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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時代廣播電視的機遇

發布時間:2020-10-03 11:03:43

1、如何看待廣播電視的發展趨勢

面對市場經濟、信息經濟和新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國廣播電視業必須選擇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改革、創新和技術進步為動力,走產業化和集約化發展的道路。

1、充分利用國家產業政策所提供的發展機遇

1985年,國家明確把廣播電視業列為第三產業。在此政策的鼓舞下,此後的一個時期,非凡是十四大以後,我國廣播電視產業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十五」計劃必須堅持「以發展為主題」,這預示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將迎來新一輪發展高潮。國家在「十五」期間將繼續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第三產業和信息產業的發展,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要「面向市場,推進體制創新,努力實現我國信息產業的跨越式發展」。如前所述,廣播電視業應屬第三產業中的信息服務業。所以,我國的廣播電視產業應積極利用有利的產業政策,在「十五」期間加快產業化發展。

2、正確處理好「兩種屬性」和「兩種功能」的關系

「兩種屬性」就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我國廣播電視業同時具有「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與之相對應,我國廣播電視業就同時具有「產業功能」和「喉舌功能」。能否正確理解和妥善處理好「兩種屬性」和「兩種功能」的關系,是決定我國廣播電視產業能否健康快速發展的關鍵。

首先,必須明確,我國的廣播電視作為執政黨和政府的「喉舌」,它自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著政治宣傳的任務,以社會效益最大化為價值標准。我國廣播電視的這種政治屬性和喉舌功能在今天仍然客觀存在,並且是不可削弱的。與以往不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廣播電視不僅有政治屬性和喉舌功能,而且還應該有經濟屬性和產業功能。

其次,廣播電視的產業功能與喉舌功能必須統一起來,統一的基礎就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產業功能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最高標准;喉舌功能以社會效益最大化為最高標准。在現代文明社會,任何產業要取得經濟效益,都必須以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德為前提,都必須以產品或者服務來「為人民服務」,滿足人們合法的、正當的、健康的物質文化需要,只有這樣,這個產業才能贏得政府、社會和大眾消費者的支持,它的經濟效益才能得到實現和保護。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現代文明為價值取向的社會,任何產業要實現其經濟效益都必須以不侵害社會效益為基本前提。我國的廣播電視作為一種具有雙重功能的非凡產業,其經濟效益的實現不但不能侵害社會效益,而且還必須為實現社會效益提供保證。這種保證作用就體現在,在激烈的「內擠外壓」競爭形式下,廣播電視只有走產業化道路,才能解放和激發廣播電視本身潛在的發展活力,才能在國家投入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通過產業化經營迅速增強競爭實力,才能既保住原有的宣傳陣地,又可迅速提高覆蓋率和收視率以擴大新的宣傳陣地,同時大幅度提高廣播電視節目的製作質量和傳輸質量,有效抵禦西方媒體的競爭和滲透,從而確保我國廣播電視政治喉舌功能和社會效益的實現。同時也應該熟悉到,發揮好廣播電視的喉舌功能,有利於為我國創造長治久安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環境,可以保證黨和政府的治國方針政策等政治信息的及時傳播,從而確保經濟和社會健康協調發展,而這些正是我國廣播電視業產業功能得以實現的政治保證。

所以,我國廣播電視產業在追求效益的時候,必須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統一起來,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在確保社會效益的前提下實現其經濟效益,這是我國廣播電視產業化發展中必須始終堅持的原則。

3、明確產權關系,培育自我積累機制和平等競爭機制

我國廣播電視產業誕生以來,一直是作為事業單位存在的,其開支全部由國家負擔,按預算供給,其產權當然都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國家擁有完全的所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處置權。但1979年以後,隨著中國廣播電視廣告業的發展和廣播電視機構自身資本經營積累的增多,廣播電視業的投資結構由國家一元結構逐漸轉化為國家投入、廣播電視機構自身資本積累投入和借貸經營的三元結構。隨著產業的發展,我國的廣播電視產業規模越來越大,經營范圍越來越廣,積累的資產也越來越多。但資產非凡是增量資產的權益和權利問題也顯得越來越突出了。廣播電視機構越來越關心,三元結構的投資收益如何分配?多種經營的收入和積累的資產(包括有形和無形)是屬於機構還是國家所有?誰擁有最終的支配權和交易權?法人產權與所有權、經營權到底是何關系?各種權利主體如何監督制約?這些產業發展實踐中碰到的具體問題,無論是在國家頒布的現行廣播電視法規中、政策中,還是在當今的廣播電視理論研究中,都找不到確切的答案或解釋。沒有法律依據,一方面造成政府各級廣播電視行政治理部門在行使權力的時候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從而為「人治」提供了彈性空間;另一方面造成廣播電視機構缺少必要的內部法人治理結構,經營治理的隨意性和無政府主義傾向比較嚴重。這種狀況,一方面挫傷了廣播電視機構資本積累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廣播電視機構採取不計成本的粗放型經營方式,有意隱瞞真實經營情況的體制和機制漏洞。如此經營,中國廣播電視產業資本何以大規模積累並積累到足以與國際廣播電視集團競爭的規模?而不解決產權問題和資本積累的動力問題,又何以改變這種經營狀況呢?

