
本堂重點：媒介和社會之間關系的一個層面：媒介技術如何影響社會變遷
媒介決定論，核心觀點：媒介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決定人類社會的發展變遷
媒介偏向論:加拿大Harold Innis「媒介總會在時間或空間上的一種偏向」，不同的媒介要麼偏向時間，要麼偏向空間
時間偏向媒介：雕塑石窟、墓碑、寺廟，難以移動可以經受很長時間而不受太大的影響
空間偏向媒介：在空間上方便傳輸易於移動的，紙張印刷電視等……
媒介偏向的社會影響，空間偏向媒介讓社會更注重歷史、宗教、等級關系，如中國，相對傳統封閉的社會 形態；
空間偏向媒介：更注重現在、未來，地理的擴張，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科學和技術，呈現出活力的社會形態
2.2 社會決定論
技術決定論的反思：①簡華論：技術決定論傾向於把社會變遷歸結於媒介 ②單向輪，技術決定論認為技 術對於社會的影響是單向的 ，技術是雞，社會是蛋 啊哈哈哈哈 ③機械論，技術的發展像鍾表一樣是 自治的，技術必然的概念 ④中立論，大部分技術決定論認為技術是中立的，不會偏向於任何人任何階級 ，比如老年人無法從網路技術中受益
弱技術決定論：技術並不是所有的原因，還有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交互的影響，但技術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推動社會發展的
2.3 技術社會互動論
互動演進模式，三個階段，1、誕生期：社會決定；2、成熟期：技術決定；3、過時期：社會決定
互動論：社會因素和技術因素的互動
3、關於現代媒體的變化
現代媒體當然是多元化了.
最早只有報紙,後來只有電台或者電視
現在還有網路等等
媒體的發展是以速度來衡量,人們獲得信息越來越快
這里我好好說一下電視:
以前的電視只有2-3個台,現在的電視有無數個台.
以前的電視是什麼都播放,現在是有專門的台,比如,新聞台,音樂台,少兒台,電影台.....等等
以前的電視最多播放到晚上12點,現在全部都24小時輪播.
以前的電視都是國家電視台或者公共電視台,以收電視費為主.
現在的電視台還有以賺廣告費為主的.
4、如何理解新媒體是一個內涵和外延不斷變化的概念？
事物是不斷的變化發展的新媒體，它的內涵和外延都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不斷的變化發展的。
5、如何看待新媒介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
在一個信息社會中，獲取信息是人們行動的基礎，作為信息主要來源的媒介也因此耿穿鈍費墁渡惰殺伐輯體現出其重要性。在一個現代社會中，幾乎沒有人在生活中不依賴於媒介所提供的信息。舉些簡單的例子，媒介所發布的天氣預報是我們每天必須關注的內容之一；當人們想要休閑娛樂時，會留意報紙上電視和電影的預告；當人們要尋找就業機會時，同樣也會求助於媒介上的招聘廣告。媒介乎可以說是人們社會生活中的第一信息來源。然而，我們每一個人並不是天生就具備這種從媒介獲取信息的能力，它依然是一個後天習得的結果。為了更好地獲取信息，你必須對媒介有所了解，知道在特定的媒介上獲取相關的信息。比如政治經濟類媒介與文化娛樂類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就迥然不同。尤其是對於較為復雜和較為專業化的信息的獲取更是需要專門的知識。因此，媒介教育首先要培養的就是人們對信息的獲取能力，這一能力從基本方面說當然包括能夠看書識字從而了解信息內容，但它更多的是指人們發現信息、組織信息與保存信息的種種技能，比如，如何利用圖書館的圖書檢索系統以及網上的種種搜索軟體來發現自己需要的信息，如何使用音像及電腦等設備來組織對自己有用的信息，以及如何利用相關設施來保存信息。不過，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人們大多數時候所面臨的問題還不是如何獲取信息，而是有了信息後，如何正確地理解信息以指導自己的行動，這就需要人們具備分析和評價信息的能力。媒介上的信息五花八門，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方式去消化這些信息，那麼這些信息對人們並無幫助，有時甚至會有害，因而對信息進行分析和評價事實上構成了媒介認知能力的核心。