另外,產權關系不清,造成廣播電視產業內部的不平等競爭。例如,中心級的電台、電視台就可以藉助國家的行政命令,要求全國各地的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站)無償轉播其廣播電視節目,擴大覆蓋率和收視率所帶來的收益完全由中心電台和電視台獨享,而轉播成本卻要地方電台和電視台來承擔。省級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同樣存在利用行政命令轉嫁成本、獨享成果的情況。這種不平等的競爭嚴重製約了廣播電視產業內部的協調發展,其根源就在於廣播電視產業內部各法人實體之間的產權關系不清。

2、廣播和電視在新媒體時代有何意義如何在現今立足

新媒體(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CBS)技術研究所所長戈爾德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

新媒體時代是相對於傳統媒體而言的,清華大學的熊澄宇教授認為:「新媒體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

對於新媒體時代的界定,學者們可謂眾說紛紜,至今沒有定論。一些傳播學期刊上設有「新媒體」專欄,但所刊載文章的研究對象也不盡相同,有數字電視、移動電視、手機媒體、IPTV等,還有一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新媒體專欄。那麼,到底什麼是新媒體?
新媒體(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CBS)技術研究所所長戈爾德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新媒體是相對於傳統媒體而言的,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後發展起來的新的媒體形態,是利用數字技術、網路技術、移動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嚴格來說,新媒體應該稱為數字化媒體。嚴格來說,新媒體應該稱為數字化媒體。清華大學的熊澄宇教授認為:「新媒體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在今天網路基礎上又有延伸,無線移動的問題,還有出現其他新的媒體形態,跟計算機相關的。這都可以說是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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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媒體時代企業的公共關系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自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引入我國以來,特別是進入web2.0時代以後,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主要載體的新媒體日益成為社會輿論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論是國內重大事件還是國際重大事件,都能馬上形成網上輿論。從2003年的「網路輿論年」、2006年的「網路暴力」到2008年的「網路監督」,新媒體在輿論形成和傳播過程中已完成了從配角到主角的轉換,互聯網成為新聞輿論獨立源頭,網路結合手機成為最強輿論載體。特別是由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變革時期和矛盾凸顯期,作為社會矛盾和社會利益沖突表現形式的突發公共事件頻頻發生,互聯網作為一種便捷而有效的工具,與各類突發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使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少有的輿論超強磁場。與此同時,新媒體輿論關注的議題正在向社會議題、政治議題快速轉化,新媒體輿論主流化、政治化、現實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鍾瑛、余秀才對1998—2009年160起重大網路輿論事件進行研究後發現,48%的網路輿論事件由傳統媒體率先報道,33%源於網路媒體,4%源自手機,15%各類媒體同時報道 ;重大網路輿論事件發生的頻率呈波浪式不斷上揚的態勢(個別年份除外);涉及的階層以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首當其沖,約占整體的30% ;涉及的事件類型主要集中在政治與民生方面,約占整個案例的39% ;從各類媒體對事件發展的影響看,網路媒體主導事件發展的案例有80起,佔50%,傳統媒體起主導作用的14起,佔9%,多種媒體共同起作用的66起,佔41%。 [2]這份研究報告進一步表明:新媒體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重要載體、負面輿論的主要載體,新媒體輿論指涉的重點是政府機關及其行政行為,新媒體成為推動事件解決的主要輿論力量。

新媒體輿論的空前活躍,不僅影響著虛擬社會,也對現實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給政府管理帶來了雙重影響 :一方面,新媒體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搭建了便捷通暢的平台和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聯系溝通群眾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有利於政府推行政務公開,建設「陽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使權力運行置於「無處不在的眼睛」的監督之下,「以權利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尋租,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有利於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有利於群眾暢所欲言,渲泄情緒,抒解怨氣,及時反映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緩解社會壓力,發揮「排氣閥」和「預警器」作用,從而維護社會穩定 ;有利於政府吸納自下而上的推力,彌補現行公共管理體制的不足,推動公共事件的解決,形成推動改革的「倒逼機制」;有利於政府發揮政治動員作用,宣傳大政方針,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體引發的輿論的空前活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層出不窮,非理性和情緒性輿論的彌漫,各種虛假信息、網路暴力、攻擊漫罵、謠言充塞網路,政府正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和挑戰。

挑戰之一 :影響政治上的安定團結,危害意識形態安全。新媒體作為公共信息傳播技術平台,很容易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腐朽文化傳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鋒和輿論斗爭的新陣地。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放言 :「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辦法了。」近年來,境內外敵對勢力往往藉助國內重大政治活動、公共突發事件、熱點問題等機會,肆意誇大和歪曲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矛盾,煽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民族團結,挑動民族分裂,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企圖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2009年境內外「三股勢力」利用廣東韶關發生的「6•26」社會治安事件,藉助網路和手機進行炒作,製造了烏魯木齊「7•5」事件。在事件發生後,又竭力污衊我打擊暴力犯罪是壓制「民主」、「自由」和「人權」,煽動人們對共產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和仇視,動搖人們的理想信念,為他們的分裂活動大造輿論。近一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以侵犯言論自由為名攻擊我對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正常管理,卻無視自身對網路不斷強化的管理和控制。藉助新媒體的意識形態斗爭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很容易誤導不明真相的群眾,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

挑戰之二 :損害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機。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無法得到公眾支持,也無法實現對經濟社會的有效治理,甚至難以為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由於「非物質文化總是滯後於物質文化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快於觀念和制度的變革,因而人們總是生活在不適應狀態中」,極易滋生諸如浮躁、失衡、焦慮、空虛、郁悶、偏激等不良心態。如果這種社新媒體時代政府面臨的輿論挑戰及應對策略會心態得不到有效引導,往往會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緒化輿論,從政府及其官員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體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條件。據統計,網上有關監督類輿論85%是針對政府、公務員的略帶「攻擊性」的負面輿論。一旦政府及官員捲入網路事件,網友幾乎不分青紅皂白,一邊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絕對壓倒性的輿論聲勢。一些網路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鄧玉嬌事件」、「李剛之子校園撞人致死案」、「微博開房案」等原本是個別官員的問題,但經過「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徑事件被誇大和泛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挑戰之三 :輿論引導的難度加大,輿論領域的秩序較為混亂。互聯網的發展已步入Web2.0時代。相對傳統媒體將信息以垂直方式傳輸給予目標受眾,Web2.0應用程序則旨在「水平」地傳輸信息,即從原來的「點對面」變為「多點對多點」。Web2.0 時代是「用戶創造內容」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新聞組、即時通訊、電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網路社區等平台發布信息,為輿論設置議題。新媒體消解了國家對媒體的絕對控制以及傳統媒體對話語權的壟斷,使傳統的「把關人」作用弱化以致喪失,導致輿論的源頭不可控,傳播速度不可控,內容分散不可控,輿論容易放大不可控。由於傳統的輿論引導模式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失靈,而新的引導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輿論引導空白環節,輿論失范現象時有發生 :比如社會輿論分散、網路色情泛濫、隱私披露、謠言增多導致妖言惑眾、偏激和非理性、謾罵與攻擊、群體盲從與沖動、國外文化入侵等問題相繼出現。[3]輿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的失控、失范現象,造成了思想意識領域的混亂,也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風險和隱患。

挑戰之四 :網路群體性事件頻發,危害公共管理秩序。憑藉手機簡訊、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微博等載體,新媒體輿論已具備社會動員效應,「組織化」、「落地化」成為現實,網上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相互影響,特別是病毒式傳播的情緒輿論極具感染力和煽動性,能在短時間內形成較大聲勢,引發群體性、政治性突發事件。政府為了處理這些事件不得不耗費大量的行政資源,影響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濫用,導致諸如「網上審判」、「網上罷官」等極端個案的出現,干擾了社會秩序,影響了政府權力的正常行使。在這些網路事件的背後常常隱藏著一批「網路水軍」,他們主要是出於商業目的,經常別出心裁地策劃、「製造」轟動話題,或者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進行「深入挖掘」、「推波助瀾」,推動事件不斷發酵、放大,直到演變成群體性事件,其危害性尤為嚴重。