分析能力主要與一些解釋性的理解技巧相關，它要對媒介上所提供的信息進行基本判斷，看看它們符不符合事實；它還要對信息中的原因與結果進行推論，看看其邏輯是否成立；它還要辨別作者的意圖和觀點，以及作品所屬的類型（genre）。在更宏觀的層次，它還包括對信息產生的政治、經濟和歷史語境的認識。它偏重的是一種客觀的認定，其核心可以說是想判定真與假。與之不同，評價則主要是對媒介上的信息進行一種價值觀上的分析與判斷，看看所提供的信息是站在何種立場，代表了哪一種導向，維護了哪個階層的利益，體現了一種什麼樣的價值標准，它更多是一種主觀的評判，其核心是對於對與錯的認定及對信息的公正性及客觀性的判斷，並可以進一步上升為對信息所隱含的世界觀的透視。因而，即使對於同樣的媒介事實，人們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結論。對於分析和評價的區別，我們可以簡單地通過一個案例來揭示其不同之處。比如，前些時候當美國軍用偵察機在中國領空撞毀了中國飛機並導致中國飛行員失蹤的事件發生後，美國電視媒體大量播放停留在中國的美國機上人員的家屬擔心、哭泣的場面，如果從分析的角度來看，這些拍攝的場面都是真實的；但如果從評價的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質問，為什麼這些媒體不來報道中國失蹤飛行員家屬的悲傷，為什麼不來報道中國人民對美國飛機侵犯中國領空的憤怒，因而其報道立場與導向的偏面性已昭然若揭，美國新聞媒介所一貫標榜的客觀性在此已盪然無存。在現代社會中，學以致用，那麼對信息的傳播能力顯然構成了媒介認知能力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傳播能力有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依媒介而定的。通常我們所說的傳播能力除了傳統教育最為重視的寫和說的能力外，還包括了解自己所要溝通的受眾，能夠抓住受眾的注意力與興趣，能有效地利用符號來傳導意義，能對眾多的觀點加以組織。當然，具體到特定的媒介，如報紙和電視等，它們都還有自身特定的傳播技能，其操作性的技巧都需要專門學習。此外，傳播能力還包括根據反饋來調整傳播活動，從而使傳播由一種單向的信息傳遞發展成為一種雙向的互動過程。
如果說對培養學生媒介認知能力的必要性學者們已經達成了共識，那麼在具體的主張和做法上則不盡相同，而且在某些問題上甚至存在著不少相互矛盾與對立的觀點。與培養媒介認知能力相關的爭論首先就表現在對媒介教育與傳統教育之間關系的討論上。如何安排與培養媒介認知能力有關的媒介教育課程，人們進行了多種嘗試。根據著名學者馬斯特曼(Len Masterman)的說法，在歐洲主要有四種模式：1、媒介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科目；2、媒介研究作為某一科目中的一種組成部分；3、把媒介教育融於所有的科目中；4、媒介研究作為一門整合的、跨學科的課題。[12]在美國的教育實踐中，這四種形式教育都有所表現，其中最為流行的是第一種。然而，就算是把媒介研究作為一門單立的科目來培養學生的媒介認知能力，裡面又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處理媒介教育中的技術教育。我們知道，傳統媒介教育主要教授的是學生進行文本讀解與分析的技巧，但另外一些教育人士認為，媒介教育應該著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只有當學生們能夠自己拍照、自己攝像、自己製作網頁、自己報道新聞時，他們才有可能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消費者，而僅僅教授讀解文本卻不教授製作文本的媒介教育是不完善的。不過，要想教授學生製作媒介文本，那麼就需要一定的器材與設備，雖然有不少媒介機構表示願意贊助這項教育活動，但又有學者擔心這種贊助最終會影響到媒介教育的獨立性。還有一些學者提出，媒介教育的目的應該是使學生成為一個成熟的公民而不是一個成熟的消費者，因此應該把媒介認知能力上升到一種社會文化的層面來認識，他們反對「文本中心」的媒介教育，而主張應該把文本分析與對生產和接受問題的探討整合到一起，並且認為尤其在象美國這樣高度商業化的國家，對於機構的分析尤為重要，他們把這種方法稱之為「語境方法」來對照於傳統的「文本方法」。[13]應該說上述主張都有理由，而最終的做法往往是一種折衷與妥協。媒介教育與傳統教育還有一個巨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由於接受媒介教育的學生對媒介並不是一無所知，在某些方面他們的了解甚至超過自己的老師，因而在這種教學活動中，最強調的是一種互動式教學，這也是對傳統教育中教師負責教授，而學生則專注於接受的教學法的一種革新。