挑戰之五 :幹部素質同新媒體時代的要求不相適應,普遍存在「網路恐懼」心理。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民主參與度、信息公開度越來越高,彷彿一切都被置於放大鏡下,許多幹部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不同程度的存在「網路恐懼」心理。人民論壇開展的問卷調查顯示 :70%的受調查者認為,當代中國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官員缺乏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網路群體性事件正是由於一些幹部的不當處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體、特別是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體時代對各級領導幹部的一個考驗。

5、新媒體時代,電視媒體的機遇與挑戰,論述題,6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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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媒體時代傳統電視新聞傳播如何走出困局

 1. 繼續保持電視新聞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同層出不窮的新媒體相比,傳統電視新聞媒體的獨特憂勢或者說核心競爭力主要體現在:職業化、系統化採集和發布新聞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長期積累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實際上,媒體的權威性最終還是來源於它的公信力。《現代漢語詞典》對公信力的解釋是:使公眾信任的力量。我國新聞傳播學界較早提出公信力概念的文章是黃曉芳的《公信力與媒介的權威性》(1999),她將「公信力」定義為「媒介在長期的發展中日積月累而成的,在社會中有廣泛的權威性和信譽度,在受眾中有深遠影響的媒介自身魅力。」她在文章中進一步指出了衡量公信力大小的指標,筆者自己概括起來,認為「公信力」應該從新聞報道的真實性、發現重大選題的敏銳度、分析問題的深刻性、時事評論的全面性等方面來衡量。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由於「把關人」制度的相對寬松,信息傳播的過度開放,導致充斥其間的新聞信息魚龍混雜、真假難辨,作為公信力第一指標的真實性都無法得到保證。除此之外,目前各類門戶網站、手機報、博客等新媒體在新聞傳播的內容上更多來源於傳統媒體,自身沒有專業
的新聞采訪隊伍也沒有新聞采訪權,導致新聞信息的傳播暴露出「無序化」、「碎片化」、「淺薄化」等先天缺陷,而電視新聞媒體恰恰在報道的真實性、敏銳性、深刻性、全面性等方面具有自身十分明顯的優勢,這也將成為未來傳統電視媒體與新媒體在新聞報道方面相抗衡的重要砝碼。

2. 加速媒介融合,擴展傳播渠道,豐富報道形式
新媒體的興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部分電視新聞觀眾,但傳統電視媒體只要善於抓住機遇,充分藉助網路等新興媒體的優勢,加速媒介融合,綜合利用網路、手機、電視等多種傳播渠道進行全方面、立體化、多層次的信息傳遞,電視新聞仍將有自己的受眾市場。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是最近幾年出現的一個概念,最早由美國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的浦爾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這種關於媒介融合的想像更多的集中於將電視、報刊等傳統媒體融合在一起。媒介融合可以為電視新聞報道建立起即時、順暢、互動的播出渠道。電視曾被人批評為單向傳播的媒介。而媒介融合時代的到來,電視媒介可以將網路、手機等不同形態的媒介整合起來,充分發揮整合傳播的優勢。
另外,媒介融合也可以使電視媒體獲得更多的新聞素材,使新聞報道更全面、更生動、更豐滿。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指出,「你可以把超媒體想像成為一系列可隨讀者的行動而延伸或縮減的收放自如的信息,各種觀念都可以被打開,從多種不同的層面予以詳盡分析。」電視媒介在新聞報道中可以充分利用公民用手機、相機、DV等設備拍攝的畫面或網路上發布的視頻,豐富新聞素材,彌補電視台新聞記者無法拍攝到的一些現場畫面,利用其民間視角,從而獲得更多受眾的認同。

 3. 推進直播常態化,加強深度報道
目前,直播報道可以說是電視新聞媒體最能有效抵禦網路競爭的模式,它的核心內容就是要弱化「後續整理型」的對發生過的新聞進行報道的方式,倡導「實時直播型」的對正在發生的新聞進行報道的理念。一個直播常態化、不問斷播出的新聞頻道其實就像一個內容不斷更新的網路。雖然網路也可以進行直播,但它的內容資源遠不及傳統電視豐富。當前,我國各級電視台的新聞頻道在直播常態化方面,由於思想意識、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原因,仍然不盡如人意,大部分全天候新聞頻道實際上只有其名而無其實,新聞重播率非常高。在目前新聞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電視新聞要守住自己的一方陣地,推進直播常態化也許是必需之舉。
在推進直播常態化,加速新聞傳輸時效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窘境,盡管傳統電視新聞媒體一直在努力提高信息傳播速度,但新媒體時代電視新聞的時效優勢已受到了極大挑戰,例如手機報、網路信息彈出窗口等形式各異的新聞傳播方式,其傳播時效性、接受便利性遠遠超過了傳統電視媒體。因此,更權威、深人、客觀和全面的報道,成了電視新聞保持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手機短訊、網路信息大都是簡單化的、碎片式的、表象性的,尚不能滿足公眾深人了解事實的需求,而電視台的職業化新聞團隊正可以在深度挖掘上有所作為。鳳凰衛視執行台長劉春認為,受眾對新聞需求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這就導致了傳統媒體因為「時效性」而輸給新媒體,卻因為「深度性」而成為眾多媒體類型中的佼佼者。可見,新媒體時代,電視新聞要保持自己的競爭力,就必須在報道形式上下足功夫,推進直播常態化,加強深度報道是可施之計。

7、傳統新聞媒體(報紙、雜志、廣播、電視)在新媒體的沖擊下應該如何發展???

報紙 、廣播、電視是公認的傳統媒體,他們屬於大眾性傳播媒體,近來炒的很熱的所謂新媒體包括INTENET,路牌、燈箱交通工具等戶外媒體以及樓宇電視、電梯廣告等社區媒體,另外人們竭盡所能地開發一切可以開發的注意力,POP、包裝物、電話黃頁、產品目錄等也成為了廣告載體,甚至人體、廁所牆壁也被納入了可供利用的廣告資源。
分析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第一點從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所面對的廣告對象來分析:電視,廣播這兩類傳統媒體,其某一時段節目或某一欄目可能是針對特定消費者的,但就整個媒體而言,其對象幾乎是全民性的,包括了各個年齡,各個文化水平,各個收入標准,各個生活層次的消費者。報紙的傳播范圍比較明確,既有國際性的,又有全國性的和地區性的,既有綜合性的又有專業性的,不同的報紙有不同的發行區域,即不同種類的報紙的覆蓋范圍各有不同,報紙之間有了不同的區域劃分,另外在同類的報紙中,不同的內容和讀者定位也使得各個媒體具備了不同的品牌形象,這為廣告主選擇不同的報紙作為廣告投放對象提供了方便。網路現在已經成為名正言順的第四媒體,由於其對操作者物質設備的要求,其對操作者文化水平的要求,其對操作者經濟收入的要求,天然的對廣大消費者做了第一層次的市場細分,從全體消費者中分離出了"網民"這一具有某些共同特質的消費者群。
對於戶外媒體而言,因為其本身就是廣告,在具體投放的時候,可根據不同的廣告目標,選擇不同的方式,如果目標是要樹立或加強品牌形象那麼在特定的城市內,戶外廣告往往選擇人流眾多、視野開闊、知名度高、影響力大的商業區域或區域游覽投放戶外廣告,在這種戶外投放過程中,往往針對泛目標人群;如果目標僅在於短期內銷售的提升,那麼就可以選擇在公車、候車亭、加油站、醫院、葯店、健身房甚至定位準確的一系列餐飲場所投放戶外廣告等,這些地方的特點是具有數量眾多、定義明確的目標受眾,具有產生良好的廣告效果的基礎。對於樓宇電視、電梯廣告等社區媒體而言,作為市場細分化了的住宅生活小區住戶在很多方面的消費特徵都有共性,如:收入狀況(樓盤售價決定)教育水平、消費特徵(和小區開發商倡導的文化品位,名人入住的領導效應有關)。因而社區媒體在有效到達和針對目標人群方面是最優的。綜上所述,在第一輪的比拼中,傳統媒體除了報紙之外在覆蓋的廣度方面幾乎可以達到全民性,但是在針對廣告主的目標消費者傳播方面輸於新媒體。
在廣告運營方面主要要根據產品的產品特性、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和目標消費群體對不同媒體的關注習慣等,採取最適合本產品的媒體進行廣告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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