與媒介認知能力相關的另一項爭論主要集中在媒介認知是否應該主要關注於通俗文化文本。我們知道，媒介認知能力教育主要教授的是學生讀解媒介信息的能力，而眾所周知，媒介信息其內容大多屬於通俗文化范疇，一些學者擔心這會影響學生對傳統經典文化的學習，而更多的人則指出，由於媒介內容中經常出現暴力與色情方面的內容，會對學生造成不良影響，因而早期媒介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站在這種保護主義的立場上，讓學生自覺抵制這些不良影響，甚至有些學者建議讓學生拒絕電視。然而，也有不少學者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首先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社會中，想讓學生與大眾媒介隔絕是不可能的，大眾媒介幾乎構成了人們生存的第二環境；其次，大眾媒介也並非一無是處，學生們完全可以從中獲得許多有益的知識，關鍵在於要具備一種批評與分辨的能力，而正是我們進行媒介教育的目的。此外，大眾媒介所提供的通俗文化知識也是社會知識一部分，沒有理由去歧視它們，並且事實上它們構成了對傳統教育只涉及到精英文化的一種有效補充，是對傳統教育的精英主義取向的一種反撥。由於媒介內容往往更貼近日常生活，因而能更有效地激發學生的參與興趣。媒介學者鄧肯(Barry Duncan)就指出：「我深信把廣泛的通俗文化現象包括到媒介研究中，正在成為一種日顯重要的視野，尤其是對那些與年輕人一起工作的人。」[14]而白金漢則從接受心理學的角度入手，認為如果我們簡單地強調大眾媒介有問題的一面，就會忽視年輕人對媒介的情感投入，我們可能會忽視他們在這一過程中所得到的快樂，從而用一種憤世嫉俗及高高在上代替了真正的問題與分析
最後，與媒介認知能力相關的一個爭論就是如何使媒介教育適合具體的歷史社會語境，或者說適合所在國的國情。正如我們前文所提及，各國的媒介認知能力教育開展的程度及所採用的方法都不盡相同，因而形成了多元並存的格局，這正如馬斯特曼所指出：「在每一次媒介教師的國際集會上，每一個人重新學習的第一課就是，必須樹立觀念，不是單數的媒介教育，而是復數形式的、多種多樣的媒介教育。」[16]西方各國早我們一步認識到培養學生媒介認知能力的必要性，並且在該領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一點肯定值得我們重視與借鑒，但在如何搞好中國的媒介教育上，我們同樣應該注意媒介教育的本土化這一問題，絕不能生搬硬套。哈洛倫(James D. Halloran)在他的一篇談媒介教育的文章中明確指出：「象任何其他種類的教育一樣，或者象任何社會建制一樣，媒介教育無法在孤立的情況下得到充分的研究，比如離開了更寬廣的歷史、文化、經濟、法律、民族、政治及社會背景，它正是在這些背景中發展起來的並且還在起著作用。」[17]誠然如是，每一個國家的媒介教育都應該結合自身的文化傳統與具體國情探尋一條本土化發展之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著五千年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媒介教育更是我們的必經之途。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我們更應警惕一些西方國家通過媒介來建立一種媒介帝國主義或者說文化帝國主義，因而我國的媒介教育除了要教授學生在信息時代獲取、分析與傳播信息的能力，更應強化學生對媒介霸權的警惕性。
6、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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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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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